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会在兴奋期过后，进入到无意识状态之中，这种无意识状态是纯粹的自动的无意识状态。在这种纯粹自动的无意识状态下，群体会受到各种暗示的支配，因此想要把它称为犯罪群体似乎有些牵强。我之所以对这一错误的定性加以保留，是因为在最近一些心理学的研究下对群体的这一错误的定性变得十分流行。如果仅就其本身而言，群体的一些行为，的的确确就是犯罪行为，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犯罪行为同一只老虎为了消遣让其幼虎把一个印度人撕得血肉模糊，再把这个印度人吃掉的行为是一样的。
通常，群体犯罪的动机基本上都是一种强烈的暗示，凡是参与了这种犯罪的个体的表现是与平常的犯罪截然不同的，他们在事后都会坚定地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在履行责任，并没有任何错误。
历史上有关群体犯罪的事例也比比皆是。
其中，可以算得上典型事例的要算巴士底狱的监狱长的遇害了。就在巴士底狱的堡垒被人们攻破后，一群极度兴奋的人们将监狱长团团围住，这群人毫不留情地对监狱长拳脚相加。有人建议把他五马分尸，有人建议用绳子将他勒死，也有人建议砍下他的头。在监狱长反抗的过程中，他无意踢到了一个在场的人，于是又有人建议，让那个挨踢的人亲自动手将监狱长的喉咙割断，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了群众的赞同。
这个不幸被监狱长踢到的人，只是一个刚刚干完活的厨子，无所事事的他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来巴士底狱凑热闹，他实际上只是想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然而由于在现场所表达出来的共同意见如此，所以他也毫不怀疑地相信这就是一种爱国行为，甚至还以为自己应该因杀死一个恶棍而获得一枚勋章。于是他动手去割监狱长裸露的喉咙，所用的刀是从别人那儿借来的，有些钝了，不太好使用。于是他从自己兜里掏出一把黑柄小刀（作为一名资深的厨子，他有着丰富的切肉经验），最终这位厨子执行了这个命令，并且十分成功。
从这个例子的描述来看，我的观念可见一斑。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服从别人的怂恿，这种怂恿会因为来自集体而异常强大。在杀人者看来，他要做的事或已经做过的事，得到了无数同胞的赞同，所以他会认为自己做了一件很有功德的事情，他这样想是很正常的。这种事从法律上来说可被视为犯罪，但从心理上来讲却和犯罪不沾边。
我们在所有群体中看到的特征和犯罪群体的一般特征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易变、易受怂恿、易轻信别人，表现出某种道德，会过分地夸大良好或恶劣的感情，等等。
我们会发现，我们所称的“九月惨案”的群体，也就是在法国历史上留下最凶残记录的群体，这些特征在“九月惨案”的群体中一应俱全。事实上，制造圣巴托洛缪惨案的群体和它非常相似。这里我将引用一些描述，而这些描述是泰纳根据当时的文献所做的详细描述。
没有人能够确切地知道，建造监狱并屠杀犯人的命令是谁下达的。也许是别的什么人，也许是丹东，不过这并不重要。只有参与屠杀的群体都受到了强烈的怂恿这样的一个事实，才是我们需要关心的。
这个群体杀害了大约3000多人，而且这个群体完全是典型的异质性群体。在这个异质性群体当中，除了少数是没有职业的无赖之外，其他主要是各行各业的手艺人和小生意人，包括理发师、靴匠、邮差、店员、锁匠、泥瓦匠等。不过这些人就如同前面提到的那个厨子一样，在别人的怂恿下，无一例外地认为自己是在完成一项爱国主义任务。他们既当执行人又当法官，并且一窝蜂挤进一间双开门的办公室，当时他们丝毫不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在犯罪。
他们着手搭起一座审判台，他们深信自己肩负着重要的使命，与这种行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会随之表现出来的他们这个群体的率直和幼稚的正义感。由于考虑到受指控的人数众多，他们决定将官员、王室仆役、贵族和僧侣一律处死。对他们的案件进行审判简直就是在浪费时间。这就毫无疑问地表明，无论你是谁，在一个杰出的爱国者眼里，单单只凭你从事的职业，他就可判断你是否有罪。其他人将根据他们的个体表现和声誉做出判决。这种方式让群体幼稚的良知得到了满足。现在，屠杀被合法化了，残忍的本能也开始得以尽情地释放。对于这种本能的来源，我曾在其他地方讨论过，而集体总是会淋漓尽致地将它发挥到极点。不过这种本能并不妨碍群体表现出一些相反的感情，正如他们通常的表现那样，他们的善心往往和他们的残忍一样极端。
“在阿巴耶，那帮人中的一员在得知囚犯整整24小时都没喝上水后，这个人简直想把狱卒打死，这显然表明了他们对巴黎的工人有着深刻的理解和巨大同情。当时如果不是犯人们为那个狱卒求情，他肯定会将那个狱卒打死的。而在临时法庭上，所有人包括卫兵和刽子手在内，在一名囚犯被宣告无罪后，都会兴高采烈地为这名囚犯疯狂地鼓掌，并与他拥抱。”
然后大屠杀开始了。欢快的情绪自始至终贯穿于整个过程之中。他们围在尸体周围跳舞唱歌，他们还专门为女士安排了长凳，以便她们更方便地享受观看处死贵族的乐趣。而且在这种表演当中始终充满一种特殊的正义气氛。
当时阿巴耶的一名刽子手抱怨说，女士们被安排得太近了，而这就只是为了让女士们能够看得真切。痛打贵族的乐趣则只是让在场的人当中很少一部分人享受到了。为了能够进一步延长受刑者受苦的时间，于是他们决定让受刑者从两排刽子手中间慢慢走过，并让刽子手用刀背砍他。在福斯监狱，受刑人被刽子手们剥得精光，并被施以“凌迟”长达半个小时，直到每个人都看够了以后，刽子手才会最后来上一刀，切开他们的五脏六腑。
在这些刽子手身上也会表现出前文提及的存在于群体中的道德意识，所以他们也并非全无顾忌。他们无一例外地会拒绝占有受刑人的钱财和首饰，这些东西全都会被他们放在会议桌上。
在他们的所有行为中，可以很容易地看到群体头脑特有的幼稚的推理方式。因此，在屠杀了1200到1500个民族的敌人之后，有人开始提议，那些关着流浪汉、老年人以及乞丐的监狱其实是在养着一些没用的人，还不如把这些人全都杀掉，于是人们马上就采纳了他的建议。当然，他们中间也有可能存在人民的敌人，比如一个下毒者的寡妇，一位名叫德拉卢的妇女：“她对坐牢非常愤怒，如果她有能力的话，她一定会将整个巴黎一把火烧掉。她这样说过，她肯定这样说过了。干脆除掉她算了。”这种看上去很令人信服的说法，让所有囚犯被无一例外地全被处死了，其中包括50名12～17岁的儿童，他们当然都是人民的公敌，所以他们全都被解决掉了。
在一周的工作结束时，所有这些处决终于停止下来，刽子手们应该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不过他们每个人都深信自己为祖国立了大功，于是全都前往政府请赏。他们当中最热情的人甚至要求政府授予勋章。
像这样一些类似的事实在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中也能常常看到。既然现在政府的权力在群体面前是节节败退，而群体的势力也因此在不断增长，所以，随着时间的发展，一定还会有许多性质相同的事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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