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王谢子弟中，刘小石应算是一个奇人。
刘小石何许人也？与他生前有过接触的人，皆曰：“不就是那个拾破烂的老头嘛！”
其实，他是一个很不错的画家和篆刻家。
假如他还活着的话，今年该是九十多岁了。但他不存于人世，已有三十多个年头。
我小时候见过他，一身油晃晃的青布衣褂，身板直直的，脸上满是和善的笑，挑着一副拾破烂的篾箩筐，手握一把长铁钳，穿行在大街小巷，不卑也不亢。他走在窄窄深深的小巷里时，喜欢用铁钳敲着筐沿，迈开台步，有滋有味地唱着京剧，很地道的谭派风韵。声音在巷子里共鸣，大约比在剧院唱戏的效果好得多，所以他颇为得意。
在二十世纪的中期，破烂不容易拾到，且不值钱，因此刘小石的生计颇为艰难。他买米一次只买一斤或几斤，荤腥自然是很少见的了。但每天必留出一角钱，去坐那种很平民化的小茶馆。在那里，他和票友们一起唱京戏，一起聊大天，偶尔有人求刻印章，他会当场试刀，嘎嘎几下，立等可取。若碰上连日大雨，无法出门拾破烂，他可就惨了，即使饿肚子他也绝不出门求乞和告贷，一个人站在天井边，有板有眼地唱京剧《秦琼卖马》。秦琼还有马可卖，他呢，家徒四壁，身无长物！
在旧时代，刘小石是个阔公子，谁会料到沦落至此呢？时耶？命耶？“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他的祖父曾是曾国藩帐下的大将，战功卓著，官至直隶总督，衔一品京堂；他的三叔曾任过民国政府的陆军次长和顾问。刘家在湘潭堪称首富，有良田数千亩，有大片的房产，在外地还有矿山。家中吃饭、饮茶的瓷具，随便拿一件都是乾隆时代的；齐白石的画，拿来糊窗子！临近解放时，刘家已耗尽元气，败落了，值钱的东西所剩无几。
刘小石没有进过正式的学堂，家里常年雇请着各种老师，教文史、数学、英语。他的大部分时间用在学京戏、斗蟋蟀、捧红角、吃馆子上，玩得很是尽兴。但他却认真地学过国画。齐白石是刘家的常客，刘小石对这位齐家伯伯很是尊重，耳提面命，加上天性颖悟，居然得了齐家衣钵，大写意，粗头乱服，逸笔草草，形神俱妙；印也有白石之风，下刀凌厉，布局奇拙。后来，齐白石去了北京，与刘家犹通声气。刘小石的画艺、印艺登堂入室之后，慢慢有了自家的面貌。他生计不愁，画画、刻印无非是怡情养性，故自有其从容和不落俗套处。直到今天，湘潭的一些世家子弟手上，犹残存着刘小石的画，有人将画带往香港，竟有慧眼者肯出大价钱收购！
解放后，因刘小石没有技术，也没有力气，就被安排进了一家刻字社，刻方形和圆形的私人和公家的木头图章。他深感委屈，认为一个艺术家怎能下贱到如此地步，便断然不刻。刻石头图章呢，劣石不刻，非好石不奏刀！那年月有几个用石头图章的呢？好石头更是罕见。何况他出身不好，再加上这古怪脾气，刻字社只好让他另谋高就，把他打发到社会上去。
他亦不悔，置办了箩筐和铁钳，高高兴兴去拾破烂。
老婆和他离了婚，带着一个孩子，远走高飞去了外省。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一天，刘小石到湘潭钢铁厂附近去拾破烂，于一路口拾得一个手提包，内有人民币六千余元。遂把扁担搁在箩筐上，悠闲地坐等失主。待失主来，方知是一个车间的会计，刚领了全车间的工资准备发放，谁知竟掉了。失主很感动，给他五百块钱作为酬谢，他力辞不收；又请其去酒楼赴宴，亦不往。失主心甚不安，非得“表示”一下不可。郭小石指着不远处的一家小南杂店，说：“既如此，你去打四两谷酒端一小碟花生米来。”刘小石喝罢酒吃罢花生米，唱一个喏，挑起箩筐走了。失主泪眼盈盈，高喊：“我们车间每天下午四点钟往外倒垃圾，你来拾吧。”
于是，他常到那里去拾垃圾。
“文革”中，北京城的一个京剧老生名角，因不甘忍受凌辱，南逃至湘潭，彷徨于街头。恰逢刘小石和一群票友，在一家小茶馆拉琴唱戏，名角闻声而来，遂成为知己。大家好好地过了几天戏瘾，唱《借东风》《坐寨盗马》《坐宫》《走麦城》……样板戏倒是被冷落了。刘小石破烂也不拾了，专心专意地操琴，尺寸是把得极准的。那天，我正好在场，听得刘小石大声说：“多少年没过这样的戏瘾了，痛快！痛快！”临别，刘小石和票友们一起凑钱给名角做路费，难分难舍地送他上路。名角走了，刘小石像从梦里醒过来，想起囊中分文不存，瓮中粒米也无，慌忙挑起箩筐，叫了一声板，找他的生计去！
1975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刘小石肝部绞痛，被邻居送往医院的急救室，一查，竟是肝癌。那时他头上戴着一顶“坏分子”的“帽子”，又交纳不出六十元的住院费，自然无法施以手术。有一位好心的伍正奇大夫，很同情他，偷偷地给他服用镇痛的药片，以减轻他的痛苦。
刘小石十天后，死在那间病室里。
几年后，我为了写刘小石的一个传记，找到了伍正奇大夫。他寻出一枚青田石名章，“伍正奇”三个字刻的是铁线体，非常漂亮；边款刻的是：“君赐镇痛之药，顿感人间尚有悲悯之情，嘱其备石与刀，治此印为谢。”
我看见伍正奇的眼里，渐渐地盈满了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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