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群体精神结构进行研究之后，我们对于群体的感情、思维和推理方式都有了一定的了解。接下来让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它的意见和信念的形成。
我们把决定这些意见和信念的因素归纳为间接因素和直接因素两类。
间接因素包括：群体一旦接受了某些信念，便会抗拒别的信念——合理地解释了以下情况的出现：一些突如其来的新观念，且威力与结果极其惊人，虽然对于他们，这种自发性不过是一种表象。某些突然产生的新观念并能迅速变为行动，会显得突兀之极。不过这些事实上只是一种表面的结果，在它背后一定还有长久的准备性力量在支持着它。
那么直接因素又包括：它们是实际说服群体的资源，而且在前面提到的长期性准备力量的延续下一直存在；但是，它们只有具备了这种准备力量，才会起作用。也就是说，它们是一个能使观念形成某种形式并得出结论的因素。它能让一个集体突然开始实施某个方案。比如引发一场骚乱或一次罢工，甚至在民众的指示下推翻政府，都能看成是由这种因素造成的。
这两种因素，对所有历史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曾相继发生作用。让我以一件震惊世人的事件为例，沉重的赋税、科学思想的进步以及哲学家的著作等，都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间接因素。在这些间接因素的作用下，加上演说家热血沸腾的演讲，群众的头脑被政府那些毫无作用的改良彻底激怒。
而当种族、传统、时代以及各种典章制度和教育这些本身就具有普遍性的因素作为间接因素出现时，便成了群体一切信念和意见的基础。
那么就让我们对这些不同的间接因素带来的影响进行研究。
（1）种族
将种族因素放在第一位，是因为它本身的重要性远胜其他因素。在《民族演化的心理规律》一书中我就这一点进行过充分的研究，所以这里不再赘述。在那本著作中，我们对历史上各民族的种族特点有了一定了解，并且，种族特有的禀性一旦形成，便会形成一种遗传规律、信仰、力量以及制度和艺术，这些所有组成文明的成分，全不过是它的气质的外在表现而已。并且，种族的力量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即无论什么要素，若想从一个民族传播到另一民族，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12]。
从影响上来说，社会暗示性因素所代表的各种事件以及它所处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当大的，但当它与种族的暗示因素相对立时，即如果当一个民族世袭的因素与它正好相反时，这种暗示性因素必定无法长存。
关于种族的影响所涉及的问题，我们将在以下一些章节里，就其影响是如何强大，又如何决定这一群体气质的特征，来做进一步的说明。这种影响，在一个国家的群体中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不同国家的群体信仰与行为会表现得截然不同，其受到影响的方式也各不相同。
（2）传统
传统代表了过去的欲望、感情和观念。它们是民族综合作用的产物，一直对人们影响巨大。
在过去，生物科学证明了生物进化的强大影响后，紧接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生物进化理论一旦得到进一步推广，以此类推，历史科学也很有可能出现类似的变化。不过所幸的是，到现在，它还并未得到普遍普及，当今的政客们，与上个世纪的政客相比，仍然是半斤八两，他们依然坚信，理性的光芒，一定是能指引社会进步并和过去的自己决裂的唯一正确的理论。
毫无疑问，它与其他有机体一样，民族有机体的形成，是经过历史的不断发展而实现的，因此这一变化，也只能是缓慢的遗传积累的过程。
传统是支配着人类活动尤其是组成群体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即使那些被人类在发展过程中不费力就改变的传统也是如此。虽然它们如我无数次强调的那样，都只是一些名称和外在的形式而已。
对此，大家用不着感觉遗憾。因为一旦脱离传统，无论是民族气质还是文明，都无存在可能。因此自人类诞生以来，传统便具有两种重要的形式：建立起某种传统结构和千方百计摧毁已经破碎的有益成果的这种传统。传统是文明赖以生存的基础。但不断破坏这些传统，也是进步的必经之路。那么，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保障求变与稳定之间的平衡。这很明显是极难做到的。一个民族一旦过于墨守成规，那么它的习俗也就不再发生变化，比如中国，没有了改进的能力。这样的话，各种暴动或者革命，也都起不了作用了，最后结果只会有两种：将整个破碎的过去按照原样重新拼起来，或放任自流，任由其变成无政府状态。
那么，一个民族，怎样的状态最为理想？答案应该是在不破坏原有制度的基础上，不知不觉中对其逐一改进。不过若要实现这种想法并非易事。迄今为止，几乎只有古罗马人和近代英国人实现了这一想法。
作为群体，它常常死守传统观念，并盲目地抵制一切变革传统观念的做法。那些有地产的群体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从始至终坚持群体具有保守主义精神，而且，再狂热的反叛，其结局也不过只是一些表面上的变化而已。上个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后，法国境内的教堂全部被毁，僧侣们不是命丧断头台，就是被驱逐出境，并废除了周末礼拜的传统制度。从当时看来，旧礼教的威力，已完全丧失。但才过了几年，曾一度被禁止的公开礼拜制度，又在大多数人们的要求下，重新建立了起来。[13]
曾在某一时期被短暂消亡的旧传统，很快又会死灰复燃。
能完美诠释传统对群体心态带来的巨大影响的实例并不存在。宫廷中那些最专制的暴君，也极有可能遭遇怀疑，因为他们随时可能被人打碎。只有无形的传统才是真正支配着人类自我的，一切针对它的反叛都苍白无力，唯有时间才能慢慢地将它磨损。
（3）时间
如同它在生物学问题上的表现，时间对于社会问题也是最具有影响力的因素之一。它既能毁灭，也能创造。所有固有的现象，在几百年时间的作用下，必定会发生变化，比如积土成山，和从远古时代形态单一的细胞到高贵人类的出现，都离不开时间。古话说，给蚂蚁足够多的时间，它们能把勃朗峰夷为平地。如果一个人拥有支配时间的魔力，同时便具有了上帝的力量。
在这里，我们仅仅讨论时间对群体形成意见这一方面具有的影响。时间在这方面，也一样作用巨大。它决定了一些重大的要素，譬如种族的形成，以及一切信仰的诞生、成长和死亡。只有依靠时间才能获得力量。同样，时间也足以让他们失去力量。
具体地说，群体的意见和信念的产生都离不开时间这个必备的前提条件，或者说它至少为其产生提供了生长的土壤。这就是能在一个时代中实现的观念，在另一个时代却无能为力的根本原因。在时间的作用下，所有碎屑包括信仰和思想在内，通通堆积成山，从而形成了某个时代独有的观念。这些观念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深深地植根于漫长的过去。一旦时间为它们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它们便能开花结果。一切观念的起源，都必须追根溯源。因此得出它们既是未来的母亲，又是历史的儿女，同时也永远是时间的奴隶这一结论。
所以，若想了解任何事物的变化，只有任时间自由发挥作用，因为它才是我们最可靠的主人。今天，我们常为群众可怕的报复以及它所预示出的破坏和骚乱深感不安。但是，除了时间，再没有其他让它们恢复平静的办法了。拉维斯先生正确地指出：“任何一种统治形式的建立，都不是一夜形成的。只有消耗长达数百年的时间，才能形成社会组织和政治。封建制度的建立，也经历了数百年毫无秩序的混乱，君权的绝对权威，也是在存在了数百年后，才得以成型的。漫长的动乱是必经的长期等待。”
（4）政治和社会制度
社会中的各种弊端通过制度加以改正，制度和统治的改进，促进了国家的进步。社会的变革通过各种法令来实现，即使放在现在，这些看法依然受到普遍的赞同。这也正是法国大革命的起点和当前各种社会学说的基础。
这一谬论，即使最具连续性的经验，都没能将其动摇。无数史学家和哲学家妄图证明其荒谬性，全都以失败告终，但有一点却轻易被证明——各种制度，一定是观念、感情和习俗的产物，但制度被改写时，观念、感情和习俗却并不会一同被改写。制度如同一个民族的头发和眼睛的颜色，同样不能随意选择，是时代创造了种族产物的制度和政府。各民族的统治，并非来自于他们突然的异想天开，而由他们自己的性质所决定。和改造一种政治制度一样，它的形成也需要花费上百年的时间。任何一种制度的本身，既无好坏，也没有固有的优缺点。在一个民族看来，是有益的制度；在另一个民族看来，却极有可能是非常不利的。
也就是说，一个民族并不具备真正改变其各种制度的能力。用暴力革命为代价，也不过只能改变其名称，而不可能改变其本质。名称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符号。许多历史学家在对事物进行深层研究时，往往会忽略它们的名称。因此，虽然英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但仍然处于君主制的统治下；而原属西班牙的所谓美洲共和国之间，虽具有共和制宪法，专制主义却随处可见，并极其嚣张和具有压迫性。所以我们说，是他们自身的性格决定了民族的命运，而非政府。在之前的一本著作中，我就这一观点提出了典型事例来进行证实。
所以说，那些愚昧的修辞家们，将大把时间浪费在制定各种宪法上，如同小朋友的游戏一样，毫无意义。让充分性和时间，这两个对宪政的完善起着重要作用的因素，得以充分发挥作用，才是我们最明智的做法。这一方法，被盎格鲁-撒克逊人所采用，伟大的史学家麦考利[14]曾写过这样一段文字：这种方法，是拉丁民族各国的政客们十分有必要去学习的。他指出，所有能从法律获得的好处，假如用纯粹理性的眼光看，其表现只是一片荒谬与矛盾。接着，他又在拉丁民族一窝蜂疯狂制定出来的宪法文本和英国的宪法两者之间，进行了比较。
英国的宪法源于必要性，绝不是思辨式的推理，变化也是随着时间而逐渐发生的，而绝不单纯因不一致而盲目地试图消灭不一致；也绝不对其是否严谨对称进行考量，方便实用性才是其考虑重点；只提供针对具体情况必需的条款，任何超出范围的条款绝不予以制定；若非极度不满，决不随意变革；如不能彻底消除这种不满，也绝不革新——这些原则，一直支配着自约翰国王时代起到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250年的议会，并使之变得从容不迫。
我们只需要对各民族的规章制度和法律逐一进行审查，就能知道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对每个种族的需要做了充分的表达，这比单纯对其进行粗暴的变革效果大得多。比如，我们在哲学上进行研究，就能发现集权制的优缺点。但是，当我们看到，一个混合了不同种族的国民用上千年的时间去维护这种集权制时；一场试图摧毁所有旧制度的大革命也不得不敬畏这种集权制，并希望将它进一步强化时，很显然，它是这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条件，也是这个民族迫切需要的产物。那些无知的政客们，总会异想天开大谈毁掉这种制度，对于他们，我们应当予以怜悯。即使他们碰巧成功了，也不过预示着一场更加残酷的内战。
将这些结论进行比较——出自大革命时期法国各政党之间的一些巨大的政治分歧和宗教，特别是再次从法德战争期间表现出来的分裂主义倾向和社会问题，可以确定，同时存在于法国的不同种族之间，并未融合。那些当时人为建立的部门和强大的集权制，合并了各个古老的省份，是一项意义极大的成就。假如在今天，那些目光短浅的人们所热衷的分权制得以实现，即预示着将会引发最血腥的混乱。若你想忽视法国的全部历史，对于这一事实，自然也能视而不见；并会产生一种新的更具压迫性的集权制度。
由此，我们可以说：在制度中不存在对群体秉性产生巨大影响的手段。一些国家，比如美国，其民主制度获得了高度的繁荣，这一点显而易见。而有些国家，比如西班牙人的美洲共和国，虽处于类似的民主制度下，状态却一片混乱。这时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制度并不能决定一个民族的衰败与繁荣，只有民族自身的性格才能决定民族的命运，一旦与这种性格不相符合，制度不过只是暂时的伪装，一件借来的外套罢了。即便这样，各种残酷的战争和暴力革命，仍然在为强行建立某些制度而进行着，且从未停止过。这些制度，被人们奉为圣人的遗骨，而赋予能够创造幸福的超自然力量。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制度对群体的头脑发生了反作用，才导致了这些大动乱的爆发。但是，我们知道，制度本身是不具备这种能力的，它们本身，无论成败，均无法用这样的方式产生反作用。各种幻想，尤其是语言，才是真正对群众头脑产生影响的原因，它们与其荒诞性一样巨大，现在，我为大家简单揭示它们那惊人的影响。
（5）教育
教育是当今时代人们的普遍观念，人们通常认为，只有教育，才能使一个人发生巨大的改变，每一个人都会被教育改造，进而通过教育变得众生平等。正是由于人们不停地重复，使得这种主张最终成为坚不可摧的民主信条。可以想象，现在要推翻这种观念，就像从前人们击败教会一样，难于上青天。
不过，对待这个问题，和许多其他问题一样，在心理学和经验的结论与民主观念之间差异巨大。包括赫伯特·斯宾塞在内的众多优秀哲学家，都已向人们证实，教育并不能让人更幸福，或者更有道德；它改变不了人与生俱来的热情或本能，某种意义上——以对人所进行的不良引导这个前提下，教育之于人，弊大于利。统计学家就这一观点提供了最好的佐证，他们指出，犯罪会随着教育，至少是某种教育的普及，而相应增加，那些成为社会上最可怕的敌人的，往往也是曾在学校内获得众多荣誉的人。优秀的官员阿道夫·吉约先生，在其近作中写道：“当前，教育程度高的罪犯与文盲罪犯两者间的比例是3：1，而人们的犯罪率，在最近50年时间里，上升了133%，由每10万居民中227人上升到了552人。”同时，和其他同事一样，他也注意到，年轻人犯罪增长最多。但很庆幸的是，在法国，免费义务教育已经取代了收费教育，以便使年轻人能更好地接受教育。
不过，我们也不能单以这些事件就下定义——哪怕是正确引导的教育，也只能达到非常有限的有益结果。即使教育对提升道德水平作用不大，但在专业技能的发展方面益处是必须要肯定的。很遗憾，在过去的25年里，拉丁民族将他们的教育制度，都建立在了错误的原则上，并异常固执，即使像布吕尔、德·库朗热、泰纳等少数头脑极为聪慧的人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我曾在过去出版的一本书中指出，法国的教育制度促使大量学子变成了社会主义者，而这些人里，大多数都变成了社会的敌人。
这正是造成拉丁民族的这种制度危险的事实来源，形成一个从来都是错误的心理学观点，以为提高智力的方法，便是学好教科书。这种观点的灌输，使人们全力强化手册中的知识。一个年轻人，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在学习上，完全没有用到自己的判断力和个人主动性，唯一会做的只是对书本的死记硬背。他所接收的教育只有背书和服从。而这种教育制度可能很适合拉丁民族的禀性。
前公共教育部长朱勒·西蒙先生说过：“学习一门课程，如果仅仅是牢记一种语法或一篇纲要，竭力模仿与重复，这真是一种极其荒谬的教育方式。在他们的潜意识中，教师永远是对的，学习如同一种信仰行为。它将带来的唯一后果，是使人变得无能，并进一步贬低自我。”
如果教育带来的只是“无用”一种后果，那么人们对于接受这种教育的孩子们还能表示同情，即使这种“学习”作用并不大，但是他们毕竟学会了诸如纽斯特里亚和奥斯特拉西亚[15]之间的冲突，科劳泰尔后裔的族谱或者是有关于动物分类之类的知识。但是导致这一结果出现的教育制度，最可怕之处在于，在其影响下，人们对自己的生活状态会产生强烈的厌恶感，想尽办法逃离。农民、工人都对自己的身份极不满意，那些地位不高的大部分中产阶级，唯一的愿望便是希望他们的孩子成为国家公务员，对别的任何职业都没有兴趣。法国的学校不是教会受教育的人如何经营以后的生活，而是教他们怎样在政府机构中谋职。在这个行当上成功易如反掌，不需要丝毫的自我定向与一丁点的个人主动性。这种制度的唯一作用就是，一支来自于社会最底层的无产阶级大军被创造出来，并因为自己命运的不公平而随时揭竿而起。同时来自社会的最高层，一群轻浮、多疑而轻信的资产阶级被培养出来，他们盲目地信任国家，在对国家表示出敌意的同时却又将它视若神明，把自己的过错全数推给政府。但一旦失去了当局的干涉，他们又会一无是处。
大量被国家教科书创造出来的拿着文凭的人，最后只有极少数为国家所用，剩下的全无作为。因此，幸运的人夺得了国家留给他们的饭碗，其他那些人，自然都成了国家的敌人。无数拥有文凭的人不停地充斥着各种政府部门，包括最卑微的小秘书或教授和警察局局长，从社会金字塔的最高层到最底层。在这种环境下，所有人一门心思想谋求一个最平庸的官差时，商人们却因为找不到一个能为他处理殖民地生意的人而大伤脑筋。仅塞纳一地，光教师一职，就有高达2000人失业，他们轻视农田或工厂，只想从国家那儿谋个一官半职。但现实是，国家选中的人，毕竟有限，那么，多数人便会因此心有怨恨。此时，无论是谁，也无论是何目的，只要有人发起革命，他们都会随时参与。所以说，让人造反的不二法门，就是掌握一些毫无用处的知识。[16]
但是，即使你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尝试回头，也已经太晚了。只有经验，这位最睿智的老师，才能最终指出我们的错误并证明：我们必须废除那些可悲的考试和可恶的教科书，用开放的教育体制取而代之；从而劝导我们的年轻人重回田野和工厂，回到他们此时认为一无是处的殖民地事业中去。
目前，几乎所有人都在接受着来自我们祖辈所理解的教育，即我们所说的专业教育。这种教育，即使在当今那些凭着自己的意志力量、创业精神以及开拓能力统治世界的民族中，依然强大地存在着。泰纳先生在他的一系列著名篇章中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英国和美国的教育制度，即使在今天，相比我们过去的教育制度还是大同小异的。他通过对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和拉丁民族所执行的两种不同制度进行意义非凡的比较时，将两种不同方式而导致的不同结果也清楚地展示了出来。
也许，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人们会认为，继续接受肤浅的知识，全盘接受古典教育中的一切糟粕，机械式地背诵教科书，照样可以使人的智力得到提高。但可以断言，它只可能培养出一些心怀不满和不适应自己生活状况的人，却绝不可能提高人的智力！一个人若想真正成功，必须具备判断力、经验、开拓精神和个性必备条件，这些根本不可能从书本中获取。字典与教科书，是不可或缺的参考工具，但长久把它们放在脑海里却是毫无意义的。
关于怎样让智力通过专业教育得到提高，使它的水平远远高于在古典教育中所能达到的水平。泰纳先生就这个问题，做过十分出色的说明，他这样说道：
唯有身处自然而正常的环境之中，才能形成观念。而要想进一步培养观念，年轻人每天必须从工厂、矿山、法庭、书房、建筑工地和医院这些地方获得大量的感官印象；他必须亲眼看到各种材料、工具以及相关操作方法；他必须长期接触工作者、劳动者和顾客们，不计赚赔与好坏。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从双手、眼睛、耳朵甚至是味觉里获得各种细节，并在脑海中产生微妙的理解。这些细节来自于无形的学习中，再加以默默地推敲、成型，由此产生出一些自然的提示，并以此为基础开始简化、改进、创意、组合或发明。而在法国，年轻人们，在这段最能出成果的年纪，却把最宝贵的七八年时间，浪费在了学校，失去了所有的这些必要的接触和必需的学习因素，也没有任何他们本该有的亲身体验的机会，因此他对于世间的人和事，以及控制这些人和事的方法，是无法做出准确而鲜明的理解的……在这几年里十有八九，将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时间，统统地浪费了。他们中间至少有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人（主要是那些被淘汰者）是为了考试而活着的。还有一些幸运的人，（也只占约一半或三分之二，并特指那些超负荷工作的人），获得了某种学历、证书和一纸文凭。突然有一天，他们按规定，花上整整两个小时，坐在椅子上，面对一个答辩团，怀着对科学家们——一切人类知识传播者的敬畏，他们必须要做到绝对的不可思议的正确。在那紧张的两个小时里，他们也许正确也许不完全正确，但不出一个月，一切都不再一样了。那些超负荷的知识内容会不断地从他们脑海里流失，没有新的知识补充，他们自然无法再通过考试。因此他们的精神活力逐渐衰退，继续成长的能力也随之枯竭，即使此时他以一个被充分发展了的人出现，也不过是个筋疲力尽的人。于是他组建家庭，开始落入生活的俗套，这种生活一旦开始，他就会变得日益狭隘，困在一份机械而重复的工作中，再无作为。这种生活平庸至极，且收益和风险完全不成比例。不过早在1789年以前，法国就同美国和英国一样，只是方法相反，因此得到的结果差别不大，甚至更好。
接着，一些杰出的心理学家，在关于盎格鲁-撒克逊人与我们的制度的差别这个问题上进行了再一次证明。相比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专业学校并不多。他们的教育更多地建立在专业课程上，而并单纯地依靠书本。比如，他们能从车间里训练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而非学校里的课本。由此得知，所有人都可能最大限度地提升他的智力水平。天资出众的，可能成为工程师；稍差的，也可能成为领班或者工人。比仅靠19岁或20岁时的一次几个小时的考试，这种办法很明显对社会更有利，也更加民主。
和在工作室里的艺术家或者办公室里的律师秘书差不多，那些年轻的学生们，无论是在建筑师或律师的办公室里，还是在医院、工厂、矿山，都循规蹈矩地从学徒期，一步步地继续着他们的学业。这样，他们有机会在还没开始实际工作之前，接受一些对自己将来发展有用的一般性的教育过程，将自身通过观察和学习得来的东西及时地储存进去，并将那些各种由空闲时间学到的技能，同日常经验进行协调且最终一致。在这种制度下，他们的实践能力与自身的能力相匹配，并得到同步发展，这样，他们能按照这个方向，为将来所要从事的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和英国，年轻人能很快地做到使自己能力可以发挥到极致。当他25岁时，可能只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工作者，但很有可能他的能力已经足够他自我创业，而这个时间，假如没有材料和部件的缺乏，还会提前；因为他是个独立的发动机，而并不单单只是机器上的某一个零件。而法国的教育制度却恰恰与此相反，随着这种趋势越来越接近中国而越发严重，在人力上也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就我们的实践生活与拉丁民族的教育制度之间差距日益扩大这一问题，得出了如下结论：
在我们的儿童期、少年期和青年期这三个必经的教育阶段，若单从考试、学历、证书和文凭的角度上来看，显然花费了过多的时间坐在学校课桌前死啃教科书和理论知识，负担也太沉重。采用的办法也极不合理，是一项完全与社会对立的、违反自然的制度。过度地延长实际的学徒期，呆板的填鸭式的教学和人为训练，过于繁重的功课，不考虑成人的实际年龄和人们的职业，不考虑年轻人将会很快投身于现实世界，不考虑以后的时代，不考虑年轻人必须加以适应或提前学会适应社会，不考虑人类为保护自己而必须从事的斗争，不考虑他是否具备坚强的意志，不考虑为了能够站住脚跟他必须得提前得到装备、武器和训练。而这些丰富的常识和意志力，这些最重要的学习，这些不可缺少的装备，法国的年轻人是无法从我们的学校所学习到的。他们在学校不但没有获得应付明确生存状态的素质，反而让他的这种素质遭到了破坏。因此，一旦他正式踏进活动领域，从他正式走进这个世界之日起，他就经常会遇到一系列痛苦的挫折，一系列痛苦的挫折给他造成的创份是久久不能痊愈的，有时甚至会让他失去生活的能力。这种试验既是十分危险又是十分困难的。精神和道德的相互均衡对这个过程产生了十分不良的影响，甚至有难以让其恢复的危险。十分突然而彻底的幻灭就这样毫无征兆地发生了。这种欺骗实在是太严重了，失望也实在是太强烈了。[17]
最近法国文学家保罗·布尔热[18]在其《海外》（Outre-Mer）这本杰作中对美国教育的观察可以与泰纳先生的这些话做一个比较。在其中，保罗·布尔热也指出了我们的教育制度只会培养缺乏开拓精神和意志力、头脑狭隘的无政府主义者或资产阶级，他们无疑“只会陷入无关痛痒的老生常谈或肆无忌惮的破坏，是两种同样有害的文明人”，然后他对美国那种能让人为生活做好出色准备的学校和我们法国目前的公立学校这种制造退化的工厂做了一番比较，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太值得大家反思了。通过比较，那些嘴上自称民主但思想糊涂的国家与真正的民主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别因此暴露无遗。
上面我所说的一切是不是与我们所讨论的群体心理学的主题有所偏离了？我认为并非如此。我们首先要全面了解为群众提供土壤的因素，才能够进一步了解那些今天正在群众中酝酿、明天就有可能会出现的各种想法和信念。任何一个国家的年轻人都能够通过教育让自己充分地知道这个国家以后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不过，我们有理由让自己灰心丧气的，难道不正是我们为当前这一代人所提供的教育吗？虽然教育能够发挥一部分作用，但这也仅仅只是在改善或恶化群众头脑的一方面。在这里有必要说明，这种头脑是如何在当前的制度下被培养出来的，一支心怀不满的大军又是如何由冷漠而中立的群众变成的，并且这支心怀不满的大军随时打算听从一切能言善辩者和乌托邦分子的暗示。今天，为拉丁民族走向衰败铺平道路的，难道不正是教室吗？能够找到社会主义者的地方，难道不也正是教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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