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日本政府对华实行“以战养战”的侵略性经济战略，企图采用“空手套白狼”的方式，用没有价值的“钞票”掠夺中国大量物资和财富，用这些物资和财富支持日本本土经济的发展，以及日本在华侵略军的给养。换句话说，日本就是想利用中国的物资和财富来消灭中国。
发行中储券，汪伪76号无所不用其极
在日本政府大量发行没有价值的“钞票”的同时，汪伪政府和汪伪76号，为了发行所谓的中储券，无所不用其极。值得庆幸的是，日本政府阴险、狠毒的想法很快就被国民政府发现了。为了不让群众上当，不让群众使用日本发行的“钞票”，国民政府特别向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和广大报社发出通知：禁止使用“中储券”，拒收“中储券”，让它留在汪伪政府，成为一堆只能用来生火的废纸。
上海公共租界工商局负责人在“中储券”尚未发行前，就收到了通知，而后又收到国民政府一封禁“中储券”的电文，为了响应蒋介石的号召，也为了避免给各个商界人士带来损失，上海公共租界工商局负责人迅速召集上海金融界和商业人士，讨论如何抵制“中储券”。经过一番激烈讨论，这些商业经精英们拟定了三点原则，以保公司、个人和周围生意伙伴的利益。
这三点原则分别是：
①上海公共租界的各个商店均不得接受、使用“中储行”钞票；
②各个银行不准为“中储行”钞票兑换外汇；
③各大银行、钱庄必须拒绝收下“中储券”。
国民政府为了彻底抵制中储券，还命令市商会、邮电局一律拒绝接收、使用中储券。
看到中储券如此没有行情，百姓自然也不愿意使用和购买中储券。这样一来，日本政府以“废纸”换中国物资和财富的计划即将破产。但是日本政府怎么甘心如此一个对日本好处众多的计划就这么胎死腹中呢？为了能继续实行“以战养战”的经济战略，日本政府开始给汪精卫施压，命令汪精卫无论如何都要发行中储券。
汪精卫在收到日本政府的命令前，就明白中储券带来的效益，远没有达到日本政府的预期，日本政府必定会给自己施压。因此，他早早就开始寻找打开中储券的使用市场的方法。在收到“主子”的命令后，汪精卫决定动用他的爪牙——汪伪76号，以武力胁迫商行、银行接收中储券。
李士群收到汪精卫的命令后，也认为，只能靠武力和威胁，才能打破中储券发行困难的局面，改变中储券不被民众接受的事实。李士群虽然清楚，中储券的发行会给中国社会带来极大的灾难，但这些却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他认为日本政府是自己的靠山，无论中储券发行的结果如何，只要自己尽力去发行，日本政府就不会亏待自己。而他李士群要是能做好发行中储券一事，一定能使得日本政府越来越重视他，他也能获得更多的好处。这对他李士群来讲是一本万利的事，他为什么要为了顾及民众，放弃这么好的表现机会。
李士群召来自己的得力助手马啸天、万里浪、吴世宝等人，说清中储券发行遇到的困难后，征询他们的建议，让他们想想办法，如何以最快的速度打破中储券发行的僵局，使中储券得以大量发行。
马啸天提议，不妨从民众每天都要接触和使用的东西上着手，这样可以让民众很快接受中储券的存在，随后使用它。李士群觉得这个办法可行，便命令马啸天带着汪伪76号第一大队的特工，前往上海公共租界电车公司总部，威胁他们使用中储券。
马啸天领命后，立刻带着全副武装的特务，开着装满中储券的汽车，一路疾行，赶往电车公司总部。这些特务人手一把枪，在电车公司如入无人之境，很快就闯进了总经理室。
面对手枪和手榴弹的威胁，电车公司总经理只能服从他们的命令，用法币购买特务带来的这一车“废纸”。而电车公司收了“废纸”后，自然也不想让这些没用的钞票烂在他们的手中，他们将“废纸”化整为零，散发在各辆电车当中，让售票员用这种钞票当零钱找给市民。
市民们本不接收中储券，但是电车公司的售票员们恶声恶气地坚持，说目前电车上只有这一种钞票可以找零，市民们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接受了中储券，但是市民很快就发现他们上当了，根本没有一家商店、银行愿意接收这种钞票，就连电车公司自己都很少接收这种钞票。
然而就是这样，李士群用武力发行出去的这些中储券，与日本政府期望的发行量相比，简直就是九牛一毛，远不能满足日本政府的要求。
为了能发行更多的中储券，李士群接受了“中央储备银行”推销主任的建议，派汪伪76号特工用“中储券”到上海各大商场、市场购物，如果哪个商户不开眼，不肯接受中储券，特务们便掏出手枪，威胁他们收下中储券。
为了保命，各大商户唯有收下“中储券”，然后眼睁睁地看着特务们搬走自己的货物。汪伪76号特工用毫无用处的“废纸”换走商户的货物，这种行为与抢劫无异。商户们非常气愤，有些商户坚决不收特务的中储券，认为即使特务再大胆，也不敢在公租界内肆意妄为，然而汪伪76号的特务就是强盗、土匪，他们在公共租界内也肆无忌惮地开枪杀人。公共租界巡捕房的警察为了汪伪76号的特务在公共租界内开枪杀人疲于奔命，却没能抓住汪伪76号的一个特务，虽然矛头都指向了汪伪76号，但是谁也没有胆量直接到汪伪76号总部追查凶手，这些枪杀案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汪伪76号以中储券换货的行动，不单单只针对上海市各大商场和大市场，那些小店铺、生活用品商店也同样没能逃脱货物变“废纸”的命运。
汪伪76号为了提高中储券发行量，强迫街头店铺的老板使用中储券，并派出特务在各个商铺外监视，一旦发现哪个店主不使用中储券，就立即出面，用各种方法强迫店主使用中储券。受到汪伪76号监视的店铺十分多，就连那些售卖柴米油盐、布匹、卫生纸、火柴等基本生活用品的小店铺都没有逃过。
发行中储券引发的银行血案
汪伪76号的这些手段，让商户们吃尽了苦头，但是李士群还是觉得力度不够，他认为这样虽然能发行出一些中储券，但是见效颇慢，耗费的时间长，日本政府根本不会有耐心等他这样慢慢发行中储券，他必须要寻找更有效的方法来发行中储券。
李士群灵机一动，将主意打到了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等几个国有银行头上。李士群当然不敢碰公共租界内的外国银行，毕竟那些外国银行身后的势力，不是他一个小小的“狗腿子”能得罪得起的，他还没傻到胆大妄为地在外国银行里胡作非为。但对国有银行，李士群就不怕了，在李士群看来，这几家国有银行纯粹就是国民政府的“走狗”，国民政府是汪伪政府的敌人，那么这几家国有银行就是他李士群的敌人。对待自己的敌人，李士群一向是不留情面的，因此他决定将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这四家国有银行作为突破口，利用四大国有银行大量发行“中储券”，同时，在打击这些银行的同时，也给军统一点颜色看看。
首先，李士群决定杀鸡儆猴，先拿一家银行开刀，从而引起其他银行对中储券的重视。李士群选定的第一个目标是中央银行。
李士群选定中央银行后，却犯了难，他不确定自己该用多大力度去打击中央银行，轻了，他怕起不到杀鸡儆猴的作用；重了，怕激怒中央银行，要是中央银行直接关门了事，他的所有努力也就白做了，到那时，自己不但立不了功，还会受到日本政府、汪精卫和周佛海等人的责骂。
盘算了许久，李士群才命令汪伪76号化验室的主任，做了两颗定时炸弹，由汪伪76号的特务沈信负责执行对中央银行的恐怖威胁一事。
在沈信出门前，李士群又找到他，特意交代他这两颗炸弹的放置位置，一颗放在位于逸园跑狗场的中央银行办事处，另一颗放在公共租界爱义路（现北京西路）中央银行分行。
1941年3月21日16时许，汪伪76号的特务沈信，派手下的一名特务，冒充邮递员，将装有炸弹的包裹送到了位于逸园跑狗场中央银行办事处。银行职员将这个包裹送到总经理的办公室，并按照总经理要求打开包裹后，发现包裹里是一个一闪一闪、嘀嗒作响的造型奇怪的仪器。虽然职员和总经理都不认识这个仪器，但是单凭直觉，他们也明白，这个仪器会威胁到他们的生命，但是，当那名拆开包裹的银行职员想将包裹扔出窗外时，已经来不及了，爆炸声成了这名职员和办事处总经理的人生的最后记忆。在这场汪伪76号制造的银行爆炸案中，有50余人遇难。
在位于逸园跑狗场的中央银行办事处被炸弹袭击的同时，位于公共租界爱文义路的中央银行分行内，也响起了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这枚炸弹先被送到了中央银行分行的传达室里，然后由传达室送到了银行大楼里，由于传达室和银行大楼距离较远，所以当炸弹爆炸时，包裹才到中央银行大楼的大门口，也正因为这样，这里的死亡人数，远低于跑狗场处的死亡人数，但也造成了7人死亡，银行大楼的大门也在这场爆炸中毁于一旦。这两起爆炸事件，让当时银行界的领导和职员们都惶恐不安，吸取这两次的教训，所有银行的传达室都不敢再随意接收包裹，唯恐出现类似中央银行的爆炸事件。
再说汪伪76号的特务沈信，他似乎炸银行炸上瘾了，在炸毁中央银行的当天，他又指示一名特工，将装有定时炸弹的包裹送到了位于霞飞路的中国农民银行。然而同一天同一刻的两起爆炸事件，已经让银行对包裹有了戒备之心，因此，中国农民银行的职员在收到包裹时，没有将包裹送入银行内部，而是在银行外的空地上拆开了包裹。当看到闪烁信号灯的仪器时，银行职员立刻报警，称有人投放定时炸弹，请求警察的帮助。警察迅速带拆弹专家赶到中国农民银行。经过拆弹专家的努力，这枚定时炸弹被安全拆除。
而汪伪76号的特务沈信，在过了爆炸时间很久，还没有听到爆炸声后，立刻推断出，送到中国农民银行的炸弹没有爆炸，他也明白了，此时的各大银行，已经有所戒备，再想炸毁其他银行，已经没有开始那么容易了，因此，他带着特务们驱车返回汪伪76号特工总部，向李士群复命。
李士群在汪伪76号总部内也听到了两声巨大的爆炸声，他猜到沈信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于是，在沈信回来后，他拍着沈信的肩膀，夸他做得不错。然而沈信却觉得不过瘾，说自己本想把中国农民银行也顺手炸了，但是却没能如愿。李士群随即召来吴世宝等人，将自己的下一步计划对沈信和吴世宝全盘托出。李士群计划让沈信、吴世宝带几名特务前往霞飞路，到中国农民银行职员的集体宿舍所在地——霞飞路1412弄进行恐怖袭击，枪杀农业银行的职员。
沈信和吴世宝听了李士群的话后，迫不及待地带着一群特务来到霞飞路，冲进霞飞路1411弄，他们看到霞飞路1411弄10号的大门上，写着“农行宿舍”四个大字，便撞开大门，冲进屋子，疯狂地开枪扫射，致使宿舍里的6名农行职员死亡，10余人重伤。
吴世宝和沈信在疯狂残杀农行职员，返回汪伪76号，向李士群邀功时，才意识到，他们杀害的，是霞飞路1411弄10号江苏农业银行的职员，而不是霞飞路1412弄里中国农民银行的职员。李士群在得知吴世宝等人杀错了人之后，也没有怪罪吴世宝，干脆一错再错，让大开杀戒的吴世宝过过瘾，到汪伪76号附近极司菲尔路96号的中国银行的员工宿舍去展开另一场屠杀。
于是杀红了眼睛的吴世宝，亢奋地带着一队特务，杀气腾腾地冲到了极司菲尔路96号，此时正是1941年3月22日凌晨3点左右。强行进入中国银行员工宿舍大楼后，吴世宝没有像在霞飞路一样，让手下特务们直接朝宿舍内扫射，而是命令特务们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挨个搜查，把大楼里的中国银行的员工通通抓了起来，随后，全部押送到汪伪76号做了人质。一夜之间，中国银行一共有129名职员，被汪伪76号抓捕关押。
中国银行的营业范围最广，社会影响力最大，被抓捕了129名职员后，中国银行内部人心惶惶，然而，在会计、出纳和金融主管都被抓捕关押进入汪伪76号之后，中国银行依然尽最大的努力，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人员，在缺少大量人手的情况下坚持营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汪伪76号、汪伪政府证明，中国银行绝对不会因为汪伪76号的恐怖行动而屈服。
中储券给中国带来的恶劣影响
汪伪政府和汪伪76号为了发行中储券，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而国民政府为了阻止中储券的流通可以说是竭尽全力，那么，中储券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让中日双方，甚至国外银行都这么紧张呢，这还要从中储券的性质说起。
中储券全称中央储备券，它并不是一种国家认可发行的货币，而是日本政府在侵华时期，指使汪伪政府在沦陷区强制发行的一种货币。
根据日本政府的指令，汪精卫在1941年1月，在南京设立了中央储备银行。后来，汪伪政府为了扩大中储券的影响力，又在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设立了中央储备银行分部。
最初，汪伪政府在发行中储券时，制定的兑换比率是50比100。也就是说，100元法币只能兑换50元中储券，这对于汪伪政府和日本政府来讲，绝对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1941年，中储券发行初期，国民政府敏锐地察觉到，这种没有硬通货支撑的货币一定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因此下令禁止使用中储券。但尽管国民政府竭力阻止中储券在市面上流通，却还是无法阻止汪伪76号利用各种卑劣的手段逼迫商人使用中储券。
1942年5月31日，无法阻止汪伪76号发行中储券的国民政府，为了不让中储券继续无所顾忌地发行，下令禁止法币在市场流通。
截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前夕，中储券在中国一共发行了46亿，如此庞大的数字震惊了世界，日本人在这一时期制造的这一假钞的数量，在当时，乃至现在，都堪称世界之最。
期间，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减少百姓的损失，国民政府只得下令兑换中储券，然而面对数量庞大的中储券，国民政府显得有心无力，他们只能用1法币兑换100中储券的可怜比率来实行兑换政策。
1∶100的比率是什么概念？就是说，当初，民众是按100法币换50中储券的比率兑换的中储券，到了1945年，他们只能兑换回0.25元法币。也就是说，不到5年的时间，中储券整整贬值了200倍，日本人不仅创下伪造假钞数量之最，还创下了钱币贬值速度最快的纪录。
在中储券发行的这几年，日本政府、汪伪政府和汪伪76号利用这种“废纸”，从中国百姓手中搜刮走了大量的物资和金钱。
1943年2月，汪伪政府为了更加快捷便利地和日本取得联系，决定扩建广州白云机场，扩建新航线。扩建机场，意味着需要征用新的土地，汪伪政府于是将目光瞄准了广州三元里一带，从这一带农民手里征收了200多亩土地。
众所周知，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汪伪政府若想征收这片土地，就必须给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一些补偿。事实上，汪伪政府确实给了农民补偿，一亩地赔偿778元，如果是大洋，那么这个补偿是非常合理的，足够一户人家做些小生意或者再到别处买些土地维持生计，而且即便什么都不做，这些钱也能保证一户人家衣食无忧地生活十年到二十年。即使这778元，换成当时价值略低于大洋的毫洋，农民们也是不吃亏的。然而做了汉奸的汪精卫，心肝是黑的，他将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土地征走以后，付给农民的钱币，居然是汪伪政府发行的中储券。1943年，是中储券发行的第二年，中储券已经贬值许多，汪伪政府给农民补偿的778元中储券，当时仅能买到80公斤的中级面粉。按照这样的比例，汪伪政府付给农民的778元。早在1933年，广州一亩土地就能卖到几千毫洋了，几千豪洋，足够一家人过上好多年的日子，然而价值几千豪洋的土地，却被汪伪政府用几百块钱的废纸就换到手了，可想当时那些被征收了土地的农民，下场有多悲惨。
日本政府利用汪伪政府和汪伪76号，发行中储券，强行征夺中国财富。
中储券在汪伪76号这些走狗的帮助下，疯狂地在中国发行，市面上中储券的数量越来越多，百姓手中的中储券越来越不值钱。
1944年，14200元中储券仅能买到80公斤大米，街头，经常能看到百姓拿着一大袋子中储券购物。
当时，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有人拿着两斤猪肉和一麻袋中储券在挑大豆，在挑选大豆时，这个人将猪肉和一麻袋钱都放在了地上，等他买好豆子时，却发现钱还在，猪肉却没了。这虽然是个笑话，但也能由此看出，那个时期中储券贬值如何严重。
抗日战争结束后，日本退出中国，但是中储券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并没有消失。日本人宣布无条件投降，汪伪政府和汪伪76号被迫解散后，中储券成了没有“家”的“黑户”，国民政府再也不允许使用这种象征着屈辱的钱券。
抗日战争结束后，为了减少停用中储券对百姓造成的损失，国民政府下令用法币兑换中储券，但是因为能力有限，国民政府将中储券和法币的兑换率制定得非常不合理，导致沦陷区的许多居民破产，百姓对国民政府的怨恨与日俱增。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中储券给中国带来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在抵制中储券对中国的影响，破坏中储券发行的过程中，军统局、中统局和汪伪政府、汪伪76号斗智斗勇，也取得了不小的胜利。
军统局大力除杀推行中储券的76号汉奸
在汪伪政府丧心病狂地推行中储券时，军统特工也积极行动了起来，他们遵照戴笠的指示，“以牙还牙”，用汪伪76号对付银行、商户的办法，对付汪伪政府设立的“中央储备银行”。
1941年1月30日清晨6点左右，两名军统局特工，埋伏在法租界恺自迩路（今金陵中路）芝兰坊7号对面，准备刺杀住在芝兰坊7号的汉奸季翔卿。季翔卿是“中央储备银行”驻沪推销主任，正是他，建议李士群用子弹打开中储券发行的大门。除掉季翔卿，中储券的发行速度就会放缓，军统的两名特工，奉戴笠之命，耐心地埋伏在季翔卿家对面，等待季翔卿的出现。
大约8点左右，季翔卿出现在家门口，军统特工们精神为之一振，他们的目标季翔卿头戴一顶褐色礼帽，身着一身黑色条纹西装，为了御寒，外面还穿了一件黑色大衣。季翔卿的穿着，宛如丧服，像是在预示自己的灭亡和军统的成功一样。就在季翔卿左脚刚刚踏上停在家门口的汽车的那一瞬间，两颗子弹飞驰而来，直指他的头部，一颗击中了他的太阳穴，另一颗击中了他的额头。季翔卿还未来得及呼喊，就倒在了地上。军统局的两名特工迅速上前，隐藏在纷乱的人群中，确认季翔卿已经死亡后，便迅速离去。
季翔卿的遇刺身亡，让汪精卫十分愤怒，他责令汪伪76号一定要抓住杀害季翔卿的凶手。
李士群虽然接受了汪精卫指派的抓捕刺杀季翔卿的凶手的任务，但李士群认为，这个任务几乎无法完成，因为季翔卿死时，没有目击证人，没人知道子弹从何而来，更没人知道凶手的样貌，唯一的线索，就是从季翔卿的伤口推断，凶手的枪法非常准，一定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特工杀手。那么嫌疑最大的，自然就是一直与汪伪76号针锋相对的军统局，然而，究竟是军统的哪个特务杀了季翔卿，谁也不知道，而且，即便是知道，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也很难实施抓捕。
季翔卿的死让李士群心烦不已，然而不到一个月，又发生了一件让李士群更加心烦的事情。
1941年2月20日上午10点左右，三名身着西装的男子走进上海“中央储备银行”的营业大厅，就在营业员准备走上前去，询问这三名顾客需要什么样的服务时，走在前面的一名男子，突然从皮包里掏出一枚手榴弹，向柜台内投掷。然而炸弹滚到了墙角，却没有爆炸。这名男子当即又掏出了另一枚手榴弹，扔向楼梯口，这一次，“呯”的一声，手榴弹爆炸了，一阵烟雾腾起，营业员们吓得都趴在了地上。趁此时机，这三人中的一人，迅速向二楼业务处跑去，向二楼业务处内投掷了两枚没有拉开保险盖的手榴弹，随后，此人回到一楼，和同伴会合后，三人向大门外逃窜。此时，“中央储备银行”的守卫终于清醒了过来，挡住了这三个人的去路。这三名男子于是掏出了手枪，朝守卫的脚下开枪，冲出了银行。这三名男子的举动，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他们在“中央储备银行”里抛掷没有拉开保险盖的手榴弹，目的是恐吓前来这里办理业务以及在这里工作的有关人员。
这起事件，同样也是军统局的特工所为，这三名特工的恐吓举动，收到了不错的效果，许多投机分子、亲日分子听到这个消息后，再也不敢走进“中央储备银行”。“中央储备银行”里人心惶惶，工作人员们每天都提心吊胆的，甚至还有职员因为害怕会因为在伪政府的银行里上班而招来杀身之祸，最终选择了辞职。
军统局的三名特工扔哑弹的目的达到了，他们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没有殃及无辜，还威慑了那些投机分子、亲日分子，达到了破坏中储券发行的目的。
军统不伤无辜的做法，与汪伪76号肆意射杀国民政府的银行员工的做法截然不同。
再回头说被汪伪76号于1941年3月，绑架的那些银行员工。
戴笠在惊闻中国银行的129名员工，在1941年3月集体被汪伪76号绑架后，勃然大怒，但为了保障这些人的安全，他不得不隐忍不发，压制火气，与汪伪76号谈判。直到1941年4月16日，被绑架的129名中国银行员工都被汪伪76号释放后，戴笠才命令军统局，对汪伪76号展开报复行动。
这一次，军统特工将目标瞄准了“中央储备银行”的会计科副主任张永纲，暗杀“中央储备银行”的会计秤副主任，会对“中央储备银行”的运营造成严重的影响。可惜的是，这一次，军统特工并没有成功除杀张永纲，只是将其击伤。张永纲被击伤后，被送往大华医院医治。面对这样的结果，戴笠并不死心，派出了三名军统特工，前往大华医院再次刺杀张永纲。
周佛海听到张永纲被枪击的消息后，将这件事看作是国民政府对汪伪政府的挑衅，他迅速吩咐李士群，从4月16日晚放走的129名中国银行员工中，挑选三人，予以刺杀，以反击军统局对张永纲的刺杀行为。
李士群接到命令后，立刻指派汪伪76号的特务们，将之前曾经关押到汪伪76号的129名中国银行的员工又一次抓捕，关进了汪伪76号，这距离这些职员被放出汪伪76号还不到一周的时间。
在这129名职员被重新关进汪伪76号的当天晚上9点半，吴世宝就从这129人中选出了9名职位相对较高的职员，告知他们，汪伪76号要请他们这些职位相对较高的员工吃饭。这9个人闻听此言，面面相觑，满脸恐惧，不知道吴世宝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吴世宝于是奸笑一声，没有再卖关子，对他们说：“吃完饭后，要从你们9个人当中选3个人，为张永纲抵命。”
随后，吴世宝还将这9个人里姓张的职员都挑出来了，但是只有两个人姓张，眼看还差一个，面对这一人的空缺，吴世宝很随意地表示，由天做主。
吃饭时，吴世宝准备了一把“死亡椅子”，除了那两名姓张的职员，剩下的7个人，谁坐到那把“死亡椅子”，谁就是倒霉鬼，最后，一名姓曹名善庆的央行主任坐到了那把“死亡椅子”。
吴世宝见为张永纲偿命的三个人全部都选出来了，就让这9个人赶紧吃饭。饭后，吴世宝将其余6人遣送回汪伪76号的关押室，留下了两名姓张的职员和曹善庆。吴世宝在询问了这三人的年龄、姓名、籍贯等问题后，哄骗此三人，和颜悦色地说，刚才说要让他们偿命，不过是为了震慑其他人，其实他是要将他们送回中国银行员工宿舍，希望他们能够在中国银行内部，配合汪伪76号的工作。
这三人看到吴世宝如此和颜悦色，便以为吴世宝开始所言，要他们为张永纲偿命，不过是玩笑而已，也都就慢慢放松了警惕。最后，在吴世宝的巧言相劝下，上了汪伪76号的汽车。
吴世宝照旧把这三人拉到了汪伪76号用来枪决所谓的“犯人”的中山北路的小树林里。到达小树林后，这三人刚一下车，就愣住了，这是哪里呢？可还没等这三人回头，身后的汪伪76号的特务，就朝他们开枪射击。曹善庆和一名张姓男子应声倒地，另一名张姓男子没有被击中，但他却被突如其来的枪声吓傻了，见那二人齐齐倒下，吓得呆若木鸡，站在原地一动不敢动。汪伪76号的特务见还有一人没有倒地身亡，便又朝其开了一枪，这名男子随即倒地。汪伪76号的特务见三人统统倒下，便开车返回。曹善庆和那名头部中枪的张姓男子，因为都被击中了头部，所以都一命呜呼了，而最后那名张姓男子，非常幸运，仅仅被击中了腿部，在汪伪76号的特务撤离后，拼死爬了起来，逃出了小树林，捡回了一条命。
在汪伪76号特工处决中国银行三名中层职员的第二天，文化汉奸胡兰成恬不知耻地在《中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标题为《以三抵一，信守诺言》的文章，向日本政府、汪伪政府和汪伪76号献媚。在这片文章中，胡兰成以汪伪政府领导人的口气自居，严厉地警告国民政府和军统局，如果再不停止对中储券发行的破坏行动，日方和汪伪76号将采取一切手段进行打击报复。
日本政府有关官员，看到《中华日报》上的这篇报道后很是得意，并以中国银行员工宿舍频频发生事故为由，接管了极司菲尔路96号，将里面居住的中国银行员工统统驱赶了出去。
大汉奸周佛海看到报道后，还不满意，他又一次下令李士群，继续报复国民政府的各大银行！
怎样继续报复国民政府的各大银行呢？
李士群想到了上次吴世宝错杀江苏农业银行员工一事，当时，李士群本来是派吴世宝去杀害中国农民银行的员工，但是吴世宝弄错了门牌号，杀错了人，因为江苏农民银行也是国民政府的银行，所以李士群也没有追究吴世宝的过错，而吴世宝此举，也算是对国民政府的银行起到了威慑作用。这次，不如就继续大开杀戒，去杀害中国农民银行的员工。
当夜，李士群就将汪伪76号特工队队长杨杰召到了会议室，命令杨杰带领一队特务，去射杀住在霞飞路1412弄的中国农民银行宿舍里的银行职员。
杨杰领命后，立刻带人来到霞飞路1412弄。为了防止有人在射杀过程中逃跑，杨杰命令特务将车横放在弄堂口，并留下两名携带机枪的特务守在弄堂口，专门负责射杀漏网之鱼。其余的特务，都集中到中国农民银行的员工宿舍的门前，这些特务连敲带砸，甚至直接用机枪将门锁打坏，闯进了员工宿舍。最后，汪伪76号的特工，将中国农民银行宿舍大楼里的所有员工，都赶到了大楼的楼下。
这些职员被突如其来的恐怖事件吓得瑟瑟发抖。杨杰确定楼内所有人员都被赶到了楼下后，命令这些银行职员排队站好。这些无辜的银行员工，刚刚排好队，便被汪伪76号的特务一阵疯狂的扫射，全部倒在了血泊之中。
汪伪76号的这次行动，残忍至极，在场的中国农民银行的员工，一个幸存者都没有，统统被汪伪76号的特务残忍杀害。
后来，法租界巡捕房的巡捕赶到现场，只看到数十人倒在血泊中，无一人生还。
这场惨绝人寰的枪杀事件，让汪伪76号凶名远扬，也让整个上海滩人心惶惶，百姓提起汪伪76号，都心惊肉跳，唯恐哪一日，自己就撞上了汪伪76号的枪口，而上海各大银行的职员，更是时时刻刻胆战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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