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阳讲信义智传君命

    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

    ——《礼记·儒行》

    公元前595年，楚庄王拜公子侧为大将，申叔时为副将，率领大军包围了宋国都城睢阳，还造了几座跟城墙一般高的兵车，叫楼车，四面攻打。宋文公一面派大将华元率兵守城，一面派大夫乐婴齐到晋国去求援兵。

    晋景公接到宋国的求援信后，召集大臣们商议，是否出兵增援。大夫伯宗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他说：“楚国与宋国相距1000多千米，粮草运输困难，楚国军队不能在宋国持久作战。我们不必出兵，派一个使臣去宋国，只说晋国已起大军来救，要宋国坚持抵抗。要不了几个月，楚国就会自己退回的。”晋景公采纳了伯宗的建议，于是派大夫解阳到宋国去。

    解阳化装成老百姓来到宋国睢阳城外，被楚国巡逻兵抓获，带到楚庄王面前。楚庄王认识解阳，便问他来干什么，解阳就如实地说了。楚庄王说：“睢阳很快就要打下来了！你如果能对他们说，晋国有事，一时不能发兵，特地叫我来告诉你们一声，这么一来，宋国没有盼头了，一定会投降的，省得两国人民遭殃。我封你为楚国的县公，你看好不好？”解阳低头不语。楚庄王说：“你不答应，就杀了你。”解阳叹了一口气，说：“好吧！”

    解阳上了楼车，去同宋将华元对话。解阳提高了嗓子喊道：“我是晋国的使臣解阳，奉了晋侯的命令来传话。”城里头的人一听到晋国派使臣来传话，立刻挤了一大堆人，华元也在内。解阳接着说：“我走到城外，给楚兵抓住了，不能到你们那儿去了。晋侯亲自率领军队来救，很快就到，你们千万不要投降，要守住城。”城里的人高兴得大声欢呼。

    楚庄王一听，火冒三丈，立刻叫人把解阳弄下来，怒气冲冲地责问道：“你已经答应了我，怎么又失信？这是你自己找死。”解阳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我没有骗你，我是奉晋侯之命来的，现在我已经把命令传达完了，足见我是守信用的。反之，如果贵国使臣给敌人抓住，违背大王的命令，讨好敌人，你喜欢这样的臣下吗？”楚庄王想利用解阳的这种守信用的精神去教育他们的臣下，就又转过来称赞解阳是个忠义之士，把他放了，还赏给他一些银两。燕昭王以信招才不足于行者，说过；不足于信者，诚言。

    ——《荀子·大略》

    燕国是中原诸侯国中最北边的一个国家。燕昭王继任时，燕国已被子之糟蹋得残破不堪。国都蓟几乎成了一片废墟。他决心改革政治，加强军事，发展生产，使燕国强盛起来。燕昭王深知：要强盛没有各方面的人才是不行的。于是他就亲自到各地去访求贤才，对有专长的人都去登门求教，只要他们愿意，就聘请他们来朝廷做事。

    有一位名叫郭隗的人，很有见识。他在子之作乱时，不肯与这个野心家合作，隐居深山。燕昭王听说，亲自到深山里去登门求教。燕昭王对郭隗说：“齐国趁我国内乱之际，侵占了我们燕国10座城池。我们燕国被糟蹋得田园荒芜，民生凋敝，至今还站立不起来，令人十分痛心。因此，我诚恳地请求各方面的人士来帮助燕国，使国家迅速强盛起来。如何起步，今天特向先生求教。”

    郭隗见燕王有复兴燕国之志，为人又谦虚宽和，礼贤下士，言辞又诚挚恳切，就说：“大王所言极是，要想雪耻，就要使国家强盛起来。要想国家强盛，就要广招人才。要广招人才，就必须使举国上下都知道大王爱惜人才。要是人们都知道大王重视人才，那么天下的贤才就会争着立于大王之朝，来为大王效力了。”燕昭王说：“先生所言深合我的心意，可怎样才能使人们相信我是真正爱惜人才、重用人才呢？我确实是真心实意地求贤，怕是人们不一定理解我的心情。”

    郭隗没有立即回答燕昭王提出的问题，却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古代有个国王，他一心想得到一匹千里马。他出了好多钱，派了好多大臣到各地去给他购求。可是一连物色了三年，连一匹千里马也没买到。国王非常着急。有个给国王打扫宫廷的人，自我推荐说：“大王给我千两黄金，我能去给大王买到千里马。”国王求千里马的心情很迫切，就给他千两黄金，让他去买千里马。这人去了三个月后，一天返回朝廷，背回一颗马头来。他向国王回报说：“我找到了一匹千里马，可惜去晚了，等见到那匹千里马时，那马已经死了。我想，马虽死了，也还是千里马，就用大王的千金把它买来了。您看，这就是千里马的马头”。国王一听，十分恼火，说道：“我要你去买活的千里马，你却买了一颗死马的马头来，这有什么用？白白花去我千两黄金！”买死马头的人说：“大王息怒，这颗死马头不会白买。这里有个道理：大家若都知道一匹死的千里马大王都肯出千金购买，对活的千里马，自然会更重视的。天下的人都知道大王诚心诚意地要买千里马，那么要不了多久，千里马就会到大王这里来了。”果然，不到一年的工夫，这位国王就得到好几匹千里马。

    燕昭王听完郭隗讲的故事，问道：“先生您讲这故事的意思是……”没等燕昭王再往下说，郭隗就接着说道：“天下的事各不相同，但道理有些是相通的。大王如果真心实意地访求贤才，不妨从我郭隗开始，让我来给您当这马头吧。要是天下人都知道，像我郭隗这样的人都受到大王的器重，那些比我才能更高的人，自然就会不远千里来投奔大王了。”

    从此，燕昭王郑重地把郭隗请到朝廷来，拜他为老师，日夜和他商量复兴国家的大计。为了表示对郭隗特别尊敬，给郭隗以优厚的待遇。当时燕国的宫殿被战火烧了，燕王自己没有像样的宫室居住，和大臣们一起办事也是在临时搭的简陋草房内，却单独给郭隗筑起一座高台。在台上给他建筑了华丽的馆舍，又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恭恭敬敬地请郭隗到里面居住。还在这高台上放置许多黄金，任从郭隗花用。因此，人们都称这高台为“黄金台”。

    这件事很快传遍四方。人们都知道燕昭王是真心实意地敬重人才，礼贤下士，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人，都先后聚集到燕国来。著名的军事家乐毅从魏国来到燕国，善于带兵打仗的剧辛从赵国来到燕国，精通天文地理的阴阳家邹衍从齐国来到燕国……这样许多豪士云集燕国，经过几十年的共同努力，燕国又强盛起来。

    蔺相如冒死完成重托

    君子诚以为贵。

    ——《礼记·中庸》

    蔺相如，战国时赵人，原是宦官令缪贤的门客，后被赵王封为上大夫。

    他不仅是国家的重臣，而且是大智大勇、忠义守信之士。这件事还要从秦昭王想要赵国的和氏璧事件说起。

    战国时期（公元前283年），赵惠文王得到一块价值连城的和氏璧。秦昭王听说以后，非常想得到这块宝玉，就派使者去见赵王，说秦王情愿让出15座城来换取和氏璧，希望赵王答应。其实秦昭王并不是真心要用15座城换和氏璧，主要是想借机试探一下赵国对秦国的态度和力量。

    赵王觉得这件事很棘手，弄不好不仅要丢面子，白白失掉和氏璧，甚至于会和秦王翻脸，以至于让秦国乘虚而入。所以十分为难，就和大臣们商量，一时间也没有想出妥善的办法，又找不到合适的人出使秦国办这件事情。这时，宦官令缪贤向赵王推荐自己的门客蔺相如，说他是个有胆有识的人。赵王就把蔺相如召来，商量对策。

    蔺相如说：“秦国强，赵国弱，不答应不行。”

    赵王说：“要是把和氏璧给了秦国，而秦国却不给赵国城，怎么办？”

    蔺相如说：“秦国答应用15座城来交换一块璧玉，这个价值已是高出许多倍了。如果我们不答应，别人就会认为赵国理亏了；如果赵国同意把和氏璧送去交换，而秦王却不给赵国15座城，那么秦王就理亏了，别人就都会认为错在秦国。请大王考虑这件事的得失。”

    赵王说：“那么就请先生带着和氏璧去秦国一趟吧。可是万一秦王不守信用，怎么办？”

    蔺相如说：“如果秦国把城给了赵国，我就把和氏璧留给秦国，否则，我一定再把这块玉完好地送回赵国来。”

    于是，蔺相如就带着和氏璧到了秦国，把它献给秦王。秦王得到玉，十分高兴，并把璧递给左右侍女，让大伙儿传着观赏，就是不提换城的事。

    蔺相如站在殿堂上等了很久，心想：秦王果然有诈！可是璧已经落在他们手里，怎么才能拿回来呢？他急中生智，上前对秦王说：“这块璧虽好，但也有点小毛病，极不容易瞧出来，请让我指给大王看。”秦王信以为真，就吩咐把璧递给蔺相如。

    璧一到手，蔺相如立即退到一根大柱子旁边，瞪着眼睛，怒气冲冲地说：“大王派使者，说情愿用15座城来换这块璧。赵王本不愿交换，但考虑到两国的关系，所以诚心诚意派我把璧送来了。可是，我已看出大王并没有交换的诚意，现在璧在我的手里，大王要是强行夺取，我就宁可让自己的脑袋和这块璧一同碰碎在这柱子上！”说完，好像就要行动似的。

    秦上见此情景，连忙向他赔不是，又立即命令拿上地图来说：“请先生别误会，我哪能说话不算呢？”并把准备划给赵国的15座城指给蔺相如看。

    蔺相如暗想，决不能再上他的当了。就说：“赵王派我送璧之前，为了表示诚意，斋戒了五天，还举行了很隆重的送璧仪式。大王如果诚意换璧，也应当斋戒五天，再举行一个接受璧的仪式，到时我再把璧奉上。”

    秦王想：反正你是跑不掉的，就同意了。他吩咐人把蔺相如送回馆驿安歇，并派人把他监视起来。蔺相如回到馆驿后，暗中派一个随从的人，改扮成商人模样，带着和氏璧，偷偷地从小道送回赵国去了。

    等到五天后，秦王举行了接受璧的仪式，让蔺相如上朝献璧的时候，蔺相如不慌不忙地向秦王行了礼，义正词严地说道：“秦国自秦穆公以来，前后二十几位君主，没有一个是讲信用的。我怕再受欺骗，丢了和氏璧，对不起赵王，所以我早已把璧送回赵国去了。请大王治我的罪吧。”

    秦王一听，大发雷霆，气势汹汹地说：“是我欺骗了你，还是你欺骗了我？”

    蔺相如镇静地说：“请大王别发怒，让我把话说完。天下诸侯都知道秦强赵弱，所以只有强国欺压弱国，而决没有弱国欺负强国的道理。大王要是真心要那块璧，就请先把15座城割让给赵国，然后派使者随我同到赵国取璧，到时候赵国绝不敢不把璧交给秦国。”秦王听蔺相如说得义正词严，又有别国使者在场，不好翻脸，只好说道：“不过是为了一块璧罢了，不要为这件事伤了两国的和气。”

    结果，秦王只好让他回赵国去了。蔺相如以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以弱胜强，终于完璧归赵，实现了自己对赵王的承诺，完成了出使秦国的使命。孔僖敢做敢当巧伪不如拙诚。

    ——《颜氏家训·名实篇》

    孔僖，东汉鲁国郡（属今山东省）人，精通《古文观止》、《毛诗》。崔驷，东汉涿郡（属今河北）人，博学多才，当时与《汉书》的作者班固齐名。

    孔僖和崔驷曾同在太学读书，二人情投意合，常常一起谈天说地，谈古论今。这一天，又说起了先王汉武帝，认为：“他开始做天子，尊崇圣人的治国之道，五六年间，名誉已超过了汉文帝和汉景帝。可后来放任了自己，丢弃了先前的优点。真是‘谦受益、满招损’啊！”

    没想到，这些话被隔壁的书生梁郁听见了，上书皇帝，说：“崔驷、孔僖诽谤先帝，讽刺当今皇帝。”消息一传开，大家都为他们担忧。

    有人悄悄地出主意，说：“你们必须否认这件事。不然，罪可不轻啊！凭梁郁一口之辞，怎么可以服众呢？就说梁生想要假公济私吧！”孔僖摇头道：“我既然说了，又怎能不承认呢？况且我说的又没什么错误。”

    皇上把这件事交给刑部处理。崔驷决定去接受刑部的审讯。而孔僖上书辩护，道：“那些话我确实说过，并不想否认。所谓诽谤，是说实际没有而凭空捏造的。先王的政绩明确记载在汉史上，清如日月。我们的谈论，是直说史书上的记载，不是凭空诽谤。陛下做皇帝以来，并没有什么过失，我们为什么要讽刺呢？况且，陛下所做之事，天下人皆知，怎么能不让别人谈论呢？我以为，为人应胸襟磊落。假如我们批评得对，那就应该诚心改正。倘若说得不妥，也应该包涵宽容。如果陛下一意孤行，纵情于个人的恩怨，来大快自己的心意的话，就请杀了我们吧！可是，天下人会怎么看呢？他们会从这件事中窥测出您的心思，再也不敢直言您的过失了。我怕刑部轻易治罪，被屈含冤而死，那时再也不能为自己辩护了。可是，天下人会怎么评论呢？会把您看成怎样的君主呢？您又如何掩盖事实呢？现在，我已经小心郑重地来到宫门前，恭敬地等候着严厉的处罚。”

    汉章帝接到奏书后，说：“他说的没有错呀！孔僖为人诚实，表里如一，敢做敢当。这些品格都是不可多得的啊！”于是，立即下令不再追究，并任命孔僖为兰台令史。宋弘教人诚实守信以信接人，天下信之；不以信接人，妻子疑之。

    ——《物理论》

    宋弘，字仲子，东汉长安（今西安西北）人。汉光武帝时，他被提拔为负责监察、执法的中央高级长官。宋弘为官清正，尤其以诚实守信著称于世。

    有一次，宋弘和沛国（今安徽濉溪县西北）人桓谭交谈，见桓谭精通五经而不拘泥，批评俗儒而不乏真知灼见，很是敬佩，便推荐他当参政议政的议郎。在桓谭前去上任时，宋弘语重心长地嘱咐桓谭说：“你可要知道，我举荐你，是想让你以正直之道辅佐君主，做惊天动地的大事；而不是叫你去做那些只博得君主欢心的小事。可千万不要忘记啊！”桓谭点头答应，并重复了宋弘的嘱咐。

    光武帝听说桓谭擅长鼓琴，就让他弹琴，一而再，再而三。宋弘听说后，非常生气，派人把桓谭叫来。桓谭进屋，宋弘不给他让座，责备他说：“守信是人的重要美德。你曾亲口答应我，要以正直之道辅佐君主，做惊天动地的大事．可你竟然为讨好君主天天弹琴，耽误时光，空耗才华。你说是你自己改过，还是让我根据法律检举处罚你呢？”桓谭认错说：“虽是圣上让我弹琴，但非故意，是因为不敢向圣上奏明自己的职责，才造成失信的！”宋弘便让他走了。

    后来，光武帝大会群臣，叫桓谭弹琴。桓潭立时想起宋弘的话来，禁不住失去了常态。光武帝觉得奇怪，便问是怎么回事。宋弘离开座位，摘掉官帽说：“我向圣上推荐桓谭时，已经奏明了目的，就是希望他能以正直之道辅佐君主；而他呢，却叫您喜爱上了凡俗的音乐。他没有执行辅佐诺言，您没有履行用人的诺言。失信之过根源在我！我理应受到削职惩罚！”光武帝听了恍然大悟，由奇怪变为惭愧，由生气变为高兴，立时向宋弘表示了歉意，说：“爱卿差矣，失信之过在我一人身上，与你们无关。”这件事使桓谭很受教育，后来他坚决反对荒谬虚伪的谶纬神学，几次差点被杀，都坚持不悔。

    宋弘不仅严格要求别人，而且对自己更苛刻。他总是时刻约束自己言行一致。有一次，光武帝关心姐姐湖阳公主的婚事，细微地观察到她对宋弘有意。他就先让湖阳公主坐在屏风后面，召见了宋弘，试探道：“俗话说‘地位高了换朋友，钱财多了换妻子’，这是合乎人情的吧！”宋弘说：“不过我听说的是‘贫穷时候的朋友不能忘，一块度过贫苦生活的妻子决不能休弃’。”光武帝回过头来，对着屏风说：“事情不成喽！”

    了解宋弘的人都说：“宋弘确实是一个诚实守信的人啊！”高允不做违心事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内不以自诬，外不以自欺。

    ——《人生珍言录》

    北魏时的高允（390—487）奉命与崔浩一起修纂《国记》。在修纂中，他们继承了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直书国恶，不为尊者讳”。魏太武帝得知此事，十分恼火，以“暴扬国恶”为罪名，要将他们二人处以极刑。

    高允是太子的老师，太子得知此事，决心为自己的老师高允开脱罪责，太子要高允同他一起去晋见太武帝。事前，他再三叮嘱高允，一定要按他的意思回答皇帝的问话。太子在皇帝面前把罪责推给了崔浩。在这生死关头，高允没有按太子的话说，却据实承担了自己的大部分责任。太武帝听后大怒：“此甚于浩，安有出路！”意思是说，他这罪责比崔浩还严重，哪里还有开脱罪责的地方。

    太子见此情景赶快上前解释道：“高允他见皇上天威严肃，故时惊慌失措，语无伦次，平时我问他时，他都说这些是崔浩所作。”皇上听闻太子的这番解释，怒气稍有平息。但高允不肯做违心的事，不肯把罪责推给崔浩了之，于是他又抢前一步道：“太子这是可怜我，为了救我的性命，他平时并没有问过我，我也没有对他讲过此事，刚才我讲的是真话，不敢妄言。”

    太武帝被他的诚实感动了，于是就赦免了他，但命令他起草惩处崔浩的诏书，要他在诏书中写明，自崔浩以下，僮吏以上128人皆夷灭五族。然而，高允又直言极力劝谏，拒绝草拟诏书。太武帝又大怒，后经太子再三拜请，才又得到太武帝的赦免。

    李沆不奏密报

    人无忠信，不可立于世。

    ——程颐

    在封建时代，皇帝周围的大臣在奏报公事之外，往往还要私下里向皇帝秘密报告一些事情。

    从皇帝方面来说，是想通过这些秘密报告掌握宫内外的一切动态，监视大臣们平时的言行和人品。从大臣们的方面来说，这样做除了可以打击自己的政敌，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以外，还能够以此来赢得皇帝的信任和宠幸。

    这些秘密报告的内容，一般都是别人私下里的言谈举动。它们有时能够起到揭露阴谋、打击权贵的正面作用，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它们却成了陷害他人、抬高自己的一种手段。在封建时代，由于皇帝的提倡和赏识，大臣们几乎没有不打秘密报告的，他们把这当做是一种荣耀，因为这就说明自己是皇帝的心腹大臣。相反，秉公处世、不私下打报告的人倒是极少数了。

    宋真宗时的宰相李沆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

    李沆在当时是很受宋真宗信任的一位大臣，常常有机会单独和皇帝讨论国家大事，但是他从来没有向皇帝秘密奏报过其他人的隐私。他在皇帝面前怎么说，在朝廷上照样也怎么说，从没做过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事情。

    有一回，李沆和另一位大臣发生了意见分歧，起因是对一位官员的处罚问题。这个官员在宋朝与西夏国的战争中，未能将粮草及时运到军中，按军令该斩。李沆听说后，对事情做了一番调查，认为应该免这人的死罪。他在朝廷上据理力争，指出此人失责的真正原因是有人故意延误发粮时间，嫁祸于他。就算他有一定的责任，也不该判死罪，何况此人很有才干，而且一向勤勉谨慎。功大于过，杀了他，是国家的一大损失。

    另一位却认为：无论责任大小，都应该斩首，这样才能严明法纪，警戒他人。李沆和这位大臣各抒己见，争得面红耳赤，谁也没能说服谁，只好把此事送交刑部再去研究。

    同李沆争论的这位大臣平时就对李沆不满。经过这次争论之后。他更是怀恨在心，认为李沆是故意和自己过不去。为了报复，他派人四处散布说：李沆和犯罪的官员有私人交情，所以徇私枉法，包庇坏人。他还暗地里向宋真宗告了一状，说李沆不仅目无朝廷法纪，而且一向独断专行，连皇上的话也不怎么听。

    与此同时，李沆却正忙于其他公务，早把争论的不愉快忘记，所以，尽管朝中议论纷纷，他却根本不知道。后来，有人提醒他防备暗算。他听后笑了笑说：“我诚实办事，诚实对人。既然问心无愧，怕什么暗算！”

    再说宋真宗，他对李沆的人品还是比较了解和信任的。听了那位大臣的密报之后，他半信半疑，很想听听李沆这一方面的意见。这天下朝之后，他吩咐太监把李沆叫到偏殿。

    等李沆来到以后，宋真宗身着便装，神态安闲地叫李沆坐下，还叫太监上茶。李沆知道皇上又要单独和他谈论政事，心情也轻松下来。果然，宋真宗先同他谈起近来边防上的战事，又说起南方遭水灾等紧要的问题。说着说着，宋真宗话锋一转，突然问起对那个官员的处罚来。李沆没有准备，愣了一下，说道：“此事臣已经有详细的奏报送上来。陛下还没有看过吗？”

    真宗不动声色地说：“朕只是想亲自听听你的陈述。”

    李沆就把自己的意见一一讲了一遍，然后又强调了这人的才干，说眼下正是国家用人之际，应该给他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李沆陈述完，见宋真宗似乎还想听下去，便问道：“陛下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这一问倒把宋真宗问得愣了一下，他说：“你的意见都讲完了吗？是否还有什么不便说的，尽管说吧。”

    李沆答道：“臣的想法都说了，此事就请陛下裁断吧。”

    宋真宗沉吟了一下，说道：“你看某某这人怎么样？”真宗指的就是那个告李沆状的大臣。

    李沆认真地答道：“此公有宰相之才，唯有一点缺憾，就是气量狭窄。但还算是一位称职的大臣。”

    真宗点点头说：“好吧，你先回去，那件事待朕再斟酌一下。”

    李沆刚起身要走，宋真宗忽然又问了一句：“其他大臣都曾向朕密奏过事情，你为何从没有过密奏呢？”

    李沆转身跪下答道：“臣以为，我辈身为朝廷大臣，所做的都是朝廷上的公事。既然是公事，为何不能公开在朝堂上讲，而要密奏呢？凡是需要密奏的事情，我看除了为国家除掉谋反的奸臣之外，大都有不可告人的动机。臣一向反对这样的行为，怎么敢学着去做呢？”

    真宗听后没说什么，挥挥手让李沆退下。

    李沆走后，宋真宗站在那里，沉思了一会儿。他想：“像李沆这样一个光明正大、诚实正派的人，是决不会徇私枉法的。看来，我对那些打秘密报告的人倒是要警惕一下呢。”

    从此，宋真宗更加信任和依靠李沆了。

    子皮让相扶子产

    此谓诚于中，形于外。

    ——《礼记·大学》

    子皮，是春秋时期郑国的执政大夫。他在执政后期，特别注意了解部下，准备从中选拔自己的继承人。他发现大夫子产很有才能，出使晋国，不辱君命。子产到陈国参加结盟时，看到陈国有些官员不安抚百姓，预见到陈国不久就会灭亡，建议国君不能亲附他们。子产又为人正直仁爱，不与骄傲奢侈的贵族为伍。所以子皮决定把相国的职务让给年轻能干的子产。

    有一天，子皮把子产请到府中，对他说：“我已经老了，你正年轻有为，要把国家治理好，全靠你了。我想把执政的事情交给你。”

    子产听后又激动又不安，说：“我没有您的威望高，朝中受宠的人又那么多，他们能听我的管理吗？”

    “你就放手去做，我带头执行你的命令，带领群臣听从你的安排，谁还敢触犯你。你就好好地管理国政吧。”

    “郑国是个小国，又夹在晋、楚两个大国之间，该怎么治理呢？”

    子皮开导他说：“咱们国家小，但照样能富强起来。对大国要搞好关系，但又要拒绝他们干涉内政。内修国政，外结友邦，我们就站得住脚！”

    子产执政以后，对有势力的贵族既给以任用，又加以限制，使他们做该做的事，又不准许他们胡作非为。那些忠诚俭朴的，就听从他，亲近他；骄傲奢侈而又违犯政令的，就依法惩办。

    郑国有个骄横的贵族叫丰卷，打算出去打猎，用新猎获的野味祭祀祖宗。把人马集合好之后，才向子产去说明情况。

    子产没有答应，他说：“只有国君祭祀，才用新猎取的野物。一般人只要大致够用就可以了。你不能为了祭祀而出去打猎。这是郑国礼法明文规定的。”

    丰卷听后大发雷霆，认为子产刚当上几天执政，就敢对自己说东道西，是对自己的轻蔑，要给他点颜色看看，回去以后，就召集部属、家兵，来围攻子产。

    子皮听说之后，就赶到子产府上，阻止丰卷胆大妄为的行动，并把他驱逐出境。丰卷只好狼狈地逃到晋国去。子产在子皮的有力支持下，把郑国的事越办越好。

    有一天，大夫然明对子产建议说：“应该把乡校毁掉，以免百姓在那里聚会，议论国政的得失。”

    子产制止说：“不能毁掉。人们一早一晚做完了事情，到那里游玩，来议论政事的得失，这不是坏事情。他们认为好的，我就推行它；他们所讨厌的，我就改掉它。这是我的老师呀。我只听说过，用多做善事来减少怨恨，我没听说过靠权威来防止怨恨。权威能马上制止议论，但这就像给河水筑堤一样。洪水到来，冲毁堤防，伤人一定会多，不如加以疏导。”

    子产的一席话，说得然明不住地点头。

    子产执政的第二年，子皮想让尹何管理自己的封邑。子产说：“尹何太年轻，恐怕不行吧？”子皮说：“这个人谨慎顺从，我特别喜欢他。让他去学习一下，他就更能知道怎样办事情了。”子产向来尊重子皮，但在这个问题上，他坚持说：“您是郑国的栋梁，栋梁折断，椽子会崩散，我将被压在底下，不敢不说出心里话：对于珍贵的锦绣，您肯定不会让初学的人剪裁，封邑是您安身的地方，您却让初学的人管理。您为锦绣所想的，可大大超过了封邑。我认为您的做法不够妥当。”

    子皮惭愧地说：“你这真是肺腑之言，还是你站得高，看得远，都怪我老糊涂了。以后我的家事，也听凭你去办理。”娄师德荐才诚既勇兮又以武。

    ——《楚辞·九歌·国殇》

    娄师德是唐朝武则天称帝时的宰相。

    一次，武则天单独召见娄师德，和他谈论政事。谈话中，武则天问娄师德有没有可以担任辅政大政的人才。娄师德听后，未多考虑，极力推荐了狄仁杰。事后，武则天果然采纳了娄师德的意见，将狄仁杰从外地召回京城，和娄师德一起同任宰相。

    狄仁杰任宰相后，并不知道正是由于娄师德的举荐。相反，他在心中倒是总记着过去和娄师德的一些不愉快的过节。而且，因不久前他曾遭受到一些政治迫害，心里总怀疑是娄师德在里边起了不好的作用。因此，常常当着武则天的面讲娄师德的不好。

    时间长了，引起了武则天的注意。

    一天，武则天在便殿和狄仁杰闲谈。闲谈中，武则天有意问狄仁杰：“娄师德的品德好不好？”

    狄仁杰话中带刺地说道：“他带兵守边时，有过战功，至于他的品德好是不好，我不很清楚。”

    武则天接着又问：“他能发现和举荐出色的人才吗？”

    狄仁杰却说：“我和他在一起，没有这方面的感受，也不曾听说过。”

    听到这，武则天哈哈大笑，对狄仁杰说：“你还不知吧，你能当上宰相，正是由于他的举荐呀！”接着又说：“依我看，没有比娄师德做得更好的了。”随即找出了娄师德的荐表，让狄仁杰过目。

    事情出乎狄仁杰的意料之外，他感到十分惭愧，感叹地说：“娄师德的度量这么广阔，我的全身都给包涵进去了，却还一点不知道人家，可见，我比他差远了！”

    从此，狄仁杰主动接近娄师德，很快两人的关系密切起来，共同辅佐武则天管理国务。

    不久，北方的契丹国出兵犯境，攻陷了一些州郡。敌兵烧杀抢掠，百姓纷纷逃难。这时狄仁杰和娄师德一同率兵出征，抵御敌兵。他俩互相配合，分路出击，杀退了敌军，收复了失去的州郡，使边境居民重新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魏文侯排谗信乐羊诚无垢，思无辱。

    ——刘向

    魏文侯名斯，是公元前446年至公元前397年在位的魏国君主，是一个很重信义的人。那时，魏国的邻国中山国有一个叫乐舒的人，经常率兵袭扰魏国的边境，魏文侯决定消灭他。但是委派谁带兵合适呢？

    大臣翟璜推荐了一个人，叫乐羊，他文武双全，很会用兵，翟璜说他一定能攻克中山国。魏文侯召见了乐羊，听乐羊作了一番敌我形势的分析以及我方应采用什么战略战术的谋划后，非常满意，就决定派乐羊统率大军开赴前线。

    乐羊出兵以后，就有一位臣子对文侯说：“我觉得乐羊担不起这项大任，因为他是乐舒的父亲，哪有父亲真肯出力带兵打儿子的道理呢？”魏文侯说：“我已经和翟璜商量过，翟璜说了乐羊是反对乐舒去扶助中山国的，我同乐羊谈话也证实了这一点，你不必怀疑。”

    这时前方传来了消息：乐羊率魏军一连打了几个胜仗，势如破竹，长驱直入，已把中山国团团围住，只是乐羊围而不打。魏文侯听了捷报，很高兴，同时又关切地问：“为什么只围不打？”前方来的人说：“因为乐舒出面恳求不要再打，乐羊一边责备他帮助中山侯行不义，一边同意暂时不打，但要乐舒劝中山侯出降。”

    第二天，一本奏折呈交到魏文侯面前，请求魏文侯立即从前线召回乐羊，因为父子情深，乐羊能听乐舒劝说停止进军，也有可能再听乐舒劝说，反叛过去哩！魏义侯皱了皱眉头，把奏折推到一边，说：“乐羊只围不打是对的。我军劳师远征，正好休整一番！”然后，他派人到前方去慰劳军旅。

    前方又传来消息：中山侯不仅不投降，而且把乐舒捆起来，吊在城楼顶。魏文侯忙问：“魏军进攻了没有？”来人说：“乐羊下令继续围困中山都。”

    第二天，又一份奏折呈送到魏文侯案前，说：“赶快撤换乐羊，这个统帅已经靠不住了，因为他不可能让儿子死于军前！”魏文侯又皱皱眉头，说：“这种猜测毫无根据！”他又把奏折推到一边。

    不过几日，乐羊攻克中山都，即日将凯旋。魏文侯说：“让我亲自到城外迎接吧！”当乐羊统率大军浩浩荡荡地回到魏都的时候，魏文侯摆下酒宴，为乐羊庆功。席间他问乐羊：“乐舒在哪呢？我想赦免他呢！”乐羊说：“这个忤逆之子，城破之前已被中山侯处死了！”

    这时，翟璜把进军过程中那各种不利于乐羊的非议告诉他，嘱咐他立功后要谦虚谨慎。乐羊明白了，望着迎风飘扬的军旗，感慨地说：“这次出征中山国的胜利，与其说是我乐羊军事上的成功，不如说是主上信任将领在道义上的胜利！”秦孝公诚信用卫鞅人先信而后求能。

    ——刘安

    公元前361年，秦国21岁的年轻君主孝公在都城雍州即位执政。这时，齐、楚、魏、燕、韩、赵六国，都很强大，唯独秦国地处偏远，经济落后，政治上也没有什么地位。秦孝公感到迫切需要有一番作为，说：“谁要能献出妙计，使国家迅速强大起来，那就照他说的办！”

    一天，一个年轻人风尘仆仆地来到秦国，求见孝公，他就是卫国的公孙鞅。孝公先后三次接待了他，两人谈得十分投机。

    公孙鞅说：“如果要使国家强大，就不能沿用老办法；如果要使百姓得到实惠，就不能保留旧体制。”秦孝公说：“太对了，快说说你的具体办法吧！”

    公孙鞅说：“变法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要实行四条办法：一要奖励耕织，惩办倒买倒卖；二要奖励军功，反对打架斗殴；三要把百姓组织成什伍单位，稳定社会秩序；四要限制贵族的特权，不立新功就不能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秦孝公说：“真是好主意！那第二步是什么呢？”公孙鞅接着说：“第二步要实行三条：废井田开阡陌；统一度量衡；将全国统一设置成31个县。另外，还要鼓励父亲和成年的儿子以及兄弟分家而居。”秦孝公听完，兴奋得忘了自己的身份，用两膝跪行到公孙鞅的坐席前说：“真是好极了！我让你当左庶长，主持这场变法！”

    公孙鞅的变法主张，虽得到孝公的赞赏和支持，却遭到守旧贵族的激烈反对，甚至连太子也犯了法。公孙鞅奏告秦孝公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变法的阻力，往往来自高高在上的那些养尊处优的人们。太子犯了法，是由于他的老师没有引导好，必须处罚太子的师傅！”秦孝公说：“照你制定的条例办。”于是，就在太子的两位老师的脸上，刺下“犯法”两个字。另有一名贵族，名叫公子虔，公然反对废井田，开阡陌，放高利贷时照样大斗进，小斗出，破坏度量衡的新制度。公孙鞅又奏告秦孝公，秦孝公再次说：“照你制定的条例办。”于是，公子虔被判处“劓刑”，割掉了鼻子。

    公孙鞅不但主持变法，而且向秦孝公请战，亲自带兵攻打魏国，打了大胜仗，占领了魏国在黄河西岸的大片土地，立了一大军功。

    秦孝公自从采用了公孙鞅的变法措施以后，国家一天天兴盛起来，形成“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乡邑大治”的社会风气。在诸侯中，秦国的地位骤然上升。秦孝公感觉到了自己这一代，秦国又富强了，非常满意，当公孙鞅从伐魏前线回来以后，秦孝公就把“於”“商”十五邑，封给了他，号为“商君”。后世称公孙鞅就叫商鞅。腹醇信守墨家原则内不自诬，外不诬人。

    ——韩婴

    腹醇是战国时代墨家学派的一位大学者。公元前337年，秦惠王继承了王位，一心想使国家更加强大，于是他把腹醇请到宫中，征求意见。

    腹醇说：“我们墨家的原则是，一要根据古代圣王的先例行事，例如大禹，他勤劳为民，治理洪水，为人民做了大好事，人民就拥护他；二要了解当前百姓的需要，符合人民需要的主张，都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三要制定政治措施，才能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

    秦惠王说：“先生提出的这三条原则很好。现在我再请教您：如果有人打架斗殴，怎么处理？如果杀了人，又该怎么办？”

    腹醇说：“我们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也就是说：人和人之间要互相爱护，在友好交往中，共同得到最大的利益。因此，我们墨家最反对打架斗殴致伤人命。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的原则是‘杀人者死，伤人者刑’，也就是说，要分别处以死刑或徒刑。”

    秦惠王说：“先生这一席话，使我心中有数了，为了秦国社会的安定，我要向全国人民宣布：‘杀人者死，伤人者刑！’”

    一天，两名军士来到腹醇家中，腹醇的儿子见了，吓得浑身发抖，直喊：“爹爹救我！”腹薄问：“怎么回事？”两名军士说：“禀告先生，您家公子打架斗殴，出了人命，所以要捉拿他！”腹薄说：“儿呀，果真这样的话，为父也没法解救你了，你跟他们去吧！”

    腹醇眼看着军士给自己的儿子上了枷锁带走了，心里十分难受，因为这是他的独生子啊！没想到不多久，儿子轻轻松松地回家了，说：“爹爹，王上降恩放我回家了！”

    腹醇一想，不对！他整了整衣冠，就去求见秦惠王。秦惠王说：“先生是为您儿子的事来的吗？我已经下令把他释放了，他没事儿了。”腹醇说：“大王啊，我的确是为我儿子的事儿来的，但不是为了释放他，而是想问清楚：为什么释放他？”

    秦惠王听了觉得十分奇怪，说：“先生啊！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您都已经这么大把年纪了，又只有这么一个儿子，您又是我所尊敬的先生，国家大事我还需要借重先生的智慧和经验，我有什么理由不开释您家公子呢？”

    腹醇严肃地说：“大王啊！我十分感谢您的好意。但是，我们墨家之所以主张‘杀人者死’，是为了禁止乱杀人，之所以主张‘伤人者刑’是为了禁止乱伤人。禁止随意杀人伤人，这是治理国家的大原则。现在，大王虽然赦免了我那犯罪的儿子，可我却要信守我们墨家学派的治国原则！”

    尽管腹醇只有一个儿子，但他犯了杀人罪，最后还是在腹醇的坚持之下被处死了。萧何谏刘邦任将才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

    ——《礼记·儒行》

    公元前206年的一天，刘邦坐在军帐里生气：自己被西楚霸王项羽封做汉中王，带着队伍离开了咸阳城向西南行进，三天前到达南郑，没想到才安营扎寨，就有人来报：“丞相萧何夺过一匹军马，开小差跑了！”“萧何一向忠心耿耿，为我出谋划策，也不知自己哪儿怠慢他了，竟然连声招呼也不打，就跑了！”

    刘邦正在闷坐，军营中忽又传来消息：丞相回来了！刘邦赶忙迎出去，一见到萧何就拉住他的双手，半是气恼半是欢喜地说：“别人开小差还好说，我待你不薄啊，你为什么也背叛我跑了？是不是吃不了这点苦了？”

    萧何哈哈大笑，说：“天大的误会！我哪能背叛你跑了呢？我是为你去追一个被埋没的将才呀！”刘邦忙问：“追谁？”萧何说：“韩信呀！”

    刘邦一听“韩信”，半天没想起是谁，后来终于记起来了：“韩信？不就是那个小小的治粟都尉吗？管押运粮草的。”萧何说：“可别小看他，那可是个大将之才！”于是萧何就对刘邦将韩信介绍了一番：“两个月前我们开始行军，一天傍晚扎营后，我看到一位青年在一边叹息，他就是韩信。我问他为何叹息，他说：‘可惜汉王没能利用机会和民心，一举夺取天下。封到汉中那个偏僻地方，难以发展。’我说：‘西楚霸王势力正盛，汉王一时尚无机会呀！’他却说：‘不然，项羽表面强大，其实很虚弱。第一，项羽太残忍。各路兵马灭了秦，他纵容军队杀人放火，活埋秦军20万俘虏，烧掉阿房宫，失了民心；第二，项羽当初和诸路军马有约：谁先攻进咸阳城，谁就当关中王。可是我们主公攻下咸阳后，项羽只派他当汉中王，说话不算数，失信于人。依我看，这正是主公可利用的大好时机，假如主公只愿在汉中泡着，那我可不愿意跟着他苦熬了。’三天前，咱们的队伍一到南郑，他就跑了。我认为韩信有大将之才，咱们不能失掉韩信，我急了，拉上一匹马就去追他。总算追回来了。大王啊，你得好好用这个人啊！”

    刘邦听完，漫不经心地说：“看在你的分上，我提拔他当将军得了。”萧何说：“只让他当个将军？那主上还是留不住他的。”刘邦说：“那就派他当大将军，行了吗？”萧何说：“韩信当大将军的确合适，不过，不能随随便便地派他当，必须举行隆重的仪式，才能表示主上对他的信任与重用。要不，他还会跑的。”

    刘邦问：“举行什么仪式？”萧何说：“要选个吉日，斋戒沐浴，设高坛，在全军面前，恭恭敬敬地将大将军印授给韩信，宣布全军由他统率！这样，韩信才会全心全意帮主上争天下！”

    萧何说服了刘邦，刘邦隆重地封韩信为大将军，以后韩信果然施展了才能，十面埋伏将项羽重重围困，战胜了西楚霸王，协助刘邦统一了天下，建立了强大、统一的汉朝。张释之执法中渭桥君子不失口于人，故言足信也。

    ——《礼记·表记》

    张释之是汉文帝时的司法首长——廷尉。一天，汉文帝派人押送一名犯人，指示廷尉严加惩办。张释之立刻坐堂审问，说：“你知罪吗？”

    犯人叩头说：“小民知罪！知罪！小民不该冒犯皇上的车驾！”

    原来这名犯人是个乡下人，今早要进长安城，走到中渭桥，恰恰碰上迎面而来的皇上的车队，就回避到桥下，待车队从桥上过去以后，他才从桥下走出。不料皇上的车马并没有走远，而是停在了桥的两头。他大吃一惊，拔腿就跑。他这一跑，把皇上车驾的辕马惊了，颠得皇上坐都坐不稳。皇上一生气，派骑兵追上去把他抓回来，送交廷尉治罪。张释之问清了案情，处以罚款，就把犯人放走了。

    文帝一听张释之这么处理，十分震怒，说：“此人惊了我的辕马，幸亏这匹马性情温和，不然岂不是把我伤了吗？我让你处理，你该杀掉他，怎么反而把他放了呢？”

    张释之听后认真地说：“国家制定了法律，天子就应当与天下百姓共同遵守。这个乡下人并不是特意要惊皇上的辕马，如果重办这个人，国家法律就会在人民心目中失去信用！”

    看到文帝怒气未消，张释之接着说：“这个人在中渭桥冒犯了陛下的座驾，陛下盛怒之下，派人追去把他杀了也就罢了，因为人们尚能理解。可是陛下把他押送到廷尉这里，廷尉执法就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公平量刑。如果廷尉断案不公，那么，天下用法的轻重，就失去了标准，老百姓就手足无措了，所以廷尉执法，决不可失信于民，望皇上冷静思量！”

    汉文帝想了想，说：“张廷尉断案正确，量刑准确。不能让国家的法律失信于民，中渭桥事件，就这样结案吧！”祖逖信守渡江誓言我宁愿以诚挚获得一百名敌人的攻击，也不愿以伪善获得十个朋友的赞扬。

    ——裴多菲

    公元313年，晋朝大将祖逖带着一支一百多人的队伍，渡江北伐后赵的石勒。船到江心，祖逖面对滚滚东流的长江，思索着这次出征的任务，不禁心潮起伏，感慨万千。他站在船头，仰首向苍天发誓：“我祖逖如果不能平定中原，光复祖国，誓不南渡大江！”说着，举起一把长桨，往船舷猛力一击，木桨“啪”地一声折成两段，断头飞落入水，被激浪席卷而去，转眼间就不见了踪影。这时，全船将士慷慨悲歌，斗志昂扬，大船像箭一样地冲开水面，向北岸飞去……祖逖生长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西晋王室的八个藩王为了争夺帝位而互相混战，而以刘聪、石勒为首的匈奴族和羯族的贵族集团，乘机起兵反晋，攻入中原，占据了长安、洛阳和整个中国北方，灭亡了西晋王朝。

    生活在这样动乱的时代，祖逖从小就立下为国效劳的大志。他24岁时，和好朋友刘琨同屋睡觉，一天凌晨，野外鸡叫，刘琨骂了一声，翻个身还睡，祖逖也被吵醒了，却说：“公鸡报晓，正是男儿为国健身的时候，起床吧！”从此，他俩每当鸡啼第一遍就起身练武，史称“闻鸡起舞”。

    祖逖渡江以后，就驻屯在淮阴，自己动手冶铸武器，招募了两千多名爱国志士，日夜操练。此后又以这些人为骨干，发动人民讨伐石勒。祖逖知道石勒是个不可轻视的对手，就打算用计谋战胜他。当祖逖和石勒争夺蓬陂城的时候，石勒占据西城，祖逖控制东城，双方巷战了40天，不分胜负。祖逖就在汴水一带截断敌人的运输线，同时命令1000多名士兵用布袋盛土，装做运输粮饷模样，并故意让几名担米的士兵，假装辛苦疲乏，掉队在路旁休息，等石勒的士兵出来抢劫时，便都弃担而逃。石勒的饥兵抢到米后，以为祖逖的粮饷充足，斗志旺盛，便降的降逃的逃，溃不成军。

    从公元316年至321年，祖逖先后收复了安徽、河南一带大片土地，使黄河以南的失地大部分光复了。正当他准备把战线推向黄河以北，打到石勒的老巢，完成统一大业时，东晋王朝发生了动乱，他忧愤地死在了前线。他信守了自己中流击楫的誓言：一过大江就勇往直前，永不回头，为光复祖国，至死方休。

    武则天信用徐有功

    口惠而实不至，怨灾及其身。

    ——《礼记·表记》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皇帝，很有作为。公元690年，她宣布将国号由“唐”改为“周”。这一做法受到一些大臣的反对，她依靠一批酷吏如周兴、来俊臣等人，用严刑峻法来镇压反对派。

    有一回，7名大臣被捕，周兴等人判了他们死罪。武则天这次则想从轻发落，说：“古人之所以杀人，是为了禁止乱杀人；我这一次想反其道而行之，用放生来制止杀人。我要赐这7名罪犯不死，大家说行不行。”来俊臣抢着说：“以生止杀真是陛下仁慈的发明，比古人高明多了。但是这7人罪大恶极，还是不要从他们开始吧！”话音未落，另外一位大臣立即上前启奏说：“陛下提出了慈悲宽大的办法，我是完全拥护的，天子无戏言，您已经说不再杀他们，就不应再杀他们，但是来俊臣故意违背陛下的旨意，如果听了他的，将此7人杀掉，那么陛下今后用什么来示信于天下呢？”

    武则天一看，这位大臣是司刑副官徐有功，官职比来俊臣小得多，却敢理直气壮地说话，心中暗暗高兴。于是大声说道：“徐卿说得有理，这7人一律免死！”接着，武则天又说：“寡人一向赞赏敢说真话的人，徐有功敢说真话，寡人任用他做‘左肃政台侍御史’，负责复审大案要案，我想他一定能尽量避免冤案！”

    徐有功一听，连忙跪下辞谢，说：“臣难以承担这么重大的职责！”武则天感到奇怪，说：“寡人提拔你，为什么要推辞呢？”徐有功说：“陛下用臣下任执法高官，臣下若守正行法，就一定要招来许多诽谤，那样就会置臣下于死地了。”武则天一听乐了，说：“我这‘左肃政台侍御史’，就要用敢于守正行法的人来当。我倒要看看一个守正行法的人怎么会死！”

    武则天于是放手任用徐有功。徐有功在复审案件中，改正了许多周兴、来俊臣等人重判的案件，救活了许多人的性命。

    一次，来俊臣将一宗大案呈奏武则天，并要处死案犯。武则天一看，是涉及一件谋反的案子，正要对案犯判死刑表态，徐有功说：“陛下，这件案子臣下复审时，已认为不应当重判。”武则天很奇怪，问：“为什么？”徐有功说：“此案的主犯已经处死了，本案犯是从犯，经查，与主犯并无直接勾结，处死则是朝廷不当！”

    武则天不爱听“朝廷不当”四字，周兴乘机说：“徐有功故意为死囚说话，其罪当诛！”武则天大怒，说：“来人，将这个故意为叛逆说话的人，推出去斩首！”

    徐有功当场被绑了起来，当他被押出殿门时，回头看武则天一眼，义正词严地喊：“臣虽死，法终不可改！”说完，挺直胸膛大步迈向刑场。

    这时，长安城内一片肃静，刽子手正等待着行刑的时刻。武则天的情绪渐渐平静了一些，突然想起徐有功说过：“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徐有功确是履行了“守正行法”的原则，处死他倒是自己失去信用了。于是，她下了紧急命令：“快传旨，赦免徐有功，官复原职！”

    武则天任人以信，徐有功官复原职后，那一批酷吏的气焰也就不得不收敛些了。

    寇准坦言国家大事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礼记·中庸》

    寇准是宋太宗时的一位大臣，一生诚实正直，敢说真话，连对皇帝也不留情面。有一回，寇准在宫中和皇上说事儿，皇帝听得不合心意，站起身来就要走。寇准说：“事没说完呢，您怎么走了？”他追上几步，扯住宋太宗的衣服往回拉，说：“坐下坐下！咱们还得谈。”直到皇上回心转意把事儿办完，他才退下殿来。

    公元991年闹旱灾。那时皇上挺迷信，以为天灾是天公故意不作美，就问大臣：“朝廷有什么事办得不好吗？”寇准应声答道：“怎么没有？咱们国家执法不公平。”太宗一听，又是寇准出难题，心里十分生气，宣布退朝。可是太宗冷静下来想想，又把寇准请到里屋说话。寇准说：“皇上您把管钱粮的太膏寺和少府寺的大臣叫进来，我就说。”太宗传旨叫主管太府寺和少府寺的大臣进来，寇准说：“前一阵儿逮了两个贪污犯。一个叫祖吉，贪污受贿，斩了；一个叫王淮，贪污受贿，数目比祖吉大得多，可只打他几十大板就放了，还官复原职呢！这不是国家执法不公平又是什么？”皇上问主管二府的大臣：“实有其事吗？”二人说：“没错儿。”皇上问：“怎么回事？”寇准说：“那还不是王淮的哥哥王沔利用他‘参政’的大权包庇他！”太宗一查是实，就把王沔撤职了。

    一天，太宗找寇准商量：“听说太子也不守法，怎么查他？”寇准说：“那好办。找一天约太子和他的部属去参加一个重大的典礼，陛下派人去搜他住的东宫，看看有什么不遵守法律的证据。”太宗就照这条妙计办，一搜，哎呀，东宫关着好多人，还有许多刑具：有的是剜眼珠子的，有的是挑脚筋的，还有的是割人舌头的，太残忍了。证据俱在，太宗就把太子废了。

    那么立谁做太子呢？太宗又找寇准商量。寇准说：“陛下为天下选择储君，不可找后宫的后妃商量，也不可找近臣商量，因为后妃和近臣，都难免有私心。选太子，只能由陛下自己拿主意，选出在天下人心目中有威望的人来。”太宗低下头想了好久，最后，他让两边的人都退去，征求寇准意见说：“让襄王做太子可以吗？”寇准说：“没有比做父亲的更加了解自己的孩子了，愿陛下立即决定下来吧！”

    当宋太宗向全国宣布立襄王为太子的时候，开封城都轰动起来了，说：“真少年储君也！”宋太宗听了，反而不高兴了，对寇准说：“人心都归向太子了，那把我往哪里放？”寇准听了，就一拜再拜说：“陛下，我向您表示祝贺了，因为人心归向太子，表明陛下的确选出了在天下人心目中有威望的人做太子，这是社稷之福啊！”

    正因为寇准诚实正直敢说真话，所以宋太宗说：“我得到寇准这个人，就好比唐太宗得到魏征一样！”何叔衡秉公改错判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礼记·大学》

    何叔衡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21年7月，他和毛泽东一起，代表湖南省共产主义小组，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从此，他忠诚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一生。

    1931年，在闽赣中央革命根据地，何叔衡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执行委员、中央检察部长和中央苏维埃临时法庭主席等重要职务。他信守实事求是的司法原则，对于犯人，要重罪重判，轻罪轻判，无罪不判（罪），错判必纠（正），判决要以确凿的证据为依据。

    1932年5月的一天，瑞金县基层法院报批一个案件，一个名叫朱多伸的罪犯被判处死刑。何叔衡展开案卷一看，呀，这个朱多伸已经72岁了，他侵用了一点公粮，被判成反革命罪，处以极刑。何叔衡想：该犯有没有反革命动机呢？应当进一步复审。通过调查，何叔衡了解到，朱多伸组织过游击队，参加革命后，和白军作斗争非常坚决。侵用一些公粮只属于一般的刑事罪，根本算不上什么反革命罪。于是，何叔衡改判朱多伸“监禁二年”。

    何叔衡信守实事求是的司法原则，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但是，有些把持领导岗位的人却攻击他，说：“只有那些有意曲解苏维埃法律的阶级异己分子，或者那些崇拜资产阶级‘司法神圣’的书呆子或俘虏，才会用苏维埃法律替反革命辩护或减轻罪行！”同时，他们还把何叔衡的职务撤销了。

    何叔衡受到了这么严重的处分，但是他说：“我在政治上从来没有动摇过！”他坚持认为，为革命事业掌管司法大权，必须采取审慎而稳妥的工作方针，不该杀的人，决不能杀，该杀的罪犯，也要证据确凿才能杀，决不能滥杀，决不能让法律失去严肃性！王季思诚以任事、诚以待人求珍品，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讲堂誉，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

    ——“同仁堂”里看诚信

    王季思是中山大学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长。1986年被定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从他治学、待人和对己都体现出一个“诚”字，给我们作出了表率。王教授常说：“当教师，不能不懂装懂，更不能文过饰非。坦诚地承认自己的不足，这表明你在进步，也可以让学生懂得应该诚以任事，诚以待人。”王季思教授不但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早在20世纪50年代，王季恩教授就以《西厢记》作为研究中国古代戏曲的突破口。《西厢记》语言清丽，使人读来满口生香，如“萤窗雪案”、“书剑飘零”等词句都充满诗意。可是，正是它那文采本色兼具的语言，夹杂着大量的典故和元代的方言俗语，阻碍着人们理解它每字每句的准确含义。于是王教授就参照先人的考据和训诂，以严谨的态度注释《西厢记》。他注意掌握第一手资料，几乎阅遍了元人的散曲和杂剧，写了大量的札记和资料卡片，细心地与话本散曲及同时代的杂剧的例句排勘比较，纠正了前人许多注家的臆断，给予了确切的解释。他在注释《西厢记》及《元曲选》等所做的各种各样的资料卡片共有三四箱。可见他治学是何等诚直严谨。当他经过长期不懈的探索，出版了《西厢五剧注》时，引起了学术界强烈的反映。曾有人写诗嘲笑他“不爱六经爱五剧”。其实这正表明王教授独具慧眼，认识元代散曲杂剧这优秀文化遗产的宝贵价值。

    50年代，王教授的注意力转向明清戏曲，他选择的突破口，则是《琵琶记》与《桃花扇》。他对《桃花扇》作了认真的校勘和注释之后，又写了“校注前言”，他在这篇论文中，从历史剧创作的发展全局来考察《桃花扇》的价值，其意义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分析，具体地体现出他的一贯主张：搞研究，切忌空疏抽象，游谈无根。而应从具体问题入手，通过微观剖析，再进入宏观掌握。所以他无论研究王实甫还是孔尚任，都是以此为基点，脚踏实地，扩展到戏曲发展的全局作透彻的了解。

    王教授今年87岁了，1990年已经退休。但他退休以后，依然坚持研究。清晨起来，就坐在书桌前，一个字一个字地认真审阅批改校稿。老年人嘴角容易流涎，他怕弄脏书稿，就戴上口罩伏案写着、读着，耕耘不辍。

    王季思教授对待学生始终是诚恳无私的。即使他现在已是白发苍苍的龙钟老者，他诚以待人的心更是“老而弥坚”。他对后辈送来的论文、论著逐字批阅，圈圈点点，连标点也不放过。他常说：“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他所藏的资料，随便让门生们翻检、借阅。他对学生的关心、教育，可以说是终身的。陆定一同志的夫人严慰冰，1934年曾在江苏松江女子中学读书。当时王教授曾给她上国文课和历史课。后来严慰冰在题为《五十年如一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他批改作业很认真，好句子打双圈，错别字加上框框。”“我1982年离休后，偶尔为报刊写些短文，老师看到后，他还像50年前一样，仔细为我批改。刊物字小，排得又密，老师因患白内障视力太差，特用另纸抄过，将刊物与改件用挂号信寄给我。”这种诲人不倦的诚挚精神令人感动。

    1979年春节，王教授到学生宿舍去探望学生。当他了解到同学们对一位任课老师的教学颇有意见时，就默记在心里。使同学们料想不到，他这位系主任在新学期开始上该科第一节前，他竟先颤巍巍地走进教室，诚恳地对同学们开导说：“大家对任课老师的意见我是知道的。不过，你们也许不知道，任课老师遭遇坎坷，他20年没有教课。今天，他能走上讲台，这已经很不容易了！”这位任课老师铃响后来到教室，看到同学们十分安静，又看到作为前辈的王教授准备听他讲课，不禁一怔。在讲课中，王教授几次走上讲台，亲手替他擦黑板。开始他有点手足失措，但很快就明白过来了。下课时，同学们一齐起立向任课老师致意，他却对着王教授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搀扶着老人家，一起离开了课堂。同学们当时被这情景感动得眼睛湿润。从此，大家对这门功课听得特别用心，任课老师也越来越受到同学们的欢迎。过了许多年，同学们还常常谈到那幕动人的情景，同学们从王教授身上看到了他那“诚以待人”的美德。

    1981年，《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一书，登载了王季思教授的一篇自传。文章末尾，他加上了一段“附记”，说明传文是助手整理的，评价很不全面，因而他着重补写了自己的不足之处：“传文对我过去走过的弯路，如在学术上贪多务博，主次不分；在历次运动中的随风俯仰，缺乏主见等，没有指出。尤其是我到大学教学后，安于书房生活，脱离广大群众，反映现实的诗歌与散文越来越少写。这是应该作为切身的教训来向读者说明的。”

    可见王季思教授对己又是何等正直坦诚啊！有的人极力粉饰、美化自己，而他勇于向读者自我解剖，作为一位享有盛誉的前辈学者却是难能可贵的。马寅初敢说真话丈夫一言许人，千金不易。

    ——《资治通鉴》

    马寅初，中国著名的人口论专家，经济学家。他一生不仅在学术研究方面有所建树，而且素以敢说真话而备受人们尊敬。

    抗日战争时期，马寅初在重庆大学商学院任教时，由于他敢于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现象，曾被蒋介石在歌乐山软禁过。但这并没有使马寅初屈服，相反更加坚定了他的革命立场。

    马寅初说：“我这个人呀，叫我不讲真话不行。我有一句座右铭：讲别人讲过的话是容易的，讲别人想要讲的话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想要讲别人不敢讲的话，就不容易了。我就是要讲别人想讲而又不敢讲的话。”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有一次，学院请马寅初为全院师生员工作报告。报告的前一天，院长改变了主意，不想如期进行了。原来是校长听到了国民党政府要派特务进行捣乱的消息，担心马寅初教授生命有危险。

    当马寅初听到这些情况之后，十分平静地对院长说：“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要说真话，总是要得罪人的。讲假话，讲大话，不仅没有生命危险，还会博得国民党政府的青睐，甚至可以升官发财，请您放心，我会对付的。”

    报告会如期进行，整个商学院大礼堂座无虚席，连附近大学的师生也来了很多人。国民党特务也趁机混了进来，情况十分危险。

    马寅走上主席台，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但是人们也开始疑惑不解，因为马寅初教授还带来了女儿，还有四个大汉抬着一口木制棺材。

    这时，马寅初走到台前，镇定自若地说：“今天，我来作报告，大家有些疑问，我为什么要带女儿来，而且抬来一口棺材。我想，今天的报告，我为了真理不能不讲呀。我带来了棺材，是准备吃特务分子的子弹的；我带来了女儿，是让她亲眼看着特务分子是怎样卑鄙地向她的父亲开黑枪的，好让她继承我的遗志，为了真理，要敢于说真话。”然后，他把话锋一转，开始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他摆了国民党政府的种种腐败现象，四大家族如何垄断了中国的经济，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还得交政府规定的这个捐，那个税，他大声疾呼：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再忍下去了……他的话，像一把火点燃了人们的情绪，欢呼声、掌声响成一片。混进人群的特务分子，看到形势对他们不妙，一个个偷偷地溜走了。

    报告后，据说蒋介石写信给马寅初教授，叫他别在大庭广众中作报告了，如果他要“高官”，政府给他官做。马寅初教授看后，把信烧了，说：“我要真理，我要讲真话！”

    马寅初为了坚持真理，不怕牺牲，敢讲真话，在战争年代，是何等的可贵！充分表现了一位中华民族优秀分子光明磊落的胸怀、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坚定的革命立场。张爱萍诚招天下将其事信。

    ——清·薛福成

    《观巴黎油画记》

    张爱萍是一名高级将领，也是戎马一生，手不释卷的儒将。他不单足智多谋，胆识过人，而且非常注重感情，团结人，信任人，重求信义。他笃信“天下之事，成于同，而败于异”。抗日战争初期，他同周恩来同志一起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做统战工作，当时周总理亲自赠给他宋代程颐说的一句话，叫做“以诚待人者，亦以诚而应”。他坚信不疑，并经常以此教育和影响自己的下属。正因为他具有这些宝贵的品质，所以，在频繁的戎马争战中，他与同事精诚团结，克服了无数困难，为党和人民屡建奇功。

    在中国人民海军建军史上，就记载了他以“诚招天下将”的，这样一段历史佳话。

    1949年初，党中央发出“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命华东军“着即组建海军，务必于49年底以前能够配合陆军取下台湾。任张爱萍为华东海军司令员兼政委，着手组建人民海军。要在一年时间内，完成组建海军任务谈何容易。一无完整战舰，二无海军海上作战指挥人员以及驾驶舰船、谙熟海军技术人才。从陆军选调上来的兵源，也是未见过海的“旱鸭子”。按照惯例，训练一个航海官需六到九年，一个舰上操作兵需二到三年正规训练。

    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张爱萍采取一个大胆的办法：“招贤纳士”。即从原国民党海军人员中，广罗人才。当时，要做出这样的决定，要拿出很大的勇气。有人对这个办法有很大顾虑，认为靠不住。可张爱萍认为，在他们这些人中有不少人，当初投笔从戎，献身海军事业，并不完全为一党一派的私利，而为了抵御外侮，保卫国家免受帝国主义的欺负。在建设强大的海军问题上，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他的想法得到上级肯定之后，立即在全国沿海各大城市设立了招罗原海军人员的登记处。通告一经发出，原国民党海军一大批重要骨干闻讯应召，应验了张爱萍的想法。在登记名单上，除一般人员外，还出现了原海军高级将领：曾以鼎中将、周应聪少将、曾国晟少将等名字。正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徐时辅是一位知识渊博、海军事业的匡世之才，但他又是国民党最高当局的一名亲信，担任过国民党海军司令部办公厅副主任，是国民党海军司令的把兄弟，蒋介石亲自接见他，并授给他“中正奖”。开始时，徐时辅自己有顾虑，怕不被接纳，在我军当时也有人说：像他这样的人，能诚心为建设海军服务吗？张爱萍却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国民党逃往台湾的关键时刻，他听从了我地下工作者的劝告，没有跟着走，而受到通缉，说明他有爱国心，我们有共同愿望，不能拒之门外。”于是张爱萍亲自接见徐时辅，作了彻夜长谈，面对这位海军全才，恳切地对他说：“欢迎你参加人民海军，建设海军，我们没有经验。希望你真诚合作……”徐时辅被张爱萍宽厚待人。赤诚相见感动得热泪横流，当即表示愿意参加人民海军。贡献力量。自此以后，张爱萍吸收他参加海军建设的重要会议，任他为华东海军训练处副处长，放手使用，充分信任。

    使徐时辅终生难忘的是1949年8月份，张爱萍与徐时辅，及其他国民党原海军高级将领一起被毛泽东接见，并合影留念。徐时辅那时34岁，还没有与在北京的未婚妻完婚，张爱萍便催促他尽早去北京完婚。徐时辅爱人的父亲是伪国大代表。有人说：“只他本人就够复杂了，还有这么一个老丈人，张司令何必这么张罗呢？以后怎么说得清？”张爱萍非但没有接受好心劝告，还亲自在北京为徐时辅主持了婚礼。婚礼上，张爱萍祝词说：“祝你们幸福，共同进步！”张爱萍就是这样带着共产党人的赤诚，走进了徐时辅的心扉。张爱萍对徐时辅并非出自一般关怀而已，而是出自真心诚意，在他亲手制定的人民海军建军原则上，是这样写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人民解放军陆军为基础，团结原海军人员，共同建设人民海军。徐时辅被党的政策感召了，也被张爱萍人格力量震撼了，他说：“我要以心换心，把我的全部才华奉献给新中国的海军事业。”自此以后，徐时辅夜以继日地工作。华东海军部队根据徐时辅制定的计划，仅仅用了三个月，就把一批批“旱鸭子”训练成初步懂得海军知识和操作技术的海军人员，与经过学习思想面貌焕然一新的原海军人员，联袂登上了舰艇。不久，一支用多艘舰组成的人民海军，突然出现在东海洋面。人民海军刚刚诞生就威镇海疆，使敌人闻声丧胆。先后配合人民解放军陆军部队解放了滩浒岛、嵊泗岛、舟山群岛及一江山岛；一举击沉了国民党主力舰“太平号”巡洋舰。徐时辅为新中国海军事业的初创，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张爱萍在创建中国人民海军过程中，以“诚招天下将”，也与原国民党海军人员之间建立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革命情谊。在“文化大革命”中，徐时辅等人也受到了冲击，张爱萍不顾身家性命，背着“招降纳叛”的重压，出具证明：“工作是我要他们做的，有问题找我好了。”后来，海峡对岸经常传来原国民党当年把兄弟飞黄腾达的消息，但徐时辅始终不悔。每谈到张爱萍，他老人家用手抹着泪说：“人生难得一知己啊！”他与张爱萍在共同的事业中，结成了患难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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