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的突然离世，让军统局失去了灵魂，虽然后来，军统局的组织系统也得到了一定的保存和发展，但是却始终无法再像戴笠在位时那样辉煌。而军统局经过多次改组，也早已不再是戴笠领导的那个爱国锄奸和血腥镇压性质兼具的特工组织，而是彻底转变为负责维护国民政府的安全的特工部门。
军统势力过大，蒋介石戒心重重
当年，周恩来总理在中国共产党的某次会议上曾经这样说过：戴笠一死，革命胜利可以提前十年完成了。这句话彰显了戴笠超群的领导能力和行动能力。
戴笠是一名情报高手，他训练出来的军统特工各个都能独当一面，军统局对情报的破译水平，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在当时还十分落后的中国，也算是个奇迹。而戴笠的性格和他的工作性质，注定他要成为一个人人憎恨的“恶魔”。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戴笠被他的政敌和同僚们称为“蒋介石的佩剑”、“中国的希姆莱”、“中国最神秘人物”，对于这些称呼，戴笠听后都只是付之一笑，他并不计较这些“外号”，事实上，戴笠百分之八十的精力，都用在如何讨好蒋介石，做好军统局的工作上，而剩下百分之二十的精力，则都用在了寻找各色美女上。
戴笠的家庭条件并不好，但他处世圆滑，能抓住机会与贵人结交，这就为他在日后成为情报界数一数二的人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戴笠能爬上军统局局长的位置，并不是靠运气，为了升官，戴笠付出了比别人多出数倍的艰辛和汗水。
在成为蒋介石的心腹后，戴笠事必躬亲。与戴笠曾经共过事的国民党军官，都称戴笠为怪物，一个不知疲倦和痛苦的怪物，戴笠对工作的狂热，不是一般人可以比拟的，他对蒋介石的忠心，也是很多人无法超越的。
戴笠担任军统局局长长达八年，但戴笠始终不是一名国民党党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其实，这是戴笠为了讨好蒋介石，有意而为之。
1938年3月，国民党召开中央委员会临时全体大会。在大会前夕，蒋介石找到戴笠，对戴笠说，自己准备提拔他担任中央委员。戴笠听后，立刻对蒋介石说：“此事不可。”这是戴笠第一次对蒋介石说不，戴笠破天荒地拒绝了蒋介石的好意，这让蒋介石颇感好奇，便询问戴笠为何不可。戴笠于是解释道：“自己并不是国民党党员，如果担任中央委员，名不正言不顺，会让许多国民政府的官员误以为蒋介石用人不当。”
蒋介石听后十分惊奇，问戴笠：“你怎么可能不是国民党党员呢？你在黄埔军校学习过，又参加复兴社多年，为国民政府服务了这么多年，怎么可能到现在还不是国民党党员？”
戴笠回答道：“我一心追随校长，甘愿成为校长手中的利剑，校长需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自从追随校长后，我衣食无忧，前途光明，入党不入党对于学生我来讲，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只要能为校长分忧，学生就感到无比荣幸了。”
戴笠这番话，在外人看来，摆明就是阿谀奉承，但蒋介石听后却非常受用，他认为戴笠所言基本属实。自从戴笠和自己相识后，戴笠的整个人生似乎都是为他蒋介石而活，不管自己让戴笠做多么艰险、多么卑微的工作，戴笠都用一百二十分的精力将它做好，并且毫无怨言，而且面对自己的责骂，戴笠从来逆来顺受，从来也没有顶撞过自己，想到这里，蒋介石觉得，自己似乎亏欠了戴笠很多。于是，当时，蒋介石写了一张字条递给戴笠。
据说，戴笠接过字条一看，字条上只有15个大字，但就是这15个字，让戴笠顿时热泪盈眶。
戴笠深吸了一口气，像是发誓一般，对蒋介石说：“我戴笠愿一生只做校长的学生，不当中央委员，校长的信任，就是我的无上荣光！”
究竟是怎样的15个字，让见过大风大浪的戴笠都无法平静对待呢？这15个大字就是“蒋中正介绍戴笠为中国国民党党员”。
1945年国民党召开“六大”，大会前夕，蒋介石又找到戴笠，称要将他定为中央委员的候选人，但戴笠依然推辞，表示自己只愿做“校长的佩剑”，不愿做中央委员，“入党”、“升官”，对他戴笠来讲并不重要。蒋介石见戴笠坚持，便没有勉强他，只是从此，更加信任戴笠。
戴笠如此忠心，最终还是没能逃过蒋介石的猜忌。起因就是军统局在十周年大会中所展示的实力，着实让蒋介石感到心惊，直到那时，蒋介石才发现，戴笠手中的权力和实力，都已经发展到可以与自己抗衡的程度了，这让蒋介石对戴笠的信任，瞬间转变为猜疑和防备。
蒋介石的态度转变自然也逃不过戴笠的眼睛，他分析蒋介石转变态度的原因，准备从源头扼杀蒋介石的猜疑。
分析人的心理，对特工出身的戴笠来说，十分容易，再加上分析对象是自己已经追随多年的蒋介石，所以，戴笠很快就发现了其中的关键，因此马上着手控制军统局的发展，以表自己对蒋介石的忠心，企图消除蒋介石的猜忌之心。
除此之外，戴笠还做了另一手准备，他在私下里增强了和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小舅子宋子文之间的联系，拉拢蒋介石的亲近之人，希望蒋介石的家人，能在蒋介石面前为自己说些好话。
戴笠的这些举动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并没有完全消除蒋介石的猜忌，这可从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对各中心城市警察局的安排窥见一斑。
按照以往惯例，各城市警察局都是由军统局管理，蒋介石从没将警察局交给其他派系管理过，然而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亲自任命了上海、南京、北京三大城市的警察局局长，并且这三个人都是素来与戴笠不合之人。
除了中心城市警察局的控制权外，蒋介石还想将肃奸大权从戴笠手中夺过来，但由于戴笠在抗日战争时期，大肆开展锄奸行动，以至于掌控了大汉奸周佛海、丁默邨和许多伪国民政府的高层，几乎将整个汪伪政府的大汉奸囊括军统局名下，所以面对实力如此强大的军统局，蒋介石一时间很难夺走军统局的肃奸大权，为了不影响国民政府的整体运作，蒋介石也只能让戴笠继续掌握肃奸大权。
后来，蒋介石忧心忡忡，他认为自己已经无法完全控制戴笠了，他担心有朝一日，戴笠被策反，万一那样，国民政府必将面临巨大的灾难。
再后来，戴笠手中的权力一日不除，蒋介石就一日不能安心。
为了防止戴笠造反，蒋介石秘密成立了由钱大钧、胡宗南、唐纵、宣铁吾四人组成的监督小组，专门负责监视戴笠的一举一动。
蒋介石选择钱大钧、胡宗南、唐纵、宣铁吾四人组成监督小组，是有缘由的。时任上海警察局局长的宣铁吾，与戴笠一直是死对头，而他所任职的上海警察局，则可以全面监控军统特工的行动。唐纵则是蒋介石安插在戴笠身边的眼线，在军统局，唐纵负责协调全国各地的军统特务组织，实际上，也是监视军统局的行动，一旦军统特工有大幅度的异常调动，他便能够在第一时间通知蒋介石。钱大钧曾经担任过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人脉非常广，认识许多戴笠都不认识的能人，这为他监视戴笠、了解戴笠的思想动态创造了便利条件。至于胡宗南，蒋介石很清楚，胡宗南和戴笠只是表面交好，实际上二人只是相互利用罢了，胡宗南要想继续拥有现有的权力，在仕途上步步高升，就必须牢牢抓住蒋介石这棵大树，一旦蒋介石将他弃之不用，不要说做当下的“西北王”，就是他胡宗南当下拥有的财富，也都会变成过眼云烟。蒋介石成立监督小组，足见蒋介石对戴笠的戒心何其重也！
戴笠察觉到蒋介石对自己的防备后，既伤心又失望，心中突感悲凉，戴笠自觉自己没有任何对不起蒋介石的地方，并且他已经开始控制军统势力的发展了，难道蒋介石没有看到自己的努力吗？难道他戴笠的退让还不够吗？于是戴笠开始担心，自己将来恐怕不是死在中国共产党的手中，而是死在蒋介石的手中。不过尽管如此，戴笠依然没有反对蒋介石的念头，他只是加强了自身防卫，以防蒋介石在他身边安插特工，但戴笠的不反抗，并没有消除蒋介石的戒心，蒋介石还是打算逐步消除戴笠手中的权力。
军统化整为零，戴笠岱山毙命
1945年10月10日，蒋介石和毛泽东经过长达43天的谈判，签订了《会谈纪要》，此次谈判，双方针对国民党军统、中统的去留问题，达成了协议，即“取消特务机关，严禁司法和警察之外的其他任何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的权利”。
其实，蒋介石并非真心想要取消国民政府的特务机构，而且他也绝对不会放弃对特务机构的掌控。蒋介石之所以会同意签署这样的文件，只是因为他想利用这一条约，分解戴笠的权力，抑制军统的发展。
因此，《会谈纪要》签订后，蒋介石就立刻命令戴笠将军统势力化整为零。
蒋介石的这一命令，不止是为了抑制军统局的发展，他还有更深层的考虑：
第一， 蒋介石是按照“双十协定”的要求将军统撤销的，这样，不仅戴笠及国民党其他要员无话可说，舆论大众也会因此信任自己，不再一边倒地倾向共产党；
第二， 将军统化整为零，便于蒋介石顺利地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到分解后的军统局的各个部门，加强了蒋介石对各部门的控制，这样，将来如有需要，蒋介石就能迅速将这些部门整合起来，形成一个比军统局更加强大的特务机关。
其实，戴笠非常清楚蒋介石的用意，他深知，如果撤销军统局，他戴笠在国民政府中恐怕就难以自保了，更不要说立足了。于是，戴笠决定先下手为强。
戴笠首先掌控了军令部二厅和内政部警政司，然后将军统的核心部门——情报部和稽查部，调入军令部二厅，接着，将特工警察、忠义救国军、特务团、别动军和交警总队，全部调入警政司，这样，戴笠就至少还掌握着原军统局70%—80%的人马。
戴笠此举虽然能够保住军统局的大部分人马，但他自己却在军统局撤销后，面临无处可去的下场，届时，戴笠的政敌们定会来为难他，在戴笠眼中，他那些政敌，不过是些跳梁小丑，他才不怕，但“虱子”多了，也是件非常麻烦的事情。为了保住自身的地位并避免陷入不利的境地，戴笠决定依靠美国政府的势力，夺取国民政府海军司令一职。
戴笠曾因建立中美情报技术合作所，与美国军方建立起密切的关系，所以，当戴笠找到美国驻津司令部师长，说明自己的来意后，美国驻津司令部师长当即拍着胸脯向戴笠保证，他一定会全力支持戴笠夺取海军司令一职。此时的蒋介石，依然一心想要清剿共产党，一心想要依靠美国等海外力量统一中国，因此，美国政府对戴笠的支持，让蒋介石看到，戴笠还有能量。也就是说，戴笠还是有利用价值的，至少戴笠还能够帮助自己疏通和美国军方的关系。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1946年3月17日，戴笠为了获得美国政府的支持，决定飞往上海与美国政府的有关官员会见。
1946年3月17日上午11点45分，戴笠登上了飞机，飞机起飞后不久，突遇大雾，机长立刻向戴笠报告，这样恶劣的天气，无法继续飞行，一定要先找个安全的地点降落才行。戴笠沉思后，决定在南京降落。
1946年3月17日下午1点06分，飞机飞抵南京岱山上空，因为雨雾迷蒙，能见度较低，飞机撞在了岱山上，机上14人全部遇难，天才特工戴笠的传奇一生，也就这样潦草收场。
戴笠之死原因不明，是非春秋待后人说
戴笠的死，在局外人看来，完全是一场意外，然而这对于蒋介石来讲，却无疑是一件称心如意的“意外”。戴笠以这样的方式毙命，很让蒋介石满意，蒋介石再也不用担心戴笠手中的权力过大，也不用担心有人怀疑自己暗杀戴笠，从而使得自己背上背信弃义的骂名了。而且，戴笠以这种方式死去，也不会给国民政府的官员们造成任何的心理恐慌。
随后，蒋介石为了证明自己与戴笠的死亡没有任何关系，下令彻查戴笠的死因，可由于飞机失事，所有线索都在飞机爆炸时消灭殆尽，所以无据可查，戴笠也就只能被认定是死于飞机失事。
1946年3月21日，对戴笠之死一直心存怀疑的沈醉，在岱山附近追查戴笠的死亡原因时，意外地从当地老百姓手中得到一把没有剑鞘的宝剑，沈醉看到这把宝剑后不禁惊呼：“九龙宝剑！”
此剑一出，沈醉对戴笠的死，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那就是，戴笠之死，很可能是马汉三所为。
说起这把九龙宝剑，话就长了。
这把九龙宝剑，原是戴笠在抗日战争时期交给马汉三保管的，然而抗日战争胜利后，戴笠却从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的家中搜出了这把宝剑，当马汉三再次从戴笠手中看到这把九龙宝剑后，深怕自己做过汉奸的事情已被戴笠知道，马汉三担心受到军统局的惩罚，整日提心吊胆，可奇怪的是，戴笠却从未就此事质问过马汉三，对他反而比之前更加器重了。
这些事情沈醉也是知道的，因此，他根据九龙宝剑和这陈年往事推断，马汉三害死了戴笠。
也就是说，当时，戴笠反常的表现，让马汉三更加心慌，他总觉得戴笠是在下一盘大棋，准备在自己毫无防备的时候，再置自己于死地，于是马汉三认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下手，将戴笠杀死！
于是，马汉三在得知戴笠准备去往青岛后，便派人在戴笠乘坐的飞机上安装了定时炸弹。正是这颗炸弹爆炸，才导致飞机跌落在岱山上，一代天才特工戴笠由此死于非命。
沈醉觉得自己的推测颇有些道理，于是，将自己的推测告知了蒋介石，蒋介石听罢，心情大为不快。刚刚失去戴笠时，蒋介石的确开心了一阵子，但兴奋过后，蒋介石却觉得内心空落落的，回想戴笠对自己的忠心耿耿，回想这些年来戴笠为自己立下的汗马功劳，蒋介石难免觉得遗憾，感叹国民政府里，再难有像戴笠一样懂他心思，对他忠心不二的属下了。因此，蒋介石听到沈醉重提戴笠之死，就决定为戴笠举行一个隆重的追悼会。
1946年4月1日，军统局在重庆为戴笠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在追悼会上，蒋介石亲自主祭，他首先陈述了戴笠一生的功绩，然后，嘱咐军统局要完成戴笠的遗愿，继续做好特工工作。最后，蒋介石悲从心来，难以自已地落下了眼泪。
从1946年4月中旬开始，蒋介石命令全国各大城市，为戴笠举行公祭，他还亲自赠送了一个花圈给戴笠的家属，上书“碧血千秋，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迹，奇祸从天降风云变幻痛予心”这副挽联，多少表达出蒋介石后来为失去戴笠而感到的遗憾和痛楚。
在各界名流为戴笠所写的挽联中，以章士钊先生所写的挽联最为概括，这副挽联是这样写的：“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1946年6月12日，蒋介石身着特级上将军服，亲自护送戴笠的灵柩，从南京中山路357号军统办事处一路送至钟山灵谷寺志公殿。
在戴笠的葬礼上，蒋介石为戴笠诵读祭文，在祭文结束后，蒋介石悲痛难忍地说：“唯君之死，不可补偿！”
戴笠的一生，有功亦有过，无论功过，都已成为历史，是非成败当由后人评说。正如章士钊所写的挽联一样“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军统四面楚歌，被迫再三改组
戴笠死后，军统局四面楚歌，以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为首的中统局，想方设法打压军统局的势力。而军统局的元老贺衷寒、康泽等人，则想对军统局进行裁员，以巩固各自在军统局乃至国民政府内的地位。民主党派对军统局更是深恶痛绝，恨不能早日解散军统局。面对这种情况，唐纵、郑介民、毛人凤等军统大佬商定，既然军统局的金字招牌已经不在，不如换个名字，将军统更名为保密局，挂靠在国防部，以保自身周全。
1947年7月，军统局正式更名为保密局，依靠抗战时期收缴的现金和钱财独立运营，为了预防另一个戴笠的出现，蒋介石派出他的亲信毛庆祥与郑介民、唐纵、毛人凤四人组成委员会，共同管理保密局。
然而，毛庆祥、郑介民、唐纵、毛人凤四个人来共同管理保密局，固然能够起到相互牵制的作用，但是没过多久，弊端也就渐渐地凸显。四人共同管理，难免出现权力争斗。支持郑介民的军统成员，大部分是广东籍的特工和留苏学生；而浙江籍和原军统训练班的精英们，则更愿意服从与戴笠关系良好，同为浙江江山人的毛人凤的领导；湖南籍的特工，以及其他对毛人凤不满的特工，则更倾向于服从唐纵的领导。于是，郑介民、毛人凤、唐纵各领人马开展工作，而毛庆祥则是中间的调停人，负责调解三人之间的矛盾。
更为糟糕的是，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三人，对保密局的工作持不同的态度。
郑介民将保密局当成了取信于蒋介石的工具，如果不是为了让蒋介石更加信任自己，从而获得更好的前途，郑介民是根本看不上保密局的，更不想当特工头子。
唐纵和郑介民一样，从心眼里看不起保密局的特工，认为这份工作既见不得光又总是得罪人，而且这些特工大多数都是市井流氓，根本没什么知识，郑介民非常不屑于与这些特工打交道，要不是蒋介石十分重视特工工作，唐纵才不会屈就于此。
和郑介民、唐纵二人相比，毛人凤没有那么高的学历，也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戴笠活着时，毛人凤一心帮戴笠搞好军统，认真完成戴笠交代的事情；戴笠死后，他只想保住戴笠辛苦打下的家业，不让外人夺去军统局的掌控权。毛人凤认为，只有继续为军统局效力，才不枉和戴笠相交一场。
然而蒋介石对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三人相互制约的态势，却非常满意，不过他对他们三人的工作成绩颇感不满。在蒋介石看来，不论是郑介民、唐纵还是一直跟在戴笠身边的毛人凤，都没有戴笠那么能干。戴笠强大的组织能力、控制能力和情报能力，无人能及，甚至郑介民、毛人凤和唐纵三人的工作成绩加起来，都不及戴笠一人领导军统时取得的成绩。
1949年初，毛人凤见国民政府的败势已成定局，于是丧心病狂，决定反攻中国共产党。毛人凤安排保密局的特工潜伏在各个城市，伺机阻挠全国解放的步伐，同时，毛人凤命令保密局的大部分特工，在各大城市疯狂搜捕中国共产党党员及进步人士。为了阻挡中国共产党解放中国的脚步，激起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仇恨，毛人凤还命令保密局的特工破坏各大城市的水电、桥梁等设施，给百姓的生活制造麻烦。
1949年9月上旬，毛人凤派保密局的特务将抗日爱国将领杨虎城全家暗杀于松林坡。
重庆解放前夕，毛人凤又对关押在渣滓洞的一百多人进行了血腥的屠杀，最终，仅有15人幸存。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毛人凤将保密局一部分人留在了大陆，命令他们继续暗杀中国共产党党员和进步人士，窃取中国共产党的情报，并伺机破坏中国共产党的各项计划。这些原军统成员在大陆肆意破坏，对国家的安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才将毛人凤留在大陆的特工彻底肃清。
话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留守大陆的原军统特工，在大陆的日子也不好过。然而，毛人凤却继续培养特工，意欲有朝一日，重回大陆，为非作歹。1950年，保密局在台北市士林区芝山岩成立保密局本部，继续培养特工，从事情报搜集工作。
1952年，蒋介石对特务机构进行进一步改组，撤销“革命行动委员会”，增设两个特务机构，专门负责大陆的“敌后建党”、“心理作战”等特务活动。
1955年，保密局被改组为国防情报部，由毛人凤负责管理，此时的情报部门，专门负责战略预警收集和保防侦察工作。
此后，原“军统局”又经过多次调整，1958年，蒋介石将国防部二厅改组为“特情处”；1961年5月，又扩编为“特情室”；1972年5月，蒋介石又将“特情室”第三组和第六组合并为国民党中委会海外工作委员会；1985年7月，情报局与“特情室”合并，成立军事情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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