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恽逸群而代之

    离别大上海十二载，“狄克”终于回来了！

    这一回，不再在福州路当张静庐手下的小伙计，却成了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

    走马上任之后，张春桥才意识到这个“副”字，太碍手碍脚了。

    正局长何人！大名鼎鼎的范长江，是《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等震动全国的系列通讯的作者，曾任《新华日报》社社长、中共南京代表团发言人，有着很高的声望。刚进上海，范长江还兼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社社长。

    在范长江之下、张春桥之上，还有个副局长恽逸群。

    比起张春桥来，恽逸群的资历要深得多：早在一九二七年便已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张春桥还不过是个十岁的娃娃。一九三五年，恽逸群铁笔一枝，为上海《立报》写评论。在那几年之中，他“每天写的四五百字的评论，成为北至长城，南至两广、云南，西至甘肃、四川广大革命人民的主要参考材料，从那里揣摩时局动向和斗争的方针、方法。塔斯社奉命要逐日一字不漏地电告莫斯科。……”后来，他进入解放区，出任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大众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

    有着这么两个在中国新闻出版界广有影响的人物在前，张春桥当个“老三”，做个“配角”，心中不是个滋味。

    总算范长江走了，调往北京，任《人民日报》社社长，而恽逸群成了正局长，兼《解放日报》社社长、总编辑，又兼华东新闻专科学校校长。

    在张春桥看来，恽逸群成了压在他头上的一块“石头”。

    最使张春桥感到怏怏不快的是，恽逸群跟邓拓一样的疾恶如仇，不留情面。诚如恽逸群在其自述中所言：

    “我对于自己认为不妥的事，不论对方的地位多高，权力多大，我都要说明我的看法和意见，这对表里一致的人本是平常的事，但对于心中有鬼者，就必然既怕且恨，就要置我于死地而后快！”

    张春桥是个“心中有鬼者”。他想撬掉恽逸群这块大石头，苦于没有机会。张春桥对《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这把金交椅，垂涎三尺。他宁可不要副局长的空名，巴不得拿到这把可以左右上海舆论的金交椅。

    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恽逸群绊了一跤。张春桥趁隙而入，夺得了那把金交椅……

    事情发生在一九五一年九月三日凌晨。

    九月三日，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天皇和政府以及大本营三方代表，到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了日本无条件投降书签字仪式。日本宣布正式投降。于是，九月三日被定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一九五一年九月三日，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周年纪念日。

    这天出版的《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新华社九月二日电讯，醒目的标题为：

    《抗日战争胜利日六周年毛主席电贺斯大林元帅》

    然而，当人们翻开同日的上海其他报纸，发觉比《解放日报》多了一条电讯：《抗日战争胜利日六周年——斯大林大元帅电贺毛主席》

    奇怪，《解放日报》为什么不登《斯大林大元帅电贺毛主席》呢？《解放日报》是党报，是否意味着中共对于斯大林大元帅有看法？

    政治神经异常敏感的上海新闻界，顿时议论纷纷。

    消息飞快地传人恽逸群耳中。他风风火火赶往上海《解放日报》社，调查其中的缘由。

    说实在的，那时候的上海新闻界，通讯设备非常落后。新华社的电讯，要靠新华社华东分社接收、油印，然后派通讯员分送到各家报社。毛泽东致斯大林的贺电先发，所以到了九月二日夜间，电文稿已分送到上海各报社。可是，斯大林的复电，是九月二日上午九时二十二分从莫斯科发出的。这时，相当于北京时间十四时二十二分，亦即下午二时二十二分。经过俄译，再经过译成电码，发到各地，又花费不少时间。当新华社华东分社把斯大林复电稿送到上海各报社，已是九月三日凌晨3时。《解放日报》社总务科的一位同志收下电讯，以为是一般公文，没有在意，于是，九月三日的《解放日报》上，便漏登了斯大林的复电……

    本来，这很明显是一桩因一时疏忽造成的新闻事故，为了挽回影响，恽逸群采取补救措施，在九月四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补发新华社九月二日电讯：《抗日战争胜利日六周年——斯大林大元帅电贺毛主席》。

    “九·三事件”，至此可以画上休止符。

    可是，过于正直敢言的恽逸群，得罪过一些人。此时此刻，他们抓住“九·三事件”，狠狠地乘机攻击恽逸群。其中的“积极分子”之一，便是张春桥。

    面对种种责难，磊磊落落的恽逸群承担了“九，三事件”的全部责任。

    九月五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左下角，刊登了恽逸群的公开检查：

    关于本报刊登《斯大林大元帅电毛主席祝贺抗日战争胜利日》电文的检讨

    九月三日，新华社于晨十二时四十分截稿（引者注：应为零时四十分），三时又补发斯大林大元帅电毛主席祝贺抗日战争胜利日的稿件。这时，编辑部同志已回宿舍，而总务科值夜班的同志又将稿件压下未通知编辑部同志，致将这一重要稿件遗漏了，造成严重政治错误。这是因为我们工作制度不健全及对工作人员教育不够所造成的。今后保证不重复同样的错误，除在此预先向读者致歉外，我们正遵照华东局的指示，继续进行深刻的检讨，并听候党委的审查。

    社长 恽逸群

    恽逸群的公开检讨，本来意味着“九·三事件”的结束。不料，事态进一步扩大。几天之后，竟导致了他的下台！

    张春桥取而代之，走马上任，成为《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坐上了他梦寐以求的金交椅。

    这是一个“通天”的位置。作为《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张春桥三天两头与上海党、政、军首脑人物聚晤，以至与中央领导建立经常的联系。

    这是一个消息灵通的所在。上海各界的一举一动，他都马上知道。他了解上海的脉搏、上海的三教九流，为他日后成为上海的统治者打下了基础。

    这是一个拥有无尚权力的职位。他可以利用报纸，捧一些人，压一些人。特别是报社的《内部情况》，直送中央和上海的领导人物。他的《内部情况》，三天两头要点一两个部、局以上领导干部的名。他不断地扩张着自己的势力。

    “狄克”今非昔比，成了上海的大员、要员。

    那个被撬下台的恽逸群，从此蒙受了一连串的打击：

    几个月之后，他受到“三反”运动的猛烈冲击，开除党籍，降为地图出版社副总编辑；

    一九五五年，受潘汉年冤案牵连，他被捕入狱达十年之久；

    一九六五年冬，他终于出狱，被派往江苏华宁县中学担任图书馆管理员，每月工资仅三十七元。他还没来得及喘一口气，“文革”风暴又把他卷入无休无止的批斗之中；

    直到一九七八年九月，73岁的他，才算被调往南京，在国家第二档案馆工作。他仅仅过了两个多月的人的生活，便于十二月十日油尽灯灭，溘然去世。

    一代英才之毁，最初只是因为漏登一条电讯！

    在这位老革命、优秀中共党员、优秀新闻工作者、优秀学者离世几年之后，他的冤案才得以昭雪。

    一九七三年七月八日，身处逆境的恽逸群在致胡愈之的信中，写下掷地有声的话语。

    “弟之遭遇，非楮墨所能宣。但既未抑郁萎顿而毕命，亦未神经错乱而发狂。平生以‘不以物移不为己忧’自律，经此二十年检验，幸未蹈虚愿。”

    就在恽逸群一步步跌进地狱之际，张春桥步步直上青云……

    坐镇《解放日报》

    张春桥坐进了上海《解放日报》社四楼的总编辑办公童，桌上的烟灰缸里很快就积满了烟蒂。

    每天上午，张春桥九点钟左右来到报社，在那里吃中午饭、晚饭，到了晚上八九点钟，他拎起公文包下楼。经过三楼时，他总要到三〇九房间夜班编辑室坐一会儿，然后回到香山路九号家中。

    据当年《解放日报》副总编王维对笔者谈及张春桥印象，用了八个字：“一本正经，不苟言笑。”

    张春桥在报社里，从来不参与“吹牛”、聊天。他的嘴巴甚紧，从不谈起过去，从不谈及自己的经历。他在《解放日报》工作几年，与他共事的人，居然不知道他三十年代曾在上海干过！

    张春桥的面孔，总是那样板着，喜怒哀乐不形于色，叫人高深莫测。报社里，编辑们常常开玩笑，可是谁也不敢跟张春桥说一句笑话。每当见到他，总是恭恭敬敬叫一声“春桥同志”，他呢，微微一点头，算是打招呼了。

    那时候，编辑部在三楼、四楼，而一楼、二楼是印刷厂。编辑们白天编稿，印刷厂夜里印报，倒是错开时间，相安无事。后来，《人民日报》在上海发行航空版，由《解放日报》印刷厂代印。这下子，白天轰隆隆印报，吵得编辑们心烦意乱。

    好心的报社经理，去找上海市副市长宋日昌，反映编辑们的意见，希望市政府帮助解决一下问题。宋日昌很爽快，说道：“我看，可以让东湖招待所腾出一幢楼，给《解放日报》社办公，那里安静。你回去，请张春桥出面，向市政府反映情况，代表报社要求……”

    编辑部会议。经理喜孜孜地把好消息告诉大家。当经理转达了宋日昌的意见之后，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张春桥。

    沉默片刻，张春桥的牙缝里，才挤出这么一句话：“我不去！”

    大家深感惊讶。张春桥慢慢地抽着烟，用极为严肃的口气说道：“吵一点，有什么关系。当国民党的飞机在天上飞的时候，毛主席照样在延安窑洞里看书呢。我看，你们不要太娇气……”

    张春桥这么一说，谁也不再吱声。自然，东湖招待所的房子，也就告吹了。

    张春桥十分“艰苦朴素”。他住在香山路九号《解放日报》宿舍，一幢小洋楼二楼，六十多平方米。他家的家具很简朴。书橱里，放着一整排马列著作，给人的印象仿佛他是一位地道的马列主义者。来了客人，他总是以粽子糖招待，以为那包着花花绿绿纸头的高级糖果不够“朴素”。冬天，他穿的棉袄已打了好几处补钉了……

    他的楼下，住着王维。当他搬走之后，王维迁入张春桥的房子，而王维的房子里则迁入姚文元。曾经先后与张春桥、姚文元为邻的王维，对两人作了有趣的比较：

    “张春桥下班之后，径直上楼，进屋关门。他从不串门，不到我屋里坐一坐。虽然我们当时是正、副总编，有事只在报社办公室里谈，回家之后互不来往。他是一个严肃的人。我们的家属，也只是见面点点头而已。”

    “姚文元的‘功夫’，看来不如张春桥。姚文元搬来以后，很随便。他的岳母——金英的母亲，跟他们一起住，操持家务。星期天，姚家烧了什么好吃的，就端上楼，分一碗给我，我也常常‘投桃报李’。空闲时，聊聊天。姚蓬子偶然也来，但不与我讲话。姚文元从不向我介绍那是他父亲——虽然他明知我会猜出是姚蓬子。”

    “不过，姚文元后来‘高升’之后，也变得够呛。记得，有一回，金英的母亲跟我闲聊，说及当年姚文元如何追求金英的一些趣事，并说一开始金英嫌姚文元‘书呆子’气太重，还有点不愿意跟他谈恋爱……我听了之后，当做笑话，跟别人说起，‘文革’中，变成了我的‘罪行’，罪名是‘恶毒攻击中央首长姚文元’！一九六七年秋，《解放日报》的造反派曾向张春桥请示，王维能不能‘解放’。第一回，张春桥不表态——这就意味着不同意。张向来如此。无奈造反派不知张的脾气，又去请示。这一回，张春桥终于说话了，他说：‘王维借姚文元丈母娘之口，恶毒攻击姚文元，这样的人怎么可以用呢？……’张春桥这么一说，造反派才明白过来……”

    王维跟笔者谈及的张、姚印象，可以说既如实，又生动。惟有他先后与张、姚做邻居，才会有这样的比较。

    虽说张春桥很注意“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但是他自己住的房子又好又大，每月房租要靠公家补贴。

    张春桥再三声言，他厌恶“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不过，他给《解放日报》写的文章，总是登在最显要的地位，总是按最高标准付给稿酬。

    一九五四年一月，张春桥作为中国新闻工作者访问《真理报》代表团成员，在苏联访问了两个月，益发得意了。

    成为柯庆施的智囊

    一九四五年秋，上海香山路九号，张春桥和文静正在家里收拾行李。

    “狄克”在《解放日报》社总编辑兼社长的金椅子上坐了三年，忽然要离开上海了。

    为什么呢？中共中央宣传部已经下达调令：调张春桥进北京，担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

    《解放日报》社同仁为了庆贺张春桥“高升”，为他设宴饯行。

    往日，向来不苟言笑的张春桥，那天显得有点反常，总是眯着三角眼，话也格外多。王维记得，酒过三巡，几乎不谈心里话的张春桥，出语惊人。他喷着酒气，颇为得意地说道：“《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不是张好坐的椅子。我的前任是犯了错误给赶下去的。我总算幸运，没有犯错误，今日可以与大家尽欢而散！来，为我们的尽欢而散干杯！”

    张春桥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高高地举起了酒杯……

    欢送宴会举行过了，细软也已收拾好了，正在张春桥欲走未走之际，又一桩意外的事发生了——几乎与他当年《解放日报》社走马上任时一样的突然。

    事情是因陈毅的工作调动引起的……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城新生。第三野战军司令兼政委陈毅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

    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名，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本来，自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起，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为了减轻周恩来的工作担子，周恩来出任国务院总理时，不再兼任外交部长。于是，陈毅作为最恰当的人选，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陈老总的工作重心北移。虽然他还兼着上海市市长之职，直至一九五八年十月才辞去这一职务，但是他毕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主持上海党政常务工作。

    显然，需要另外遴选一人，来沪主持全面工作。

    调谁呢？调柯庆施！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攻克石头城。二十八日，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成立，刘伯承为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

    五月十一日，南京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市长为刘伯承，副市长为柯庆施、张霖之。

    一九四九年冬，当刘伯承调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柯庆施便成为南京市市长。后来，他又成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成了江苏的第一号人物。

    一九五四年秋，已经内定柯庆施为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柯庆施在正式走马上任之前，便先来上海摸摸情况。

    恰巧，就在柯庆施来到上海之际，听说了调张春桥人京的消息。柯庆施与张春桥曾在石家庄共事，相处不错。

    柯庆施紧急召见张春桥。

    “听说你要调北京？”柯庆施问道。

    “是的，调令已经下达，调我去当《人民日报》社副总编。”张春桥答道。

    “你愿意去北京？你乐意去当《人民日报》社副总编？”柯庆施提出了一连串问号。

    这下子，把张春桥弄糊涂了。他一时猜不透柯庆施的用意。说实在的，自从接到调令，他的心情是矛盾的：去北京，在《人民日报》社工作，跟党中央那么近，升迁的机会当然比上海多；不过，一想到那个“副”字，他就泄气，仿佛回到当年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的那些难堪的日子。再说，好不容易在《解放日报》社苦心经营了三年，在上海扎下了又长又深的根，如今骤人人地生疏的首都，一切要从零开始……

    面对柯庆施的提问，张春桥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不论去北京还是留上海，我都无所谓——我服从组织分配！”

    “好，好，那好办，你就留下来！”柯庆施眉开眼笑道。

    “中宣部那边怎么办？是中宣部要调我去北京的。”张春桥提醒柯庆施道。

    “中宣部那边，你不用管，我会去打招呼。”柯庆施说道，“当年，你我在石家庄共事，有过愉快的合作。希望今后在上海，继续那样愉快的合作……”

    果真，柯庆施给中宣部挂电话，留住了张春桥。

    在柯庆施看来，上海是一个很深很大的海。暗涌时起，险泳骤生。要想在这样的海上驾舟，非有一个知海性、熟海路的智囊不可。张春桥是他求之不得的智囊：此人三十年代就已在上海，何况在担任《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时又熟悉了上海方方面面的人物；当然，最重要的是，在石家庄，他就发现，张春桥是一个善于出点子的“军师”……

    于是，喝过欢送酒的张春桥，依然坐在《解放日报》社四楼的总编辑办公室里。已经运到火车站的行李，又全部运回到香山路九号。

    出任柯庆施政治秘书

    上海市中心静安寺，矗立着一幢典雅的西班牙式九层大楼。那是德国人海格在一九二五年筹资建造的，最初取名为“海格公寓”。上海解放后，这儿成了中共上海市委的办公楼，人称“海格大楼”。大楼里的一百零四套客房，成了中共上海市委各部、组的办公室。直到一九七七年，这座大楼才改为宾馆，即今日的静安宾馆。

    一辆“伏尔加”牌轿车驶入海格大楼院内。从车上下来的，便是那位“大鼻子”柯庆施。与他一起下车的，乃是张春桥。

    经过一番摸底，柯庆施终于走马上任。

    张春桥紧随柯庆施左右，他的身份是柯庆施的“政治秘书”。

    一九五五年，五十三岁的柯庆施以“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的身份，出现在《解放日报》的报道上。

    上海这个地方，无风三尺浪，有风三丈浪。柯庆施刚刚走马上任，震动全国的“潘（汉年）扬（帆）事件”便发生了；紧接着，“反胡风”运动开始，上海又是运动的重点；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上海再度成为全国的重点……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浪之中，柯庆施一次又一次忠实执行了极左路线。

    张春桥的升迁，确实借助于柯庆施这把梯子。不过，柯庆施毕竟与张春桥有着很大的区别：柯庆施虽“左”，但在一九六五年便去世，没有卷入“文革”，更没有参与“四人帮”那些罪恶活动。他实际上不过是“左”的路线的忠实的执行者。正因为这样，如今人们提及柯庆施，虽有微词，但并没有视他为张春桥的“帮”中同伙。

    柯庆施的座右铭是四句话：

    坚定的革命意志；

    顽强的战斗精神；

    火热的阶级感情；

    严格的科学态度。

    他平日是个神情严肃的人，性格有点急躁。他手下的干部，差不多都曾挨过他的批评。不过，也有例外，那就是他从未批评过张春桥。

    虽说柯庆施早在一九二二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论革命资历是很深的，但是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一般。柯庆施博得毛泽东的好感，那是在一九五六年，柯庆施主持上海工作不久的时候……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这次著名讲话，后来被整理成文章，就是那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论十大关系》。柯庆施非常用心地研究了毛泽东的讲话，特别是其中的第二段《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注意到毛泽东对沿海工业的新观点：

    “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样，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

    柯庆施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在上海加以贯彻。“政治秘书”张春桥又立即领会了柯庆施的意图，在为柯庆施起草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时，把毛泽东的那一段话，作为主旋律。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一日，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柯庆施步上讲台，作了长长的报告，题为《调动一切力量，积极发挥上海工业的作用，为加速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提出把“充分地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地发展上海工业生产”作为上海工业的新方针。

    柯庆施不客气地批评了“前届市委”：“在方针政策方面……对上海的工业方针，由于对上海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研究不够，把一些暂时的、局部的困难扩大化，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对上海工业从发展方面打算少，维持方面考虑多，这显然是不妥当的。”

    所谓“前届市委”，当然是指以陈毅为首的原中共上海市委。“这显然是不妥的”，不言而喻在批评陈毅。

    毛泽东正在杭州。事先，他曾派秘书田家英前往上海，取来了柯庆施的报告。毛泽东主席看毕，大加赞赏，说了几句夸奖柯庆施的话。

    于是，柯庆施声誉鹊起，从此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因为毛泽东主席表扬他在上海实行了正确的方针。

    柯庆施呢？也从中深切领会：紧跟毛泽东，无往而不胜！

    从此，柯庆施特别留神毛泽东主席的言论，特别是毛泽东主席在各种会议上讲的，没有见诸报纸的“最新指示”，他总是不断往本子上记，揣测着毛泽东主席那深邃的思想大海中正在翻腾着什么样的波浪。

    柯庆施深刻地影响了张春桥。从此，张春桥把来自柯庆施那里的毛泽东主席的动向，当做自己行动的指针。

    九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柯庆施当选为中央委员。

    张春桥呢？在一九五六年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市委委员。

    一位化名的“反右英雄”

    成为中共九十七名中央委员之一的柯庆施，随时得知来自中央的动向，消息灵通多了。

    一九五七年，风啸波涌，中国不平常的早春、不平常的夏季来临了。

    柯庆施很早就从毛泽东的话语中，得到重要的政治信息。正因为这样，早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当他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步上上海政协一届三次全会主席台，便面对着台下的上海各界民主人士，严肃地告诫道：

    “波兰事件是波兰人民内部的问题，匈牙利事件开始也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后来成为帝国主义进行反革命复辟的问题……”

    “从最近国际事件中应得出以下教训：首先，要明辨是非，分清敌我。这样才能树立正气，缩小邪气的市场……”

    很自然，有了来自柯庆施那里灵通的政治信息，张春桥在一九五七年早春的“大鸣大放”之际，早已知道那是“阴谋”。

    正因为这样，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的震撼全国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一发表，张春桥就接二连三地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反击“右派分子”的文章。张春桥已于一九五七年秋离开《解放日报》，但是他的文章，在《解放日报》上总是照登不误，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会改动。

    相比起来，当时四十岁的张春桥，比二十六岁的姚文元要老练多了：姚文元还不过是个小人物，巴不得出名，巴不得成为“反右英雄”，所以他在《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的反右派文章，一律署真名。张春桥呢？像当年的狄克一般，深知这类指名道姓批张三骂李四的文章会给日后招来麻烦，他又来了个“最最会化名”，差不多每写一篇文章化一个笔名！

    我逐版查阅着一九五七年夏天的《解放日报》。由于熟知当年内情的《解放日报》编辑，向我提供了张春桥“笔名录”，所以我很顺利地就复印了一大批张春桥的化名文章。不过，查多了，我竟然发觉，即使没有“笔名录”的指引，我也能很容易、很准确地判定哪些文章出自张春桥之手：因为张春桥写文章有个习惯，篇末总要写上“×月×日”。他解放前发表的文章，篇末大都注明写作日期。《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是不标写作日期的——即使别的作者在篇末也写上日期，发表时总被删去，以节省一行铅字。可是，由于张春桥当时已成了《解放日报》的“太上皇”一般，编辑们不敢易一字，所以篇末写作日期也就照登。这小小的“尾巴”，竟成了张春桥文章的特殊标志。照这个办法查阅，我的判别准确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

    这时候的狄克，已经是一副完完全全的“左”派面孔。

    他在“六月二十六日”写的文章，隔了一天，《解放日报》在六月二十八日就在二版头条位置登出来了，题目是《陈仁炳的“另外一条道路”是什么》，化名“吴松”。他一口气“批驳”了陈仁炳的“暗无天日”论、“辩驳有罪”论、“拆桥头堡”论、“火烧基层”论、“大病重药”论、“我们负责”论，得出了惊人的结论：陈仁炳“所说的、所走的是一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他在“七月十七日”写的文章，也只隔了一天，《解放日报》在七月十九日三版头条登出。这一回，他化名“常孰”，声势汹汹地来了个《质问彭文应》。他把彭文应提出的“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的上纲上线，说成是“取消共产党的领导”；然后发出一连串的“质问”……

    六月二十五日的《解放日报》上，张春桥又化名“徐汇”，发表《“今天天气……”》。他声称：“夏天是长庄稼的季节，也是毒草想着压倒庄稼的季节。”他要“把自己锻炼成一个真正的，不带括号的左派”……

    张春桥有句座右铭：“凡事左三分。”在一九五七年夏天，这位“左”派化名“子渔”、“何泽”、“蒲西”、“龙山”、“齐索”、“安得”、“子执”、“何闻”、“路宾”等等，今日批这个，明天驳那个，成为上海滩上数一数二的“反右英雄”。

    张春桥的“化身术”，读者不知，柯庆施知。每发表一篇文章，张春桥总要请柯庆施“指正”。或者根据柯庆施的意思，写出批判文章。经过这番反右派大风大浪，张春桥益发得到柯庆施的垂青……

    毛泽东赞赏“乘风破浪”

    一九五八年对于张春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第一次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其实，一九五八年对于柯庆施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在这年五月二十五日，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施一跃而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就在这一年，张春桥跃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柯庆施和张春桥能够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话还是要从一九五七年暮秋说起。在柯庆施的办公室里，他一次又一次跟张春桥在那里苦苦思索着：年底，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柯庆施的报告的基调应该是什么呢？

    自从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上，柯庆施的报告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表彰。这一回，柯庆施当然又想露一手。

    柯庆施特别注意到，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比上海早半个月召开。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的工作报告，受到正在杭州的毛泽东极大的重视。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七日给机要秘书叶子龙写了一封信：

    叶子龙同志：

    请于今日上午八九时通知舒同、曾希圣、江谓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周总理等七位同志看《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这个文件，在下午一时以前看完。其他工作，可以移到明天上午去做。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七日上午二时

    没有这个文件的，由你立即向浙江省委找到，分发各人。

    毛泽东信中提到的七人之中，除周恩来之外，其余六人除刘顺元之外皆为华东各省市的第一把手：

    舒同——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

    曾希圣——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江谓清——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

    刘顺元——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

    柯庆施——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叶飞——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

    后来，《人民日报》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以《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争取整风运动在各个战线上全胜》为题，发表了江华的报告。

    《人民日报》还为江华的报告发表了“编者按”，这按语体现了毛泽东对这一报告的评价：“江华同志这个报告，用整风运动作为‘提起一切工作的纲’，系统地讨论了一个省在一年来的各方面的工作，鼓舞了干劲，批判了谬论。”

    江华的报告，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柯庆施要与江华争高低。

    负责起草报告的张春桥，细细倾听着柯庆施的来自“最高”的消息：主席对一九五六年六月开始的“反冒进”，似乎颇为反感——虽然当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发表的。看来，主席所侧重的是“反对保守主义”—

    摸准最高领袖的思想，对于柯庆施来说，是“紧跟”的前提。张春桥终于根据柯的信息，为柯起草了洋洋数万言的长篇报告，标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柯庆施的报告，飞快地送到毛泽东那里审阅。那时候，毛泽东住在杭州西子湖畔。“乘风破浪，好！”毛泽东一看标题，就发出了赞赏之声。

    毛泽东还亲自动笔，修改了这一报告。

    柯庆施报告的第一部分说：

    “在阶级矛盾消灭以后，正确和错误、革新与守旧、先进与落后、积极与消极这类矛盾，仍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而人类社会也就将在不断地克服这类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前进。”

    毛泽东在这段话末，加了一句：

    “矛盾永远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

    经过毛泽东的审阅同意，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上海一届二次代表大会上，柯庆施站立了几小时，吃力地念完长篇报告。

    由于毛泽东赞赏柯庆施的这篇《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报告，马上引起《人民日报》的注意。

    一九五八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题目只用了四个字：《乘风破浪》！

    不言而喻，《人民日报》社论从柯庆施的报告那里获得了“灵感”。

    《人民日报》社论把“乘风破浪”四个字大大发挥了一番：

    “古人说要‘乘长风破万里浪’，在我们的面前正是万里浪：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成强大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先进的科学文化。但是我们完全有信心达到目的。让我们乘压倒西风的东风前进，乘压倒右派、压倒官僚主义、压倒保守思想的共产主义风前进！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在广西南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史称。南宁会议”。

    那时，毛泽东正着手发动“大跃进”，所以他在会上猛烈地抨击“反冒进”。毛泽东说，“反冒进”使全国人民泄了气。毛泽东还说，那些主张“反冒进”的同志，离右派只有五十米了！

    毛泽东所批评的那些主张“反冒进”的同志，不言而喻，是指周恩来和陈云。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表扬了《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以为“乘风破浪”提得好。

    《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出席会议。据他回忆：

    在十五日会议上，毛主席谈到什么时候都要鼓干劲、争上游时又提到《人民日报》。他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写得好，因为它的主要精神是鼓起干劲，力争上游，乘风破浪，这也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

    当天晚上，毛主席找我和胡乔木到他住处去谈话。他的住处离我们住的广西省政府交际处大楼不远，是经常接待越南胡志明主席的别墅式的高大平房。毛主席主持的会议就在这间大平房的客厅里举行。当我们到达那里时，毛主席开始就问元旦社论是谁写的。乔木说是《人民日报》的同志写的。我补充说，这篇社论经乔木同志作了较多的修改，并经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定稿。乔木说，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少奇同志说定稿时已打电话报告了主席。毛主席说，社论写得好，题目用《乘风破浪》也很醒目。南北朝宋人宗悫就说过“愿乘长风破万里浪”。我们现在是要乘东风压倒西风，十五年赶上英国。你们办报的不但要会写文章，而且要选好题目，吸引人看你的文章。新闻也得有醒目的标题。[9]

    紧接着，在一月十六日的会议上，毛泽东称赞了柯庆施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

    力平著的《开国总理周恩来》一书，这么写及：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六日上午，毛泽东还在会上拿着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文，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上海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五分之一，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的文章。”[10]

    从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这段话，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极为欣赏。

    其实，这也可以从现存的毛泽东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六日《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提纲》手稿中看出，手稿的第一行便写着“上海报告”四个字[11]。

    毛泽东所写的“上海报告”，也就是指柯庆施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毛泽东的讲话，正是从“上海报告”开始说起。

    毛泽东如此当面称赞柯庆施，而且当众质问周恩来，内中的“潜台词”是准备以柯庆施代替周恩来，出任国务院总理！

    力平在《开国总理周恩来》中这么写道：

    “当时情况，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是有以柯庆施代替周恩来为总理的设想的。虽然没有正式提出来，但是以周恩来的敏锐，当然是感觉到的。周恩来的襟怀是从不计较个人的上下得失。作为人民政府的总理，周恩来觉得应当向人民负责。总理是由主席提名经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既然自己被认为是错误的，他可以不再当总理。但如果他直截地提出辞职，容易被误解为进一步顶抗，因此，在一九五八年六月九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委婉地提出说，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议挽留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会后，邓小平拟了个会议记录，写道：会议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并把这个记录报送了毛泽东。这样，周恩来仍然担任国务院总理不变。”

    “但是此后，周恩来遇事发表意见就比较少了。”[12]

    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也有这样的记载：“八大二次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与此同时，彭德怀也向中央提出‘不担任国防部长的工作’。六月九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他们提出的请求。会议决定：‘他们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1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所决定的“他们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载于邓小平亲笔所写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二日会议纪要》。

    柯庆施险些取代周恩来出任国务院总理！

    一九五八年三月八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史称“成都会议”。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讲话，谈及了个人崇拜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两种崇拜”的观点。他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14]

    其实，马克思主义是反对一切个人崇拜的，根本不存在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毛泽东的“两种崇拜”观，把个人崇拜分为“正确”与“不正确”两种，这本身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然而，就在这次会议上，柯庆施“紧跟”毛泽东，说出了这么一段“名言”：

    “我们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

    “我们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15]

    真可谓“上有所好，下必效之”。柯庆施迎合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心理，说出了如此献媚取宠的话，居然博得毛泽东的欢心。

    就吹捧毛泽东而言，柯庆施其实与那吹嘘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林彪可谓“哼哈二将”，甚至比林彪有过之而无不及。

    就在成都会议之后两个月——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举行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增选柯庆施为政治局委员。

    张春桥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当时的毛泽东，所赞赏的只是柯庆施，他并不知道有那么个叫张春桥的人，参与这篇报告的起草。

    自从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柯庆施与毛泽东接近的机会更多了。作为政治秘书，张春桥有机会随柯庆施出席中共高层会议。每一回从毛泽东主席那里回来，柯庆施总带来“最新最高指示”。张春桥一边听，一边飞快地往本子上记。这时候，张春桥的公开职务是“中共上海市委政策调查研究室主任”，人们暗地里对他的称呼是“不管部部长”！

    子曰：“四十而不惑。”四十一岁的张春桥，比十九岁的狄克要老练多了。他把晚上的时间，几乎都花费在研究小本本上所记的毛泽东的言论上——虽然这些话是经柯庆施“中转”才传到他的耳中，毕竟是反映了领袖的最新思想。

    从反反复复揣摩之中，张春桥蓦地发觉：毛泽东主席对于红军时期的供给制颇为欣赏和怀念，在多次讲话中提到了当年的供给制，而对于八级工资制造成的等级差别，常有非议……

    张春桥摸准了毛泽东主席的思想脉搏，数易其稿，写出了一篇在当时谁也想不到的文章，题曰《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

    这是一篇非同凡响的重头文章。自然，再不会署“吴松”，也不会署“常孰”，而是签上“张春桥”大名。

    此文在中共上海市委的理论刊物《解放》第六期上发表。那时，《解放》创刊不久：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在毛泽东主席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创办政治理论刊物《红旗》，陈伯达为总编辑；柯庆施立即效仿，在上海创办了《解放》半月刊，于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创刊。

    柯庆施嘱，每期《解放》杂志，都寄送毛泽东主席。因此，张春桥的文章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五日刊于《解放》第六期上，不多日便送到了毛泽东主席手中。

    一看文章的栏题，毛泽东就发生了兴趣。他一口气读完，觉得此文甚合自己的心意，但有些提法又过于偏颇。他第一次注意到作者的名字——“张春桥”。

    毛泽东嘱令《人民日报》予以全文转载。

    《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对张春桥的文章有不同意见。为此，他写信给毛泽东，请毛泽东考虑《人民日报》转载张文时所加编者按语是否说得活一些。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一日，毛泽东复函吴冷西，全文如下：

    冷西同志：

    信收到。既然有那么多意见，发表时，序言（引者注：即编者按）应略为改一点文字，如下：

    《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通俗易懂，很好读。

    请你看后，加以斟酌。如有不妥，告我再改。再则，请你拿此给陈伯达同志一阅，问他意见如何；并将你们讨论的详情给他谈一下。

    毛泽东

    十月十一日上午十时

    毛泽东写的“编者按”连同张春桥的文章，在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人民日报》上，以醒目的位置发表了。张春桥的名字，第一次引起全中国的注意。这一天，对于张春桥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

    “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

    《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是张春桥苦苦奋斗多年才一鸣惊人的“成名作”。这篇文章后来化为“张春桥思想”的核心。直至一九七五年张春桥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又再一次重申了他的“成名作”的基本观点。

    欲知张春桥其人，不可不读他的“成名作”。现把他的“成名作”摘录于下：

    凡是略为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内部，从工农红军到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从井冈山根据地到后来的解放区，在那里，从来就是以军民平等、官兵平等、上下平等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根本原则的。这个原则，是在最早的根据地井冈山，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创立起来的……

    在全国解放以后，这种以“供给制”为特点的一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还是很吃香的。提到“供给制”，如同说到老革命、说到艰苦奋斗等等一样，人民认为是光荣的。一些革命青年刚刚参加工作，也希望是“供给制”，表示自己像老同志一样，是真心实意地来革命的。原来过惯了供给制生活的同志，也并不羡慕什么薪金制，人们喜爱这种表现一种平等的相互关系的生活制度。但是，没有多久，这种生活制度受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攻击。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在坚持这种思想的人们看来，供给制的一套，实在毫无可取。他们轻蔑地说它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种议论来自资产阶级，本不足怪。可是，不久，在我们党的干部中，有不少人接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在他们中间，谈论供给制的缺点的议论渐渐地多起来了，谈论薪金制的优点的议论逐渐占了上风了。到后来，供给制几乎成了一个坏名称。有人工作不积极，“干不干，二斤半！”这要记在供给制的账上。有人用了公家一个信封，“公私不分，供给制作风！”又记在供给制的账上。工厂、商店没有经营好，赔了钱，“供给制思想！”又是记在供给制账上。总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保证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供给制，被某些人攻击得好像犯了大罪，非判处死刑不可。

    人们攻击供给制的最根本的理由，就是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他们的理论根据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物质利益的原则”。据说，由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保存着不少旧的分工的残余，即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工人劳动同农民劳动之间、熟练劳动同简单劳动之间的差别。因此，“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结果和生产发展的原则”就被说得神乎其神。什么“等级工资制”、“计件工资制”可以刺激工人“对自己的劳动成果表现最大的关心”呀，可以刺激“社会主义竞赛的发展，因为劳动生产率高，工资也高”呀，这种制度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杠杆”呀，道埋多极了。不过，说穿了，说得通俗一些，还是那句老话：“钱能通神。”只要用高工资“刺激”，就像花钱买糖果一样，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能够立刻买到手的……

    经过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了对“供给制”、对“农村作风”、“游击习气”的攻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为了保护不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法权，为了打击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而对正确处理劳动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共产主义原则的攻击。一切剥削阶级、压迫阶级都是保护严格的等级制度的。……攻击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的人们，实际上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等级制度的礼、法来代替无产阶级的平等关系。他们说这样可以刺激生产积极性。是不是真是这样呢？推行他们这一套的结果，我们党的干部中，原来生活水平相差不多的状况改变了，有些早已对艰苦朴素的生活忍耐不住的人，迅速地学会了绅士派头、高等华人派头、赵太爷（引者注：指鲁迅《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派头来了。有的干部见面不称什么什么“长”，就不舒服起来了，这确实起了刺激作用。但是，并不是刺激起了生产的积极性，而是刺激了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积极性，刺激了铺张浪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刺激了脱离群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有些最不坚定的分子就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贪污腐化分子……

    因为党的传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在我们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中扎下根的，它虽然遭受到某种破坏，恢复起来并不太困难。现在，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经过伟大的整风运动，又把它恢复过来。……既然大跃进的形势迫切地要求我们在调整相互关系方面跃进、再跃进，一切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同志们，一定能够站在运动的前头，把我们党的这种光荣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彻底恢复和发扬起来，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同群众建立起平等的相互关系，上下左右完全打成一片，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工作，一致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这难道能有什么怀疑吗？

    张春桥的这篇“成名作”，是一篇奇文，集中地体现了他的“凡事‘左’三分”的座右铭。

    本来，“各尽所能，按劳取酬”是马克思所确定的社会主义社会阶段的分配原则。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是如此。张春桥偏要高呼“大锅饭万岁”。其实，一九五八年夏天，正是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之时。张春桥的文章，正是这股“左”的思潮的产物。

    毛泽东嘱张春桥与陈伯达同行

    就在张春桥的“成名作”在《人民日报》发表后的第六天——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九日，毛泽东委派陈伯达和张春桥坐专机飞往河南郑州，前往卫星公社调查。

    对于张春桥来说，简直是受宠若惊了！

    毛泽东写给陈伯达的信，全文如下：

    伯达同志：

    想了一下，你和张春桥同志似以早三天去河南卫星公社进行调查工作为适宜，不必听二十一日刘子厚同志（引者注：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河北省省长）的报告。集中精力在卫星公社调查七天至十天，为杭州会议准备意见，很有必要。可带李友九（引者注：当时《红旗》杂志编辑）去帮忙。如同意，请告叶子龙同志，为你们调一架专机即飞郑州。

    到郑州时，最好能请史向生同志和你们一道去卫星社。史对人民公社有研究，他去过卫星社。他是省委书记。

    毛泽东

    十月十九日上午七时

    毛泽东嘱令调专机给陈伯达和张春桥，这充分表明毛泽东对他们此行的重视。

    毛泽东在写下那封给陈伯达的信之后半小时，又补充写了一信给陈伯达：

    伯达同志：

    去河南时，请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带几本去，你们调查团几个人，每人一本，边调查，边读书，白天调查，晚上阅读，有十几天，也就可以读完了。建议将胡绳、李友九都带去，练习去向劳动人民做调查工作的方法和态度，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

    我过了下星期就去郑州，一到，即可听你们关于卫星社观察所得的报告，在四省第一书记会议上予以讨论。

    毛泽东

    十月十九日上午七时半

    四天后，毛泽东又给陈伯达一函：

    陈伯达同志：

    你们调查研究卫星社大约要一个星期，包括调查团（社）营（大队）连（队）的各项问题。

    然后，请找遂平县级同志们座谈几次，研究全县各项问题。以上请酌量处理。

    毛泽东

    十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时

    又过了五天，毛泽东写第四封信给陈伯达：

    陈伯达同志：

    回信收到。我还须几天才能出发。如果遂平调查已毕，你们可去附近某一个县再做几天调查，以资比较。于十一月二号或三号回到郑州即可。已令吴冷西、田家英二同志昨日夜车出发，分赴修武七里营两处调查几天再去郑州。

    毛泽东

    十月二十八日上午四时

    当时，陈伯达早已是中共“大秀才”，而毛泽东把张春桥的名字与陈伯达相提并论，这表明毛泽东在提携这位“新秀才”。

    于是，奉毛泽东之命，陈伯达头一回与张春桥同行，前往河南嵖岈山。

    一个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一个是柯庆施的政治秘书，此行究竟如何呢？

    关于此行，据陈伯达在晚年自述：

    一九五八年七八月间，河南省发表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我预先并不知道有这样的“章程”。这个“章程”做了不少“规定”，“公共食堂”就是其中之一。

    在是年，似乎是当时领导农村工作的中央负责同，志主持起草了一个“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记得，我没有参加这个决议文件的起草工作。

    本来，我没有想到喳岈山去参观，因为毛主席要我同张春桥去一趟，就去了。当然，受到当地一些招待。

    似乎是住在我们对面的一位老头子，泄露出来关于“高产”麦田的秘密：那块所谓特别“高产”的麦地，是那几个爱作假的人在夜里趁大家睡觉的时候，搬运其他许多田里的大量麦子堆上去的。各地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大家看的集中地点是那早已收割的“高产”麦地，麦早已收了，可是不少的参观热心家却在那一块地里挖一把土带回去，作为纪念，或想作回去的“科学的试验”物。

    那里的干部可能觉到我的态度不如他们原来设想的那样高兴。他们一个负责人曾经问我有什么意见，是否有不对之处。当然，那时我还不能说出什么。

    没有几天，毛主席来电话指示，不要住太久。我们一些人在短短几天就离开了。

    此行对于张春桥来说，是异常兴奋的。因为是平生头一回奉毛泽东之命执行任务，何况与“大理论家”陈伯达同行；陈伯达的回忆却是平淡的，他对于这个来自上海的“秀才”并没有太留意。

    陈伯达回忆河南崦岈山之行中所说：“没有几天，毛主席来电话指示，不要住太久。我们一些人在短短几天就离开了。”毛泽东给他们打电话，是从郑州打来的。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泽东在郑州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领导参加的会议，后来被人们称为“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选择郑州作为开会的地方，是因为河南乃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源地，此次会议开始研究人民公社化运动所产生的一些“左”的错误。毛泽东要陈伯达、张春桥回来，为的是出席会议。

    陈伯达从嵖岈山一回来，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这次批评相当厉害。会议结束时所发的纪要中，有一段话是不指名批评陈伯达的：

    ……同时批评了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指出在社会主义阶段废除商品生产和等价交换是违反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的，中国的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现在不仅不能消灭，而且应该大力发展。人民公社应该在发展自给性生产的同时，多搞商品生产，尽可能多地生产能够交换的东西，向全省、全国、全世界交换。

    陈伯达受到毛泽东的如此严厉批评，相当狼狈。关于他为什么会受批判，他在晚年作了如下回忆：

    从嵖岈山到遂平县里那天晚上，一个会计（似乎很年轻）说了这样一件事：“我们这里出‘沙子’，用‘沙子’去武汉交换机器，这是‘产品交换’。”

    到郑州后，我和同去的张春桥见毛主席，当还没有正式汇报之前，作为闲聊，我说了那会计把沙子换机器叫做“产品交换”一事。毛主席一听，就马上插上我的话，说：“你主张‘产品交换’，不要‘商品交换’了！”

    其实，这是毛主席一时误会了。当时还没有开始正式汇报，我在那瞬间只是闲说那个“会计”的说法，并没有表示我主张什么。

    当然，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我也看过。但是，对这样极端复杂的问题，直到现在，我顶多只能开始进幼稚园长期刻苦学习，当时怎么可能信口开河呢。

    不知怎样的，毛主席当时对我说的话，竟然一传十，十传百，整个参加郑州会议的人都传遍了，我觉得大家都怕和我接近。我的确处于很狼狈的状态。有两位地方同志或许知道我当时说话的经过，到我的住处看一下我，那时真使我感激不尽。

    使陈伯达受到毛泽东批评一事，“一传十，十传百”，那是张春桥“发布”的“新闻”：坐在一侧的张春桥，把毛泽东对陈伯达的当面批评句句牢记，作为“新动向”向柯庆施汇报。消息很快从柯庆施那里传出，这倒诚如陈伯达所言，“一传十，十传百，整个参加郑州会议的人都传遍了”。

    在郑州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再次命陈伯达与张春桥同行，“会后出征”，前往山东范县。这又一次表明，毛泽东对于上海“新秀才”张春桥的看重。

    那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四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一三四期上，刊载的《山东范县提出一九六〇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那是山东范县人民公社党委（县委）第一书记谢惠玉，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在范县共产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万人大会上，作了关于范县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规划报告。《宣教动态》第一三四期刊登了这一报告的摘要。内中这么写及：

    “农业生产万斤化。规划提出一九六〇年粮食作物种植十五万亩，保证亩产二万斤，争取三万斤，共产三十九亿斤；棉花种植十五万亩，保证亩产籽棉一万五千斤，争取二万五千斤，总产二十二亿五千万斤；花生种植十五万亩，保证亩产五万斤，争取八万斤，总产七十五亿斤；甜菜种植五万亩，保证亩产三万斤，争取五万斤，总产十五亿斤。今年的水利要实现河网化。一九五九年全部土地田园化，灌溉自流化、标准化，一九六〇年达到灌溉电气化、自流化。到那时：田间耕作用机器，灌溉自流用电力；粮食亩产好几万，堆大敢与泰山比；棉絮开放似雪野，花生多得不用提；丰收一年顶百季，人人喜得了不的。”

    这一报告还说：

    “丰衣足食。到一九六〇年基本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分配制度。到那时：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毛泽东看罢，颇为兴奋，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六日写下批示：

    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三同志有意思前去看一看吗？行路匪遥，一周可以往还，会后出征，以为如何？

    毛泽东

    十一月六日上午九时

    张春桥两度受到毛泽东亲自“点将”，而且与陈伯达同行，这消息飞快地从郑州传到上海，张春桥的声望猛然看涨了。须知，陈伯达当年有着“理论家”的美誉，号称“中共第一枝笔”，资历比张春桥深得多，而毛泽东主席在批示中，居然把张春桥与陈伯达相提并论，这怎不意味着张春桥颇受领袖偏爱？

    于是，张春桥从中共上海市委委员晋升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于是，张春桥摆出了一副党的理论家的架势，不过，理论的权威，起码也得有几本著作……

    说来惭愧。这位“理论家”虽然属于早熟型的，早在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七日，他不过十五岁的时候，已经在山东《民国日报》的《中学生之部》副刊，发表了《春雨之夜》。这是他的“处女作”。二十多年来，不论是在济南，在上海，在延安，在晋察冀，他的笔没有停过，写了长长短短、五花八门的各种文章，可是，他的书，少得可怜：

    据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上海《社会日报》报道，《华北事变演义》一书的第三部《宋哲元在天津》，由张天翼、陈白尘、聂绀弩、张春桥四人执笔，当时正在写作之中。可是，后来并未见到出版。即使出版，他也只是第三部分的四个作者之一，何况并非“理论著作”；

    一九三八年，他在延安倒出过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书名为《在巩固和扩大中的陕北公学》，不过七十八页，而且附录中的两篇文章是别人写的，算不上“大作”；

    一九五四年一月，他访问苏联，写了一本小册子《访苏见闻杂记》，由华东人民出版社印行。不过，这只是本新闻通讯集，并不是“理论著作”。

    怎么办呢？

    他把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时的那些“棍子”文章，诸如《质问彭文应》、《杂谈帽子》、《看大学报有感》之类，凑足三十三篇，取名《今朝集》，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共一百七十八页而已。

    到了一九六〇年，他又把《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让大字报流芳百世》、《大跃进的风格》、《东风颂》、《“穷棒子”精神》之类杂文，四十篇，编成《龙华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共一百八十二页。

    至“文革”开始，张春桥的著作，也就是这么三四本小书罢了。

    他是个摇羽毛扇的角色。他擅长于在幕后出点子——特别是在他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之后。由他操纵的“金棍子”，在台前飞舞，征东讨西，打南扫北。此“金棍子”，便是姚文元。

    扶植“棍子”姚文元

    走笔到此，该向读者诸君介绍一下姚文元其人了。虽然笔者另有一部长篇传记《姚文元传》，专写姚文元及其父亲姚蓬子。但写张春桥，不能不在此扼要写一下他的“亲密伙伴”姚文元。

    前文已经交代，姚文元之父姚蓬子，浙江诸暨人，生于一九〇六年。一九二四年，他来到上海“四马路”——文化街，当编辑，写诗。不久他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潘汉年。一九二七年，由潘汉年作为介绍人，姚蓬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时，姚蓬子被举为执委兼总务部长。后来，他又成为中共特科联络，在潘汉年领导之下，从事秘密工作。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姚蓬子在天津做河北省交通员时，被国民党逮捕，押往南京。他在狱中叛变，成为叛徒，并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四日《中央日报》发表《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从此，他在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手下，充当文化特务。后来，又开设作家书屋，成为老板。

    姚蓬子有一子一女。儿子姚文元，女儿姚文华。

    姚文元于一九三一年出生在上海。一九四八年，姚文元在上海沪新中学高中理科二年级甲班读书时，经同班同学崔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解放后，姚文元担任上海卢湾区团委宣传部宣传干事，住在机关集体宿舍里。无巧不成书。卢湾区团委的集体宿舍在上海香山路二号，而张春桥的家在香山路九号，相距不过几十米！

    受父亲姚蓬子影响，姚文元从小就做着作家梦。咫尺之内，一箭之遥，住着堂堂的《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姚文元便去拜访。张春桥一听说是姚蓬子之子，也就打他的主意。因为当年张春桥也混迹于上海“四马路”，对于姚蓬子的劣迹一清二楚。他知道姚文元有“辫子”可捏在他的手心里，况且姚文元也“左”得可爱，这样的人，任凭本事再大，也翻不出他的手掌。于是，张、姚之间很早就有来往。

    一九五五年，“反胡风”运动开展之后，由于作家书屋出过胡风的书，姚蓬子与胡风有过许多年来往，被作为“胡风分子”嫌疑逮捕，押往北京。姚文元呢，因写了《论胡风文艺思想》一书，虽尚未交给出版社，但也受到牵连，陷入困境。在危急之际，张春桥帮助了姚文元；姚文元仗着自己“精熟”胡风思想，来了个“反戈一击”，批起胡风来了。张春桥以《解放日报》为之撑腰，从一九五五年五月七日起，短短十天之内，连发姚文元的四篇批判胡风的文章，使姚文元成了“反胡风英雄”。这可以说是张姚第一回合作。

    张姚的第二回合作，是在一九五七年夏天。当张春桥从柯庆施那里得悉要“反击右派”的消息，立即转告姚文元。姚文元匆匆地赶写了《录以备考》一文，发表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的《文汇报》。

    当时天天在注视着《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的毛泽东主席，看到姚文元的《录以备考》，非常赞赏，嘱令《人民日报》于六月十四日在头版转载，还配发社论《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

    于是，《录以备考》成了姚文元的“成名作”。年纪比张春桥小十四岁、由张春桥扶植起来的“新秀”姚文元，反而比张春桥更早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从此，姚文元对张春桥言听计从，成为张春桥的打手——犹如当年的狄克成了崔万秋的打手。张春桥要写什么批判文章，往往由他动口，姚文元动笔。点子，张春桥出；文章，姚文元写。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当《解放》半月刊在上海创刊，经张春桥提议，柯庆施点名，姚文元调入这家中共上海市委理论刊物，担任编辑部的文教组组长。姚文元更加起劲地挥舞棍子，批冯雪峰，攻丁玲，轰巴金，斥艾青……一时间威震中国文坛。张春桥呢，乐得让姚文元冲锋陷阵，出头露面，他充当幕后导演。正因为这样，姚文元的文章连篇累牍，而张春桥只有那两册杂文集而已。

    当《解放》半月刊停刊之后，张春桥安排姚文元到《解放日报》担任编委兼文艺部主任。但是，他又关照《解放日报》社领导，不要让姚文元陷于编务，文艺部可由副主任李家健具体负责，姚文元要“超脱”，以便能抽出时间多写点文章。

    这样，姚文元不断地在《解放日报》、《文汇报》上发表文章。他的文章被看成“有来头”的文章——来自柯庆施，来自张春桥。用张春桥的话来说：“在报纸上，姚文元出面，比我们方便。”

    上有柯庆施作为靠山，下有姚文元为棍子，张春桥不可一世，正欲称霸于上海文艺界，谁知遇上了一个敌手——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其五，欲除之而后快……

    干掉陈其五

    陈其五年长张春桥三岁，是个“老宣传”，与张春桥旗鼓相当。

    瘦削，文弱，看上去陈其五连走路的步子都很慢，但是一旦走上讲台，他就显示出宣传部长的本色：思路清楚，讲话富有逻辑……

    其实，他不姓陈，名字也不叫其五。

    一九三五年，“一二·九”学生运动在北平爆发时，有个非常活跃的人物，名叫刘毓珩。这个二十一岁的青年，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在学生运动中成为学生领袖——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全国学联副主席。

    一九三八年二月，刘毓珩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受刘少奇的派遣，前往国民党卫立煌部做地下工作。

    “你的名字要改一下。”刘少奇提醒他，“国民党对你的名字太熟悉了。”

    “改什么好呢？”他问。

    “你母亲姓什么？”刘少奇问道。

    “姓陈。”

    “那就取一个封建一点的名字，不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刘少奇思索了一下道，“就叫‘陈其五’吧。‘五世其昌’嘛！”

    这样，刘少奇给他改了名字。从此以后，“陈其五”叫开来了，以致他的真名刘毓珩几乎很少为人所知。就连他的子女，也都姓陈。

    在解放前，陈其五历任新四军团政委、四师政治部宣传部长、华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第三野战军前委委员、政治部宣传部长兼新华社华东前线总分社社长、华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当杜聿明部队陷入重围，那篇以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名义发出的广播稿《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初稿便出自陈其五手笔。后来经毛泽东审阅，作了几处修改，发出。此文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在“文革”中，《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是“牛鬼蛇神”们“天天读”的“课本”，就连被打入“牛棚”的陈其五也要背诵此文，实可笑也！近来发现此文最初的手稿，下面有两种笔迹，毛泽东的笔迹人们一望而知，那是作了几处修改留下的，而通篇的笔迹是陈其五的。

    一九四九年五月，当陈毅率第三野战军攻下大上海时，陈其五也参加了战斗。上海一解放，陈其五便担任上海市军管会军事接管委员会政治部宣传部长……

    陈其五在上海宣传、教育、理论、文艺各界，有着颇高的声望。而他的政治见解又恰恰与张春桥迥然不同。很自然的，他成了张春桥的劲敌。

    张、陈面和心不和已久。到了一九六二年五月九日至十六日的上海市第二次文代会期间，矛盾尖锐化了。

    会议之前两个月——三月二日至二十六日，文化部、中国剧协在广州召开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即“广州会议”。三月二日，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即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三月六日，陈毅亦作长篇讲话，声言“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提出应“脱帽加冕”。

    柯庆施对周恩来、陈毅的广州讲话持异议，不许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传达，而陈其五却上台传达了周恩来、陈毅的讲话。于是，代表们对上海文艺界的“左”的倾向，大加声讨。特别是巴金，毫不客气地把“姚棍子”批了一通。巴金尖锐地说：

    “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固然我不会看见棍子就缩回去，但是棍子挨多了，脑筋会给害坏……”

    “棍子决不会自己消灭，我们也无法要求那些用棍子推销框框的人高抬贵手，检讨、沉默和懦弱都解决不了问题……”

    巴金把“姚棍子”称为是“专门看风向、摸‘行情’的‘批评家’”，声言他“并不是作家的上级”！“我们国家并没有这样一种法律，指定批评家比作家高一等”！

    巴金讲毕，全场爆发暴风雨般的掌声。这掌声，充分表达了作家们对于姚棍子的愤怒。陈其五走过去，紧紧握着巴金的手，激动地淌下热泪。

    陈其五是个直性子的人。当场，他对巴金的讲话，大加赞赏，说道：“巴金的讲话，有充沛的革命感情，充满了一个作家的责任和良心，使我感动得流泪！”

    打在姚文元身上，痛在张春桥心里。张春桥咬牙切齿道：“整人要有机会。陈其五，你等着吧，非给你一点颜色看看不可！”

    机会终于来临。四个月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发出了著名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他提醒人们，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柯庆施从北京开会回来，要在上海寻找阶级斗争的“靶子”，“谋士”张春桥马上把整陈其五的材料，摊在柯庆施面前。于是，张春桥便借助于“阶级斗争”，要除掉自己的眼中钉、肉中刺了。

    一九六二年冬天，上海奇寒。陈其五步入上海思想工作会议会场时，只觉得有点冷，却没想到张春桥在会上对他发动了突然袭击。一时间，他一下子成了上海“阶级斗争”的靶子。他中箭落马了……

    张春桥取胜，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不久，张春桥召开上海宣传系统党员大会。他以部长的身份，宣读中共上海市委的决定：“撤销陈其五的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职务，给予留党察看两年处分。”

    又过了几个月，干脆，开除了陈其五的党籍！

    从此，陈其五被逐出上海，“发配”到江苏扬州，在江苏农学院当个教务处副处长。

    陈其五的老战友们，实在看不下去，向党中央反映意见。无奈，张春桥依仗着柯庆施，已有恃无恐了。张春桥双臂交叉在胸前，哼了一声，冷冷地说道：“不管你北京南京，将军元帅，就是要叫你陈其五永世不得翻身！”

    在扬州，陈其五写下了悲愤满腔的六言诗：

    冷落门前车马，

    新桑碧柳低垂。

    莫道幽居寂寞，

    举头可望青天。

    在“文革”中，陈其五倍受苦难，是可想而知的。张春桥整人，总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一九六八年，趁着“打击右倾翻案风”，张春桥提醒人们：“陈其五并不是死老虎！”

    于是，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七日，《文汇报》以“本报编辑部”名义，发表两大版的长文《陈其五在为谁翻案》，又把陈其五批了一通。这篇文章一开头，那口气便咄咄逼人：

    “陈其五何许人也？旧上海市委宣传部党务副部长，周扬的死党，霸占上海思想、文化领导岗位多年的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道道地地的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就在柯庆施同志亲自主持下对他进行了批判，并且罢了他的官，撤了他的职，把他开除出党。”

    “某些天真的人们一听，会说：啊！原来是一只‘死老虎’。不对！陈其五不是死老虎，而是一条虽已落水却总想重新爬上岸来咬人的疯狗。他被革命人民揪出之后，非但从来没有任何低头认罪的表示，而且随时都在准备翻案，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时刻准备突然在某一个早上向革命人民猛扑过来，咬人，吃人。为了表示这种反革命的决心，他特地从一具也曾被罢过官的封建僵尸于谦那里拎来了一首黑诗，疯狂的叫嚣：‘粉身碎骨全不怕，留得清白在人间。’这是一个多么死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啊！……”

    这篇经过张春桥亲自审定的长文，列举了陈其五的种种“反动言论”。今日以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倒正是证明了陈其五的“反动言论”全然没错。原文摘录于下：

    “他恶毒地咒骂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三面黑旗’，胡说什么总路线‘从头到尾有错误’，大跃进是‘大破坏’，人民公社弄得‘十室九空’，声嘶力竭地鼓吹‘三自一包’，宣扬‘分田到户’……”

    “他猖狂地叫嚣‘胡风问题现在尚未定案’，扬言要‘把宣传系统下放在农村的右派分子，都调上来工作’，真是起劲得很哪！”

    文章当然不忘陈其五对“姚棍子”的那些批评，要清算这笔账：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姚文元同志对反革命的文艺黑线、黑网，进行了顽强的战斗。就为了这一点，陈其五对姚文元同志恨之入骨，疯狂围剿，恶毒地咒骂姚文元同志‘简单粗暴’，是‘棍子’、‘框框’。这种攻击，到一九六二年，更达到了高峰……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要做革命的棍子，专门痛打你们这一小撮死硬的阶级敌人。”

    如此看来，“棍子”之称，连这些“无产阶级革命派”也承认，只不过要加“革命”两字，成为“革命的棍子”！这种“大批判”文章，今日看来，实在令人哈哈大笑。

    文章提到了张春桥，用了这样的词句：“一直坚定地支持姚文元同志战斗的张春桥同志”。张为姚之后台，讲得最明白不过了。

    文章也谈到，打倒陈其五是颇为不易的。“用陈其五自己的话来说，他所以敢于如此猖狂地进行反扑，就是因为‘上面还有人同情我’，‘下面还有群众基础’”。文章开列了为陈其五“翻案”的“上面的人”的名单：刘少奇、陈毅、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江渭清，说他们“一直对抗柯庆施同志的指示”。文章特别提及，“陈丕显就曾经偷偷地召见陈其五，要他‘再回到党内’，‘两三年不行就四五年、七八年’”。

    张春桥能够面对那么多“上面的人”，打倒了陈其五，足见他在一九六二年已经具备相当大的能量。

    自从干掉了陈其五这个“心腹大患”，张春桥独揽上海的思想、文化领导大权了。

    此后不久，张春桥升为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到了一九六五年，升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成为上海举足轻重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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