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月以后，我们给您揭取创口夹子。”

    三个星期过去了，因为我的眼皮烧伤得十分严重，致使左眼眼皮不能按期愈合，我只好再次回到手术台上。

    这次是由胡瓦兰大夫为我做手术，她缝的针和安放的创口夹子都没有上一次那么疼痛。她把每一个小块纱布都固定好了，我整个脸部又一次被禁闭在绷带面罩之下，上边还贴着那双母牛大奶。

    T大夫来探望我，他讲话总是很审慎，很有戒备心。我向他询问胡瓦兰医生是否观察到了，自他做的第一次手术以来的发展变化。

    “看起来都还正常，它们正在愈合着。”

    我立即不妥当地推断我的双眼都已结疤、愈合了。在一小时以前，我向他的助手提出相同的问题，他的回答却不是那样令人安慰的：

    “我认为您的右眼进展比较好，左眼呢，它仍保持原状。”

    Healing……（愈合……）Holding……（保持……）这一类病理学专业术语可用于所有的病人，而病人们在医学术语面前常常被围困得走投无路。

    “过几天，您就可以回家了。”听医生说了这句话以后，我本来急切出院的心情却变得漠然了。其实，在这种漠然之面掩藏着我的畏惧心理。再说，我已经没有自己的家了。

    一位女友去欧洲办事，她给我转手租下了她的套房。在此之后，她曾向我吐露道，直到最后一刻，她仍是翻来覆去地难以决策。一想到我要生活在她家里，她就会心慌意乱。对于这一点，我并没有很介意。由于第二次麻醉手术的刺激，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它不大可能记住某些事情。我开始观察周围的人，由自己来删除、消减那些所有等待我的和那些含有预示性的反应。我得要重新认识他人是如何看待我的，假如对方的想法很有伤害性的话，我将会对其进行一些指导和纠正。

    “如果您愿意的话，明天您就可以出院了。”

    已经好几天了，我等待着准许出院的指令。可是，现在它就摆在我的面前，我却不知如何是好？出去！去哪里？朝着哪个方向？我多次预测所有的可能性，在目前的条件下，没有一个能吸引我的未来。我看到一条长路，一条昏暗无光的路，如果我心怀勇气，我将能够向前挺进。可是，我看不到快乐的可能性，我看不到生活中冒险奇遇的可能性，而那些正是我以前生活里快乐的主要源泉。我头脑里冒出一系列的图像，我看见我走在小街道上，茫然地摸索着墙面，拖着沉重的脚步，渺茫地向前行走着。

    太可怕了！我才35岁，过去是个精力充沛、身体清瘦的年轻男子。而现在却感到身体浮肿、软弱无力，我变成了被黑暗笼罩的一只仅能爬行的飞蝗。我害怕，我十分害怕从医院里走到外边去。思来想去，天无绝人之路，我只有鼓足所有的勇气，硬着头皮前行。

    5月25日进驻到这所医院，两月之后即被撵了出来。每只眼皮上还留有六个创口夹子，一个残缺不全的瞎子，一个残疾人，将终生伴随着令人厌恶的生活。在这里，我只是试着用最清楚的方式向世人们解释说明，所有像我一样遭受不幸的人，他们是怎样饱受心理的恐惧；怎样经受精神的痛苦煎熬。这突如其来的横祸，等于是在他们活生生的心脏上插入了一把利剑。

    大庭广众之下，我表面上显得很高兴地离开了医院。电话中，我向几个朋友通报了我的情况，无论怎样，这也是个值得记住的日子，我一定要庆贺一下。

    “你终于出院了！太神奇了！你一定很高兴！”

    “是的……我很高兴，肯定的。”

    懿达娜来医院接我，和护士们一一道别之后，我们走到了大街上。这时候，我已经累得疲惫不堪，双腿软得像团棉花。我的头仿佛被包裹在一个大布包中，城市里的噪音铺天盖地地降落下来。汽车好像就要碾碎我似的，一个劲地朝我直冲过来。我根本无法辨认出那些我曾经了如指掌的街道，包括一些细节：比如格林威治大道，第11条街，克里斯多夫大街的具体走向等等。东西南北的基点，一条条马路的方向在我脑中争相雀跃。一个路过的男人，朝着我大声喊道：“小心有台阶！”我握紧懿达娜的胳膊，立即止住了脚步，“没有台阶。”她纠正道。我感到自己在这个疯狂之至、能够开如此残忍玩笑的人面前，表现得极其虚弱。我听得出来，从他的嗓音中流露出来的音调，如同往我脸上泼洒硫酸的人，两者具有一模一样的疯狂。我凭着野性真想把他埋入地穴的最深处。在赶往大象城堡饭店的路上，除了非常必要的指路以外，懿达娜几乎什么也不说。我又一次领略到羞愧的心理，这对她来说是很不公平的。没有任何道理给她强加上这般痛苦，我知道她心里受到很大伤害。她身陷罗网，无法挣脱逃离，她只能束手待擒，并且接受无辜的处置。这是不公平的，我们已经分手了，为什么她突然还要与我分担这份不幸。我很想和她说：“你走吧！这一切和你没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讲，我不愿牵连你。如果他人讲什么的话，我会让他们住嘴的。我不愿意在我们中间产生悲剧。”

    我终于把肩上沉重的背包，放在大象城堡饭店的桌子上。大厅里很凉爽，里面飘溢着卡侯拉身上的气味，即这所厨房里的味道。她端来咖啡，向我介绍与她一起工作的女服务员们，我和大家一一拥抱，我们相互讲着滑稽可笑的事儿，表面上我仍然有说有笑。但是，实际上我的大脑僵如朽木，我的言谈举止如同设计好程序的、带有好兴致的和具有幽默感的机器人似的。而其实此时，在我的内心深处，则幻想着回到那刚刚离开的医院，一头栽倒在那张床上。

    总算回到了家，我把背包搁在租来的套房里，我对这间房间的布局一点也不熟悉。一位名叫欲望的海地女人，被特地请到家里，帮助我解决生活上所有的困难。当晚，懿达娜带我去西海岸一家日本餐馆去吃晚饭。我实在觉得精疲力竭，可是与之相反，我本能地要与这种昏沉不振的状态做抗争。就这一点而言，懿达娜是我出色的同盟。她不会因为我受到折磨而宠着我，她的主张明显超越了我的能限，这样迫使我必须付出最大限度的努力才行。这是周五的晚上，餐馆里座无虚席。一听服务员的嗓音，不难辨认出他是个日本人，并且还是名同性恋。所有的声响毫无筛选地灌入我的耳际和大脑，隔着桌子，我根本无法参与聊天，懿达娜全神贯注地和约来的女友在讨论。她的衣袋里有一张去火努鲁鲁的船票，她很坦白地说道：“我很高兴就要投进大海的怀抱。”在我的身后，一个女人说着“味道真鲜美！”另一个已经熏熏大醉的男人回答着：“味道真鲜美！味道真鲜美……你根本就没尝一口！和你在一起真讨厌，无论是什么，总是味道真鲜美，Its not delicious……（这味道就不鲜美……）腻烦死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听这场对话倒比听与我有关的谈话还要清楚。很快地，她变得沉默无语，她本人同样被这片嘈杂声、笑声、盘子的撞击声和含糊不清的只言片语声所淹没。我在此发愣地听着，我看不见他们。可是，我却是真实地觉得，倒是他们看不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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