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克”钻进延安

    自从一九三五年五月踏进上海滩，张春桥混迹上海文坛两年多，发表了四十多篇长长短短、五花八门的文章。一九三七年九月三日《立报》刊出署名张春桥的短文《武装民众》之后，他的名字便从上海报刊上消失了。

    张春桥哪里去了？

    难道他“最最会化名”，化了什么新名字？

    直到一九三八年五月的《抗战文艺》周刊第一卷第五期登出署名张春桥的《汉奸吉思恭》，标明“延安通讯”。消息传到上海，人们才恍然大悟：“狄克”钻到延安去了！

    吉思恭，日本的间谍。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七日，在延安陕北公学操场上，举行了公审汉奸吉思恭大会。“狄克”也在场，于是写了这篇“延安通讯”……

    “狄克”是怎样钻进延安的呢？

    在张春桥一九五〇年亲笔填写的《简历表》上，“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入党、候补及转正年月”一栏，这么写道：

    “一九三六年四月在上海经吴志成、林福生介绍入党。一九三九年二月转正。”

    “一九三八年八月在延安经顾辉、雄飞介绍重新入党。”

    张春桥既然在一九三六年四月入党，怎么到了一九三八年八月又要“重新入党”呢？

    那位“吴志成”，真名宋振鼎，他对张春桥在上海的“入党”经过，说得最为清楚：

    “我一九三二年九月被捕，一九三五年七月从苏州反省院自首出来后去上海。一九三六年四五月间，我（化名吴志成）与原社联林福生（苏州反省院出来的）、王德明等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曾经介绍张春桥参加预备党员。这个组织没有党的组织领导，是我们自己成立的。成立不久，上海党组织派吴仲超找我谈话，指出这个组织是非法的，叫立即解散。我们当即解散，并通知到所有参加的人，也通知了张春桥。此后，我再未介绍张春桥入党。”

    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八日所写的证明也清楚表明：

    一九三六年在上海，宋振鼎同一些叛变自首、住过反省院和不三不四的人成立了一个预备党员委员会，这是个非法组织。由我通知宋振鼎，宣布取消了这个组织。

    解放前我不认识张春桥，文化大革命中，从外调的小将们口中才知道那个委员会内有张春桥。

    吴仲超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八日

    原来，张春桥在一九三六年四月所参加的是假共产党！可是，张春桥却把它写入自己的入党简历之中，又不得不自相矛盾地写上“重新入党”的年月……

    张春桥离开上海，跟江青相差无几——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枪炮声震撼着上海城。

    在日军统帅永野修身、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大将坐镇指挥下，日军第三、六、九、十一、一〇一、一〇五、一〇六、一一〇、一一四、一一六等师团和海军陆战队，共三十多万人，突然袭击上海。“八·一三淞沪战争”打响了。

    张春桥曾写过一篇题为《中国为甚么胜利的？》的“报告文学”，发表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四日的《国闻周报》（战时特刊第十六期）。其中，记述了他自己在“八·一三”当天的踪迹：

    “十三号的早上，我得到日本军队在八字桥向我军进攻的消息，就跑到南市，又折回来，转到公共租界，往北区走去。我想看一看战争发生以后的人们。不但去看，还要深深地发掘，往他们心眼里钻，我还跑到杨树浦的工人区，跟他们谈，跟两位年轻的工友跑到野外的一条可以通到北四川路的地方去，遥望天通庵火车站的烟火。重炮、机关枪的声音很清楚的随风飘过来。四周静静的，农夫们在晚霞里整理着南瓜和别的菜蔬。”

    “黄昏慢慢的后退了，夜占领了这地方。”

    “天通庵的炮火更烈了，声音一阵阵地传过来。火苗燃烧着跟黑烟卷在一起，叫啸着往上升。”

    “是下午四点钟开的火，我到了夜里十二点才离开一群工友跑回来。在虹桥，日本兵布满岗位。过来外白渡桥是密集的人群。”

    “最使我忘不了的是，在三点钟的时候，我经过老靶子路到闸北去的路完全断了。在靶子路北河南路口有巡捕站着，不准走近通过的铁门往宝山路去，而且，铁门是上锁了……”

    就张春桥以上自述可以看出，二十岁的他，富有社会活动力。能跑，能钻，能记，能写，已非等闲之辈。虽说论学问，论标点古书，他不行，可是他的目光早已投注于政治，要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显一番身手。

    上海站不住脚了。张春桥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前往济南。

    张春桥在济南的行踪，从他发表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五日《战地》半月刊一卷一期上的《韩复榘》一文中，依稀可以查证出来：

    “去年九月中我从淞沪战场退出来，到济南……”这表明他抵达济南是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中。

    “果然，在我退出济南一个礼拜的时候，济南失守了。”日军攻占济南是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因此，张春桥离开济南的日子当为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在济南，张春桥度过了行踪诡秘的三个月……

    济南。经五路小纬四路富润里，张家。张春桥的父母张开益、宋蕙卿都住在那里。

    富润里却不见张春桥的影子。偶尔，夜深人静，“狄克”才在那儿露面。

    张春桥在哪儿安身？

    济南，指挥巷18号。挂着“冀鲁边区济南司令”头衔的复兴社山东省头目秦启荣，在会客室召见了秘密交通员胡彰武（原名胡宪文）。

    “这里有两份密件，你务必亲手交到柏俊生手中。”秦启荣的神色显得十分严肃，把两封封得死死的信，交给了胡彰武。他叮嘱道：“两封信里的一封，叫柏俊生马上妥交赵君弼。”果真，密信送往柏家之后，赵君弼得讯，来到了柏家。

    柏俊生的大老婆赵氏取出密信，当面交给了赵君弼。

    赵君弼拆开密信，看后当即烧毁。密令只一句话，深深印在他的脑子中：

    兹有张春桥去住你家，希一切关照，注意安全。

    此致

    赵福承

    秦启荣（章）

    赵福承，也就是赵福成、赵君弼，张春桥的同乡。此人与张春桥之父曾有过同事之谊。他生于一九〇五年，比张春桥长十二岁。后来，他用赵福成这名字。

    赵福成颇有来历：一九三〇年，他从北平警官高等学校毕业之后，便东渡扶桑，在日本内务省警察讲习所留学。一九三六年又去南京中央警官学校受训。此后，他出任济南市警察局长。他也是复兴社的山东头目。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赵福成写下这样的材料：

    我叫赵福成，又名赵君弼，今年七十一岁，山东巨野县人，家庭地主。

    一九三〇年，在国民党北平警官高等学校毕业后去日本内务省警察讲习所留学，一九三一年回国，在济南山东警察教练所当教官，一九三六年去南京中央警官学校受训，同年底，回济南充任警察局东关分局长，总务科长，兼防空司令部总干事。日寇侵占济南后，我曾担任济南市警察局长、章邱县长、曹州道尹、山东省政府宣传处长、汪伪孙良诚部参议等汉奸职务。

    一九三六年，我在南京中央警官学校受训时，由该、校调查统计室主任王泰兴介绍参加了国民党复兴社特务组织，化名赵用明。回济南后，我的复兴社关系转到济南，由复兴社山东省负责人秦启荣领导，和我一同进行特务活动的复兴社分子有柏俊生等人。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不久，秦启荣曾委任我为冀鲁边区游击司令部警卫大队长。

    我参加复兴社后，回到济南进行特务活动的任务是：了解韩复榘政治动态；刺探日本人和共产党八路军的情报；以我家为据点，掩护复兴社在济工作人员和过往人员的活动并保障安全。后来我曾掩护过一些复兴社特务在济南的活动。还掩护过复兴社特务张春桥过往济南混入延安。

    一九三九年九月中旬，我到复兴社特务柏俊生家，柏的大老婆赵氏转给我一封密信，内有两只密令。

    第一只密令写：着警卫大队长赵福承留在济南，相机打入日伪组织，以资掩护而便工作，另有连络人员去取情报。

    冀鲁边区游击司令秦启荣（章）

    民国二十六年九月X日

    第二只密令写：兹有张春桥去住你家，希一切关照，注意安全。

    此致

    赵福承

    秦启荣（章）民国二十六年九月×日

    我看到密令，就明白张春桥也是复兴社特务。过了一个星期，张春桥到了我家，在我家住了两个多月。张春桥在济南是有家的，他有家不住，要到我家里住，这是秦启荣安排的，因为山东是韩复榘的地盘，蒋韩有矛盾，韩不允许蒋特活动，住在我家可以掩护他的活动，保障他的安全。

    张春桥住在我家期间，不愿谈他的经历和他在济南的活动情况，他总是单独出去活动，从未带别人来过我家，也没有人到我家来找过他，行踪诡密。他曾向我打听过韩复榘的政治动向，我告诉他，日本松井大将曾来济勾结韩复榘。张春桥还分析日本人来后形势，他说：“日本人对在家礼（青帮）的，如能利用就利用，不能利用就铲除。”事后，我把张的这些话告诉了柏俊生。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日寇占领济南前夕，张春桥突然对我说，他要去延安，我因为知道他是复兴社的人所以对他说：“你去吧，我得留下来干。”张说：“你留下干吧，我到延安看看如何，如果干好了，就干下去，如果干不好，就回来再找你。”我听了张春桥这些话以后，就明白了他去延安是负有任务的。

    张春桥去延安临走时，他说路上缺一件大衣，我就把自己穿的棉大衣脱给他穿走了。他还向我说：“我算是从山东走的。”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迷人听闻，掩护其身份。他还托付我关照他父亲，后来我当警察局长时，就提拔他父亲张开益当了庶务主任。

    赵福成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三日[5]

    一九五〇年，赵福成在劳改队曾写下这样的亲笔供词（节录）：

    张春桥是同乡同事张君之少君，“七·七”前在上海系左翼青年作家，来济图安全住我家，日寇占济南以前，张春桥去延安，临走，我曾送其大衣，那时我是复兴社，已受命留济待机打入敌伪工作，我知张，张不知我。

    赵福成写

    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六日

    赵福成的这一供词，是在张春桥倒台之后，从山东省公安机关的案卷中查出的。在供词中，“我知张，张不知我”这句话，颇为奥妙。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四日，赵福成对他一九五〇年在劳改队亲笔供词的写下说明：

    关于我一九五〇年在济南劳改队写的交代材料中所提到的“我知张，张不知我”这句话的含义，现在我说明一下：

    解放后一九五〇年，我在济南劳改队写思想情况汇报时，我曾写过我与张春桥认识，写的词句中有这样的话：“我知张，张不知我。”我这句话是指什么说的呢？就是说一九三七年九月，复兴社秦启荣密令我留下，准备打入日伪组织，同时还有个密件，通知我关照张春桥住我家，注意安全。一周之后，张春桥就果然去我家居住了。这年十二月初张去延安了。复兴社山东负责人秦启荣秘密通知我关照张住我家，我当然就了解张也是复兴社份子。但张并不知我是复兴社。因为我没有告诉他，所以我写“我知张，张不知我”。

    一九五〇年我在济南劳改队，那时才交代了历史问题，尚不知如何判刑，不揭张又怕将来露了底，落个知情不举。揭了他又怕他不承认（我把复兴社给我的原信件当时烧了，手中无证据）反而弄成诬陷革命人员，罪上加罪，所以我只写我知张、张不知我，等待将来再说吧，这是那时的想法。

    赵福成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就在赵福成接到秦启荣密令后一个星期，瘦骨嶙峋的“狄克”便翩然而至，住进了这位济南市警察局长的家中。彼此心照不宣。“狄克”独进独出，面孔总是那么刻板，嘴巴总是闭得那么紧。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胡彰武作如下的交代：

    一九三七年七月我经秦启荣介绍在济南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充当机要交通员，经常为复兴社传送机要文件。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间，秦启荣在指挥巷十八号会客室，交给我两封密信，叫我给柏俊生送去。一封是给柏俊生的；另一封是叫柏俊生转给赵君弼（注：赵福成）的。秦启荣考虑到柏俊生文化低，怕他看不明白，还叫我嘱咐他：把他的人都留在济南，参加日伪工作，把留下人的名单，填好年月日，听候命令。我将这两封信都交给了柏俊生。柏将给赵的那封信收下后说：“我交给君弼吧！”然后，柏将秦启荣给他的那封信拆开看，这时，我就把秦嘱咐的那些话说了一遍，柏答：“噢，知道了。”关于秦启荣给赵君弼的那封信，是什么内容，我不知道。

    胡彰武（原名胡宪文）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日[6]

    赵正平也口述了证明材料《秦启荣要我给赵君弼传信的情况》：

    一九三七年秋天，日寇侵入济南前，我为秦启荣转过一封信给君弼。信上写的什么我不知道。是赵君弼来我家时，我把这封信交给他的。

    赵正平口述（章）

    柏良整理（章）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7]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济南危在旦夕。赵君弼也在收拾细软，准备逃命。这时，才从张春桥的牙缝中，挤出几句话：“赵局长，我要去延安。”

    赵君弼先是一怔，随即明白了，说道：“你去吧，我得留在这边干。”

    张春桥道：“我到延安去看看。如果干得好，就在那边干下去。如果干不好，我就回来找你。”

    几天之后，张春桥在大雪纷扬之中，收拾好行装。

    “你穿得太单薄了。”对于这位同乡同事张君之少爷，赵君弼格外照顾。一边说着，一边脱下身上的棉大衣，披在张春桥身上。

    “赵局长，太谢谢了！”张春桥感激涕零。

    “你走后，还有什么事要我办？”赵君弼问道。

    “赵局长，我走之后，拜托您多多关照我的父亲。”张春桥说毕，穿上略嫌肥大的棉大衣，在风雪交加之中走出了赵家。

    张春桥走后，赵君弼果真对张春桥之父张开益给予关照，提拔他当上了警察局的庶务主任。

    一路风雪弥漫，张春桥的足迹迅即被大雪覆盖。

    就在这时，有人在山东单县见到了张春桥。

    此人名叫汤静逸。一九八七年十月，九十五岁的汤静逸先生，在上海向笔者讲述了半个世纪前的往事：

    “我当时是国民党政府江苏省徐州专员兼总指挥。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我带部队进入山东，来到单县。单县的县长叫朱世勤。见面时，有一瘦瘦的青年在侧，看上去像个大烟鬼似的。朱世勤向我们介绍说，那青年是他的新来的秘书，并夸奖青年‘小有才干’。我记得很清楚，朱世勤告诉我，青年名叫张春桥。张春桥对我连连点头哈腰……”

    “解放后，当张春桥的名字出现在上海的报纸上，我起初以为是同名同姓的人。后来看到报上登的照片，认出来就是那个‘小有才干’的张春桥。我感到奇怪。我、秦启荣、朱世勤都是复兴社的。这个张春桥怎么会钻进了共产党？……”

    张春桥只在单县作短暂的勾留，过南京，抵武汉。他借助于郭沫若那“政治部第三厅”里一个熟人的介绍，打通了前往延安的路……

    踏上延安那片红色的热土才几天，张春桥的胸前便挂起了一枚“中国红军创立十年纪念”的红星章。虽说是他向一位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员借来的，一借就不还了。这枚红星章，仿佛成了“狄克”的护身符。

    这个“红皮萝卜”，终于混入了红色的洪流。到达延安才两个月，他的“延安通讯”便写开来了：

    会场是紧张活泼。……延水高声地唱着歌向东流……

    “欢迎陕公（引者注：即陕北公学）唱歌！”“欢迎党校唱歌”！

    一阵阵的歌声，高昂的像延水的激流一样的歌声，轮流地从抗大、陕公、鲁迅艺术学院……的队列中发出来，清凉山嘉岭的山谷间响着回音。

    “欢迎丁玲同志唱歌！”

    丁玲同志刚回来，大家一定要她唱。她站在那里，唱了一个“老乡上战场”！……

    告了邓拓一状

    中国的“文革”大幕，是在批判“三家村”的喧哗声中拉开的。

    “三家村”，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也。

    攻“三家村”者，乃姚文元。文章是姚文元写的，主意是张春桥出的。

    其实，张春桥跟邓拓，曾有过多年的共事。

    凭借着“化身之技”，张春桥在延安加人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兴趣仍在宣传方面。经过几年的苦苦“研究马列主义”，张春桥居然被任命为《晋察冀日报》副总编。

    《晋察冀日报》是中国新闻史上一家重要的报纸。它前身是《抗敌报》，创刊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十六日，主编便是邓拓。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七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邓拓为社长兼总编辑。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五日，《晋察冀日报》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为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此后，一九四九年秋，《人民日报》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三十七岁的邓拓出任《人民日报》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

    《晋察冀日报》不断地迁移着。报社驻留最久的是北石家庄附近的阜平县马兰村和平山县滚龙沟。邓拓的《燕山夜话》是以“马南部”为笔名在《北京晚报》上连载的。这“马南祁”便取自“马兰邮”的谐音。

    “狄克”进入《晋察冀日报》，不时与邓拓产生“摩擦”。

    平山县，陈家院。《晋察冀日报》社在开全体工作人员会议。

    副总编张春桥，在那里作《怎样学习马列主义》的报告：

    “战争年代，大家忙于战争，学习马列主义最好的捷径，就是寻章摘句。”

    “马列主义的精华，在于每篇文章的警句。寻章摘句，就是摘马列主义的警句，背马列主义的警句，用马列主义的警句。这是最节省时间、效率最高的学习方法。”

    “我就是用这个方法学习马列主义的。我的文章中，经常引用马列主义的警句，就是这样‘寻’来的……”

    抽着用废报纸卷着的土烟卷，张春桥不无得意地介绍着自己的“寻章摘句”法。

    坐在张春桥一侧的社长兼总编邓拓，听着，听着，双眉紧锁。邓拓没有作声，因为作报告的毕竟是副总编。

    张春桥作完报告，又把“寻章摘句”法写成文章，要登在《晋察冀日报》上“推广”。

    邓拓不能再忍耐了。他，压下了张春桥的“大作”。

    “狄克”发怒了。他向邓拓射出了冷箭。

    一封告状信，送到了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那笔迹，跟当年“狄克”写给鲁迅的信，一模一样。

    幸亏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书记彭真了解邓拓，信任邓拓，使“狄克”告状失败。历史的现象，常常周而复始。“文革”开始之际，“狄克”伙同姚文元整邓拓，彭真又一次保护邓拓，只是这时“狄克”已经得势，把邓拓连同彭真一起打了下去……

    晋察冀之恋

    一九四三年，当春风吹拂晋察冀边区的时候，二十六岁的张春桥陷入了热恋之中。

    爱神的箭，悄悄向他射来，最初他竟不知不觉。

    那是报社搬进河北省阜平县马兰村的时候，常常收到署名“李岩”的稿子。作者自云是北岳区党委宣传干事。

    看得出，“李岩”的文笔老练，颇有点文学根底。

    张春桥给“李岩兄”复信。鸿雁往返，“李岩兄”给他留下了印象。

    一天，当张春桥出差到九岳区党委，便去看望“李岩兄”。

    推开宣传部的门，只见里面坐着一个梳着齐耳短发的姑娘，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显得颇为秀气。她抬起头，一双乌亮的大眼睛，望着张春桥。

    “请问，李岩同志在吗？”这是张春桥平生对她说的第一句话。

    “您贵姓？”这是她对张春桥说的第一句话。

    “免贵姓张。”张春桥用山东式的习惯自我介绍道。

    “您是张春桥同志？”那姑娘居然马上猜出来者何人。

    “嘿。”张春桥惊讶地点了一下头，反问道，“您是……”

    “我就是‘李岩兄，！’姑娘的回答，使张春桥张开嘴，久久地合不拢。他万万没有想到，‘李岩兄’是这么个斯斯文文的女秀才。”

    写过“猫还叫春呢，咱们是活灵灵的人”之类“名句”的张春桥，在东颠西奔之中，一直没有机会找一个中意的女人。如今，一个窈窕淑女，仿佛从天而降，出现在他面前，“君子”怎不“好逑”？

    他坐了下来。虽说按他的习惯动作，把手伸进衣袋，想摸出烟抽，一想到面前坐着的是“李岩兄”，他赶紧把烟放回衣袋。

    “我叫李淑芳。”姑娘大大方方地自我介绍道，“李岩是我的笔名。我喜欢用男性的笔名，为的是我的文章不会受到‘歧视’。我还用过笔名李若文，是个近乎男性却又有点女性味道的名字。”

    平日能说会道的张春桥，此刻在李淑芳面前显得木讷。倒是李淑芳谈笑风生。

    李淑芳说起了自己的身世：出生于富有家庭的她，从小是个循规守矩的女孩子。学习成绩向来不错，而且喜爱文学。十七岁的时候，她参加了C.Y（共青团），成了家庭的叛逆。虽然中间她曾失去了组织关系，但是她仍向往着延安。她在天津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二年，她投靠晋察冀边区，先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党校学习，然后分配到北岳区党委宣传部担任宣传干事……

    “自从投身革命，与家庭完全失去了联系。一个姑娘独自在外，常常感到孤单。”李淑芳叹了一口气，习惯地用右手食指扶了一下眼镜，说道，“为了解闷，消磨漫长的夜晚，我拿起了笔。你的那些写给‘李岩兄’的信，使我在孤独之中得到了温暖……”

    李淑芳抬起了头，看了张春桥一眼，向来面部缺乏表情的张春桥，此刻双颊泛红，微微发烧……

    一见钟情。“狄克”与“李岩”之间的恋情，像闪电一般进展。

    虽然李淑芳属龙，张春桥属蛇，她比他年长一岁，他也不计较这些了。在张春桥看来，在晋察冀边区，能够找到这么一个有文化、能写作又是党员的对象，已是他的造化了。

    热恋由“地下”转为公开。你来我往，他们的恋爱关系，已是人所皆知了。

    一九四三年秋，张春桥和李淑芳准备向组织上打报告，申请结婚。

    就在这时，战事吃紧，日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自十月一日起，亲自率两万兵马，对晋冀鲁豫的太岳地区，进行规模空前的“大扫荡”。

    这一回，冈村宁次采用了新的战术，名曰“铁棍式的三层战地新战法”，即：“厚积兵力，纵深配备，反复推进，杀尽人畜，毁灭一切资财”。

    短短三个月里，冈村宁次发动了五次“大扫荡”。

    战争的秋风，吹散了张春桥的春梦。呼啦啦的战火，烧断了鹊桥。久久地，张春桥不知李淑芳的音讯。

    “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张春桥不时做着噩梦：难道淑芳倒在日军的枪口之下？

    张春桥喝下了苦酒

    一九四四年，张春桥紧锁的眉头从未舒展过。战争，到了最严峻的时刻。在一九四三年秋“大扫荡”的高潮中，《晋察冀日报》成了“游击报”，在灵寿、平山、五台、阜平四县交界的深山里印报。到了一九四四年，报社依然不断地“游”动着，从大沙河畔的阜平县城，迁往山沟沟里的雷堡村、山峪村、苏家台村。

    李淑芳杳无音讯。虽然每当通讯员送信来的时候，张春桥总是伸长了脖子。可是，一次又一次，他一直没有见到“李岩兄”那熟悉的字迹盼信封。

    望眼欲穿。五百多个日日夜夜，在不安中度过。一九四五年五月，一封“李岩兄”的亲笔信，终于到了张春桥手中。

    向来用剪刀剪开信封才看信的张春桥，这一回急急地用手扯开信封；向来把“李岩兄”的信一封封编号保存的张春桥，这一回看后用火一烧了之。

    这封信的内容，李淑芳还记得：她向她的“桥”，诉说了自己的不幸和极度的痛苦，请求“桥”的同情和理解。如果“桥”能够向她这样的落水者伸出救援的手，她就重返他身边。要不，她只能回到她的父母那里，嫁一个男人，打发一辈子的时光……

    她永远难忘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八日这一天。

    窗外，天还黑糊糊的，她正睡得香。突然，村外响起了枪声。

    那时，她已从北岳区党委宣传部，调到了河北平山县郭苏区担任区宣传委员，住在园坊村。

    她翻身下床，披上棉大衣，急急奔出屋，就被门口的雪滑了一跤。

    “日本鬼子进村啦！”她跟随着村里的老百姓往外逃。

    敌人四面合围。一颗子弹发出尖锐的啸声，朝她袭来。

    她倒在地上。

    她的那副金丝眼镜，最清楚地表明，她不是本村的老百姓，而是外来的共产党干部。

    她被日本兵押上了汽车，拉到平山县城。

    在平山县城才逗留了一天，她就被押往石家庄，关进了日本宪兵司令部的大牢。

    二十七岁的她，脸色惨白。她哪见过带血的刺刀，哪尝过皮鞭的滋味。最初，她曾咬着牙，熬着那地狱生活。她知道，一旦被敌人撬开了嘴，将会意味着什么。

    皮肉之苦，毕竟难捱。特别是日本兵用枪撂倒了几个不愿屈服的共产党人之后，终于摧毁了她的精神防线：死了，什么都完了；自首，起码还可以留下一条活命。

    她，自首了。

    她得到了敌人的“宽大”，调往石家庄甲第一四……七日本宪兵特别警备队。

    走了第一步，她不得不走第二步。从自首到叛变。日本兵仍要她当“宣传干事”。

    矮矮胖胖的日军中尉矢野宣布，建立一个“宣传班”，任命李淑芳为“班长”。

    于是，李淑芳又拿起了笔。不过，这一回“李岩兄”不是为中共《晋察冀日报》写稿，却是替日军作宣传。出自她的笔下的反共宣传材料有：《我们不再受骗》、《弃暗投明》、《玩火自焚》、《李老太太的悲哀》。她不光是写，而且还演出。

    她在泥潭中越陷越深。她参加了日军组织的“反共同盟”。她居然在日军电台作广播宣传，鼓吹“中日提携”、“共存共荣”！

    她的“出色”的“宣传”，受到了她的上司——三好大佐、矢野中尉、中西少尉的表彰，给「她一连串响当当“荣称”：“巾帼英雄”、“新派绅士”、“女中豪杰”、“东方的摩登女士”……

    李淑芳好梦不长。抗日战争节节胜利，八路军步步进逼石家庄，大佐、中尉、少尉们在收拾行装、准备滑脚了。他们已经顾不上“宣传班”了。

    李淑芳又陷入了新的痛苦之中。虽然她拣了一条活命，却断了脊梁骨。眼看着日军大势已去，她失去了依靠，今后的日子怎么过？

    回晋察冀边区吧，叛变之徒，在那里无处容身。回到父母身边吧，那将有何面颜。她的惟一希望，寄托在张春桥身上。

    于是，她提起沉重的笔，给亲爱的“桥”寄去一信……

    清冷的月光，照着山村。张春桥失眠了。他面临着抉择：甩掉李淑芳吧，他们已经有过那样公开的恋爱关系。何况，再想找一个像李淑芳这样能干而又有知识的女人，在山沟沟里实在很不易；要李淑芳吧，她已经落到了那样的地步。

    看来两者不能两全，张春桥眼珠子一转，想出了两全之计：只要李淑芳隐瞒那段丑史，如同他隐瞒了“狄克”、“华蒂社”一样，不就用“红皮”遮住了“白心”？

    李淑芳回来了，来到了阜平县苏家台村，来到了张春桥身边。一年半没有见面，张春桥还是老样子，李淑芳却丧魂落魄，目光无神，失去了当年的青春的光彩。

    李淑芳低声地向张春桥倾诉了一切，而张春桥只是轻描淡写地对邓拓说：“李淑芳在反扫荡时受伤被俘，最近刚刚从牢里逃出……”

    于是，李淑芳改名“文静”，被张春桥安排在《晋察冀日报》社资料科当编辑。

    一九四五年，张春桥亲笔填写的《干部履历表》上，这么写着并为之加了注解：

    爱人姓名：文静。

    爱人是否党员：是[8]

    在张春桥的庇护之下，文静摇身一变，居然又成了中共党员！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日军在张家口挂起了白旗，晋察冀八路军一举夺得这一冀北重镇。

    一个多星期之后，《晋察冀日报》社迁入张家口。

    刚刚吃上几口安定的饭，张春桥就与文静结婚。

    毕竟文静的劣迹昭著，不是张春桥能够一手遮住的，后来，文静的叛徒问题被组织上知道了。随着张春桥的飞黄腾达，文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他后悔莫及，可是这苦酒是他自作聪明喝下去的……

    与柯庆施共事于石家庄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二日，石家庄炮声隆隆，一路人马朝城里杀来。

    国民党军队稍战即溃。石家庄落入了晋察冀杨得志、罗瑞卿野战兵团手中。

    《石门日报》在石家庄出版了。张春桥奉调，出任《石门日报》社社长。

    尽管文静对于石家庄有着痛苦、恐怖的回忆，生怕重新在这座倒楣的城市露面，会被过去的熟人认出“东方的摩登女士”的昔日形象。可是，她又不能不跟随丈夫一起赴任。她在石家庄深居简出，惟恐在街上遇见当年她的“中日提携”、“共存共荣”节目的观众……

    张春桥在石家庄却很得意，因为他的顶头上司不再是格格不入的邓拓，而是情投意合的“柯大鼻子”。

    “柯大鼻子”，只因长了个大鼻子，得了这么个雅号。当面，人们则总是用亲切而尊敬的口吻称他为“庆施同志”。

    早年，柯庆施的雅号叫“柯怪”。那时候，柯庆施还不是“首长”，人们当面直呼“柯怪”，他倒也答应，不以为怪。

    丁玲写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一文中，曾顺便写及“柯怪”。寥寥数笔，可谓传神。

    那是一九二三年，“柯怪”不过是个二十一岁的毛头小伙：

    “一天，有一个老熟人来看我们了。这就是柯庆施，那时大家叫他‘柯怪’，是我们在平民女子学校时认识的。他那时常到我们宿舍来玩，一坐半天，谈不出什么理论，也谈不出什么有趣的事。我们大家不喜欢他。但他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没有感到他来这里是想追求谁，想找一个女友谈恋爱，或是玩玩。因此，我们尽管嘲笑他是一个‘烂板凳’（意思是他能坐烂板凳），却并不十分给他下不去，他也从来不怪罪我们。……”

    柯庆施生于一九一二年，安徽歙县人氏，比张春桥年长十五岁。论革命，柯庆施的资格是很深的：一九二〇年，十八岁的他，便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二年，二十岁的他，“团转党”，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此后，柯庆施担任了一系列重要的职务：一九二七年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一九三〇年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政治部主任；一九三一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一九三三年任中共河北省委前委书记和组织部长；一九三五年与高文华、李大章共同主持中共河北省委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前往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延安女子大学副校长；解放战争期间，担任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财委副主任。

    就在张春桥来到石家庄不久，柯庆施被任命为石家庄市市长。在当时，石家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国民党军队手中夺取的第一个大城市。

    《石门日报》易名为《石家庄日报》。作为市政府的喉舌——《石家庄日报》社长，张春桥跟柯庆施有了密切的接触。

    四十六岁的柯庆施很快就发觉，三十一岁的张春桥是一个善于出点子的人。张春桥被柯庆施看中了，任命为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兼《石家庄日报》社社长。

    在张春桥看来，柯庆施是一把梯子。柯庆施与中共上层领导有着很深的渊源。在《晋察冀日报》社郁郁不得志的张春桥，把政治腾飞的希望寄托于柯庆施。

    在石家庄的这一段共事，后来成为张春桥“跃龙门”的契机……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三日起，石家庄的天空上连续五天出现“下蛋”的“铁鸡”。国民党空军对石家庄发动了猛烈的进攻，狂轰滥炸石家庄，国民党军队期望正在猛攻济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回师北援。

    可是，九月十六日夜，济南城外还是响起了密集的枪炮声。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回师，而是对济南发动总攻。八天之后，济南城头升起了红旗。

    济南解放才十几天，济南的《新民主报》忽然登出《石家庄日报》社社长张春桥的《寻人启事》：

    “父张开益，字晋青，事变前在市公安局卫生科做事，日寇占领时去青州开医院，日寇投降后回济南做医生……”

    其实，张春桥完全用不着刊登《寻人启事》去寻找他的父亲。他有那么多的亲友在济南、在巨野，写信问一声，也就“寻”到了。何况，济南城头已经红旗飘扬，通过组织查问一下，这么个颇有身份的张开益，是很容易“寻”到的。

    张春桥与其说是刊登《寻人启事》，倒不如说在报上向当年的“华蒂社”、“复兴社”的故朋旧友们发表声明：我张春桥如今已经是中共重要干部，已经是《石家庄日报》社社长了！一九四八年十月，张春桥“衣锦荣归”，与文静一起来到济南。当他举杯与父母庆贺团圆时，脸上漾起了平日难以见到的笑容……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