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客人”把上海视为“基地”

    一九六三年一月四日下午，上海延安西路二〇〇号——文艺会堂，人头攒动。上海元旦联欢会，正在那里举行。

    当年张春桥为之写过《济南话剧界欢迎熊佛西先生记》的那个熊佛西，已是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了。熊佛西主持联欢会。当他宣布：“现在，请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柯庆施同志讲话。”全场响起了掌声。

    这一回，柯庆施所发表的，并非应景讲话。他利用这一次对上海文艺界讲话的机会，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具有独创性的口号：“大写十三年！”

    柯庆施说：

    “最近看了话剧《第二个春天》、电影《李双双》，还听人说过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这些戏写的都是解放以后十三年来的现代生活，这很好，很值得提倡。”

    说了这么一段话之后，柯庆施加以发挥道：

    “解放十三年来的巨大变化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在这样伟大的时代、丰富的生活里，文艺工作者应该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反映伟大时代的作品。”

    本来，这样一段话，也没有什么大错。但是，他继续加以发挥，那就走向了“左”的极端：

    “今后在创作上，作为领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我们要大力提倡写十三年——大写十三年！”

    文学艺术的创作领域，本来是无比宽广的。柯庆施的“大写十三年”，一下子把历史题材以至革命历史题材，全都一刀砍光。不光是“古人”、“死人”不能写，连“活”的“洋人”也不能写！

    一九六三年一月六日，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都刊登了柯庆施的讲话。他的“大写十三年”的片面口号，立即遭到周扬、林默涵、邵荃麟等人的坚决反对。张春桥急急地找姚文元，你一条，我一条，拼拼凑凑，写了篇《大写十三年十大好处》的文章。

    柯庆施的讲话，引起了上海的“女客人”的注意。

    “女客人”虽然住在北京中南海，却常常不声不响地往上海跑。她来来去去，行踪惟有中共上海市委交际处、上海铁路局公安处和上海锦江饭店保卫处知道。她从不坐飞机，为的是怕从半空中摔下来。她来去总是坐京沪特快列车，而且总是包一节软卧，供她和几位随从乘坐。一节软卧车厢，寥寥数人而“卧”。她宁可让别的铺位空着。她喜欢要这么大的“派头”。

    她一到上海，就住在位于市中心茂名路上第一流的锦江饭店。这座由原先的华懋公寓与茂名公寓组成的宾馆，是她当年在上海滩的时候所非常熟悉的。她住进豪华客间，从不轻易露面。

    此人便是江青，亦即当年上海滩上的电影演员蓝苹。为了替她的行踪保密，上海有关部门为她取了代号——“客人”或者“女客人”。

    “女客人”常常来上海，最初是为了治病。她的病颇多，诸如神经官能症、慢性胆囊炎、急性膀胱炎、植物性神经系统病症等。虽然北京也有着第一流的医生和医院，她偏喜欢上海——这座城市曾给她的人生历程打上深深的印记，她最浪漫的一段时间是在这里度过的。

    她是一个生性好强、不甘寂寞的女人。当年，二十来岁的她，闹得上海滩沸沸扬扬，大报小报登满她的“明星”生活以及跟唐纳、章泯离离合合、打打闹闹的新闻，已经最充分不过地显示「她的个性。

    无奈，在延安，在她成为“第一夫人”的时候，组织上告诫过她，不参与政事，她也一口答应。好不容易，她在那里捱过了漫长而寂寞的日子。她自己也明白，新来乍到，羽毛未丰，无法染指党政大事。

    进入北京之后，她探头探脑，要管点“闲事”了。

    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一日，“电影指导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委员有周扬、陆定一、蒋南翔、丁玲、邓拓、阳翰笙、田汉等文艺界名流。她挤了进去，也当了个委员。她并不想当个徒有虚名的委员。她试着管点“闲事”。据她自己后来回忆，她曾“力排众议”，不怕“光荣地孤立”，在电影指导委员会的会议上“多次提出批判《清官秘史》”。结果，谁也不予理睬，简直气坏了她。

    一九五一年，她只身出过一回风头。那年二月，《武训传》在全国上映。她对周扬说：“《武训传》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动影片。”周扬不以为然，竟顶撞了她：“你这个人，有点改良主义没有什么了不起嘛！”

    到了这年五月二十日，事情变得不那么简单了，因为这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应当重视武训传的讨论》。显然，天平的砝码倾向了江青一边。

    江青趾高气扬了。她第一次露面，率领“武训历史调查团”，前往山东堂邑一带，进行了一个来月的调查。据她说，她冲破了周扬派去的秘书钟惦菜等人的重重“阻挠和破坏”。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人民日报》连载江青亲自写的《武训历史调查记》。这是江青赢得的第一次胜利。

    她一次次参加电影指导委员会的会议，一次次进行“指导”。正当她欲大展宏图之际，却于一九五二年二月病倒了，不得不去疗养。

    在疗养中，她仍想重返政治舞台。一九五四年九月中旬，她曾忽地来到《人民日报》编辑部，找周扬、邓拓、林默涵谈话，透露了来自毛泽东那里的消息：毛泽东十分赞赏刚出版的《文史哲》杂志上两个小人物即李希凡、蓝翎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要求《人民日报》转载两个小人物的文章。

    周扬嗯嗯了一番，送走了江青。江青天天翻《人民日报》，一个来月过去，居然毫无动静，显然，周扬没有把她的意见放在眼里。

    十月十六日，再度发生重大转折：毛泽东主席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的同志，写了一封著名的信，即《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批评了周扬这样的“大人物”，支持了李希凡、蓝翎两个“小人物”。

    毛泽东主席的信中提及：“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这里所说的“有人”，正是指江青。

    十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意见，刊登了署名“钟洛”的文章《应该重视对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

    江青第二次又获得了胜利。

    紧接着，她病了。一病，就是七年——从一九五五年病到一九六二年。病中，她只是挂着“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和“文化部电影局顾问”这样两个空头官衔。用她自己的话来说，“中间，有几年我害病，为了恢复健康，医生要我参加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这样，我就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问题。哎呀，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大啦！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的形象……”

    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江青在北京看了京剧《海瑞罢官》。她决心再一次涉足中国的政治舞台——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

    一九六二年九月，她约见了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个正副部长，“指出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的严重问题”。跟前两次一样，部长们并没有听进她发出的“警告”。如她所形容的，叫做“充耳不闻”。

    正在这个时候，她听到了柯庆施在上海发出的“大写十三年”的崭新口号，与她不谋而合。

    于是，“女客人”又一次南下，住进上海锦江饭店。这一回，她不忙于治病，也不忙于调看内部电影。二月下旬，她把柯庆施请到了锦江饭店。

    柯庆施带来了他的政治秘书张春桥。

    说实在的，张春桥对她并不陌生。当年，崔万秋常常跟他说起蓝苹。他从报纸、画刊、电影中，早就认识这位“影星”。他知道她是一个心眼儿小又很高傲的女人，在她面前须倍加小心。

    她对张春桥呢，虽说当年同在上海滩，而且说不定还在崔万秋家见过这个穿蹩脚西装的狄克，不过她的眼界甚高，是不大会记得住这样的小人物的。何况，张春桥也尽力假装不知她的底细，一字不提三十年代的往事。他明白，那已成了她的心上的一块疮疤。

    在柯庆施的介绍下，她与他握了一下手，算是结识了。

    那天的谈话，差不多只在江青与柯庆施之间进行。张春桥只在一旁聚精会神地听着，脸上一直保持着微笑的姿势。

    “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江青当面恭维柯庆施，“柯老，我们对文艺界的看法，可以说完全一致！”

    “我们的见解一致，是因为我们都是以主席的思想作准则。”柯庆施说了一句非常得体的话。

    张春桥在一旁细细观察着。他发觉，江青依然保持当年蓝苹的风度，口若悬河，不断地做着手势，常常放声大笑，是一个无拘无束的女人。

    那天，江青漫无边际地说了好多好多。擅长于归纳的张春桥，把她的见解归为三点：

    第一，她要“破”，也就是批判。她要批《海瑞罢官》，要批《李慧娘》，要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

    第二，她要“立”，也就是提倡现代戏。这一回，在上海看了沪剧《红灯记》，觉得很不错。只是沪剧的地方性太强，观众面狭窄，她想改成京剧，推向全国；

    第三，上海比北京好得多。上海有柯老挂帅，可以成为她的“基地”。今后，她要常来上海，不是为看病而来，是为建设“基地”而来。

    这一次与江青会面，对于张春桥来说，是历史性的。从此，江青的印象之中，有了张春桥。

    在“女客人”坐着软卧包厢离开上海之后，一颗信号弹从上海《文汇报》升起。

    那是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上海《文汇报》刊载了一篇题为《“有鬼无害”论》的文章，署名“梁璧辉”。这是根据江青的旨意，和柯庆施一起组织，张春桥参与密谋，在上海打响的批判“三家村”的第一炮。

    “梁璧辉”何许人？俞铭璜的化名。

    《“有鬼无害”论》批谁？批孟超的《李慧娘》，批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

    孟超，江青的老乡——同是山东诸城县人。他比江青大十二岁。早在一九二四年，孟超就来到上海，在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开始写诗、散文，并参加革命，参加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他在北京的人民美术出版社担任创作室副主任、幻灯编辑室主任。

    一九六一年《剧本》第七八期，发表了孟超写的昆曲剧本《李慧娘》。与此同时，北京开始演出《李慧娘》。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北京晚报》发表了廖沫沙的文章《有鬼无害论》，赞扬了昆曲《李慧娘》。

    作为同乡，江青不仅熟知孟超其名，也了解他的家世。自然，孟超的《李慧娘》的上演，引起了江青的注意。江青给这出历史剧“上纲”，认为是“借厉鬼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她看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认为是为“毒草”叫好，应该一起批！

    最初，江青想在北京找人支持她，发表批判孟、廖的文章。无奈，北京并非她的“基地”。彭真是北京市市长，吴晗是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廖、邓后来被称为“反革命的三家村”，彭真被说成是“三家村的黑后台”。面对北京那样的阵营，江青当然无法开展她的“批判”。

    她来到上海，发觉有柯庆施那样的市委书记兼市长，有张春桥那样的谋士，有姚文元那样的棍子，她得到了支持。正因为这样，她所组织的第一篇批判文章，成功地在上海登出来了。这是她与柯庆施、张春桥第一次“协同作战”……

    关于这第一篇批判文章，江青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把她的“认识过程”谈得很清楚：

    “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觉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太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政治倾向反动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批评的权利，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如今，人们一提及“文革”，便会提及姚文元的那篇《评新编历史剧》，而这篇梁璧辉的《“有鬼无害”论》鲜为人知。其实，真正的“前奏曲”，是这篇《“有鬼无害”论》。正是《“有鬼无害”论》的成功发表，使江青把她的“争取批评的权利”的希望寄托于上海，这才有了第二篇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

    “两出戏的书记”

    新鲜，新鲜，身上没有一个“音乐细胞”的张春桥，忽然借起电唱机、录音机来了。

    新鲜，新鲜，在上海的“中南海”——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宿舍张春桥家里，忽然传出一阵阵唱京戏的声音。

    就连西皮、二黄也分不清楚的张春桥，忽然成天价守在电唱机、录音机旁，闭着双眼，歪着脑袋，用手在膝盖上打着拍子，在那里细细听着《霸王别姬》、《打渔杀家》、《群英会》、《三岔口》。

    恨只恨，当年的狄克怎么只顾骂鲁迅，不去学几句京戏？如今，只好“临时抱佛脚”了。

    古人曰：“上有所好，下必效之。”打从“女客人”那里得知她要“立”，要搞“京剧革命”，要抓“京剧现代戏”，张春桥就马上意识到：赶紧学点京剧！

    结识“女客人”之后，张春桥发觉，一旦得到她的青睐，飞黄腾达指日可待。她是比柯庆施更好的“梯子”。投其所好，顺着她的所好在上海抓“京剧现代戏”，显然是一条接近她的捷径。

    不过，她的“语言”，张春桥几乎听不懂：

    “四平调轻飘飘的，无论如何不要用那个玩艺儿。”

    “我对西皮有点怕。”

    “反二黄低沉，如果达不到激昂，就有损革命英雄形象。”

    “昆曲、吹腔、高拨子，最好不用，群众不愿听，你们不知道？”

    这一连串的“行话”，使张春桥如坠云雾之中。他不得不学习京剧ABC——这一回，可千万不能闹当年乱标古书的笑话！

    须知，早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北平的《晨报》上，便登载过这样的广告：“山东王泊山昆剧团来平，李云鹤演出《玉堂春》。”十七岁的李云鹤，后来成为蓝苹，后来又成为江青。她自幼在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学评剧、昆剧。只有懂得她的“行话”，才能与她有着共同的语言。一个门外汉，张春桥费煞苦心，突然狂热地钻研起京剧来了……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晚上，江青悄然步入上海愚园路二一八号的红都剧场，看了上海爱华沪剧团演出的《红灯记》，感到满意。她从十二个同类剧本中，选中了爱华沪剧团的本子，决定改编为京剧。本来，这是张春桥很好的为她效劳的机会。可惜，当时的她对张春桥还是初识，竟把这道地的“上海货”交给了北京的中国京剧院去改编。张春桥知道了，连连顿足，深为遗憾。

    关于这个过程，江青曾这样讲述过：

    “为《红灯记》我是化了不少心血的。我为了想查明这个故事是虚构还是写实，曾到处打听作者的地址。想和他谈谈，就是找不到，我真怕作者用了真姓名而又未搞清事实。假如这个剧本竟为叛徒立了传，那可怎么办？单是这件工作，就占去我很多时间。其他关于剧本处理方面的，就不说它了。”

    “对这个剧本（爱华沪剧团的演出本），就是既喜欢，又不喜欢。喜欢它，是因为它写好了几个革命的英雄人物；不喜欢它，是因为它还不是从生活出发的，没有写清楚当时的典型环境。可是，我看了很多同一题材的不同剧本之后，感到还是爱华沪剧团的本子好。其他有的剧本，对人物简直有很大歪曲，使我看了一半就想走开。所以，决心把这个戏介绍给中国京剧院。……”

    张春桥刚刚失了一个“球”，紧接着又失一“球”！

    那是在一九六三年秋，江青又看中了“上海货”——沪剧《芦荡火种》，却推荐给北京京剧一团去改编京剧《沙家浜》。不仅如此，为了帮助北京京剧一团排演好《沙家浜》，江青还把演出《芦荡火种》的上海人民沪剧团请到北京去！

    张春桥连失两“球”，着急了。他对江青说：“上海不光是‘破’，也能‘立’呀！江青同志，给上海交任务吧。我一定把上海的京剧界组织好。”

    终于，江青给张春桥交任务了。江青又来上海了。那是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二日，上海举行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时。用当时的宣传词句来形容，这次观摩演出是“在柯庆施同志领导下，在江青同志关怀下”举行的。

    柯庆施在会上，慷慨激昂，讲话的口气是非常硬的：

    “我们的戏剧工作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很不适应”，“对于反映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和斗争，十五年来成绩寥寥，不知干了些什么事。他们热衷于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戏剧，热衷于提倡洋的东西、古的东西，大演‘死人’、‘鬼戏’。所有这些，深刻地反映了我们的戏剧界、文艺界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

    柯庆施如此有恃无恐，敢于断言戏剧界“十五年来成绩寥寥”，是因为十多天前——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主席在柯庆施送去的《关于上海举行故事会活动》的材料上，写了一段至为重要的批示——也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两个批示”中的一个。这个批示，三年后成为发动“文革”的“理由”之一：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在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中，江青走到哪里，张春桥跟到哪里。张春桥把江青请到了上海京剧院，“指导排演”《智取威虎山》。

    这么一来，《智取威虎山》打上了“江记”印戳，成为上海第一出由“江青同志亲手培养的革命样板戏”。

    张春桥乐了，上海也终于有了“样板”。

    紧接着，一九六四年冬，江青在上海看了淮剧《海港的早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江青对张春桥说：“《海港的早晨》也可以改编成京剧嘛！”

    哦，第二个任务也下达了。

    张春桥抓《智取威虎山》，抓《海港》，在上海树起了两块“江记”样板戏。

    张春桥因此博得一个雅号：“两出戏的书记”！

    江青克了张春桥一顿

    张春桥抓“样板戏”之“乐”、之“甜”，是人所皆知的：张春桥正是借助于这条捷径，迅速地接近了“第一夫人”，博得了她的好感，从此扶摇直上。

    可是，内中的苦、酸、辣，却是外人莫知。向来守口如瓶的张春桥，大约是太累了，大约是太烦了，偶然地吐露真言。

    那是张春桥的一位熟友，回忆往事，对笔者谈及有趣的一幕：

    康平路，他遇见多日未见的张春桥。

    他拍了拍张春桥的肩膀：“老兄交鸿运啦！”

    “唉！”张春桥竟喟然长叹。

    “怎么，还叹气？”他感到奇怪。

    “一言难尽，太累了！”面对老朋友，张春桥这一回并不掩饰。

    “日夜写文章？”他问道。

    “不是写文章，是做记录。她的每一句话，我都要记下来。特别是在看戏的时候，她喜欢看到哪里说到哪里。剧场里那么暗，我记的时候看不见字，回家以后要重新整理，怎么不累？”张春桥叹毕，忽然意识到什么，马上闭紧了嘴，急匆匆走了……

    倘若当年他不对老朋友说出这番真话，今日的人们恐怕很难想像张春桥那时候的苦、酸、辣。

    “女客人”是个咋咋呼呼的女人。她的话，一天可以装一箩筐。她随时随刻都要发表“指示”，而她的“指示”又往往那么琐碎，那么拉杂，从演员的衣服上要不要露出一点儿棉花，到背卡宾枪呢还是拿“三八式”，她全要发表“指示”。而她又是一个喜欢耍脾气的女人，一旦她发过的“指示”，没有照办，哪怕是她提出的门帘上多打一块补丁的“指示”没有照办，她都要发火，要训人。

    伺候这么个“女客人”，真的，把张春桥弄得苦不堪言。

    她，“淌着心上的血”，“培育”着“革命样板戏”。张春桥这位“两出戏的书记”，笔不离手，本子不离手。只要她讲一句，他就记一句。每一回，张春桥向京剧院传达“江青同志指示”的时候，总是详详细细，一字不漏。

    也真“难为”张春桥，在笔者所看到的各“样板戏剧团”整理的“江青同志指示”中，惟有张春桥亲自整理的那几份最为详尽。

    张春桥所整理的《江青同志对京剧的指示》，长达万言，几乎达到“有言必录”的程度：

    “舞台调度，杨子荣一上来就来了个武生的亮相，这样不好。应该跟着锣鼓点子上来，把相亮在报告、敬礼的地方，灯就打在他脸上。”

    “在李妻被土匪打死的时候，老太太要用低的声音喊出‘孩子他娘……’，这要过硬，声音低，又要送到最后一排观众的耳朵里。不能大喊大叫。”

    “杨子荣可以从容的脱掉大衣。脱大衣要注意方法，不能随便一放，杨子荣可以搞一个姿势，表现隐蔽自己。”

    “白茹要争着去救孩子，可以用葡萄糖和炒面，给孩子吃。”

    “演员中没有一个搓手表示天气冷的。”

    “小分队要改名字，小分队是苏联的称号，当时东北常用的是剿匪队或追剿队。”

    光是“有言必录”、“句句照办”还不行。江青常常坐一个主意，站一个主意。昨儿个这么说，今儿个那样讲。辛辛苦苦，战战兢兢的张春桥，少不了挨她的克。

    难忘，难忘。《智取威虎山》折腾了一年多，江青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再一次看了，竟批评起张春桥缺乏“牛劲”，使张春桥捏了一把汗！

    江青那天的讲话记录，依然是张春桥整理的。她对上海“基地”的批评，火辣辣的：

    “上海是一个战略重地，各方面进步很大，上海人民是有革命传统的，但是，京剧弄不好，恐怕是：”

    “一、劲头用得不对；”

    “二、发现了问题，不能及时改；”

    “三、缺少点牛劲。”

    “我是外行，但是还有点牛劲，要坚决贯彻党中央文艺方针政策、毛泽东思想。不达到目的，难下火线。医生命令我休息，可是放不下心……”

    “《智取威虎山》的问题是一平，二散，三乱。要收缩。去年看还满新鲜，今年看，不新鲜了……”

    唉，唉，去年六月，毛泽东主席和江青看了《智取威虎山》鼓了掌，说了好，和剧团合了影，张春桥开心。今儿个怎么“不新鲜”了？！她的讲话的口气，是那么的不满意。张春桥的脊背都冰凉了！

    要知道，在那光度不足的剧场里，她一边看《智取威虎山》，一边喋喋不休地品头评足。那每一句话都变成文字，记在张春桥的本本上。她的每一条“指示”，张春桥都坚决照办。怎么又落了个“发现了问题，不能及时改”？！

    过了四十天——一九六五年六月七日，江青在上海看了京剧《海港》。

    十一日，江青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接见了剧组，又是泼了一通冷水，把张春桥弄得晕头转向。她的话，把人吓得汗毛都竖了起来：

    “戏走了弯路，音乐听了四段，觉得喧宾夺主，细看下来，距离淮剧太远。我很纳闷，同志们说尊重我的意见，可实际上却又不照我的意见做。其实我的意见很明确，曾和春桥同志谈过……”

    听到这里，张春桥的脑袋嗡嗡作响了。她的话已再明白不过，跟你“春桥同志谈过”，你“却又不照我的意见做”！

    她像扫机关枪似的，一连串的批评：

    “布景像鸡窝，没有一点黄浦江的气概。”

    “主角树得不够。”

    “金树英（引者注：也就是后来的“方海珍”）是个雷厉风行的人，怎能那样笑眯眯的样子！服装也不朴素，头发也不像样子。距离人物十万八千里，怎能谈到豪情壮志！”

    “首先是剧本问题！”

    “我想听听同志们的意见，为什么把戏搞成这样？这个戏把我搞得糊涂得不得了！”

    江青这两次发威，把“两出戏的书记”吓懵了！

    天知，地知，张春桥心中的苦闷，倘若不是那天偶尔在老朋友面前泄露了一点点，有谁知晓？！

    张春桥最为苦闷的是，他失去了他在上海的靠山——柯庆施。江青无论在批评《智取威虎山》还是《海港》的时候，都怀念刚刚逝世的柯庆施：

    “柯庆施同志应该永远纪念他，他始终是站在第一线的。”

    “你们一定要搞出样板来，才对得起上海人民，才对得起党，对得起去世的柯庆施同志。”

    柯庆施之死

    柯庆施的溘然而逝，对于张春桥来说，忧喜各半：柯庆施一向是张春桥强有力的支持者，他的死，使张春桥失去了背后的支柱；但是，也正因为失去了柯庆施，江青“建设”上海“基地”，就倚重于张春桥了，于是，张春桥取代了柯庆施，以致后来借助于“一月革命”成为上海的“第一把手”。

    柯庆施的死，非常突然。

    一九六五年四月十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播音员低沉的声音，在全国成万上亿台收音机里响着：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讣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沉痛地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柯庆施同志因患重病治疗无效，于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在成都逝世，享年六十三岁……”

    在这里，需要插叙一句的是：一九七六年十月，当张春桥下台前夕，他所担任的职务，竟与柯庆施去世时的职务一模一样！其中，只是因为“文革”中取消了“中共中央华东局”，故张春桥没有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之职；另外，“上海市市长”则改换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其余一字不差。正因为这样，说张春桥取代了柯庆施，这“取代”两字是非常准确的。

    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柯庆施去世消息的当天，《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柯庆施遗照和中共中央讣告。

    此后，新华社连日报道为柯庆施举行的隆重的追悼仪式：

    十一日中午，一架专机载着柯庆施骨灰盒，由成都飞抵北京。

    十三日上午，首都各界一万三千多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公祭柯庆施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主祭。

    同日下午，上海万人追悼柯庆施。大会照片上，最醒目的地位站着当时正在上海的林彪。他脱掉帽子，露出没有一根头发的秃头。在林彪右首，隔着好几个人，站着满脸哀容的张春桥。

    同日，华东六省——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分别在各自的省会，为柯庆施举行了追悼会，出席者有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和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方志纯、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

    可以说，柯庆施的追悼仪式，够隆重的了。

    一九六五年五月八日，柯庆施之子柯六六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忆爸爸，学爸爸，做坚强的革命接班人》一文，是当时报刊上惟一透露了柯庆施之死点滴情况的文章：“您这次得病，来势非常厉害。当您处在昏迷状态时，谈话已很不清楚了，但您还是关心着国家大事，还在断断续续地询问工作情况……”

    其实，柯庆施在一九六四年已发现患肺癌，在上海华东医院动了手术，切除了有癌的肺叶。不过，当时柯庆施的病作为“绝密”的消息，连“柯办”的几个工作人员都不知道！

    切除肺癌之后，柯庆施的身体已很虚弱。一九六五年春，嫌上海太冷，他到广州疗养，然后又应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和正在成都休养的贺龙之邀，于三月二十三日前往成都。

    一九六五年四月五日，正值清明节。中共四川省委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在晚上设宴，招待正在成都的朱德、贺龙、柯庆施。

    席间，有人提议，男宾、女宾分桌，夫人们另开一桌。于是，柯庆施夫人于文兰坐在女宾桌那边去了。柯庆施大笑：“今天解放了！”本来，柯庆施有病，只能吃清淡软食，忌油腻，夫人遵医嘱，很注意“管制”他的饮食。那天，柯庆施一“解放”，尽兴而食，从晚六时人宴，至晚九时才回招待所卧室。

    柯庆施回屋后，看了些文件。临睡前又吃了一把炒花生米。

    夜十二点多，柯庆施腹痛。柯庆施保健医生胡某马上前来诊治。

    凌晨二时多，胡某挂长途电话给上海高于医院——华东医院院长薛邦祺，通报了柯庆施的病情。

    清晨六时，因柯庆施病情加重，柯庆施秘书打长途电话给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要求火速派上海医护小组前来诊治——虽然四川医生已守候在柯庆施床前，但柯庆施宁肯相信上海医生。

    当天中午，一架专机载着第一流的上海医疗小组，由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领队，飞往成都。

    经过几天的抢救无效，柯庆施于四月九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去世。

    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吴阶平教授专程从北京飞往成都，主持抢救工作。在柯庆施死后，又主持了柯庆施尸体解剖和病症研究。经北京、上海、四川三方医师共同论定：柯庆施死于急性出血胰腺炎。

    “文革”中，红卫兵的传单说什么“柯庆施被‘走资派’谋害而死”纯属子虚乌有之谈。张春桥曾派专人调查过柯庆施之死，欲加罪于参加抢救的上海医生，也因查不到任何真凭实据而罢休……

    提携于会泳

    自从柯庆施死后，“女客人”接连来沪。每一回，火车还没驶进上海北站，张春桥已经肃立月台，迎候“女客人”了。

    不过，“女客人”的唠唠叨叨，出尔反尔，使身上没有“京剧细胞”的张春桥暗暗叫苦不迭。张春桥已成了“四出戏的书记”——江青又把芭蕾舞剧《白毛女》和京剧《奇袭白虎团》的担子，压在了张春桥的肩上。其中《奇袭白虎团》是山东京剧团的节目，江青也要张春桥代管。

    再苦，再辣，再酸，再累，张春桥心里还是甜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搞“样板戏”，为的是有机会接近“第一夫人”。

    不过，“狄克”的擅长，向来是“破”，却不是“立”。他用棍子横扫过文坛，而他自己在文学上并无建树。

    在一九六五年，江青把一项绝密的“大批判”任务交给了张春桥。他很想物色一个“忠实”的内行，替他分挑那“样板戏”的重担。

    就在这个时候，江青的一句话，帮了他的大忙。那是一九六五年六月，江青在听《海港》剧组一个女演员试唱的时候，忽然问了张春桥一句话：“于会泳是什么人？”

    张春桥一时竟答不上来。

    幸亏他是一个极有心计的人。回到中共上海市委，他就派人调查：“于会泳是什么人？”

    一查，哦，明白了：于会泳原来是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民族音乐理论专业的教师。普普通通的“小人物”。

    此人原本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军的，会唱唱《夸女婿》之类，就当了个文工团团员。

    一九四七年，在蒋介石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之际，他写好一封信，藏在自己包袱里，以防不测。信上写道：“蒋军官兵弟兄们：现在贵军进攻胶东，我的生死难保，可怜我家里有老母在堂，官兵弟兄们如果搜查出这些东西时，悬请寄到我的家里，我将永世不忘你们的大恩大德。”

    他没有落入“蒋军官兵弟兄们”手中，他的信也没有落进“蒋军官兵弟兄们”手中，却从包袱中抖落在地，被别的战士拾到了……他，受到了上级的批评。

    解放后，一九四九年九月，他离开山东烟台文工团，进入上海的“第一期音乐教育干部训练班”学习。培训了一年之后，他被分配到上海音乐学院工作。

    他倒有点小聪明。他结交了一个双目失明的盲艺人。他把艺人唱的单弦曲子记录下来，以他于会泳的大名拿去发表。这样，他算是有了一本“专著”。

    他懂点京剧。当《海港》剧组成立后，一九六五年初，他被调去为一部分女声唱腔作曲。他只是普通的工作人员。就连江青一次次接见剧组，也没有他的份。甚至连张春桥都没有注意到剧组里有这么一个人。

    江青怎么会问起“于会泳是什么人”呢？

    那是于会泳的文章引起了江青的注意。此人进入《海港》剧组，虽说见不到江青，却听见了江青讲话的一次次传达。他反反复复捉摸着“江青文艺思想”。他依据江青对京剧的见解，分析京剧的念白和唱腔。他领会“江青文艺思想”显得比人家“深刻”：别人只会说“江青同志指示要我们这么做”，他却能说出“江青同志为什么要指示我们这么做”。他居然详细地分析了，江青曾说过的某一句唱腔中的拖腔放在某个字上好，这“好”究竟“好”在什么地方……

    他的文章在上海的戏剧杂志上发表，因为与“样板戏”创作有关，有人送给江青看。

    江青正在克张春桥，嫌张春桥对京剧太外行。她猛地发觉，上海有这么个难得的“内行”！

    张春桥呢？他也巴不得有个“内行”来做他的助手。

    张春桥的秘书打电话到上海音乐学院，告知江青要在锦江饭店接见于会泳，使于会泳浑身每一个细胞都跳起舞来。

    他急急地跨上自行车。平时不修边幅的他，跑进理发店，吹风，上油，脸刮得光光的，没有一根胡茬子。

    他急急地跨上自行车。一口气跑了两三家，才算借到一身中等个子的“体面衣服”。

    不断地在家里踱方步。一会儿扮演江青，一会儿扮演自己，排练着见到江青时该保持什么样的姿势，预计江青会向他提些什么问题。就连只有江青先伸手、自己才能跟她握手这样的细节，都考虑周全了。

    头一回有轿车来接他出门。才两三分钟，就从汾阳路的音乐学院，来到一箭之遥的锦江饭店。

    江青和张春桥，一起接见了他。

    江青对他所说的第一句话，完全出乎他的意外，是他事先“彩排”时没有估计到的“台词”。江青紧握着他的手，说道：“你的文章我看过了，我们早就认识了！”

    于会泳一听，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了。

    “江青同志，您是革命样板戏的第一编剧，第一导演，第一作曲，第一舞台美术设计师。”于会泳一口气说出了“四个第一”，顿时使江青像服了一帖兴奋剂一般。虽然她常听说“呕心沥血”之类词句形容她对“革命样板戏”的“贡献”，却从来没听见如此“亲切”、如此“高度”的评价。

    一个爱虚荣，一个爱拍马，真是一拍即合。那天的谈话是那样的投机。江青有相见恨晚的感慨。

    此后的于会泳，成为“江记喇叭”。辑录于会泳的一系列文章、讲话，倒是真实地勾画出这个“江记喇叭”的形象：

    “对江青同志的话，一是要吃透，二是要紧跟。”

    “江青同志的指示，言语不多道理深！”

    “紧跟江青同志，就是胜利。”

    “在文艺界，只有一个中心，没有两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江青同志。”

    “江青同志发展了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是文化大革命的英雄旗手。”

    “从《国际歌》到样板戏，这中间一百多年是空白。江青同志搞的样板戏，开创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新纪元！”

    “样板团的人员，要永远铭记在江青同志领导下的幸福，做江青同志的兵的光荣。”

    “样板戏是江青同志淌着心上的血搞成的。”

    “在江青同志领导下，京剧革命一步千滴汗，步步走向前。”

    “全国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江青同志！”

    “江青同志是北斗星，长明灯！”

    ……

    于会泳对《拍马经》，看来是极为精通的了！

    于会泳也曾吹吹拍拍张春桥。悄悄地，张春桥找于会泳个别谈话，关照道：“不要宣传我，要集中宣传江青同志。”于会泳马上悟出了其中的奥妙。

    于会泳果真“集中宣传江青”。他居然还有一套“理论”：宣传江青不怕说过头话！有些过头话，即使被江青圈掉，其实她心里是高兴的！

    于是，他竟吹捧江青有着“鲁迅那样的一副硬骨头”！

    在江青和张春桥的“提携”下，于会泳上了火箭：一九六五年六月，他与江青第一次见面时，还不名一文。转眼几年间，他成为上海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文化部部长以至成为中共中央委员。难怪他得了个雅号——“政治暴发户”。

    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六六年十月四日，对于于会泳来说，那是终生难忘的日子……

    那是《智取威虎山》和《海港》两个剧组前往北京演出，刚刚住了下来，一辆“红旗”牌轿车急驶而至。

    从车上下来两个一身戎装的中等个子男人，一望而知是张春桥和姚文元。

    剧组头头三步并成两脚，迎了上去。

    “于会泳怎么没有来？”已经是“中央文革”副组长的张春桥，劈头第一句话，口气就是冷飕飕的。显然，他对上海的情况了如指掌。

    “他回上海音乐学院接受审查去了。”剧组头头答道。

    “于会泳会有什么问题？！”张春桥逼问道——尽管上海音乐学院党委早已把于会泳给“蒋军官兵弟兄们”写信等问题上报张春桥。

    “不清楚。”剧组头头推诿道。

    “据我了解，这是上海音乐学院党委有意要整他！”张春桥狠三狠四地说道，“你马上打电话给上海，说江青同志要接见于会泳，上海音乐学院必须放人！”

    说罢，张春桥又硬硬地补充了几句，每一句都是一道命令，那口气已经很大的了：“你告诉上海，这是江青同志的决定！如果上海音乐学院不肯放人，那就派市委宣传部长去做工作。宣传部长不行，那就派市委书记去做工作！”

    连宾馆都不进，张春桥和姚文元钻进轿车，呼啸而去……

    第二天，于会泳就坐着飞机，来到北京，受到江、张、姚的“亲切接见”。

    于会泳终于跳出了政治危机：“文革”开始以后，上海音乐学院党委把他“揪”了回去，关进了“牛棚”……

    一九六六年底，于会泳回上海音乐学院“视察”，喝令上海音乐学院党委的头头们一个个跪在学院的大门口迎接，那种飞扬跋扈的样子，真可谓“盛气凌人”……

    这个“江记”文化部长大抵也自知民愤太深，所以在“四人帮”就逮之后，他便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打响批《海瑞罢官》这一炮

    自从“提携”了于会泳之后，张春桥有了左右手：通过于会泳抓“革命样板戏”，通过姚文元完成另一桩“绝密”任务。

    这桩“绝密”任务，在上海最初只有两个人知道，柯庆施和张春桥。

    这桩“绝密”任务，就是江青交办的批判《海瑞罢官》——后来，“文革”便是从批判《海瑞罢官》拉开序幕的。

    关于批判《海瑞罢官》的前前后后，笔者已在《姚文元传》一书中详加描述，揭开这一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的内幕。此处，不能不交代几句——因为批判《海瑞罢官》，不仅是姚文元一生中的“里程碑”，也是张春桥一生中的大事，而且还是江、张、姚三人结帮的契机。

    江青在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晚看了北京京剧团演出的《海瑞罢官》之后，就认定这是一株“大毒草”。一个多月以后，江青在和中宣部、文化部四个正副部长谈话时，提出了批判《海瑞罢官》。无奈，部长们充耳不闻，这使她极为生气。于是，她下决心，自己找“笔杆子”，自己组织批判文章，给中宣部、文化部一点颜色看看。她在组织批判《海瑞罢官》文章时，对中宣部、文化部实行保密。

    最初，她在北京求助于她在一九五四年支持过的“小人物”——李希凡。她想，当年“小人物”敢批俞平伯、敢与周扬较量，如今当然敢于批吴晗。何况，她有“恩”于“小人物”，更会使“小人物”听命于她。

    出乎意外，李希凡这一回犹豫了。

    “唉，‘小人物’成了‘大人物’，就失去了朝气，失去了锐气！”江青碰了钉子，愤愤不平。

    她是个一不做、二不休的女人。她一旦下了决心，那就非达到目的不可。她的过去的历史，已经非常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在柯庆施的支持下，《“有鬼无害”论》一文终于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从此，她寄希望于上海了。

    一九六五年初，“女客人”和柯庆施、张春桥在上海聚首时，谈起了批判《海瑞罢官》。“女客人”把任务交给了柯庆施，柯庆施把任务交给了张春桥，张春桥找来了“笔杆子”姚文元。

    姚文元回家之后，从底楼走上二楼，走进了《解放日报》的总编王维的家。

    “王维同志，市委要我写个东西，要花些时间。报社的工作，我恐怕顾不上了。”姚文元向王维请假时，没有说明写什么东西。

    “你去好了！”王维是个爽快的人。他知道，柯庆施常常给姚文元下达“批判”任务。

    从那以后，姚文元很少上楼了。王维难得见这位邻居一面。他从不透露最近在写什么。

    从那以后，原来文章不断见报的姚文元，忽然变得沉寂起来，难得在报刊上露面。

    姚文元的“文友”、政治神经异常敏感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作出了判断：“姚文元一定在写大文章！”他特地去看望姚文元，旁敲侧击了好一阵子，姚文元连一点口风也不漏。徐景贤越加确信自己的判断了。

    在柯庆施去世之后，以江青为帅、以张春桥为军师、以姚文元为“笔杆子”，实行“三结合”，秘密写作评《海瑞罢官》。上瞒中宣部、中央政治局，下瞒上海市委、华东局。直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署名“姚文元”的洋洋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于上海《文汇报》，世人方知有这么一篇“大批判”的“雄文”。

    关于此文的写作经过，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说得最为详尽。她以洋洋得意的口气，透露了其中的秘密，总算为历史留下一段史料：

    “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判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做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同志们如果知道这些，会气愤的吧。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自己搞一篇评论文章，他们都不许。气愤不气愤哪！我们组织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登……”

    江青的讲话之中，也有大言不惭、掺假之处，那就是“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我从前两回的“批判”——批电影《武训传》和批红学家俞平伯，已经深切地体会到，只有借助于毛泽东主席的崇高声望，她才能打胜仗。这一回批《海瑞罢官》，她又一次打出了毛泽东的旗号。

    其实，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泽东主席在上海接见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谈得非常清楚：那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

    他所说的“江青他们”，就是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

    虽说张春桥是《解放日报》的“老土地”，当时的姚文元又是在《解放日报》工作，深谋远虑的张春桥却选择了《文汇报》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张春桥的话很妙：“《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出面不方便。《文汇报》是一张民间色彩的报纸，便于‘开展讨论’……”

    据《文汇报》总编对笔者说，他是在姚文元文章见报的前一天，才看到姚文元的文章的！在此之前，他一无所知！他看到的，并不是姚文元的手稿，而是由《解放日报》印刷厂保密车间排印的大字本。他是奉命刊登——奉张春桥之命刊登，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除了照发之外，别无选择……

    出任“中央文革”副组长

    在中共党史上“中央文革”——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怪物。在“文革”中，“中央文革”竟取中央书记处而代之。查遍中共六十多年的历史，惟有那十年非正常时期，才会有这般非正常的现象。

    在打响批判《海瑞罢官》这一炮半年之后，张春桥在宦途上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出任“中央文革”副组长。这成为他从上海跨到中央的一步，成为他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跳板。

    其实，在“中央文革”之前，倒曾有过一个正儿八经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个五人小组，早在一九六四年四五月间，在起草“九评”的过程中酝酿成立的。

    所谓“九评”，即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均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一评”发表于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即《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九评”发表于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即《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建立的。这五个人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任组长；

    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兼文化部部长陆定一任副组长；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为组员。

    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突然出现在上海《文汇报》上，陡地在全国卷起一阵狂澜。作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的彭真，事先毫无所知。何况姚文元所批判的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而彭真则是北京市市长。

    彭真从头至尾，细细读了姚文元的文章。虽然他知道姚文元的文章“有来头”，但他仗义直言：“《海瑞罢官》这出戏我早看过了，哪里是毒草？！”

    彭真指名道姓地反攻：“你张春桥说《海瑞罢官》是毒草，你们上海不是也演过《海瑞上疏》，难道你张春桥没有责任？”彭真还说：“姚文元的文章乱上纲，这也是错误，也要批判！”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主席在杭州发表谈话，支持姚文元，说姚文元的文章很好，但“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鼓德怀也是‘海瑞’”。

    彭真翌日对毛泽东主席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关系。”毛泽东主席听了，深为不满。

    姚文元文章点燃起来的批判之火，在全国蔓延。身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的彭真，以为必须把这场论战引上正确的轨道。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彭真主持召开了五人小组扩大会议，写出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亦即著名的《二月提纲》。

    两军对战，眼看着一场大搏斗要开始了。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从北京飞来的一架飞机刚刚降落在上海西郊虹桥机场，一辆“红旗”牌轿车就把客人直接送往西郊不远处的一座幽静、外人不知的别墅。

    来者不是“女客人”。他戴着一副紫色边框的眼镜，留着小胡子，头发已经花白。大抵由于过多的思索，眉头有着深深的皱纹。此人便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主管中共对外联络工作。

    毛泽东住在上海西郊——他不住锦江饭店，每一回总是住在西郊为他准备的别墅里（如今那里已对外开放，成为高级宾馆。一九八七年，英国女王访沪，便住在毛泽东主席当年下榻之处）。

    康生此行，是为了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最近中日两党代表在北京会谈的情况。

    “主席，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再三坚持，不愿在两党联合公报里点名批判苏共。”康生见了毛泽东主席，便开始汇报了。

    “刘少奇同志的意见怎么样？他在出国以前，是怎么处理的？”主席抽着烟，问道。

    他离开北京以后，由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两天以前，刘少奇和夫人王羌美前往巴基斯坦访问去了。

    “少奇同志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认为应当尊重宫本显治同志的意见。”康生回答道。

    “那就不必发联合公报了吧。”毛泽东的脸上，出现不愉快的神色。

    康生迅速记下毛泽东主席的话，连忙说：“好，遵照主席的指示办。”

    至此，康生此行的任务，已经完成。可是，康生依然坐在沙发上，放下了手中的笔，压低了声音，对毛泽东主席密告道：“主席，还有一点情况，要向您汇报。”

    看着康生那副神秘的样子，毛泽东主席问：“什么事？”

    “是这样的。”康生把身子往前倾，声音变得更低，“三月十一日，彭真同志让许立群打电话给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问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康生此人，身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此刻却在背地里向毛泽东主席告彭真的状。

    毛泽东主席猛地吸了一口烟，久久地一言不发。康生凭借多年与毛泽东主席打交道的经验，知道这表明他的告密成功了——按习惯，倘若毛泽东主席听不进去的话，会立即予以反驳的……

    果真，毛泽东主席把康生说的情况，告诉了江青。江青立即打电话，找来了张春桥。

    张春桥来到了上海西郊。当他握着毛泽东主席那大而厚实的手的时候，真的，如同当时“时髦”的语言所形容的那样，“幸福的暖流一下子流遍全身”。

    万万想不到，当年上海滩上的恶少“狄克”，如今居然可以坐到伟大领袖身边的沙发上。柯庆施死后，他已从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升为书记处书记。市委宣传部长，由杨永直去当。不过，即便成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也没有多少机会可以亲近眼前这位历史的伟人。他，借助于搞“革命样板戏”接近了“第一夫人”，又借助批《海瑞罢官》接近了伟人。四十九岁的张春桥，已经窥测领袖的脾气、性格多年。在毛泽东面前，他言语不多，勤于笔记，一副虔诚的信徒的姿态。

    张春桥不亚于康生，也是一个“情报专家”。他事先已经从江青那里，得知康生密告的情况。他向毛泽东主席证实，许立群确实给杨永直打过电话。

    毛泽东捻灭了烟头，终于说话了。张春桥迅速记下毛泽东的话。这段话，后来成为在“文革”中常常被引用的“最高指示”：

    “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引者注：指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毛泽东停顿了一下，又说：

    “如果再包庇坏人，北京市委就要解散，还要彭真向上海市委赔礼道歉。”

    听了主席的这些话，江青微微一笑。她蛰伏那么多年，这一回要大显身手了。

    望着毛泽东和江青，张春桥脸上保持三分笑。他眼看着就可以步入中国政界的最高层。

    张春桥的预感一点也没有错。

    康生飞回北京。四月九日至十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康生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在上海发布的“最高指示”。于是，书记处决定向全党下达一个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

    康生要他手下的笔杆子——当时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起草了通知。

    通知草稿急送毛泽东主席。主席看毕，觉得内容太简单了，便以领袖的高度说道：“通知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当是理论性的。”也就是说，通知不只是告知全党撤销《二月提纲》，而是应当在通知中从理论的角度批判《二月提纲》。

    毛泽东指定由陈伯达另外起草一个通知。

    陈伯达觉得独力难以承担重任。于是，经主席同意，成立了“中央文件起草小组”，陈伯达为组长，成员有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这时，三十五岁的姚文元，虽然写了批《海瑞罢官》的大块文章，但是尚未跨人中央，所以，成员之中没有他的份。

    这个“中央文件起草小组”起草的通知，就是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发往全党，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如今，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这一天，已被历史学家们认定是中国“文革”正式开始的日子。人们常说的“十年浩劫”，具体地说，就是从这一天算起，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为止。

    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从五月四日开到二十日。会议决定，撤销“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党委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亦即“中央文革”。

    “中央文革”以那个“中央文件起草小组”为基础，增加了姚文元等人。因此“中央文件起草小组”成了“中央文革”的前身。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正式宣告“中央文革”成立，组长为陈伯达，顾问为康生。

    八月二日，中共中央补发通知，宣布“中央文革”成员如下：

    组长 陈伯达

    顾问 陶铸、康生

    副组长 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 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不久，又宣布增加四名组员：郭影秋（代表华北局）；郑季翘（代表东北局）、杨植霖（代表西北局）和刘文珍（代表西南局）。

    这样，“中央文革”由十八人组成。对于张春桥来说，他从“中央文件起草小组”的组员，进而成为“中央文革”副组长，确立了他在中共中央的地位，跨出了从上海进入中央的重要的一步。虽说副组长有四个，张春桥名列其末，但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得以列席政治局会议，张春桥这个“副组长”的地位就日显重要了。特别是随着“文革”的深入，到了一九六七年一月，陶铸、王任重被打倒了，刘志坚、谢镗忠、尹达被揪出了，“中央文革”的阵营改变了：

    组长 陈伯达

    顾问 康生

    副组长 江青、张春桥

    组员 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

    到了一九六七年八月，王、关被捕；一九六八年初，戚又入狱。陈伯达则常称“生病”。于是，“中央文革”几乎成了江、张、姚的天下。

    历史真会开玩笑。那么一个“小组”，那么一个“副小组长”，使“狄克”变成令中国亿万人民蒙受十年苦难的灾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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