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现“国富”的终极目标过程中,资本化只是手段之一,想要让民众实现富裕,就必须用更先进的金融技术,将蕴含于民间的财富调动出来,实现增值。
西班牙如何错失大国地位
我们在第二章中,为大家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就是从拉美获得了大量金银的西班牙、葡萄牙两国,为什么没有在后来的国家角力中成为强盛的大国呢?
其实,无论是西班牙还是葡萄牙,在历史上都曾经有过如日中天的强盛时期,其中尤以西班牙为甚,而西班牙的强盛,恰恰发端于大航海殖民时代。
在15世纪末期,西南欧洲的伊比利亚半岛上同时存在着两个国家,一为西班牙,一为葡萄牙,这两个国家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其中最大的相似之处就是,它们都拥有较先进的航海技术,也都有着从事航海业最有利的因素——海洋国家。
葡萄牙王室从1418年开始,每年都派遣船队出海进行贸易,到1480年的时候,葡萄牙已经成功地与莫卧儿帝国统治下的印度、中国明王朝成功地进行过数次贸易。为了能够和葡萄牙竞争,西班牙王室从1484年开始,出资支持哥伦布前往中国的设想。在1492年,经过几次的试验之后,哥伦布没有能够达到中国,却在无意中找到了中美洲的巴哈马岛。
这个消息令西班牙王室顿感惊喜,继而开始了西班牙历史上的大航海时代,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西班牙在拉丁美洲大陆上占据了广袤的殖民地,并以各种各样的手段,从殖民地将大量的金银运回国内。
在这里,我们需要特别的注意一点,那就是西班牙王室出资赞助哥伦布的航海计划时有一个前提——所有的航海行动都是以王室名义进行的,因此所获的一切利益都是属于王室的。殊不知,正是这一看似不起眼的规定,才对后面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暂且不论这个规定对后来的影响,通过这些掠夺而来的金银,的确让西班牙的国内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其市场的繁荣程度,贸易的广泛,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港口贸易,城镇的兴旺,都使得西班牙在16世纪一跃而起,成功地崛起为世界头号强国,并在1580年将它身边的竞争对手葡萄牙征服,在1640年之前,西班牙帝国的版图,包括了今天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葡萄牙、荷兰、德国、意大利的部分地区,以及菲律宾等一些亚洲国家。
那么,为何在进入近代之后,西班牙不但没有继续它的强盛,反而逐渐变得衰败了呢?
许多学者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会将原因归结在西班牙王室的奢侈无度上,的确,从这个角度来说,西班牙王室对于从拉丁美洲掠夺而来的金银,有很大一部分都成为了王室挥霍的专用品——在墙壁上镶嵌珍珠、在桌椅上镀金、用纯金银打造餐具……以至于后世以富丽堂皇著称的“巴洛克”艺术风格,都以此为蓝本脱胎而来,而“巴洛克”这个词,在西班牙语里的含义正是“变形的珍珠。”
王室的消耗,固然可以算作是原因之一,不过,对于西班牙所获得的东西来说,这样的消耗实在算不上挥霍,也不足以对后来的由盛转衰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为根据统计,从1502年到1660年,西班牙从美洲一共带走了18600吨白银,200吨黄金,这些数字还仅仅是有案可查的注册贵金属,到16世纪末的时候,世界金银总产量的83%,都已经为西班牙所占有。
在这样的情况下,西班牙王室纵然再能挥霍,也无非是在庞大冰山上掘其一角而已。
那么,导致西班牙最终没能保持其强盛地位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答案全在于王室的那个协议。
和与哥伦布所签订的协议一样,西班牙王室认定,一切与海洋和探险有关的贸易,只能是“国营”性质的,这种权利由王室和权贵阶层加以垄断,非经许可,其他社会阶层的人是绝没有机会参与获取财富的。
相比之下,与此恰好构成鲜明对照的,是后来被称为“日不落帝国”的英国。
在16世纪中叶,在目睹了西葡两国在海外贸易和海外殖民领域所取得的巨大利益之后,当时的英国王室也按耐不住,开始着手实施自己的海外冒险计划。和西班牙不同的是,英国的这种计划,从一开始就是由民间发起的,尽管在后来的过程中,王室也参与其中,但对于这项计划的支持,更多地还是停留在政策鼓励而非物质支持上,像西班牙王室那样“出资国营”的情况虽然存在,但直到殖民时代终结,都难于与民间规模相比拟,不过,比起西班牙王室拥有的充足财力来,英国民间冒险计划还未能实施,就遇到了一个最棘手的问题——资本从哪里来?
要知道,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进行一次长程航海,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在这样长的时间内,雇佣船员的费用,船队的消耗都是不菲的数字,除掉这些之外,购船的费用、随船的货物也都数额巨大,在缺乏王室财力支持的前提下,想要由民众来负担这种费用,明显是不可能的。
然而,不可能最终还是成为了可能。只是用了一个特殊的办法而已。
这个办法就是——用招股的办法进行融资!
单个民众的财力是微薄的,但如果将这种微薄的财力集合在一起,这种集腋成裘的效应却是难于忽视的,比如说,成立于1584年的“弗吉尼亚”公司,就从七百多名股东手中募集了起始资金,其他的“马萨诸塞公司”、“非洲公司”,“莫斯科公司”都有着数百人规模的股东群体,后来由于鸦片战争而著称的“东印度公司”,在成立之初也拥有80名创始股东,并且选举产生了15人的董事会。
资金的问题解决了,另外一个问题却出现了。
民众参股共同投资,无论是贸易获取的利益、还是掠夺所得的收入,都可以在投资群体内部按股份分配,那么,经济活动有收益就会有风险,关于风险,又应当如何分担呢?
我们在前面说过,根据当时的航海水平,进行一次洲际航行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沿途不仅会有船只沉没、甚至于有时会有超过一半的船员在航行中死去,因此,如果要股东们分担这样大的风险,势必会对参股积极性产生很大的影响。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为股东规定好需要承担的风险。
共同融资,责任有限——最初负责招股的那个人或许没有想到,他在融资模式上的这一发明,最后竟然成为了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固定组织形式,被人们沿用了几百年之久,最终成为了股市发展的契机。
这种通过招股进行的融资方式,在很容易的情况下帮助有志与创业的人募集到资本,又通过最公平的方式,将风险分摊到所有投资者身上,使收益与风险比达到了最高的程度。
如西班牙与葡萄牙一样,海洋探险、海洋贸易给所有这些股份公司带来了不菲的利润,而这些利润则按照规定好的那样,由众多参股的投资人分享。就这样,受海洋贸易的拉动,相关服务与制造业、渔业等行业都蓬勃地发展了起来,由此造就出一大批来自于民间的富裕市民,为英国培养出数量相当可观的中产阶级,其在文化,政治、经济上所造成的影响,直到今天依然是英国的主流价值观念。
从现代金融技术的角度上来说,这样的方式算不上奇特,但在当时的时代,未来收入的折现使用,却让英国能够更容易地进行海外活动,以金融化的手法来实现借鸡生蛋,最终拥有大群母鸡,对于任何行业来说,都不能不算做是最好的选择。
更重要的是,在利益的驱动下,富裕起来的市民希望更进一步,尚未致富的市民期望着能够像成功者一样,由此使得海外探险与海外贸易生生不息。
相比之下,西班牙与葡萄牙两国,尽管同样从海外获得了大量的金银、货物,但是由于王室的垄断,使得民众绝难染指财富,自然也就无法让民众变得富足;因此,尽管流入国内的金银数量巨大,但是却限制了这些金银在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
打个比方来说,如果说英国的方案是股份制公司,那么西班牙的方案则更像今日的投资机构进行风险投资——总是会小心翼翼地选择那些最稳妥、风险最小、预期收益最大的项目,每收取一次红利,都会庆幸选择的正确,每遭受一次损失,都会选择慎贷,将自己的钱袋子捂得更紧。
对于西班牙王室而言,这样的方案或许让它们大发横财,这也是为什么西班牙衰落之后,其王室仍然是欧洲最富有群体的原因。然而王室不等于国家,王室的财政与国家的财政更不是一回事。当西班牙王室暴富的时候,西班牙却未尝有机会得到进一步发展,而在西班牙后来与英国的争霸中,这种方案引发的缺陷就更显露无疑。
对于英国而言,新兴的富裕市民们对于他们冒险得来的财富分外珍视,对于任何可能对事业造成损害的威胁,都绝不会坐视不理,换句话说,他们绝不希望有任何人来剥夺、侵占他们的致富权利。而西班牙的民众并未在海外贸易中得到多少好处,对于捍卫王室的海外利益,自然也就缺乏热情。
于是,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当西班牙与英国的冲突爆发之后,由英国民众所构成的武装力量,对西班牙的海上贸易、海上探险构成了最主要的威胁,而西班牙王室却不得不将掠夺来的财富用在军事领域,招募大量的雇佣军来进行战争,最终的结果也自然可想而知——在著名的“无敌舰队”灰飞烟灭之后,西班牙便走上了衰败的道路,此后或为阿拉伯人侵扰、或为法国占领,大国地位一去不复返。
从这一段历史之中,我们不难发现的是,西班牙在掠夺来大量金银贵金属之后,成功地利用它增加了本国的货币投放量,为市场经济的繁荣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贡献,这种将不同空间中的财富集中使用的手法,堪称资本化的典范,而这也正是西班牙在16世纪称雄于世界的原因所在。
然而,对于一个国家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仅是通过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是远远不够的,无论其货币保障力多强,其货币可投放量有多大,都将会面临一个有限的高度;况且,这种货币上的资本化,对于民生尽管有帮助作用,却并不会实现“藏富于民”的目标。因此,在实现“国富”的终极目标过程中,资本化只是手段之一,想要让民众实现富裕,就必须用更先进的金融技术,将蕴含于民间的财富调动出来,实现增值。
这种技术上的操作,看似仅仅停留在金融层面之上,实际上,对于像国家这种规模的经济体而言,决定其是否能够持久繁荣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拥有一套先进的金融手段,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还将从中国历史的角度,继续我们的探讨。
金融治国之道:封建王朝的财政危机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无不遵循着由盛到衰的规律,立国之初百废待兴,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与发展之后达到全盛时期,随后逐渐没落,最终转向衰亡,无论汉唐五代,还是宋元明清,概莫能外。
如果我们的所知再多一些,就会发现这些封建王朝的财政状况,也完全符合这样一条“上凸型”曲线,在王朝建立之初,财政上总不免捉襟见肘,随后经过积聚期而实现国库丰盈,随后则进入衰减期,开始出现寅吃卯粮的现象,日益吃紧的财政危机表现为巨额赤字,最终使国家的财政系统崩溃,王朝也随之覆灭。
通过我们从书本上得到的常识,造成财政危机的原因主要归结于国家统治阶层的腐败——在王朝建立之初,统治者以励精图治为最大目标,自然无法容忍政权内部所存在的腐败现象。
以明王朝为例,其开国皇帝朱元璋在立国之初,便亲自下令制定了整肃贪污的纲领——《大诰》,其中明确记录了关于官员贪污案例的处决结果,随之阐述了他对贪官态度、办案方法和处置手段等内容,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宣传,以便令官员读之后自律,民众读后自发检举腐败。
然而,即使是像明王朝这样下了如此大决心,如此大力气,如此精确的措施,威力如此猛烈,也始终无法根除政权内部所出现的腐败现象,以至于朱元璋在死的时候咬牙切齿,留下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感慨。那么,像其他王朝就更不用提了,随着它们政权专制程度逐渐增大,其内部成员的权力也越来越缺乏约束,贪官之多,就连“野草”都难以形容了。
诚然,权力失控所带来的腐败现象,的确为历代封建王朝带来了覆亡的制度性因素,然而假如我们转换视角,从金融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话,就必然会得到全新的结论。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财政体系无论多么庞大,其基本构架仍然不能摆脱“收”与“支”这两大部分,所谓的收,指的就是政府的各项财政收入,主要集中在田赋、工商各税、户税等领域,简单说就是入手的财富;反过来,所谓的支,指的就是政府的各项财政开支,主要集中于国防费用、战争费用、政府及皇室开支、公共事业建设等领域,简单说就是出手的财富。
入多出少,政府的财政就有富余,入少出多,政府的财政就要出现赤字,难免捉襟见肘,所以无论是哪一朝代的国家管理者,都希望政府的财政状况呈现出前一种形态,尽量避免入不敷出的情形出现。
不过,事情并不能总是尽如人愿,每年的收入总是会遵循一个定额,大致停留在一个固定的水平线上,而需要支出的财富却存在着许多不可预计的因素,比如地震、洪水、旱情等天灾、叛乱、起义、外敌入侵等人祸、这些无一不会导致政府当年的财政支出呈现激增的态势,财政状况就难免拆东墙补西墙,就难免要节衣缩食,甚至于干脆寅吃卯粮,选择透支税收的方法度过难关。
为了应对这样的状况,为了规避财政上可能出现的危机,历代王朝的主政者莫不想方设法,以种种方略来为未来做铺垫,而将这些方略归结起来,无外乎“开源”、“节流”两大分支而已。
所谓的“开源”,意指扩大财政收入,在这方面,封建王朝最常用的手法无外乎加大税赋额度,新增税赋名目等等,在这件事情上,皇权总是会与官僚体系取得一致认识,而当这两种本来相互制约的权力合为一股时,就再也没有力量能够阻止它们,增加税收也就不再困难。
不过尽管如此,却不代表税赋可以永无止境地增加,否则也就不存在出现财政危机的可能了。原因就在于尽管增税的权力虽然没有限制,但纳税人的承受能力却是有限的,以无限的权力来对有限的承受力进行要求,其结果必定是使广大民众难于承受,最终激发广泛的反抗情绪,引发大规模民变的发生。
正因为如此,比起前一种方法,封建王朝更乐于采用的方法是“节流”。
所谓“节流”,顾名思义,我们总是会下意识地认为就是“省钱”,就是避免一切不必要的开支,就是杜绝一切浪费,无外乎集中在一个省字上。其实,这样的理解并不全面,犯了望文生义的错误。
除了“省钱”之外,节流还存在着另一层面的含义,这就是“存钱”;纵观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无论其规模大小,时间长短,无不有着“存钱”的传统——只要情况允许,只要财政上出现结余,国家管理者就会选择将这些剩下的财富储存起来,而“藩库”、“太仓”等机构,正是为国家储备财富的所在。
说了如此之多,那么究竟哪一种方法更有效呢?
答案是全部否定,如果这些方法确实有效的话,财政危机便不会出现,那些封建王朝也同样不会覆亡,实际上,无论是两种方法中的何者,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吃紧的状况。
那么,有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呢?
答案是肯定的,这个方法就是在货币上做文章,即选择大肆发行货币,发行大额货币,降低货币含金量、发行劣币等等,通过货币作为媒介,从民众的手中掠夺财富。然而,这样的方法尽管会在一时之间迅速聚敛财富,却会产生一个随之而来的效果——货币购买力下降,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民不聊生,则更会导致大规模民变的发生。
历史上,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仍然要算朱元璋建立的明王朝。
我们知道,明朝在进入末期之后,在北部边境要面对蒙古部落的持续骚扰,东北部则要面对新兴女真部族的强力挑战,而在万历年间所发生的援朝战争,以及东部沿海持续不断的倭寇祸乱,更是加剧了其实力的消耗,最终使得明朝在面对大规模民变的时候,终于无力镇压以至于覆亡。
正因为如此,军事上的失败,被认定为是明朝灭亡的最根本原因,在几十年来的史学界研究中,这一观点已经成为定论。然而我们不知道的是,明王朝在军事上的失败仅仅是表象,而蕴含在这个庞大机体内部的财政危机,才是导致整个巨人倒下的毒瘤。
根据我们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军事上危机重重不可怕,西汉王朝立国之初,既要应对匈奴人,又要腾出手来打败七个诸侯王的同时叛乱,仍然能安然过关;清王朝康熙年间,面对三藩之乱与台湾郑氏父子的大举进攻,也得以获得胜利,延续寿祚。
所以这样看起来,最可怕的不是军事上的危局,而是面对这样的危局,毫无能力去着手解决,这种能力既体现在对形势的判断与把握上,也体现在对军事计划的保障与供给上,如果说前者是一个国家在危局中的软实力的话,那么后者就可以称之为硬实力。
那么,明王朝是否具备这两大实力呢?前者属于史学范畴,我们姑且不去讨论,只在财政层面上论证一二。
按照《中国财政史》上面的说法,早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的时候,国家财政年收入仅仅为四百万两白银,而每年的支出却已经达到了四百五十万两,而这时距离王朝最后的崩溃,还有四十余年的时间。
央视热门节目《百家讲坛》在前一段时间,推出了一部《风雨张居正》的专题节目,通过节目我们了解到,张居正在执政期间,在经济领域实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措施,由此为沉疴遍体的明王朝带来了焕然一新的面貌;而在此时,这一次改革刚刚结束,明王朝的中兴局面也还尚在维持之中,然而即使是在这种居恒无事、四海升平的情况下,财政尚且出现入不敷出的状况,那么当国家一旦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其后果难以设想。日后曾有财政史专家专门研究过,如果能够让这种局面多维持十几年的话,就足可以保证明王朝的财政状况逐渐好转,消化掉所有的财政风险,实现全国战略的稳定。
可惜,上天并没有给明王朝这样的机会。
说到底,上天并不是无形的存在,它正是当时的政治形势。
就当明朝君臣尚沉浸在“中兴局面”所带来的一团和气里时,全国的民众情绪已经呈现出沸腾之势。而在此同时,来自辽东地区与女真族的战事,就更加令局势变得雪上加霜。
或许在当时的外族看来,此时的明王朝仍然是一个拥有强大实力与疆土的庞大帝国,它仍然控制着亚洲大陆上最大的一块版图,拥有数个属国,俨然不可一世。
然而,看上去规模惊人,实力惊人的大明,其实缺的只有一样,那就是钱。
想要维持这个巨大帝国的正常运转,想要将与女真族的战争进行到底,或者说保证抵御女真族的不断进攻,都是需要来自财政的强力支持。而事实上,明王朝绝拿不出这样庞大的一笔钱来保证年度正常运行。
于是,这就相当于宣告了明王朝的命运——看着一大四大,实际上却病入膏肓。
从万历四十六年开始,为了应付北部的战事,明王朝开始逐步增加赋税,然而这些新增的税额,却并没有对财政状况形成缓解,到1628年崇祯帝即位的时候,其财政赤字仍然维持在116万两的巨额之上。已有的税赋收入,在时间上的迟滞与程度上的不足,显然已经无法满足财政的渴求,于是,为了把这块亏空补上,已经无计可施的崇祯帝又开始在田赋上做手脚,尝试着将已加9厘的田赋再加3厘,实现165万两的财政增收。
然而,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这种不断加税的行为,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民众的不堪忍受,由此带来的民变已呈风起云涌之势,更使得军费飞速激增,如果一任这种情形继续发展,势必会令民众更加激化,于是,为了暂时缓解这一势头,朝廷开始拖欠军饷等应付账款,仅到崇祯元年,所拖欠的军饷就已经达到了520万两之巨。
我们知道,在尚未实行义务兵役制的时代,军人服役的全部目的就在于获取银米以养家糊口,特别是在战争时期,这份报酬更是以生命为代价来获得的,其对于军人的意义之重大,绝不是一般人所能够想象的。
现在,当国家开始拖欠军饷的时候,无疑意味着对军人心理上的沉重打击,于是,在镇压民变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官兵摇身一变,投身于起义的阵营之中,将本已糟糕的形势变得更加恶劣,到了崇祯十一年之时,由于战事上节节失利,使得明王朝已经陷入了“不集兵无以平寇”的军事危机之中。
集兵,就要养兵,就要给军人发饷,就要为军队提供补给,可是钱又从哪里来呢?颇有雄心的崇祯帝在将所有可能的办法尝试了一遍之后,明王朝的财政困境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在崇祯11年之后,户部几乎已经没有新进的收入,庞大的帝国开始面临着“无饷以饱兵”的可怕局面。这时候,再次加税增赋似乎成了唯一可行的方法,于是,崇祯帝只好再次“从善如流”,批准加派280万两的新税。
最后的发展一如我们所知道的一样,明王朝最终在内外交困之中陷入崩溃,无论在理财领域如何运作,都无从改变其最终的命运。由我们所观察到的事实,证明了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硬实力,其实是明王朝根本不具备的,而其遭受灭国之灾,也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历史真的就是这样简单的规律吗?
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之中,众多国家的君主、国家的管理者似乎从来不肯放过任何一个为财政增收的机会,然而这也导致了无数丝毫不知节制,不知与民休息的政府出现,从而造成他们习惯于将突发的财政开支一次性分摊到民众头上、造成他们乐于转嫁财政危机而丝毫不留后路。类似于“竭泽而渔”、“杀鸡取卵”、这样风格的金融政策,一次次地出现在浩繁的史卷之中,构成了一个又一个悲壮的历史结局。历史学者谭伯牛在论及这一点时说:“贪风炽烈,所搜刮者莫非民脂民膏,民生困苦,日逾一日,却不察隐患。”
想来这里所说的“贪风”,所指内容更大程度上应该归属到糟糕的金融政策,而非官僚体系的集体品质。而之所以造成这样的情形,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皇权思想在隐隐作祟,认为由皇帝、由国家出面,向民众借债来缓解财政危机、支持发展的做法实在是有损君威,却忘记了这种金融化理财方法的优点——只要国债期限足够长,就足可以将一次性的开支分摊到许多年中,让每一年的压力都降低到最小,让民众的负担大大减轻,而其在财富上带给民众的回报率,则更是会促使民众热衷于此,令政府的融资借贷变得更容易。
历史,的确蕴含着固定的规律,历史更是一场不可违背规律而行的游戏,然而,历史的规律却是可以自行选择的。所有的结局或命运,其实都在最初的选择中,被确定了下来。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