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以牙还牙，“绑架”周佛海的亲人
除了中国四大银行受到影响外，国外的花旗银行、大通银行、友邦银行等银行在上海的业务，也因汪伪76号与军统局之间这场无止无休的银行战争而大受影响，为了防止自己利益继续受损，这些外国银行纷纷向国民政府和日本政府提出抗议，要求他们停止这种无谓的争斗。
事实上，即使这些外国银行对这场争斗不予理会，面对这场愈演愈烈的争斗，国民政府和汪伪政府也会想办法休战，因为他们各自都明白，如果继续斗下去，只会两败俱伤。
国民政府经过反复研究，一致认为，在上海地区，汪伪76号有日本军队做后盾，所以敢肆意行凶，而反观军统局，力量薄弱，只能一边坚守“阵地”、一边以租界为掩护，冒险出击。两方的力量对比悬殊，军统局若要在上海与汪伪76号硬碰硬，无异于鸡蛋碰石头，虽然也能给对手惹来一身腥，但军统局要付出的代价极大。
而汪伪76号其实也没有太多精力去与军统局对决，李士群此时正在和与他势均力敌的汪伪汉奸罗君强，争夺“清乡”的领导权。
“清乡”是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推行的一种政策，其具体内容是，驱除和消灭日军占领区内的革命力量和抗日武装，稳固日军在占领区内的统治地位。李士群在日本军队下发“清乡”令后，认定这是一个可以大发其财、笼络人员、充实力量的好时机，因此，李士群极力争取，欲将“清乡”的工作承揽下来，所以，他没有太多精力，再组织汪伪76号对国民政府的各大银行进行血腥的屠杀了。
后来，国民政府委托杜月笙出面调停这场银行之战。
杜月笙接到国民政府的指令后，认为此事事关重大，马上发电给自己的门徒，在上海极具影响力的“花会大王”高兰生，让他出面和汪伪76号商谈，调停此事。
高兰生收到杜月笙的电报后，片刻不敢耽搁，马上找到吴世宝，请吴世宝停止对国民政府的各大银行的袭击。
吴世宝见高兰生亲自来找自己，颇感意外，毕竟高兰生在上海滩的地位，远比自己要高很多，但此事事关重大，不是他一个小小的汪伪76号的行动队长能决定的，不过他答应高兰生，一定劝说李士群同意调停此次争斗。尽管高兰生没有从吴世宝那里得到肯定答案，可他依然对吴世宝表示感谢，并表示事成之后，一定重谢吴世宝。
高兰生辞别后，吴世宝马上向李士群报告了此事，而李士群此时也正有与军统局休战的打算，只是担心军统局不肯休战。吴世宝带来的消息正合他意，因此，李士群让吴世宝给高兰生回话，说汪伪76号同意调停。狡猾的李士群还让吴世宝专门派人到香港，给杜月笙回了个话，以表现汪伪76号的诚意。得到汪伪76号的回复后，戴笠当即命令军统局上海区停止一切行动，休养生息，自此，银行大战才算终结。
戴笠虽然让上海的军统特工停止了行动，但他却并不甘心，他一直在寻找报复汪伪76号的机会，不久，他就找到了一个机会。
戴笠回忆整个事件，周佛海下令汪伪76号打击军统局，汪伪76号绑架中国银行129名职员当作人质，戴笠于是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戴笠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既然这场争斗的始作俑者是周佛海，那么戴笠就要给周佛海一个教训。
国民政府在惩治汉奸时，一向是“一人做事一人当”。也就是说，国民政府在刺杀汉奸时，绝不连带除杀汉奸的家人。正因如此，很多投靠汪伪政府、汪伪76号的大汉奸，并不担心自己的家人会遭到军统局的绑架或者刺杀。然而银行血案激怒了戴笠，想到那些手无寸铁、无辜受害的银行员工，戴笠决定抓捕周佛海的家人，让这些丧失人性、疯狂杀人的汉奸投鼠忌器，从此不敢再大开杀戒。
老奸巨猾的戴笠，派出军统特工，将周佛海的老母亲从湖南接到了贵州，还将周佛海的岳父也接到了贵州，戴笠请周家的这两个亲家，一同在军统“做客”。戴笠并没有虐待这两位老人，这两位老人，每天都能吃好住好，还有佣人随时侍奉在身边，可以说，戴笠这样对待周佛海的母亲和岳父，也算仁至义尽。
当然，周佛海的母亲和岳父，也不会天真地认为，戴笠将自己不远千里接来，为了给他们养老，周佛海在外的所作所为，他们多少也知道一点，为了表示自己的立场，他们也向戴笠要了笔和纸，当着戴笠的面，给周佛海写了一封信，信的大致意思为：不必做孝子，但要做忠臣。
戴笠将周佛海的母亲和岳父接到贵州，其做法和汪伪76号劫持人质的做法相仿，当然，他也没有隐瞒周佛海，他就是要用这两位老人，要挟周佛海。
退一万步，就算周佛海不要自己的亲娘，他的妻子杨淑慧也不会不要自己的老父！如果周佛海不顾妻子的意愿，依旧一意孤行，那么他们夫妻感情必定会破裂。戴笠相信，周佛海的妻子如果和周佛海闹腾起来，周佛海肯定就没有心思关注军统局的行动了。
后来，戴笠派人将周佛海的母亲和岳父的亲笔信送到了周佛海的手里，周佛海和妻子杨淑慧看完信后，犹如斗败的公鸡，再也精神不起来了。杨淑慧看得出来，这封信的笔迹就是自己父亲的笔迹，周佛海也看得出来，这封信中说话的口吻，完全是自己母亲的口吻。两人只得感叹当下的戴笠，也算不择手段，竟然捅了他们的软肋，这下，周佛海再想针对国民政府采取任何行动，都会投鼠忌器，不敢再贸然行动了。
后来，周佛海给戴笠回了封信，表示自己今后会借机为军统提供便利，请求戴笠善待自己的母亲和岳父。
后来，周佛海的确兑现了自己的承诺，而戴笠在汪伪政府和汪伪76号内，也就有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大“鼹鼠”。有了这样一个王牌间谍，戴笠再也不愁了，他开始策划，如何运用这枚棋子，在军统局和汪伪76号的暗战中取得胜利。
日本政府和军统局的伪钞之战
在军统和汪伪76号以中储券为导火索，展开银行血战的同时，军统局酝酿了一场没有枪支弹药、没有流血伤亡的争斗。
这场争斗和日本政府发行的中储券有关，是一场关于纸币的争斗。
在日本政府发行中储券的初期，日本政府的造假手段十分粗糙，他们收集了一些已经废弃的中国纸币和外国纸币，随后经过简单加工，便企图继续使用，结果这样很容易就被百姓认出。后来，日本政府将这种纸币发给在中国战场作战的日本军人，要求这些军人使用这些纸币，利用武力胁迫商人将商品卖给他们，这样，日本政府就能不花一分钱，用这样的假币换到自己所需要的物资。日本政府这种做法和明抢差不多，不过是用中储券做遮羞布，遮掩自己的强盗行为而已。
日本政府利用废弃纸币掠夺中国物资的拙劣伎俩，随着战局的深入，再难满足日本政府对物资的需求，然而，为了避免激起民愤，也为了避免在占领区引起中国百姓的公愤，日本政府没有丢掉自己的“遮羞布”，他们又出新招，开始伪造中国法币，并在国民政府的统治区内大量抛售这些假币，妄图利用假币疯狂敛取物资，破坏国民政府统治区的经济稳定，让国民政府未战先败，失去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
1940年2月，日本政府伪造中国农民银行1元、5元、10元钱币券总额高达500万元。1940年9月，日本政府伪造中国银行10元钱币券总额500万元，百元钱币券总额500万元，并伪造法币总额达3500万元。
日本政府将这些伪钞散发到了中国的土地上，全部兑换成了他们所需的物资，大量假币涌入中国市场，导致国民政府的金融体系几近崩溃。
国民政府自然不能对日本政府这种卑劣的做法坐视不理，戴笠第一个沉不住气，他向蒋介石毛遂自荐，要求蒋介石下令军统局，由他戴笠亲自出马，迅速遏制日军伪造假钞的势头。蒋介石见戴笠自动请缨，心中大喜，询问戴笠是否已有对策。戴笠的回答让蒋介石颇感兴奋，戴笠打算“以牙还牙”，既然日本政府用假钞换取国民政府的物资，那么戴笠就效仿日本政府的做法，也制造“假币”，套取日军所占领的沦陷区内的物资，以此来破坏沦陷区正常的金融秩序。
蒋介石虽然觉得戴笠的计划有趣而新颖，但他唯恐此举会加深国内的金融困境，于是蒋介石致电宋子文、贝祖贻等人，征询意见。没想到，大家均认为戴笠的计划可行，但需要英美方面的技术支持，才能制造出完美的“假币”。于是，蒋介石和英美两国大使取得了联系，在得到他们对戴笠的这一计划的认可后，求得了他们的技术支持。此后，蒋介石才放心地吩咐戴笠，放手去做。
戴笠虽然想到了对付日本政府的伪钞的方法，但具体如何实施，他还没有完全计划好，不过虽然整体计划还没有完全计划好，但第一步要做什么，戴笠还是很清楚的。戴笠首先吩咐军统局的特工，搜集了所有在中国境内作战的日本军队的军用钱币和日本政府发行的中储券的样本，然后把这些样本寄给了身在美国的宋子文。
宋子文与美国罗斯福总统会见时，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展开的伪币之战，并提出了国民政府的伪币计划。罗斯福认可国民政府的伪币计划，并请人带宋子文参观了美国一家专门印刷钞票的工厂。
随后，宋子文将戴笠寄来的钱币样本和中储券的样本送到了美国那家专门印刷钞票的印刷厂，请他们分析这些钞票是否可以仿制。印刷厂老板接到罗斯福总统的指示，协助中国国民政府印制钞票，因此对此事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工厂在仔细鉴定了这些钞票样本后，认定可以仿制。
宋子文在美国紧张忙碌地印刷伪钞时，戴笠也没闲着，他绞尽脑汁策划运用这些伪钞的方法，如何才能让这些伪钞的价值最大化。经过深思熟虑，戴笠最终确定了五种方案：
① 在日军占领区的周边地区设立商号，将这些伪造的钞票换给商人，把商人兑换的法币收回，并要求商人们在进入日军占领的沦陷区后，用伪造的钞票购买物资，用这种方法回收法币和物资。
② 军统虽然是情报机构，却也有不少的游击队，这些游击队都深入敌腹，让游击队携带伪造的钞票，在沦陷区换取国民政府和军统局所需的物资。
③ 用军统局在汪伪政府和汪伪76号内安插的“鼹鼠”，发放伪钞，并用伪造的钞票在沦陷区内购买物资、换购法币。
④ 要求尚在沦陷区的军统成员，在沦陷区内开设商号，大量抛出伪造钱币，收取法币，并用伪造的中储券换取物资。
⑤ 遣军统成员，伪装成商贩，携带伪造钱币进入沦陷区，购买物品或到钱庄兑换法币。
戴笠制订好这五种方案后，于1943年3月，开始从重庆的中国银行，提取46包远渡重洋而来的伪造钱币，投入使用。
货币之战？货币之乱？
话说伪造的钱币远渡重洋到达重庆后，蒋介石便下令，将它们全部存放到中国银行，派人看守，严禁任何人未经他的同意，擅自使用这批伪造钞票。为了便于称呼，蒋介石将这批伪造钞票称为“特券”，因为这些伪造钞票既不是国民政府使用的法币，也不是日本人制造的伪钞票中储券，而是伪造伪钞票的“伪钞”，所以，蒋介石给了它这样一个专属名称。
自第一批特券被运到重庆后，陆陆续续又有数千万的特券从美国运到了重庆。
蒋介石和戴笠经过研究，决定将这几千万的特券，全部投放到这场货币之战中，以破坏日伪货币的价值，并从沦陷区大量购买物品。同时，还用这些特券，来收买汪伪政府和汪伪76号的伪军。同时，戴笠还打算用这些特券收买伪军对付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协助沦陷区的军统局游击队发展。
由于这些特券的发行和使用纯属机密，蒋介石一再强调，行动时一定要保证“绝对统一，不能泄露半点机密”。为了确保特券能顺利进入沦陷区，发挥作用，蒋介石要求戴笠亲自负责此事，绝不能有半点疏漏。
在发放这些特券之前，戴笠琢磨了很久，他意识到，一旦特券开始使用，美国的供给特券的速度肯定不足以应对国内对特券的使用速度，如果不另想办法，必定会出现特券使用的空白期。为了避免特券使用的空白期出现，戴笠向蒋介石申请，同时在国内印刷特券，在蒋介石批准后，戴笠派人在重庆歌乐山建立了一家专门负责伪造日本钞票的印刷厂，昼夜不息地印刷特券，从而彻底解决了特券的供应问题。
戴笠发放特券，以河南洛阳为特券的中转站。戴笠将重庆的特券运送到洛阳，然后由军统局统计调查室主任张严佛亲自接收，然后张严佛再按照蒋介石和戴笠的命令，向全国各地运送特券。
戴笠之所以选择洛阳，就是因为张严佛在洛阳。张严佛在国民政府中的资历，比戴笠还要老。张严佛在军统中的地位，仅次于戴笠和毛人凤，是戴笠最信任的人之一。张严佛办事谨慎小心，从来没出过纰漏，将特券交给这样一个人，戴笠十分放心。
张严佛按照计划，将一批又一批的特券发放到沦陷区，只是他没想到，发行第一批特券时，特券的真伪，就被汪伪政府和汪伪76号辨别了出来。
特券流入沦陷区后，因为其使用者在购物、兑换时，使用的特券数量巨大，从而引起了汪伪政府的注意。汪伪76号的特务从商家那里搜集了一些“中储券”，经过对比，发现这些“中储券”的编码，和日本政府发行的中储券编码不一样。也就是说，这些中储券不是日本政府印刷的。而且这些特殊编码的中储券，无论是纸张质量还是印刷的精美程度，都超过了日本政府印刷的中储券。与这些中储券相比，日本政府印刷的中储券，更像仿造的。汪伪76号将这些纸张精良、印刷精美的中储券拿到中央储备银行去做鉴定，很快，鉴定结果就出来了，这不是日本政府印刷的钞票，那么，如果不是日本政府印刷的，这些中储券，又是谁印刷的呢？经过多方侦察，汪伪76号的特工认定，这批中储券是国民政府制造的伪钞。
李士群迅速将这个消息上报汪精卫，这个消息让汪精卫以及汪伪政府的众多汉奸都感觉有些错愕，他们没想到国民政府会使用这样的手段来对付中储券的发行。
为了避免沦陷区经济混乱，汪伪政府下令沦陷区的各个银行、商号，严防伪造中储券的流入，并将特券与中储券的不同之处刊登在报纸上。
以下为汪伪政府刊登在报纸上的，伪券（伪券即特券）与中储券的六点不同之处：
① 伪券正面的国父头像，右颊线条比中储券要简单、粗糙；
② 中储券钱币上的红绿色条纹是有规律地分布的，其位置和方向一致，伪券则是胡乱分布的；
③ 伪券大小要稍小于中储券，伪券中的图片也比中储券中的图片稍小；
④ 伪券上的总裁印鉴和副总裁印鉴相对中储券，显得模糊不清；
⑤ 伪券上的树木图像印刷比较模糊；
⑥ 伪券最大的特点，就是字头是D/C、D/B、B/G、D/A、V/D、K/E、T/P、D/N、B/T开头。
然而仅仅是口头上劝告百姓不使用、不收售伪钞，力度还是不够的，为了进一步控制特券在沦陷区的发行，汪伪政府按照自己一贯的血腥做法，制定了一份《战时伪造法币治罪暂行条例》，条例里明确规定：凡是制造特券者，被抓捕后一律处以无期徒刑或死刑；凡是帮助国民政府收集、运送、交易特券者，处以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凡是为国民政府提供特券交易场所、制造场所者，处以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对于人数众多的普通群众，伪政府还试图用蝇头小利将他们收买，规定检举使用特券者奖励3万元，抓获贩卖特券者奖励5万元，如果举报特券制造工厂，政府则奖励10万元以上的奖金。
汪伪政府威逼利诱双管并下的做法，让特券在沦陷区的流通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不过特券的发行量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其效果也是非常显著的。
据统计，当时，在华中、华南、华北沦陷区，每1 000元中储券中就有1元特券，而截至1945年抗战结束，戴笠依然没有停止向沦陷区输送特券，在这几年里，国民政府投入沦陷区的特券总金额超过亿元。
特券的发行，给日本军队和伪政府带来了诸多的麻烦，由于国民政府使用特券大肆抢购沦陷区的黄金、药品、布匹、米粮等生活物资，加剧了沦陷区通货膨胀的速度，导致日军占领区的金融市场混乱不堪。
戴笠还动用了军统局隐藏在汪伪政府和汪伪76号内的“鼹鼠”，在汪伪政府内使用特券兑换物资，这一行为让日本政府对汪伪政府和汪伪76号产生了怀疑，从而使得这三方的合作不再亲密无间，日伪内部一片混乱。
发行特券这件事，在当时属于绝密事件，没有太多的文字记载，笔者只能从一些历史档案和参与者的口述实录中找到一些资料，所以了解的并不够全面，直至今日，国民政府发行特券的详情，依然有许多尘封的秘密尚未被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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