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是“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1]他选择的是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是，他无力改变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面貌，未能把中国带向现代社会。这使他陷入了痛苦和矛盾之中。
孙中山毕竟是一位伟大的探索者。他在晚年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来说，无疑是一次新生。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实际上触及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些关键问题，如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关系、民族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关系、民主革命纲领同农民革命的关系，等等。孙中山无力解决这些问题，但却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借鉴。同时，他为克服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种种矛盾，开始寻求实行含有某些社会主义因素的社会政策来调解矛盾，这也反映出一个事实：中国不能走西方的老路，只能走自己的新路。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社会主义作为解决近代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唯一途径。但是在一段时间里，还搞不清社会主义革命同民主革命的关系，不知道在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之前，首先要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直到中共“二大”“三大”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作出了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决定，才在理论上、实践上解决了最高纲领和现阶段纲领的关系问题。中国民主革命从此进入了国共合作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新阶段。
中国共产党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是对辛亥革命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也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个历史性进步。和前人相比，它第一次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问题，确定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反帝反封建性质，并把反帝和反封建紧密地联系起来；它第一次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要采取全新的方法，即发动和依靠群众的方法。
这时的中国共产党毕竟还处在幼年，它初步分清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民主革命的界限，但却分不清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界限，不懂得要在民主革命中争取和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更不懂得要创建自己的独立武装力量。由此出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
大革命的失败，不是民主革命的终结，而是中国共产党人新的探索的开始。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没有改变，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但是中国的政治状况却有了很大改变。国民政府，从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联合政权，演变为官僚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专制政权。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一度退出了革命统一战线，成为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追随者。
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如果不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就会得出混淆社会主义革命和民主革命界限的“无间断革命”的错误主张。这个时期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就是这样接连发生的。虽然中共“六大”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的问题，并批评了“无间断革命”的主张，[2]但仍认为“中国现时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必须反对民族资产阶级方能胜利，革命动力只是工农”，“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3]在这种情况下，党不可能有效地阻止三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发生。
中国革命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这是血与火的危机和挑战，也是生与死的危机和考验。历史呼唤和锤炼着伟大的人物，这样的伟大人物也应运而生。这就是毛泽东同志。
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抓住了不同的历史机遇，成功地解决了四大问题：生存问题、打大规模歼灭战问题、发展问题、决战决胜问题，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面临着严重的生存问题。毛泽东同志抓住军阀割据创造的历史机遇，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且开辟出中国革命道路。
当时，经过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全党已经深刻地认识到掌握独立武装、进行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但是绝大多数人仍然认为需要走俄国十月革命从中心城市进行暴动的道路。八一南昌起义的意义，在于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走上了独立自主地创造人民军队的道路，但走的仍然是中心城市起义的道路，忽视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过程中，通过曲折反复，终于走上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正确道路，探索出工农武装割据、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三位一体的根据地波浪式发展的成功经验。毛泽东同志还通过《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著作，论述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特殊道路的必然性。他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其中一个重要条件，便是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之间存在的深刻矛盾及其战争。“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4]
就是这样，毛泽东同志将开辟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上升到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来认识，就是要利用大大小小的军阀之间的矛盾，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求生存、求发展。这些小块的根据地不断扩展，最后汇成革命的洪流，就能够造就迎接革命高潮的中坚力量。
生存问题解决之后，历史又提出了打大规模歼灭战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抓住蒋介石接连发动三次大规模“围剿”创造的历史机遇，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且创造出人民军队独特的战略战术。
国民党和蒋介石集团看到中国共产党依托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起来以后，决计集中主力部队发动大规模“围剿”。这样，能否打大规模的歼灭战并在战争中取胜，就成为中国革命道路能否成功的关键。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红一方面军接连粉碎了国民党军三次“围剿”，形成了红军独特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同志在著名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系统地总结了这些战略战术，包括实行积极防御、诱敌深入、初战必胜，集中兵力打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依托于人民的游击战争和巩固的根据地，既反对不顾主客观条件、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军事冒险主义，又反对四面出击、两个拳头打人的军事平均主义。在这篇名著里，毛泽东同志还针对照搬照抄苏联战争经验的军事上的教条主义指出：“由此看来，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从时间的条件说，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从战争的性质看，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从地域的条件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同样不能呆板地移用。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5]这实际上从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角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
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毛泽东同志敏锐地抓住这个历史机遇，确定并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不但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而且成功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力量的大发展。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九一八”事件，迈出了大举侵华的第一步——独占中国东北。自此，全国抗日救亡热潮日渐高涨，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但蒋介石集团在“攘外必先安内”国策下，不仅无视民众的抗日救亡热潮，而且加紧对各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其结果，不但激起民怨，而且酿成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在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之际，迅即作出两项重大决策。一是将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二是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随后，通过红军东征、同张学良西北军进行和平谈判、实行逼蒋抗日策略等举措，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日救亡的诚意和决心。特别是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及时调整政策，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决策，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奠定了政治基础。
1937年7月7日，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工农红军接受改编，开赴抗日前线，随即担负起艰苦卓绝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重任，强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著名的全面抗战十大纲领，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并预言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的持久抗战，最终的胜利必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这些成为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坚持抗战的行动纲领。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军事摩擦，并制造了血腥的“皖南事变”。在极其复杂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既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大局，又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毛泽东同志还领导全党整风运动，加强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并使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而日臻成熟。这些都为最终夺取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条件。
蒋介石集团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悍然发动全面内战，毛泽东同志抓住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丧失民心、政治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的历史机遇，从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入手，成功解决了决战决胜问题，赢得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再次面临内战危机。这是由蒋介石集团顽固坚持反共立场造成的。当时，经过了长期抗战的中国人民，人心思定。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赴重庆谈判，在全国人民特别是各民主党派面前昭示了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建国的诚意。随后，又围绕停战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同蒋介石集团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这些斗争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内战爆发之前，就在道义上赢得了主动，争取了民心。
1946年6月，蒋介石集团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他们为一时来势汹汹、接连得手的假象所迷惑，殊不知已在不知不觉之中将自己置于全中国人民的反对声中，成为中国人民的公敌。毛泽东同志胸有全局，沉着应对，精心组织了粉碎国民党军全面进攻、重点进攻的军事斗争，并抓住时机指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中原野战军挺进大别山，彻底改变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防守的态势，直接转入战略进攻，将战争深入到国民党统治区域内。随后，又抓住敌我力量对比的关键时刻，组织实施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将国民党军主力聚歼于长江以北，为渡过长江、占领南京、解放全中国创造了条件。这以后，全国解放只是时间问题了。与此同时，国民党统治区域也爆发了反内战、反饥饿的罢工、罢课和游行示威，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声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国统区第二条战线的形成，表明国民党政权已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如果我们只取得了军事斗争的胜利，而在工商业政策上、土地政策上、城市政策上犯了错误，同样也会使革命半途而废。为此，毛泽东同志重申党的各项土地政策，完善和发展党的城市政策和工商业政策，严肃纠正各种“左”倾错误，并适时提出“五一口号”，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巩固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解放战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炉火纯青、最为成熟、最为自如的时期。毛泽东同志为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6]这是公允之论。
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毛泽东思想不但解决了一系列最为紧迫的问题，而且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时代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理论，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成功地解决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
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能不能直接领导民主革命？能不能在民主革命胜利以后，通过无产阶级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并建立某种特殊形态的过渡性社会，逐步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平过渡，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前途，免除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的第二次革命？解决这两个问题，构成了中国革命的上篇和下篇。毛泽东同志经过长期的思索和实践，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两个问题。
区别新旧两种民主主义革命，是毛泽东同志的重大理论贡献，也是他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全部立论基础。
新旧两种民主革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基本没变，但是国际阵线、领导力量和革命前途都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再属于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革命的领导者，不再是资产阶级及其政党，而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革命的目的和前途，“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7]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提出，使中国的民主革命同无产阶级的直接领导，同社会主义，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中，是一个决定性的突破。
毛泽东同志在区分新旧两种民主革命的同时，还阐明了新民主主义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关系。他所强调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包括“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他认为，这种新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治纲领，基本上相同。而不同的是：第一，革命的一部分纲领不同；第二，有无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不同；第三，宇宙观不同；第四，革命的彻底性不同。这些区别的核心，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这两大基本问题。系统地阐明新民主主义和三民主义的联系和区别，也就解决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纲领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也就完成了中国近代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的历史性跨越。
正确处理新民主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关系。不但从理论上说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上下篇，而且在革命纲领和社会政策上把两者严格地区别开来。
毛泽东同志指出：“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8]
在阐明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始终强调两点：第一，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有严格的界限。第二，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就为新民主主义作了科学的定位。这个定位，对于中国找到一条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具有决定性意义。这样，既坚持了革命的阶段论，同“左”倾冒险主义和民粹主义划清了界限；又坚持了革命的发展论，同“二次革命论”划清了界限，从而实现了中国“卡夫丁峡谷”的历史性跨越。中国革命因此走出了一条既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新路。
制定既反右又反“左”的民主革命纲领。
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两条基本纲领。其一，是建立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最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其最终结果是“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即“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9]其二，是彻底实行“耕者有其田”和“没收官僚资本”“节制私人资本”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
这些纲领，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10]它既保证了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任务的彻底实现，又避免了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共和国的前途；既保证了中国民主革命成功后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又避免了在民主革命阶段就去勉强完成社会主义的任务；既反对取消无产阶级领导和社会主义前途的资产阶级专政论，也反对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左”倾空谈主义。总之，这是一个集中国新旧民主革命经验之大成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也是一个既反右也反“左”的正确纲领。
坚持“两点论”的对资政策。
在确定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的时候，必须解决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本的政策问题。毛泽东同志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论断，不但正确地分析了在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而且肯定了民族资本在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了人民民主革命，“并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11]
毛泽东同志在肯定“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的同时，也提醒人们注意“这只是中国革命的一方面的结果，不是它的全部结果。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 [12]在强调一切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同时，要“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13]
坚持两点论，不是没有重点。越是革命将要成功，胜利在望，毛泽东同志越是把强调的重点放在防止和反对在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本问题上的“左”倾冒险主义。这是有深刻道理的。
未来是历史的延续。毛泽东同志开创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继承了孙中山，又不同于孙中山；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区别于俄国十月革命。这是毛泽东同志的过人之处，也是他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
这条道路的成功，奠定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其最重要的成果，莫过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这条道路的成功，也为毛泽东同志继续探索，带领新中国走出一条有别于苏联的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新路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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