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资本的增长效应，绝大部分是你所想象不到的，或者说，是资本的运作者所想象不到的，假如资本拥有生命，能够自己进行思考，它一定会被自己的膨胀吓上一跳。

    资本是个什么东西

    正式开始之前，我们不妨先来闲扯上几句。

    按照历史书上的划分，晚清时期是从1840年开始的，这时候的大清国，跟电视里康熙、乾隆那时候的盛世已经基本不沾边了，好像打那以后，大清国就没有打过一次战争，当然，他们也没有认真地打过。于是，就有了历史书里那些读起来让人丧气不堪的篇章，一写就是一百年，比中国男足的恐韩症还长一点。

    不过，国运是一码事，人物就是另一码事，在那个破烂不堪的时代里，名臣一点没见少，掐指一算，似乎比盛世还多出一大帮子，不信的话可以回忆一下，多亏了电视剧帮忙，才让我们知道了乾隆盛世有个刘罗锅子，还有个纪大烟袋，以及他们万年不变的死对头和珅。

    在晚清的的名臣里，有一位名叫张之洞，这位封疆大吏是位以开明著称的人物，不过这个说法当不得真，比如说在对待新名词的态度上，他就有些让人哭笑不得。

    张大人的手下，有位姓路的幕僚，大概相当于今天的秘书，有一天，路秘书在给张大人起草文稿的时候，用了一个“健康”的名词，文稿送给张大人过目的时候，就一下子惹了大祸。

    张之洞的文化修养不错，据说还曾经编过一本叫《书目问答》的词典，看到这份稿子之后，他不禁勃然大怒，批了一句话之后就把稿子退了回去。

    这句话是什么呢？

    “健康乃日本名词，用之尤觉可恨。”

    我们知道，健康是个中性词，近几年我们越发重视健康，甚至还有几分褒义词的色彩，但是没办法，张大人和我们不是一个时代的人，想要用他的爱国心来体谅一个日本名词，实在有点强人所难，不过这丝毫不妨碍我们偷着笑一笑张大人的迂腐，只是笑过之后，我们就得拍着胸脯自省一下，这样的事我们是不是也做过？

    先别急着否定，实话实说，我们似乎也有过这样迂腐的时候。比如说，张之洞看不入眼的是“健康”，在过去乃至现在的教科书里，我们也一直揪住一个词不放，嫌恶之情溢于言表，一点都不比张大人逊色。

    这个词就是“资本”。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资本”的命运大概要比“健康”还悲惨，本来一个很正常的词汇，愣是被放在了贬义词里，不光如此，还有成百上千的学者纷纷写文章批判，更多的人跟在后面大声朗读，把“资本”的面貌涂得漆黑不堪。

    我们知道，资本其实就是投入的一部分，说白了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本钱，这么看起来，全世界都有资本，唯一不一样的就是有些地方的资本多些，有些地方的资本少些，那么，为什么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词，竟然被弄得一塌糊涂呢？

    说起来很简单，作为一个学术性的概念，“资本”这个词的著作权属于西方欧美国家，是“鬼佬”们的舶来品。而对于东方，特别是中国来说，在过去五百年的岁月里，从一开始对西方的不屑，到后来的势同水火，再到后来的切齿痛恨，始终没有什么好印象。这么一来，就连累了全部中国人，统统对资本产生了误解，加上后来一位被封为“革命导师”的马克思先生写了本《资本论》，敌意浮于纸面，就更让笃信过马克思的中国人对“资本”更加排斥。

    其实，不论是看好自由主义经济的亚当斯密，还是我们信奉的马克思，都对资本认识颇深，在他们看来，资本就是经济的发动机，拿句俗话来说，资本就是会下蛋的母鸡，而且下出的粒粒都是金蛋。

    那么，资本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问题我们要留到下一节里继续说。

    资本从哪里来

    资本从哪里来呢？这个问题一句半句还真说不清楚。

    按照我们刚才的解释，资本就相当于中国的“本钱”，提到钱的话，我们恐怕就不那么陌生了。

    在我们的眼睛里，钱就是货币，有美元、英镑、欧元、人民币、以及不那么“值钱”的日元、意大利里拉、泰铢，还有已经面值100亿的津巴布韦元；当然，真金白银也能算钱，因为我们历史上曾经那么干过，电视剧里就经常出现这样的镜头——大侠们在酒楼里动辄甩下一个金元宝，直看得店小二心惊肉跳。

    这么说来，是不是一张张印好的货币，一根根金灿灿银闪闪的金条银锭就是资本呢？

    这个说法似乎也不对。因为我们看见过，其他的东西似乎也能当成“本钱”，比如说房契地契、汽车家电，假如你想要做生意却一时难于周转，像这些东西就都可以拿来当抵押。

    还有更厉害的，近几年流行过一个词叫做“技术参股”，说的似乎是空手而来，只靠着自己身上的技术，就能从人家的企业里坐地分红，比如许多大企业里的工程师，不但不出一分钱，只在关键时刻画上几笔，照样收入不菲。

    照这么看起来，似乎什么东西都能拿来当本钱，这个资本的定义，一下子变得比哥德巴赫猜想还难懂。

    照这样下去，恐怕说到这本书结束，我们也没办法说明白资本到底从哪里来，所以，我们不妨看一个最容易理解的说法。

    秘鲁经济学家索托，在自己的著作《资本的秘密》里是这么解释资本的——资本其实是蕴藏在资产中、能够开展新的生产的潜能。照这样看起来，我们前面提到的货币，其实只是资本的表现形式而已，真正的资本，实际上是藏在资产当中的，我们前面说到的种种“本钱”，归结起来都可以算作资产。

    在索托先生的书里，为了说明资本究竟从何而来，打了一个非常贴切的比方：

    “就象爱因斯坦所指的砖头里的潜在核能量一样，没有提取并确定砖头里的潜能这一转化过程，爆炸就不会发生；砖头毕竟只是一块砖……资本的创造也需要一个转化过程。”

    为了再把这个转化过程说清楚，索托又让自然界的湖泊现身说法：

    “位于高山的湖泊，它的作用只限于划船和捕鱼，但若将湖泊开发，让向下奔流的湖水作为动能带动涡轮旋转，湖水的能量就转换为电能，从而创造出巨大的经济价值。湖水需要水电站才能将它的潜在能量释放出来，同样资产要转换为资本也需要一个适当的转换过程。”

    这么一看，我们就明白多了，资产是藏在山顶湖泊里的水，只有经过水电站转换才能变成可用的资本。那么，这个从湖水到电能的过程，以及那个关键的水电站，究竟应当怎么称呼才好呢？于是，我们在这里就得到了一个不太新的新概念——资本化。

    资本化是个怎样的过程

    其实，在前言的宏大叙述里，我们已经叙述过了资本化的定义，只不过那时候我们刚刚翻开这本书，既没有听张之洞的故事，也没有看到索托先生的形象比喻，对资本的概念还处在一知半解的状态，想要弄明白的话，还确实存在着一定难度。

    当然，如果你确定已经理解了前言中给出的定义，那么大可以跳过本节，去读下一节中的故事，如果你还希望加深一下印象，那么我们不妨再次重温一下资本化的定义。

    所谓的资本化，指的就是把“死钱”变成了可以用来支持生产的“活钱”，这种将“死钱”变“活钱”的运作过程，就像索托的“湖水”变“电能”的定义一样，都是资本化的真正含义。

    这么看起来，与其说资本化是一个过程，倒不如说这是一种能力。于是在前面我们还说过，在经济活动中，谁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聚集起数量最庞大的资本，将其最有效地投入运营，就意味着谁能够在竞争中抓到最多的好牌，成为最终赢家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为了彻底把这件事情说清楚，我们下面要专门拿出一节的时间，看一看这个资本化的过程是怎么运作起来的。

    你不知道的历史：资本化打造的工业区

    1946年的春天，对于中国东北来说，堪称一个复苏的季节，不仅是冰封的大地得以沐浴春风，更具意义的是，这块沦陷了十四年之久的土地，再次迎来了中国军队。

    这并非是一支我们印象中的乌合之众，与此恰恰相反的是，这支军队隶属于国民党政府的中央序列，不仅拥有全副的美式装备，更直接接受过美军的专门训练，甚至于在缅甸与印度的土地上都曾留有他们的足迹。

    此时，他们接受的指令是重回故土。

    尽管装备先进，尽管有着在异国他乡的经历，然而眼前的一切仍然令这批吃惯了美国罐头的军人们目瞪口呆。

    这些军人从未见过如此雄伟的工矿设施，从没见过如此密集的高压电网，从未见过遍地飞驰的火车与林立的烟囱，这些壮观的景致不仅在中国堪称异景，即使在国外也难觅踪迹。

    于是，在惊呆之余，一位富有浪漫情怀的军人脱口而出：“将军全国都走遍，发现工业聚南满”。

    更令人惊讶的还远不至于此，因为军人们所看到的，令他们这样惊呆与感动的景象，仅仅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空壳而已。

    从1945年8月开始，在长达七个月的时间里，抢先占据东北的苏联军队，就开始了宏大的拆运工作，包括工厂、电站、矿山设备等物资，悉数被拆运回国。在这七个月的时间里，开往苏联的火车昼夜不停，仅仅从沈阳一地，每天就有多达200辆货车开向苏联。

    苏联军队的拆运无分巨细，大到厂矿设备，小到桌椅门窗，甚至于连农民的耕牛也一并收拢。仅仅一座鞍山钢铁厂的拆运工作，就耗费了四十天，用掉了60列货车之多。在这样的力度之下，截止1946年年初，沈阳90%的工厂业已成为一具躯壳，全东北75%的客车和93%的货车，也都尽数成为了苏联的囊中之物。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抽空了血的东北工业基地，却还仍然能够让那些接受过西方熏陶的军人们心惊不已，那么，处于鼎盛时期的东北，又曾经有过怎样的辉煌呢？

    下面的一组数据，或许能够帮助我们形成一个准确的印象。

    在张作霖父子的两代经营下，截止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东北工业化的水平已经取得相当的水准，其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高达59.3%，时隔70年之后，中国才重新接近于这一数字。

    在1943年，位于吉林的丰满水电站开始发电，其发电能力达到每年22亿千瓦时，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数字，因为直到1949年底，全中国的发电量，也仅仅达到了这个数字的两倍。

    在1943年的一年里，东北以占中国九分之一的土地和十分之一的人口生产了占全中国49.4%的煤，93%的钢材，93.3%的电力，69%的硫酸，60%的苏打灰，66%的水泥，95%的机械，依此形成了一整套庞大的人造石油，特种钢等尖端企业。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东北已经占据了全国工业总产值的85%，台湾占据了10%，套用一句古语来说，是“东北独占八分，台湾一分，天下共分一分”。

    根据老人们的回忆，从沈阳到大连的沈大线两侧，工厂的烟囱林立，城市勾连成片，后来的辽中南城市带、工业带正是藉此成型，而贯通整个东北大地的铁路网线，其总里程仅在1939年就已经超过1万公里，在1949年全国的总里程，才仅仅20000公里有余。

    当我们在史料中看到这一连串数字的时候，任何一个对经济保持着敏感的人，都不会不明白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想象的是，在那个连年内战，一穷二白的时代，中国经济唯一的亮点，大概就是东北工业区上空飘过的缕缕青烟。

    那么，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才铸就了那一段岁月中东北的富强与辉煌呢？

    在这里，就存在着一个资本的秘密。

    从表面上看，重工业是一个产出高，投入也高的行业，然而这个行业能够强大的秘密，却存在于规模经营之上，早在100多年前，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在打造自己的钢铁帝国时就明确地指出——价格的低廉和生产的规模绝对成正比，只要生产规模越大，成本就越低，随之而来的就是利益！

    尽管东北的历代建设者们未必有过同卡内基同场演练的经历，然而他们却无不将这条准则奉为圭臬，而实现大规模的唯一秘诀，就是大资本的投入。

    早在张作霖父子主政时代，政府当局对于近现代工业的投入便可谓不遗余力，为配合军事上的需要，以兵工厂为核心的一系列工矿企业随之建立起来，结合东北丰富的工业资源，东北很快便形成了以钢铁、煤炭为中心的重工业体系和以粮食加工、纺织、食品工业为中心的轻工业体系。

    正是在这样的力度下，东北地区的工业化水准，早在20年代末就已经超越了江浙财团控制的长江流域，形成了强大的市场竞争能力，甚至于已经令东北的民族工商业成为日本满铁株式会社的威胁，而这正是九一八事变在经济上的主要诱因！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随着日本军方力量侵入东北地区的同时，大批日本财阀的资金也开始迅速涌入当时东北地区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在1937年，伪满洲国开始大力实行经济统制政策，按照“一业一社”的原则，在每一个行业内都成立了一个垄断性的公司。

    正是在这样的措施之下，一个庞大的经济帝国出现，它不仅垄断了东北地区所有的钢铁、煤炭、化工、电力等产业，更自行成立了一系列配套的现代企业。

    表面上看起来，这样的行为是出于方便日本资源掠夺的目的，然而假如我们抛开历史含义不谈，单从经营与管理的角度来看，这种决策却不失为一个相当明智的选择。

    我们都知道的是，资本能够实现自我增值，但如果能够在正确的时间将资本运用在正确的领域，无疑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因为这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实现资本的优化配置，实现资本的最高效率，正如我们的理论所表述的那样，资本化不仅仅包括了如何聚拢资本，更包括了如何调配资本。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在管理方面，这种“总公司——子公司”的结构，更是深得现代大集团管理的精髓，在总公司的调控下，分属于不同行业的子公司很容易发生产业间的写作，从而形成一条顺畅平滑的产业链，节省大量不必要的中间开支，既避免了金钱上的浪费，也避免了管理上的许多弊病。

    正是在这样的准确规划之下，东北地区很快便形成了门类齐全，分布合理的工业形态，钢铁、化学工业集中于本溪、鞍山地区，煤炭工业集中于抚顺、本溪、阜新；油页岩和合成燃料工业集中在抚顺、吉林；菱镁矿业集中于海城和大石桥；水力发电集中于吉林和鸭绿江；机械、军火、飞机工业中心为沈阳；纺织、造船和食品等轻工业则集中在大连、丹东、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城市。

    这样的分布格局错落有致，合理而有效率，很明显，在进行这些项目的规划时，以及在资本投向这些行业时，是经过深思熟虑与仔细规划的，而历史事实也证明，这种布局模式综合考虑了交通、原材料、地理、气候、人口等多方面因素，能够保证各行业的产品，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投入供求链中，从而实现资本的高速运转！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鞍山拥有规模宏大的钢铁厂，并非仅仅因为这里拥有丰富的铁矿资源，还因为附近的本溪拥有丰富的煤矿，而优质焦煤正是钢铁工业所必须的燃料；不仅如此，当鞍山的钢铁被制造出来之后，由于其处于沈阳与大连的中轴线位置，凭借着沈大交通线的便利优势，可以以最快速度满足沈阳的军事工业、大连的造船工业所需，实现行业间的高效率协作。

    凭借着资本化的力量，尽管当时的伪满洲国在法统之上，并非一个合法存在的政权，但在经济规律上却做到了正因为如此，它才在当时成为了全亚洲乃至世界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凭借着如此迅速的发展势头，东北地区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就铸造出令人称奇的成就，并在饱受战火摧残之后，仍然能够以其侥幸残存下来的工业基础，给49年后的新中国以莫大的支持，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充当着工业动力的角色，之所以能拥有这样的功勋，几乎完全要拜资本化的力量所赐。

    靠什么来加速资本化

    既然，资本化的过程如此重要，那么让这个过程变快一点，岂不是一件非常理想的事情？

    道理是没错，但是事情总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开过车的人都知道，行驶着的车想要加速，就要先挂档再踩油门，让发动机的转数变得更高，不过这里面就包含了一个前提：无论是靠油门驱动的摩托车，还是更复杂一点的汽车，总要有汽油才能加速。

    那么，为资本化过程加速的“汽油”，究竟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货币的价值就体现了出来。

    我们在前面说过，货币是资本的表现形式，那么货币的数量多了起来，是否就代表着资本将会以更多的面貌展示出来呢？

    资本的又一个故事：战争赔款带来了什么

    提到战争赔款，相信绝大多数读者都不会对这个名词感到陌生。

    的确，在中国的近代史上，诸国列强的侵略行为，是任何一个中国人都难以忘记的，而和这些侵略行为伴随在一起的，就是战后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巨额赔款了。在这些赔款之中，数额最大，也最为著名的，大概要数中日《马关条约》中规定的2亿两白银，和1900年那一次的9.8亿两“庚子赔款”。

    不过，战败赔款倒并非是中国的专利，就在“庚子赔款”生效的18年后，列强之一的德国，也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不得不同样“屈辱”地负担了数以千亿的赔偿金，尽管其计价单位是战前的德国马克，但它的支付手段却必须由黄金来承担，这也就是说，德国人需要赔偿2260亿马克，但是却必须先换成等价的黄金。

    假如我们把战争赔款的定义再放宽一些，把那些在战争中由优势一方掠夺而来的财富，也同样定义为赔款的话，那么有关赔款的历史恐怕就更悠久，其数额也变得更加巨大。

    比如说，西班牙、葡萄牙两国的殖民战争中，从印第安人手中取得了大量的黄金、白银，这些财富虽然不是由战后条约来规定的，但却同样是进入战胜国国库的财富，因此，其实际效果和战争赔款也相差无几。

    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来了——这些进入到战胜国的财富，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有人读到这里一定会哑然失笑，这个问题实在过于简单了：金银这样的贵金属，是最有价值的稀缺资源，是货币里的货币，是最有价值的财富，一个国家的金银持有量增加了，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财富总量得到了增长。

    那么，真正的答案是这样的吗？

    举凡这样认识问题的人，无不犯了逻辑上的错误。

    财富最重要的社会作用，就在于其可以增加民众的幸福感。而金银这样的贵重金属，在这方面的缺陷就显露出来了。

    我们看到，在上面提到的战争中，无论是战争掠夺也好，战后赔款也罢，战胜国得到的都是黄金、白银等贵重金属，如果我们在此来做一个假设——假如这些金属没有被当成货币，而是当做本身的金属价值来使用的话，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答案就是被铸成盘子、刀叉，被镶嵌在椅子靠背、床头门环，被雕琢成烛台、王冠等等。

    那么，如果这些金属不当作本身的金属价值使用，而是只当成货币呢？

    答案是，这些金属在社会上的作用，就和纸钞、铁钱没有区别，所多出来的就是信誉好一些，老百姓偏爱一些，拿去和其他国家做交换，容易被接受一些而已。

    其实，上面所作的两个假设，并不是没有依据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南美洲掠夺了大量的金银之后，就是将其大量铸造成生活用品，金属器皿的；而在欧洲人出现之前，南美洲印加帝国的居民，也丝毫没有意识到金银的贵重——在那以前，他们鉴定一个人是否富有的标志不是金银如山，而是到底拥有多少羊驼。

    按照这样的观点，掠夺来的这些金银，究竟怎样才能够变成财富呢？

    这个答案其实很简单，按照我们前面对财富的定义，想要通过金银让民众萌生出幸福感，就需要用它们去购买民生用品，当然，这种购买不是在国内，而是必须通过外贸方式来完成的。

    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的经济著作《盐铁论》，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思路：以金银换取其他国家的粮食、以珠宝换取其他国家的牲畜、以器玩换取其他国家的铜铁矿石。一句话，就是要用金银这样的贵重金属、工商业产品，去换取民生用品、农业产品和战略物资。

    简单来说，想要增加自己国家的财富总量，就必须要到其他的国家去买东西，然而，这样的交易，究竟能起到多大的效果呢？

    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岁月中，交通成本是极其高昂的，我们不妨想一下，一头牲畜拉着自己吃的草和役使者的粮食，到底能够走多远呢？在这个基础上再除以2，就是他们的活动半径。那么，当车上的粮食和草被换成了货物的话，返程的时候就需要沿途买粮，交易一次的成本，甚至会将交易的利润销蚀殆尽；同时，这种交通方式的速度之缓慢，也决定了这样的交易始终只能是少量的。

    于是，这些得来的金银，更多地被当成是货币在本国范围内流通，这里面的道理说起来也很简单——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印第安人那里掠夺走金银，又怎么会用这些金银再去向印第安人买东西呢？

    那么，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尽管获得的金银是硬通货，可以在周边国家进行消费，也可以让本国的财富得以增加，但是当国际贸易量受到运输能力等因素限制时，外来的金银就只有在本国成为货币这一条路可选了。

    当外来的金银成为本国货币的时候，本国财富没有得到增加，那么，这些金银增加了什么呢？

    答案是：货币投放量，或者叫做货币发行量。

    在现代的经济体系下，想要增加货币投放量并不是一件难事，只需要国家管理者做出决策，中央银行发道命令，造币厂开动印刷机器就可以实现，同样的，在古代的时候，尽管不存在央行体制，但君主口含天宪，只需要一道命令，多发行一定量的货币，也绝非难事。

    比如说，在北宋时期，为了支持西部战争，宋神宗就曾经命令四川交子“两界沓行”，这个“两界沓行”是什么意思呢？原来，交子这种纸质货币以三年为一界，到期的上界交子要退出流通，而“两界沓行”的含义，就是在旧交子继续流通的基础上印刷新一界交子，即一下增加了一倍的货币投放量。

    增量是小事，做起来只需要加点工本费，但麻烦就麻烦在货币是需要实力来作为保证的，如果滥发缺乏保证的货币，很容易造成通货膨胀，使经济秩序变得混乱不堪。比如说，宋王朝为了支持频繁多发的边境战争，便大量发行成本低，面额大的纸钞、楮币、当十钱、夹锡钱、盐钞、铁钱、大铜钱等等，在财政上引发了灾难性的后果。

    即便是有保证的货币，由于这种保障存在着一定的范围，因此增加货币投放量，也只能在这个范围内进行。例如各国历史上所实行的金本位制、银本位制、以及一度出现的金银复本位制，都受制于本国的金银储备量。即便是那些盛产金银的国家，也要受限于金银开采量和估计储量。

    因此，想要为社会增加一些货币投放量，实际上是异常艰难的，而当一个国家的货币投放减少，又会导致怎样的情况发生呢？

    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带来的首要影响就是整个社会的货币供应量减少了，由此引发出市场流动性不足，最终引发生产萎缩的后果。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经济想要发展，就务必要实现市场的繁荣，而市场的繁荣又必须有大量的商品流通，而商品流通一旦增加，作为商品流通媒介的货币，其需求量也必然会急剧增加，如果在这个时候货币的供给出现了问题，由增值带来的货币紧缩就难以避免了。

    于是，民众便会无比珍视手中的货币，或是将其储存起来，或是干脆进行民间金融，以高利贷的形式牟取收益，无形之间造成了国家内部利率的上涨，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切生产、贸易所带来的收益，都比不上利率带来的高，那么在民众之中，一切发展生产的愿望都将消失。

    可以说，在货币需求难于满足的情况下，商品社会的形成是极其困难的。

    现在，这个问题就变得简单了，当一个国家在战争中取得胜利，获得了大量的战争赔款或掠夺所得之后，实际上意味着让本国的金银储备得以猛增，在这个基础上，国家便可以顺理成章地增大货币投放量，由于有金银等硬通货作为保障，不必担心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现象，自然而然地为社会带来经济繁荣。

    就另一方面来说，战争赔款的获得主体是政府，当这些赔款被纳入财政计划之后，无形之中可以让政府在财政方便更为宽裕，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对民众的压力，同时使得政府有能力进行消费，对社会需求也具有拉动作用。

    按照上面的说法，有保证的货币投放量增加，可以促进商品流通，促进市场繁荣，促进资本化的进程，最终让国家的经济获得发展。那么，现在我们就又面临着一个全新的问题：

    从拉美获得了大量金银的西班牙、葡萄牙两国，为什么没有在后来的国家角力中成为强盛的大国呢？

    想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要开始一个新的话题——金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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