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读书人:“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连孔孟这样的贤哲之辈也必须依靠权势这张皮,没有这张皮,自己连一个挂靠的地方也没有。
太原郡(山西省太原市)晋阳宫(隋朝皇帝临时行宫)宫监(接待办主任)裴寂,没事时一人躲在书房看书,看到孔孟这些贤哲之辈的遭遇不免独自感叹,历史只是换了一张皮,读书人还是读书人,可悲可悲。
裴寂寒门子弟少时父母早亡,跟随大哥长大,当年参加科举考试,没有经费,独自一人走路到隋朝首都洛阳(陕西省西安市),
裴寂虽然成绩好也只能上庶学,但裴寂很聪明,在学校读书期间,他就认识到了一个问题。
自己除了功课好之外,更应该表现好,所以一有空闲,便积极的参加学校里的各种活动,渐渐地在学校里崭露头角。
学习好,表现好,学校里面这样的学生老师们最欣赏,有各种机会便不遗余力地推荐给他。
在老师眼中看来,庶学这类三流学校,如果能培养出一个九品县长,那也是老师们值得骄傲的事。裴寂在老师们的帮助下,再加上自己平时的认真学习,毕业的当年裴寂便顺利地考中了进士,当上公差吃上了皇粮。
中举后,裴寂给李渊做了几年幕僚写了几年无关痛痒的文章,被安排到太原郡(山西省太原市)晋阳宫负责接待工作。在别人眼中这是高升前锻炼的场所,工作在这里,一来可以打通自己的人际关系,因为这里往来的都是能决定官员升迁的高人,便于跑官,二来这样的工作也告诉周围人,我跟的人就是李渊(太原郡留守,封号唐公),别人也会看着李渊的面子给予照顾。
但裴寂打心眼里瞧不起这份工作,他认为宫监就是一个管衣管饭的差事,但因为是李渊的安排,心中的不满一直不好发作。
裴寂有一个好朋友——晋阳县县令刘文静,他们曾经都是李渊的幕僚,后来被李渊派到各地做官,因为这个原因两人很熟。
刘文静和裴寂吃皇粮的方法不同,刘文静父亲是隋朝镖骑将军(军区首长),在征战中以身殉职,被隋朝追赠为上司仪同三司(国家革命英烈)他通过九品中正制进入公差行列。
今天裴寂突然想起知识分子的事,便找来刘文静,两人登上城楼,望着远处的群山,不免发出万千感慨。
裴寂出身寒微,对自己现在的身份仍然有些不满足,他时常抱怨自己的老爸怎么就不是一个官。
刘文静的想法却与他相反,他情愿去做一个地方官。
在城楼上,两人聊起来,曾经的记忆当然是他们谈论最多的话题,一聊便谈到了曾经寒窗苦读的日子,回想过去,展望今朝,两人根据自己多年的生活经验谈到了应该怎样去品人,特别是年轻人。
刘文静认为,衡量一个年轻人是否有前途,首先看其志向,如果一个人胸无大志,长大后一定甘于下流。
听完刘文静的观点,裴寂笑了,但仔细想想连连点头称赞,裴寂自己也总结起来,他认为有以下四条。
第一,志向,有志向,就不会甘于下流,自觉奋发向上;
第二,见识,见识来源于认真的学习,学习能够增长人的见识,有见识的人就知道学无止境,不会稍有收获就沾沾自喜;
第三,情商,情商很重要,为人处事,人际关系是否良好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谋事的成败;
第四,毅力,有毅力就没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
§§§第二节 其实并不想这样
封建王朝大规模的进行各种建设,最高兴的当然莫过于各级官吏。因为,上可以克扣下拨的建设资金,下可以趁机偕农民的油,所以,进行建设在各级封建官僚的眼中是一件好事。
而对于平民百姓来说,这却是一种难言的痛苦。民虽愚,但并非没有理性计算成本的时候,在他们有限的认识当中,蚁民们觉得忍无可忍的时候,干脆就放弃了最后的理性。
从公元611年的春天开始,隋朝各个城市的大街上,经常可以看见农民举着“起义”的大旗从各地走来。
隋朝立国的时候,国家认真实行笼络知识分子的各种制度,起义的农民因为没有知识份子的指挥,朝廷随便设下几堵围墙,便轻松的让愤怒熄了火。
制度永远是与人性做着博弈。隋朝建国不久,国家笼络知识分子的各种制度因为各种原因开始慢慢失去作用,这便让很多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被迫流落民间,他们一旦与不满现实的劳苦大众结合起来,后果相当严重。
平日里没有多大威胁的农民起义,因为有了知识份子的指挥,开始在隋朝各个城市发动混乱,从公元611年的夏天开始,隋朝政府对局势的控制能力由开始的主动出击变为被动接受。
公元613年,隋炀帝举全国之力远征高句丽(朝鲜),礼部尚书(国务院内政部长)杨玄感利用国内矛盾,举兵叛乱。这场由高干子弟发动的叛乱,刘文静很不幸卷了进去,被关进了监狱。
对于造反这样的事,刘文静有着自己清醒的头脑,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参加。而脑子简单的年轻人则不一样,刘文静的女婿参加了,还在里面成了一个骨干,因为此事刘文静郎当入狱。
狱中的刘文静,恨死自己这位名叫李密的女婿了,每天不好好念读书,热心政治。
李密这个人大家在脑海中一定要加深一下印像,关于他的事后面还有很多。
如果不是因为自己女婿犯下的错误,刘文静不会丢掉头上的乌纱帽,自己阅人无数,女儿的婚姻大事却这样糊涂,在狱中的刘文静时常抱怨。
谋反这等株连九族的事,如果没有过硬的关系,刘文静知道自己出不了监狱这道铁门。九品县令,官俸很少,没有钱上下打点,刘元静只能静静等着,等着时间慢慢耗去,隋炀帝大发慈悲放了自己。
这样一等,就等了一年,没有得到宣判的刘文静,心里开始不平衡。刘文静知道这样等下去的结果只能坐一辈子牢,想到这些,他有些灰心,与其这样,当初还不如和女婿一起反了,因为横竖都是死。
没有钱打点上下关系的刘文静,在牢里一晃就到了公元617年,这一年他被转移到了太原郡(山西省太原市)李渊管辖的监狱。听说这件事后,刘文静长舒了一口气,阴霾许久的心情渐渐开朗起来。他知道,到了太原就是到了自己地老家,接下来的事情就很好处理了。
对于刘文静这样的人,隋炀帝并没有一棒子打死的想法,培养人才不容易,这样的人留着还有用。更何况刘文静没有参加杨玄感的叛乱,隋炀帝下令将刘文静这样的人遣回原籍,背后隐藏的信息是宣布这批人即将平反。
回到太原后,自由又重新回到了刘文静身边,但这种新鲜感并未让刘文静高兴多久,看着自己寒窗十年奋斗的功名一下子没有了,刘文静心里多少有一点不满和愤怒。为了生活,刘文静不得不投靠李渊,在他幕府中做一个幕僚糊口。
幕僚与县令,成就感不言而喻。幕僚是李渊为了笼络刘文静这样的读书人开办的慈善机构,而对于刘文静这种宁做鸡头,不为牛后的人而言,这样的结果心里多多少少有点失落和压抑。
在李渊家中,刘文静发现了一个年轻人,就是裴寂曾经向他推荐的李世民,从李世民的谈吐中,刘文静觉得这个年轻人不简单。
窥测人是一种本领,在官场混迹多年的刘文静这一点还是有所锻炼的,在和李世民的交往中,他发现李世民和自己女婿李密是同一类人,有理想有抱负。
只不过李世民的身上有一种东西自己的女婿没有——务实的精神,相比之下,李密就是一个梦想着一夜之间功成名就的理想青年。。
看着李世民,刘文静做官的渴望又重新燃了起来,头上顶着乌纱帽时,刘文静不会想着造反的事,现在没有了乌纱帽,刘文静总想着一定要干点事出来。
如果在太平盛世,李世民也和当时许多高干子弟一样,沿着主辈当官的规律一直走下去:考举人,顺利通过进士考试,如果不行,通过父亲的人脉得到一官半职,讨几房媳妇平平淡淡过完一生。如果没有隋末的农民起义,李世民与普通人的不同之处,就是在深藏于图书馆发黄的历史书上多留下几行字:李世民太原郡某某将军,生于多少年,死于多少年。
§§§第三节问责制问反了李渊
扛着一把斧头就想在地上敲出一块金来,然后拿着换来的银子买房娶妻,隋朝末年动荡的局势让很多年轻人跃跃欲试。李世民却没有这样功利的想法,作为太原郡(陕西省太原市)太守(市长)的儿子,他没有必要这样干,自己等上几年就是一个县令,生活上衣食无忧也不用操心,如何在这场动荡的局势中出人头地才是他最关心的事情。
平日里,李世民的时间除去用于学习外,主要精力是花在结交当地的文人名士上。这样,一能增长自己的见识;二来文人的笔,名士的嘴是最好的宣传渠道,可以往自己脸上贴金,通过与他们交往,能够迅速提升自己在舆论界的知名度。所以结交文人名士是一件有益无害的好事。
直接促使李世民思想变化的是后面发生的一件事,因为这件事,李世民终于下定决心劝说父亲起义,因为在生存和死亡之间,李世民认为活着永远比死去好。
太原郡北边紧邻着广阔的大草原,东突厥(翰海沙漠郡)生活在这个地方。汉人自己忙于内讧,突厥人认识到这是偕油的最佳时机,而作为隋朝北大门的马邑郡(山西省朔州市),便成了突厥人攻击的第一个目标。
公元616年8月,东突厥进攻马邑郡,马邑郡太守王仁恭与太原副留守高君雅抵抗失败。
自己人关着门打,摔坏的东西即使坏掉也永远觉得是在自己手上,不足痛惜。突厥人跑来偕油就不同,这是肥水流了外人田,即使没有什么损失也会痛惜一番。没有打赢突厥的李渊此时就像股市上的股票,波动一番落了下去,从以前只赢不赔的蓝筹股变成了一支垃圾股,持有股票的最高老板隋炀帝当然心里不乐意,追究责任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李世民思想的变化就是从这一刻开始的,以前刘文静劝说他起义,他不同意有多方面的原因,现在的情形让李世民下定决心一定要起兵。
李世民的父亲李渊却不那么认为,造反在他看来不行,自己即使死了也要留一个“忠臣”名声,李渊很看重名誉。
虽然名誉并不能拿来当饭吃,但李渊知道,在必要的时候,名誉能够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他太了解中国的文化了,几千年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封建社会,道德的力量往往比法律更有效。
此外作为一个厌倦打仗的读书人,能够过几天安心日子是他最渴求的,对于李世民的想法,李渊坚定的拒绝了。
听说太原战败的的事情,李渊身边刘文静这样的人坐不住了。因
为他们升官的希望会随着李渊价值的变小而泡汤。在李渊还没有被隋炀帝问责之前,劝说李渊起义是自己以后增值最好的办法。
刘文静裴寂及其亲信们加入到李世民劝说的阵营中,在舆论上给李渊造成很大的压力。
究竟反还是不反,李渊艰难地做着选择。反了,如果没有成功,自己经营一世的形象就会付之东流,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反贼,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不反,就只有死路一条。
宫殿中的隋炀帝也在思考李渊这件事。杀了李渊, 大隋王朝的大门就没有人看守了,不杀,又不能教育官员队伍,隋炀帝思来想去始终找不到一个满意的解决办法。
守门这件事李渊一直把它当作自己的救命稻草,他认为隋炀帝不会杀他。
隋炀帝迟迟不肯给出答复,李渊猜想一定是因为自己能够防御北方突厥人进攻的原因。
李世民却不这样认为,现在不追究,是因为李渊还有利用价值,秋后算账是隋炀帝常用的伎俩,在造反的问题上,李世民坚持自己的观点。
李渊是保守派,李世民便让裴寂和刘文静劝说父亲。如果能得到李渊肯定的的答复,李世民这些年轻的激进派便有足够的时间做起义准备。
问责制的存在,成了隋炀帝和李渊之间的导火索,李渊后来无奈地顺从了李世民的意见,造反的事情这时确定了下来。李渊仔细想
想,认为他们说得很有道理,兔死狗烹。但在他内心深处,李渊更为害怕的隋炀帝以后的秋后算账。
此外,隋朝这台国家机器的运转,因为农民起义已经气数已尽,这也是让李渊做出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渊决定依照儿子的意见,起义造反。
§§§第四节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李渊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做造反这样的事。当一个忠义之臣,做一个守法公民是他终身的理想。在潜意识中,造反这样的事他一直认为是件丢尽祖宗脸面的事情。 “成者王侯败者寇”。李渊知道,自己必须要成功,一旦输了,自己留给历史的只能是满篇的唾骂[0]。
穷苦读书人翻身的机会,在隋朝,科举是唯一的道路,因为隋朝连年内乱,科举现在显得没有多大用处。没有地方发挥自己的才能,一些怀才不遇的读书人便去寻找其他途径,读书人这样的反应,更加剧了隋朝局势的动荡。
各地动乱的形势,李渊身边的幕僚一致认为,这是老天给李渊的机会,纷纷献言献策,建议李渊尽早起义。
对于顾问的意见,李渊反复斟酌,很多问题,李渊认为自己并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
第一,现在打出造反的旗号,自己的形象好似女人脱了衣服立于闹市之中,舆论不利。叛主在当时视作卑鄙的行为,对于舆论,李渊知道不能拿它当饭吃,但他知道,好的舆论就是一场广告,产生的效益李渊不得不认真对待。李渊更明白:想要偷人一定要先将牌坊立好。
第二,怎样给自己的员工制定待遇标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处理不好手下的待遇问题,事情很可能不能成功。因为没有好处的事,人们不会去干。
第三,旁边的东突厥(瀚海沙漠郡)会不会趁机进攻自己,一个隋炀帝就已经够自己对付了,如果东突厥在此时乘火打劫,两相夹击之下,自己很危险。
在李渊决定起义前,这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李渊想了很多解决的办法,但都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
因为乌纱帽的问题,刘文静心里一直积聚着满腔的不满,李渊迟迟不肯下达起事的命令。文静在家等不住,摩拳擦掌一番,便找到李渊询问缘由。
李渊的三个问题他听后一番分析,一一找到了答案。
(一)读书人是一杆枪,其他的他们可能不行,但造舆论是读书人的长项。
(二)李渊没有安身立命之地,刘文静这等寄生的幕僚更无立身之地,大家只能一起造反。
(三)刘文静建议李渊和东突厥(韩海沙漠郡)讲和。
分析突厥上次攻打太原(山西省太原市)的原因,刘文静一针见血指出:“中原大战,这是突厥人最愿意看见的事,我们打得筋疲力竭时,正是他们偕油方便之日。刘文静建议,和东突厥讲和有七成的胜算,突厥人观望后一定会支持我们。
刘文静一直想着造反,现在的情形他得很清楚,耗下去自己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他的想法,因为李渊在马邑郡(山西省朔州市)的战败,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实现机会。
李渊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放着清闲安逸的日子不活,年过花甲谁也不愿意冒这样的风险,都是被逼迫的。
刘文静凭着自己三寸不烂之舌游走于侯门将宅,吹说一番,便将自己想要的一切说到了手边。如果要评选隋代高级幕僚的代表人物,刘元静应该是最佳人选。
李渊回过头来看着刘文静,终于明白一个道理,治国需用读书人。公元6世纪缺的是什么,李渊在心里默默地念道:人才。
在公元6世纪拥有人才好比拥有了一台印钞机,李渊现在可以大踏步地进行自己后面的事业,有钱就是男子汉,而李渊现在不缺钱。
§§§第五节 起义是件技术活
刘文静在太原使出浑身解数为李渊做起义以前的广告宣传工作,操作的过程中他忽略了一个问题,从思想上统一没有文化的农民士兵很好办,但政府官员就不同,在这个问题上刘文静想得过于简单了。
因为他并没有认识到,人类社会的精英绝大多数都集中在政府部门当中。太原郡政府部门里并不全是李渊自己人,里面有隋炀帝安排监视李渊的人。
进行造反活动,刘文静等人看到的是希望,但从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空降到太原的官员却不是这样认为,他们的真正老板是隋炀帝,李渊如果造反成功,他们包二奶,三奶这些特权就没有了,说不定吃饭的家伙也保不住。这些人中以王威和高君雅为代表。王威和高君雅毕业于国子学(隋朝最高学府),是隋炀帝培养的嫡系。
刘元静在太原为李渊打广告的行为,在王威和高君雅眼中,这是叛乱前的信号。聪明的刘文静想了很多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就是没有想到这两个人。
左思右想,王威和高君雅决定将情况上报给隋炀帝。计算一下往来的路程,两人感觉时间太紧,为了自己以后的发展,他俩一致认为这件事不能等,两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最后决定先斩后奏。
做出这样的决定,两人有些犹豫,毕竟自己是在李渊的地盘上,强龙难压地头蛇。但如果不上报隋炀帝,李渊如果真的造反,他俩隋炀帝的嫡系的身份注定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所以现在必须先下手干掉李渊,这样才是保持自己利益稳定最好的办法。
但王威高君雅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谍战工作并不只是隋炀帝的专利,李渊也会些。
刘文静没有想到他们俩,李渊想到了,李渊安排在他们身边的眼线早已将情况告诉了李渊。刘文静坚守的球门有漏洞,李渊这个教练补了上去,王威和高君雅很快被李渊找借口抓了起来。
处理政治对手,如果是在和平时期,扣一顶贪污受贿的帽子最为合适,这叫死得其所,在百姓心中于情于理都是活该。而且还能提高处理人在百姓中的威望。战争时期,安排通敌的罪名最为合适,“杀鸡儆猴”的效果可以教育部下,让大家保持团结一致。
处理完高君雅王威两人地事,刘文静该干什么,仍干什么。
做舆论宣传工作,刘文静很有天赋,在太原为李渊打造的广告,刘文静做得很有水平。
第一步,他联合起一拨生活在太原的文人,为李渊摇旗呐喊,这样做可以从中发现太原市哪些同行不听话。
如果要让不听话的文人闭嘴,是一件很难的事,李渊亲自动手会给人留下心胸狭窄,不能容人的恶劣印象。而让刘文静带着同行去教育就不同,这是以物克物。
封建文人多以君子自诩,“君子动口不动手”。 当一张口面对数十张或数百张口时,自然而然,不听话的文人就会主动闭嘴。在这个问题上,李渊处理很有水平。
文人相轻,自古皆然。
第二步,做好了文人的工作,下面普通老百姓和士兵的工作就好做多了,将口号喊上一万遍,不是真理也成了真理。
刘文静在前面已经是隋朝最佳幕僚兼形象代言人,为李渊在太原的舆论宣传,应该还要赠与他最佳文化宣传奖,如果没有他的工作,后面进行的事就没有那么简单。
忠义这块招牌扛在肩上,突然有一天让李渊放下来,多多少少让他有些接受不了,李渊是聪明人,知道自己一定要做做样子。
刘文静等人多次在公共场合表示让他起兵造反,但李渊多次推脱。。
李渊这样做其实是虚伪的表现,是故意表演给太原郡的老百姓看的。
但李渊这样做也有难言之隐,李渊不得不承认文化环境对自己的影响。即使迫于无奈,在隋朝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还是必须得装出一副受害者的模样,只有这样,周围抵制的声音才能小一些。
做为“太原郡起义”总导演, 刘文静对这场戏产生的社会效果很满意,经过这一番精心打造,太原郡老百姓心中从此认为:李渊带领我们起义不是背叛,是为了我们生活得更好。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唯一证明的就是老百姓最好糊弄。
经过几个月的精心准备,公元617年的5月,李渊做好了起义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就等着起兵的机会,但令他没有想到的一件事发生了。
公元617年5月17日,东突厥的部队突然打了过来。东突厥在马邑郡(山西省朔州市)取得胜利后,为了扩大战果,派兵进攻李渊镇守的太原郡(陕西省西安市)。
东突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们一直等着李渊镇压农民起义消耗实力,当李渊与起义农民军打得两败俱伤的时候,自己出来收取成果。
以前东突厥看见邻居李渊日子红火,多少有点眼红。现在汉人在家中内讧,东突厥阴险的认识到这给自己浑水摸鱼创造条件。
但这也令李渊认识到了东突厥的阴险,对于他们的企图,李渊心里十分清楚。
李渊将太原郡的所有城门打开,东突厥无法判断虚实,不敢近逼。以通敌处死的高君雅与王威,在这时起到了巩固军心的作用。无知的士兵都认为是他俩内应了东突厥,进攻太原。
5月18日,李渊命令擂动战鼓,让军队从其他道路入城,好像增援部队抵达。东突厥惊疑不安,留在城外两天,后来大肆抢掠扬长而去。
5月东突厥袭击的事情发生后,刘文静便向李渊建议,按照自己前面的分析,突厥人这次没有捡着好处,以后肯定会有所收敛,这时找他们讲和是最好的时机。
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强,如果讲和成功,起义的事就更多了一层把握,李渊点头默许了刘文静的建议。
李渊这次强有力的防守反击,让突厥人没有占到任何便宜,接下来刘文静的到访求和,又表现出对东突厥(瀚海沙漠郡)极大的尊重。
这一点,李渊做得很好,装孙子也要装得有水平,打了胜仗马上认输,给足了对方面子,所以,东突厥始毕可汗不得不认真思考,是否还有必要继续与李渊僵持下去。
前几次攻打太原都以失败告终,没有便宜可占的事突厥人不会继续做,收手在这时看来倒是一件好事。
更重要的,李渊装孙子的自贱行为医治了东突厥饱受隋炀帝欺负而受伤的心灵。在精神上,东突厥感觉自己胜利了。
此外他们认为之所以没有打赢李渊,是因为中原的汉人还没有真正内讧,等他们两败俱伤,那时才是自己揩油最好的时机。
聪明的刘文静猜到了始毕可汗的想法,他在心里默念:“事情其实并没你想象得那样简单,真到那时,倒要看看谁能算计谁。”
东突厥这里的事情处理好了,意味着李渊起义少了一块绊脚石,准备了这么久,栽下的种子终于要开花了。
公元617年6月14日,李渊被裴寂等人拥戴为大将军,正式宣布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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