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一股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风潮面前，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不但没有为其所动，而且旗帜鲜明地顶住了这股逆流，澄清了是非，稳住了阵脚，维护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不仅如此，毛泽东同志还娴熟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分为二地分析了斯大林的功绩与错误，分析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与教训，并且以此为鉴戒，开始了独立自主地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出现了勃勃生机。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苏共在斯大林逝世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期间，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不久，这个报告在西方世界披露出来，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同年6月和10月，波兰和匈牙利相继发生严重的政治事件。
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变动，毛泽东同志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等问题得到揭露，忧的是列宁主义的地位受到削弱。毛泽东同志曾经说：“一九五六年，斯大林受到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32]
毛泽东同志认为，斯大林犯错误的思想根源，首先是主观认识脱离了客观实际。1956年8月30日，他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所谓犯错误，就是那个主观犯错误，那个思想不对头。我们看到的批评斯大林错误的许多文章，就是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或者很少提到这个问题。斯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33]
毛泽东同志还进一步指出斯大林在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1957年1月，他在省、区、市党委书记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他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他第一条讲事物的联系，好像无缘无故什么东西都是联系的。他第四条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又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34]
在正确指出斯大林错误的同时，毛泽东同志对赫鲁晓夫等过分指责斯大林的所谓“个人品质”问题，进而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做法，也深感忧虑。他多次强调，对斯大林要三七开。苏联发生的错误，包括斯大林的错误，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是可以纠正的。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重申：“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〇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35]
毛泽东的上述论述，对于解放思想、稳定人心起了重要的作用。
为了在大是大非面前及时表明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态度，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以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并且说明“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
这篇文章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有着深刻的含义。西方政界人士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及其反响中，认为已看到在共产主义“铁幕”后面的裂缝，积极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企图使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他们的许多活动都是在所谓“反斯大林主义”的旗号下进行的，具有很大的煽动性和迷惑性。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不少领导人对此缺乏应有的警惕，对斯大林的错误又缺少正确的分析，简单地批判“斯大林主义”。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势必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特别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基本问题上造成混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有必要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原则立场。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是在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和主持下，并经他多次修改写成的。文章草稿写出后，毛泽东同志还于4月2日凌晨4时致信刘少奇、邓小平同志，提出请邓小平立即印成清样，送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秘书长，以及王稼祥、陈伯达、张际春、邓拓、胡绳等。3日下午，召集一次政治局会议，有看过清样的同志参加，提出意见。4日下午，打成第二次清样，由书记处再斟酌一下，争取5日见报。信中还说，目前有了这篇社论就够了。
毛泽东同志主持起草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和毛泽东同志在起草过程中所作的修改，提出不少重要的思想。这些重要思想，既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总结，也可以看作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初步探索的开端。
第一次提出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命题。
这是在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首先有一个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1956年4月初，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36]
针对苏共二十大以后西方敌对势力乘机掀起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中共中央指出，从基本原理上来说，十月革命道路“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内关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普遍规律”。因此，“保卫十月革命所开辟的这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37]同时，鉴于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发生过一些缺点和错误，中共中央又指出，现在我们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毛泽东同志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38]也就是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走自己的道路。
正确评价斯大林的是非功过，实事求是地对待共产党人所犯错误和工作中的失误。
关于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同志在审阅《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加写或改写了这样几段话：“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斯大林，在他后一个时期的工作中所以犯了某些严重的错误，就是因为他没有这样做。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对于某些重大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39]他的错误，主要是：“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也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脱离了群众。”[40]
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志对斯大林的功绩也给予实事求是的肯定。在文中论述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的一段文字之后，毛泽东同志改写了这样一段话：“在为实现列宁的方针而进行的斗争中，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强有力的领导的功劳，其中就有斯大林的不可磨灭的功劳。”[41]在其他有关段落中，毛泽东同志还加写了这样几段：“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凡是他的著作中有益的东西，“我们都需要当作一项重要的历史遗产接受过来”。[42]他强调指出：“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地对待错误。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43]
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一个重要的思想，即要尽量避免某些严重的错误，“注意从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中取得教训，力求使某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不至于变成全国性的、长时期的错误”。[44]
鉴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斯大林问题的教训，及时提出建立一定的制度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防止个人突出和个人崇拜现象发生。
毛泽东同志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教训作深入的分析，指出斯大林错误的思想和理论根源，在于“使自己的某些行动和自己原来所宣传的某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处于相对立的地位。一方面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承认党必须永远地联系群众，必须发展党内民主，发展自我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另一方面却又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这就使得斯大林后一时期在这个问题上陷于理论和实践相脱节的矛盾”。[45]
毛泽东同志还进一步指出防止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任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这一类现象还是会长期存在的。一次克服了，下次还会再出现。有时由这一些人表现出来，有时又由另一些人表现出来。人们在注意到个人作用的时候，常常会看不见群众和集体的作用。所以，有些人就很容易犯狂妄自大、迷信自己，或者盲目崇拜别人的错误。因此，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反对个人崇拜，是应该经常加以注意的问题。”[46]同时，毛泽东同志也提醒人们注意问题的另一方面，不要由此走向另一个极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领导人物在历史上有很大的作用。人民和人民的政党需要有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站在历史斗争的前列，而领导人民群众的先进人物。否认个人的作用，否认先进人物和领导人物的作用，这是完全错误的。”[47]
毛泽东同志意识到要有制度上的保证，以防止个人突出和个人崇拜的现象发生。他提出：“我们要是不愿意陷到这样的泥坑里去的话，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执行这样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而不应当稍为疏忽。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48]在谈到中国共产党人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的经验时，他还指出，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依靠民主集中制，依靠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这些思想，在中共八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中，得到进一步体现和发挥。
根据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初步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
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批评了那种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再有矛盾存在的观点，指出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的。对此，毛泽东同志指出：“人类现在还是在青年时代。人类将来要走的路，将比过去走过的路，不知道要长远得多少倍。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这类矛盾，都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一切都还将是这样：一个矛盾将导致另一个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有些人认为唯心论和唯物论的矛盾可以在社会主义社会或者共产主义社会中消除掉，这个意见显然是不正确的。只要还存在着主观和客观的矛盾，还存在着先进和落后的矛盾，还存在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那末，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也就还将存在，还将经过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49]
在论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工作时，毛泽东同志还写了这样一段话：“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方法，用人民的语言，很有说服力地去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若干年来，我们在哲学、经济学、历史和文艺批评的研究领域中有了一些成绩，但是一般说来，还有许多不健康的状态存在着。我们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带着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面，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也在某些方面接受了对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影响。”[50]
这篇文章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是：把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失误和挫折，提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样的高度来分析和认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从以上这些论述看，毛泽东同志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相继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绝不是偶然的。这些思想都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并且正确地吸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其中也包括斯大林问题的教训。
毛泽东同志对斯大林问题的思考，并没有到此为止。随着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恶果的日益显露，1956年12月，毛泽东同志又主持起草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
1956年夏秋之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恶果日益显露出来。西方政界人士借机诋毁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也出现一股右倾思潮。波匈事件发生后，在社会主义各国引起不同反响。有人把它归咎于斯大林主义，提出“问题是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
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再次引起毛泽东同志的警觉。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里，进一步指出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危害性。他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被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丢了，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人，反所谓斯大林主义。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他还认为，列宁这把刀子，也被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丢掉相当多了。因此有必要在关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途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进一步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
1956年12月29日，《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发表。发表前，毛泽东作过多次修改，并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这篇重要文献进一步阐明了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
进一步提出正确估计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全面评价斯大林的是非功过的问题，指出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严重后果。
文章对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作了初步概括，认为这些经验“在人类历史的现阶段具有普遍意义”。文章指出，苏联也有一些错误的、失败的经验。在这里，毛泽东同志特地加上一段话：“错误和失败，尽管在表现形式和严重程度上各有不同，却是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都不能完全避免的。”[51]
在谈到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时，文章着重分析了斯大林的错误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关系，批驳了一些错误观点。文章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西方资产阶级想用斯大林的错误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另外有些人想用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对于经济事业的管理来解释斯大林的错误，认为政府管理了经济事业就必然成为妨害社会主义力量发展的‘官僚主义机构’，这也无法令人信服。”当然，我们并不否认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还有缺陷。斯大林犯错误时期，“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之所以会受到某种破坏，有一定的社会历史的条件。这就是：党在领导国家方面还缺乏经验；新的制度还没有巩固到足以抵抗一切旧时代影响的侵袭（新制度的巩固过程和旧影响的消失过程，都不是直线的，它们的某种波浪式的起伏现象，在历史的转变时期是屡见不鲜的）；国内外的紧张斗争对于某些民主发展所起的限制作用；等等。但是仅仅这些客观条件并不足以使犯错误的可能性变为现实。在比斯大林所处环境更加复杂得多和困难得多的条件下，列宁却没有犯斯大林这样的错误。在这里，决定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状况”。[52]
文章再一次肯定斯大林的一生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的一生。“只要我们是全面地观察问题，那么，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尽管在某些时候为了纠正这些错误而对这些错误加以强调是必要的，但是为了作出正确的估价，不使人们发生误解起见，将这些错误放在适当的地位也是必要的。”在明辨是非的基础上，文章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倾向提出严肃的忠告：“如果对于这些犯错误的人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把他们叫做这种分子那种分子，而加以歧视和敌视，就不但不能使自己的同志得到应有的教训，而且由于混淆了是非和敌我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势必在客观上帮助敌人反对共产主义的队伍，瓦解共产主义的阵地。”[53]
在进一步强调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鲜明地提出了坚决反对右倾思潮的问题。
文章认为，由于一部分共产主义者对斯大林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提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口号，“因而帮助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另一方面，“在目前的反对教条主义的潮流中间，在我们国内和国外，都有人借口反对照抄苏联经验，而否认苏联的基本经验的国际意义，借口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的意义”。鉴于以上两种情况，文章明确提出：“我们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54]
文章认为，这种右倾思潮，集中地表现在对待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问题上。“由于斯大林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过去时期的领导者犯了破坏社会主义民主的严重错误，共产主义队伍中的一些不坚定的分子，就借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企图削弱或者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削弱或者否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削弱或者否定党的领导作用。”文章指出：“在借口反对教条主义而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们中间，有些人索性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之间的界限，否认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界限，否认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界限。”[55]这些分析是切中要害的。文章中使用了“修正主义”这个概念，却对它的具体内容缺乏明确而恰当的界定，在以后造成了原来没有预料到的不好的后果，但是，文章对右倾思潮所作的剖析是恰如其分的。
文章还正确论述了社会主义民主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把对于反革命力量的专政同最广泛的人民民主，即社会主义民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同样，社会主义民主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允许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都不允许同资产阶级民主混淆起来。“如果有一种民主可以被利用来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可以被利用来削弱社会主义事业，那么，这种所谓‘民主’就决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民主。”[56]后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对社会主义民主同人民民主专政的这种关系又作了系统的阐述。
结合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经验教训，进一步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初步形成关于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的思想。
文章中有一段经过毛泽东同志反复修改的文字，集中论述了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思想。文章说：“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文章还提出敌我矛盾在特定情况下互相转化的问题，告诫人们注意分清敌我矛盾的界限：“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的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总之，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的矛盾等量齐观，或者互相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否认阶级斗争、不分敌我的人，决不是共产主义者，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57]
文章还根据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特点，提出要及时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某些不相适应的矛盾加以调整。指出：“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这种矛盾，虽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质的变革来解决，仍然需要及时地加以调整。”[58]文章也正确地提醒人们注意问题的另一方面：“制度是有决定性的，但是制度本身并不是万能的。无论怎样好的制度，都不能保证工作中不会发生严重的错误。有了正确的制度以后，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能否正确地运用这种制度，就在于是否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没有这些，人们仍然可以在正确的制度下犯严重的错误，仍然可以利用良好的国家机关做出并不良好的事情。”[59]
正如文章的题目所揭示的那样，这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所作的再一次重要探索。从以上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雏形，同时也可以体会到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一理论的深刻的国际背景。
毛泽东同志在认真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对斯大林问题极为关注，决不是偶然的。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斯大林问题不仅仅是对个人的评价问题，而是关系到在尖锐地批评共产党领导人所犯严重错误的同时能否坚持马列主义旗帜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同志早就敏锐地察觉到这个问题。1956年4月29日，他在同外国友人的谈话中指出：“斯大林问题不是个别人、个别国家的事情，而是整个国际无产阶级事业中的事情。对斯大林的错误，大家心里都不会好过。《人民日报》编辑部的那篇文章是由我们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经过六七次的修改才发表的。”[60]毛泽东同志在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还着重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61]
毛泽东同志主持起草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重要文献，不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逆流的关键时刻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而且开启了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而艰辛的探索。这一历史性贡献，深深地镌刻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丰碑之上，深深地镌刻在新中国发展的历史丰碑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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