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认识论问题的提出

    哲学新生点要么产生于理论发展中的某些关节点或生长点，要么来自社会实践或科学所提出的时代性哲学问题，而社会认识论的提出则恰恰是这两个方面的内在结合，是哲学发展逻辑与当代社会实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交汇点。

    从理论的角度看，社会认识论问题的提出是对于哲学尤其是认识论发展前景的一种积极展望。在1978年以来的中国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长足发展历程中，认识论研究一直处于一种领先和打头的地位。这种情况应该说是有其必然性的。从广义上说，哲学本身就是人的一种自我意识，而且是人类自我意识的最高层面，它应当对提升人类认识和自我意识发挥积极作用，而这正是过去我们的哲学所未能很好履行的职责。从狭义上说，人在现代社会中的自觉性和有效性，直接地根据于人的认识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人类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中所面对的诸多自然、社会和人生问题，都应当也可以从认识论的角度来探索其原由，也要求认识论的超前和优先发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发端，以对于实践内在要素结构的探讨为契机，以恢复和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客体理论为中轴，以对于人和人的主体性的关注为焦点，以对于全部哲学问题的普遍反思和积极重构为背景，认识论研究成为我国哲学界的关注中心和研究重点，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发展动力。据统计，在那一段时期里，认识论领域发表的文章最多，认识论问题的探讨最活跃，以认识论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最频繁，以认识论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导师和研究生人数也最多。

    我自己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论研讨热潮中作为一个认识论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而开始了自己的专门哲学学习与学术研究，并在对于哲学尤其是认识论和历史观问题的全面检索与反思中逐步聚焦到了社会认识论。记得在陕西师范大学攻读哲学硕士学位时，为了确定自己的研究重点尤其是学位论文选题，曾对当时哲学讨论中的热点问题，特别是哲学发展中有可能成为生长点的重要领域和问题作过比较系统的扫描，感到认识论和历史观这两个分支领域是大有可为的。而这两个领域中都还存在一些比较根本的问题。

    从总体上看，当时的认识论研究有两个比较根本的缺陷或不足：一方面是停留于对认识活动与过程的一般性描述，而缺乏对于认识的内在神经生理与心理机制的深度揭示，因而无法充分说明认识实现的内在机理；另一方面则是局限于在认识的一般概念和范畴层面推论和演绎，而缺乏对于认识实际发生和实现的社会文化背景的研究，也没有能够与不同的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的关系相结合。由前一方面的问题引出了当时有一定影响的“微观认识论”研究，其目标在于吸收现代脑科学、神经科学、生理学、心理学、认知科学、信息科学等的成果，深入认识活动的内部，在大脑—神经—生理—心理—信息层面揭示认识活动的内在机理。遗憾的是这方面的研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继续得到全面深入的展开。由后一方面的问题则引出了社会认识论研究，其用意一方面在于将认识活动看作一个不是孤立的认知—信息处理过程，而是社会文化过程，从而着力于关注认识活动得以实现的社会文化背景；另一方面则在于依据主体—客体相关律来深化认识论的研究层面，使之由研究一般的认识活动，进入到研究对于某些特殊客体的认识活动，即对于社会历史客体的认识活动与方法。这就使认识论研究由一般的主体—客体层面，进入到社会认识主体—社会认识客体及其相互关系的层面，这无疑是认识论研究层面的一种下移和深化。

    社会认识论不仅是深化认识论研究的重要途径，也是发展社会历史观的客观要求。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人类哲学的重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内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但当时我国的社会历史观研究比较多地关注社会历史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方面，着力于阐明社会历史过程与自然运动过程相共通的方面，而对其作为人的“自主创造过程”和“自我意识过程”的方面则缺乏重视，把社会历史看作一个没有人和社会历史主体的自在过程，没有能够很好地揭示人在社会历史运动中的主体性地位和社会历史的特殊运动规律。为此社会历史观的研究应当努力揭示人在社会历史中的自我意识和自主创造，揭示人在社会历史实践中的自觉性和创造性，而这正是社会认识论研究的任务。这样，我们就在社会认识论的建构与社会历史观的发展之间找到了契合点。社会认识论的发展，既是深化认识论的重要生长点，也是发展社会历史观的重要突破口。它既使认识论的研究与社会历史观的研究内在结合起来了，也为二者各自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

    从实际的角度看，开展社会认识论研究也是当代人类实践合理化发展的特别呼唤。当代人类面临着极为严峻的自然—社会—人生问题，这里既有生态、资源、环境等与全人类的共同命运相关联的全球问题，也有暴力、吸毒和性犯罪等与个体社会成员的生活与感受相关联的个性问题。这种种问题相互交织，构成了一张相互牵制和互相影响的问题网，形成了一种全球问题与个性问题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认为应当沿着一种逆推的思路来加以探讨：现实生活中所存在和感受到的这种种严峻问题，都不是自发地产生的，而是作为过去人们活动的一种消极结果和负面效应而存在的，表明人们过去的行为中存在着不合理性。而行为的不合理性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根据于观念的不正确性、认识的不科学性、评价的不合理性等。正是由于这诸多问题的存在，人类经过千百年的努力而建构起来的近乎无限的建设和创造能力，由于其不合理使用而正在转化为近乎无限的破坏能力，由一种积极的和建设性力量而转化为一种消极的破坏性力量，成为人类自身发展的障碍。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就要不断向上逐层追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现实的自然、社会、人生问题——人类活动结果的负面效应——人类行为的不合理性——观念的不正确性——认识方式的不科学性——评价方式的不合理性等，并从根本上逐层解决问题。正是在这里凸显出了社会认识论研究的现实必要性。社会认识论以探究人类的认识和自我认识之谜为己任，以提高人们认识的科学性和评价的合理性为直接目标，最终意义在于提高人类实践的自觉性和有效性。而这正是当代人类所追求的东西，也是解决当代人类所面临问题的关键。

    二、社会认识论的发展历程

    二十多年来，我们对于社会认识论的性质和研究对象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狭义到广义、由比较表象到比较深入的发展过程，相应地我们的社会认识论研究和教学也形成了三个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研究阶段：社会认识论导论、社会认识方法论、人文社会科学哲学。我们现在将其概括为社会认识论的三期研究。

    第一阶段：社会认识论开题立论。在提出社会认识论问题并进行第一期研究时，我们主要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界定社会认识论的，把社会认识论作为认识论的一个分支，侧重从认识论的视角考察社会认识，认为社会认识就是人们对于社会的认识，社会认识论是关于人们如何认识社会的哲学学说，它以人们认识社会的活动为对象，力图揭示社会认识活动的特殊性质、特点和规律，探索其独特的方法论原则。第一期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开题立论，将社会认识论建立为一门相对独立的认识论分支学科，其成果主要是拙著《社会认识论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收入胡绳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和一批本领域的数十篇相关学术论文、书评。1989年4月在四川乐山召开了全国首届社会认识论学术研讨会，数十位作者带着几十篇论文与会，掀起了社会认识论研究的一个小高潮。

    第二阶段：社会认识方法论探究。深入的研究引发了进一步的思考，社会认识论应当以提升人们认识社会的能力和水平为目标，促使社会认识的科学化。社会现象是事实与价值的统一，相应地，社会认识也不是单纯的社会认知，还包含着社会评价、社会选择、社会理解、社会释义、社会规划、社会决策、社会调控、社会规范等，是一种比较广义的社会认识。对于社会认识论的这种界说极大地拓展了社会认识论的研究视野，将第一期研究未能加以探讨的许多问题纳入到了社会认识论的研究视野，而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引出了许多更加复杂的学术和实践难题。在《深入探析人类社会自我认识之谜——社会认识论研究的回顾、透视与展望》（《武汉大学学报》1993年第6期，百年校庆特刊）一文中，笔者在回顾社会认识论研究发展过程及其主要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认识论研究中的10个难题：①社会认识系统中主体与客体自我涉及、自我相关；②社会历史的可知性与社会认识的真理性；③社会价值的多元性与社会评价的多义性；④个人对社会的对象性认识与社会总体的自我认识；⑤社会活动的自觉性与社会规律的客观性；⑥认识活动的时空有限性和社会历史进程的时空无限性；⑦社会观念与社会现实内在交织；⑧社会交往中社会规范的“通约”与转换问题；⑨文化体系的中介功能与屏障作用；⑩认知与评价、审美、功利追求的交错、互渗与冲突；等等。对这些理论和实践难题的解答既要求视野的拓展，也要求思路的转换，更要求方法的更新，从总体上看则都属于方法论问题，这就凸显了社会认识论第二期研究的主题：社会认识方法论，也提出了社会认识论第二期研究的任务，这就是探讨社会认识的科学性和科学化问题，并为人们更加科学地认识社会提供科学的方法论原则。社会认识论的第二期研究之所以可能，在很大的程度上得益于一批非常优秀的博士生和硕士生的加盟。自1989年开始招收硕士生，1994年开始招收博士生，先后有12位博士生、11位硕士生参加到了社会认识论的研究队伍，形成了一个非常和谐协调的社会认识论研究共同体。他们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都围绕社会认识论的一些难点和开拓性问题展开并形成了系列，同时我们又协同攻关一道研究社会认识论的前沿问题，完成了社会认识论的第二期研究计划，也是国家教委“八五”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社会认识方法论”，其成果主要是由我主编的《社会认识方法论》以及一批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以及公开发表的数十篇学术论文。《社会认识论》作为由我总主编的《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哲学丛书》中的一部，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列入“武汉大学学术丛书”于1998年出版。该书从方法论上回顾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和中华民族自我认识的历史发展，透视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的方法论特征，将社会认识活动分解为社会观测、社会发现、社会预测、社会评价、社会传播、社会决策等具体的活动方式，从活动与方法的统一中加以探索，在此基础上探讨社会科学知识的检验与进化问题，并提出了科学地认识社会所应当遵循的方法论原则：客观性原则、具体性原则、整体性原则、发展性原则、主体性原则。

    第三阶段：人文社会科学哲学构建。社会认识论第二期研究的主要进展是将研究由理论层面向方法论层面延展，使社会认识论理论转化为可供实践和操作借鉴的方法论和方法论原则，从而使社会认识论研究更贴近社会认识活动的现实，为人们更加科学地认识社会发挥方法论指导。在研究中我们致力于从方法论上回答和解决前面曾经提到的10个难题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同时我们也感到上述难题并非都是在方法论层面可以得到解答的，它们更需要在哲学层面作出更加概括性和统摄性的分析和解答。这就是说，社会认识论研究的演化要求我们将其提升到哲学层面，这就引出了社会认识论的第三期研究：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社会认识论与人文社会科学哲学如何内在相联呢？在我们看来，社会认识论是关于人们如何认识社会和社会如何通过人们对社会的认识而达到自我意识的哲学理论。人们对社会的认识活动大体上可以分为日常的社会心理层面、阐释的社会理论层面和决策的社会规划层面三个主要层次。[1]人文社会科学则是在理论层面上展开的社会认识活动的专门化和典型性形式，也是人类社会自我意识的科学理论层面和科学认识方式，社会认识论要在帮助人们更加科学地认识社会和自我方面发挥作用、实现功能，就必须尤其关注人文社会科学，将其提升到哲学层面来加以研究和探索，而这也正是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的任务。

    在我们看来，人文社会科学之所以必要，在于科学地认识和理解人文社会现象的实质和规律，合理地评价其价值和意义，正确地预见和规划社会发展目标和过程，有效地指导人们的行动，追求最大的效益和效率。研究人文社会科学哲学是为了更好地解决人文社会科学的元问题，促进和发展人文社会科学，提高其科学性、合理性、有效性。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将人文社会科学哲学作为社会认识论第三期研究的主攻方向。本研究构想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被批准为国家教委“九五”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通过社会认识论学术研究共同体的集体能力，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其标志性作品是由我主编的《人文社会科学哲学》。该书的主要内容是：第一，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的基本规定，包括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哲学产生、形成、发展的必然性、必要性和历史—逻辑进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的性质、对象、任务、特点等；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的功能、价值及在当代大哲学体系中的地位等。第二，当前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研究中的一些热点问题以及我们的回应，例如，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方法论整体主义、多元主义方法论和批判的社会科学、因果解释与非因果解释、行动和行动理论等的探讨与争论。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尤其是关于“人的科学”和“统一科学”的思想等。第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些前提性和对象性问题，例如人文社会科学的性质与对象、结构与功能、进化与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家和人文社会科学共同体等。第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些根本性和基础性难题，例如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与主体性、真理性与合理性、滞后性与超前性、意识形态性与非意识形态性、说明与理解、认知与评价、规范转换与学科际沟通，以及成果评价问题等。《人文社会科学哲学》作为由我总主编的《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哲学丛书》中的一种由武汉大学出版社作为“国家教育部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该丛书还包含了一些对于社会认识论问题的专题研究，其中大部分是一些比较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包括郑文先著《社会理解论》（获湖北省首届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叶泽雄著《社会理想论》、张理海著《社会评价论》、刘远传著《社会本体论》、李勇著《社会认识进化论》和朱志方教授著《社会决策论》等。它们的出版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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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参见欧阳康：《社会认识论导论》，第六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三、社会认识论的国际视野

    从笔者已经接触的材料来看，各国学者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才开始对社会认识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的。由于这种研究一开始是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学术背景中相对独立地展开的，因此各有不同的角度和思路。

    苏联学者是从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反映论的原则，批判资产阶级哲学尤其是反对新康德主义入手，并从社会事件可知性和社会发展规律性的角度提出问题和展开思路的。他们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入手，辨析社会认识与社会意识的异同，把社会认识作为社会管理的必要准备，从加强社会管理与控制的角度提出开展社会认识问题研究的必要性。[1]

    相比之下，英国学者则更多受到大陆经验哲学传统的影响。安东尼·夫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的《关于社会认识的思考》一书实际上是他《关于认识的思考》一书的继续。他力图在自然与社会、自然事实与社会事实、自然试验与社会试验、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等的对比分析中，在对人的理性、人的行为、人的价值等的探讨中揭示社会认识的特点。他上承培根、休谟，中接康德、孔德、马克思，直面以波普尔为代表的现代思想家，力图对现代人类认识中的一些难题作出自己的回答。[2]

    大概与其社会的科学与文化背景相关联，美国学者斯蒂夫·富勒对社会认识论的研究富于实证的色彩。他的《社会认识论》一书从认识论的现代发展入手，在社会认识论与社会本体论的对比中立论，以西方社会中发达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现实为背景，在对现代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尤其是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生态学等的具体考察中揭示人类认识的特点，对知识生产的社会组织和哲学在知识生产中的特殊作用作了全面具体的分析，在美国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3]

    我国的社会认识论在其研究的初期，是在不了解国外的社会认识论研究的情况下自己提出和展开的。从已经接触到的材料来看，国内外的社会认识论研究都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由于这种研究一开始是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学术背景中相对独立地展开的，因此，在同样是社会认识论的研究名目下，实际上有着不尽相同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国内的学者在社会认识论的名称下也有不同的研究思路。自1990年以来，我们与美国、英国和苏联等国的社会认识论研究者建立了联系，并不断扩大和加强了国际学术交流。1993年，我应邀为美英加日等国合编的国际英文学术刊物《社会认识论》（SOCIAL EPISTEMOLOGY）撰写了《中国社会认识论研究的国际报告》（The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f Social Epistemology in P.R.China）长篇英文稿，该文连同拙著《社会认识论导论》的英文目录和一些评论文章一道发表在该刊1993年第2期。我和美国社会认识论研究者斯蒂夫·富勒在长期的交往中开展对话，形成了《关于社会认识论的对话》，被《哲学动态》1992年第4、5期连载。我所指导的社会认识论研究方向的博士生有三人先后到英国从事访问研究，加强了国际学术的交流与合作，深化了对于社会认识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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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参见［苏］波波夫等：《社会认识和社会管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2]Antony Flew，Thinking about Social Thinking，Oxford：Blackwell Press，1985.

    [3]Steve Fuller，Social Epistemology，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8.

    四、我国社会认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

    我国社会认识论研究的最大特点也许是社会认识论的学术推进是与社会认识论的研究生培养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并带动了一批博士生和硕士生的成长。我自1989年开始招收硕士生，1994年开始招收博士生，先后有50多位博士生和50多位硕士生参加到了社会认识论的研究队伍，形成了一个非常和谐协调的社会认识论研究共同体。研究生们不仅积极参与到社会认识论的课题研究中，也以社会认识论作为学位论文的主攻方向，提出和研究了一系列的新问题，推动了社会认识论的研究。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撰写的比较直接相关的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有：《社会认识的评价机制》（乔志勇）、《社会认识的预见机制》（何小玲）、《社会认识的观察机制》（种海峰）、《社会认识的进化机制》（李勇）、《社会认识的客观性》（张建华）、《简论社会时间》（李学明）、《简论社会空间》（王晓华）、《简论社会和谐》（田伟宏）、《简论社会心态》（胡红生）、《简论社会预警》（潘斌）、《民族精神研究》（吴兰丽）等。

    与此同时，一批博士研究生参与到社会认识论研究，撰写了一批博士学位论文，其中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系列：一是与实践哲学相关的系列，如邹诗鹏《实践生存论》、吴畏《实践合理性》、张明仓《实践意志论》、张建华《实践批判论》、夏建国《实践规范论》等，他们结集出版于我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丛书》，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是与社会认识和社会发展相关的系列，有郑文先《社会理解论》、刘远传《社会本体论》、叶泽雄《社会理想论》、张理海《社会评价论》、李勇《社会认识进化论》、孙德忠《社会记忆论》、胡红生《社会心态论》、潘斌《社会风险论》、贺雪峰《村治的逻辑》、林世选《国民素质论》、杨国斌《社会阶层论》、谢俊《虚拟自我论》、王能东《技术生存论》、董慧《社会活力论》、谷声然《社会信仰论》、吴兰丽《社会时间论》、何丹《认知公正论》、陈仕平《社会认同论》、王晓磊《社会空间论》、杨玲《文化交往论》、陈祖召《社会开放论》、张冉《文化自觉论》、宫丽《精神家园论》、郑剑《社会资本论》、栗志刚《民族认同论》、邵南征《社会道德论》、王景华《社会真理论》、罗天强《技术规律论》、邓先奇《社会幸福论》、李宗荣《信息复杂性》、张果《虚拟空间论》、刘玉军《社会想象论》、刘露晓《生命价值论》、许建争《道德境界论》、刘琼《虚拟的语言哲学研究》、顾建明《社会传播论》，它们从各种角度研究社会认识论的一些难题，极大地拓宽和深化了社会认识论的研究。同时还有不少同学从其他角度开展研究，例如陈刚《世界层次结构的非还原理论》、杨柱《孔子教育思想与当代教育发展》、牛慧娟《大学教育与学生主体教育发展》、李强《大学生命教育论》、刘同舫《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思想研究》、王宏伟《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研究》、齐城《中国现代农业支持政策研究》、李庆平《柯林伍德重演思想研究》等。

    我国的社会认识论的研究能在这么长的时间和被一些学术团队持续关注，也许在于它有自己的特殊视角和独到功能。首先，社会认识论凸显了对于社会客体的特别关注与深度认识，使认识论的研究深入到社会这个与人类生存和发展最为直接和密切的特殊客体，有助于社会认识的深化。人类从产生那天起便生活在一个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相互作用的生存环境中，但是，由于自然相对于人而言所具有的外在性、异在性和强制性，人们对于自然的关注远远先于和重于对于社会的认识，对于自然规律的把握与提炼也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优先地位，而对于社会的认识则长期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近代以来对自然的认识率先走上了科学化的道路，形成了现代自然科学，而社会认识和社会科学则仍然处于滞后的状态，仅仅是在20世纪的后半叶才得以发展起来了。社会认识论的兴起一方面反映了社会认识的扩展和社会科学的构建，另外一方面也会推动社会认识的深化，促进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其次，从学科布局的角度来看，社会认识论的研究一方面促进了认识论研究的深化与分化，为认识论的研究开拓了全新的视域和思路；另一方面又使认识论研究与社会理论和历史观研究内在结合起来，促进了哲学分支学科间的互动与融合，促进了哲学的深化和发展。再次，从实践的角度来看，社会认识论在事实与价值的统一中把握社会，对于把握社会复杂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有助于提升和深化人们对于社会的认识。又次，从方法论上看，社会认识论在说明与理解的结合上考察社会问题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有利于促进方法论的融合与更新。最后，社会认识论在人、自然与社会的互动中考察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有利于社会的自我设计与规划，有助于增强人们在社会生活与社会实践中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等等。

    五、社会认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

    就其理论层次而言，社会认识论是一个比较深入的层次，但它的建构与发展不仅对于认识论和历史观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至哲学的整体发展也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首先，社会认识论的开拓既是认识论研究的一种思路转换和层次深化，也是一种视野扩展和领域开拓。它的最重要的特点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客体理论实际地运用于认识论的研究，使认识论研究由过去的一般认识论进入到了特殊的具体的认识论研究层面。现实生活中的认识活动总是由一定的认识主体通过一定的认识中介而对一定的具体客体的认识和观念把握。但过去的认识论研究不注意区分不同的主体、客体和中介，所研究的实际上是一种脱离具体主体和具体客体的认识论，这种研究只在一般概念的层面上漂浮，带有明显的抽象性，在理论上也很难有所突破和创新。而由于认识论研究总是与具体的认识活动相脱节，认识论也就很难对人们的认识活动发挥具体的指导作用。社会认识论通过区分自然与社会、自然认识与社会认识、自然认识论与社会认识论，明确地以自然、自然认识、自然认识论为参照系，致力于在二者的相关性中探索社会、社会认识、社会认识论的性质、特点、规律和方法论，这就使认识论的研究得以分化、具体化，并由此而走向深化、专门化。

    其次，社会认识论研究既为深化社会历史观的研究提出了对象性要求，也提供了认识论和方法论条件。正是由于认识论研究向着对于社会的认识如何成为可能和如何达到科学这个方向拓展，它就与对于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内在地和有机地相关起来了，客观上要求也推动着社会历史问题研究的深化。应该说，一方面，只有更加准确地理解社会历史的本质特点及其运动规律，才能更好地把握其对于认识活动与方法的要求，使社会认识论的研究能够真正符合社会认识的特点和规律；另一方面，又只有更加深入和有效地把握社会认识活动的特点和规律，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社会历史的本质和规律。正是从这种高度，在我们的社会认识论系列研究中，对于社会历史本质及其规律的研究占有相当的分量和地位。社会本体论、社会系统论、社会有机体论等都进入了我们的视野，社会时间、社会空间、社会心态等社会历史问题也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关注，并写出了一些相关的专著和论文，对于社会历史问题的本体论研究与对于社会历史问题的认识论研究内在结合起来了，社会认识论在与社会历史观的相关发展中得以不断深化。

    再次，社会认识论的拓展使哲学的各相关分支学科都内在地结合起来了。我们谈到，社会认识论的理解和研究经历了一个由狭义到广义的发展过程，狭义的社会认识论主要关注人们对于社会事实的认知活动和真理性问题，广义的社会认识论不仅关注这些问题，还特别关注社会的价值、意义及其评价和理解问题，把社会价值、人生意义、价值评价、意义阐释和社会理解等作为人文社会认识的最重要和最根本特点，力求在价值性、评价性、理解性和合理性的基础上和背景中来理解真理性问题，并在这多种规定性的统一中把握社会认识的科学性问题。这样，社会认识方法论就不仅仅包含一般的社会观测、社会调查、社会预测、社会发现等，也包含着社会理解、社会评价、社会决策、社会传播、社会成果检验、社会认识结构的进化等。这种研究突破了传统认识论的狭隘眼界，而与价值论、评价论、实践论、决策论、方法论、解释学等内在结合起来了。

    又次，社会认识论研究及其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的内在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马克思曾经指出，过去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哲学规定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并认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也就是共产主义者。他们强调，“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实践的唯物主义有两层基本含义：第一，真正的唯物主义（即作为科学理论体系的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必须以现实社会实践的发展为基础不断丰富自己的内容，改变自己的形式，是能够真正面向现实社会实践的唯物主义；第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必须勇于和善于实践唯物主义，不仅要在理论上坚持科学合理地解释世界的唯物主义，而且能在实践上坚持能动有效地改变世界的唯物主义。应该说，以自己的独有方式帮助人们从事对现实世界的唯物主义科学合理解释与唯物主义的能动有效改造，更好地处理自身与世界的各种复杂关系，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身二任的双重任务，也是社会认识论研究的根本任务和最高目标。在这种意义上，社会认识论的研究及其成果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最后，社会认识论对于哲学观念的变革和整个哲学的发展也有相当积极的作用。当代西方哲学处于深度分化与高度综合的发展历程之中。在英美哲学与大陆哲学之间存在着哲学观念的巨大差异和冲突。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作为当代西方哲学的两大思潮，既有一定的历史传统背景和现实的社会文化基础，也不无思路上的极端与片面。它们各自在自然与人文、事实与价值、客观性与主观性、理性与非理性、真理性与合理性、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法论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等不同的侧面之间各执一端，又将各自的观点都推向极端，与对立面置于对立和冲突之中，导致了哲学的分化和对立。社会认识论则力图通过一种辩证的理解而在二者之间保持张力，将它们内在地融为一体，促进哲学的综合化发展。尽管社会认识论只是哲学的一个局部、一种分支，但它的建构与发展既体现了一种新的哲学观念和哲学理解，也提供了一种在更大的背景中理解哲学的思路与方法，从而有可能作为一种积极的因素而促进哲学的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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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同上书，75页。

    六、社会认识论的未来前瞻

    首先，要强化社会认识论研究的问题意识。社会认识论的发展一方面依赖于社会本身的进步，另一方面也依赖于社会认识的进步，而在实践中这两个方面的进步往往是互为条件和内在交织的。社会的进步和认识的进步都会提出很多新问题，探索和解决这些问题，既可能带来实践变革的机遇，也会提供理论发展的机遇。因此，我一直强调社会认识论研究的问题意识。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只有自觉地面对当代人类和社会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理论工作者才能找到施展才华的场所，我们的理论研究才有生机与活力，才有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如果说所有的理论研究都需要问题意识，那么社会认识论在这方面的要求更高。这么多年来，数十位硕士生和博士生所选择的学位论文选题，大多是人类社会在发展中所面临的诸多尖锐和严峻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深度探索与解读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有紧迫的现实意义。

    其次，要自觉走入当代人类实践，把握时代脉搏。当代人类社会实践的最突出特点就是处于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高速进程之中，加速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正在造就一个全新的世界格局，并对每一个国家、民族乃至个人带来极为现实、深刻而且久远的影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发达与落后、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差异和矛盾仍然非常尖锐地存在着，不同国度、不同地区、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群落、不同个体之间在思维模式、价值取向、生活方式、情感方式以至意识形态方面的差距仍然很大，甚至彼此对立，不同意识形态、民族文化和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与碰撞必然会随着交往的拓宽和加速而变得更加激烈和突出。这种情况为社会认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更加复杂的研究对象，也提出了更高的学理与实践要求。

    再次，要关注新科技革命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效应。20世纪后半叶以来，新科学革命在理论上不断突破，从根本上改变着人们头脑中的世界图景；一大批尖端应用技术，不仅使人类的视野极大地向自然界拓展，指向更加广阔的宏观宇宙天体和更加精细的微观量子世界，也直接指向人的自身深处，包括人的遗传基因、人的生命奥秘、人的心灵世界等，要求我们重新理解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至人类的本质与未来，关注当代科学技术的人性面。现代信息技术造就了一个知识经济和网络化的时代，一种全新的人类生存和实践模式正在形成。如何实现生存和发展模式的转换与变革，这本身就是一场极为艰巨的革命。然而更为复杂的是，与新文明的迅速发展与拓展相伴随，旧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价值观念仍然广泛存在并且根深蒂固。应该说，转型期的社会文化和社会认识都有许多全新的特点，要求我们自觉加以探索和研究，这就在客观上要求社会认识论的发展，要求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化。

    又次，要特别关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发展道路，既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继续，又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既是现代化的道路，又不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的简单照搬，而是“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在“中国特色”这个国情基础与价值取向上的全新建构，它必然要求人们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各方面的全方位变革与转换。社会认识论既应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中找到自己最为广阔的对象域和最为重要的问题域，也应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中发挥自己的理论先导和方法论功能。

    最后，要勇于和善于创新。从根本上说，人类社会的生命力在于创新，社会认识论的生命力也在于创新。20多年来我们的社会认识论研究开拓了一些重要的领域，形成了一些基本的思路与方法，构成了一个研究体系，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它们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更加宽广和坚实的基础，我们要注意学习、总结和传承，但我们绝不能故步自封，把它们模式化、固化甚至僵化。20多年来的社会认识论研究就是在开放心态的指引下在不断调试与深化中走过来的。相应地，也只有不断地开拓新视野，发现新问题，提出新思路，创制新方法，社会认识论研究才能伴随着社会进步和社会认识的发展而不断提升到新水平，追寻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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