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上海特工成功暗杀赵刚义
军统局与汪伪76号的暗战，大部分是在上海展开的。戴笠将锄奸力量主要放在上海，也是有原因的。上海沦陷时间比较早，日本政府在上海地区的势力较强，所以，许多亲日分子纷纷前往上海，在日本政府的庇护下，有恃无恐地进行破坏抗日战争、损害祖国利益的活动。面对这些作恶多端的汉奸，戴笠就将军统局的锄奸力量主要放在了上海，命令上海区特工组着力锄奸。军统局上海区在王天木叛变后，按照戴笠的要求，又一次展开了一系列的锄奸行动，击杀了许多大汉奸，其中就有曾任军统青岛站站长的军统叛徒赵刚义。
赵刚义能够成为军统青岛站站长，离不开王天木的推荐，所以他们二人的感情颇深。王天木被汪伪76号逮捕后，赵刚义曾十分焦急地寻求营救王天木的方法，当王天木安然无恙地走出汪伪76号后，赵刚义非常替王天木高兴。后来，戴笠不再信任王天木，王天木叛出军统，赵刚义不仅不为王天木惋惜，反而为王天木感到欣慰，赵刚义觉得，以当时戴笠对王天木的态度来看，王天木就算继续留在军统，也只能在戴笠的不断探试和暗杀中惶惶度日，王天木投靠汪伪76号并没什么不好，至少不用再胆战心惊地过日子了。
王天木投靠汪伪76号后，赵刚义并没有和王天木断绝联系。后来，王天木之所以能带着汪伪76号的特务轻而易举地摧毁军统青岛站，赵刚义功不可没。
王天木摧毁军统青岛站后，第一时间就将赵刚义从审讯室里放了出来，带着赵刚义来到了汪伪76号高洋房的会客室里。进入会客室后，赵刚义惊讶地发现，李士群、丁默邨、万里浪、马啸天等汪伪76号的领导居然都在会客室等待自己。原来，在王天木的游说下，众人一起在会客室等待赵刚义，为他压惊，并一起为他举办了一个欢迎晚会，欢迎他加入汪伪76号。
赵刚义没有想到，汪伪76号居然会给自己举行这么一个欢迎会，一时间有些受宠若惊，赵刚义于是感激不已，表示自己以后一定尽心尽力为汪伪76号工作，不会辜负大家对他的期望。
赵刚义在军统局以能力出众、心狠手辣著称，不管是他在军统时的同事，还是后来在汪伪76号的同事，只要见识了他的手段，无一不对他心生恐惧，因此赵刚义的朋友并不多，大家都恐惧他、疏远他，而赵刚义对别人的疏远和恐惧毫不介意，反而扬扬得意，他认为这正是自己能力强大的表现。在汪伪76号里，除了几个头目级别的人物，其他汉奸，他都不放在眼里。
赵刚义对已经变成敌人的军统同事，更是冷漠无情。在赵刚义看来，这些军统特务如今都是他成功的踏脚石，他对他们没有丝毫的同情和顾忌。在加入汪伪76号的当天，赵刚义就带着一队汪伪特工，把他能够找到的军统特工，统统抓进了汪伪76号。此后，赵刚义变本加厉，迫害了许多军统特工。
戴笠自然不能容忍赵刚义之流一再迫害军统特工，这些特工，无一不是他费尽心思培养出来的，损失任何一个，都像是从他身上放血一样让他难受。面对嚣张的叛徒赵刚义，戴笠密令军统上海区第三行动队队长林焕芝，尽快组织暗杀行动，除掉赵刚义。
林焕芝收到戴笠的命令后，没有鲁莽行动，因为他和赵刚义从前是同事，对赵刚义的行事作风多少有些了解，虽然赵刚义狂妄自大，但他却是一名优秀的特工，要想除掉他，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再说赵刚义，加入汪伪76号之后，几次成功抓捕军统特工，让赵刚义颇为得意，他认为，由于自己行动迅速，打击有力，给军统局的特工以沉重的打击，军统局的其他特工一定都意志消沉，忐忑不安。因此，赵刚义骄傲不已，疏忽了对自身安全的防卫。
林焕芝在认真研究了形势，并通过内线，了解了赵刚义的状态后，认为当下正是刺杀赵刚义的最好时机，一旦赵刚义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军统局列入刺杀名单，开始重视自身的防卫，那么暗杀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变得非常小了。而且，林焕芝也意识到，这次暗杀必须一击而中，如果没能杀死赵刚义，那么他肯定会加强自身的守备力量，再想杀他，就会难如登天。
林焕芝经过反复思量后，从第三行动队挑出四名枪法、身手皆是一流的特工，安排他们每天晚上7点，都埋伏在南京路大新公司演义部附近，伺机而动。这个地点，是林焕芝从军统局在汪伪76号内部的“鼹鼠”口中得知的。“鼹鼠”告诉林焕芝，赵刚义每个星期都会选择一天去南京路大新公司演义部休息放松，那个时候，他身边的守卫力量是最薄弱的。唯一一个问题就是，赵刚义虽然每周都去一趟，但星期几去，并不固定，因此，林焕芝并不知道赵刚义会在星期几去大新公司演艺部，因此，他采取了最笨的方法——守株待兔。
1939年12月18日晚9点半左右，赵刚义的身影终于出现在大新公司演艺部入口附近，埋伏多时的林焕芝和四名军统特工一齐开枪，赵刚义头部、颈部、胸部等多处中枪，他来不及求救，就倒在了血泊中，气绝身亡。
军统局成功刺杀赵刚义后，弥漫在军统特务心头的阴霾一扫而光，他们鼓足干劲，再接再厉。
军统上海区连连得手，成功刺杀多名汉奸
1940年1月，家家户户都在准备年货、走亲访友，军统特工却依然在为锄奸紧张忙碌。军统特务并不是不想过年，而是戴笠有令，要求军统特工趁着年前、年中和年后的这两三个月时间，大力锄奸。过年前后，是汪伪76号以及其他汉奸最放松的时候，如果能够利用好这一时机，必然能制裁不少汉奸，同时也能杀鸡儆猴，让那些继续作恶的汉奸投鼠忌器。因此，春节前后，军统特工格外紧张。
1940年1月14日晚，军统上海区第二行动队队员开枪射杀了张啸林的亲家——大汉奸俞叶封。当时，俞叶封正往自己的汽车走去，刚走到车前，还没拉开车门，就被击倒在地。俞叶封的手下看他尚有气息，马上将他送往医院，这个大汉奸还没被送到医院，就气绝身亡。
俞叶封的死，让上海伪政府的官员们和上海的其他汉奸都震惊不已，俞叶封是张啸林的亲家啊，谁那么大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不过这个谜团一直无解，直到很久以后，大家才终于知道，射杀俞叶封的，居然是军统特别行动队的特工。这个答案难免让汉奸们觉得有些意外，军统局虽然一直在锄奸，但谁也没想到，军统锄奸的决心居然如此坚定，在临近新年之际，居然会向张啸林的亲家下手。
俞叶封被军统刺杀的“余震”还没过去，一个星期后，也就是1940年1月21日晚，汪伪76号特务谭文质和他的妻子谭淑仪以及汪伪76号特工杨国栋，在谭文质家中，被军统上海区第二行动队的特工们用斧头劈死。
这两起锄奸案件，让投靠日本人的汉奸们人人自危，纷纷加强了自身的警卫力量，然而他们再警戒，也逃不过军统局的锄奸巨手，军统刺杀汉奸的行动，一刻也没停歇过。
1940年2月19日晚，军统局上海区第一行动队的两名特工身着西装，来到中央饭店，痛殴一伙正在围坐着打麻将的男子。期间，一名军统特工偷偷掏出了消音手枪，在另一名特工的掩护下，射中了其中一名汉奸的头部。事后，二人骂骂咧咧地离开了中央饭店，被殴打的几个人，都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周围许多不明原因的看客，被军统局那两位凶神恶煞的特工吓坏了，谁也不敢上前，待二人离开后，才来到被殴打的几名男子身边，结果发现，其中一人已经中弹，头部被血染红。最终，这名汉奸在被送往仁济医院的途中死亡。这名被军统特工在大庭广众之下暗杀的汉奸，就是残害了许多军统同僚的军统叛徒，时任伪上海市政府警察局要员的陆雨亭。
1940年2月25日晚24点左右，军统上海区第二行动队的特工埋伏在静安寺路仙乐舞厅门口，将汪伪76号特工总部机要处处长钱人龙和汪伪76号特工总部交际科科长丁时俊击毙。
两天后，也就是1940年2月27日早10点左右，军统上海区第二行动队特工将伪政府国防救济会难民教育股主任兼大亚广播局经理刘仲英击毙。而刘仲英的好友，亲日分子、大陆新报社记者徐申，也在一个月后，被军统上海区特别行动队特工暗杀，不过徐申命大，正好福民医院的医生途经暗杀现场，及时对其实施了抢救，徐申才保住了小命。
军统局连连得手，然而军统特工却丝毫没有放松锄奸的步伐，为了给军统局争一口气，他们将恶行累累的汪伪76号第二十大队大队长胡常英也列入了暗杀名单。
胡常英集老奸巨猾、心狠手辣、谄上媚下，深得李士群的喜爱。在抓捕军统特工的行动中，胡常英凶残至极，经过他审讯的军统成员、抗日志士，没有一个能活着离开汪伪76号的。面对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汉奸，军统特工自然恨得咬牙切齿。
1940年6月24日，胡常英独自一人步行回家，走到新民路大安里时，被军统特工前后夹击。当时，胡常英胸部、腹部、腿部中枪，由于围观者越聚越多，军统特工在击中胡常英后，没有恋战，立刻撤退。后来，胡常英被路人送往了同仁医院，保住了一条小命。
军统局的疯狂刺杀，让汪伪政府和亲日分子们如惊弓之鸟，甚至开始怀疑周围的亲近之人，是不是在伺机暗杀自己的军统特工。面对军统局的疯狂锄奸，汪伪政府命令汪伪76号，迅速消灭军统在上海的力量。之后，王天木、陈明楚等军统叛徒加大了对军统局特工的抓捕和策反。
1941年10月下旬，军统上海区再次遭遇灭顶之灾，军统上海区区长和军统上海区近百名成员均被汪伪76号抓捕。然而，即使军统上海区遭受如此惨重的打击，他们锄奸的脚步依然没有停止！
军统暗杀上海大亨张啸林
张啸林其人
前文中，笔者屡次提及张啸林，这一节，细述张啸林其人。
张啸林是浙江慈溪人，原名张小林，后来他觉得小林这个名字不够威风，便请教自己写字的先生为他批命改字。由于张啸林属虎，先生就将他的名字取为啸林，取虎啸山林之意。张啸林对这个名字非常满意。
张啸林的父亲是一个做木桶的木匠，收入不高，整个家庭又都靠父亲微薄的收入维持，所以张啸林的家境自然不算好，甚至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然而即便家庭环境如此，张啸林的父母对张啸林还是抱了很大的期望。为了让张啸林出人头地，张啸林的父母一直省吃俭用，供张啸林读书。
无奈张啸林天生不喜欢读书，只喜欢打架闹事。长大后，张啸林到杭州工作，依旧没改掉打架闹事的习惯。由于张啸林经常与流氓为伍，而在寻衅斗殴中，又无所不为，所以最终还是闯了娄子。张啸林在斗殴中，不慎将人打死，所以不得不逃离杭州，前往了上海。
张啸林逃往上海，只为避难，从来没有想过能在上海出人头地，然而世事难料，谁也没想到，上海对张啸林而言，居然是一块风水宝地。
20世纪20年代初，张啸林结交了黄金荣、杜月笙等人，还组建了一个“共进会”，这为张啸林成为上海滩的龙头老大打下了基础。后来，张啸林又与黄金荣、杜月笙、王柏龄、孙祥夫、陈希、杨虎、陈群等人，组成了上海黑道人尽皆知的“老八股党”。虽然这八个人中，张啸林年龄排第二，但人人都称张啸林为“张大帅”，这并不是为了彰显张啸林的地位，而是暗讽他性格急躁，只有匹夫之勇。
有一件小事，足见张啸林的“勇武”。
话说杜月笙在上海闯出名堂后，就为自己的祖先立了个祠堂。祠堂落成之日，杜月笙邀请了许多上海名角来排演堂会，由于祠堂地方不大，他们就把舞台和宴席都设在了祠堂外的空地上。
这天，宴会结束后，杜月笙的门徒要撤去舞台的座席，但有一个戏迷，唯恐自己第二天占不到好位置，一直坐在前排不肯走。杜月笙的门徒劝说了这位戏迷半天，他依旧固执地不肯离去。这名无计可施的门徒，就找到总招待张啸林，请他来解决此事。
张啸林先是和颜悦色地劝说这位戏迷，但这位客人依旧坚持不离开。看到这位客人如此固执，张啸林大怒，忘记了自己是总招待的身份，也忘记今天是杜月笙家祠落成的大好日子，更没考虑对方的身份，直接给了这位客人一记耳光。张啸林就此捅了一个大娄子。张啸林打的这个人，不是商人，也不是黑道的混混，而是警备司令部的一位高级参谋。这位参谋的几名随从，看到自己的长官被打，立刻将张啸林围了起来，并举起了手枪，扬言要将祠堂拆掉。
这场闹剧，惊动了杜月笙以及尚未离开的其他宾客。杜月笙了解情况后，马上向这位高级参谋赔礼道歉，但是这位参谋的几名随从，还是把枪抵在了张啸林的脑门上。
最后，经杜月笙和众多客人的劝解，这位高级参谋才摆摆手，叫他的手下收了枪支，然而，这并不表示这位客人原谅了张啸林。
这位客人提出了几个条件：
第一， 在这几天里，只要杜月笙的祠堂前有戏，就一定要在首排的正中，给他留出个座位；
第二， 张啸林要亲自到司令部，给他赔礼道歉。
杜月笙满足了这位客人的要求，张啸林到司令部给这位客人赔礼道歉之后，这件事才算完结。
杜月笙以为，这件事之后，张啸林的嚣张气焰会有所收敛，但没想到，事实正好相反，这件事非但没让张啸林有所收敛，反而让他更加嚣张。而张啸林的门徒也常常把这件事当作吹嘘的资本，说张啸林是一个不畏权贵、仗义执言的人。
张啸林卖国投日
话说张啸林在上海滩呼风唤雨了几年后，终于迎来了人生又一次重大选择。
上海沦陷后，杜月笙逃到香港避难，黄金荣闭门谢客，不与任何人来往，张啸林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学习老大黄金荣远离这场纷争；一是投靠汪伪政权，为日本人做事。
张啸林思前想后，认定这是个机会，能够让他一举成为上海滩第一大亨。于是张啸林频繁地与汪伪政府接触，积极与汪伪76号的李士群、丁默邨等人合作，通过为他们提供军统、中统特工的线索，获得了李士群的信任，与日本军方取得了联系。
张啸林帮助日本军方做事，甘做汉奸，自然上了军统的汉奸名单。
面对上海滩的大亨张啸林，戴笠还是有些顾忌的，他与杜月笙是好友，杜月笙和张啸林又是异姓兄弟，戴笠怕派人暗杀张啸林，会影响他和杜月笙之间的交情，为了一个汉奸，失去一个强大的助力，这种事，戴笠当然不肯做。
戴笠在和杜月笙聊天时，还曾经假装不经意地问杜月笙：“如果你的兄弟中，有人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卖命，你会如何处置他？”杜月笙听后一愣，随机坚定地告诉戴笠：“不管怎么样，只要是我的兄弟，我都不会下狠手。”
戴笠听到这个答案后，心中当即明了，杜月笙不会大义灭亲，想要制裁张啸林，恐怕只能曲线救国了。
其实，杜月笙与戴笠相交多年，怎么可能不知道戴笠的心思，虽然戴笠没有说出张啸林的名字，但杜月笙却心知肚明，清楚戴笠所说的自己的兄弟，正是自己的把兄弟张啸林。
杜月笙不忍看到风头正劲的张啸林死在戴笠手中，后来，在与戴笠聊天时，还委婉地告诉戴笠，自己会劝说张啸林效仿黄金荣，不再为日本人做事，请戴笠放他一马。戴笠也答应杜月笙，只要张啸林不再为虎作伥，他就既往不咎。
然而，杜月笙说服得了戴笠，却说服不了张啸林。
后来，杜月笙前往张啸林家中，劝张啸林悬崖勒马，不要继续为日本军方做事，走上卖国投敌这条万劫不复的道路。然而张啸林却迷了心窍，认定日本军方能给自己很多很多，比如官职、比如权力、比如金钱。所以，张啸林在听了杜月笙要自己闭门不出，放弃即将到手的所谓的荣华富贵后，竟然对杜月笙破口大骂。杜月笙这才明白，自己说什么都无用了，张啸林已经不可能回头了。
杜月笙走后，张啸林继续做着自己升官发财的美梦，明目张胆地为日本军方服务。张啸林帮日本军方筹集棉花和医疗用品，为汪伪76号提供枪支弹药和特工，不过，官运却一直没有降临，霉运倒来了。
死在“自己人”手中的张啸林
张啸林做了汉奸后，他的名字就出现在了军统的锄奸名单上。在确定张啸林毫无悔改之心后，戴笠命军统特工对张啸林进行暗杀，但屡次都没有成功。而遭遇几次暗杀后，张啸林也加强了对自身安全的防卫。
张啸林和汪伪76号联络频繁，不仅经常让手下门徒帮助汪伪76号抓捕爱国志士，还经常协助汪伪76号绑架商人，敲诈勒索。而汪伪76号也常常求助于张啸林。因此，在需要加强自身安全的防卫时，张啸林首先想到的，就是向汪伪76号求助。
张啸林找到汪伪76号，希望李士群能给他派几个射击高手或者擒拿高手，再派几个情报高手，来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对李士群来说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因此，李士群没有拒绝。李士群从汪伪76号抽调了20多人，专门负责保护张啸林的人身安全。有了这20多名保镖，张啸林安心极了，他坚信，即使军统派出神枪手，也无法伤害他。
张啸林在汪伪76号的特工的严密保护下，活到了1941年的夏天。
在1941年之前，每年夏天，张啸林都和黄金荣、杜月笙等人，一起到莫干山避暑，但是这个夏天，时局太乱，黄金荣称病闭门不出，杜月笙又远走香港，只剩下他张啸林一个人了。可尽管军统一直对张啸林虎视眈眈，张啸林还是在不该去莫干山避暑的乱世，仗着有众多保镖，独自去了莫干山。然而，那段时间，恰好军统局下属的忠义救国军也在莫干山一带。当时，忠义救国军以莫干山为根据地，频频骚扰日军。日军被忠义救国军逼得恼怒万分，一把火将莫干山附近的山林、草木和竹林烧了个精光。张啸林到了莫干山，见满山烟火，听闻了此前的乱局，担心自己被忠义救国军发现，或者被日本军方误认为是忠义救国军的一员，就连夜带着保镖逃离了莫干山，返回了上海。
话说这位“张大帅”，在乱局中，终于耐得住寂寞，深居简出起来，自然，他的脾气秉性没变，只是时局所迫，不得已而为之。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张啸林还是因为自己难改的本性，被“自己人”枪杀，最终一命呜呼了。
这一天，张啸林正和他的好友——汉奸吴静观在自己的府邸的三楼议事，突然听到院内有争吵声。争吵声打扰了张啸林和吴静观的谈话，张啸林向外一看，原来是他的保镖们在相互打骂。这可惹恼了好面子的张啸林，他立刻冲着外面的保镖大声叫骂：“你们这帮兔崽子是不是吃饱了撑得没事干，老子在楼上谈事，你们这帮东西居然敢在这里吵闹，不想干，就通通滚蛋，老子叫些东洋兵来保护老子，比你们不知道强多少倍！”
往常，张啸林就算开口大骂，府上被骂的人也不会反驳，只是乖乖地听他骂，等张啸林骂完了，他们就会自行走开。等些时候，张啸林气消了，就会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那天，张啸林照常张口就骂，却不想这一次，自己会因此丧命。
当时，张啸林的话音刚落，保镖队长林怀部竟然拔出了手枪，对准张啸林，叫道：“老子受够了，谁稀罕给你这个汉奸当保镖，我今天就送你上西天！”话音未落，林怀部就扣动了扳机，一枪射中张啸林的咽喉，张啸林当即从三楼的窗口栽了下来。
射杀张啸林后，林怀部没有停留，他立刻蹿上楼，来到张啸林和吴静观议事的房间，一枪击中正要打电话通知日本宪兵队的吴静观的后脑，吴静观当即倒地身亡。
林怀部杀死这两名汉奸后，丝毫没有慌张，他反而兴高采烈地从三楼跑下来，神情激动地喊：“我杀死了大汉奸，我杀死了大汉奸！”
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快跑”，林怀部这才从亢奋中回过神来，转身跑出了张啸林的家，而其他的保镖，也没人上前阻拦，就这样，大家眼睁睁地看着林怀部从他们面前逃跑了。但是，已经逃走的林怀部，到了张啸林的府邸外，却站住了。为了不连累其他保镖，林怀部竟然决定不逃离现场，谁也想不到，林怀部就静静地站在那里，等待安南巡捕的到来。
张啸林和吴静观的死，着实是民族的幸事，如果他们不死，还不知道要帮日军残害多少爱国志士。只是让人遗憾的是，这件事几乎断送了英雄林怀部的一生。
当然，林怀部到底是怎样被军统局选中，又是怎样下定决心去刺杀张啸林的，已经无可考证，但是林怀部的确是接受了军统局的命令，才刺杀张啸林的。
林怀部被捕后，被判有期徒刑15年，因为军统局的多方打点，林怀部在巡捕房的监狱中并没有吃太多苦头，然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巡捕房监狱被日本军方接管，此后，林怀部饱受折磨。日本士兵折断了林怀部的每一根手骨，残忍地毁掉了他那双出枪极快极准的手。林怀部在监狱中饱受折磨，而他的老母和妻儿也由于没人照顾，生活极度贫困，只能靠乞讨为生。
新中国成立后，林怀部由于刺杀汉奸张啸林有功，被救出了监狱，并安排到上海市房管局工作，直至退休。对于这样的民族英雄林怀部，笔者相信他一定会有一个安静祥和的晚年，这也算是笔者对爱国志士的一种祝愿吧。
死在菜刀之下的汉奸傅筱庵
军统锄奸不仅依靠军统自己的力量，还十分注重拉拢爱国志士来锄奸，这些军统的“编外人员”，虽然没有受过专业的特工训练，但也大都没有让戴笠失望，除杀了许多汉奸。这些人包括刺杀张啸林的林怀部，还包括刺杀伪上海市长傅筱庵的厨师朱升源，他们并不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军人，但他们都有一颗爱国的心。其中，朱升源刺杀的傅筱庵，是军统除掉的汉奸中，在伪政府中职位最高的汉奸。
傅筱庵其人
前面的章节中，曾经提到大汉奸傅筱庵。这一节，就傅筱庵其人，笔者向读者详细展开叙述。
傅筱庵此人善于交际，在生意场上有自己独到的手段。
21岁时，傅筱庵凭借自己能说会道，从船厂的一名小工，摇身一变，成为写字间的领班，专门负责发放工人工资。那个时候，傅筱庵在商业上的“才华”就已经显露无遗，他经常克扣、冒领工人工资，并利用这些龌龊的手段，获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购买了他在上海的第一处房产。此后，傅筱庵财运亨通，不仅结交了上海商界名人严子均、鲁麟和洋行买办虞洽卿、朱葆三等人，还通过他们的关系拜清朝廷官员盛宣怀为干爹，获得了政府和商道两界的扶持。然而，就在傅筱庵认定自己的前途一片光明时，辛亥革命爆发了。
辛亥革命爆发后，傅筱庵的干爹盛宣怀为了避难逃往青岛，临走前，让傅筱庵帮忙保管上海的家产。当时的盛宣怀怎么也想不到，他这番举动就是引狼入室。起初，傅筱庵还不敢对盛宣怀的家产有什么不轨的心思，但当他看到辛亥革命愈演愈烈，清政府即将灭亡，而自己的干爹又许久没有音讯时，傅筱庵的心思开始活络起来，他不露痕迹地将盛宣怀的财产转移到了自己的名下。
傅筱庵深知，不能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因此他在上海商界的各大银行、商会、企业一共担任了数十个职务，即便这样，傅筱庵依然觉得底气不足，他认为商人如果没有军人、政府做靠山，很容易成为他人的俎上肉，任人宰割。所以，他寻找机会，欲与军队或政府搭上关系。
就在傅筱庵苦于找不到军队和政府做靠山的时候，一个天大的“机遇”掉在了他的面前。
在蒋介石的军队尚未打到上海时，北洋军阀孙传芳控制着上海以及上海周边的许多地区，但孙传芳虽然掌握着一支军队，日子却并不好过。当时，北洋军阀政府的财政已经枯竭，一直靠银行贷款勉强维持，正因为这样，许多银行对北洋军阀政府失去了信心，都不再放贷给他们。而傅筱庵却认为，北洋军阀政府一定会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如果自己此时能与其搭上关系，对自己的前程必然大有好处。因此，傅筱庵在许多银行都拒绝北洋军阀贷款的时候，却频频与孙传芳接触，对孙传芳的要求有求必应。
难道傅筱庵真的不怕北洋军阀失败吗？当然不是，傅筱庵有自己的小算盘，他认为自己从自己所就职的银行贷款给北洋军阀不会有什么损失，即使北洋军阀失败了，损失的也是银行、商会和企业，与自己的财产无关。也就是说，现在傅筱庵是拿着别人的钱财在为自己做人情。
傅筱庵的算盘打得不可谓不响，但却因此惹怒了蒋介石。他在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打到上海后，依然和北洋军阀孙传芳交往频繁，并继续为孙传芳提供资金支持。
更让蒋介石生气的是，蒋介石也曾为资金问题找过傅筱庵，但得到的支持，却与孙传芳有天壤之别。傅筱庵表面上不得罪手握重兵的蒋介石，好言好语地答应蒋介石大力支持国民政府，想办法为国民政府提供资金，但是事后，傅筱庵找了种种借口拖延，不支付款项。后来，蒋介石了解到，傅筱庵没有资助自己，然而却在同时，给了孙传芳不菲的资金资助，于是恼羞成怒的蒋介石，就在赶走北洋军阀孙传芳后，下令通缉傅筱庵。
傅筱庵听说蒋介石下达了抓捕自己的通缉令，惶惶如丧家之犬，连夜前往被日本占领的大连。虽然，大连属于敌占区，对傅筱庵来说相对比较安全，但傅筱庵却不愿一直留在大连，他想念上海呼风唤雨、纸醉金迷的生活，于是他拿出一部分家产，托杜月笙交给蒋介石，让杜月笙向蒋介石求情，撤销通缉令。
钱财加人情双管齐下，到底是起了作用。蒋介石考虑到傅筱庵在上海工商界的影响力，再加上自己初入上海，需要有人帮助自己稳定上海的局面，于是在1931年，下令撤销了对傅筱庵的通缉令。通缉令被撤销的第二天，傅筱庵就从大连返回了上海。
回到上海后，傅筱庵凭借自己以往的关系，继续出任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的职务。傅筱庵本以为自己这次回来能继续过呼风唤雨的日子，但他没想到，在商界，他拼不过那些后起之秀；在政坛，他也被人排挤。
正所谓祸不单行，傅筱庵在商界和政界相继失意后，蒋介石看到上海一天比一天稳定，又对傅筱庵动起了心思。
时间很快就到了1935年，这一年，全球金融界爆发了一件大事——白银风潮。
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了使美国早日走出经济衰退的泥潭，开始推行新政，在国内外市场高价收购白银，极力抬高白银价格，刺激类似中国这种银本位国家民众的购买力，实际上就是变相推动银本位国家的货币升值，以便美国对这些国家倾销过剩产品。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伦敦和纽约市场上大肆收购白银，导致国际银价疯狂上涨。
随着白银风潮的到来，众多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经济大萧条时期，为了缓解危机，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放弃金本位制度，利用货币贬值打开与受通货膨胀影响较小的国家的经济往来，以此来刺激国内的经济增长。这时，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将目光瞄准了中国，其中尤以美国为甚。
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大多数银行都属于资本主义银行，在银价涨到之前的两倍时，中国银行家从中看到了发大财的机会，他们开始在上海大量收购白银。
1933年到1934年，是上海的银行家们最疯狂的一年，当时，上海的各大银行每天晚上都要从库存中拿出一部分储备金，运给外国银行和中央银行国库，每天晚上，都有数百万两白银，从外国银行的邮轮转运到纽约和伦敦，在这些外国银行的推动下，整个上海滩陷入疯狂倒卖白银的浪潮中。
上海储存的白银从最高时期的2.75亿转瞬间下降到0.42亿，蒋介石看到国内物价飞涨、外贸逆差日益加剧，国内产品出口步履维艰，意识到中国货币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升值”。为了防止影响继续扩大，蒋介石立刻下令禁止国内银行向国外银行出售银元，也禁止国内银行对外国出售银元。这项命令阻止了正规渠道的白银交易，却阻止不了非正规渠道的白银出售和走私。不久，中国国内银元大量流失的后果显现了出来，因此通货紧缩，物价大跌，许多工商产业纷纷破产，上海租界的房价甚至下降了90%。由于银元价格上涨，许多百姓和商人纷纷又到银行、钱庄兑换银元，导致大量银行和钱庄倒闭。
国民政府再也无法坐视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蒋介石频繁与美国交涉，希望美国能降低白银的收购价格，不想遭到了美国的拒绝。不得已，国民政府只能退而求其次，将中国现存的银元，全部按照商议的价格出售给美国，以求从这场经济危机中脱身。
虽然蒋介石在这场与美国的经济战争中一败涂地，但他却并非全然没有收获。在白银风潮中，蒋介石借机提拔了一批能帮助自己的商人，打压了一些与自己有旧恨的商人，而傅筱庵，不幸就是被蒋介石打压的那类人中的一个。
傅筱庵虽然从大连回到了上海，但他所在的通商银行经营情况却每况愈下。这其中不仅有国民政府不着痕迹的打压，还与傅筱庵不当的经营方法有关。通商银行在傅筱庵的经营下，一直坏账较多。所谓坏账，就是指企业无法收回或者收回可能性非常小的贷款。这些坏账在白银风潮中，给了通商银行致命的一击。一大批通商银行放款的大户因为破产，无法偿还通商银行放贷给他们的资金，再加上挤兑银元的风潮，通商银行的经营立刻出现了问题。为了维持通商银行的经营，傅筱庵不得不处处退让，而他的退让正好给了蒋介石一个打压他的机会。蒋介石趁傅筱庵内忧外患之时，指使国民政府接下了这家从前实力雄厚、信誉良好的商业银行，并把傅筱庵从董事长的位置上赶了下去，将通商银行更名为“官商合办银行”。
傅筱庵就因为在蒋介石讨伐北洋军阀时期得罪了蒋介石，最终不仅失去了政治地位，还失去了银行董事长这个金饭碗。
从通商银行退出后，傅筱庵感到上海不会再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便心灰意冷地退避到了大连。
傅筱庵成汉奸，亲友伤心愤怒
退避到大连后，傅筱庵很少再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就在人们即将淡忘他时，他又回到了上海，开始上蹿下跳。此次傅筱庵回来底气很足，为什么呢？因为他找到了新靠山，他的靠山身份很是显赫，是日本政府。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后，日本占领上海，经人引荐，请傅筱庵“出山”，出任伪上海市长。1938年，傅筱庵大摇大摆地从大连回到上海主持“大局”。
傅筱庵成为了“伪上海市长”，除了他自己、日本人、亲日分子和汉奸满意外，其他人都十分不满，包括他的家人。
傅筱庵的儿子因为无法承受自己的父亲变成了汉奸这一事实，变得有些精神失常，经常站在阳台上向下撒钞票，或许他潜意识里认为，是钱让他的父亲变成了汉奸，如果他将这些钞票全都撒光，父亲就会变回他心中那个为国奉献的好父亲。儿子的举动并没能让傅筱庵醒悟，他反而认为自己的儿子不争气，之后便对这个精神出现问题的儿子置之不理，一意孤行地在卖国这条不归路上越走越远。傅筱庵的家中，除了他的儿子之外，还有一人对傅筱庵出卖国家的行为极为不满，这个人就是傅筱庵家中的厨师朱升源，也是经常被傅筱庵称为“老朱”的同乡。
关于朱升源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
朱升源是傅家两代厨师，在傅筱庵尚未出生时，朱升源就一直跟随傅筱庵的父亲。由于朱升源做事勤快，厨艺好，性格温顺，被傅筱庵的父亲视为亲信，委以重任。正是因为傅筱庵的父亲把很多事情都交给朱升源去做，让朱升源处事能力得到了飞速的提升，变得越来越圆滑，为人处世的能力丝毫不逊于游走在商界的许多商人。
朱升源的出色引来不少人的注意，许多人曾在私下里与朱升源联系，邀请他离开傅家到自己的企业做事，待遇任由他提。对此，朱升源虽然心动，但也明白自己能有今日，全靠傅筱庵的父亲栽培，如果没有傅筱庵的父亲指点，自己一辈子都可能只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仆人。为了报答傅筱庵的父亲的知遇之恩，朱升源坚定地拒绝了这些人的邀请，一直留在傅家，尽心为傅家做事。
朱升源的忠诚，傅筱庵的父亲看在眼界，喜在心里，这更让傅筱庵的父亲确信自己没有看错人，也更加信任朱升源了。
转眼间，傅筱庵的父亲已经是风烛残年，在他弥留之际，将傅筱庵和朱升源叫到自己的床榻前，拉着二人的手，要朱升源多多照顾傅筱庵，也让傅筱庵一定要听朱伯伯的话，傅筱庵和朱升源二人泪眼婆娑地答应了下来。
傅筱庵的父亲去世后，朱升源不负傅父所托，无论傅筱庵身何处境，他都一直追随傅筱庵。然而，在傅筱庵答应日本政府，出任伪上海市长后，朱升源实在看不过去了，他找到傅筱庵，耐心劝他不要做汉奸，不要帮助日本政府，然而，傅筱庵已经被权力和财富蒙住了眼睛，他根本听不进朱升源的话，还与朱升源大吵一通。
朱升源虽然与傅筱庵吵了架，但他对傅筱庵没有丝毫芥蒂，依然将傅筱庵的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而傅筱庵也一如既往地信任朱升源。
傅筱庵对朱升源信任到何种地步呢？傅筱庵出任伪上海市长期间，因为遭遇了军统的几次暗杀，犹如惊弓之鸟，连自己的妻子都不信任，但唯独信任朱升源。傅筱庵每日的菜肴，都要朱升源给他做，不管朱升源把饭菜做成什么样子，傅筱庵都吃得很放心。对于这个从小看着自己长大的朱伯伯，傅筱庵从来没有生出过一丝戒心。
还有一种说法，说朱升源是傅筱庵在大连时收留的厨子。
在傅筱庵被蒋介石通缉避居大连时期，在一个大风呼啸的冬日，傅筱庵准备出门会见友人。刚一出门，就见到自己的府门前躺着一个穷困潦倒的男子。这个男子蜷缩在自家门前，似乎是想依靠大门为自己遮挡些许寒风。傅筱庵看着这名落魄的男子，心中忽然生出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他觉得自己也像这个男子一样，在风波四起的政坛上瑟瑟发抖，无处躲避。因为这种感觉，傅筱庵破天荒地停住脚步，蹲下来询问这名男子姓什么，来自哪里。
男子刚一开口，傅筱庵就听出是宁波地区的口音，男子说自己是名厨师，烧得一手地道的宁波菜，由于战乱，被迫逃到大连，希望能在大连找份厨师的工作谋生。傅筱庵听后，立刻动起将此人收为自家厨师的心思。傅筱庵也是宁波人，能在北方听到乡音，吃到家乡菜，对于他来讲，也可以算是低迷时期唯一的一点慰藉了。于是傅筱庵收留了蜷缩在自家门前的朱升源，让他在自己家里做厨子。
朱升源进入傅筱庵的家里以后，也没有让傅筱庵失望。当天晚上，朱升源就给傅筱庵做了一桌色、香、味俱全的宁波菜，让傅筱庵吃得心满意足。傅筱庵甚至觉得朱升源做的饭菜比在宁波老家吃的还要地道，从此，傅筱庵每顿饭都指定要朱升源掌勺，几乎到了餐餐都离不开朱升源的地步。
由于朱升源做饭手艺好，人又忠实可靠，傅筱庵很快就将朱升源视为自己的亲信，甚至在家中议事时，也不避讳朱升源，即使是在与日本官员商讨出任伪上海市长一职一事时，他都没有避讳，而是让朱升源在一旁伺候着。
然而那一次，在日本官员走后，朱升源却破天荒地第一次指出傅筱庵做得不对，劝傅筱庵不要答应日本人的条件。朱升源对傅筱庵说，为日本人做事得不到好处，还会惹得一身腥，从民族道义上讲，日后，傅筱庵也必然会成为民族的罪人，这样的罪名，会让傅筱庵的祖先和后人蒙羞。奈何当时的傅筱庵，早已被日本官员许下的种种好处蒙蔽了心灵，他不耐烦地打断了朱升源的话，让朱升源回屋收拾行李，几日后随自己一起回上海。
笔者翻阅了大量的资料，找到了朱升源痛恨日本人的原因所在，这不仅仅是因为朱升源有自发的民族自尊心，还与他的经历有关。
朱升源曾经在日本商人的工厂里做过童工，在那里工作时，他经常被工厂里的日本人欺压、打骂、无故克扣工资，因此，朱升源对日本人是深恶痛绝的，并发誓一辈子不再为日本人服务。
朱升源对于傅筱庵是个“软骨头”，日本官员许给他一点好处，他就愿意为日本政府卖命非常不满。而且，自从傅筱庵勾结日本官员之后，朱升源不仅要负责为傅筱庵一家做饭，还要为常常登门的、他最厌恶的日本官员做饭，这让朱升源的心中十分压抑。最让朱升源无法忍受的是，每次日本人来到傅筱庵的家中，都肆无忌惮地在傅家寻欢作乐，如果不是为了报恩，朱升源恐怕早就一走了之了。
朱升源心中烦闷又无人可以倾诉，他只能靠喝酒麻痹自己的神经，他真想有朝一日，在傅筱庵招待日本官员的宴席里下毒，将日本人毒死。
朱升源很小心地掩饰自己对傅筱庵卖国投日的不满，但他在外出喝酒时，还是不经意地泄露了自己对傅筱庵的不满，这便引起了有心人的注意。
当时，军统正为刺杀傅筱庵的人选问题头疼，恰巧有个军统特工在一家小酒馆遇到了朱升源，从朱升源的只言片语里，分析出朱升源必然与傅筱庵有联系，并且十分密切，而且此人对傅筱庵还心存不满。为了查明朱升源的身份，这名特工在朱升源离开后，找到酒馆老板打听，这才了解到，他注意到的人居然是傅筱庵家中的厨师。他赶忙将朱升源的情况上报给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陈恭澍和戴笠商量后，都觉得可以利用此人除掉傅筱庵。
军统买通厨师，傅筱庵命归黄泉
陈恭澍打算用朱升源除掉傅筱庵，但是陈恭澍并没有立刻和朱升源联络，他开始收集朱升源的资料，决定了解透彻后，再根据朱升源的性格、喜好和弱点，制订刺杀傅筱庵的计划。
陈恭澍命上海区的一个特务，在傅筱庵的住宅附近开了一家小酒馆，并让这名特务在朱升源到酒馆喝酒时，与他拉近关系，然后从朱升源口中套取他对日本人、对傅筱庵的看法，以及有关傅筱庵的一些私密情报。
小酒馆建成后，朱升源果然常来这里喝闷酒。
朱升源第一次、第二次来小酒馆喝酒时，军统特工只是小心谨慎地观察朱升源，没有贸然上前和他搭话，当朱升源第三次来小酒馆喝酒时，军统特工走到他的面前，以店家的身份与朱升源搭讪。军统特工对朱升源说：“看您一个人来这里喝闷酒，是不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军统特工还装作很关心的样子，劝朱升源少喝些酒。
自从傅筱庵当了汉奸后，朱升源也一并遭人唾骂，他每次出门，都被人指指点点，说他在汉奸家里做事。朱升源遭受了不少冷言冷语的嘲讽，现在突然有个人关心自己，朱升源心中瞬间涌起一股暖流。从此，朱升源将小酒馆的老板视为知己，经常到小酒馆里喝酒，他喜欢这种不被人歧视的感觉，感觉小酒馆的老板特别随和，特别仗义。于是，随着二人关系的逐渐加深，军统特工从朱升源口中了解到越来越多的情报，包括朱升源对傅筱庵和对日本人的不满。
为了拉拢朱升源，军统特工也经常在朱升源面前表露对汉奸和日本人的仇恨，后来，朱升源大为感慨，说如果中国人都能不做汉奸，日本人也不会这么猖狂，于是军统特工就不露痕迹地向朱升源灌输爱国主义思想，后来，朱升源认同了军统特工的想法，认为汉奸和侵略者一样，都该杀。
这一天，傅筱庵又一次来到酒馆喝酒，军统特工见时机已经成熟，就将他安排到一个隐秘的小包间，说出了策划已久的刺杀傅筱庵的行动计划。
直到此时，朱升源才明白，这个与自己相交多日的酒馆老板，不是个一般人。
不过朱升源并没有深究酒馆老板的身份，他早已认同了酒馆老板汉奸该杀的想法，所以当他听到酒馆老板提出，要他去刺杀傅筱庵的行动计划后，没有太多犹豫，就点头答应了。朱升源早就对傅筱庵投靠日本人感到不满了，这些日子他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让他心中燃起的那团火焰愈烧愈旺，他恨不得马上杀死卖国投日的傅筱庵，替傅家清理门户。
看到朱升源爽快地答应刺杀傅筱庵，军统特工才告诉朱升源，在他行刺傅筱庵后，不管成功与否，军统局都会奖励他一笔奖金，并送他和他的家人到安全的地方生活，如果朱升源需要军统局为他提供工作，军统也一定会帮助他。朱升源听完后，才知道酒馆老板原来是军统局的特务，不过他也就此安心了，原本还顾忌自己的刺杀行动会连累到家人，有了军统局的担保，即使他失手被捕，他的家人也能得到很好的照顾，他也就没有了后顾之忧。
1940年10月11日凌晨，傅筱庵参加完日本某官员举行的宴会，带着满身的酒气回到家中。由于家人早已熟睡，傅筱庵准备去书房睡。因为在宴会上喝了不少酒，席间又花费大量精神周旋在日本官员与伪政府的官员之间，傅筱庵的精神和体力都已不支，因此，他躺在书房的床上，没几分钟就沉沉睡去。睡着的傅筱庵根本不知道，此时，在书房的暗处，正有一双眼睛在窥视自己。
这天晚上，朱升源听说傅筱庵要去参加日本官员举办的宴会，立刻意识到这是个刺杀傅筱庵的好机会，因此他一直没睡，而是在厨房磨刀。朱升源用傅筱庵参加宴会的时间，把一把大砍刀磨得锋利无比。见时间渐晚，傅家的人都睡觉去了，朱升源便静悄悄地躲到书房里，等待傅筱庵的归来，他了解傅筱庵的习惯，晚归的时候，傅筱庵总喜欢睡在书房里。
时间慢慢过去了，凌晨4点左右，朱升源听到了开门声，他偷偷地从门缝向外看，只见傅筱庵醉醺醺地走进屋。朱升源的目光一直紧盯着傅筱庵，在看到傅筱庵进入书房，倒在床上呼呼大睡后，朱升源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傅筱庵果真没有回卧室与妻子同睡，这样，自己杀死傅筱庵的时候，就可以不惊动任何人了。
朱升源悄悄地等待着，过了10分钟左右，他听到了傅筱庵轻微的呼噜声，朱升源知道傅筱庵已经睡着了，便轻轻起身。为了保证自己在不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将傅筱庵杀死，他轻轻地走向床边，他每一步都走得很小心，没有发出一点声响，此时的朱升源既紧张又兴奋，一步、两步、三步……朱升源终于走到了傅筱庵的床前，他从怀中掏出早已磨得雪亮锋利的砍刀，对着傅筱庵的脖子狠狠地砍了下去。
只一刀，傅筱庵就一命呜呼了。朱升源一见得手，将砍刀一扔，便悄悄从书房退出，回到自己的卧室，取出早已整理好的包裹，在夜色的掩护下离开了傅筱庵的宅邸。
随后，朱升源来到与军统特工约定好的地点，与军统特工接头，然后在陈恭澍等人的安排下，前往法租界避难。
翌日，上海《申报》刊登了一条爆炸性消息，标题是这样的：虹口昨晨血案，傅筱庵被刺身亡；祸生肘腋，老仆持刀暗杀，日方大肆搜查，并无所获。
陈恭澍看到这条消息后，担心傅筱庵的死会连累朱升源和他的家人，于是他特别叮嘱几名特工散播消息，就说傅筱庵已经死于军统之手，并到处传播消息，说军统刺杀傅筱庵完全是报复，当初就是因为傅筱庵反水，军统才损失了戴星炳、许天民这些优秀的特工，如果没有傅筱庵的反水，恐怕汪精卫早已变成了军统特工的刀下鬼。
军统局通过四处传播消息，让傅家人相信傅筱庵死于军统之手，也让怀疑是朱升源杀死了傅筱庵的人不再怀疑。因为厨师朱升源，在傅筱庵被刺杀的那天失踪了，大家都知道傅家对朱升源有恩，朱升源又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所以不再怀疑朱升源会做出恩将仇报的事情来。于是，大家都只当《申报》在编造故事，意在抹黑傅筱庵，暗指他做了汉奸，连家中的仆人都看不下去，恰巧朱升源失踪，就将傅筱庵的死栽赃在了朱升源的身上。
1940年12月，汪伪76号得知军统上海区的接头地点，在陈恭澍和军统成员接头时，派出汪伪76号的特务将陈恭澍逮捕，带到了极司菲尔路76号特工总部。很快，陈恭澍在李士群、王天木等汉奸的劝说下反水做了汉奸。
军统得知这一消息后，担心朱升源刺杀傅筱庵一事已泄露，连夜派人将朱升源从上海转移到金华，再由金华转移到了重庆。到了重庆后，戴笠亲自接见了这个忠义爱国的厨师，并奖励给他3 000元法币。此后，这个颇具民族大义的厨师便慢慢淡出了军统局，与家人一起安度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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