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课题组

    提要：面对当前起源于华尔街、席卷全球的这场金融危机，世界各国纷纷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中国也不例外。杭州作为东部发达地区的城市也受到了冲击。本文通过回顾总结新中国成立60年来杭州的发展轨迹，选择了发展历程中遇到大的困难和转折的有代表性的四个时期，剖析当时克难攻坚、积极应对的过程，总结分析、寻找规律性的思路和举措，为当前更好地应对金融危机，实现转危为机、跨越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关键词：杭州发展 克难攻坚 实践启示

    课题负责人辛薇，杭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杭州市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邮政编码310006）；执笔：俞晓娴、英昌东、李辉毅、金勇，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邮政编码310026）。

    随着全球经济与国际金融的失衡，始于2007年初的美国次贷危机愈演愈烈，并逐步升级为一场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其冲击范围由西方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蔓延，其负面效应由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蔓延，使得各国经济实体均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国际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全球经济剧烈动荡。在同世界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环境下，作为美国最紧密的贸易伙伴，中国经济受到的影响也日渐显现：银行业遭受损失，国家外汇储备资产面临安全威胁，出口遭受严重冲击，资本市场风险加大等，导致一些行业产能过剩，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尽管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宏观经济背景和发展趋势的复杂多变仍然使中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作为东部发达地区，面对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面对风云突变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面对全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杭州市委在十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提出了“转危为机、跨越发展”的战略思想。同时指出，国际金融危机是一把“双刃剑”，既给杭州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要抢抓机遇、直面挑战，扎扎实实办好杭州的事，实现转危为机、跨越发展。此外，杭州市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和市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也都号召全市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在浙江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市委的决策部署，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和衷共济、克难攻坚，转危为机、跨越发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基于立足历史、服务中心工作，回顾60年历史上的四次较大转折，剖析当时克难攻坚、积极应对的过程，总结分析、寻找规律性的思路和举措，为当前更好地转危为机、跨越发展提供一些借鉴，就显得非常有必要。

    一、三年困难时期精简压缩、恢复发展的实践历程

    “三年困难时期”是指1959—1961年前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足及面临迅速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巨大压力，1958年贸然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同时由于遭受连年自然灾害，出现了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使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受重大损失。同全国一样，杭州经济战线和人民生活出现了严重困难局面，粮食和副食品供应十分紧缺，轻工产品严重短缺，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严重，经济比例完全失调，经济效益大幅度降低，社会经济滑入深渊。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杭州市委迅速贯彻中央精神，对各条战线进一步贯彻“八字”方针提出了具体要求。按照农轻重发展次序，调整工商业体制，适当缩短工业和文教战线，延长农业特别是粮食战线，采取精简压缩城市人口等措施。经过调整，杭州市国民经济渡过了严重困难时期，经济和社会生活出现了迅速恢复的转机，使杭州成为较早走出困难、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的城市之一。到1965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比1957年增长53%，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经济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新的局面。

    （一）“三年困难时期”面临的危机状况

    当时杭州也面临着巨大的灾难。1958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根据“大跃进”精神，杭州市委确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的几项主要指标，提出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40%等高指标，结果不仅没有能够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工农业生产反而全面衰退跌入谷底。

    1.严峻的现实。

    （1）粮食供应全面紧张，物价大幅度上涨。粮食产量的连年下降是杭州“三年困难时期”的主要特征，而粮食危机的征兆，起自1958年，当年底，杭州市粮食实际产量只有12.47亿斤，比1957年减少3.3亿斤。1959年，粮食产量降到12.3亿斤，1960年降为11.65亿斤。由于粮食产量下降，粮食供应严重不足，城市人口用粮平均每人每月降为27.5市斤，同时轻工、纺织等生活必需品短缺，蔬菜、肉食、禽蛋等副食品严重断档脱销，商品库存被挖空，全市市场供应日趋紧张。

    （2）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财政大量赤字。1958年到1960年，由于片面强调“以钢为纲”，盲目追求钢铁产量高指标，造成了各生产环节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调。三年间，杭州市工业产值年平均增长44.8%，其中重工业年平均增长88.6%，而农业产值则年平均递减4.3%。市财政情况也明显恶化，1960年全市财政总收入4.64亿元，1961年为2.44亿元，下降48%；财政支出1960年为1.68亿元，1961年为0.81亿元，下降52%。

    2.危机产生的原因。“三年困难时期”是当代中国历史上的一场大灾难，这其中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因素。

    （1）主观原因：在“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共产风、命令风、瞎指挥风、浮夸风、干部特殊化风为标志的“五风”泛滥。一方面，粮食大幅度减产，城乡出现前所未有的“粮荒”；另一方面，相当多地区逐级浮夸虚报粮食产量，粮食底数不清。

    （2）客观因素：尽管困难时期的大饥荒主要是人为错误带来的恶果，但是不应该否定自然灾害以及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也是造成困难局面的因素。一是国际环境的影响。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1960年7月苏联开始撤回在中国工作的1390名专家，废除合同和科技合作项目，这给正处于困难中的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随后苏联向中国要求偿还1950—1956年间向苏联贷款56.63亿卢布（相当于14.27亿美元）的债务，这对于经济困难的中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二是自然灾害的影响。1959年全国发生较大范围干旱，旱情较严重。1960年，在上半年持续干旱的情况下，自然灾害的情况进一步暴露出来。1960年8月，杭州遭受特大暴雨，全市受淹农田14万亩，有两个小型水库倒坝。1961年6月至7月间，杭州除部分山区外，普遍晴日无雨，旱情严重。10月，杭州地区遭受26号台风袭击，损失惨重。1962年9月，受到当年14号台风的侵袭，特大暴雨造成严重灾害。

    （二）应对危机的过程及举措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严重失误及连年自然灾害，杭州经济战线和人民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局面。中共中央关于纠正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的一系列指示下达后，杭州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热烈拥护，杭州市委、市人委领导纷纷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着手解决问题，并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为克服困难进行不屈不挠的努力。

    1.转危为机的过程。

    （1）危机的初步认识阶段。1960年6月，杭州市委开始注意经济结构的平衡问题。10月28日，市委作出《认真执行政策调动群众积极性，掀起农业增产节约运动的新高潮》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深入基层，坚决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纠正强迫命令、浮夸风和某些干部特殊化的作风，调动群众积极性，推动秋收冬种工作。11月10日，市委召开县委书记扩大会议，学习和研究贯彻中央“十二条”。随后，各公社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向干部社员原原本本地宣读和反复解释“十二条”，做到家喻户晓，把政策交给群众，并发动群众监督党员干部认真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12月6日，市委常委会提出争取在四个月内扭转农村局面。农村政策的调整从1960年底正式开始，全市61个公社所属生产队以算账退赔为重点，进一步开展反对“五风”运动。

    （2）贯彻“八字”方针，调整工作逐步展开。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会上毛泽东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于当年1月底率领中央调查组到达桐庐县东洲公社和场口公社（现属富阳市），着重调查农业生产、“五风”情况和公共食堂等问题。中央调查组在杭州的调查，对于扭转农业局势、纠正“五风”错误、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等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此前后，杭州市委也先后派出调查组深入农村和城市工矿企业进行调查研究，获得第一手资料，从而为纠正错误、调整政策提供了依据。同年4月，市委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的一封信和毛泽东主席《关于调查工作》一文，联系杭州市的实际，实事求是检讨了工作中的失误。1961年8月，市委召开二届四次全体会议，对各条战线进一步贯彻“八字”方针提出了具体要求。同年11月，市委举行二届五次全会（扩大），在总结前一阶段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进一步加强各方面的工作力度的指导思想，调整工作开始从农业逐步涉及到各条工作战线。

    （3）全面贯彻“八字”方针，国民经济深化调整阶段。1962年1月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总结。大会统一了全党思想，为大刀阔斧的调整工作奠定了基础。杭州进一步深入调整，力度更大，措施更密集，取得明显成效，到年底杭州市的经济情况有所好转。经过调整，1962年农业比重较1960年上升了12.2个百分点；轻重工业产值比例调整为78.4：21.6，轻工业比重较1960年上升了6个百分点，经济和社会生活出现了迅速恢复的转机。到1962年底，杭州市国民经济渡过了严重困难时期，基本渡过危机，并为1963年后的继续调整奠定了基础。1963—1965年，杭州市继续贯彻“八字方针”，转危为机，搞好综合平衡，注重经济运行质量的提高。1965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77亿元，比1957年增长53%，年均增长5.5%。经过三年再努力，杭州市原来比例严重失调的经济关系得到缓解，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经济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新的局面。

    2.转危为机的举措。

    （1）紧急调整粮食政策，集中力量缓解饥荒问题。“一切领导工作，必须从解决吃饭问题着眼”，杭州市委、市政府及时出台并调整相关政策，采取了一系列增产节约的应急措施。一是大办农场，充实农业第一线。1960年9月，全市城乡人民响应“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掀起“参加农业生产，到农业第一线去”的热潮。经10多天动员，全市农村抽出近6万多名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城区也抽调了5000多名劳动力到农村开始大办农场，经过半个多月奋战，已种植蔬菜20多万亩。二是推行用粮“低标准”和“瓜菜代”相结合的方针。实行计划用粮、节约用粮，1960年9月，杭州市主要粮食制成品实行凭票凭券供应，11月起改为“就餐粮券”供应办法。三是号召全市人民开展自给性副食品生产。针对市场蔬菜供应不足、燃料紧张、部分小商品出现断档脱销等情况，杭州市委、市政府一方面提高蔬菜基地产量，扩大供应，另一方面发动城镇集体单位和居民，充分利用空地和业余时间种植蔬菜，弥补供应不足。

    （2）调整农业经济政策。一是调整社、队规模和所有制结构，调动农民积极性。缩小生产队、生产大队和公社的规模。二是调整社、队的分配关系。贯彻“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原则，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现象，停办了大多数公共食堂，取消粮食供给制，实行粮食按劳分配加照顾，只留下几个群众自愿的“农忙食堂”和“加工食堂”，以后又在口粮分配上采取了一些措施，从而解决了社员之间吃粮上的平均主义。在其他分配上，除“五保户”、困难户继续实行部分供给制外，一律按照“多劳多得”原则分配。三是调整计划指标和征购任务。“大跃进”后，连续几年高指标、高征购，使农民不堪重负。1961年，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传达贯彻后，浙江省政府对杭州市的征购任务，由19.90万吨减为17.91万吨。1962—1963年，省、市对各县的征购指标又有所减少。

    （3）压缩重工业战线，调整工业布局。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杭州市委将大力调整工业作为扭转城市经济形势的重要举措。缩短工业战线和基本建设战线，着重压缩钢铁、机械、建材等重工业，减少工业基本建设投资，市区工业基本建设投资从1960年的1.11亿元减少到1961年的3416万元。关、停、并、转一批没有效益的工厂，充实和加强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工业部门，适当延长手工业和某些轻工业战线，到年底，杭州市恢复和重建1300个手工业合作社、组和合作工厂。1962年，继续贯彻“八字方针”，推行“工业七十条”，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改变被动局面。到1962年底，工业生产的形势好转。

    坚决淘汰了一批任务不足、经营落后的企业，市、区属工厂由年初的181个减少到10月底的159个，职工队伍由年初的66500人减少到10月底的53700人。经过调整，杭州市工业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工业生产出现全面稳定上升势头。

    （4）财贸战线的调整。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后，杭州市委、市人委开始对财贸战线进行调整，积极改进市场供应工作，安排市场，严格管理财政收支，回笼货币，抑制物价上涨，确保市场的稳定。开始调整商业体制、管理体制、市场管理等问题。在改进商业工作的同时，市委积极采取措施控制货币回笼，抑制物价上涨。要求各县委、城区区委大力组织收入，紧缩财政开支，发掘企业内部的物资潜力，从各方面控制货币投放，增加货币回笼。

    （5）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杭州市从1958年以来城镇人口增长很快，1960年全市人口达到109.59万人（包括当时所属县的城镇），比1957年增加18.86万人，增幅为20.8%。其中市区增加9.37万人，增幅为12.4%。增加人口主要为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特别是工业、基建、交通、文教部门用工，机关、团体也有所增加。增加人口主要来自农村，约占总增加数的50%，来自其他城市的人口占13%，其余为自然增加人口。企、事业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快速增长，加重了农业的负担，使城市粮食供应更加紧张。为改变这种状况，市委按照中央的指示和杭州的实际，进行了精简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的工作。从1961年至1963年，全市净减城镇人口66500人，吃商品粮人口50600人，企事业职工108700人。

    （6）社会事业的调整。教育事业调整的原则是，从当时经济实力出发，适当照顾今后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压缩公办教育事业的规模，停办一批在“大跃进”中勉强上马的高等学校，适当调整各地各类学校的比重和布局，集中力量，提高教育质量。卫生事业主要调整医疗机构的规模和布局，做好防治疾病工作，加强医院管理，提高医疗质量。组织医疗队下乡为农民服务，切实保障人民的健康。文化、艺术、新闻、体育等事业也作了适当调整，缩小规模，加强领导，提高质量。

    二、徘徊时期拨乱反正、加快发展的实践历程

    “文化大革命”10年内乱，使国家积聚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国民经济也到了崩溃的边缘。[1]国家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2.2%，GDP占世界比重一直停留在4.5%~5%的低水平。国家错失了20世纪50—70年代这一世界经济发展史的第二个黄金期。在这一时段里，日本则抓住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机遇，迅速崛起，实现年均经济增长8%的高速发展，快速赶上并超过了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还低于中国1个多百分点，到1976年，就高出中国近3个百分点。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也抓住世界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异军突起，成为新兴经济体。[2]因此，从全球范围看，中国的发展落伍了，不但大大落后于美、英、日、德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还大大落后于周边的新兴经济体，形势逼人，中国亟需迎头赶上。

    杭州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文化大革命”期间，杭州市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出现连年负增长。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际，杭州已面临极其严峻的危机状况，整个经济社会百废待兴，社会消费品匮乏，流通不畅，各种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经济管理体制僵化，企业生产陷入困境。当时杭州市委、市革委会在纷繁复杂的情况下，团结和带领全市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对政治、思想、组织上的“左”的错误，进行拨乱反正，逐步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转变。同时，调整经济政策，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整顿企业，重建生产秩序和管理制度；改组工业，推广和应用先进技术；调整城市发展战略，使杭州经济社会得到了迅速恢复。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比1976年增长42.8%，年均增长19.5%，是“文化大革命”10年时期年均增速的5.9倍，为改革开放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党的肌体、党的优良传统和社会风气遭到严重损害，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3]“文化大革命”期间，杭州市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仅为3.3%，其中，1967年和1968年，出现连年负增长，分别为-3.4%和-0.8%；1974年和1975年，再次连年负增长，分别为-7%和-1.3%。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杭州市委、市革委会在百废待兴、纷繁复杂的情况下，抓住拨乱反正、加快发展这一主要矛盾，团结和带领全市人民，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地对政治、思想、组织上的“左”的错误，进行拨乱反正。同时，调整经济政策，采取城乡协作、城市大工业扶持社队企业[4]（“乡镇企业”的前身）的办法，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整顿企业，重建生产秩序和管理制度，改组工业，推广和应用先进技术，调整城市发展战略，努力推动杭州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一）纠正“左”的错误，开展组织、政治和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1.整顿各级组织，调整领导班子，初步实现组织领导上的拨乱反正。浙江省委和杭州市委，从调整配备各级领导班子着手，整顿好各级党政机关和各级经济主导部门及企业，清除各级领导班子中的帮派分子，使各级领导权重新掌握在人民可以信赖的干部手中，为加快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保障。

    2.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调整社会关系。为18000多名“文化大革命”中被立案审查的干部平反。[5]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1900多名被错划为“右派”的教师或其他受迫害的教师摘帽、恢复待遇。落实“知青”政策，统筹解决15000多名上山下乡“知青”的回城、就业和安置问题。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激发了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创造了有利于发展的安定团结、和谐有序、充满活力的社会群众基础。

    3.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逐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1978年6月起，杭州市委认真学习领会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文章，解放思想，结合工作实际和加快发展问题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冲破“两个凡是”思想束缚，敢于去触及禁区、弄清是非。积极把真理标准讨论推广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个领域中去，推广到商店、机关、学校、街道中去，组织引导干部群众掀起一场思想大解放，使人们的思想认识从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从那些“左”的思想观念以及个人崇拜中解放出来。

    （二）努力推动经济社会的迅速恢复与快速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

    随着拨乱反正的展开，特别是真理标准讨论的深入开展，党和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左”的思想误区和毛泽东晚年错误进行了更为彻底的反思，一方面逐步舍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另一方面也逐步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思想认识。1978年12月8日，杭州市委召开5000多人参加的全市基层干部会议，动员干部群众把主要精力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从思想到行动搞好三个转变：一是把主要注意力转到生产建设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把小生产式的甚至封建衙门式的落后的管理方法，转到符合社会主义大生产要求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三是从不敢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转为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这就逐步完成了工作重心的转移，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转变。

    1.调整农业政策，促进农村经济的协调快速发展。重申和落实按劳分配、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开放集贸市场等政策，鼓励社员搞家庭副业和家庭养殖业，较大地促进了林、牧、副、渔的恢复和发展。1978年，尽管杭州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夏季高温和持续干旱，农业生产仍然获得了丰收，粮食单产和总产都超过历史最高水平，比上一年增长16%以上，同时，棉花、黄麻、油菜籽、茶叶等经济作物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生猪存栏数比上一年增加17%以上。1978年12月，杭州市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研究农业持续发展问题，要求把注意力集中到生产建设和技术革命上来，坚定不移地、不折不扣地执行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毫不动摇、毫不含糊地在农业劳动中贯彻执行定额管理、多劳多得、多贡献多奖励和等价交换的原则。实施五项农业增产措施：一是进一步扩大耕地，增加种植面积；二是搞好中小型水利工程的续建和配套，提高抗旱能力；三是努力改造八万亩低产田；四是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和杂交玉米以及其他高产良种；五是认真执行“八字宪法”，科学种田，提高现有耕地的单位面积产量。与此同时，积极扶持社队企业的发展和壮大。杭州市委根据中央指示和浙江省委要求，从1976年底开始大力整顿和发展社队企业。从1977年起，采取城乡协作、大工业扶持社队企业等措施，发展社队企业，具体形式有“产品脱壳”下放、“母鸡下蛋”、工艺协作、利用城市工业的下脚料和废弃物资进行生产。1978年1月，杭州市革委会召开各行各业支援农业会议，要求各行各业为高速发展农业贡献力量。1978年12月，杭州市革委会召开扩散产品、扶持社队企业工作会议，要求从城市工业向高、精、尖方向发展出发，把扩散产品、扶持社队企业与专业化协作、发展新兴工业结合起来，带设备、带原料、带技术、带骨干，帮助农村特别是山区和穷社穷队建好社队企业。对社队企业，实行免税和低税的政策。各区、县纷纷从“左”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积极兴办社队企业。如萧山县宁围公社办起了农机、棉油加工、磷肥厂等11个社办工业，社队工业总收入在1977年时就已占全社工农业总收入的一半，到1978年，其工业总收入又比上一年增长28%。

    2.整顿企业，改组工业，为工业的快速发展提供根本的体制机制保证。杭州市委强调，在工业方面要重建生产秩序和企业管理体制，以彻底根除“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企业生产管理混乱现象。首先是抓紧抓好企业整顿，着力把重点企业的领导班子特别是第一、第二把手整顿好、配备好；调整市工业各局和所属厂的领导班子成员657名，其中新提拔542名。其次是按照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精神，建立健全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规章制度；认真贯彻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职工代表大会制，以及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和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的制度；切实搞好各项定额、原始记录和计量等基础工作。再次是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学大庆、赶常州、赛温州。

    在此基础上，改组工业。针对当时杭州市工业生产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矛盾，1978年6月，市委根据中央《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工业三十条）精神，制定和实施《关于按照专业化协作的原则改组本市工业的意见》。第一步，解决工业管理体制上的领导多头和管理分散的状况，调整全部区属工厂和部分市属工厂的隶属关系，在此基础上组成若干专业公司或总厂。第二步，各专业公司或总厂，实行产品专业化和工艺专业化，组织行业内外的“一条龙”生产，开展企业的“五定”（定产品方向和生产规模、定人员和机构、定原材料燃料等消耗定额和供应来源、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定协作关系）。第三步，搞好产品的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在搞好行业内部专业分工的基础上，进一步组织跨行业的专业化协作，逐步建立工具供应中心、铸造中心、电镀中心、热处理中心、专业件生产中心。这些整顿改组，为加快工业发展提供了根本的体制机制保证。

    3.开展教育与科技事业的拨乱反正，为快速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和人才支撑。从1977年下半年起，恢复高考制度，为人才选拔重新确立了公平、公正和科学的原则，整个社会的风气为之一新，尊师重教、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民族的新觉醒。杭州市委积极整顿和恢复教育教学秩序，提高教育教学质量。1978年6月，杭州市恢复高中、初中招生考试制度；从秋季起，中小学开始执行新的教学计划，教育迅速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源源不断的人才来源和更深远的创业创新之源泉。与此同时，召开科学大会，向科学技术进军。10月中旬，杭州市科学大会召开，各条战线的科技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科技界知名人士、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代表1700多人出席。大会表彰奖励了先进集体和个人，提出了加强科学技术队伍建设，加强党对科技工作领导，明确了1978—1985年杭州市科学技术发展的奋斗目标：采用现代农业先进技术，实现全市粮食亩产超“双千”，使主要农作物的单产水平进入国内先进行列；主要工业技术实现生产半自动化和自动化，赶上国内先进水平，并有一批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高、大、精、尖产品；杭州市技术人员（科技人员）发展到6万~8万人，其中科研人员发展到1万人；建成三个科学技术中心和10个科学试验基地，并拥有现代化的科学实验手段。市委专门成立新技术推广应用领导小组，重点抓农业和轻纺工业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抓工业企业的节煤、节电、节油、节约原材料方面的新技术推广。到1978年底，杭州市拥有市属科研机构达12个，实现科研、新产品开发和技术革新成果2500多项，其中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有130多项。工业科技方面，围绕采用新技术而展开，如激光技术、远红外线加热干燥技术、电子技术，恢复发展厂矿企业三级科技网，恢复和新建了一批科学技术研究所。农业科技方面，各县建立了农科所，330个公社建立了农科站，60%以上的大队、小队分别建立了农科队和农科组，初步形成了县、社、大队和小队等四级农科网，并积极开展以繁育、推广杂交优势良种为中心的科学实验活动，为快速发展提供了最具革命性的现代科学技术支撑。

    （三）为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奠定基础

    1.经济社会得到迅速恢复和快速发展。1978年，杭州市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8.4亿元，比1976年增长42.8%，年均增长19.5%，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年均增速的5.9倍。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76年增长67.5%，年均增长29.4%。农业总产值比1976年增长21.5%，年均增长10.2%。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达9.36亿元，比1976年增长19.2%，年均增长9.2%。财政收入9.41亿元，比1976年增长1倍，年均增长41.3%。高校在校学生数13319人，比1976年增长55.3%。市区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338元，比1975年增长11.2%，[6]为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了良好的经济社会基础。

    2.城市发展战略的调整。有专家指出，最大的成功是战略决策的成功，最大的失误是战略决策的失误。原来的“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综合性工业城市”[7]的发展战略，在“左”的错误影响下，使许多重要风景点包括西湖风景区遭到侵占和严重破坏。杭州市委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原来的发展战略作了调整，在1978年编制的《杭州地区“五五”后三年和“六五”期间发展国民经济的初步设想》中提出，把杭州建设成为具有自己特点的综合性工业城市和风景旅游城市。[8]1981年底，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建设美丽、清洁、文明、繁荣的社会主义风景旅游城市”的战略构想。1983年，后经修订的《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被国务院批准，杭州的城市性质定位被确定为省会城市、重点风景旅游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因此，是年召开的中共杭州市第五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明确了杭州的发展战略，即把杭州建设成为美丽、清洁、文明、繁荣的社会主义风景旅游城市，形成以杭州城市为中心、众多的小城镇为纽带、广大农村为基础的城乡一体化的政治、经济实体。[9]这样的科学决策，既符合杭州实际和特点，又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为杭州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根本性的战略基础。

    三、治理整顿时期转危为机的实践历程

    1988年9月至1991年9月，是国家经济发展史上的“治理整顿时期”。这个时期经历了经济由过热到冷凝、市场销售由抢购到疲软、物价急剧上涨的重大变化。改革开放1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多年累积的深层次矛盾也逐步显露和趋向激化。1988年，强行实行“价格闯关”，引发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场全国性的抢购风潮，进而使整个经济处于严重波动之中。国家经济全局中的困难和问题杭州市也不同程度地存在，通货膨胀、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经济秩序混乱，使改革与发展陷入困境之中。1988年9月，中共中央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

    杭州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从杭州实际出发，在治理经济环境中，压缩社会总需求，增加社会总供给，抑制通货膨胀；在整顿经济秩序中，着重整顿流通领域；在深化改革中，加强城市、农村改革，完善宏观调控和市场体系。通过治理整顿，有效控制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形势、改善了市场秩序，1988年全市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涨幅度为23.4%，1989年起明显回落，1991年回落到6.9%，使整个经济情况逐步向好的方向发展，为开展新一轮的深化改革创造了条件。

    （一）潜在矛盾，诱发危机

    1978年以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全国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使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城乡居民生活明显改善，整个国家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然而，在改革快步推进和经济高速增长造成乐观前景的同时，也隐藏着经济发展过程中若干诱发危机的潜在矛盾。到1988年，改革开放10年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多年累积的深层次矛盾的逐步显露和趋向激化，出现了经济总量失衡、经济结构失调、经济秩序混乱、经济发展不稳和经济效益低下等问题，造成经济形势趋于恶化，使改革与发展陷入困境之中。

    1.经济全局中的困难和问题。1984—1988年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我国改革的深化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但是，伴随着改革的成就和经济的发展，许多深层次的矛盾也趋于尖锐，阻碍了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为此，1987年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和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确定了实行“双紧”（紧缩财政和金融）、“双控”（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增长）和“双稳”（稳定经济大局和市场）的方针。进入1988年后，为了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体制，中央决定坚决进行价格改革，强行实行“价格闯关”。当年下半年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场全国性的抢购风潮。

    价格改革闯关受挫后，社会供需总量不平衡矛盾进一步扩大，国民经济结构性矛盾更为突出，经济秩序愈加混乱。到第四季度，整个经济已处于严重波动之中。

    和全国一样，跨入20世纪80年代后，杭州经济增长逐步加快，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与此同时，全市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深层次矛盾进一步暴露，经济全局中的困难和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比较突出的是：

    （1）通货膨胀异常严重。1984—1988年，杭州市经济发展一直过热，投资规模逐年扩大，消费基金过度增长，储蓄增长幅度持续下降，银行贷款急剧膨胀。各项存款由38.83亿元增长到83.97亿元，各项贷款由32.92亿元剧增到114.60亿元，存贷差矛盾进一步扩大，金融形势极其严峻。同时，由于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双膨胀”，造成国民收入超分配。1984—1988年，杭州市国民收入增长172.6%，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2.2%，居民货币总收入增长190%。

    （2）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农业发展缓慢，工业发展过快。杭州市农业与工业增长速度的比例1984年为1：1.9，1988年扩大到1：19.3。其中，农业基础脆弱，生产波动较大，1986—1988年粮食生产持续下降，农业生产难以支撑过大的工业生产规模；工业结构不合理，一般性加工工业发展过猛，且重复建设，造成工业与农业、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失衡。

    （3）经济效益低下。生产和建设中存在着消耗高、效益低，投入多、产出低的现象。1984—1988年，从经济效益看，杭州市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22.2%，而产值利税率年均下降4.3%，资金利税率年均下降5.9%，销售成本年均上升1.8%。从投入产出看，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9.4%，流动资金贷款年均增长33.6%，而财政收入年均仅增长9.9%，利税增长14.9%。[10]

    （4）物价上涨失控。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涨幅由1984年的3.1%急剧上升到1988年的23.4%，社会销售品零售总额由34.37亿元增长到86.64亿元。由于物价上涨超过了消费者经济承受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引发了严重的商品抢购风潮，经济和社会事业各方面都受到了物价剧涨带来的强烈冲击。[11]

    （5）经济秩序出现混乱。物价上涨对经济秩序造成严重冲击，杭州市国民经济的运行出现失控，在生产、建设、流通领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混乱现象。一些人钻国家经济政策不完善的空子，出现了唯利是图的经商风，导致公司林立、政企不分、官商不分、非法倒买倒卖、牟取暴利问题严重，违法乱纪、贪污行为猖獗，法制体系、市场体系、经济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

    2.危机的原因及特征。主观因素：在建设和改革的指导上，片面认识“发展是硬道理”，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在社会生活中，人们思想混乱，人心不定。客观因素：在新旧体制转轨时期，经济机制缺隐，政府监管缺位；在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物资供应紧缺，市场秩序混乱。主要特征为：

    （1）不确定性。危机意味着危险，也意味着机遇。这次经济动荡给政府和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同时也是促进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对杭州市而言，应对得当可以转危为机，赢得未来的发展；应对不当就会因危而乱，引发社会的不稳。

    （2）隐蔽性强。这些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是在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普遍改善的情况下出现的，同在经济停滞、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情况下产生的困难，是根本不同的。因此，潜在的深层次矛盾被经济的高速发展所掩盖，存在的问题不易被发现，最终导致矛盾的激化和问题的扩大化。

    （3）影响面广。这次经济动荡涉及工业、农业、商业和金融等多个领域，从而影响了产品制造、粮食生产、商品销售、信贷投资等环节，进而影响了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4）危害性大。此次因通货膨胀而引起的经济动荡的危害性极大，产生了许多消极作用。主要表现在：由于物价上涨过快，使居民的实际货币收入脱离名义收入，对政策产生不满；妨碍了改革的深化，不少改革措施难以推行；破坏了正常的生产和流通秩序，部分企业面临倒闭危险；人心不安定，抢购风潮四起，对社会稳定产生极大的冲击。

    （二）积极应对，转危为机

    1989—1991年，摆在面前的既是严峻的挑战，又是良好的机遇，困难与希望并存。

    杭州市委、市政府充分发挥现存的各种优势，迎接挑战，在不断研究解决问题和克服困难中，紧紧把握住机遇，努力推进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

    1.积极应对。在经济发展中的矛盾趋于尖锐、体制改革的环境严重恶化的关键时刻，1988年9月26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十三届三中全会。会议确定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要求在坚持改革、开放总方向的前提下，用一段时间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以扭转物价上涨幅度过大的态势，创造理顺价格的条件，使经济建设持续、稳步、健康地发展。杭州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中央的方针和有关政策，从杭州实际出发，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扎扎实实地开展了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工作，使全市的经济从滑坡走向正常发展，并为新一轮的经济快速高效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为尽快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杭州市委、市政府先后召开多次会议，研究部署有关工作。1988年10月26日和11月15日，杭州市委、市政府两次召开市级机关各部门和各区负责人会议，研究贯彻落实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方针的措施，部署清理整顿公司和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工作。12月，杭州市委又召开全委会，贯彻落实中央文件精神，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治理整顿重点。

    （1）在治理经济环境中，主要是压缩社会总需求，增加社会总供给，抑制通货膨胀。一是压缩投资总规模，坚决调整投资结构，保持经济发展后劲。主要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重点是大力压缩预算外投资项目。全面清理在建项目，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二是严格控制消费基金增长幅度，大力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在控制消费需求的同时，采取各种手段，逐步解决收入过分悬殊的问题，缓解分配不公的社会矛盾。三是严格控制信贷规模，合理调整信贷结构，做到有保有压。全市认真贯彻“控制总量、调整结构、保证重点、压缩一般、适时调节”的方针，围绕调整产业、产品结构，加强信贷结构调整工作，重点支持合理的流动资金需要，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四是增加有效供给，降低物价上涨幅度，保持市场稳定。1989年6月，杭州市政府召开全市商业工作会议，要求努力促进工农业生产，大力促进粮食和“菜篮子”商品生产，为安排好市场掌握充足的货源；千方百计引进各地名、特、优、新产品和市场适销对路商品，基本扭转杭州市尤其是市区的副食品供应紧张状况；优先安排生产人民生活必需品和紧俏产品所需的能源、原材料、资金和交通运输，切实稳定市场。五是调整经济结构，优化工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

    （2）在整顿经济秩序中，主要是整顿在新旧体制转换中出现的各种混乱现象，着重整顿流通领域。一是加强物价管理，完善监督体系。1989年8月14日，杭州市政府发出通知，决定在杭州市实行物价目标控制责任制，严肃物价纪律，严格物价管理权限，稳定农用生产资料和群众基本生活必需的主要副食品、日用工业品价格。同时，加强和完善监督体系，充分发挥计划、工商、银行、财税、物价、统计、监察等部门的监督作用，清理整顿各项不合理价格和收费标准。二是坚决清理和整顿公司，使之健康发展。三是整顿个体经营和出租柜台，加强市场管理。健全法规，完善市场管理行为规范，严厉打击和取缔各类非法收购、倒买倒卖、哄抬物价的活动和偷税漏税、违法经营等行为，建立正常的市场秩序。全面深化改革。治理整顿是解危的必要手段，深化改革是转机的根本途径。1989年，杭州市委召开了六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强调治理整顿为深化改革创造条件，深化改革为治理整顿配套服务，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3）在城市，深化企业改革，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一是深化企业经营机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杭州市工商企业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始于1987年，企业承包面积达90%以上。到1990年，绝大部分企业要实施第二轮承包经营责任制。1990年3月13日至14日，市政府召开全市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工作会议。会议交流了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经验，分析了当前企业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寻求了进一步完善承包制的途径和办法。自此，以“稳定政策，兴利除弊，分类指导，多作贡献”为指导思想的第二轮承包在杭州全面推开。二是深化企业内部改革，推行企业“工效挂钩”的分配制度。为进一步扩大企业内部分配自主权，克服工资分配中的平均主义，杭州市根据浙江省政府关于全面推行全民所有制企业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办法的通知，从1989年1月起，全市301家全民所有制企业全面实行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总挂钩。之后，不断完善该分配制度，促进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三是推进企业兼并、企业横向联合，发展企业集团，推动人才、资金、技术、资源等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发挥规模效应。1990年实行兼并的工交企业达到102户。从1991年开始，杭州出现了企业兼并高潮。1991年6月，市政府根据国务院、省政府关于搞活大中型企业的政策，结合杭州实际，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增强大中型工业企业活动实施意见的通知》，决定在落实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加速企业技术改造、加速产品结构调整、促进扭亏增盈、加强政府部门的协调服务功能等方面采取38条具体措施，从而使全民企业尤其是大中型企业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

    （4）在农村，深化农村改革，实施科技兴农。在1989年12月召开的杭州市委六届四次全会扩大会议上，杭州市委、市政府指出：要稳定党在农村的各项基本政策，完善双层经营体制；积极发展集体经济，逐步推进适度规模经营；建立和健全科技服务体系。一是稳定和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要内容的各业生产责任制。二是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三是改革农业科技体制，激发农业生产力。1989年，杭州市农村普遍开展了以粮食高产模式栽培为主要内容的丰收计划活动。1990年又开展了吨粮工程建设，推动了农业科技全程服务，促进了粮食丰收。1991年仅15项农业重大推广项目的实施，就增产粮食4500万公斤，增收1.6亿元。

    2.转危为机。1992年3月，李鹏在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治理整顿如期结束。在三年治理整顿期间，杭州市初步缓解了能源、原材料、资金供应严重不足的矛盾，克服了市场疲软、产品积压、生产滑坡等困难，使整个经济情况逐步向好的方向发展，为开展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条件。经过全市人民三年的艰苦努力，通货膨胀得到控制，经济秩序好转；经济恢复常态，农业连年丰收；市场商品丰富，物价形势稳定，经济中的过热现象已经消除，治理整顿的主要任务基本完成，实现了经济的转危为机。

    （1）经济增长速度基本恢复正常，经济总量迅速扩大，发展后劲大大增强。1988年杭州市国民生产总值比1987年增长21.05%，1989—1991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分别增长9.02%、14.03%、20.22%；1988年杭州市工业生产总值比1987年增长18.98%，1989—1991年，杭州市工业生产总值比上年分别增长4.84%、7.24%、17.62%，经济增长速度在经历一个时期的明显滑坡及逐步回升后，趋向正常发展水平。

    （2）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得到初步调整，经济比例的尖锐矛盾趋向缓和。工业增长速度恢复到正常水平，农业和基础产业均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工业与农业、基础产业之间的紧张关系已明显松弛。1991年同1988年相比，基本建设资产投资增长19.34%，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由21.82%上升到23.62%。1991年农业总产值达42.44亿元，比1990年增长4.5%；粮食生产在连续两年丰收的基础上，1991年总产量达194.97万吨，比1990年增长2.9%。[12]

    （3）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局面明显缓解，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市场物价基本稳定。198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37.10亿元，1989年为34.55亿元，比上年下降了2.55亿元；198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31.68%，1989—1991年分别比上年增长7%、5.9%、17.7%，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有所抑制。1988年杭州市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涨幅度为23.4%，自1989年起明显回落，到1991年已回落到6.9%，基本恢复到人民心理及社会经济各方面可以承受的且必要的涨幅水平。

    （4）借贷和货币超经济投放的状况已明显改善，供需失衡矛盾基本缓解。物价稳定后，城乡居民消费心理也趋向稳定，消费需求趋于正常，储蓄存款急剧上升。1988年全市城乡储蓄存款为35.19亿元，1991年增长为90.45亿元，三年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净增55.26亿元，较1984—1988年的四年净增23.61亿元，增长了2.34倍。至1992年，各项存款已大于各项贷款，金融形势相对平稳，根本扭转了需求过热的状况，社会供需矛盾基本缓解。[13]经济混乱现象得到整顿，经济秩序尤其是流通领域秩序明显好转。经过清理整顿，着重解决了政企不分、官商不分、转手倒卖、牟取暴利等问题。党政机关所办的各种企业大部分已经撤销或同机关脱离，一批在企业中兼职的在职党政干部和离退休干部从企业中退出。刹住了盲目组建企业的势头，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有效治理了价格混乱现象，改善了市场秩序。

    四、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实践历程

    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风暴，并迅速波及中国，特别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杭州经济发展的外向型程度较高，外贸依存度较高。因此，受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外贸出口形势严峻，招商引资困难加大，国外（境外）游客减少，进而影响到宏观经济的发展。面对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风暴，中央果断决策，及时调整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杭州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中央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结合本地实际，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力度，有效拉动了内需；贯彻和出台优惠鼓励政策，实施大经贸战略和市场多元化战略，稳定了外贸出口；创新方法，注重软环境建设，招商引资工作取得了新成效；采取灵活多样的宣传促销手段，积极开拓国内外旅游市场，稳定了客源，从而保持了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

    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10月下旬，港币和香港股市受到冲击。接着，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008：1，随后又跌至1737.60：1。韩元危机冲击了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于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风暴。

    （一）亚洲金融风暴对杭州的影响

    由于中国采取了相对封闭的资本市场管理体制，因而中国的金融体系没有被卷入到亚洲金融风暴中去。然而，作为受灾地区的近邻和经过2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愈来愈密切，不可能独善其身。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迅速波及中国，特别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由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杭州经济发展的外向型程度较高，外贸依存度较高。亚洲金融危机，对杭州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与世界经济联系密切的外贸出口、引进外资和旅游发展等方面，进而影响到宏观经济的发展。

    1.外贸出口形势严峻。亚洲金融危机对杭州外贸出口的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

    （1）外贸出口减少，特别是对东南亚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出口锐减。1998年1—6月，杭州市外贸企业（不含三资企业）对东盟国家的出口额942万美元，同比下降61.07%；对我国香港地区出口3979万美元，同比下降9.65%；对韩国出口281万美元，同比下降11.91%；对日本出口5728万美元，虽然增长了23.02%，但增幅明显下降，6月份单月订单比5月份下降了17%。一些以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为出口目的地的企业受到的影响更大。（2）企业出口效益下降，甚至出现亏损。亚洲金融风暴，造成周边国家货币贬值，而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迫使杭州市外贸企业为保住市场和客户而牺牲自身利益，从而造成外贸企业的贸易条件恶化，竞争压力增加，出口效益大幅下降。如杭州五机化进出口公司出口到欧洲的纺织品普遍降价5%左右，化工产品降价30%，出口到美国的机械产品降价9%~15%。（3）企业正常收汇比较困难，外汇风险加大。由于东南亚及周边国家和地区货币普遍贬值，进口产品遭到冷遇，各中间商损失惨重，产品难以脱手。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中间商纷纷破产，企业出口的正常收汇发生困难。

    2.招商引资困难加大。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杭州利用外资受到影响，可以看出，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7年，杭州引进外资项目、协议利用外资和实际利用外资分别是174个、2.79亿美元和4.12亿美元，同比分别下降了21.3%、60.7%和23.3%。通过出口优惠政策和加大工作力度，1998年，利用外资项目和协议利用外资总额大幅回升，但实际利用外资同比还是下降了6.8%。

    3.国外（境外）游客减少。我国港澳台地区和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国家的观光客是杭州市旅游业的主要境外客源。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些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普遍放缓或回落，失业率明显上升，出游人数大为减少，来杭旅游的境外游客五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1998年1—6月，全市共接待海外旅游者21.53万人次，同比下降5.45%；海外旅游者平均在杭逗留天数2.08天，同比减少0.27天；旅游外汇收入8103万美元，同比下降16.3%。来杭客源下降幅度最大的有：印尼下降86.65%，韩国下降77.71%，泰国下降59.87%，菲律宾下降55.71%，新加坡下降13.46%，台胞下降7.40%，华侨下降16.41%。

    （二）杭州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对策

    面对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风暴，杭州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中央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结合本地实际，扎实工作，积极应对，实现了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

    1.加大投入，拉动内需。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外贸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能力减弱。为保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中央及时调整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作出了增加投资、扩大内需的重大决策。杭州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中央扩大内需、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精神，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力度加大。1997年第四季度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基本建设投资开始增长，1998年第二季度开始快速增长。1998年6月到1999年上半年每月基本建设投资的增长率都在150%以上，最高达到172.7%，考虑到对比基数关系，基本建设投资的高增长率一直持续到1999年底。1996—1999年四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分别是68.88亿元、90.66亿元、125.5亿元和154.5亿元，环比分别增长31.60%、82.20%和124.3%。

    2.千方百计，稳定出口。

    （1）召开会议、分析形势、统一思想。1998年新年伊始，杭州市委、市政府召开的第一个全市性的会议就是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会议分析了形势，使杭州市各部门达成全力支持外贸出口的共识，激发了广大企业扩大出口的积极性。年中，市政府又召开全市外贸出口工作座谈会和全市20家出口大户座谈会，市四套班子领导和市县各部门主要领导都参加了会议，同时邀请与外贸出口有关的海关、外管、退税等部门的领导参加，以现场办公的形式，帮助企业解决问题，共渡难关。

    （2）贯彻和出台优惠鼓励政策，提高外贸市场竞争力。在国家调整和提高出口退税政策的基础上，出台《关于进一步鼓励发展外贸出口若干规定的通知》及配套政策，对加快外贸企业改组、出口技改项目贴息、对外经济技术合作、鼓励生产企业申报自营进出口权和提高出口退税等方面，出台了全方位、更优惠、更方便企业的政策措施。这些优惠政策和措施对出口企业渡过困难时期，扩大出口，发挥了重要作用。

    （3）实施大经贸战略，增强外贸出口抗御困难的能力。在继续鼓励专业外贸公司扩大出口的同时，积极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生产企业申报自营出口权，并有针对性地对企业外贸人员进行外贸业务知识和外贸操作程序的培训，使企业尽快从外贸供货型向自营出口型转变，直接面对国际市场，参与竞争。

    （4）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与巩固传统市场相结合，使外贸出口的缺额得到互补。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东南亚传统市场的出口受到较大影响，1998年下半年俄罗斯经济危机爆发，对俄罗斯的出口受阻。面对危机，杭州及时调整外贸出口战略，一方面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积极开拓南美、非洲及东欧（除俄罗斯外）市场；另一方面努力稳定和巩固传统市场，加强对主体市场的深度开发，通过增加对主体市场的出口来弥补东南亚市场的缺口。

    （5）大力发展加工贸易，鼓励外贸出口方式多元化，弥补一般贸易出口缺额。通过举办全市性的加工贸易培训班和帮助企业解决在加工贸易中碰到的实际问题，促进全市加工贸易出口的大幅增长。

    （6）优化出口商品结构，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增多。

    通过上述措施，在经济危机严峻的形势下，1998年杭州外贸出口仍然保持了16.75%的增长速度。外贸出口的稳定增长，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同期杭州市外贸自营出口比全市GDP增长11.2%高出5.55个百分点。同时，外贸出口的不断扩大，还促进了全市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提高了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企业与国际市场直接接触，还促进了企业观念和经营机制的转变。

    3.创新方法，引进外资。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利用外资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杭州市委、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利用外资的措施。

    （1）出台了《关于进一步鼓励外商投资若干规定的通知》、《关于进一步改善外商投资软环境的决定》和《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受理的若干实施意见》等政策。在继续以更优惠的政策吸引外商投资的同时，更加注重投资的软环境建设，提高政府服务外商投资项目办事效率和质量，完善外商投资的法制环境和生态环境，规范三资企业收费，及时协调解决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诉。这些政策加大了外商投资的政策支持力度，营造了一种招好商、招大商和外商投资的良好环境，也构成了应对危机、利用外资的重要基础。

    （2）根据杭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明确了招商引资的重点、方向。

    （3）拓展思路，建立招商引资新网络。积极开拓招商引资渠道，配备设备，建立队伍，专门从事网络联系工作，与世界发达国家主要从事投资贸易咨询机构建立信息交流关系，形成较为完备的招商、投资、贸易网络。充分发挥在杭外商投资企业的中介作用，“以外引外”。

    （4）拓展利用“外资”新领域。在高度重视引进境外外资的同时，出台《关于鼓励外地企业来杭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通过准许户粮关系入杭、税收优惠、提高政治待遇等优惠政策，吸引符合《杭州产业发展导向目录》的国内大企业、大集团总部迁杭，或在杭兴办企业、兼并收购本市企业。

    通过上述措施，招商引资工作取得新成效。1998年，杭州市新批外商投资项目216个，总投资9.82亿美元，协议外资5.14亿美元，分别增长24.10%、89.9%和84.2%；实际利用外资3.84亿美元，接近上年水平。利用外资实现恢复性增长，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有所提高，欧、美投资增多，首次登台唱主角。新批外商投资项目中，1000万美元以上的大项目有32个，同比增长13个，协议外资占当年批准数的71%。

    4.拓展市场，稳定客源。

    （1）杭州市委、市政府首次在1998年召开全市性的商贸旅游工作会议，并出台了《关于加快旅游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不但明确提出“必须把旅游业作为杭州市优先发展的主导产业，充分发挥旅游业的带动作用”，而且提出了实施“大杭州、大旅游、大产业”发展战略，并就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旅游企业改革、拓展旅游市场、加快特色旅游商品生产和销售及加强旅游市场管理等方面，提出政策措施。同时，市政府印发了《杭州市旅游业发展规划（1998—2010年）》，颁布了《杭州市旅游业管理办法》，使旅游发展和管理有法可依。

    （2）按照“以国际市场为方向，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要求，采取灵活多样的宣传促销手段，开拓国内外旅游市场。按照继续巩固和发展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主要客源市场，重视和拓展港台市场，努力开拓欧美、澳大利亚市场的发展战略。

    （3）大力推动节庆促销。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杭州每年都安排主题旅游年活动，如“97中国旅游年·相逢在杭州”、“98华夏城乡游——最忆是杭州”、“99生态环境游·美哉杭州”，并以此为主题组织系列节庆活动，吸引游客。

    （4）以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为目标，丰富旅游产品内容，延伸旅游产业链，提高旅游质量。为吸引客源，杭州每年都推出新的旅游景点和旅游产品，形成“行、吃、住、游、购、娱”为一体的旅游经营联合体。同时，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行业管理，优化旅游环境。

    通过上述措施，杭州旅游业得到了稳定发展，即使在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最严重的1998年，在上半年境外游客同比下降5.45%、旅游外汇收入下降16.3%的不利情况下，全年还实现了1.10%和4.60%的增长，对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五、克难攻坚、转危为机、加快发展的启示

    在历史长河中，通过寻踪杭州经济发展的轨迹，杭州市委、市政府一次次的战略抉择，人民群众一代代的探索实践；面对当前起源于华尔街、席卷全球的这场金融危机，杭州吸取前四个阶段转危为机的经验和教训，在不断提升发展层次、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为积极应对当下金融危机、克难攻坚、转危为机、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要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

    观念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只有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才能理清发展思路，认清发展方向，不断保持和巩固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实现跨越发展。“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杭州市委认真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文章，解放思想，结合工作实际和加快发展问题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同时，又积极把真理标准讨论推广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个领域中去，组织引导干部群众掀起了一场思想大解放，使人们的思想认识从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从“左”的思想观念以及个人崇拜中解放出来。随着拨乱反正的展开，特别是真理标准讨论的深入开展，党和人民群众走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思想认识，开始走上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在之后的发展中，每一次遇到困难和波折，解放思想一次次破解了难关，促进了发展。同样，只有把我们的思想从不符合科学发展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才能有新思路，才能真正实现又好又快科学发展。

    （二）要有坚定必胜的信心

    信心是最宝贵的财富，信心比黄金还珍贵。只有树立必胜信心，振奋精神，才能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审时度势、乘势而上，实现新发展。1959—1961年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粮食产量骤减，同时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快速扩张，导致城镇人口急剧增加，挤掉了农村劳动力，削弱了农业战线，又加重了农业向城市提供粮食、农副产品的负担，使城市粮食供应更加紧张，引起了人心恐慌。为改变这种状况，市委按照中央的指示和杭州的实际，进行了精简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的工作。实行精简政策后，减轻了城市和农业的负担，缓解了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安定了人心，更重要的是使全市人民看到了希望，树立了信心。在1963年后继续全面贯彻“八字”方针，深化调整国民经济，使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了新的局面。纵览历史转折，只要确立必胜的信心和信念，定能战胜困难，走向胜利。

    （三）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因地制宜是关键。只有把想问题、办事情的根本出发点，建立在科学分析本地的实际情况和客观条件的基础上，才能取得经济发展的实效。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杭州旅游业始终没有被放到应有的位置给予高度重视，发展一直徘徊不前。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对杭州旅游业发展更是雪上加霜。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杭州市委、市政府经过科学分析经济发展趋势和杭州的优势，逐步形成了把以旅游、商贸为重点的第三产业作为杭州支柱产业和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的共识，提出了打造现代国际旅游城市的发展战略，并制定了鼓励旅游、商贸业发展的优惠扶持政策，不仅使旅游业的发展渡过了难关，更为今天杭州旅游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要创造性地贯彻各项方针政策

    创新是前进的不竭动力。只有在不折不扣落实各项方针政策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创造性地贯彻执行，才能切实把握机遇，开创工作的新局面。杭州正是在面对一次次转折中，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地贯彻落实各项方针政策，才一次次突破难关，加快发展。如1998年，中央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和增加投资、扩大内需。抓住国家房改政策改革的机遇，杭州市在采取一系列扩大投资、拉动内需举措的同时，还陆续出台了诸如购房入户等激活房地产市场的有关政策，金融机构加大了按揭购房的贷款力度，商品房销售回升。拱宸桥地区改造、东河绿带改造、吴山广场等旧城改造项目的开展，有力地促进了房地产投资的增长，从而使杭州的农业、交通、运输邮电、供电和城市基础设施得到加强和超常规发展，为杭州21世纪初的快速发展夯实了基础。

    （五）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

    主要矛盾决定发展进程。只有立足市情，敏锐把握全市阶段性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才能分清轻重缓急，找准突破口，对症下药，加快发展。结束“文化大革命”10年内乱后，面对百废待兴、千头万绪的情况，杭州市委抓住拨乱反正、加快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要矛盾，妥善解决了一大堆制约发展的历史遗留问题和社会问题，把一大批长期遭受“左”的错误打击、迫害的干部群众彻底解放出来，使他们心情愉悦地投入到现代化建设中，逐步形成了一个社会和谐、人心安定、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群众基础。为调整经济政策，重建经济秩序和生产秩序，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等创造了条件，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正因为抓住拨乱反正这一主要矛盾后，充分调动了起决定因素的人的积极性，才使得其他矛盾得以解决。

    （六）要保持速度和效益的协调发展

    速度是前提，效益是中心。只有将经济发展速度与效益有机结合，实现两者同步增长，才能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在“大跃进”年代的经济发展中，杭州市各级政府、部门、企业都急于求成，急功近利，靠过多地消耗能源、原材料，去追求脱离实际的过高速度，而忽视了提高效益，片面追求虚假繁荣，造成寅吃卯粮，使经济逐渐陷入困境。在这之后，速度和效益关系多次困扰着杭州的发展。如在治理整顿前夕，也是通过深入开展以调整结构、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双增双节”运动和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通过深化改革，使各级部门、企业把经济工作和各经济单位的主要精力切实放在了讲求经济效益上，真正走上了投入少、产出多、质量好、消耗低、效益高的经济发展道路。力求在保持速度的基础上，不断提高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七）善于快速果断地应对以争取主动

    抓住机遇，敢为人先，和衷共济，决战决胜是争取主动的关键。这一思想和做法，不仅是上述四个困难阶段克难攻坚、转危为机的重要经验，还是战胜这次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法宝。杭州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决策部署，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新一轮解放思想大行动为动力，发扬敢为人先、和衷共济、决战决胜的精神，不断出新招、出绝招、出实招，在全省率先研究出台了一系列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系列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14]如帮助企业缝制好“过冬的棉袄”，出台12项对策措施，抓住关键环节帮助企业减负，打好应对金融危机的“组合拳”，无不体现市委、市政府见事早、行动快、措施实、成效显的特点。杭州市委、市政府向全市人民作出确保杭州在为全国最早走出国际金融危机困境的城市之一、确保杭州人和“新杭州人”生活品质在国际金融危机困境中仍有新的提高的“两个承诺”，极大地增强了杭州的企业家应对金融危机的信心。

    注释

    [1]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中国改革开放史》，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页。

    [2]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84—385、538—540页。

    [3]厉德馨：《进一步开创杭州工作新局面》，《中国共产党杭州市历次代表大会重要文献选编》，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第204页。

    [4]从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到1983年，农村人民公社或生产大队创建的企业，都被称为“社队企业”。

    1984年政社分设、建立乡（或镇）人民政府后，“社队企业”改称为“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发展壮大，后来又演变为“民营企业”。

    [5]中共杭州市委组织部、中共杭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杭州市档案馆：《中国共产党浙江省杭州市组织史资料（1922—1987）》，浙江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54页。

    [6]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探索之路——杭州市社会主义时期党史专题集》（一），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322—324页。

    [7]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过程中，杭州市修订城市建设规划，确立的建设目标是“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综合性工业城市”。这一城市发展战略，既不符合杭州的实际特点，又对西湖、中东河、运河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参见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西湖岁月》，杭州出版社，2008年，第9页。

    [8]杭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战略为先导，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载《跨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113—116页。

    [9]具体要求是：“风景优美，环境整洁；科学发达，文化昌盛；经济繁荣，供应丰富；文明礼貌，社会安定。”参见厉德馨：《进一步开创杭州工作新局面》，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杭州市历次代表大会重要文献选编》，第204页。

    [10]吴仁源：《统一认识，振奋精神，坚决贯彻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在中共杭州市六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9年12月16日。

    [11]杭州市统计局：《杭州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

    [12]杭州市统计局：《杭州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

    [13]杭州市统计局：《杭州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

    [14]中共杭州市委政策研究室：《见事早 行动快 措施实 成效显 推动杭州转危为机跨越发展》，《杭州研究》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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