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膺

    提要：人均GDP1万美元是一个经济体进入发达水平的标线。杭州市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或后1万美元时代，经济社会将进入重大转型期。其总体社会发展性质表现为：工业化、后工业化双重特征明显，总体向后工业社会转进；城市化处于中期快速发展阶段，人口现代化张力加大；消费水平有较大提高，社会建设滞后的矛盾强烈凸显。总体发展特征表现为：经济发展从单一重视量能转向兼顾绩效；城市发展从重视扩张转向更多地权衡生态环境价值；文化大众化、多元化和丰富化的新时代开启；解决基本社会保障问题变为社会建设的主题性任务；形成公民社会为民主政治奠定现实基础。主要发展趋势与发展理念是：实现城市本性的回归与打造生活品质之城；以创意经济为主体构建新经济体系；建设创意城市与发展创意文化；构建多中心城市空间与治理结构。

    关键词：人均GDP 社会性质 社会特征 发展趋势 发展理念

    作者周膺，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杭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邮政编码310006）。

    据初步统计，2008年杭州市GDP为4781.16亿元，同比增长11.0%，连续18年实现百分比两位数增长。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较强，增速分别高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2.0和0.9个百分点。按户籍人口计算，人均GDP为70832元，根据年平均汇率折合为10199美元；按常住人口计算超过8600美元，达到中等发达经济体水平。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人均GDP1万美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发达水平的标线。但是，由于中国的GDP测算方法并未完全与国际接轨，再是2008年面临金融危机的复杂局势，所以对杭州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并不能简单据此下结论，而要结合实际进行客观评估[1]。总体来说，杭州已进入经济社会的重大转型期，全社会对发展模式、民主民生、生态保护和城市定位等重大问题都会有一个深入的检讨与反思过程，但在实际选择上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可谓走到十字路口。尤其是金融危机的干扰较重，给科学选择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

    一、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杭州的社会发展性质

    （一）工业化、后工业化双重特征明显，总体向后工业社会转进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73年出版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后来有的学者将人类文明的历史相应地概括为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三个阶段。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现代化，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是后现代化。前工业社会的人类生活主要是对自然的挑战（包括农业、林业、渔业、矿业在内的采集作业），工业社会主要是对加工的自然的挑战（对自然资源的技术化、商品化作业），并带来城市化、民主化、人性化、理性化等文明成果。杭州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化历程非常短暂，经历的是一种浓缩的、跳跃式的工业化。这种工业化借重发达国家的经验，但其模式并未超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常规，主要通过利用外资和引进科学技术推进工业化，发展加工贸易和出口贸易，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进口替代。

    2008年杭州三次产业比例3.7：50.0：46.3，总体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在取得经济繁荣的同时，工业化也给杭州带来巨大的环境压力，尤其与国际风景旅游城市、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性质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矛盾已十分尖锐。

    20世纪40年代成型的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将经济增长的要素简单归结为劳动和资本，忽略技术进步的作用。这一增长模型后来因为与经验数据不符而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默顿·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等人所批评，并为主流经济学否定。

    但是，这种增长模式却一直为发展中国家所普遍信奉，它们相信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秘诀在于努力增加资本的供给（储蓄和投资）。1931年，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G·霍夫曼（Waltber G.Hoffmann）提出工业化后期资本品生产将超过消费品生产的预言。这个预言后来被推演为工业化后期将进入重化工业阶段、重化工业将成为主导产业的“霍夫曼定理”。但是“霍夫曼定理”并没有在先行工业化国家普遍应验。20世纪下半叶以来，发达国家发展最快的并不是工业，更不是重化工业，而是在霍夫曼时代还未被看作基本产业部门的服务业。它在发达国家工业产出还没有占到社会总产出一半时便异军突起，随后迅速超过工业而成为主导产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把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命名为“现代经济增长”，而与以工业为主导的传统发展模式相区别。

    库兹涅茨对西欧和北美主要工业化国家20世纪中叶前50~100年大量经验数据分析的结果是：期间人均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1.5%，其中资本的贡献率为0.25%，人均工时减少的影响为-0.23%，生产率提高的贡献率为1.3%。库兹涅茨指出，现代经济增长主要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相应地制度和思想意识调整的基础上。类于库兹涅茨的结论已成为当今各种经济学流派的共识。

    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R·克鲁格曼（Paul R.Krugman）指出，东亚国家经济的高增长主要来自高额资本积累（“流汗”），而不是来自技术进步（“灵感”），所以谈不上什么“东亚奇迹”。东亚国家虽然在一定时期保持增长，却不可避免或迟或早会出现投资报酬递减和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2]递增的问题。美国、德国、法国和印度等国家为1~2，中国为5~7。中国企业投资主要靠银行信贷支持，投资效率过低意味着信贷规模无限扩大和难以回收，从而积累金融风险隐患。尽管中国没有发生次贷危机，但企业负债率高且其相互担保机制对低成本竞争高度敏感，如果金融危机进一步向实体经济蔓延的话，极易引发信用危机。事实上近期已有相当多大量举债的企业面临破产，甚至导致企业家外逃。

    中国学术界对上述问题已有一定程度的共识，但以往的发展模式已形成强大惯性，致使实践上很难扭转原有的发展方向。一方面，对工业知其问题多多又不能放手，脱离不了对劳动和资本的过度依赖。近几年国家倡导科学发展观，试图进行发展战略的调整，许多企业因此陷入困境。而且，多年一直沿用的政府工作考核机制和增值税征收导向仍在牵着地方政府的鼻子。依赖工业解决就业还是国家层面的战略性导向。金融危机发生后，国家又将扩大资本投入作为挽救经济的药方。另一方面，看到服务业前景宽阔但无从下手。

    目前GDP中服务业所占比例比较大，但主要是房地产。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从改革开放初期善搞农业经过30年学会搞工业，对服务业却普遍十分陌生。而发展服务业又比发展工业难度大，因为工业可以产销分离，商圈可以扩大到全球。服务业消费则难以移动到本地以外，其商圈很难突破区域限制。有的可以辐射到全球，但也要消费者反迁到本地，比如旅游业。只有属于广义服务业的创意产业，其辐射面可以无限。因此，出于降低风险和“懒惰”的考虑，地方政府很可能继续走老路。事实上，近几年许多沿海城市逐渐接近或跨入人均GDP1万美元的关口，但仍争相发展重化工业，展开新一轮工业竞赛。中国沿海一带发展重化工业已相当无序，包括浙江在内的非沿海地区也有这种苗头。吴敬琏发表多篇论文和多次演讲，针对中国经济整体上已经进入重化工业发展阶段的论断进行质疑。[3]

    工业化仍是中国乃至杭州等沿海发达城市的未竟事业，但由于中国与先发国家处在同一个时间坐标上，所以必须也有可能将后工业化或后现代化变为现实的历史使命。既然人类文明已经由现代文明转向后现代文明，那就意味着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已经从属于先发国家的后现代化。后发国家必须以反思的态度、批判的精神审视和对待自己的工业化、现代化，在以工业化、现代化来发展自己的同时，更有必要以后工业化、后现代化来扬弃工业化、现代化。既然先发国家已经开始并创造了后发国家所需要的后现代文明，且世界历史又进入了全球化时代，这客观上为后发国家提供了与先发国家共同创造后现代文明的历史平台，那么后工业化、后现代化就不能不成为后发国家需要承担的历史使命。

    目前杭州正处于工业化时期，但也直接面对后工业化任务，具有现代和后现代双重历史特征。杭州的工业化既高度依赖劳动和资本，也高度依赖资源的消耗，而杭州既无矿产资源，也无港口资源，故不具备大规模发展工业的条件。杭州部分产业结构也达到相当高度，但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角度看，只是参与了全球高技术产业的劳动密集环节分工和国际代工而已，产业地位不高。杭州GDP中的实际成分服务业也占60%以上，由于现行统计方法存在问题等因素产生较大的统计误差（其中房地产比重较大，结构和质量问题较大）。杭州市域范围内的县、市和萧山、余杭两区尚有一定程度的工业化空间，但县、市沿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沿线分布而使得工业化与生态保护有较大冲突，萧山、余杭两区发展服务业的比较效益更好，而且也有生态保护要求。作为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杭州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如何实现经济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实现后现代化。杭州需要的是新型工业化意义上的工业化，杭州更应该建设后工业化的生活品质之城。尽管有各种外力的牵制，无论如何，杭州要有坚定的信心向后工业社会转进。按照贝尔的解释，后工业社会具有以理论知识为中轴、以服务业为主导、职业分层和社会权力以知识为标准、以信息为战略资源等特征，杭州已初步显露出上述特征，因此具备战略条件。

    （二）城市化处于中期快速发展阶段，人口现代化张力加大

    在城乡空间结构的演变过程中，城市始终存在着集聚与扩散的相互作用。在城市化初期阶段，以集聚效应为动力的区域经济集聚趋势十分显著，集聚与规模经济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特征。随后，受规模收益递增的影响，进入集聚增长的累积循环过程，先行工业化地区不断吸引其周边影响范围内的各种资源，并供给商品和服务，发挥政治和经济的领导组织功能，逐渐成长为核心区，其他地区则成为受其支配的外围区域。在此过程中资本和劳动力向核心区流动，在空间上表现为中心城市迅速发展。城市规模越大，人均产出和地均产出就越高，比如200万人口以上城市的人均产出和地均产出分别是20万人口以下城市的2.5倍和23倍。但是集聚到一定极限后又会不经济，这时扩散倾向上升到主导地位。

    从地理空间的表现形式看，集聚的结果导致集中型城市化，引起城市人口密度的增加，而扩散的结果导致扩散型城市化，使城市范围得到扩展，引起城市区域化。

    2008年12月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委员会发表的《中国城市化率现状调查报告》指出，中国的城市化经历了缓慢发展期（1949—1964年）、停滞发展期（1965—1975年）、平稳发展期（1976—1999年）、快速发展期（2000—2006年）四个发展时期。学术界一般将城市化水平分为三个阶段：城市化率低于30%为初期阶段，30%~70%为中期阶段，70%以上为后期阶段。一般50%~60%即有扩散趋势。2006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32.53%，但部分地区已进入城市化中期或后期阶段，扩散化趋势明显，例如城市化率最高的上海、北京和天津等城市（分别为85.76％、75.60％、60.09％）。[4]城市扩散所导致的城市区域化有不同的层次结构。第一级是大城市群，全国共有三个，分别为长江三角洲城市区域、珠江三角洲城市区域和环渤海城市区域。其中长江三角洲城市区域被公认为世界第六大城市带，而且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区域。第二级是中等城市群，如南京城市区域、武汉城市区域、成渝城市区域、西安城市区域和沈大城市区域等。第三级是市、县共构的田园城市型城市区域，如长株潭城市区域、佛山城市区域、太原城市区域、海口城市区域等。杭州城市区域规模只有三级水平，但近10年来有较大提升。一方面，2001年萧山、余杭撤市设区，拓展了城区空间。近几年又提出网络化大都市概念，规划市、县共构的城市区域。另一方面，又提出杭州市都市经济圈概念。浙江省提出规划建设杭、甬、温三大都市经济圈的战略构想。2007年，杭湖嘉绍四城市开始联手打造杭州都市经济圈，其总体布局框架为：依据区域总体功能定位，突出杭州核心，以沿路、沿湾、沿湖区域为重点，形成“一主三副两层七带”的网络化总体布局框架，促进产业、城市、生态融合发展。凸显杭州市区在都市经济圈中的极核地位，强化“一城七中心”[5]功能，通过整合周边地区优势资源增加集聚辐射能力。培育三个副中心，以湖州、嘉兴、绍兴市区为都市经济圈副中心，通过培育特色产业错位发展。联动两层发展，以杭州市域五县市以及德清、安吉、海宁、桐乡、绍兴、诸暨等临杭六县市为紧密层，以湖州、嘉兴、绍兴三市（除市区、临杭六县市之外的下辖县市）为联动层，实现联动发展。推进七带构建，优化提升沪杭甬发展带，重点建设沿杭州湾发展带，积极构筑杭湖发展带，着力打造杭金衢发展带，加快开发杭千发展带，推进形成杭徽发展带，引导培育沿太湖生态发展带。这一都市经济圈以占全省1/3的人口创造了近1/2的GDP，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区域一体化的前提下，区域内城市抱团发展可以有效地增强区域竞争力，协调发展可以缩小区域内发展差距，共同发展可以协调解决单个城市难以解决的问题，做到互利、互补、互惠。

    城市化不仅仅是非农业人口比重增加的问题，还是一个人口质量提高或人口现代化的过程，即传统人口向现代人口变迁的过程。主要包括人口转变现代化、人口生育现代化、人口素质现代化、人口结构现代化、人口生活现代化和人口承载现代化等方面。孙立波在《杭州市人口现代化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一文中借鉴国内外人口现代化指标体系分析得出，2003年杭州市人口现代化处于由小康水平向基本的现代化转进的过程中，只达到发达国家人口现代化水平的52.70%。要在“十一五”期末实现基本人口现代化必须以每年≥3.91%的速度推进，要在“十二五”期末实现基本人口现代化必须以每年≥2.26%的速度推进。“十一五”期末总体上实现基本人口现代化有可能，但全面实现不太可能。主要制约因素是人口与资源环境承载水平下降，人口素质、人口结构差距较大。[6]从近几年的发展情况来看，这种判断是符合实际的。但随着城市化速度加快和经济容量增大，目前人口现代化的张力不断加大，吸纳人才的紧迫性程度增大。

    （三）消费水平有较大提高，社会建设滞后的矛盾强烈凸显

    杭州已总体上跨越了以简单物质消费为主的阶段，开始进入品质生活消费阶段。2008年市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104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0692元。2007年市区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37.1％，农村居民为34.8％（10年间下降14.5个百分点）。考虑价格因素影响，2008年恩格尔系数应与之相当。从消费结构看，消费增长点明显扩散。汽车销售保持较快增长，品质商品销售火爆，市场呈现多点带动局面。根据2008年上半年抽样调查，市区18.87%家庭拥有汽车，接近两成。汽车类商品零售额居23类主要商品零售额之首，并有高档化趋势。家居类商品消费持续增长，万元以下家用电器基本得到普及。高档服装、化妆品、金银首饰等一些享受型商品零售额增长也较快。2008年上半年人均旅游支出344元，人均团体旅游比上年同期增长48.8%。2006年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和服务、杂项商品和服务消费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为43.1%，2007年受食品等价格上涨因素影响，支出比例为38.0%。其中教育文化娱乐和服务消费比例2006年为13.9%，2007年为11.3%（主要受免除中小学学杂费影响）。2008年的水平应与之相当。近几年公园、博物馆等公共设施实行免费开放，免除了一部分文化消费支出，所以可比文化消费实际上高于上述水平。

    另一方面，以就业难、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行路停车难、办事难、清洁保洁难等“七难”为象征的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也日益成为市民关心的热点，反映了社会建设滞后的矛盾强烈。2002年以来，杭州市委、市政府在破解“七难”上下了很大功夫，但难以达到市民的期望值。市民要求改善的社会建设方面的问题也不断增多，“七难”扩展为包括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内容在内的“7+X”。同时，与社会转型相应地社会事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变革也成为一种强烈的社会要求。

    二、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杭州的发展特征

    （一）经济发展从单一重视量能转向兼顾绩效

    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中后期都会形成多元经济发展格局，并且以服务经济、创意经济为主体。美国1956年完成工业化后，服务业成为主导产业，非物质生产部门就业人数超过物质生产部门，服务业占GDP总值75％。在2008年金融危机背景下，许多人对美国的金融驱动消费、消费驱动增长的模式有看法。实际上，这种模式是发达国家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基本形态，它解除了消费不足的发展瓶颈。其他服务业商品由此大大拓展了消费范围。20世纪70年代后期，发达国家总体上跨越了物质生产发展阶段。由于工业化造成巨大的环境问题，其边际效益日益走向极限，而且资源瓶颈又特别大，所以杭州也在自觉不自觉地走向发展多元经济的道路，而且从过去单一重视量能转向兼顾绩效。

    2005年，杭州召开首次加快发展服务业大会，提出建设服务业大市的战略目标。会议对服务业的估价是：高度发达的服务业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和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世界经济的重心已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全球竞争的焦点已从产品转向服务，加快服务业发展已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根本性、战略性课题。会上出台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相关政策。此后每年都召开一次发展服务业大会。2008年，又召开杭州市打造全国文化创意产业中心大会。会议指出，此次会议的意义绝不亚于2002年作出工业兴市的重大决策并首次召开全市工业兴市大会，也绝不亚于2005年作出建设服务业大市的重大决策并首次召开加快发展服务业大会。杭州市要率先走出工业社会，率先迈入后工业化时代，就必须加快实现“提升发展工业——提升发展现代服务业——提升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这样一个“三级跳”。强大的“创意引擎”将驱动杭州尽快形成高层次的“三二一”产业结构，率先迈入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以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的后工业化时代。会议要求服务业占GDP比重力争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到2015年达到52%，其中主城区达到80%；并明确提出“3+1”现代产业体系，“3”即三次产业，“1”即文化创意产业。

    但是在实践上上述战略并没有很好贯彻，主要原因是受前述观念和实践能力缺失的局限。在金融危机影响下，包括工业在内的财政货币政策再一次放松，对经济下滑的担忧又很大，所以尽管有了基本方向，但在短期内真正转舵尚有难度。需要用很大的决心才能真正迈出步子。应当坚定不移地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把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有机结合起来，全面推进经济战略性调整。

    （二）城市发展从重视扩张转向更多地权衡生态环境价值

    2001年，杭州市调整行政区域规划，萧山、余杭撤市设区，杭州市区由683平方公里扩展为3068平方公里，2007年户籍人口达到379.5万，扩大了发展空间。和其他城市一样，杭州的城市化是在生态环境透支的基础上实现的。近几年杭州积极治理包括西湖、西溪湿地、京杭大运河杭州段等在内的生态环境，大幅度搬迁主城区工业企业，但花费巨大代价。特别是由于大面积开发新工业区造成新的工业污染，工业增长2/3以上依赖于对环境的透支，新区资源不经济现象十分严重。近几年国家对新增建设用地严格控制，客观上将扼制这种低水平发展。

    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吉恩·格鲁斯曼（Gene Grossman）和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在分析特定的制度变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环境的可能影响时，提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设（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简称EKC）。人们普遍担心美墨之间更自由的贸易政策和直接投资可能会恶化墨西哥的环境污染问题，并降低美国的环境管制标准（National Wildlife Federation，1990）。为检验这一点，格鲁斯曼和克鲁格利用简化型回归模型首次进行了人均收入与环境质量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他们发现在人均收入与环境退化之间存在一个倒U型的关系。并且，当一国人均收入达到4000~5000美元（1985年的美元价格）的转折点时，经济增长趋向于减轻环境污染问题，这个收入水平正好与当时墨西哥的人均收入水平相一致。1992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以“发展与环境”为主题，扩大了环境质量与收入关系的研究。1993年斯德尔·帕那尔图（Theodore Panayotou）借用1955年库兹涅茨界定的人均收入与收入不均等之间的倒U型曲线，首次将这种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间的关系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人均收入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倒U型关系依赖于两个假设。第一个假设是：环境所提供的服务，即环境舒适性是一种奢侈品，也就是说，对环境舒适性的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1。如果这一点成立，那么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用收入换取环境舒适的意愿水平就会随之上升。第二个假设是：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消费对污染的负效应递减。因为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经济结构会发生变迁，从而生产和消费结构也会随之变化。

    EKC理论假说提出后，实证研究不断，结论呈多样化，有的支持倒U型，也有结论为U型、N型、单调上升型、单调下降型等，并且不同污染物的污染与收入间关系呈现差异形态。耿强、蔡琦玮对1991—2003年的相关数据分析后指出，长江三角洲地区矿产资源比较贫乏，有限的土地和自然资源养育较多数量的人口并支撑庞大的经济体系，使得生态系统超负荷运转，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N型EKC特征，环境质量随着经济总量的快速提高而波浪式不断恶化，不同于以往的经典理论中倒U型的形状。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环境变迁不同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工业化时期的特征，环境质量有一段时间的改善后又趋于恶化。这与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不够重视密切相关。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一个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环境保护投入要占GDP的1%~1.5%才能有效控制住环境污染，超过3%才能使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上海市政府《关于加强本市环境保护和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确保环境保护投入占GDP3%以上，而浙江省规划的2001—2010年污染治理投入采用国家规划的下限值为1.48%。杭州市《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污染整治工作的实施意见》（杭政函〔2004〕169号）提出3%的目标，但实际执行不了。因此，倒U型EKC这一分析工具不能盲目套用，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认为环境质量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自发改善的答案肯定不是最优选择，环境质量改善的中段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越过，未来经济的高增长和环境保护的高标准难以抵消现实环境的破坏成本。如果环境退化超过一定的生态阈值，环境退化便不可逆。EKC不能成为“先污染，后治理”的借口。为了实现环境与经济快速发展的和谐兼顾，一定要采取措施控制污染，保护自然环境，实现集约化的增长模式。[7]

    从总体的实证研究来看，EKC一般是存在的。欧美等发达国家拐点为人均GDP 8000~10000美元，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拐点为5000~7000美元。杭州市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保护生态环境的公众意识已非常强烈。政府在主观上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必要性，但在短期内又难以舍弃工业，左右为难。但是在各项工作中已经更多地权衡生态环境价值。如果没有这次金融危机，产业结构调整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步子会更大一些。

    （三）文化大众化、多元化和丰富化的新时代开启

    美国著名城市规划学家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指出，充满生机、多姿多彩的城市生活是人的发展所必需的社会环境。城市的丰富多样性承认公民社会的优先意义，这是自由和社会再生产的基础。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城市才被认为是存在着的。[8]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也认为，区域不仅仅是独立的地理单元、社会单元和文化单元。区域作为独立的地理单元是既定的，而作为独立的文化单元则是人类深思熟虑的愿望和意图的体现，因为这里的区域也可以称为人文区域，它是地理要素、经济要素和人文要素的综合体。[9]

    杭州是一个信息化程度较高的城市，因此依赖于信息技术的大众文化也发展得较充分。市民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文化视野更趋于开阔，审美需求更多样易变且高层次化，娱乐选择更加自在自主，思维变得更加复杂活跃，文化观念、审美意识则更具有现代、后现代色彩。文化多样性、文化多元化也日益为市民接受和倡导，各种地域化、分众化的文化形式存在的合理性被强化。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全面发掘与保护，各类学术或艺术团体得到较快发展。

    但是直到现阶段，杭州仍没有完全实现文化转型。市民对生活的感知总体上是经验性的，对生活的时代特征还缺乏真正的理解，缺乏开阔的视野、包容的胸怀和辩证的思维。思想观念总体上倾向于保守，对新思想、新观点的兼容度不够，没有形成“大气开放”的思想环境。缺乏思想家，缺乏读书和学习的风气，缺乏思考的耐心与勇气。对外部世界了解不多，对国际社会的认知更为缺乏，不仅满足于目前的生活富足和安逸，更不能从文化的、时代的、宏观的层面认识与把握自己的方位。文化交流的基本方式仍是地域性的，没有构建有效的国内外经济文化交流平台，高等级的学术、演艺、展览等文化活动还难以引入。对于未来的发展缺少知识和方法论上的准备，缺乏吸纳新技术、新理念的思想准备，缺乏建设现代、后现代产业体系的勇气与气魄，极为缺乏战略研究和战略设计，在行动上有较大的盲目性。引进和培养人才的模式偏于形式和程序，形成某种屏蔽作用。

    上述情形正在日益成为杭州发展的巨大障碍，已是杭州必须破除的难题。随着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市民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有了更多的自觉。在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历史条件下，政府和市民有可能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检讨，从而开启一个文化发展的新时代。

    （四）解决基本社会保障问题变为社会建设的主题性任务

    社会保障即国家和社会依法对社会成员基本生活给予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指的是社会成员因年老、疾病、失业、伤残、生育、死亡、灾害等原因而失去劳动能力或生活遇到障碍时，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通常国家依据法律制定相关的制度和规定以保证其社会保障政策的实施。中国的社会保障由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优抚安置构成，其中社会保险又分为政策性保险和商业保险两大类。政策性保险根据法律或法令统一实施，是带有强制性的基本保险；商业保险则在自愿基础上以契约的形式实施，是基本保险的必要补充。此外，也有人把住房保障列入城市居民社会保障的范畴。国际劳工组织组织编写的《21世纪社会保障展望》指出：“社会保障的目标不应限于防止或减轻贫困，应该更为广泛。它反映着一种最广义的社会保障意愿。它的根本宗旨是使个人和家庭相信他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会尽可能不因任何社会和经济上的不测事件受很大影响。这就不仅是在不测事件中或已出现不测事件时去解决困难，而且也要防患于未然，帮助个人和家庭在面临未能避免或不可避免的伤残和损失时，尽可能做到妥善安排。因此，社会保障需要的不仅是现金，而且还有广泛的医疗和社会服务。”[10]

    社会保障水平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它直接关系着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的方向和效果。社会保障水平的高低可以用社会保障支出总额占GDP比重来衡量。社会保障水平是否适度并不取决于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高低，而是取决于社会保障支出与国家生产力水平以及各方面的承受能力是否相适应。杭州和其他地方一样，改革开放30年来，居民收入增长远远低于GDP、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的增长，没有形成改革开放成果社会共享机制。尤其是1999—2008年10年间，不计价格变动因素，GDP、财政收入和规模企业利润分别增长4.2倍、10.5倍和10.6倍，而市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分别增长2.8倍和2.7倍。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在社会保障水平仍不适度。[11]近几年杭州出台了《杭州市基本医疗保障办法》（市委〔2007〕42号）和《杭州市基本养老保障办法》（市委〔2007〕43号），围绕“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目标，在全国率先推出城乡统筹、全面覆盖的基本养老保障和基本医疗保障政策。2008年，全市企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318.11万人，城镇参加失业保险人数202.41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274.57万人，参加工伤保险245.82万人。农村“五保”和城镇“三无”人员集中供养率分别为93.2%和99.4%。城镇登记失业率由上年的3.21%下降为3.02%。尽管这样的保障水平在全国是比较高的，但与杭州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仍是不相称的。因此，继续提升基本社会保障水平将是现阶段社会建设的焦点问题。

    目前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也比较单一，要全面解决这一问题还必须进行必要的制度改革。由于经济危机、失业率增加、人口老龄化导致非生产性人口比例上升等原因，各国社会保障均出现财政支付困难。在此背景下，如何有效地利用民间保障制度来化解社会保障的危机便成为关注的焦点。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发达国家探讨社会保障的制度效率问题，逐步将民间制度引入社会保障领域。从财政角度考虑，非政府的或非纯粹政府的保障领域未来将会进一步扩大。国外有的学者认为，除去政府和商业经营机构，非政府组织（NGO）和非营利组织（NPO）是第三支主导社会的力量，在缓和社会矛盾、完善社会结构方面甚至可以成为现代国家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因为这些民间组织可以为政府和营利机构提供准确的调查报告和社会情报，帮助政府和营利机构更好地行使社会责任，甚至直接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从我国香港的经验看，社会福利外判的公共服务改革是不错的选择。其好处包括节省开支、提高行政效率、容易开办及结束、减少官僚架构、提高专业性、形成人事制度弹性及增加市民选择性等方面。

    （五）形成公民社会为民主政治奠定现实基础

    在城市经济水平达到一定高度以后，建设民主政治的社会诉求将会变得更加强烈。

    但是由于公民素质、现有政治体制的坚固等因素的局限，在中国建设比较充分的民主社会将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作为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社会基础的公民社会却可能会早一些发育。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又称为“市民社会”或“民间社会”，目前在学术界主要有两类定义：一类建立在国家和社会的二分法基础上，指独立于国家但又受到法律保护的社会生活领域及与之相关联的一系列社会价值和原则；另一类建立在国家—经济—公民社会的三分法基础之上，指介于国家与家庭或个人之间的一个社会相互作用领域及与之相关的价值或原则。以三分法为基础的公民社会定义逐渐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英国学者戈登·怀特（Gordon White）的定义颇具代表性：“当代使用这个术语的大多数人所公认的公民社会的主要思想是：它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这一领域由同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据，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并由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形成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12]他主张将企业或经济机构同公民社会分开来对待，前者作为经济社会或经济系统构成了公民社会的基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给出的定义是：“公民社会是指围绕共同利益、目标和价值的、非强制的行动团体。理论上，其制度机构与政府、家庭和市场不同。但实际上，政府、公民社会、家庭和市场之间的界限是复杂、模糊的，并且是可商榷的。公民社会一般包括不同的场所、人物和组织机构，以及多种程度的正规性、自治性和权力结构。公民社会通常运作于慈善机构、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妇女组织、宗教团体、专业协会、工会、自助组织、社会运动团体、商业协会、联盟等之中。”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并非一开始便形成独立的政治国家，政治国家和政治制度在近代才逐渐从市民社会中分化出来：“政治制度本身只有在私人领域达到独立的地方才能发展。在商业和地产还不自由、还没有达到独立存在的地方，也就不会有政治制度。”[13]

    在现代国家，坚持公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保有活跃、强大和具有参与性的公民社会，不断扩大社会自主领域，对于保证政治民主至关重要。这样，公民社会意义上的人才具有现代性或后现代性，才是由农民蜕化后转化的真正意义上的市民。

    民主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潮流，公民社会在推动这两大潮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公民社会和政治民主化互为条件，相互促进。强大的公民社会将使政府更加负责任地行动并对公民的需要作出更快的反应，因此公民社会的成长壮大已经成为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动力。同时，公民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到发展项目之中，可以极大地弥补国家能力的不足并促进以官民合作为特征的治理和善治。公民通过参与各种志愿性社会团体所形成的互惠、信任、合作等规范，是维系民主和促进发展都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本。加强公民社会成为积累社会资本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公民社会及与之相关的第三部门，已经同时进入当代民主及民主化理论和发展理论之中，并构成其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杭州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先行地区，公民社会的发育发展必将先行一步，政府应当加以培育。杭州要在建设民主政治方面做到胜人一筹，就必须首先在公民社会建设上突破。要使公民真正成为现代社会的主人，就要形成对社会、对自己负责任的公民主体，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益，建立社会利益表达和博弈机制，重新构建公民与政府的关系模式，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形成以人为本的新的施政方式，使公民独立自主和民主监督的力量得到发挥。

    三、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杭州的发展趋势与发展理念

    （一）实现城市本性的回归与打造生活品质之城

    城市定位是指综合确定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坐标的过程，主要涉及城市在不同尺度地域空间发展地位的确定、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确定、城市发展特色的确定等方面。城市定位的内在根据是资源禀赋，但是内在禀赋必须在外部条件作用下才能发展为优势。而外部条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城市定位就变得不易把握。仇保兴在《城市定位理论与城市核心竞争力》一文中提出，城市定位理论应该让位于城市竞争力理论。大型城市应该考虑综合竞争力，而中小城市则应该考虑核心竞争力。[14]杭州的城市定位有多种表述，典型的有两种：一是2007年2月16日国务院批准的《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描述：浙江省省会城市，浙江经济、文化科教中心，长江三角洲中心城市之一，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重要风景旅游城市。这个规划实际上是2001年编制的。二是2007年杭州市委第十次党代会的描述：覆盖城乡、全民共享的“生活品质之城”。2008年杭州市委十届四次全会具体为：中国特色、时代特点、杭州特征、覆盖城乡、全民共享，与世界名城相媲美的生活品质之城。这两个表述分别表达了现代或后现代城市所追求的极致目标：繁荣与舒适。而两者都共同隐含了杭州的优势资源禀赋：环境。这其实也是杭州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但这一优势资源并没有上升到大尺度地域空间发挥效用，如国际社会和市场空间，因此杭州实际上在发展战略上有较多游移。比如，与其他城市一样长期以工业经济为主导，通过自然和文化生态的透支改造和扩大城市。结果使繁荣与舒适两方面均遇屏障，城市特色和城市发展战略都不十分清晰。

    弗里德曼运用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创新思想建立了空间极化理论，他认为，发展可以看作一种由基本创新群最终汇成大规模创新系统的不连续积累过程。而迅速发展的大城市系统，通常具备有利于创新活动的条件。创新往往是从大城市向外围地区进行扩散的。基于此，他创建了核心—外围理论。该理论认为，核心区是具有较高创新变革能力的地域社会组织子系统，外围区则是根据与核心区所处的依附关系而由核心区决定的地域社会子系统。空间系统可以有全球级、洲级、国家级、大区级和省级水平，一个支配外围地区重大决策的核心区决定空间系统的存在和水平。核心区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核心区通过供给系统、市场系统、行政系统等途径来组织自己的外围依附区；（2）核心区系统地向其所支配的外围区传播创新成果；（3）核心区增长的自我强化特征有助于相关空间系统的发展壮大；（4）随着空间系统内部和相互之间信息交流的增加，创新将超越特定空间系统的承受范围，核心区不断扩展，外围区力量逐渐增强，导致新的核心区在外围区出现。

    弗里德曼把城市发展模式界定为两种：一种是城市营销模式，一种是准城市国家模式。第一种模式将发展的法宝压在外部资金上，这是当今许多城市的发展趋向。城市在此扮演的是一个类似交际花的被动角色，盼望着外部投资的支持。在这一模式下，城市将自己与周围地区割裂开来，即眼睛盯住别处，甚至与周围地区争夺投资。第二种模式发展的重点是一个中心城市与周围地区的政治联盟。与城市营销的模式相反，它的指导思想由一个长期得到大众强力支持的战略远景所引导。这种模式的核心是包容和民主。其中地方政府是主动行动的政府，它把注意力放在保持和提升区域创造财富的资源质量、鼓励创新思维和实践、推动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弗里德曼认为，城市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至少对人力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智力资源、环境资源、自然资源和城市资源等七个方面进行投资。这些资源都是难以从外部引进的，而只能从区域内部挖掘。要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必须基于自身的天赋资源。这是一种内生性导向的城市发展模式。

    目前杭州市委、市政府已经看到，必须把杭州的发展放到国家战略、世界级城市群、亚洲太平洋地区重要门户的战略高度，从浙江、长江三角洲、国家三个层面来研究自身的定位。关键是从大都市圈的高度打造核心区，建设综合承载能力强、辐射作用大的高等级的杭州城市区域。21世纪城市间的竞争是城市特色和环境质量的竞争，因此，杭州应当立足环境优势和环境竞争力，向环境立市的目标回归，向构建国际休闲旅游目的地、服务经济集聚区回归，并努力成为创意经济先导区、生活品质示范城，形成后现代生态型都市经济圈。

    提高生活品质是应对新的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战略选择。经济社会的发展，最终取决于生活方式和生活内涵的创新。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最显著特点就是生活方式和生活内涵的创新引导经济模式、经营机制的变化，决定产业和产品发展的方向。抓住生活品质的创新方向，也就抓住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牛鼻子。另外，生活品质作为一种条件和环境，又是吸引高素质人才创业的核心要素。人们总是希望在高品质环境中创造生活并且享受生活。生活品质是城市的价值核心，追求生活品质是城市发展的根本动力。

    （二）以创意经济为主体构建新经济体系

    后工业社会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知识、创新、人才、符号价值、个性化和精神消费等特征是其时代物语，而创意经济的应运而生回应了这种时代要求。后现代思想家认为，崭新的信息、知识和技术正在促成社会形态的重大变革。其主要特征是：资本在全球范围更深层次渗透与均质化，生产不再主要依靠资本，自然资源的消耗也将受到节制，生产要素主要是智力资源，发展是信息、知识和技术的崭新类型，思想、创意取代资本成为生产的决定因素，人处于时空经验的改变和创造、创新的可能性之中；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不再是经济增长而是人的生活质量——物质生活质量逐渐趋同，精神和文化生活却高度多样化，生活成为一种创意生活。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弗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在《城市与创意阶层》一书中甚至将社会发展分为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服务经济时代和创意经济时代。弗罗里达断言，创意时代（creative age）已经到来：1900年以前，世界处于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服务经济和创意经济处于萌芽状态；1900—1960年间，工业经济迅速崛起而成为世界的主导经济，农业经济开始退缩，服务经济和创意经济有所发展；1960—1980年间，服务经济超过工业经济成为领头羊，工业经济经过成熟期在经济总份额中的比重开始下降，创意经济则开始进一步发展；1980年以来，服务经济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但创意经济有超越服务经济的趋势。[15]

    自1997年以来，在英国布莱尔政府倡导下，创意经济已不仅局限于一种理念或者发明，而且已构成一个有着巨大产业背景和经济效益的现实世界。发展创意经济已经成为一种必须的历史期许，必由的或者说是无奈的明智选择。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世界上许多富有远见的城市率先步入创意时代。创意城市已成为全球化发展的流行口号，也是许多城市竞相追求的国际都会品牌。中国的发达地区，特别是较发达城市，已经有发展创意经济十分强烈的内在要求。我们不得不思考，如果不靠资源消耗、人海战术与价格战，拿什么到明天竞争？在创意经济的土地上，世界已在收成，杭州如何来抓住创意这个新经济引擎？

    就杭州来说，发展创意经济是实现科学发展的现实实践模式。作为经济增长极的城市，必须以创意经济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推进性单元。创意产业与创意经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创意产业是以设计策划为核心特征的产业部门，有的经济学家将其归为服务业，有的则将其称为第四产业；创意经济则可以指所有以创意为内核的产业，它不仅生产了新的创意产业部门，而且将彻底改造所有的传统产业，将包括生态农业、新型工业化意义上的工业、现代服务业和后现代服务业在内的所有新经济产业部门，是新经济的代名词，体现了后工业时代推崇创新与个性化消费、强调知识与文化决定经济发展的新发展观。创意经济是思想经济、观念经济、信念经济、智慧经济、点子经济，可以总体表述为理念经济，它将深刻改变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式，深刻改变全体公民的生产生活观念，深刻改变理论和思想研究的基本内容和方法。可以预言，21世纪中国的整个经济体系将在创意经济的框架下重新整合与调整。杭州可以用创意经济概念统括整个经济发展体系，把创意经济当作发展经济的纲领，而不是简单提创意产业。

    （三）建设创意城市与发展创意文化

    创意经济是后工业社会的主流经济或主导经济，它不仅生产了新的创意产业部门，从而彻底改造所有的传统产业、深刻改变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式，而且还将深刻改变全体公民的生产生活观念，深刻改变理论和思想研究的基本内容和方法。发展创意经济同时也是建设创意城市、发展创意文化的历史过程，它们之间具有互生关系。建设创意城市，不仅要实现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新的产业群和产业价值链的形成，而且要建设全新的城市文化和城市精神。杭州在现阶段需要在政府主导下发动一场创意启蒙运动，形成建设创意城市的氛围。

    创意城市是创意文化发展充分、以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为契机并能聚合创意经济能量的城市。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创意城市并不单是经济学概念，还是文化学、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弗罗里达认为，就像再强大的引擎也要有一个底盘才能让它的强大动力发挥出来一样，经济系统也需要一个能够管理它的机构和社会体系，否则就无法完全释放自己的潜能。中国甚至整个世界发展创意产业所面对的真正挑战是如何建立一个高效的创意社会，让它来疏导创意经济的能量大潮。对此，弗罗里达给出了一张创意时代议程表，里面包括“完全释放每个人的创新能力”、“为创意基础设施投资”、“重视高校建设，改进教育体系”等行动纲领。

    创意蕴含很深的人文精神，它们赋予商品观念价值，以文化引导或迎合消费，追求人的创造和消费需求的独特性，具有智能化、特色化、个性化、艺术化和人性化的特征，本质上是一种精神生产。这种属性和特征决定其发展必须依赖于人文环境的建设。加拿大学者查尔斯·兰德利（Charles Landry）指出，进入创意时代，文化从经济发展的边缘向核心位置转移，地区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文化和人才的包容性、同情心。具有包容性的文化环境等非正式制度代表了一种正外部性，给创意和创新活动提供平台。美国城市社会学的洛杉矶学派（L.A.School）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城市便利论，认为城市发展的推动力在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向便利性高的城市——富于多样性、宽容度、有多种生活方式可供选择的城市——集中的趋势。弗罗里达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中指出，创意产业在当代经济中的异军突起表明了一个职业阶层的崛起。美国社会已分化成四个主要的职业群体，除了农业阶层、工业阶层、服务业阶层以外，创意阶层正在悄然兴起。创意阶层分为“具有特别创造力的核心”和“创造性的专门职业人员”两部分。前者包括科学家、大学教授、诗人、艺术家、演员、设计师、建筑师、小说家、编辑、文化人士、咨询公司研究人员以及其他对社会舆论具有影响力的各业人士，他们的工作是“创造新观念、新技术或新的创造性内容”；后者包括高科技、金融、法律及其他各种知识密集型行业的专门职业人员。[16]创意阶层的人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始终保持创新的想法和冲动，具有发现表面离散的事物间的内在关联的能力，具有原始创新特别是集成创新的能力；崇尚创造实现人生价值的价值观，尊重与发展个性，选择职业时除关注工资以外还特别重视工作的意义、工作的灵活性；喜爱开放和多样化的社会环境，重视社会认同感，重视不断学习与掌握新知识新技能。弗罗里达用他设计的欧洲创意指数对45个国家进行评级后指出，吸引或者夺走创造性人才的是城市本身，而不是它们所在的国家或设在那些城市里的公司。有魅力的城市必须具有包容性和多样性等品格，人们可以从中发现与自己兴趣爱好相一致的亚文化团体，找到文化归属感，并取得学习和相互启发的机会。

    建设创意城市事实上也是构建创意场的过程，这个创意场是创意启蒙的温室。日本管理学家野中郁次郎将知识创新的场所命名为“巴”，它是知识分享、知识创新和知识使用的“场”。“巴”既指物理的场所，如办公室、饭桌以及其他商务场所，也指虚拟空间如网络，还包括精神空间如经验、观念和理想等。野中郁次郎指出，与其说“巴”是一个容纳知识和容纳有知识的人的物理空间，不如说“巴”本身就是知识，知识创新的过程就是创造“巴”的过程。[17]城市创意场形成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构建学习型城市或学习便利性城市。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受到人力资本的学习积累机制与知识、技术的“外溢效应”的共同作用，在此基础上形成边际生产率持续递增机制。人力资本的学习积累机制即“边干边学”（learning by doing）、“边用边学”（learning by using）、“边培训边学习”（learning by treaning）“三学”机制，一方面带来知识、人力资本存量增加、技术进步，使企业投入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由于知识技术、人力资本具有“外溢效应”，致使其他企业的知识、技术、人力资本积累也增加，于是其他企业的边际生产率也不断增加，从而促使整个经济持续增长。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城市，即是能提供最佳“三学”机制的“宽容社区”。

    （四）构建多中心城市空间与治理结构

    英国伟大的城市规划学家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提出田园城市理论，旨在构建一种布置在永久性绿色矩阵中的“城镇群”——一个多孔的、可渗透的区域综合体。田园城市（社会城市）是空间多中心协调一致的基本模型，是一个可以生长的、能够不断自发扩展的城市模型。基于对世界城市的广泛研究，芒福德又指出：“现代城市必须体现的，不是一个神话了的统治者的意志，而是其市民的个人和全体的意志，目的在于能自知、自觉、自治、自制、自我实现。”[18]作为一种组织的政府和城市管理机构，它的发展规模有一个极限。正是基于对组织有限性的认识，霍华德和芒福德提出了多中心的都市区空间发展模式。而这种多中心的都市区发展模式必然是以多中心的治理为基础的。

    杭州网络化大都市规划的理论基础是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思想，目前在空间上初步规定副城、组团等多样的区域中心，但由于没有建立起一种完全的多中心行政体制和治理结构，致使实践效果还不理想。应通过将副城、组团镇乡撤并，调整区级行政区划等办法建立适宜的、完全的区域中心治理主体。

    注释

    [1]人均GDP测算分为汇率法和购买力平价法两种，中国一般通行前者。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用汇率法测算一般低估，用购买力平价法测算则高估。目前中国的城市人均GDP测算又以户籍人口为基数，而沿海较发达城市的户籍人口一般仅占常住人口70%以下，有的甚至在30%以下。2008年，杭州户籍人口667.6万，常住人口796.6万。

    [2]反映投资效率的经济指标称作增量资本产出率，又称边际资本产出率，即投资与GDP增量的比率，亦指每增加单位GDP所需投资倍数。

    [3]吴敬琏：《中国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洪范评论》2004年第2辑。

    [4]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委员会：《中国城市化率现状调查报告》，2008年12月。

    [5]“一城”即“生活品质之城”；“七中心”即国际旅游休闲中心、全国文化创意产业中心、长江三角洲创新创业中心、长江三角洲综合交通物流中心、长江三角洲先进制造业中心、长江三角洲现代服务业中心和浙江省经济文化科教中心。

    [6]孙立波：《杭州市人口现代化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2期。

    [7]耿强、蔡琦玮：《长三角地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检验》，第五届中国经济学年会论文，2005年。

    [8]John Friedmann，The Prospect of Citie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2.

    [9]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

    [10]皮埃尔·拉罗克等：《21世纪社会保障展望》，华夏出版社，1989年。

    [11]1999—2008年10年间，不计价格变动因素，中央财政收入增长12倍，规模企业利润增长17倍，城乡居民收入增长2倍；浙江省财政收入增长7.2倍，规模企业利润增长12倍，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2.2倍，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1.6倍。

    [12]戈登·怀特：《公民社会、民主化和发展：廓清分析的范围》，见《民主化》（英国）1994年第3期，第375—390页。

    [13]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83—284页。

    [14]仇保兴：《城市定位理论与城市核心竞争力》，《城市规划》2002年第7期。

    [15]Richard Florida，City and the Creative Class，New York：Rouledge，P.28.

    [16]Richard Florida，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New York：Basic，2002.P.69-70.

    [17]野中郁次郎等：《组织知识创新的理论：了解知识创新的能动过程》，见迈诺尔夫·迪尔克斯等主编：《组织学习与知识创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18]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