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革新律制创建科举

    隋炀帝杨广取得帝位以后，为收揽民心，又大修文治，改定典章制度，力求有所创新。他刚办完隋文帝的丧事，就开始着手进行改革。

    炀帝厘定制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改革行政制度。在中央，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下令废除西魏、北周时期的“六官制”，开始实行以尚书、内史、门下三省为行政中枢的制度，内史省负责皇帝诏书的起草，门下省负责诏书的审批，而尚书省是皇帝诏书的执行机构，这样分工，使中央各部门的职能更具体，运转更顺畅。这一制度到唐代得到继承和发展。地方上，改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为二级制。隋朝初年，由于战乱频仍，人民流离失所，加之地方机构的工作不力，导致地方机构设置混乱。当时的情况是，在不足一百里的土地上几个县同时存在，人口不满一千户的地方却有两个郡来分领。更可笑的是，有的郡、县只有名称，根本没有自己的辖地。然而，州郡县所辖的土地和人口虽少，官员的数量却很多。国家要给官员发俸禄，却又拿不出钱，只好把这笔费用摊到老百姓头上，以致民不聊生、怨声载道。隋朝建立之初，便改州、郡、县三级为州、县两级（大业年间为郡、县两级）。此举大大加强了政策法令上传下达的速度，提高了行政效率，减少了官员的数量，减轻了百姓负担，也有利于中央对地方的管理。

    二是继续推行均田制，减免赋役。均田制始于北魏，它是在国家掌握大量土地的前提下，将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农民向国家交纳赋税的一种制度。由于战乱，隋初有大量的土地无人耕种，百姓劳动的热情也非常高，鉴于此，隋朝推行均田制。根据均田令，百姓基本都能获得一份土地。同时，在文帝和炀帝前期，还大力减免百姓所承担的国家赋役。如，文帝开皇三年，将承担赋役的年龄由18岁提高到21岁；到炀帝大业前期，男子的成丁年龄又提高到22岁。而且，隋炀帝还经常临时性地减免赋税。隋前期实行的与民休息政策，大大提高了百姓的劳动积极性，同时也给中央王朝带来了巨大的收益。至文帝末年，国家的粮食储备已相当充足，可以保证五六十年的供应。

    三是改革教育制度，创建科举。隋炀帝恢复了被杨坚废除了的国子监、太学以及州县学。他兴办学校，访求遗散的图书，并加以保护。隋时的藏书量是中国历代最多的，隋朝藏书最多时有37万卷，七万七千多类图书。可大部分图书毁于战火，唐玄宗时藏书最多时8万卷，唐学者自著28467卷，唐以前图书只剩28469卷，可惜这些图书大部分也难逃战火。此外，他还组织人编写了《长洲玉镜》400卷和《区宇图志》1200卷，还规定了藏书以甲乙丙丁为目，分经史子集四类，这就是后来的四部分类法，这些都是隋炀帝的创举，他对于保存我国古代的典籍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随着士族门阀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兴起，魏晋以来选官注重门第的九品中正制已无法继续下去。隋文帝即位以后，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隋炀帝时，正式设立进士科，我国科举制度正式诞生。这一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末。大业二年（606年），隋炀帝始建进士科，典定科举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杨广创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科举制，开设进士科，那时的进士科以考政论文章为主，选择“文才秀美”的人才。《通典》说杨广优先考虑的是个人的品质而不是文才。炀帝时还增加了科举录取人数。至607年，考试科目已经有了十科，标志着科举制度的产生。

    科举制的创立是封建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冲破士家大族垄断仕途的局面，起到抑制门阀的作用；扩大了官吏的来源，为大批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参政提供了机会，“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科举制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科举取士把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从地方豪门士族手里集中到中央政府手里，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因此，这一制度为历朝所沿用，影响深远。

    四是修订法律。大业二年（606年），鉴于隋文帝末年法令严峻、人民喜欢宽政的局面，诏吏部尚书牛弘等人修订新的律法。于大业三年（607年）四月颁行，一共十八篇，共五百条。该律规定的刑罚较《开皇律》为轻。死、流、徒、杖、笞等五刑中该重就轻的有二百多条，此外还取消了“十恶”的名目及其中的某些条文，表示“宽刑”。但是法律修订以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特别是到了炀帝末年，用刑十分残酷。

    从隋炀帝改定的这些制度来看，即位之初，他还是一个有见识、有抱负的统治者，是希望有所建树的。但是他绝不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后来的残暴统治将这些改革的益处抵消得一干二净。

    （二）大兴土木开凿运河

    尽管隋炀帝以弑父杀兄的途径获得帝位，但为了证明自己作为皇帝是当之无愧的，便试图在短期内建立最伟大的功业，以期与秦皇汉武功绩相媲美。同时自己当上皇帝，无人管制自己的私欲，多年的压抑一扫而去，现在可以无所顾忌地享受生活了。

    在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派杨素等人负责修建洛阳城。当时，每月都有二百万人在工地上劳动，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完成。新的洛阳城有宫城、皇城和外郭城。外郭城也就是大城，周围有七十里长。里面的皇城是文武衙门办公的地方。再往里，就是宫城，周围有三十里。隋炀帝修建洛阳城，是有统治国家的战略考虑的。当时首都长安在西北面，往东的路不太畅通，影响了国家政令的畅达。洛阳则处在国家的中心地带，可以有年的时间。隋炀帝先后开凿疏浚了由黄河进入汴水，再由汴水进入淮河的通济渠；还有从淮河进入长江的邗沟；从京口（现在江苏的镇江）到达余杭（现在浙江杭州）的江南河；引沁水向南到达黄河，向北到达涿郡（现在的北京）的永济渠。这些渠南北连通，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大运河。大运河从北方的涿郡到达南方的余杭，南北蜿蜒长达五千多里。隋炀帝在修运河的同时，运河两岸筑起御道，种效地治理江南，控制北方，巩固国家。还有，在长安的时候，各地的粮食运往长安要费时费力，到了洛阳便可以很方便地取得粮食，减轻了百姓负担。这也为后来的唐朝繁荣昌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即位第一年就征发百万士兵和夫役，修造通济渠。同年又改造邗沟。大业三年，又征发河北民工百万开凿永济渠。大业五年沟通长江黄河。至此，开凿大运河的工程基本完成。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前后用了六上杨柳树。从长安到江都，沿途建造离宫四十多处，沿运河还建立了许多粮仓，作为转运或贮粮之所。

    南北大运河，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连接起来。当时运河上“商船旅往返，船乘不绝”，大运河对隋唐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都起了促进作用。大运河不仅加强了隋王朝对南方的军事与政治统治，而且使南方的物资能够顺利地到达当时的洛阳和长安，在有利于军事和政治的同时，南北方的文化交流也得到了有力的加强。如此浩大的工程，利于千秋万代。大运河对于中国来说远比长城更重要。大运河连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连接了两个文明，使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逐渐成为一体。修建大运河是凝聚中国之举，满足了将已成为全国经济中心的长江流域同仍是政治中心的北方连接起来的迫切需要。大运河的修建使中国水运畅通、发达，为中国后世的繁荣富强打下了牢固坚实的基础。自清末改漕运为海运，大运河才不再是国家经济的大动脉了。隋炀帝的这一举措为后代带来了巨大的好处，然而为此付出的代价也太大。劳民伤财导致灭国。

    这一系列大规模的土木工程，一方面使国家耗费巨资，堆积着劳动人民的累累白骨；另一方面，的确加强了隋朝对全国的统治，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东都的营建和大运河的开凿，为各地物资统一平衡的运送调动以及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提供了有效的方案和条件，奠定了之后一千多年的政治、经济的规模和格局。然而就大兴土木而言，皇帝必须首先考虑到子民的承受能力，要考虑子民的生存状态。隋炀帝就是没有注意人们的承受限度，不记成本地滥用民力，驱民于水火，无视人民最起码的生存权，必然产生暴政，亡国亦不可避免。

    （三）北巡突厥方勤远略

    经过二十年的战争与招抚，隋炀帝时东突厥已经臣服。然而，处于游牧社会的突厥与处于农业社会的隋朝，无论是社会生活还是政治制度仍然有极大的不同。因此要保持北边国境的长时间安宁，就必须对突厥实行恩威并施的政策。隋炀帝决定巡视突厥，以显中华之富强和对少数民族的重视。

    大业三年（607年）正月初一的早上，当时的突厥启民可汗正进京朝见隋炀帝，见到宫中数不胜数的文物，非常羡慕，请求袭用中华的冠带服饰，炀帝不允许。第二天启民可汗又带领他的下属上表坚决请求，炀帝见到启民可汗如此拜服中原文明，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对牛弘等人说：“当今衣冠全备，致使可汗揭开发辫请求袭用我中华的冠带服饰，是众爱卿的功劳。”于是赏给每个人很多丝帛以资鼓励。

    四月炀帝巡视北方，住宿在赤岸泽（今陕西华县北）。五月，启民可汗派遣他的儿子拓特勒前来朝见。炀帝征发河北十多个郡的青年男子开凿太行山，直达并州以开通驰道。启民可汗派其侄子毗黎伽特勒前来朝见。没过几天启民可汗又派使节请求亲自入塞迎接圣驾，炀帝没有允许。六月，炀帝以及随行兵马驻扎在榆林郡（今内蒙古托克托西南）。炀帝要出长城到塞北炫耀武力，要直接经过突厥到达涿郡（今北京西南），恐怕启民可汗惊扰害怕，先派武卫将军孙晟宣谕皇帝圣旨。启民可汗奉诏命，于是召集所属诸国部落如奚、室韦等酋长数十人聚在一起恭候隋朝皇帝。从榆林到北突厥牙帐，到东面的涿郡修筑了一条长三千里、宽一百步的御道，突厥全国都出力服役。

    炀帝住在行宫中，启民可汗和义成公主亲自来到行宫朝见炀帝。吐谷浑、高昌同时也派出使节前来觐见。这一切使炀帝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几天以后，炀帝坐在北楼上，一边看士兵在黄河中捕鱼，一边宴请百官群僚。

    启民可汗一再上表，认为：“先帝（隋文帝）怜悯我，赐给我义成公主，赏赐各种物品，使一切都不缺乏。我的兄弟因他部落的酋长们，并且演奏隆重的乐曲，让他们感受到华夏文明礼乐之先进。突厥哪见过这个阵势，个个又惊又喜，争先恐后地进献牛、羊、马等数万头。炀帝赏给启民可汗丝帛二十万匹，对他的手下也给予不同程度的赏赐。还给予启民可汗辂车（古代诸侯乘坐的车子）、乘马、鼓乐以及觐见天子不称名称的特权，地位在诸侯王之上。又下诏征发青壮年男子一百万修筑长城，西起榆林（今内蒙古托此嫉妒，想要杀掉我。我当时真是走投无路，仰望只有天空，俯视唯有大地，奉献上身家性命完全依赖归附于先帝。先帝可怜我将要死掉，收养我使我获得新生，任命我为突厥大可汗，回去安抚突厥的民众。陛下如今统治天下，还像先帝一样，养护我和突厥的民众，使之一切都不缺乏。我承受的圣恩是言语所不能表达的。现在我已经不是从前的突厥可汗，而是皇上的臣民，希望带领全部落的民众变更衣服，完全同华夏民众一样。”炀帝虽说很高兴，但还没有失去理智，因此他认为不可行，赐给启民可汗玺书，告谕说：“大漠以北尚未平静，仍需要征战，只要存心恭敬顺服，又何必改变服装？”

    炀帝想要向突厥人夸耀显示隋朝的强大和富足，命令宇文恺制作特大的帐篷，帐篷可以容纳几千人。大帐篷做好以后，炀帝在城东亲临大帐，准备了盛大的仪式和威武的卫队，宴请启民可汗和其克托西南），东到紫河（今山西右玉西）。尚书左仆射苏威极力劝阻，但是炀帝固执己见。高峻的长城既是隔断华夷的城墙，又是显示帝国威风的艺术品。由此可见，隋炀帝民族政策还是华夷有别的，是要确立汉民族中原王朝正朔形象，让夷狄都听命于隋朝皇帝。

    八月秋高气爽，炀帝从榆林出发，经过云中（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东南）沿金河（今内蒙古大黑河）溯流而上。当时天下承平已久，各种物资都极为充足富裕，陪同炀帝出行的带甲之士就有五十多万，战马十多万匹，旌旗招展，辎重满路，千里不断。炀帝又命人制作观风行殿，殿上可以容纳卫士几百人，能分开也能合并，行殿下安装轴轮以便推移。同时又制作行城，周长大约两千多步，用木板做主干，周围披上布料，装饰各种丹青颜色。行城上还有防守用的城楼。胡人以为炀帝一行人运用神功营造了这些华丽的建筑，无比震惊，每望见御营，在十里之外就赶快下马屈膝叩头。

    启民可汗奉献庐帐等待御驾的到来，隋炀帝一行经御道来到大利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的牙帐，萧皇后也来到义成公主帐前。启民可汗恭敬地跪倒在地上，手中捧着酒杯为皇帝祝福长寿，而王侯以下的突厥官员也在帐前袒身割肉，没有人敢仰视炀帝。炀帝十分高兴，看到彪悍的突厥降服，王公屈膝于自己的改变戎人的风俗，可以在万寿戍建筑城池，修造房屋，使用的物品一定优厚供给。”

    大业五年（609年）正月，启民可汗前来朝见天子，炀帝对他礼遇和赏赐更加优厚。十一月，启民可汗去世，隋炀帝十分伤心，特地为他停止朝会三天，立他的儿子咄吉为可汗，这就是始毕可汗。他继续实行与隋友好的政策，双方频频遣使，贸易也有所发展。面前，隋炀帝的权力意志得到极大满足和舒展，当时即赋诗一首。炀帝赐给启民可汗和义成公主金瓮各一个，还有衣服、被褥和锦彩，突厥贵族也有各种不同的赏赐。由于天气渐冷，隋炀帝没有按预定的计划东走涿郡回朝，而是就近取马邑道入塞，启民可汗一直护驾至入塞后才回牙帐。

    大业四年（608年）四月，炀帝诏令：“突厥启民可汗尊奉朝廷的教化，思念。

    （四）巡视西域重建丝路

    隋成立时，西域广大地区的霸主是突厥。突厥分裂后，西突厥是西域的主人，他们控制了沟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隋文帝虽成功地降伏了东突厥，但是对西突厥尚无暇顾及。炀帝继位以后，值天下承平已久，国力强盛，随即对西域开始大规模、有系统的征服。

    西域昭武九姓及诸多胡人，魏晋以来就不断来内地经商。隋朝统一以后，贸易更加昌盛。大业三年（607年），西域的诸国胡人很多来到张掖（今甘肃张掖）交易货物，炀帝派吏部侍郎裴矩掌管经营。裴矩知道炀帝喜好经略远方的心理，当诸国胡商到达张掖时就以利引诱他们来见，向他们打探诸国的山河地理和风土人情，据此撰写了《西域图记》三卷，共记述了四十四国的状况，入朝奏报给炀帝。又另外绘制西域地图，有关西域的要害位置都画在上面。炀帝赏赐给裴矩丝帛五匹，当天召见裴矩到御前亲自询问他有关西域的情况。裴矩见机大肆谈论“西域物产丰盛，吐谷浑容易吞并”。炀帝于是感慨万千，仰慕秦始皇、汉武帝功劳，更加迫不及待想开通西域以满足自己的野心。于是任命裴矩为黄门侍郎，担任经略四夷的重任回到张掖，用利益引诱西域胡人入朝朝见天子。从此以后，西域国商人不断来往京城，所经过的郡县则疲于迎来送往，耗费的财富数以万计，可谓苦不堪言。

    大业五年（609年），炀帝亲征吐谷浑，吐谷浑故地皆空，大隋拓地数千里。吐谷浑东西四千里，南北两千里，范围东起青海湖东岸，西至塔里木盆地，北起库鲁克塔格山脉，南至昆仑山脉。炀帝在吐谷浑故地置西海（今青海湖西）、河源（今青海兴海东南）、鄯善（今新疆若羌）、且末（今新疆且末南）四郡，西海郡就设置在吐谷浑故都伏俟城。炀帝命令把隋朝天下所有犯轻罪的人移居到吐谷浑故地居住戍边，并令西部诸郡运粮以供给之，命刘权率军镇守河源郡积石镇，大开屯田。隋朝在吐谷浑故地置州、县、镇、戍，实行郡县制度管理，这是以往各朝从未设置过正式行政区的地方。《隋书·食货志》：“帝亲征吐谷浑，破之于赤水。慕容佛允委其家属，西奔青海。于是置河源郡、积石镇。又于西域之地置西海、鄯善、且末等郡。谪天下罪人，配为戍卒，大开屯田，发西方诸郡运粮以给之。”

    隋炀帝率大军从京都长安（今西安）浩浩荡荡地出发到甘肃陇西，西上青海横穿祁连山，经大斗拔谷北上，到达河西走廊的张掖郡。这次出行的目的绝不是游山玩水，个人玩乐。因为西部自古为大漠边关、自然条件环境恶劣，隋炀帝还曾遭遇到暴风雪的袭击。此峡谷海拔三千多米，终年温度在零度以下。士兵冻死大半，随行官员也大都失散。隋炀帝也狼狈不堪，在路上吃尽苦头。隋炀帝这次西巡历时半年之久，远涉到了青海和河西走廊，其意义重大。在封建时代，抵达西北这么远的地方的皇帝，只有隋炀帝一人。隋炀帝西巡过程中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进一步促成了大西北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隋炀帝到达张掖之后，西域二十七国君主与史臣纷纷前来朝见，表示臣服。各国商人也都云集张掖进行贸易。隋炀帝亲自打通了丝绸之路，加强中原与西方的各个方面的联系与交往，这是千古明君才能有的功绩。为炫耀中华盛世，隋炀帝杨广在古丝绸之路举行了万国博览会。游人及车马长达数百里，堪称创举。由于丝绸之路的畅通，不仅使张掖的国际贸易市场更加繁荣昌盛，还促进了中原一带贸易市场的兴起和发展，如关中的岐州（今陕西凤翔）、西京长安、东都洛阳等。从此，西域的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康国、安国、米国、吐火罗等国家的商贾使者来往于长安、洛阳一带，络绎不绝。负责西域事物的裴矩在《西域图记》中说：“伊吾（今哈密）、高昌（今吐鲁番），鄯善（今若羌），亚西域之门户也。总溱敦煌，是其咽喉之地。”隋炀帝派遣薛世雄在西域伊吾国内修建一座“新伊吾城”，罢州置郡，敦煌又为敦煌郡。隋代在莫高窟开凿了大批的石窟，敦煌地区甚至还出土了一些隋皇室成员的写经，可见隋王朝对西域的重视。隋炀帝还派司隶从事杜行满出使西域，从安国带回五色盐。又派云骑尉李昱出使波斯，回国时，波斯的使者、商人也随至中原。炀帝之前，中西交通的丝绸之路只有南北两道。隋炀帝时期不仅以前的道路更加畅通，而且新增一道，即新北道。这样，隋通西域的道路共有三条：北道（又叫新北道），出自敦煌至伊吾，经蒲类、铁勒部，渡今楚河、锡尔河而达西海；中道（汉代的北道），出敦煌至高昌，经焉耆、龟兹、疏勒，越葱岭，再经费尔干纳、乌拉提尤别等地而至波斯；南道，出敦煌自鄯善，经于阗、朱俱波、渴盘陀，越葱岭，再经阿富汗、巴基斯坦而至印度各地。

    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

    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

    岂台小子智，先圣之所营。

    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

    讵敢惮焦思，高枕于上京。

    北河见武节，千里卷戎旌。

    山川互出没，原野穷超忽。

    撞金止行阵，鸣鼓兴士卒。

    千乘万旗动，饮马长城窟。

    秋昏塞外云，雾暗关山月。

    缘严驿马上，乘空烽火发。

    借问长城侯，单于入朝谒。

    浊气静天山，晨光照高阙。

    释兵仍振旅，要荒事万举。

    饮至告言旋，功归清庙前。

    这是隋炀帝在这次西巡时所作的《饮马长城窟行》，成为千古名篇，“通首气体强大，颇有魏武之风”。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开拓西域的艰难和隋炀帝的雄心抱负。

    隋炀帝此次西巡开拓疆土、安定西疆、大呈武威、威震各国、开展贸易、扬我国威、畅通丝路，乃一代有作为的国君所为。唐太宗也感慨地说：“大业之初，隋主入突厥界，兵马之强，自古以来不过一两代耳。”

    大业六年（610年），隋政府又设置伊吾（哈密）等郡。隋炀帝除向西北开拓疆土外，隋朝大军还向东南进行了一系列开疆拓土的战争，这些战争的胜利使大隋王朝东南的领土疆域扩大到印度的安南、占婆（今越南地区）及中国台湾等地。在海南岛上分置儋耳、珠崖、临振三郡。北边有五原郡（内蒙后套一带）。此外隋文帝时期已经把强大的突厥分裂成东突厥与西突厥两部，并在和东突厥的战斗中取得胜利。《剑桥中国隋唐史》这样说：“在炀帝全盛时期，西突厥人对他似乎是一个次要问题，一个以少量代价即能为中原帝国所用的累赘。”这也为以后唐太宗取得一系列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显示隋朝的富庶，进一步提高王朝的威望，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把西域诸国的使节和商人汇集在东都洛阳。于是征集四方“奇技异艺”于洛阳的端门外大街，戏场周围五千步，演奏乐器的多达一万八千人，乐声传遍数十里，令人耳目眩晕，从黄昏一直闹到天亮，夜里火树银花、繁花似锦，整整持续一个月才停止，耗费了亿万计的财富，直看得西域胡人神魂颠倒。从此以后，这样的集会每年都举行一次，成为例行娱乐。

    诸国商人又请求进入洛阳的丰都市场交易，炀帝也盛情恩准他们的请求。为了显示中原华夏的强大，炀帝下令先整顿修饰市场的店铺，屋檐要整齐划一，墙上要挂上帷帐，屋里要堆满珍奇的物品，连人物也要个个漂亮，就连卖菜的小贩也要垫上龙须席（一种用龙须草织成的席子）。胡人客商每次经过酒店饭店，都必须邀请他们就座，喝醉吃饱之后一律不收钱，还要告诉他们说：“中国富足，喝酒吃饭照例不要钱。”胡商都惊叹不已。胡商也并非没有察觉，他们发现缠在树上的丝帛就问：“中国也有贫穷的人，衣服遮盖不住身体，何不把这些丝帛给他们穿，缠在树上干什么？”市场的人惭愧得很，无言以对。

    通过精彩的歌舞显示中国文化的无穷魅力，营造出欣欣向荣、万方同乐的氛围，使来自荒漠的胡人惊叹不已，自觉地向隋朝靠拢，以达到威服四夷的目的，这是隋炀帝的成功。但是隋炀帝为达到这一目的，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自大之心，可谓不惜血本，虽然“诸番慑惧，朝贡相继”，但广大人民为此却付出了沉重代价。

    （五）出游江都礼乐隆盛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虽功在千秋，却弊在当时。古人有“种柳开河为胜游”的诗句，今人亦有人指出开河“出于君王游幸之私欲”。这种说法是有历史根据的。因为在通济渠和邗沟刚贯通时，隋炀帝便带领皇后嫔妃、百官大臣和大批军队，扬帆起程往江都巡游去了。

    大业元年（605年）八月，隋炀帝出游江都，从显仁宫出发，黄门侍郎王弘预先派来龙舟船队恭候奉迎。炀帝先乘坐小朱航船，从漕渠出洛口换乘龙舟。龙舟分成四层，高四十五尺，长二百尺，上层建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间两层建有120间房，都装饰着金玉；下层是侍从们的住处。萧皇后乘坐的翔螭舟，只是规模较小而已，装饰同龙舟一样豪华。又有称为浮影的大船九艘，高三层，都是人工建造的水上宫殿，此外，又有称作漾彩、朱鸟、苍螭、白虎、玄武、飞羽、青凫、五楼、道场、玄坛、楼船、黄蔑等名号的大船数千艘，供妃嫔、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外国使节及客商乘坐，并装载朝廷内外各机构部门进献的物品。共征发挽船的民夫八万余人，其中九千余人专挽漾彩以上级别的大船，称为“殿脚”，都身穿锦彩袍衣。又有称作平乘、青龙、八棹、艇舸的船只数千艘，乘坐十二卫兵士并载运兵器、帐幕等，由兵士自挽，不给役夫。这支大船队前后衔接，长达二百余里，两岸骑兵护送，水面、岸边彩旗飘扬，水光辉映，照耀着山川大地。炀帝下令所经过的州县五百里之内的民众都得前来献食，有些州献食多到一百车，都极尽水陆珍味美食。后宫妃嫔、宫女们吃腻了，临行前便将这些美食抛弃埋掉了。

    大业二年（606年）二月，炀帝诏命吏部尚书牛弘等官员议定舆服、仪卫制度，任命开封仪同三司何稠为太府少卿（掌内府器物）专门负责营造，送往江都。何稠富有智慧，构思巧妙，博览图书典籍，汇集参考古今的样式和构造，多有改进。衮衣（礼服）冠冕（礼帽）上画有日月星辰，皮弁（贵族用的一种礼帽）是利用漆沙制作的，又制作三万六千人的黄麾仪仗，而皇帝乘坐的各式车辆、皇后的仪仗、文武百官的朝服，都务求制作得华美，使炀帝称心如意。又向州县征收羽毛，作仪仗上的装饰，害得百姓到处寻求捕捉，罗网撒遍了水中，布满了陆地，凡是羽毛可以用作装饰的飞禽鸟兽都被捕尽杀绝。乌程地方有一棵高过百尺的大树，树干上没有旁出的枝条，树顶上有一个鹤鸟巢，当地的百姓想要捕捉鹤鸟雏，但爬不上去，就砍伐树根，大鹤害怕树倒摔死雏鸟，就自拔羽毛投在地面上。当时有人称这是祥瑞，说：“天子要造羽仪，鸟兽自献毛羽。”这可能是传闻，但足见其扰民之深。仅仅制作羽仪一项役使的人工就多达十余万人，耗费的金银钱帛数以亿万计。炀帝每次出外游乐，使用的仪仗队都塞满了街路，连贯二十余里。

    三月，炀帝从江都出发，返回洛阳。四月，炀帝从伊阙（今河南伊川西南）乘坐法驾（天子的车驾），在千乘万骑的簇拥之下进入东都城。几天后，他亲临端门宣布大赦天下，并免除全国当年的租税。规定五品以上的文官乘车、上朝穿戴冠服、佩戴美玉等制度，规定武官骑乘的马匹装饰珂（似玉的美石）、武官戴帻、穿用裤（套裤）褶（夹衣）的制度。当时，礼乐典章制度的隆盛，可以说是其他朝代所望尘莫及的。

    当年七月，太子杨昭因病去世，炀帝哭了几声就止住了，旋即又奏乐歌唱，与平常没有什么两样。八月，炀帝封皇孙杨炎为燕王、杨侗为越王、杨侑为代王，这三位王都是杨昭的儿子。九月，封秦王杨俊的儿子杨浩为秦王。

    十月，在巩县（今河南巩义）东南的台地上面设置了洛口仓，在仓城周围二十余里，挖掘了三千座大地窖，每窖可储藏八千石粮谷，并设置了监管的官员和镇守的士兵一千人。十二月，又在东都洛阳北七里外设置了回洛仓，修筑十里的仓城，挖掘了三百座粮窖。

    先前在北齐温公（北齐后主高纬）的时代，流行鱼龙、山车等杂技，称为散乐（又称百戏）。北周宣帝宇文赟时，郑译奏请征用这些杂技百戏。隋文帝杨坚受禅登帝位后命令牛弘制定礼乐制度，凡是不属于正声、清商和九部、四舞的音乐歌舞一律摒弃。炀帝即位后以突厥启民可汗将要入朝为理由，想要利用富有和欢乐来自相炫耀，太常少卿裴蕴迎合炀帝的心意，奏请召集全国周、齐、梁、陈时代的乐家子弟编为乐户；又六品官以下至平民有擅长音乐百戏的都集中到太常寺当差。炀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全国各地的杂技百戏云集东都洛阳。

    炀帝在芳华苑积翠池旁检阅这些杂技百戏，有舍利兽先跳跃起来，忽然间激起水流注满街衢；有鲸鱼吞云吐雾掩蔽了太阳，转眼之间化成黄龙，身长七八丈；又有二人各自头顶竹竿分左右行走，竿上各有人舞动，忽地同时跳到对方的竿上；还有神鳌（大海龟）负山、幻人吐火等杂技，真是千变万化。歌伎戏人都身穿锦绣彩衣，舞女们都佩玉鸣环，点缀鲜花羽毛。炀帝命令京兆郡（治所在长安）、河南郡（治所在洛阳）的百姓为他们制作新衣，作为一种征税，为此，东西两京的锦绣都用光了。炀帝常常制作艳丽的篇章，命令乐正（乐师）白明达谱写新曲教人弹拨演奏。炀帝听了非常高兴，对白明达说：“齐氏（北齐高氏）偏安在一隅之地，他的乐工曹妙达还封为王。朕今天全国一统，正是要使你显贵的时候，你应该自己注意修饰谨慎。”

    （六）三征高句丽穷兵黩武

    早在隋文帝开皇十七年（597年），远在辽东的高句丽王高汤听到隋灭陈的消息非常恐惧，极力加强兵备，积蓄粮草，做抵抗守御的准备。当年，隋文帝发布致高汤的诏书说：你们东北方虽然土地狭窄，人口稀少，假若现在废黜了你的王位，也不能就此对东北不管不问，朝廷还要重新选派官属，前去安抚你们那里的黎民百姓。你如果能洗刷心灵改变行为，一切遵照朝廷的典章制度，即是朕的良臣，何劳另外派遣贤能之士呢？你认为辽水的宽广比长江如何？高句丽国的兵民比南陈多少？朕假如不存包含抚育之心，责罚你从前的罪过，立即命令一位将军出征，能费多少气力！朕之所以情意恳切地加以劝导，是允许你悔过自新。

    高汤接到诏书惶恐不安，准备进献表文陈述谢罪，恰在这时他不幸病死，他的儿子高元即王位。隋文帝派遣使者授予高元上开府仪同三司的官衔，承袭辽东公的爵位。高元向朝廷进献表文谢恩，并趁这个机会请求封他为高句丽国王，隋文帝允许了。

    开皇十八年（598年）二月，高句丽王高元率领包括靺鞨（女真族的前身）在内的军兵一万多人攻掠辽西地区（治今辽宁义县西），被隋营州总管韦冲率军击退。隋文帝听说后大怒，任命汉王杨谅、上柱国王世积同为行军元帅，统帅水陆三十万大军讨伐高句丽。又任命尚书左仆射高熲为汉王长史、周罗侯为水军总管。六月，隋文帝颁布诏书废黜高句丽王高元的官职、爵位。汉王杨谅统率的大军出了临榆关（今山海关），正遇上大雨过后的水涝，后勤运输供应不上，军中缺少粮秣，又遇上传染病流行。周罗侯率领水军从东莱（今山东掖县）渡海直奔平壤（今朝鲜平壤市），途中也遭遇大风，战船大多沉没。九月，隋军被迫撤回，兵士死亡了十分之八九。高句丽王高元也惊慌惧怕，派遣使节向朝廷谢罪，呈献表文自称“辽东粪土臣元”，隋文帝于是停止用兵，对待高句丽王还像当初那样。

    百济王余昌派遣使节进献表文，请求为隋军讨伐高句丽充当向导，隋文帝下诏书告谕他：“高句丽王已经认罪归附，朕已经赦免了他，不能再行讨伐。”朝廷优待了百济的使节，然后遣送回国。高句丽略知一些消息，为报复百济，便出兵劫掠百济的边境。

    炀帝大业六年（610年），当炀帝亲临启民可汗牙帐的时候，恰好高句丽国的使节正在那里，启民可汗不敢隐瞒，便和他一起面见皇上。这时黄门侍郎裴矩对炀帝说：“高句丽本是箕子（商纣王时代的忠臣）的封地，汉、晋时代一直是中国的郡县，现在却不臣服朝廷。先皇帝（隋文帝）准备讨伐高句丽已经很久了，只是由于杨谅无能，以致师出无功。当今陛下君临天下，怎能不夺取回来，使文明礼仪之境反而成了蛮貊（指东北的部族）之乡？今天高句丽的使节亲眼见到了启民可汗举国奉从大隋的情景，可以趁他们恐惧之时，胁迫高句丽王进京朝见。”炀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命令牛弘向高句丽使者宣布圣旨说：“朕因启民可汗诚心诚意地尊奉朝廷，所以才亲临他的牙帐。明年朕将去涿郡，你回去转告高句丽王，应当及早前来朝见，不要自生疑惑和恐惧。所有存育教化的礼仪，将如同对待启民可汗一样。假如不来朝见，朕将率领启民可汗去巡视你们那里。”

    高句丽王高元虽然十分惧怕，但并没有前往朝见炀帝，藩臣的礼节也并没有完全尽到。炀帝对此大怒，便准备讨伐高句丽，下令征收全国富户的军赋，让他们购买战马，一匹马价值高达十万钱，又派使官检查兵器，务求精制新造，如果发现粗制滥造、质量低劣，就立即处斩使官。

    大业七年（611年）二月，炀帝从江都来到涿郡，颁布诏书征讨高句丽。命令幽州总管元弘嗣到东莱海口负责建造海船三百艘。为了讨好炀帝，官吏监督工役极其严厉急切，匠役们昼夜站在海水中，不敢稍微休息，从腰部往下都开始腐烂生蛆，死亡了十分之三四。四月，御驾到了涿郡的临朔宫，跟从的文武百官凡九品以上的，当地都必须按照命令妥善安置住宅。在来涿郡之前炀帝就下诏征调全国的兵力，不问地方远近全部集中到涿郡。又征调江淮以南的水手一万人，弓箭手三万人，岭南排镩手三万人。当时，四面八方的士兵不远千里奔赴涿郡如同流水一般。五月，炀帝命令河南、淮南、江南的民众赶造战车五万辆送到高阳，供士兵装载衣甲帐幕，由士兵自己推挽。又征发河北、河南的民夫运送军需物资。七月，征调江淮以南的民夫以及船只运载黎阳仓和洛口仓诸仓米到涿郡。船只依次衔接有几千里不断，运载着兵器甲帐以及攻城的器具，经常有数十万人来往在水道和陆路的运输线上。运夫车马拥挤在道上，死亡的民夫尸体遗弃在路旁，臭气熏天也无人过问。人民都无法忍受这种暴政，起义时有发生。

    大业八年（612年）正月，四方的军兵都汇集到涿郡。炀帝征召太史令庾质，问他：“高句丽的人口抵不过我们一个郡，现在朕凭着这么多的军队去讨伐它，卿以为能否战胜？”庾质回答说：“征伐是可以战胜他们的，不过依臣愚见，不希望陛下亲自征讨。”炀帝很不高兴地说：“朕现在集中大军在这里，怎么可以没见到敌人而自己先退却了呢？”庾质回答说：“攻战而不能取胜，恐怕有损陛下的威严；假如陛下坐镇这里，命令勇猛的大将和强壮的士兵，指示他们作战方针，然后让他们急速行军，出其不意攻击敌人，就一定会战胜。军贵在神速，迟缓就不会成功。”炀帝不满地说：“既然你害怕上前线，自己留在这里好了。”这时右尚书署监事耿询恳切地要求炀帝不要亲征，炀帝大怒，名左右的卫士斩了他，由于少府监何稠苦苦相救，耿询才免于一死。

    几天以后，炀帝命令征讨大军出发，炀帝根本不重视兵贵神速、出其不意，而是每天发一军，每军间隔四十里，连营渐进，大军用了二十四天才出发完。结果是排成一字长蛇阵，根本没有战斗力。

    炀帝大业八年（612年）三月，炀帝率领征讨大军经过两个月行军，齐集辽河边，沿辽河摆列军阵。高句丽兵依仗辽水坚守抵抗，隋军不得渡河。炀帝命令工部尚书宇文恺在辽水西岸建造三座浮桥，浮桥建成后士兵们推桥直奔辽水东岸，由于桥身短，还差两丈多到不了对岸，高句丽兵居高临下猛击河水中的隋兵，隋兵登不上岸去，死伤惨重。左屯卫将军麦铁杖与虎贲郎将钱士雄、孟叉等人跳上河岸，都奋战而死，于是隋军命令收兵，推桥又回到西岸。

    诸将率军东进，炀帝亲自告诫他们：“今天我大军出征，是为了慰问高句丽民众，讨伐有罪的高句丽王，并不是为了建立功名。诸将当中有不了解朕的旨意，想以轻兵突袭，孤军深入，独自战斗以立身扬名邀功请赏者，都不符合大军征伐之法。你们进兵要分成三道，进行攻战，三道一定互相配合，不得冒险独进，以至于散失亡败。再有，凡是军事进止，都必须奏报，等待命令，不得专擅行事。”辽东城的高句丽守军屡次出战不利，便据城死守。炀帝命令诸军攻城，又令诸将：“高句丽如果投降，应当立即抚慰接纳，不得纵兵进攻。”辽东城每次将要攻陷，城中守军就声称请求投降，诸将奉命不敢趁机猛攻，先派人快速奏报，等到领旨回来，城中守军补充完备又坚守抵抗。如此再三，炀帝还是执迷不悟，因此辽东城久攻不下。六月，炀帝来到城南亲自观察城池的形势，于是召见诸将斥责他们说：“你们自以为官居高位，仗着家世显贵，打算用懦弱、怠慢来对待朕吗？在都城之日，你们都不愿意朕亲征，恐怕朕发现弊端，朕今天来到这里，正想要观察你们的所作所为，斩杀你们这些人！现在你们畏惧死亡，不肯尽力作战，是认为朕不敢杀你们吗？”诸将都浑身颤抖，变了脸色，炀帝于是停留在辽东城西数里的地方，坐镇六合城。高句丽国的都城各自坚守，隋军长久攻不下来。

    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率江淮的水军，战船相连数百里，渡海先行。在离平壤六十里处与高句丽军相遇，隋军发起攻击，打败高句丽军。来护儿想要乘胜直攻平壤城，副总管周法尚劝止他，请求等候诸军到齐一同进攻。来护儿不听劝告，选拔了精锐甲士四万人直抵平壤城下。高句丽埋伏重兵在罗郭城内的空寺中，然后出兵与来护儿军开战而假装败退，来护儿不知是计，便带兵追赶进入平壤城，放纵士兵擒获掠夺，乱成了一团。高句丽的伏兵乘机杀出，来护儿大败，仅只身逃脱，士兵逃回不过几千人，高句丽兵一直追击到隋军战船停泊的地方，周法尚严阵以待，高句丽兵才撤回。来护儿领兵撤退驻扎在海边，不敢再留在平壤城下接应诸军。

    炀帝凭借隋文帝时代积蓄的国力征集百万大军，分成二十四军依次前进，鼓声相闻，旌旗相望，浩浩荡荡九百六十里。这种终古未有的出师，意在炫耀武力，并不从军事的实际需要出发，失去了出其不意克敌制胜的可能。他不顾有识之士的一再劝阻，一定坚持亲自挂帅，严令诸将凡军事、进止必须奏报等待命令，不得专擅，志在贪天之功据为己有。他满以为百万大军一到辽东，高句丽就将乖乖出降，严令诸将，高句丽如请降必须安抚，不得纵兵进攻，结果一再贻误战机，导致了失败，他不检讨自己的指挥失误，反而归罪于于仲文。

    大业九年（613年），在经过一系列准备之后，隋炀帝再次亲自指挥大军征讨高句丽。可是在后方督运粮草的礼部尚书杨玄感在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举兵造反，并进逼东都，这是隋炀帝万万没有想到的，彻底打乱征伐高句丽的计划，炀帝不得不回师国内，征讨高句丽再一次受到挫折。

    尽管国内发生大规模的起义，但隋炀帝仍不放弃扫灭高句丽的既定计划，并为再伐高句丽做准备。大业十年（614年）二月，隋炀帝下诏第三次御驾亲征高句丽。和前两次一样，征人远赴如流，舳舻相次千里，役夫往返道上数十万人，死者臭秽盈路，套役者不计其数。但这次征讨的结果就像是场滑稽戏，气势汹汹的百万大军，仅得到一句表示道歉的空话就按原路退回。炀帝是挽回了一点面子，但百万将士却不知走了多少冤枉路，送了多少无辜的性命。

    隋炀帝三征高句丽，结果是失信于天下，并使万民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起义反抗，隋朝统治变得风雨飘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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