孔子不懂不装懂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孔子

    孔子博学多才，他常常带着弟子周游各国讲学。

    一个炎热的夏天，孔子带着弟子子路，乘坐一辆马车，前往齐国讲学。马车过了几座桥，拐过了几道弯，停在了三岔路口的大槐树下。树下有一村翁在卖茶水。他看到马车停下来，就招呼他们喝茶。

    孔子下了车，走到村翁面前，很有礼貌地打听去齐国的路。村翁认出了孔子，拿起大碗茶递给孔子和子路，说：“先生的名言‘三人行必有我师’说得对极了，世上的学问，一个人不能都了解，要了解它，就必须学习，不耻下问。”孔子子说：“是的，就拿种地来说，我不如农夫；盖房，我不如泥瓦匠；做家具，我不如木工。”

    孔子不但教育学生树立诚实的学习态度，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

    有一回，孔子到齐国去，路上看见两个小孩正在辩论问题。这两个孩子各自坐在一块石头上，就像真正的学者一样，认真地争论着什么。

    孔子看了，觉得挺有趣，就对跟在身后的子路说：“咱们走了大半天，也该休息一下了。过去听听孩子们在辩论什么，好不好？”

    子路撇了撇嘴说：“两个黄毛小子能说出什么正经话来？”

    “掌握知识可不分年龄大小。有时候，小孩子讲出的道理，比那些愚蠢自负的成年人要强得多呢！”

    子路听出孔子话里有话，脸红了一下，不敢再说什么，只好别别扭扭地跟着孔子走了过去。

    来到树下，孔子站在一边，认真地听了一会儿。他看两个孩子各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就问：“你们在争些什么呀？”

    两个孩子瞥了孔子一眼，没顾上理睬他，仍然争论他们的问题。

    子路在一边生气了，他喝道：“你们这两个毛孩子，真没有礼貌！孔老夫子问话，你们怎么睬都不睬？”

    孔子止住子路，和蔼地说：“我叫孔丘，是鲁国人，看见你们争辩得这么热烈，也想参加进来，你们看可不可以呀？”

    其中一个孩子站起来说：“噢，原来你就是那个孔夫子呀，听说你很有学问。好吧，就请你来给我们评一评，看谁说得对。”

    另一个孩子也跳起来说：“对，让他来评评，肯定是我说的对！”

    孔子笑着说：“你们别着急，一个一个讲。”

    先前那个孩子说：“我们在争论太阳什么时候离我们最近。我说是早上近，他说是中午近。你说说是准对呢？”

    孔子认真地想了一会儿说：“这个问题我过去没有考虑过．不敢随便乱说。子路，你能回答吗？”

    子路在老师面前不敢信口开河，只好也老实地摇了摇头。

    孔子转过脸来对两个孩子说：“还是先请你们把各自的理由讲一讲吧。”

    第二个孩子抢着说：“我先说，早上的太阳凉飕飕的，一点也不热；可是中午的太阳却像开水一样烫人，这不就说明早上太阳远，中午太阳近吗？”

    第一个孩子接过来说：“他说得不对，你看，早上的太阳又大又圆，就像车顶上的篷盖那么大；可到了中午，太阳就变小了，顶多也不过一个菜盘那么大。谁都知道：近的东西大，远的东西小。所以，当然是早上的太阳离我们近了。”

    说完，两个孩子一齐看着孔子，说道：“好了，现在我们的理由都讲过了，你来评评谁对吧。”

    这下子，可把孔子难住了，他反复想了半天，还是觉得两个孩子各自都有道理，实在分不清谁对谁错。于是他老老实实地承认：“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以后我向更有学问的人请教一下，再来回答你们吧。”

    两个孩子听后哈哈大笑起来：“人家都说孔夫子是个圣人，原来你也有回答不了的问题呀！”说完就转身跑去玩耍了。

    子路望着他们的背影，不服气地说：“您真应该教训他们一顿！两个小毛孩子，您随便讲点什么，就能把他们镇住。”

    孔子说：“不，如果不是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不懂，我们怎么能听到这一番有趣的道理呢？在学习上，我们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只有抱着这种诚实的态度，才能学到真正的知识。这一点，你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司马迁写《史记》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论语·公冶长》

    司马迁（前145~约前86），西汉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10岁时，跟随当太史令的父亲司马谈到京都长安，开始诵读古文。20岁开始漫游，几乎走遍全国各地。考查了一些名山大川、历史古迹，访问了一些遗闻旧事，收集了丰富的史料，广泛地接触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丰富了文化素养和生活经验。38岁时，继承父业，被任为太史令，得尽读史官所藏图书、秘籍、档案及各种史料。42岁时，开始撰写《史记》。47岁时，李陵深入匈奴，因众寡悬殊，后继无援，兵败被俘，投降匈奴。他为李陵辩护，说了几句直言，触怒了汉武帝，被捕入狱。第二年被处宫刑，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他忍受了这奇耻大辱。两年后出狱，被任为本来由宦官充当的中书令，他更加发愤著书，55岁时，终于完成了《史记》这部划时代的巨著。

    司马迁写《史记》，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天，一个朋友前来探望，两人寒暄了几句后，司马迁便又伏案书写，手不停挥。朋友就拿起司马迁写好放在一旁的书稿，读了起来……那位朋友读着《李广列传》，见司马迁在传记里描写李广退敌、脱险、射虎，件件写得神采飞扬，维妙维肖……字里行间，充满了敬佩之情。

    朋友读完后，说：“你那么爱戴李广，为什么还写这个呢？”司马迁停住笔，凑过来一看，原来朋友是指他在文中写了李广公报私仇等缺点，司马迁还没回答，朋友又开口了，他说：“这样写将军的缺点，流传后世，岂不有损将军的形象吗？”

    “我写的是历史，信，是第一条，怎能以个人爱憎去歪曲历史真相呢？”司马迁反问道。

    “啊，原来如此！”朋友明白了。果然，司马迁同情项羽，却也详细地写出了项羽必然失败的命运；司马迁厌恶刘邦，但也写出了他必然成功的条件。朋友点点头，望着正在写作的司马迁，暗暗称赞：“他真是一个忠实的人啊！”吴兢至诚不改史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

    ——墨翟

    吴兢（670~749），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唐朝史学家。

    武则天时，吴兢进入史馆，负责编纂国史。他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忠于史实，不畏权势。

    唐中宗时，吴兢和史学家刘知几合作，撰写了《则天皇后实录》。有一件史实是这样的：武则天晚年有两个宠臣一个叫张宗昌，一个叫张易之，二张依仗武则天的宠爱，横行霸道。宰相魏元天死后，魏元忠建议武则天不该留二张在身边。二张知道后，对魏元忠恨之入骨，密谋诬陷魏元忠有谋反之意。武则天听信了谗言，将魏元忠逮捕入狱。张宗昌又暗中诱逼凤阁舍人张说出堂作证，说事成后，提拔他。张说只得答应了。同僚宋璟对张说说：“名义至重，鬼神难欺；万万不能伙同小人陷害忠良啊！”在同僚的激发下，张说在朝堂上言道：“臣确实没听魏元忠有此言，是张昌宗逼我作证的。”魏元忠才得以免死。

    吴兢对这件事，直言不讳，如实做了记载。

    张说担任了宰相。看到那段史实，感到很难堪，认为有损自己形象，就动了改史的念头。

    一天张说去国史馆，翻阅国史，假装说：“刘知几这人太不随和了，故意让我难堪！”实际他明明知道是吴兢写的。吴兢听了，立刻站了起来，说：“是我写的，史稿尚在，你不能错怪死去的刘知几！”史官们惊得变了脸色，吴兢毫不畏惧，仍坚持如实记载。

    吴兢不畏权势，尊重史实的精神，永远值得称颂。

    陈寿实写“诸葛亮传”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论语·颜渊》

    陈寿是中国晋代一位杰出的史学家。

    一天，他在书房里写《三国志》。刚写下“诸葛亮传”几个字时，表叔看他来了。在和表叔的谈话中，陈寿知道了一段史实：陈寿的父亲原是诸葛亮部下的一名将领。有一次因处事不当，受到诸葛亮的处罚，并且以军法处理。陈寿父亲受处分以后，精神受到打击，从此萎靡不振，郁郁寡欢，身体越来越坏，最后忧郁而死。听完这段史实，陈寿说：“诸葛亮纪律严明。父亲有错，改正就是，怎么想不通呢？”

    “你还为诸葛亮辩护，真是不孝之子。你自己又怎样呢？虽有才学，但几次考试都受到宦官的阻拦、迫害，想必你也记得吧！”

    说到自己，陈寿有直接感受，可是，这跟写诸葛亮传毫无关系。陈寿说：“咱们家的事与诸葛亮的为人怎么能混在一起呢？”

    “为什么不能混在一起？”表叔生气地说，“如果我表兄在世，他不会让你写诸葛亮传的。”当表叔有些消气时，陈寿说：“表叔，你说说，诸葛亮这个人，对汉朝忠心耿耿，一心扶助汉主。他严于律己，失街亭斩马谡后，自己要求降三级。他足智多谋，就拿空城计来说，没有一定的胆量是不行的。他的一生，百战百胜，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表叔听了陈寿的话后，觉得也有道理，但他不承认，只说：“你好好想想，我还有事。”就推托走了。表叔走后，陈寿反复思考了他的话，理清了写作思路。

    第二天，陈寿的同窗好友来了。陈寿把自己想写诸葛亮的心情，以及表叔的话，详细地告诉了他。想听听朋友的看法，朋友含蓄地说：“你是一个历史学家，是在写历史，而不是写家史。汉朝司马迁写《史记》时，他尊重史实，公正地评判历史事件和人物，不夸张，也不抹杀。所以，人们把史记看成是一部光辉的历史名著。”

    朋友的一席话，打开了陈寿的心扉，陈寿想：我是一位史学家，要做到诚实无私，像司马迁那样，敢于坚持真理，实事求是，而不能感情用事。思想通了，陈寿拿起笔，一气呵成，写完了《诸葛亮传》。后人说：《诸葛亮传》在《三国志》中，是一篇最好的文章。皇甫绩自愿挨打子张问行。子曰：“有忠信，行笃敬，虽蛮夷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论语·卫灵公》

    皇甫绩是隋朝时的一位名臣。他自小丧父，跟着母亲到外祖父家居住，与表哥、表弟一起学习、玩耍。

    小皇甫绩很聪明，读书、写文章，他的表哥表弟都不如他，常常受到外祖父的表扬。皇甫绩喜欢下象棋，但下不过表哥，他不服输，私下里反复琢磨。

    一天，皇甫绩要和表哥下棋，比比高低。表哥看看天，太阳已经偏西了，说：“该上课了，以后再下吧！”表弟也说：“耽误学习，爷爷会不高兴的。”但皇甫绩苦苦哀求，表哥有些过意不去，想：皇甫绩从小丧父，跟姑妈回来，爸爸和爷爷都说，凡事要让着他，不要惹他生气。想到这里，说：“好吧！咱们快点下完棋就上课，别让老师等咱们。”

    于是，他们三人就到谷仓里下棋，不知不觉地错过了上课的时间。

    外祖父知道了，生气地把他们三人叫到客厅责问，说：“你们知道自己错了吗？”“知道，我们耽误了学习。”表哥先认了错。

    “外公，这事是我的主意，与表哥无关！”皇甫绩说。

    “你表哥比你大，他应该懂得。你小，父亲又死得早，跟着他混是没出息的。”爷爷说完，狠狠地打了表哥30大板作为惩罚，并命他把落下的课立即补上。

    事后，皇甫绩深感内疚，但又不知该怎么办好。他向母亲认了错。母亲对他说：“你知错就好，做人一定要诚实，有错勇于认错，勇于改错，才是一个好孩子。”

    第二天，皇甫绩去找表哥道歉，并请求表哥代替外公打他30大板。表哥听后，哈哈大笑起来，说：“事情已经过去了，以后不要再犯就是了，挨打的滋味是不好受的。”

    皇甫绩急了，说：“表哥，如果你希望我长大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你就给我一个改错的机会吧。这次下棋明明是我的错，我欺骗了自己，而挨打的却是你，我现在知错，要改错，而你又不愿意我改，这样下去，会造成今后的大错的，请表哥三思！”

    表哥觉得皇甫绩的话有道理，就顺手拿起树枝轻轻地打了皇甫绩几下。

    皇甫绩说：“表哥，这样不疼不痒等于没打，也让我下不了改的决心。外公怎样打你，你就怎样打我！”说完，他趴在凳子上，让表哥狠狠地打了他30大板。

    打完后，皇甫绩爬起来说：“这才是我的好表哥，有罪同受嘛！”

    外公听说此事，对皇甫绩的母亲说：“这孩子真诚实，将来会有出息的。”晏殊诚实无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礼记·中庸》

    北宋时，一个竹篱笆围成的院子内，有几间瓦房被绿树环抱着，屋内传出一阵阵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只见教书的老先生停止朗读，放下课本，一脸笑容地和孩子们猜起了谜语，孩子们拍着桌子叫好，只有晏殊还在看书。孩子们一连猜出了几个简单的谜底后，就遇到难题了，硬是把晏殊拖了过来。由于晏殊平时对周围事物观察仔细，不少谜底都被他一一揭穿，获得了老先生的连连称赞。

    一日，老先生向自己以前的学生、奉旨巡察抚州（今江西抚州市）的王大人推荐晏殊，称这孩子聪明绝顶、才识过人。王大人听说有这等人才，马上约见晏殊会试。他们在官府花园谈诗作文，甚是投机。王大人见晏殊这么小年纪已能熟读史书经典、背诵古诗名句，非常高兴，只是他朋友的儿子阿元在边上有点心生妒忌。王大人想试探晏殊的创作能力，让他看景作词一首。想不到，晏殊只观察一会儿，便吟出被世人称绝的《踏莎行·晚春》，令王大人实在佩服，阿元则自叹不如。王大人回到京城开封（今河南开封市），急忙向宋真宗禀报此事，说是在江南发现神童一名，能熟读史书、精通诗文。宋真宗正想招募各种人才，听说后非常高兴，马上下令让晏殊参加开封的科举考试。

    开考那天，老先生亲自送晏殊到考场，嘱咐他说：“今天的科举考试不同寻常，他们不但年龄比你大，而且有的已是考场的老手，但我相信你的能力不亚于他们，考出你的真本事来！”晏殊连连点头称是，进了考场。这么个小孩进大考场，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王大人首先宣布考场纪律，随后发卷答题。阿元打开试卷看到题目后，不由得一阵紧张，心想怎么又是《晚春》，上回我就没有答出来，但他转念一想，如果把晏殊的词稍作修改，岂不成为佳作名篇，可以轻易博取功名？阿元高兴得笑出声来。

    这时，晏殊也打开了试卷，他以为自己看花了眼，定神一看，题目的确是《晚春》。晏殊高兴得心跳不已，他想这是多么难得的好机会，我只要把作过的词填上，一篇佳作不就出来了吗？这既不是作弊，又能保证取得好成绩。晏殊想到这里，眼前浮现出令人激动的场面：锣鼓喧天，鞭炮震耳，他头戴官帽，胸佩红花，骑着高头大马向乡亲们频频招手，好不得意，突然，晏殊耳边响起了老先生的声音：“孩子，你的成绩来得真实吗？做人的基本准则是要诚实，要是自欺欺人，即使能换来好成绩，得到金榜题名的荣耀，也摆脱不了良心谴责。”晏殊感到一阵脸红，马上提笔在试卷上说明原委，请求皇上重新出题，随即交给监考官王大人。众考生以为晏殊已答完试题，不由得大吃一惊，晏殊连忙解释了一番。宋真宗非常赏识晏殊这孩子的为人坦诚，便亲自给他出了试题。

    几天以后，发榜的日子到了。但张榜名单中竟有临场作弊的阿元，却没有晏殊的名字。宋真宗很关心晏殊的考试，问王大人晏殊考得如何？王大人不敢妄论，说皇上亲自出的题，还得由皇上钦定。宋真宗看过晏殊的试卷，大为赞赏。当即封晏殊为少年进士。

    后来有所作为的范仲淹、欧阳修等人都出自晏殊的门下。

    王安石两奏改错注

    学海迷茫未有涯，何来捷径指褒斜。

    ——赵翼

    公元1071年，宋朝大学者王安石接受了一道皇上的谕旨，命其组织学者重新注释《周礼》、《毛诗》和《尚书》。这可是个劳心伤神的事啊！因为那时候的资料并不详尽，检索手段也十分落后，要完成这些注释难度是很大的。

    担任《毛诗》注释的是王安石和他的儿子。父子俩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翻阅资料，反复推敲，细心审核，取得极大的成功，但也遇到了很多棘手的问题。《毛诗·豳风·七月》中有“八月剥枣”这个诗句，在前人的注释中，把这“剥”字注释为“去掉”。王安石父子根据诗中“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寿眉”的上下文，推出“剥者，剥其皮而进之，所以养老也”的新义。到1075年，全国发行《新经毛诗义》以后，王安石仍然忐忑不安，生怕书中有所疏漏。过了5年，王安石就此事接连向宋神宗上奏了折子：提出删掉“剥枣”的注释，认为“说文解字”应当和人们的共同看法相一致，哪怕是稍有不妥的地方，也必须纠正。

    原来，王安石惦记着注释中的“剥枣”一词，在秋收季节，他特意到附近的农村走了一趟。看到家家户户都忙着收割，就向村里的娃娃们询问：“你们的爹娘到哪里去了？”孩子们用他们那稚嫩的乡音答道：“去枣园‘打枣’去了。”王安石听了，茅塞顿开——噢，原来“剥枣”就是“打枣”的意思啊。于是，他马上赶回，上奏皇上，要求去掉他原来作的注释，按照实际的意思重新作注。

    这件事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后，王安石每当谈及，都不免内疚一番。心想，早知道这样，就应该在注释以前到农民的枣园里问一问，了解下剥枣的真正含义，怎能凭想当然妄下结论呢。

    黄炎培坦言政权兴衰

    学习是终身职业。在学习的道路上，谁想停下来就要落伍。

    ——钱伟长

    黄炎培是中国现代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重庆担任国民参政员，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后来还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他认为，抗战要获得胜利，建国要获得成功，必须先完成政府和民众的合作、中央和地方的合作、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及各民主党派的合作。他愿意为实现三大合作的目标尽力。于是，在1945年7月初，黄炎培访问了延安，当时他已经67岁高龄了。

    黄炎培看到，在延河两岸高高低低的峰壁上，凿着无数窑洞，都是老百姓的家；中国共产党中央、边区政府和八路军领导机关的房子，分布在山坡上下，和民间建筑没有多大差别。延安的军政人员不论男女，大都穿制服，朝气蓬勃；老百姓的衣料或是蓝色或是白色的土布，都很整洁。延安人最推崇的是劳动英雄，延安的干部讲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谋私利。黄炎培想，比起重庆来，延安前途是无限的。

    毛泽东欢迎黄炎培到延安来，和他畅谈了两个多小时。毛泽东问他：“您对延安的感觉怎样？”黄炎培想：“做人必须自己立定脚跟，切不可依墙傍壁，人家说好就是好，说坏就是坏。且必须服从真理。”于是，他坦诚地说：“我这一辈子活了60多岁，亲眼目睹了很多家庭、团体乃至国家都受着一种周期率的支配，就是它们在兴起的时候是朝气勃勃的，可是很快就衰亡了。因为创业初期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后来环境渐渐好转了，思想也就渐渐放松了。有的是惰性发作成风，无法扭转、无法补救了，有的是在它的区域、事业发展和扩大的时候，领导干部渐见竭蹶，控制不了越来越复杂的环境。一部历史，‘政怠官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够跳出这周期率的。希望中国共产党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这席话，受到毛泽东的赞扬，说：“这话是对的。”而且毛泽东很有信心地告诉他：“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回到重庆，写了《延安归来》一书，用日记方式详细记载了他亲眼目睹的中国共产党的施政政策和解放区的成就，以及领导人的作风，结果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抄家搜查。

    人民忘不了黄炎培的诚实正直，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竺可桢勇于坚持真理贵有恒，何必三更睡，五更起；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

    ——毛泽东

    竺可桢（1890—1974），浙江绍兴人，著名的气象、地理学家。中国现代气象事业创始人。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气象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

    竺可桢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是一条求实的道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坚持实事求是，这是他科研工作的原则，也是他做人的原则。他的一生始终信守这一准则。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提出“人定胜天”的观点，几乎成为中国全民信奉的信条。竺可桢对毛泽东是非常敬佩的。但他坚持在真理面前，敢说真话，从不盲目崇拜。竺可桢以他深厚的科学素养感觉到，不宜笼统地宣传“人定胜天”的观点，如果不尊重大自然的规律，一味蛮干，那么人不仅不能胜天，反而要破坏生态平衡，要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当时，有不少地方不讲科学，用土枪土炮轰击云层，以达到人工消除冰雹的目的。竺可桢经过深入调查，看出这种做法耗资甚大而收效较小，因而提出异议。他坚持认为必须对雹云形成机制进行深入研究，他指出不进行深入研究仅仅动员群众以土法消雹的做法，纯属劳民伤财之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敢于对此提出批评意见，力排众议，不怕冒着给群众运动泼冷水的罪名，这种诚实的科学态度是难能可贵的。

    1962年，竺可桢和著名人口学家马寅初等人，力主中国人口问题要有一个计划，不能盲目发展，提出管制生育已是当务之急。但是这个建议，却遭到以马寅初为代表的强烈反对。当年，竺可桢对一些地区，大批开垦荒地荒山，不顾水土大量流失的做法，也提出过批评建议。

    竺可桢是国内外最负盛名的科学家之一，在我国科技界和其他方面担任着许多重要领导职务，但他从不盛气凌人，不以权威自居。他平易近人，诚实可信，虚怀若谷，不耻下问，勇于并乐于改正过失。在学术讨论和日常工作中，他对别人提出的不同意见，总是虚心听取，认真正确对待。有时还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公开表示接受他人批评。

    竺可桢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勇于坚持真理的科研精神、为人处世诚实守信的品格，永远长存在人们心中。沙飞采摄新闻重实拍在只能说谎与沉默两者来选择，沉默也是好的。

    ——何其芳

    沙飞是我国著名摄影艺术家，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奔赴华北参加八路军，担任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摄影记者兼《抗敌报》社副主任。从此，他成了人民军队的第一个专职新闻摄影记者，哪里有战斗，他就奔到哪里去采摄新闻照片，或在报纸上发表，或者举办巡回展览会。抗战军民从沙飞摄影中看到自己战斗的形象，受到极大的鼓舞。

    有一次，一场战斗打响了，沙飞闻讯，带领一名年轻的记者赶赴前线。不料当他们赶到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了。沙飞一面为战斗胜利而十分喜悦，一面又为没能将战斗场面拍摄下来感到惋惜。

    这时，年轻的记者说：“沙主任，我去想想办法。”说着，他就走了。

    过了一会儿，青年记者回来，把沙飞带到一处战壕，那里蹲着几名战士。青年记者说：“沙主任！我上学时在学校演过戏，当过小导演。您看现在需要什么场面，我请来这几位战士照我们的口令重演战斗动作，不就可以补拍下来了吗？”

    沙飞皱了皱眉头，然后平静地对战士们说：“同志们！你们辛苦了，我给大家照一张集体相做纪念吧！”

    当战士们照完相高高兴兴散去的时候，青年记者茫然不解地说：“沙主任，您怎么把人都解散了？”

    沙飞严肃地说：“我们的任务是采访战斗场面，而不是演戏；我们要拍的是新闻摄影，而不是剧照。战斗场面只能在战斗过程中抓拍，怎么可以事后布置现场补拍呢？”

    青年记者满面疑惑，说：“事后补拍有什么关系呢？”

    沙飞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这可是新闻摄影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哟！”沙飞一边走，一边说：“新闻摄影必须忠实地反映现实。我们摄影工作者必须坚持新闻摄影的真实性，真实就是新闻的生命。”他顿了顿，接着说：“就拿刚才的事来说，如果我按你布置的现场拍了照片，不论是发表到报纸上，还是编入巡回展览的资料中，知情人就会说那是假的。这样的照片还能产生鼓舞人、教育人的力量吗？我们决不能用假现场、假新闻摄影来糊弄读者、糊弄人民！”

    青年记者听了，连连点头称是。但他接着叹了口气，说：“这么说来，我们这次采摄不到好照片了！”

    沙飞说：“不！我们虽然没有拍摄到战斗场面，但是战斗胜利了。我们去拍战利品，去拍战俘，同样也能让读者享受到胜利的喜悦！”

    就这样，沙飞在抗日战争和后来的解放战争期间，拍摄了数以千计的反映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各种题材的照片，将许多历史性的画面永久地保留了下来，同时带出了一支年轻的革命摄影队伍。谭其骧主编历史地图“圆滑”是虚伪和怯懦的表现。我们不可能靠圆滑去获得朋友，更不可能靠圆滑去赢得成功。

    ——罗兰

    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谭其骧是当代著名学者，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主席亲自委托他主编一部《中国历史地图集》，这是一项巨大的学术工程。为了完成这项工程，国家在复旦大学设立了“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1963年，10名还未毕业的大学生被派入编辑组，参加这项工作。谭教授对他们说：“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事业，我们最基本的原则是实事求是，一切遵照历史事实！”

    一天，谭教授检查新绘的草图，发现一张图上有明显的错误。他对绘制这张图的青年学者说：“这张图将当时的国界线绘错了，请改正过来。”

    过了几天，谭教授发现青年学者绘错的草图，原封不动，就问：“这是一张明朝的草图，而不是当代中国地图，你怎么把国界线画得跟现在一样呢？”

    接着，谭教授指着墙上的大地图说：“明代中原王朝的行政区域，在东北地区，达到了黑龙江的出海口，那里是奴儿干都司的管辖地。可是华北和西北呢？明代重修了万里长城，派了重兵驻守长城，而长城以外，在明代后期就是蒙古族控制的地区了。我们绘图必须尊重这个历史事实。”

    青年学者说：“先生，这会不会犯卖国主义的错误？”

    谭教授感到这个问题问得很奇怪，就问他说：“怎么会犯卖国主义错误呢？”青年学者说：“先生，如果强调这对中原王朝的实际控制线在长城以内，那么，会不会损害我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况且，有些外国人也在叫嚷：万里长城就是中国的边境。”

    谭教授耐心地说：“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你所说的那个外国，那时才开始在东欧兴起。”接着，谭教授举起教鞭，在墙上那幅大图跟前站定，说：“清朝鼎盛时期，中国领土约1300万平方公里，包括了长城内外。但是中国近代受到侵略，统治者丧权辱国，直到1946年，中国领土损失了300多万平方公里，还有960万平方公里，当然也包括了长城内外。至于明朝取代元朝后，领土的疆域不与今天的国境线重合，这是我们必须尊重的历史事实！总之，中原王朝的疆域，历代都是发展变化的。”

    可是，青年学者却说：“先生，有关部门的人说‘历史地图中凡涉及边界画法处，当然得听有关领导机构的意见，学者不应自作主张’；还说‘历代中原王朝边界只能画在现在的国界之外，至少与今天的国界相同，不允许以任何理由画在今天的国界之内，凡违反此原则者，即犯卖国主义错误’。您看呢？”

    谭教授说：“这种说法是最令人痛心的！”他说：“我反对将学术上的分歧上升为政治分歧。至于我本人，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们：图可以不出，主编可以不当，历史事实不能随便更改。这就是我主持编著这部《中国历史地图集》所坚持的态度！”

    谭其骧以这种严肃态度主持编出了一部科学的、真实准确的《中国历史地图集》。

    亚里士多德不让师

    凡是与虚伪相矛盾的东西都是极其重要而且有价值的。

    ——高尔基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的自然科学家、哲学家、思想家。他17岁时进了雅典“柏拉图学园”，学习数学、天文、音乐和哲学。

    这所学园的创办人是当时最有名的大学者柏拉图，他写了一部书叫《理想国》。在书中，柏拉图把全国的人分为三个等级：统治国家的“有智慧的人”、保卫国家的“勇敢的人”和从事生产劳动的人。他认为奴隶不是公民。

    亚里士多德非常尊敬和热爱他的老师，他经常提出问题向老师请教。有一回，柏拉图对学生说：“划在沙子上的三角形可以抹去，可是三角形的观念，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而留下来。”在柏拉图看来，天下万物都是由观念产生的，包括人类在内的现实世界，都是观念的影子。这种对世界的看法叫做唯心论。亚里士多德提出这样的问题：“树就是树，由种子长成，然后又结出果实，离开了实实在在的树，仅仅是头脑中树的观念，那又有什么意义呢？”他又问：“不是先有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三角形状的东西，然后在人们头脑中才有三角形的观念吗？”

    在学园里，亚里士多德经常和柏拉图老师争论，有时候，他把老师问得答不上话来。

    柏拉图非常看重亚里士多德，但又不喜欢亚里士多德怀疑自己的学说。亚里士多德认为柏拉图的确是一个很有学问的老师，能在这样的老师身边学习的确是一种幸福，所以，他在柏拉图学园一呆就是20年。但是，他对柏拉图的学说产生了许多疑点，在自己的疑问没有解决之前，他不盲从柏拉图。他说：“我爱我的老师，但是我更爱真理！”

    有一回，亚里士多德捧着《理想国》请教柏拉图：“老师，文学为什么在‘理想国’里没有位置呢？诗人为什么被驱逐出‘理想国’呢？”柏拉图说：“现实世界都是观念的影子，而文学艺术呢？那是影子的影子，当然不是‘理想国’所需。”亚里士多德不同意老师的论断，坦率地说：“老师，诗人的创作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可不是影子的影子！文化艺术作品可以给人以快感，也可以净化人们的情感，对人的道德可以产生良好的影响！哲学家是智者，可是文学家并不愚蠢，诗人可不能逐出‘理想国’呀！”

    柏拉图说：“亚里士多德，你又来同我争论了，你的思想像无拘无束的野马，应该给你戴上缰绳。”

    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没有被带上缰绳。公元前347年柏拉图去世，亚里士多德离开了学园，后来自己创办了学校，推动了古希腊教育和科学的发展。哥伦布寻求新航路凡在小事上对真理持轻率态度的人，在大事上也是不足信的。

    ——爱因斯坦

    一个偶然的机会，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读到一本书，书上讲人们生活着的大地不是方的，而是圆形的球体，所以应当叫“地球”。

    这使哥伦布十分好奇。他想，既然地球是圆的，那么向西航行就应该能够到达东方国家。大地是不是个圆形的球体呢？向西航行真的能到达东方国家吗？哥伦布脑袋里产生了一连串的问号，他决心解开这个大地之谜。

    1476年，哥伦布24岁了，他决定冒险进行一次向西的航行，探索通往东方国家印度和中国的海上新航路，并就此向葡萄牙国王提出了建议。不料他的想法刚一提出，就遭到了当时许多有学问的大学教授和哲学家们的非议，他们讥笑这位年轻人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疯子，把他向西航行到达东方国家的大胆设想看成是精神错乱的结果。

    不管别人怎样攻击他，哥伦布坚信自己的想法是有道理的，只是要实现西航的计划，没有当局的支持，自己既无船又无钱也无人是办不到的。1485年，他移居西班牙，继续争取西行。

    十几年过去了，哥伦布仍未成行，但他一直在争取着，等待着。后来哥伦布的这一远大志向传到了罗马教皇耳中，教皇让他去求助西班牙皇后，并送他65元钱作为去见皇后的路费。哥伦布用这点钱买了一套衣服，一头驴子，就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出发后只好沿途乞讨。

    哥伦布历尽艰辛总算见到了西班牙皇后。皇后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给了哥伦布3只船，可是没有水手还是不能出航。太危险了，谁都不愿去冒险，尽管哥伦布苦苦哀求，磨破了嘴皮子，可谁也不愿去送死。怎么办呢？哥伦布想，人们不去不就是怕苦怕死吗，干脆去找皇后，请求她释放狱中的死囚犯，答应他们只要航海成功，就免去他们的死刑，并给他们自由。皇后同意了哥伦布的请求，这样水手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

    1492年8月3日，42岁的哥伦布终于率领87名水手，分乘3只船从巴罗斯港出航了。他们顶狂风，战恶浪，历尽千难万险，横渡大西洋，到达了美洲的巴哈马群岛和古巴、海地等岛屿。以后，于1493年、1498年、1502年，哥伦布又三次率船队西航，到达了中美和南美沿海地带。这些地方对哥伦布来讲是一块完全陌生的土地，他误认为这就是东方的印度了。尽管如此，哥伦布仍然功不可没。因为他证实了大地是圆形的球体，而且当时美洲这块大陆还不为世人所知，所以人们都说哥伦布发现了“新航路”和“新大陆”。哥伦布虽然没有继续西航到印度和中国，但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却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富兰克林诚实治电学有疑问的时候，最好是说实话。

    ——马克·吐温

    富兰克林，1706年出生于北美波士顿城，由于家境贫寒，他只在学校里读了两年书，就不得不辍学了。12岁时，他在印刷所当了学徒，常到收藏家亚当斯那里借书来读。亚当斯是个爱书如命的人，在一般情况下他的书是不外借的。由于富兰克林非常诚实，一贯言而有信。每当他借来一本书总是很仔细、认真地阅读，还把书包上皮；如果必须在第二天归还的话，他就挑灯夜读，从不违约。所以亚当斯对他总是特殊优待。

    富兰克林经过自己的刻苦钻研成了著名的科学家，并对电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8世纪，电学领域中盛行“二流论”，即“玻璃电气”和“琥珀电气”是两种根本不同性质的电；电是由摩擦产生的。这是人们公认的理论，这种理论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

    但是，富兰克林对这种观点始终持怀疑态度。他做了无数次实验、推理，都没有找到答案。“屈从于这种观点吗？不！科学来不得一丝一毫的马虎，我一定要搞清楚事实的真相。”富兰克林想。

    他拿定主意，就亲自动手做实验。实验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富兰克林反复思考着。这一次，他请了两个人到自己的实验室，给他们每个人脚下垫一块绝缘蜡板，自己站在他们对面。他对其中一个人说：“请您用自己的手摩擦玻璃管。”随后，又对另一个人说：“请您去摸一下玻璃管。”最后，他又让这两个人分别接触自己，结果都闪出了电火花，这就证明两个人都带了电。

    为了进一步证实自己的实验，他又把实验稍微变动了一下，让他们再那样带了电以后互相触摸一下，结果没有火花产生，这又证明二人不带电了。

    富兰克林想：这是怎么回事呢？他们身上的电哪里去了呢？电“消失”又说明了什么？他又经过反复实验、观察，运用广博的科学知识，以惊人的洞察力和敏锐的判断力，充分研究了这“消失了”的电，最后，提出了电的“一流论”假说，从而推翻了传统的“二流论”假说，为近代电学奠定了“电荷守恒定律”的基本思想，即：电在本质上只有一种，并且不是摩擦而生，它本来就以一定比例存在于一切物质中，摩擦只是改变物质带电的状态，但是总电量并没有变化。

    富兰克林用实验的结果换来了科学的真理，得到了世界的公认。他一生有许许多多的发明创造，都是来源于他诚实治学的精神。藤野严格要求周树人学习之事，必须潜心研究，日积月累然后有所成就。

    ——林语堂

    藤野严九郎是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教授。他对学生十分真诚，也十分严格。

    藤野先生精专骨学、血管学、神经学。1904年，在他任教的班级，来了一位中国留学生，名叫周树人。一个星期后，藤野就让助手通知周树人，到他那摆满人体骨骼的研究室去谈话。藤野关切地问：“我写在黑板上的讲义，你能抄下来吗？拿来给我看一看。”又说：“以后每星期交来让我看一回。”

    藤野收了笔记本，第二天就发还了。周树人打开一看，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先生已经将他的笔记，从头到尾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而且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了。

    有一次，藤野又将周树人叫到研究室，翻开他课堂笔记本上的一幅《下臂血管图》，指着说：“你看，你把这条血管的位置移了一点。”周树人说：“我想，这么移一点位置。血管图可以好看一些。”藤野先生却认真地说：“自然，这样一移，的确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样的，我们没法改变它。”他把笔记本合上，递给周树人，严肃地说：“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完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不可以任意改动。”

    周树人明白了，先生是在教导自己：对待科学要十分诚实，来不得一点虚假，也来不得一点任性和主观臆想。不久，藤野先生带全班上“解剖实习课”。在实习台上，躺着一具具人的尸体，学生要按照教学的要求，操起手术刀，对尸体进行解剖，观察和记录人体骨骼结构、内脏位置、动脉血管和静脉血管的走向、神经系统的分布，以及其他种种作业。周树人发现，先生每提出一个实习要求，都注意地看他一眼，似乎是在嘱咐和鼓励他，便聚精会神地操作起来。

    解剖实习课上了大概一个星期，藤野先生又把周树人叫到研究室，高兴地说：“你的实习课上得很好。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

    在藤野先生严格要求和亲切鼓励之下，周树人在仙台医专勤奋地学习了两年，成绩很好，以致有的日本同学都嫉妒了。周树人明白，藤野先生这样器重自己，是真诚地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尽管周树人后来并没有操起医学的解剖刀，而是举起那治疗旧中国精神病态的文学之剑，成了中国当代铁骨铮铮的文学大师，但藤野先生真诚的关怀和教导，永远激励他勇敢地与旧中国的恶势力拼搏斗争。

    这位弃医从文的周树人，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大师鲁迅。卓娅坚持独立完成作业绝不要把你们的学习看成是任务，而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机会。

    ——爱因斯坦

    卓娅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一位青年女英雄，战前她和弟弟舒拉都是莫斯科的中学生。1941年6月，希特勒对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千百万青年走向保卫祖国的前线，卓娅和舒拉也都拿起枪和侵略者作斗争。卓娅在前线被俘，敌人百般折磨她，要她讲出军事秘密，卓娅宁死不屈，英勇牺牲了。苏联人民都十分热爱这位女英雄，称她为“丹娘”。战后，卓娅的妈妈写了一本书《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向人们介绍了她这一对英雄儿女成长的过程。

    当卓娅还在莫斯科上中学的时候，她就是一名诚实正直的好学生。卓娅的学习成绩很好，因为她每学一课新知识，都在课前“预习”；上课时认真听讲、认真回答老师提问，认真上好每一堂课；回家以后，要先复习，消化课堂学习的内容，然后再做“练习”，看看自己能不能用新学到的知识来分析问题、解答问题；一个单元课程学完后，还要进行系统的复习。卓娅严格遵守这样的学习步骤，功课自然很好。

    卓娅还养成了独立思考的好习惯，一定要真正掌握知识。有一次，她和舒拉一起在家里上晚自习（舒拉比姐姐年纪小，可是两人上同一年级，学的内容是一样的），这天舒拉已经做完作业了，可是卓娅还有一道难题解不开，舒拉就说：“姐姐，这道题我已经算出来了，来，我解给你看！”

    卓娅头也不抬，说：“不！我一定要自己弄懂它！”舒拉等了一小时，卓娅还是不理他，就生气了。他把作业本往桌角一摆，说：“姐，我睡觉去了！我的作业在这儿，解不出来你就自己看！”

    舒拉走了，卓娅还是没抬头，她把当天新学的概念和例题看了又看，反复思考着。头昏了，就站起身打盆凉水，冼洗脸，揉揉太阳穴。当头脑清醒一些时，又回到座位上展卷思考。啊！问题的关键终于找到了，她解开了这道难题！

    她整理好自己的书包，又把舒拉留下的练习本放到他的书包里。她的心情轻松了，因为是她自己找到问题的症结，是她自己求到正确的答案，是她自己通过诚实的学习掌握了知识！

    当老师发回作业的时候，她得了满分，老师还加上简短的评语：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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