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群体具有牢固的信念
心理特征在同生物的解剖学特征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相似之处。在生物解剖学特征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些从不改变或只有轻微改变的因素，它们的改变常常需要以地质年代来加以计算。除了这些不可摧毁的、稳定的特征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如那些利用畜牧和园艺技术就很容易加以改变的特征，这些都是极易变化的特征，而这些极易变化的特征有时会将那些基本特征掩盖，甚至会让观察者们看不到那些基本特征。
我们在道德特征上也可以看到与之相同的现象。一个种族除了有其他一些可变的特征之外，当然也具有稳定的心理特征。因此当我们在研究一个民族的信仰和意见时，在一个牢固的基础结构之上，往往可以观察到一些意见是被嫁接在上面的，其如同岩石上的流沙一样具有多变性。
因此，群体的信念和意见可以被分成截然不同的两类。一方面我们需要有重要而持久的信仰，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它们能够保持不变，它们也许就是整个文明的基础。就像过去的基督教、新教以及封建主义，在我们这个时代则像当代的民主和社会主义观念以及民族主义原则。另一方面是一些易变而短暂的观念，它们通常是每个时代一些普遍学说生生灭灭的产物，那些对文学艺术产生影响的理论，例如那些产生了神秘主义、浪漫主义以及自然主义的理论。这些理论往往都只是表面的，如同时尚一样多变。它们就像一圈一圈涟漪在一池深水的表面不断出现和消失。
虽然在历史的发展中，那些伟大的普遍信仰的数量是那么有限，但是每一个文明种族历史上令人瞩目的事件往往就是它们兴衰的见证。文明的真正基础正是由它们构成的。
如果只用一时的观念来影响群众的头脑并不难，但是想让一种信仰在群众的头脑中长久地扎根却非常不容易。不过，一旦这种信仰在群众的头脑得到确立，那么要想根除它也会变得同样困难。通常，能够对它们进行革新的，除了暴力革命外别无他法。即使是在信念对人们的头脑几乎已失去控制力的时候，也必须要借助革命才能将其彻底根除。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那些已经被人们抛弃的东西做最后的清理成了革命的唯一作用，因为人类的习惯会下意识地阻碍人们完全放弃它们。一场革命的开始，对于一种信念来说就是它的末日。
一种信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衰亡的，我们很容易能够辨认这个确切时刻——一种信念开始衰亡的时刻就是人们开始对它的价值进行质疑的时刻。所有普遍信念都只不过是一种虚构，它不能受到任何审查成了它唯一的生存条件。
不过，就算当一种信念已经摇摇欲坠时，以这种信念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制度仍会保持其独有的力量，从而让这一制度的消失变得十分缓慢。最后，直到信念的余威消失殆尽时，建立在这种信念之上的所有事物才会开始衰亡。从古至今，任何一个民族都只有在下定决心将其具备的全部文明因素彻底破坏的情况下，才能使它的信仰得以转变。这一转变过程会在这个民族中持续，直到接受了另一种新的普遍信念为止，才会停下脚步。而在此之前会始终处于无政府状态中。普遍信念作为文明不可缺少的柱石，各种思想倾向都受到它们的左右。因此只有它们才能够激发信仰并最终形成责任意识。
各民族一直都非常明白获得普遍信念的好处，并且它们也本能地知道，一旦这种信念开始消失，那么就肯定预示着它们自身已经开始步入衰败。所以。我们看到正是罗马人民对罗马的狂热崇拜，才使得罗马人具有了能够征服世界的信念，而当这种信念寿终正寝的时候，罗马也就注定会走向衰亡。至于那些将罗马文明毁于一旦的野蛮人，也只有具备了某种共同接受的信念后，才会取得一定的团结，从而摆脱无政府状态。
每一个民族在捍卫自身信念时，都会表现出不宽容的态度，各个民族的这种表现都是有一定原因的。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对哲学批判的不宽容态度，恰恰是这个民族生命中最必要的品质代表。在中世纪，那些被无情地送上火刑柱的，正是无数为了寻求或坚持普遍信仰的发明创新者，不过，就算他们逃脱了殉道，最终也会因为绝望而死。也正是为了捍卫这些信念，才会有一幕幕最可怕的混乱在世界上不断地上演，成千上万人战死沙场或将会死在那里。
可以说在建立普遍信念的道路上困难重重，不过只要一旦站稳了脚跟，它便会长时间地具有不可征服的力量，无论从哲学的角度上看这一普遍信念多么荒谬，它都会进入人们的头脑，即使是那些最清醒的头脑也不例外。在长达1500年的时间里，欧洲的各个民族始终认为，那些宗教神话像莫洛克神[39]那样野蛮，其实一种全新的文明被宗教神话创造出来，在1500年里使人类窥见了大量希望和迷人的梦境。在这里我只是从哲学意义上说宗教神话野蛮。因为人们并不想知道得更多。这显然是不容争辩的。那个创造万物的上帝，由于被创造的动物忤逆了他，他便开始进行报复，让自己的儿子来承受可怕的酷刑，在十多个世纪里，居然没有任何一个个体意识到这种神话荒谬至极。至于那些有着过人天赋的人，如莱布尼茨、伽利略、牛顿，这些无一不是在某个领域内独领风骚的天才，居然也是一刻都没有认识到这种说教的真实性是多么值得怀疑。所以我们认为在证明普遍信仰具有催眠作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比这个事实更为典型，也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比这个事实更加确切地表明，我们理智的局限性竟然是那么令人汗颜。
在群体的头脑中一旦有新的教条开始生根，那么它就会成为鼓舞人心的原动力；而各种生活方式、制度以及艺术也会由这一新的教条产生出来。在这种环境之下，人们就会处于它的绝对控制之下。实干家会一心要将这种普遍接受的信仰变成现实，立法者则一心想把这一信念付诸实践，文人、哲学家甚至艺术家全都醉心于如何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现它，除此之外他们再也没有其他想法。
一些短暂的观念也会从基本信念中派生出来，然而在这些短暂的观念之上总是多多少少具有一些基本信念赋予的印记。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文明、埃及文明，中世纪的欧洲文明，都是仅有的几种宗教信仰的产物，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事物在这些文明中，也都留下了一些明显的印记让人一眼就能辨认出来。
因此，正是有了这些普遍信念，才使得每个时代的人都在一个由相似的习惯、传统以及意见组成的基本环境中成长，他们不能摆脱这些观念和环境的桎梏。虽然说支配人们行为的首先是他们的信念，但是他们同时也受着由这些信念所形成的习惯支配。我们生活中最无足轻重的行动被这些信念左右着，即使是最具独立性的精神也处在它们的影响之下。能够将人们的头脑在不知不觉中加以支配的暴政，才是真正唯一的暴政，因为你没有任何办法能够同它作战。当然，无论是提比略[40]、成吉思汗还是拿破仑，他们都是可怕的暴君；但是已经躺在坟墓深处的穆罕默德、摩西、佛祖以及耶稣，则对人类实行着更加深刻的专制统治。我们可以利用密谋推翻一个暴君，但是对于那些植根于人们脑海中的牢固的信念，我们又能用什么来将其推翻呢？我们看到在同罗马天主教的暴力对抗中，最终屈服的却是法国大革命，尽管群体的同情明显偏向于法国大革命，尽管法国大革命采用了像宗教法庭一样毫不留情的破坏手段。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人们对死人的怀念或者他们为自己编织出来的幻想，才是他们知道的唯一真正的暴君。
虽然普遍的信念从哲学上说常常都是十分荒谬的，但这并不会成为阻挡它们获胜的障碍。不过，如果缺少了提供某种神奇的荒谬性这一条件时，这些信念才会有可能失败。因此，即使是在今天有着明显破绽的社会主义信念，却依然能够赢得群众，并没有任何障碍能阻止它们。这种思考得出的唯一结论是，社会主义信念和所有宗教信仰相比，它只能作为一种等而下之的信仰，因为宗教信仰提供的只能是实现于来世的幸福理想，因此无论谁也无法反驳它，而社会主义提供的则是要在现世得到落实的幸福理想，因而，只要有人想努力将这种理想变为现实，那么作为社会主义无疑就会暴露出其许诺的空洞无物，从而就会导致这种新的信仰身败名裂。因此，也只能等到社会主义获得胜利时，社会主义的力量才能够开始增长，才能够让自身理想开始逐步实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在将来并不能发挥出创造性的作用，虽然它像过去所有宗教一样，这种新宗教也同样是以产生破坏性影响为起点。
（2）群体意见具有的多变性
以上我向大家说明了牢固信念的力量，不过在作为基础的牢固信念的表面，还会滋生出一些其他许许多多短暂的思想、意见以及观念。其中一些会短暂消亡，较重要的一些存在的时间也不会比一代人的寿命更长。我们已经知道，这种意见有时不过是些表面现象的变化，它们总是会受到某些种族意识的影响。例如，我们在评价法国政治制度时曾说过，对于各政党如果只是从表面上看显然是极为不同的——激进派、保守派、社会主义者、帝国主义者等，但是所有这些政党都有一个绝对一致的理想，并且他们所怀有的理想的一致性都是由法兰西民族的精神结构决定的，因为在另一些民族中，在相同的名称下我们会看到一些截然相反的理想。无论是给那些意见所起的名称，还是其骗人的用法，事物的本质都不会因此而改变。大革命时代的所有人都饱受拉丁文学的熏陶，在他们这些人眼里只存在罗马共和国，他们采用罗马共和国的法律、罗马共和国的权标、罗马共和国的法施，但是他们最终并没有变成罗马人，因为后者完全被一个有着强大的历史意义的帝国所统治。哲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在表面不断变化的古代的信念的背后有什么样的东西在支撑着它们，将受普遍信念和种族特性决定的成分在不断变化的意见中找出来。
要想让人们不会认为是群众在经常随意改变自己的政治或宗教信念，我们只有在做出这种哲学上的检验后才能得出让人们信服的结论。任何一种历史，无论是文学的、政治的、宗教的以及艺术的历史，似乎都证明了事实就是如此。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个事例，让我们来看看在法国历史上的这样一个非常短暂的时期，即从1790到1820年这几十年的时间，这也恰恰是一代人的时间。在这样一段时间里，我们能够看到，最初赞同革命的是保皇派的群体，然后这一保皇派群体成了极端的帝国主义者，最后他们这一群体又变成了君主制的支持者。在宗教问题上，这段时间内他们从最开始的天主教逐渐倾向无神论，然后又从无神论逐渐倾向自然神论，最后又从自然神论再次回到了最坚定的天主教的立场上。这些变化并不只是发生在群众当中，而且在他们的领导者中间也会发生这种变化。我们吃惊地发现，国民公会中的某一部分政要，即那些既不信上帝也不信主子的人，他们在以前一直是国王的死敌，竟然全都变成了拿破仑恭顺的奴仆。在路易十八的统治下，他们又重新手持蜡烛虔诚地走在了宗教队伍的中间。
群众的意见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又发生了无数次的变化。“背信弃义的英国佬”，在拿破仑的继承者统治时期，也就是在本世纪初，成了法国的盟友。曾怀着满意的心情看着法国的倒退，并且曾两度受到法国入侵的俄国，最后也变成了法国的朋友。
在哲学、文学以及艺术中，意见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变化得更为迅速。神秘主义、浪漫主义以及自然主义等，不断涌现，你方唱罢我登场。那些作家和艺术家在昨天还受着人们的吹捧，到了明天也许就会被人贬得一钱不值。
但是，当对所有这些表面的变化进行深入分析时，我们发现了什么？可以看到，任何一种与民族的普遍信念和情感处于对立的东西，都无一例外地不具备持久力，逆流用不了多久便会重新回到主河道。由于与种族的任何普遍信念或情感都沾不上一点关系，因此这些仅仅是从其表面产生的意见不可能具有稳定性，它们只能听任机遇的摆布，或者它们会随着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相应变化。假如其说法还有可取之处的话，那只是作为一种暂时现象在暗示和传染的作用下所形成。它们匆匆出现，又匆匆消失，就像海边沙滩上那些沙丘在海风吹拂下不断地形成，又不断地消失。
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社会中，表现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常常是群体中易变的意见，这主要有三个不同的原因。
首先，昔日信仰的影响力正在日复一日地减小，因此它们再也不像过去那样，能够形成一时的短暂的意见。一大堆既无历史也无未来的偶然意见的形成，因为普遍信仰的渐渐衰落，具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其次，随着群众势力的不断增长，能够制衡这种势力的力量开始变得越来越少。我们已经有所了解的关于群体观念的极其多变性这一特点，就会得以无拘无束地表现出来。
最后，最近这段时间报业的不断发展，它们经常不断地将完全对立的意见展现在群众面前。任何一种由个别的意见所产生的暗示作用，很快就会受到具有对立意见的暗示作用的破坏。其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任何意见都难以普及，最后全都成了过眼烟云。今天，一种意见在还来不及成为普遍意见、被足够多的人接受之前，便已经寿终正寝。
这些不同的原因在世界史上造成了一种全新现象，成了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点。我这里指的是政府在领导舆论上的无能。
过去，其实就在不久以前，寥寥几家报纸、政府的措施再加上少数作家的影响，就能够成为公众舆论的真正反映者，但是今天作家已经失去了影响力，报纸则只是一味地反映意见。对于政客来说，别说让他们引导各种意见，就算是追赶意见恐怕都还来不及。他们开始对意见感到害怕，有时甚至是对意见感到恐惧，这就必然会导致他们所采取的行动路线是极不稳定的。
长此以往，群体的意见便会越来越倾向于成为政治的最高指导原则。在当今社会，群体的意见已经发展到了这种地步，它竟然能够迫使各个国家之间形成结盟，例如最近的法俄同盟，就基本上可以算一场大众运动的产物。目前在我们中间存在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教皇、国王和皇帝们也在开始同意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他们好像也愿意就自己在某个问题上的看法与群众交换一下意见。在政治事务上一定不可以感情用事，在过去这样说也许还算正确，但是在政治越来越受到多变的群众冲动的支配时，特别是他们不受理性的影响，而只受情绪支配时，我们还能这样说吗？
就如同现今的政府一样，那些在过去对意见起引导作用的报业，在面对群众势力时也变得屈尊俯就。当然，它的影响力仍然会显得相当大，然而因为它只一味反映群众的意见及其不断地变化，报业才能够具有这些影响力。报业既然变成了仅仅提供信息的部门，因此它便开始在公众思想的变化中随波逐流，并且也将让人接受某种观念或学说的努力给逐渐放弃了。不过，出于竞争的必要，它也只能这样做，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它就有可能失去自己的读者，而这恰恰是它最害怕的。过去那些稳健的而且具有影响力的报纸，如《世纪报》《宪法报》以及《论坛报》，曾一度被上一代人当作智慧的传播者，但是如今，它们不是变成了典型的现代报纸，就是已经消失不见了，最有价值的新闻常常被夹杂于金融谎言、各种轻松话题以及社会见闻之间。如今，没有任何一家报纸能够让撰稿人随意地传播自己的意见，显然报社都还没有富裕到这种地步，那些对于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所有断言全都表示怀疑的读者，这种意见的价值几乎一文不名。甚至就连评论家也没有把握肯定地说一台戏或者一本书获得了成功。他们不能提供任何有用的相关服务，除了能够对其恶语中伤以外。每一家报社都心知肚明，在形成个体意见或批评上没有任何东西对它们有益，于是它们便采取压制批评的方式，只局限于提一下书名，然后再添上两三句“捧场的话”。也许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后，戏剧评论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今天，作为报社和政府的第一要务，无疑就是密切关注各种意见。它们需要的，是要在没有任何中间环节的情况下清楚地了解一次演说、一件事件以及一项法案所造成的效果。由于任何一件事情都比不上群众想法的多变性，因此这绝不是件轻松的任务，而群众对于他们昨天还在赞扬某件事情，而今天却痛骂的做法在现在这个时代中则表现得更为常见。
因为普遍信仰的毁灭，再加上不存在任何引导意见的力量，所以其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对所有秩序都存在极端分歧的信念，并且会让群众对任何一件不明确触及他们直接利益的事情都显得越来越不关心。也只有在没有文化的阶层，如工厂和矿山里的工人中间，像社会主义这种信条的问题，才能够得势，而中产阶级的下层成员以及那些受过一些教育的工人，不是变成了彻底的怀疑论者，就是对此抱有极不稳定的意见。
朝着这个方向演变的速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是十分惊人的。即使是在与我们现在相距不算太远的时期，人们的意见依然还存在一般趋势，这些意见是因为接受了一些基本的信仰而产生的。所以我们要想断定某个个体持有某些明确的科学观和历史观，只要根据某人是君主制的拥护者这一事实就可以了；要想断定某个个体有完全相反的观点，只要根据某人是共和主义者这一事实就可以。共和主义者十分肯定地认为，人类的祖先就是猴子，而拥护君主制的人同样也十分肯定地认为，人不是由猴子演变的。站在王室的立场上为王室说话是拥护君主制的人的责任，而怀着对大革命的崇敬为神圣的革命发言同样也是共和主义者的职责。只要提到一些人名，如马拉和罗伯斯比尔，语气中就必须含有宗教式的虔诚，在提到另外的一些人名，如拿破仑、恺撒或奥古斯都，在提到时就必须予以猛烈的痛斥。用这种幼稚的方式去理解历史的现象，在整个法国是普遍存在的，甚至在法兰西的索邦[41]也都不例外。
从这个角度我们会发现，那些历史教授所写下的一些东西是非常令人不解的，而这些历史教授都是由法国官方任命的。也可以从中看出在法国的大学教育制度中严重缺乏批判精神这一现象。兰先生在其所著的《法国大革命》一书中的两段话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例证：
“整个欧洲历史上一件登峰造极的事件，显然就是攻占巴士底狱，它不但是法国历史，同时它也是世界史的新纪元的开创者！”
我们会莫名其妙地读到关于罗伯斯比尔的一些描述，“他的独裁更多是建立在道德威信、舆论和说服力上的；这种教皇权威是掌握在高尚者手里的。”
目前，由于分析和讨论的缘故，所有意见都失去了名望；它们的特征也会很快退化，我们的热情很难因为其短时间的持续而被唤起。当代人变得越来越麻木不仁。
我们不必对于理念的衰退而感到过于悲伤。毋庸置疑，这是一个民族生命开始衰败前的征兆。当然，那些专事否定、批判的人或麻木不仁的人，同那些伟大的人，那些真诚的、有强烈信念的人、那些具备超凡眼光的人，以及信徒和民众领袖相比起来，他们往往能够发挥出更大的影响。不过我们要时刻牢记的是，由于现在的群众拥有庞大的势力，因此，如果有一种意见在群众中间赢得了足够的声望，并且让自己能够得到群众的普遍接受，那么它毫无疑问地会拥有强大的专制权力，让所有事情、所有人屈服于它，这样一来自由讨论的时代就会长时间地从群众中消失。偶尔，群众会是个步态悠闲的主人，就像赫利奥加巴勒和梯比留斯一样，但同时他们也是狂暴和反复无常的。如果一种文明被群众占了上风，那么这种文明就几乎失去了延续下去的机会。如果说还有什么事情能够让自身的毁灭得以推迟的话，那这种事情就只有是极不稳定的群众意见，以及他们对任何普遍信仰的麻木不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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