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群体从不会推理，对于观念若不是全盘接受，就是完全拒绝，暗示所产生的影响，能彻底左右群众的理解力，并很快以行动表现出来。另外，一些有技巧的影响，会让群体为了实现自己信奉的理想而勇于献身，大义凛然。同时，群体爆发的狂暴而产生极端的情绪，极易将同情心转换成崇拜，将厌恶加深为仇恨。这些平常的解释，便很好地揭示了群体信念的性质。
在对这些群体信念做进一步详尽的考察时，能同时发现，无论是政治大动荡时代，还是宗教信仰极其狂热的时代，它们总会表现出特殊的形式，我将其称作宗教感情。
这种感情特点非常简单，比如对某个想象中至高权力者无条件地崇拜；那种对与生命息息相关的某种力量的恐惧，使他懦弱而盲目；对于这些信条，只会一味地传播，而没有能力展开讨论；很容易将任何不接受他们的人视为仇敌。因此，不管是一具木头还是石头玩偶，不管是无形的上帝，还是某个英雄或政治观念，一旦具备上述特点，便拥有了宗教的本质。甚至有时，哪怕是在同等程度上，也会表现出某些超自然的神秘因素。群体常常下意识地从那些激发他们热情的政治信条或成功的领袖身上找到某种神秘的力量。
一个仅仅崇拜某一个神的人，还远算不上拥有虔诚的信仰，只有当他倾其所有，全身心为一项事业或一个人付出时，并把他当作自己全部思想和行动的目标与准绳时，才可算得上是虔诚的人。
偏执与妄想作为宗教感情的必然伴侣，总是如影随形。那些自以为已将现在与未来的幸福秘密掌控在手的人，总有这样的表现。这两个特点，也能从那些受到某种信念的激励而聚集在一起的人们身上找到。就像宗教法庭时代的天主教徒和恐怖统治时代的雅各宾党人，他们从骨子里透出相同的虔诚，这正是他们残暴激情同宗同源的根源。
为什么说群体的一切信念都具有宗教这个形式，那是因为狂热、盲从，还有残酷、偏执等这些群体的信念所具有的特点，都是宗教感情所固有的。一个受到某个群体拥戴的英雄，便如同神一般的存在于这个群体眼中。拿破仑做了15年比任何一个神更受崇拜也更容易被置于死地的神。他们实行的统治，比基督教和异教徒的神，都更绝对。
能使任何一个宗教或政治信条的创立者站稳脚跟的原因，都来自他们对群众幻想的感情的成功激发，他们能让群众在崇拜和服从中，找到幸福感，并随时为他们牺牲自己。这个是恒久不变的。德·库朗热在他论述罗马高卢人一书中尖锐地提到，维持罗马帝国的绝非武力，而是那种被帝国统治者们激发出来的虔诚的赞美之情。书中这样写道：“一种饱受憎恶的统治形式，能在民众中坚持长达五个世纪之久，这在世界史上也属罕见……仅依靠30个军团，帝国便能令一亿人臣服，这实在让人难以置信。比如当时的罗马皇帝，作为罗马伟业的人格化象征，在全体人民心中，像神一样地被崇拜着。用来膜拜皇帝的祭坛，遍布整个罗马帝国所统治的疆域之内的每一个角落。这也就是其能统治一亿罗马人民的原因。当时，新宗教在帝国所统治的范围内随处可见，皇帝即这种宗教所敬仰的神。在基督教尚未兴起于罗马的许多年里，高卢地区所辖的60座城市中，便已全都建起了近似里昂城附近那种庙宇的奥古斯都皇帝纪念神殿……首要任务自然是由身为被统一的高卢城市选出的大祭司担当……而这一切，并不能单纯地归因于畏惧和奴性。整个民族不可能全是奴隶，尤其不可能在历时三个世纪之久的时间里一直都是奴隶。对君主盲目崇拜的并非朝臣们，而是包括整个罗马在内的高卢地区、西班牙、希腊甚至亚洲。”
尽管现在，那些控制着人们头脑的大人物，早已不再设立圣坛，但是那些对他们狂热崇拜的人们为其所树立的雕像或描绘的画像，以及民众以他们为对象所进行的崇拜行为，比起前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要想破解这一历史的奥秘，非常有必要对群众心理学这一基本问题进行深度探索。因此我们知道，群众的首要需求，是一个上帝，这一需求，胜过一切。
如果你认为，理性早已将这些事情彻底清除，无疑是大错特错，这只是以前时代的神话罢了。要清楚，在感情与理性永恒的冲突中，感情永远是处于不败之地的。神或宗教，虽已不再出现在当代社会里的群众身边，但是在它们的名义下，过去的统治者们，仍然长期奴役着群众。不过在如今，统治者们却得到了即使那些古代的神也从未享受到的雕像林立的待遇。近年，对大众运动稍有研究的人都知道，在布朗热主义的旗号下，群众的宗教本能是极易复活的。这位英雄的画像，在任何一家乡村小酒馆里都能看到。愿意为他赴汤蹈火的人不计其数，他成了惩恶扬善的代名词。假如他的性格与他那传奇般的名望一样的话，那么历史伟人的行列当中一定会有他的一席之地。
显而易见，一切关于群众需要宗教的断言，均为无聊的闲话。因为宗教，是任何一种政治、神学或社会信条，都必须采取的形式，且是唯一能排除危险的形式，扎根于群众心中唯一的形式。就算是群众可能接受的无神论，宗教情感中存在的偏执性也必定会从中表现出来，并迅速转变为一种崇拜。小宗派实证主义者的演变，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事情一旦发生在虚无主义者身上，即意味着很快也将发生在实证主义者身上，哪怕这件发生在虚无主义者身上的事情是与阳斯安耶夫斯基这位深刻的思想家有关。某一天理性之光忽然给他启发，随后他将小教堂祭坛上一切与神仙圣人有关的画像全部撕碎，吹灭蜡烛，取而代之的是那些无神论哲学家的著作，如19世纪德国著名的无神论哲学家比希纳[8]所著的《力量与物质》。
当他再次虔诚地点燃蜡烛，他宗教信仰的对象已彻底改变，但事实上他的宗教感情根本没有同步发生改变。
在这里，我必须重申一点，若要理解那些曾在历史上发生过的意义重大的事件，就必须要对群体信念一直以来采取的宗教形式进行更透彻的研究。在研究某些社会现象时，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待，比单纯从自然主义的角度来看更为重要。比如史学家泰纳，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对于一些事件的起源，仅从自然主义角度去研究而毫无发现。尽管他对事实进行了足够的论证，可是一旦我们按照群体心理学的研究要求看待时，我们会发现他对于大革命的起因的研究是极其缺失的。
泰纳对大革命事件中混乱、血腥和残暴的一面深感恐惧，因此他无法看到那些隐藏在那犹如身处戏剧中的英雄身后的一大群疯狂的胆大妄为的野蛮人。若想对这场革命何以会如此暴烈，肆意妄为，挑战一切事物并发出战争宣言做出解释，只须了解到它不过是一种建立在群众中的新宗教信仰而已。一系列事件诸如：宗教改革、1572年发生在法国巴黎的宗教法庭、恐怖时期、圣巴托洛缪[9]的大屠杀、法国的宗教战争等，都属于同类现象。做出这类事的，正是那些被宗教感情影响的群众——誓用火与剑铲除所有反对建立新信仰的人。这便是宗教法庭的方法，一切有着真诚和不屈信念的人所采用的办法。办法一旦改变，那么对他们的信念做出的评价也会截然不同。
以上陈述的所有大事件，它们的发生都离不开一定的前提——只有当群众的灵魂想让它们发生时，才能得以发生。因此缺少这个前提，即使再强大的专制者也无法实行。当史学家告诉我们圣巴托洛缪惨案为一个国王所为时，证明他们对群体心理表现的理解与君王们一样无知。这一命令，没有群体灵魂的支持根本不能彻底地进行贯彻。而所谓掌控着最高权力的最专制的君主，也不过只起到加快或延缓其出现时间的作用。因此，在我看来，圣巴托洛缪惨案或宗教战争，跟恐怖统治不完全是罗伯斯比尔、丹东[10]或圣茹斯特[11]所为一样，并不完全是国王们所为。从深层次来看，操作这些事件的，其实是群体灵魂，而不是统治者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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