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纪念改革开放20年时我也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从确定实践标准到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我参加了教育部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纪念会，并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发表在《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这篇文章进一步总结了改革开放后又一个10年的思想理论进步，集中探讨了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问题，在视野上有所拓展，认识上也有所提升。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年，也是笔者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大学30周年、取得哲学博士学位毕业20年和大学从教20周年，我再次撰写了一篇论文《从确定实践标准到探讨当代人类实践的重大问题》。回顾30多年来的思想理论发展历程，我非常突出地感到，我国的哲学理论研究在深入研究当代人类实践的重大问题时变得更加自觉和成熟，并在应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重大挑战方面发挥着更加积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在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实践中得到了更好的体现、发挥、运用和实现。理论的进步，既有理论本身的内在的逻辑，更重要的还是要符合实践演变和发展的逻辑。马克思主义从来就具有深厚的实践性，强调实践观、实践方法、实践视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野由关注自身到关注世界，尤其是关注当代人类实践重大问题，这是一个极为重大的转变。这个转变中有三个关键点：一是关注人类的实践，而不仅仅是中国，因为中国的事情只有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才能很好地定位；二是重点关注当代的人类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三是关注重大问题，包括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等，凸显了问题意识，并在解决重大理论问题和重大实践问题中推进思想理论建设。本文着力于清理这些变化与进步，并探讨其启示。
***
[1]参见欧阳康：《从真理标准探讨到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建构》，全国高校系统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理论讨论会优秀论文，收入《回顾与思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一、30多年来思想观念的主要进步
观念的进步既是实践进步的记载与表现，又是实践进一步发展的引领与向导。30多年来中国社会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进步，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前提，就是逐渐清理和超越了多种思想和理论误解并恢复了对于这些重大问题的正解。持续不断的思想解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开启了新思路和新天地。这里我们重点谈到以下几个基本的方面。
1.真理观——由绝对真理观到实践真理观
30多年前的思想解放是从破除“两个凡是”，重新确立真理标准和实践论的真理观开始的。从哲学的角度看，“两个凡是”直接看来是对毛泽东的无限尊重，实际上所信奉的是一种绝对主义的真理观，其关键点是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神化，并使之无形中被教条化和僵化。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但它的具体运用需要依据于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如果脱离了一定的对象和条件，则其性质和功能都会发生转化。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是在破除一种真理观和构建一种真理观中得以发展的。破除什么真理观？就是绝对真理观，尤其是把马克思主义自身看作一种绝对真理的观念。过去我们相信有一种永恒不变的真理，这种真理可以不以时间、地点和条件变化而普遍适用。这种真理观由于直接运用于论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因此被罩上了鲜明的意识形态圣辉，变得不可置疑、不可讨论。但它实际上既是对真理的误解，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由于这样的误解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地位联系到一块，所以它就不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而变成了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所以影响格外之大。
改革开放是从树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始的，既要破除学术上的绝对真理观又要破除意识形态上马克思主义绝对真理论，所以它具有一身二任的功能。首先它要在学术上恢复一个基本的哲学命题，恢复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常识，确立实践在产生、实现、检验和发展认识真理性方面的权威地位，从学术上确立正确的真理观。这个真理观就是实践真理观，通过实践来检验真理、实现真理、发展真理。将实践真理观运用于马克思主义自身，才能破除意识形态上的马克思主义绝对真理观，承认作为真理的马克思主义应当也能够在实践中经受检验并获得发展，这样就使马克思主义回到了应有的认识论的地位和实践论的地位。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解放思想，重新理解和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这样，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哲学和思想基础，成为我国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哲学认识论的革命引领了中国的政治革命。
2.哲学观——由哲学万能论到哲学实践论
如果说真理观涉及所有的理论，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应当如何来定位呢？这里首先要破除的是“哲学万能论”的观念。过去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一种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哲学，好像学了哲学，一切现实问题、思想问题和实践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还曾经搞过一个全民学哲学用哲学的运动，希望哲学能直接解决全民各行各业的各种复杂多样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哲学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于是又产生一种新的舆论叫作“哲学无用论”。由于赋予哲学过高的要求与期盼，因此又把它变成了一种无用的东西。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哲学的进一步的发展，今天的人们对哲学的功能有一个比较恰当的定义。
哲学作为人类的一种终极性的追求，它关注人类的命运，关注人类思想的状态。哲学最重要的特性还是在它寻根究底、追踪溯源，因此它具有一种致极性的特征。致极性实际上表明哲学活跃在有限与无限的边界。人们生活在有限世界之中，而又力求超越有限走向无限。由于人所具有的局限性，人要实际地真正进入无限世界是不太可能的，于是人们要么寄希望于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要么进入一种虚幻的理念世界。现实的人们所能达到的实际上是极限，极限是有限与无限的边界，是最大限度的有限，是无限世界的底线或边界。哲学正是人类的致极性追求的理论表现。哲学帮助人们达到知识和思维的极限，而这种极限正是有限与无限的边界。所以哲学的功能是帮助人类去寻找理性已经达到的极限，并且对这一极限加以反思，帮助人类去拓宽自己的视野，提升自己的境界，去发展理性地把握世界的能力。这就是哲学应有的功能。哲学的这种功能记载了和满足着人类寻求不断地提升理性和提升境界这样一种要求，因此它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尽管哲学并不能够直接地解决现实的具体生存活动中的问题，但可以通过转化为世界观、转化为人生观、转化为价值观、转化为方法论来发挥作用。所以我们认为哲学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多方面的统一。
3.马克思主义观——由单一僵化理解到中国化理解
第三个方面的观念变化是马克思主义观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最初是通过苏联的中介，也深受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模式的影响。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和片面化、简单化的理解给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带来了久远的影响。
从马克思主义走向列宁主义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它造就了一个新的制度、一种新的运动。这是人类思想理论的一次重大进步，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历程中，由于对于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的误解，照抄照搬，造成了思想和理论上的诸多失误，尤其是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4章2节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实际上长久地影响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1978年以来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超越苏联式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努力突破苏联模式。在30多年里我国学界产生了两个方向的思想运动。
第一个方面的思想运动就是“回到马克思（Return to Karl Marx）”。通过回到马克思来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超越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努力应该说贯穿在30年的理论研究发展历程中，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去研读和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等。这样的学术努力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注入了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使之更加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二个方面的思想运动就是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历程，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方面的理论成果主要以两种方式表现和存在：一种形式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思想等。它们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根据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而进行的理论创造，集中了全民族的智慧，也凝结和提升了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丰富经验。另外一种形式就是学者们在论坛哲学中所作出的种种理论创造，涉及诸多的领域，研究了大量的问题，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
4.社会主义观——由标准的和统一的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是和社会主义的命运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中国的命运和社会主义的命运三位一体。过去我们对社会主义有着诸多的误解：第一个方面的误解是认为社会主义已经由马克思、恩格斯给我们设计好了，我们只需要照图施工；第二个方面的误解是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有一种标准的模式，所有的与标准模式不一样的模式就是修正主义；第三个方面的误解是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截然对立的，而资本主义的所有东西都是坏东西，资本主义搞过的东西我们就不能搞了。由于这三大误解甚至更多的误解，我们所接受的主要是一种传统的、统一的标准模式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比较偏执的、僵死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取得的最重大进步，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精华，又根据社会主义在当代的实践和中国的实际，进行了一种全新的思想理论创造。改革开放以来，从走出传统社会主义到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等作出了至今仍然让人振聋发聩的论断。而这一切又都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内在相关，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获得了最广泛的基础，也找到了应用和实践的场所。
5.现代化观——由拒斥现代化到积极加入世界现代化
第五个方面是现代化的观念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一定要走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才能获得最现实的生命基础。但是我们过去恰恰对现代化充满着误解，中华民族与现代化的关系从近代以来一直就没处理好。近代中国严重闭关自守，不知世界现代化为何物。1840年以来，中国面对用现代化武装起来的发达国家的入侵，长期处于畏惧现代化的状态和心态。“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开启了对于现代化的追寻，但很快地由于国内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而无法真正去搞现代化。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存在着对现代化的某些误解，一直到1966年搞“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全面拒斥现代化。直到1978年以来我们才能真正在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去创造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既不是西方式现代化的简单移植，也不是当年苏联东欧现代化的异地再现，更不是东亚现代化的直接模仿，而是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基地上的一次变革与创新，其最关键点就是要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科技与文化内在地结合起来。现代化在当代中国深入人心，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最重要力量。
6.中国文化观——由拒斥中国传统文化到立足中华文化的综合创新
中国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但现代化的发展却意味着并要求对于传统的批判与超越。“五四运动”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于批判中国封建文化、接受现代化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但由于现代化未能实际地得到建设与发展，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也往往是在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之间摇摆。“文化大革命”彻底割断了与文化传统的血肉联系，中国的文化建设陷入到重重困境。30多年来，一方面是现代化在我国迅速发展；另一方面是前所未有地认真学习、保护、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民族精神的培育和弘扬为当代中华民族提供了精神支柱，时代精神在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得以发挥和弘扬，使中华文明的发展获得了坚实的历史基地。
以上六大观念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理论问题群的核心，也是当代中国在思想理论上面临过的最大思想纷争。在这些问题上曾经有过诸多的误解，妨碍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进步。而30年来在这六大观念上所取得的进步则既推动和引领了社会进步，也反映和记载了社会进步。
二、30多年来中国社会状态的变化
30多年来中国的思想理论进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基础，就是社会现实的变化、进步与发展。变化进步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对象性基础。对于这种变化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来加以探讨。
1.由封闭走向开放
由封闭走向开放是3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最鲜明的标志。一个开放的系统才能不断地与外部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开放为社会带来了活力，也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社会开放是一个活力社会最重要的前提，也是社会进步的最重要标志。由“文化大革命”中以“反帝，反修，反封建”为标志的全方位封闭，到现在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全方位开放，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进步。“三个面向”实际上意味着一种全时空的开放，面向世界意味着一种空间的开放，面向未来意味着一种时间的开放，面向现代化则是开放的实质性内涵，意味着要把西方所有国家的进步的、文明的、健康的方面都吸纳到当今的中国。前所未有的开放心态，前所未有的开放力度，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开放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一种人生态度。中国通过开放而走向了世界，走向了现代化，并正在积极地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三个面向”可以说是30多年来中国社会在实践中的最重要进步。
2.由计划走向市场
30多年来中国社会在经济运行方面的最大变化就是由计划经济体系转变为市场经济体系。市场化是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和基本内涵之一。现代化的大生产需要大市场，现代化的国际化发展依赖于国际市场，经济全球化依赖于全球市场。没有大市场就不可能有强大而灵活的经济发展机制。30多年来，我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经过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现代化的中国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经济机制。如果说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开放的国策，为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必要的政治基础和政治路线，则1992年党的十四大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为中国的现代化指出了可行的经济运行机制，并为造就当代中国经济体系奠定了基础，使得中国能够在经济上加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不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涉及广泛的社会、政治和文化领域，带动了党政领导、行政管理、政策法规、社会服务、民众心态等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促进着社会的活跃与发展。
3.由单一走向多样
30多年来，我们由单一的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和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由单一的国有企业变为外资、合资、独资等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由单一的按劳分配到允许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等。中国的社会生活高度分化、复杂化和多样化，在深度分化的基础上高度综合，造成了近乎无限多样的社会领域、行业、社群，并且极大地凸显了人的个性，为人的个性化发展提供了可能性空间。应该说，多样性是社会复杂性的要求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准。多样性使社会变得丰富多彩，使人们有更大的选择范围，可以为创新提供更大的可能性空间，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活力，促进人的多样化和全面性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的进步
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要求也造成了研究方式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在这个时段发生了重大的转换，这个转换可以从以下方面来理解。
1.由概念演绎转向关注生活世界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我国的哲学理论工作者处于主要解读原著和注释经典的尴尬境地，其主要任务是解读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阐释那些已经被大家熟悉的理论命题，或使之具体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领域内部作一些修补性和细化性的理论探讨，寻求一种逻辑的自洽。这种研究总体上看处于自我循环的境地，以致有人说哲学工作者们常常是自言自语、“自食其果”和自我欣赏，难以有实质性的研究与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思想理论界空前活跃，一方面通过清理概念，澄清命题，重释理论，开拓领域，创建学科等，为深层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必要基础；另一方面通过大量翻译和评介国外学术思潮而了解了世界思想理论前沿和学术发展方向，为自主的哲学理论研究提供了背景性条件。在此基础上，我国的理论工作者前所未有地深入到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之中，关注自然世界、社会世界和人性世界的变化，进一步走进了人们的生活世界、文化世界、心灵世界，与历史与现实开展对话。理论工作者们通过关注对象的变化来促进理论自身的变化，从对象世界的变化中获得了最为丰富的资料，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思想活力。
2.由高居于科学之上到走入大科学之中
过去人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科学的科学，将其高置于一切科学之上，难以深入到科学之中。由此既难以从科学中吸取营养，也难以指导科学的发展。3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所未有地自觉借鉴科学成果与思想方法，走进现代大科学和大技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要帮助人们科学地认识和解释世界，还要帮助人们合理和有效地变革世界，去创造属于人的美好世界，这就需要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撑。为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前所未有地与科学结盟，自觉地借鉴现代自然科学，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尤其是自觉运用和提升一些跨学科的方法论：从当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老三论”的结合，后来进一步与耗散结构、循环论、突变论“新三论”结合，直至今日与现代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科学群的对话。正是借助于复杂性科学的理论、思路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了一种特殊的能力，能够从事对于复杂性问题的深度解读和批判性反思，并在人类实践中发挥更加积极和有效的作用。
3.由自我欣赏到广泛对话
过去马克思主义哲学被看作是高居于一切其他哲学学科的，它靠着意识形态地位而获得了自己的权威，对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其他分支哲学而言处于一种居高临下的地位，但却难以与其他学科平等对话，并由此而引起了其他哲学分支学科的抵触。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一个重大的进步就是：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继续其意识形态地位，发挥着指导思想的作用；另一方面，从学术的角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却与其他的分支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科技哲学、伦理学、逻辑学、美学等站到了一个平等的地位，有了一种平等对话的可能性。哲学的本性就是对话。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在西方，又要进入中国，于是有必要积极地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开展对话。正是在这种平等对话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大量的西方哲学著作被引进到中国，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发展的思想源泉；另一方面，大量的中国哲学思想成果被发掘和复兴，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野之中，成为其进入中国思想文化体系所必不可少的思想文化资源。
4.从孤立研究到多参照探索
促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还有一种重要的力量，就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包括了西方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包括了苏联和东欧等已经失去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也包括当前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过去我们不自觉地有一种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自我中心化倾向，把国外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看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歪曲甚至蓄意败坏，对它们持有极大的敌意和戒心，很难获得对于它们的真实了解，更难以从它们那里得到思想借鉴。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开放，也包含着对于各种类型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开放。通过接触和交流，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各国的多样化发展，不仅丰富着其理论内容，也更新着其理论形态。在西方发达国家，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所在社会的主流话语，在那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是社会中的少数派，有时还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但无论是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深度发掘，还是对于发达资本主义的深度批判，都不仅深化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也从特殊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着西方发达国家的健康发展，展示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实践魅力。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经历了历史性变迁后的反思会有更多的经验与启示。至于其他尚存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国际化和世界化，引领着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近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源源不断地引介进入中国，给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供了既是外部空间又是内部理论的参照系，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多视角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从各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我们既可以寻得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性支撑与国际性扶助力量，也可以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参照系。
5.由单一模式到多样化、个性化自主创新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是单一模式的经典解读和原理阐发，少有个性化的研究，如想创新更有可能被看作离经叛道。30多年来，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定位为对象性条件，以哲学工作者的主体性确立和自主性发挥为主体性前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产生了多样化的途径，并获得了个性化成果。首先是立足时代高度来“回到马克思”，力求超越苏联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化和教条化理解，增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深入解读，力求回到更加本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次是对于诸多重要哲学理论问题的全面深入思考和创造性探索；最后是依据实践进步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创新，提炼新问题，发掘新资源，开拓新领域，创制新方法，创建新学科，推出新成果，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走上了具有自主创新特色的学术发展道路。
四、当代中国哲学研究面临的问题群和问题链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要立足于当代人类实践，关注当代人类在社会实践和生活中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一般来说，人直接关注的主要是外部世界。外部世界对于人的价值和意义既依据于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内涵，也有人对它们的发现、发掘与创造的问题。因此哲学研究既是世界的价值和意义对人说来不断生成与展开的过程，也是它们不断被人发现和确认的过程。人对外部世界价值意义的探索与认定必然伴随着对内在心理世界的探索与反思，这样就有人与世界的双向互动。人的内在的东西发掘得越深刻、越丰富、越全面，人对外部世界的价值意义的认识和发掘也就越丰富、越全面，反之亦然，它们之间在深度、广度上都是相对应的。哲学家的生存世界的内容与性质决定着他们思考哲学问题的范围和深度，他们的思想的丰富性是和他们的生活的丰富性与外部世界的丰富性相对应的，也是和他们的交往的丰富性相联系的。这就是为什么现代西方哲学尤其是一些主流哲学尤为关注交往问题、走向生活世界的深层原因。由此可以来看当前哲学研究的问题链和问题网。
1.人的深层心理结构中理性与非理性的内在冲突与互动
这可以说是当代人类面临的最深层问题，也是当前哲学问题链的核心。人性是哲学家思考哲学问题的出发点和根基，是哲学问题的基核，也是哲学问题链的中轴。哲学研究是在对于人性的深层发掘和对世界价值意义的探索与创造中互动性地展开的。人的内在心理结构非常复杂，但我们大体上可以将其分为理性与非理性，或理性与信仰这两个大的方面。这两者之间既互相依存，又始终是内在冲突的，构成了人性结构中最深层的东西。他们也是人们自我认识与自我调试中最难理解的内容。人类在文明发展历程中不断地强化了自己的理性方面，但又不断地受到非理性的激励或干扰。理性与非理性的分化造就了古希腊哲学传统和希伯来传统这两大基本的哲学传统，在此后的两千多年的哲学发展史上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此起彼伏，有涨有落。千年中世纪里信仰主义的统治使理性变成了信仰的奴婢，近代以来理性借助于科学及其成就得以过度张扬又压抑了人的非理性方面，导致非理性主义兴起并形成一股强大的潮流，形成20世纪学术思潮里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双峰并立、互不相让的态势。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实际上是对人的内在深层心理根基的致极性追问，希望发现心理结构中最基础和具有决定性力量的核心因素，以便深度揭示人的心灵内在争论的焦点与冲突的原点，并立足于它们来解释人性和人与世界关系。正是因为理性与非理性关系的特殊地位，围绕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争论在哲学层面突出地表现出来。由于对于理性和非理性的不同理解和关注，产生了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各家各派。
2.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全面分化、冲突与互动
这种冲突与互动本质上是理性与非理性在知识领域和社会生产与生活层面上的外化与表现；是人的心理矛盾与冲突在知识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的延展。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发现、发明和广泛运用，一方面极大地强化了人的认识和实践能力，发展了人的主体性，创造出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改变了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等，拓展了人的生活和发展空间，产生出巨大的正面效应；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人类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人的生活世界与心灵世界之间关系的分化与对立[1]，在现实社会中造成了人文文化与科技文化的分化与对立，相应地在精神上带来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分化与对立，演化出了当前人类社会的各种“现代病”。[2]当前这方面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一方面，高新科学和技术的力量以几何级数迅速扩展和强化，如果缺乏必要的人文关怀和价值引领，就难以对其的作用方向和发展道路进行有效调适与控制，其误用与异化的危险性极度增加；另一方面是当代人文精神缺乏科学精神的内涵和现代工程技术的支撑，也难以应对高科技工作与生活环境中人们对于新人文精神的需求，难以有效发挥自己的作用。为此，如何在新的高度上促进高新科技与当代人文的良性健康互动与融通，促进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通与共建，成为哲学工作者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3.生活世界与神圣世界的分化与对峙
人的内在心理状态既要在日常生活世界中最为广泛、普遍和无所不在地表现出来和发挥作用，也要在通过人的理想、灵性、神圣甚至宗教信仰中得到凝练和提升。生活世界是神圣世界的基础，而神圣世界则引领生活世界的方向，二者之间交织与互动。在世界范围内，世俗生活和神圣世界的分化与宗教的产生和作用密切相关，曾经有过宗教生活对于世俗生活的长期统摄与控制。近代以来现代化、市场化、都市化极大地强化和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世界，世俗化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要走向，灵性世界或宗教世界受到了极大冲击，带来了生活世界与神圣世界的对峙与冲突。从总体上看，中国是一个宗教传统较弱的国家，人们心灵世界的高层提升主要是通过对于美德、神圣和崇高等的理想追求中表现出来的。近代以来各种宗教传入中国，也只有以自己的方式融入中国人的世俗生活才能存在和发生作用。20世纪的革命战争年代和抗日战争时期，传统的价值理想受到冲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理想主义等逐步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主导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成为人际交往的主要途径，生活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和具体，但其利益主导原则却变得相对简单和清晰，而精神世界的情况却变得格外复杂和多样：西方价值观念、传统价值理想、革命理想追求、思想道德情操、各类宗教理想等都在发挥着作用，社会的主导价值取向变得软弱和模糊，理想、神圣和崇高等的作用更加淡化，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使得生活世界失去了精神的引领和理想的指导。生活世界是人的内在心灵得以存在、释放、表现的最直接和最广泛的空间，也是实现生命价值的最宝贵时间。为此，哲学必须走入人们的生活，关心人们的生活世界。然而人们的生活世界如果离开了神圣和崇高就会失去自己的方向和意义，世界的价值和意义也会被遮蔽。中国这样没有强烈的宗教信仰的民族和国家，也会需要某些类似于宗教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神圣人格、崇高境界等。但理想信念如果离开了生活世界又将一事无成。如何在生活世界的世俗化和精神世界的神圣化之间保持张力，无疑是当前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域。
4.民族认同与全球体系的冲突与互制
古往今来的任何个体都必然处于一定的民族文化体系之中，相应地，民族文化认同赋予个体人以一定的文化特质，也使个体找到文化归属。与此同时，所有的民族国家也必然采取一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因此政治认同也为个体人提供政治保障。对于特定的国家与民族而言，政治与民族文化认同往往具有一体性。当代世界处于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迅猛发展进程之中。全球化将原本生活在世界各个特定地域的民族集中到了狭小的全球性地域空间，并使他们在一个加速度的时间进程中相遇，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变得更加明显和突出，而民族文化之间的矛盾则变得越来越尖锐。正面来说，全球化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全球性传播，使部分民族文化获得了世界性的品格，同时也造就了全球性的文化学习运动。比较自觉和聪明的国家与民族都在学习和借鉴他国度和他民族的优秀文化，而且努力把他们移植到本土。负面地看，由于全球化基本上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来推进，并且按照它们所制定的规则来进行的，因此实际上是以一种西化的方式迫使各民族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差异性，走向同一性，对于各民族来说又是一种更加根本性的挑战。全球化是以英语为工具、以资本为主体来推动的，英语化、资本化的全球化对于所有的民族无疑是一场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不仅触及民族文化的外部样态，尤其触动着各个民族的精神内核，迫使个体和民族作出非常艰难甚至痛苦的选择。如何正确地对待全球化和民族认同，在当代哲学问题群中占据着特别重要的地位。
5.个性自由与制度法规的对立与互动
个性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既是个人生存发展的最高目标，也是社会进步和人类自由解放的必要条件。人的发展历程在其合理的价值取向上应当是人们走向更加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历程。然而，现代化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高度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过程，越来越严密的社会法纪规章构成对于个性自由的强大约束。吉登斯认为：“我们必须从制度层面上来理解现代性。”[3]现代性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一种自觉的社会功能，是对于现代化进程中那些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的要素与特性的一种制度性整合、概括和提升。现代性贯穿在人类生活的各个相关的方面，通过日常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而得到表现和实现，与个人生活形成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现代性的社会理念一方面通过人们的自我认同而转化为一种公众意识和共同意识；另一方面也通过现代性的社会制度而得到体系化和制度化的表现和实现。这就建立起现代化与自我认同之间的一种新机制，“这种新机制，一方面由现代性制度所塑造，同时也塑造着现代性的制度本身”[4]。现代性的社会制度，包含着以效率为目标和以竞争为手段的大生产组织体系，以公共性、社会性和高水准为特征的生活模式，以科层制和民主化为主要原则的社会政治体制，以契约化和法制化为主要内容的法制体系等，是一个复杂而又有序、动态而又高效的社会运行机制，灌注在这个体系中的最高原则是合理性，而这种合理性又在各个具体的领域通过认识的科学性、评价的公正性、行为的规范性、决策的程序性等得到具体的表现和实现。[5]人的个性自由就是在这个严密的社会体系中得以建构和实现的。张扬个性与健全体制都是时代的要求，如何在它们之间保持恰当张力实现双赢呢？社会期盼着哲学界的回答与引领。
由上可以看出，哲学问题链的最根本基础是人性，最宽泛的空间是人类社会以至整个世界。或者也可以说，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哲学问题是一个网，其中最小或最微观的是个性心理，居于问题网的中心，是全部哲学问题的轴心；问题网非常广袤，没有明确的边界，但至少涉及包括自然、人类和社会的整个外部世界，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全部哲学问题。人的个性问题是无处不在的，而全球问题也是无处不在的。全球化使每一个人的深层个性都和最大的世界联系起来了。过去作为个体的人直接地只能与家庭、村落、种族、部族以至民族相联系，今天我们通过各种中介直接与全人类发生关系，个人的心灵与个性都受到全球化的深刻的影响和作用。在最小最细微最深层的个性问题与最广大最普遍最宏观的全球问题之间还有无数各层次各类别的问题。当前哲学研究的几乎所有问题都可以大体上依据一定的标准或联系而纳入到以上几个方面和层次的问题网之中。这各个层次和方面的问题之间相互交错、渗透，构成了极度复杂的问题网，其中有无数的网上纽结。按照现代系统科学，这个问题网是非常复杂的，对于其中任何问题的解答都与其他的许多问题内在相关；这个问题网也是极具风险的，网络体系中的任何一个网结都可能由于各种偶然和随机的因素而解体，发生突变与灾变；这个问题网也是非常脆弱的，任何网上纽结的破坏都可能带来整个网络的崩溃，整体的坍塌。人们无可逃避地生活在这个复杂的风险问题网络体系之中，问题网络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内在心理结构，影响到社会的结构、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也影响着个体的自我认同与定位。复杂性的问题要求复杂性的视野、思路与方法。[6]当前哲学问题网的复杂性呼唤着具有复杂性思维能力的哲学家，呼唤着能够应对复杂性挑战的哲学研究思路与方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当在走向复杂性的自觉过程中获得革命性的发展和突破性的超越。
***
[1]参见［英］斯诺：《两种文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2]参见欧阳康：《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融通与共建》，载《光明日报》，19991029。
[3]［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4]同上书，2页。
[5]参见欧阳康：《哲学视野中的现代性问题》，载《社会科学战线》，2005（3）。
[6]参见欧阳康：《复杂性与人文社会科学创新》，载《哲学研究》，2003（7）。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