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允生

    提要：2009年是中国经济充满挑战与蕴育机遇的一年：一方面，美国金融危机扩散与全球经济下行，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更多不利因素与更大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世界经济调整与中国经济增长趋缓，使中国可以利用这一时机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改善要素供给条件，理顺各种经济关系，从而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关键词：2009年 中国经济 形势分析 可持续发展

    作者傅允生，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邮政编码310028）。

    一、2009年中国经济发展条件

    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表明，经济增长受发展条件的约束。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因此，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条件可以分为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外部环境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与经济全球化水平，以及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增长的关联度正相关。内部环境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毕竟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一个国家经济环境的变动是与世界经济环境变化互动的，外部经济环境的恶化会引致内部经济环境的紧缩。

    从影响国家经济增长的因素考查，经济发展条件还可以分为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

    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是动态变化的，它们与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变化以及经济发展的阶段变动相联系。基于经济增长受发展条件的约束，对2009年中国经济发展条件的分析，因此成为经济形势分析的逻辑起点。

    （一）世界经济调整与中国产业结构失衡

    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面临十分复杂与严峻的局面，其主要原因是由美国金融危机深化与世界经济调整所带来的外部环境恶化，以及由外部环境恶化引致的中国经济紧缩和产业结构失衡矛盾凸现。

    美国金融危机被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称之为百年一遇，其表象是由次贷危机引致的信用危机，而实质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美国实体经济萎缩与虚拟经济膨胀导致的金融泡沫破裂。金融泡沫破裂的后果之一是大量持有金融衍生品的美国及国际金融机构，因金融衍生品价格大幅贬值而蒙受重大损失。由此引发的金融机构倒闭浪潮使银行间信用以及金融机构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信用大幅萎缩，从而出现全球流动性紧缩，乃至枯竭现象。当经济的血液资金因为金融危机而出现大量流失与严重梗阻时，生产者由于得不到应有的贷款，消费者由于收入减少与消费环境恶化而不得不减少消费需求，由此导致企业利润大幅减少与失业人群不断增加，经济衰退因此是不可避免的。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其经济与贸易总量高居世界首位。美国又是一个消费主导型经济体，消费占美国GDP的75%。美国综合国力的强大以及美元作为世界主要储备与结算货币的特殊地位，使美国可以通过贸易赤字与财政赤字的扩张，以及庞大的信用消费来吸纳世界上多余的储蓄与商品。而这正是中国出口型经济赖以发展的主要外部条件。然而，当这个经济巨人因为不堪实体经济萎缩与不断增加的债务压力，在华尔街金融投机失败的重击下，不得不面对经济衰退而进行金融模式与经济结构重大调整时，那些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就不能不面对外部经济环境不断恶化这一事实。

    欧盟与美国一样蒙受金融危机，更为不幸的是欧盟经济总体上也具有出口导向的特征，内部经济结构与金融制度失衡，外部需求与出口减少，使欧盟经济受到双重打击。正因为此，欧盟经济被国际研究机构评价为问题比美国更为严重的经济体。日本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尽管日本受到的金融危机比较小，但是外部需求与出口的减少使本已增长乏力的日本经济不得不随着世界经济下行而进入新的调整。曾经被中国寄以厚望的以海湾产油国为代表的资源供给国家，由于世界经济调整带来的资源品价格大幅下跌，使之收入锐减而导致进口需求快速下滑。总之对中国经济发展来说，主要出口国家与地区由于受到美国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调整的深刻影响，经济增长与进口需求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由此导致的中国产品出口大幅下降和出口经济的一定程度的萎缩也是不可避免的。

    显然，美国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调整，不仅改变了中国产品的出口态势，也会对中国现有的出口经济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产业带来冲击与挑战。新世纪以来在经济全球化推动与以美国为首发达国家进口需求扩张的刺激下，中国的出口经济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得到长足发展，成为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然而，出口经济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庞大规模，在世界经济调整与出口快速下降的趋势下，迅速转换为大量过剩产能。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大量外向型中小企业正面临着出口需求的快速下滑，而生产难以为继的困难局面。由于世界经济调整的深度和持续时间有可能超出市场预期，国内消费需求扩大又有一个过程，2009年中国的出口经济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能过剩的问题，一时难以解决。由此带来的企业利润下降以及职工就业和收入下降，会影响国内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

    房地产业是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2000年以来中国房地产业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进入上升轨道。经济增长与过多的流动性，推动房产需求的持续增长与房地产业规模的快速扩张。房价上涨带动地价上涨，房地产业的繁荣既满足了购房者，尤其是投资性购房者对于资产增值的诉求，也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大量财源，促进了地方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建设。由此带动了相关产业包括钢铁、水泥、建材、建筑、家电和装潢等产业的发展，凸现了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然而，由资产价格过快上涨推动的产业与经济高速增长是难以持久的。

    房地产业的调整主要表现为价格不断下跌，成交量大幅萎缩，由此导致钢铁、水泥、建材、建筑和装潢等相关产业出现市场需求下降和价格下滑的趋势。土地市场也相应萎缩，大量土地流拍使地方政府难以通过土地供给筹措地方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建设的资金。地方经济增长的动力正在减弱，GDP增长的幅度明显下降。

    总之，由美国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调整所带来的外部环境恶化，使中国产品出口以及出口经济面临增幅放缓，利润大幅下降的不利局面。同时，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房地产业产能过剩为主要特征的产业结构失衡矛盾，正在影响中国的经济均衡与可持续发展能力。2009年需要中央政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强有力的扩大内需，调整结构的举措来缓解美国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调整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不利影响，以保持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二）中国经济的成长空间与发展动力

    一般意义上，经济增长受短期与长期因素的影响，短期因素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它影响经济的短期走势。长期因素反映资源配置条件与能力变化，它制约经济发展趋势。在长期因素不变或有所改善的情况下，短期因素变动只会影响经济短期走势而不会改变经济发展趋势。或者说，当短期与长期因素重叠时，就会形成经济的周期性变化，当短期因素与长期因素相左时，会对经济增长或调整产生一定的平滑作用。如果长期因素向好，那么它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平衡短期因素变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并且保持经济发展趋势不变。

    2009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因素依然向好，这首先反映在由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发展空间。从历史经验看，工业化一般要经历轻工业——重工业——高技术产业新兴产业和服务业为主体的三个发展阶段。中国目前处在重化工业为主体的发展阶段，重化工业具有资金和技术密集的特点，对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都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从城市化水平看，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约在50%多，虽然中国由于农村人口众多，而难以达到发达国家80%以上的城市化水平，但中国的城市化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城市化水平提高不仅会拉动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建设，还能推动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国际经验表明，在工业化、城市化的中后期，由于产业升级和城市人口扩大，经济一般都处于加速发展阶段。显然，工业化、城市化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依然充沛，它为2009年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提供了根本保证。

    经济发展的经验事实表明，经济发展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源配置条件和能力，决定资源配置条件与能力的基本因素是人力资源、资金资源和自然资源的结构与供给状况。中国人力资源丰富，不仅一般劳动力供给充裕，而且劳动力成本低廉，劳动者素质正逐步提高，这有利于发展人力资本型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体现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中国经济发展也因此具有明显的人口红利效应。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持续增长。中国从一个资金短缺的国家转变为民间储蓄不断增加，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外汇储备高居世界榜首和资本积累持续提高的资金充裕型经济体。这为中国扩大内需和产业升级提供了相对充裕的资金保障。

    相比较而言，自然资源尤其是能源和矿产为主体的工业化资源短缺，是中国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约束因素。2003年以来，由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世界经济复苏，国际市场能源与矿产等资源品供求关系紧张，价格暴涨，导致中国企业资源品进口成本和中国经济发展边际成本的不断上升，而且推动中国乃至世界工业品和消费品价格的持续上涨，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严重恶化。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和世界经济大幅调整，改变了国际市场能源和矿产等资源品的供求关系，加之美元汇率走强，国际市场资源品价格暴跌。这对于资源短缺而需求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发展来说，是增加战略物资储备，缓解能源与矿产等工业化资源供给与价格约束的难得机遇。

    2009年，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人力资源和资金资源优势依然存在，自然资源供给条件和价格水平将会得到明显改善。资源配置条件的变化不仅有利于降低中国企业的经营成本与中国经济增长的边际成本，也有助于控制资源品价格大幅上涨所带来的CPI和PPI的普遍上涨。同时，价格总体水平的下降有利于中央政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总之，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是不利因素与有利因素并存，困难主要来自于外部经济环境恶化，中国经济下行因此具有外生性调整的特点。基于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依然强劲，况且外部环境变化的结果是消极中蕴含着积极因素，因此，2009年中国有条件、有能力在扩大内需，优化结构的基础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二、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三大因素

    （一）出口增幅出现较大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产品出口和出口经济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出口占GDP比重1/3，中国经济也因此被认为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出口在中国经济发展中之所以十分重要，是因为中国曾经是个资本短缺的国家，需要通过扩大出口来积累资本。同时，中国储蓄率高，消费率低，需要通过产品出口来平衡投资率高所形成的过剩产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由于中国具有劳动力供给与劳动力成本优势，加之国内市场的巨大发展潜力，吸引跨国公司纷纷到中国投资。FDI大量流入使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大国和产品出口大国，出口经济的繁荣为中国带来了大量贸易盈余、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和强劲的经济增长。与之相应，中国经济增长已走上了出口依赖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过度扩张的发展路径。正因为此，外部环境的任何变动都会通过影响出口而扰动中国经济增长。

    由于本次金融危机百年一遇，经济调整幅度深、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国际贸易萎缩与中国产品出口下降不可避免。如前所述，中国产品主要出口国家和地区都面临不同程度的经济衰退与调整，以及产品进口需求下降，中国的出口形势十分严峻。当然，对中国产品的需求的地区和结构差别依然存在，以海湾产油国为代表的资源出口国，前几年资源品暴涨而积累了巨额外汇盈余，尽管他们也面临着经济调整和资源品价格大幅下跌的风险，但仍然具有较强的产品进口需求。新兴经济体虽然2009年有所下滑，但出于保持经济增长以及维持多边贸易的需要，产品进口需求，仍会保持一定的水平。同时，世界各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都表明了继续维护自由贸易的决心。因此，国际市场对于物美价廉的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依然存在，问题只在于由于经济环境不同，对于中国出口产品需求的种类、能够接受的价格水平等会有所变动，需要中国政府和出口企业审时度势，及时应变。

    正是基于上述种种变化，中央政府从2008年下半年起就陆续出台了推动中国产品出口的相关优惠政策，包括放松产品出口管制，大幅度下调出口产品退税率，鼓励企业调整出口的产品结构和地区结构，扩大贸易合作伙伴等。这些举措有助于提高中国产品出口的国际竞争力，将会在2009年进一步发挥它的应有效应。中国出口企业正在积极调整产品结构、贸易结构和地区结构，这些措施将有利于出口企业在2009年提高自身产品的出口能力。

    2009年，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是随着美国民主党1月份上台，新的经济、投资与贸易政策将有可能影响乃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现有国际经济、投资和贸易格局。美国民主党重视中产阶级和劳工阶层利益，把增加就业和改善民生作为主要政策目标。奥巴马在美国总统竞选中的经济政策主张之一是要对跨国公司海外投资加征税收，其目的主要在于将跨国公司海外投资吸引回美国国内，以振兴美国实体经济，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中国是世界上吸引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FDI在新兴市场经济体包括中国的主要目的在于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其生产的产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返销到本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市场，这也是中国出口产品中加工贸易多于一般贸易、跨国公司生产的产品占了出口产品中较大份额的基本原因。因此，2009年新上台的美国民主党若实施振兴国内实体经济和增加就业的经济政策，势必影响FDI的流向和国际贸易格局。事实上，奥巴马已在2008年11月下旬提出了5000亿~70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及增加250万个就业岗位的设想。这也是国际上普遍担心的世界经济调整有可能带来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原因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讲，2009年中国产品出口的新变数使FDI流向的可能性变化会导致加工贸易出口的进一步下降。其实从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来说，美国减少贸易赤字与中国降低贸易盈余是互动且必须的。否则，不断增加的美国贸易赤字和中国持续增长的贸易盈余只会加剧国际贸易的不平衡，并且导致美元长期走弱带来国际汇率和贸易环境的不稳定。正因为此，中央政府提出要以扩大内需来应对出口大幅下降的状况。当然，为了防止出口过快过大下降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2009年政府与企业需要采取相应措施来平衡出口过快下降与出口型经济的过大调整。应该认识到外部环境的变化导致出口下降与出口型经济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国调整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式转变，这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二）投资规模有所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一个明显特点是投资率明显偏高，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居民储蓄率高、消费率低，过多的储蓄必然会转化为大量的投资；另一方面，投资对于拉动GDP增长效果最为明显，也因此成为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刺激经济与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也是投资驱动型经济。

    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面临出口增幅急剧下降，社会消费相对疲软的不利局面。扩大内需成为保持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必然选择。历史经验表明，在经济调整时期，由于就业与收入的不确定因素增加，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因此扩大投资对于拉动经济增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投资主体是企业。然而，在经济调整期产业发展和企业经营通常都面临需求下降和资金短缺，而出现投资下降的状况。由于经济调整期企业投资能力与投资偏好下降，以政府投资带动社会投资是扩大投资的有效方式。

    2008年，鉴于美国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调整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有可能扩散与深化，中国政府果断决策，提出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大措施，大规模政府投资启动全社会投资。中国的投资历来是中央政府审慎、地方政府积极，在中央政府出台了2010年底之前投资4万亿元的计划后，地方政府迅速跟进，到10月底各地政府计划投资规模已高达18万亿元。历史经验表明，中国的政府投资启动快、力度强，对拉动经济增长的成效十分明显。

    加之目前扩大政府投资的条件比较充分，主要表现为近几年来财政收入大幅增长，政府财力相对充裕。同时，中国的债务率偏低，目前中国的国债余额约为5万亿元，若减去1.6万亿元的中投公司债务占款，实际债务只有3.4万亿元，约占GDP的13%，这远低于发达国家的60%左右的水平。这为政府通过发行国债筹措建设资金创造了条件。况且，近2万亿元的外汇储备也是中国政府可以调度和使用的后备资金，这使政府扩大投资具有雄厚的财力支撑。与之相应，中国在基础设施、民生工程、环境保护、社会文化事业等领域还存在着需要通过政府与社会投资改变建设相对滞后、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状况，这可以成为政府扩大投资的主要着力点。此外，受世界经济调整的影响，目前国际市场能源与矿产资源价格已大幅下降，国内CPI和PPI都处于下降趋势，这有利于降低投资成本并且不会对总体价格水平的稳定带来不利影响。易言之，这是中国扩大投资，促进经济发展的有利时机。

    从中央政府重点确定的投资方向看，基础设施建设无疑是2009年的主要投资对象。尤其是以高速铁路和城市地铁为代表的全国交通网建设，不仅投资规模大。产业链长。持续性强，能够对目前处于市场需求不足的钢铁、水泥、建筑等产业起到明显的拉动作用；而且可以改善目前中国交通运输中的铁路和地铁建设滞后，重要能源和物资运输通道缺乏等状况，加强交通运输的协调性和有效性。它是以政府投资带动社会投资的有效途径，以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有效产业载体。

    民生工程中的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也是扩大投资的有效举措。根据国家建设部的规划，三年将投资9000亿元，建设200万套廉租房和400万套经济适用房。2009年保障性住房建设有助于调整和优化房地产市场结构，稳定房地产业投资规模。鉴于中央政府对保障性住房的重视，以及地方政府保持房地产业投资规模的积极性，在房地产市场整体调整的氛围中，社会保障性住房投资和建设的力度会有所加大，对社会投资的带动性会加强。

    生态环境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欠账最多，发展明显滞后。生态环境的公共福利性，使私人投资不愿意涉及，公共投资在经济繁荣时难以顾及。经济调整使政府有可能利用公共投资加强生态环境建设。防止环境污染是生态环境建设的重点，环境污染不仅危害人的健康，而且损害投资环境。在经济发展与福利改善的同时，生态环境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也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2009年生态环境建设的预计投资规模较大，投资项目相对分散，它的效应更多地体现在对投资环境和社会福利的改善上。

    社会事业建设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不仅关系到民生福利，而且有助于提高全社会的文化教育程度。2009年社会事业建设的重点，是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和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加快中西部农村教育设施改造，推动落后地区学校和乡镇文化设施建设等，这些建设的投资效应主要在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欠发达地区和农村的社会文化教育事业。

    总之，按照中央政府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大措施的要求，以及“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的精神，以及地方政府保增长的积极性，2009年相关投资项目都会进入实施阶段，这将成为投资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这也表明2009年以政府投资带动社会投资，成为投资与经济增长的主要特点，也是2009年投资规模有所扩大的主要原因。有必要加以认识的是，总体上政府投资注重宏观效益，其目的不仅在于拉动投资与经济增长，更在于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三）消费水平稳中有升

    低消费是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另一个特点，消费率约为45%，远低于国际上70%的消费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基本上沿着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的路径在发展，经济全球化为这种发展模式提供了条件和动力。随着美国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调整的来临，这种发展模式将难以为继，或者说不能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2008年11月中央政府作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重大决策，把提高消费水平作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容。

    消费就主体而言，可以分为政府消费、企业消费和居民消费。2009年由于经济调整导致企业利润下降和资金紧张，企业消费难以增长。政府消费在中国的消费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主要体现在中国政府规模大、职能宽、预算约束松，政府消费经费充裕、档次高、规模大，政府消费也因此受到社会各界的议论。客观地说，在社会上还存在大量低收入人群和低消费状况下，政府过高的消费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府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低收入人群补助的能力，并且会导致社会负担的增加和经济资源的浪费。2009年尽管把提高全社会消费水平作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题中之义，但政府消费支出已处于较高水平，通过提高政府消费水平扩大内需的余力不大。因此，提高消费水平的着力点无疑是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其基础是要尽可能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形成有效需求。2009年政府将通过增加就业，调整收入分配政策等方式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收入分配体现国家、企业与个人的分配关系，反映居民收入状况与消费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社会整体收入水平不断上升，但是收入分配不公的矛盾始终存在，这主要表现为低收入人群比重过大、收入过低，社会财富主要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其后果之一在于社会整体收入状况与国内消费水平不对称，或者说是引起内需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央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与保障程度的政策措施，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实行劳动保障与社会养老保险等，虽然这些政策举措在经济调整时期会相应增加部分企业的负担，但是，它对于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与提高消费能力是必要的。

    2009年收入分配状况将得到进一步改善。一方面，近年来政府出台的相关提高劳动者特别是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与保障程度的政策法规的增收效应逐渐释放，同时，政府提高社会保障与福利水平的相关措施，包括减轻居民教育、医疗等负担以及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减支增收措施，也起到增加收入的作用。另一方面，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包括农民工逐渐转变为熟练工，在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同时，也会带来相应地较高的劳动报酬。对于广大农民来说，近年来粮食价格上涨是一个大趋势，政府的支农惠农政策将一如既往，农民的劳动积极性、生产技能与收入状况也会随之上升。加之以土地承包权流转为主要内涵的新一轮农村改革，形成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与农民新的收入来源。总体上，2009年收入结构的调整，低收入人群收入增加是可能的，这对于扩大内需与消费升级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2009年提高全社会消费水平的重点之一，是扩大农村消费市场，提高农民消费水平。

    考虑到出口大幅下降，家电、轻纺等产品库存积压不断增多，而农村又十分需要这类产品的现实，可以通过增加农村消费补贴，扩大送货下乡的商品种类与销售渠道，满足广大农民的消费需求。中国农村人口众多，消费水平低，只要政策得当，是有可能提高农民的有效需求、充分挖掘农村的消费潜力的。

    近年来，为了抑制物价的过快上涨，中央政府实行了一些抑制高消费的措施。2009年在经济调整物价回落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有条件采取刺激消费、鼓励消费升级的措施。与之相关，中国中等收入以上人群消费倾向和消费能力较强，实行鼓励消费的政策有利于通过消费升级提高全社会消费水平。

    住房、汽车、医疗、教育和旅游，是消费升级的主要内涵。目前，住房消费由于房地产市场面临深幅调整，价格下跌，成交量大幅萎缩。住房消费在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是家庭消费的主体，也是社会消费升级的主流。住房消费包括改善性住房和保障性住房，改善性住房主要指商品房，保障性住房原则上指政府为低收入人群提供的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等。但在实践中，经济适用房实质上是福利性分房，改善性住房或者说商品房是住房消费升级的主要对象。基于住房消费在社会消费中的重要地位，2009年要提高消费水平就必须厘清改善性住房与保障性住房的关系，把改善性住房交给市场，保障性住房的供给留给政府。再次启动房地产市场，提高商品房的消费需求。

    目前，影响商品房消费需求的一个主要原因，或者说理由是房价过高。事实上，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总体上不是房价绝对价太高，而是房价上涨过快。由此引发的房地产暴利使房地产规模急剧扩张，这会导致房地产市场因供过于求而大量闲置，从而引起产业危机和金融风险。由此，无论是启动住房消费还是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当务之急在于采取措施，活跃房地产市场。2008年下半年，各级政府已意识到启动住房消费的重要性，采取措施鼓励住房消费和活跃房地产市场，但是效果并不理想。考虑到住房消费对社会消费，尤其是家电、家装与汽车等消费的带动作用，2009年要提高全社会消费水平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如何启动与提高住房消费水平。2009年在相关配套政策与措施的推动和房价适度调整的情况下，住房消费会逐步回暖。

    汽车、医疗、教育和旅游消费，近年来随着收入增长呈加快发展态势，并且已成为中等收入人群的主要消费内容，也是社会消费升级的主要内涵。它反映了经济发展，收入增加与消费升级的互动关系。与住房消费面临房地产市场大幅调整不同，汽车、医疗、教育和旅游消费的主要约束条件是收入变动所带来的有效需求变化。2009年经济调整对于就业与收入增长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汽车、医疗、教育和旅游消费快速增长的态势有所调整，但是增长趋势不会改变。这也是2009年推动消费升级和保持全社会消费水平稳中有升的主导力量。

    总体上，由于政府扩大内需政策的落实，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城乡居民收入有所提高，以扩大农村消费和促进消费升级为重点的全社会消费，能够克服经济调整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保持稳中有升态势。

    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因素中，出口下降是影响GDP增长趋缓的主要原因。企业投资处于调整状态，投资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是政府投资，由于政府投资规模大，带动性强，因此投资规模扩张成为2009年GDP增长的主导力量。居民消费是社会消费的重点，2009年有望通过扩大农村消费和消费升级保持全社会消费水平稳中有升。总体上，2009年经济增长的市场因素在弱化，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主导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已转化为政府的有形之手。因此，2009年政府在经济增长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及采用什么样的宏观调控政策是至关重要的。

    三、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取向

    2009年由于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总体上处于下行过程，为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中央政府将采取反周期调节政策。同时，中国经济又面临结构失衡的矛盾，因此中央政府将在平衡短期调整与长期发展关系的基础上确定宏观调控政策，其取向将是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基于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不利局面与不确定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成为中央政府宏观政策调控的首要政策目标。促进出口，增加投资，扩大消费与优化结构，将是中央政府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政策选择。就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实施而言，2009年的重点与基调应该是：

    （一）宽松的货币政策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货币政策是金融政策的核心。面对世界经济调整与中国经济下行的风险，2009年中央政府将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工作的重点从控制物价上涨转向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其措施主要在于：放松银根，增加货币供给；下调利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增加信贷渠道，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在中国经济发展中，中小企业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重要。但是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一个基本原因是中小企业没有与之相匹配的中小信贷体系。中国目前的银行体系是以国有控股的大型商业银行为主体的，中小企业规模小，企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大，在产权结构上中小企业又以民营经济为主体。中小企业较小贷款规模与经营不确定性，会增加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的信贷成本与风险，因此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一般持保守态度。为了解决这种结构不对称矛盾，银监会与地方政府正在致力于筹建与中小企业相对应的信贷机构。2009年中国经济与中小企业所面临的困难会推动政府相关金融监管部门加快中小企业信贷机构的建立，或者尝试性地通过一些地方信贷制度创新，诸如地方股份合作制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筹措社会资金，为中小企业增加信贷渠道和资金来源。

    （二）积极的财政政策

    财政是中央政府反周期调节的主要政策工具与调控手段，即在经济下行过程中，中央政府需要通过加大财政支出力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鉴于全球经济由于美国金融危机加深所面临的巨大不确定性，财政作为国家经济安全的保障手段，有必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加大财政支出力度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2009年积极财政政策的着力点主要在于：

    1.加大基础设施与民生工程建设支持力度，保持全社会投资平稳增长。全国高速铁路网、城市交通设施、重点产业基地、大型公共项目与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等是财政投资扶持的重点。财政投资能够弥补企业投资不足，同时还可以引导社会投资流向，从而优化产业结构与地区结构等。

    2.加强出口退税，促进产品出口。世界经济调整，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经济萎缩，使中国产品出口面临国际市场需求较大幅度下降的不利局面。同时人民币汇率上升，国内劳动工资、要素价格与环境成本有所上涨，增加了企业经营成本，中国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2009年为了应对这些不利状况，保持出口的平稳增长，中央政府有必要加强出口退税，帮助企业降低成本，促进产品出口。

    3.适度减轻企业与个人税收负担，增加企业与个人收入。我国财政连年增收，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与税收负担在国际上是偏高的。这一方面为国家集中财力进行宏观调控与重大项目投资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也使政府有能力适度减轻企业与个人税收负担，增加企业与个人收入。减税的方向可以考虑尽快实现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减轻房地产业相关的投资与交易税费，提高个人所得税征收起点等。税收负担的减轻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积累水平与个人收入，活跃市场，提高居民消费水平。

    4.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努力扩大内需。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公共财政的主要职能，也有助于提高全社会福利水平与扩大内需。2009年中国经济发展要逐步实现由出口拉动向内需推动转变的情况下，中央政府需要通过增加财政投入，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增加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提高全社会福利水平与消费能力。尤其低收入阶层与欠发达地区，人口基数大，恩格尔系数高，消费需求迫切，政府增加的社会保障支出中有较大比重会直接与间接地转化为居民的即时消费，这对改善民生、扩大内需是十分有利的。

    （三）优化的产业政策

    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系，反映经济均衡程度与可持续发展能力。产业结构失衡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也是2008年以来经济回落的主要内因。从这个意义上讲，产业结构调整是2009年面临的重要任务，也是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主要内容。

    2009年中央政府产业政策的基调是优化产业结构，其着力点主要在于：

    1.压缩过剩产能，完善产业体系。中国是个大国，建立相对完整与协调的产业体系是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如上所述，中国产业结构失衡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与房地产业规模过大，导致产业结构失衡影响经济均衡。虽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与房地产业的高速发展有其内在合理性，包括劳动就业压力、低劳动成本竞争力与城市化进程等。问题是，所谓合理性是与一定的条件相联系的，当中国面临产业升级与城市化水平逐渐提高的情况时，如果调控不当，前期的发展动力就有可能变成今天的发展包袱。2008年外部环境快速变化，市场调整压力陡增，这有助于政府与企业充分认识到个别产业的过度发展与结构失衡会导致经济动荡。2009年中央政府对产能严重过剩产业的压缩，是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与房地产业面临巨大市场调整压力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问题已经不是如何才能压缩下来，而是怎样压缩得更好。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与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提高产业集中度，克服产业发展中的小、散、乱状态，是一个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与市场竞争力的行之有效的途径与方式。为此，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有必要通过产业指引，行业准入条件与政府扶持等举措，来推动产能严重过剩产业的产能压缩工作，逐步完善产业体系。

    2.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新兴产业与服务业，加快产业升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是个必然过程，同时，其过程与特点受到既有产业结构状况与调整升级的路径和方式的影响。中国产业结构失衡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产业层次偏低，第二产业比重过大。虽然，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由于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工业化过程比之中小国家时间会更长，过程会更复杂，对于工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依赖会更强一些；但是，重视高技术产业、新兴产业与服务业的发展，提升产业层次与优化产业结构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总体上，高技术产业与新兴产业具有知识与技术含量高、物耗与能耗少的特点，是后工业化时代的产业主体。高技术产业与新兴产业体现产业升级的要求，对二次、三次产业本身的结构，对一、二、三次产业层次的提升都是不可或缺的，是国家中长期产业政策重点支持对象，也是国家金融与财政需要重点扶持的产业。

    3.推进后城市化进程，加快服务业发展。中国人口众多，经济规模大，服务业发展潜力大，条件充分。同时，服务业发展与人口集聚及城市规模相联系，因此有必要把以城镇化为取向的前城市化进程，升级为以大中城市发展为先导的后城市化进程，使城市化进程成为服务业发展的强大助推器，并使现代化都市成为服务业发展的主要产业空间载体。

    此外，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积极拓展服务业的内涵，提升服务业的档次，形成生活服务业、生产服务业与公共服务业共同发展的格局。并且以生产服务业与高端服务业为主要发展方向，包括金融、电信、法律、会计、设计与研发等来带动不同层次服务业的发展。

    （四）灵活的储备政策

    储备指战略物资与黄金储备，一个国家的储备状况反映它的经济条件与抗风险能力。受资源禀赋与体制机制的制约，多年来中国的储备观念落后，制度缺失，储备数量严重不足，储备结构失衡。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由于储备落后，难以适应国际市场供求关系变化与汇率体系调整，抗风险能力十分薄弱，必须引起充分重视，并且加以妥善解决。

    1.加大能源与矿产等战略物资储备。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条件之一是工业资源尤其是能源与矿产等战略资源短缺。早在2004年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能源与矿产等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制约，提出重视战略资源储备的要求，并且开展资源外交。由于世界经济发展加快与国际市场能源与矿产等价格快速上涨，战略物资储备成效不大。2009年世界经济调整，能源与矿产等商品价格大幅下降，加之美国解除冻结27年之久的近海石油开采禁令，石油供给有望增长，这为中国增加战略物资储备提供了契机。国家储备局与相关企业应该抓住时机，通过现货、期货与股权投资等形式，大力增加能源与矿产等战略物资储备，从而为缓解中国能源与矿产等资源短缺矛盾、平抑国际市场能源与矿产等价格、改善要素资源供给条件、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打下坚实基础。

    2.增加黄金储备。目前中国是外汇储备大国与黄金储备小国，从国际惯例与现实需要来看，中国的金融储备结构明显不合理。过多的外汇尤其是美元储备，由于美国金融危机而面临大幅贬值，包括美国国债与相关债券收益率降低与资产损失。这不利于外汇资产的保值和增值。黄金虽然在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条件下，其地位与作用明显下降，但是黄金的硬通货性质并没有因此改变，黄金作为财富象征与货币发行的保证，依然对一国币值的坚挺与支付能力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尤其在全球金融动荡时期，黄金的保值增值作用十分明显。正因为此，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都重视与保有较大数量的黄金储备。

    2009年，美国金融危机与世界货币体系变动剧烈，中国超额外汇储备总体上面临贬值风险，中央政府将审时度势，在国际市场黄金价格明显回落的情况下，及时调整中国金融储备结构，减少外汇储备，增持黄金，使之与中国的经济实力与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

    当然，不顾市场条件，盲目与高价格增加黄金储备是不可取的。这会增加黄金储备成本，并且对国际市场发出错误信号，从而引起不必要的金融扰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价格与时机的把握是至关重要的。

    四、总结

    2009年，中国经济面临增长趋缓与不确定性增加的局面。增长趋缓主要源于世界经济调整与中国经济结构失衡。最大的不确定性在于美国金融危机深化所导致的危机扩散效应，以及可能带来的过度紧缩效应。

    其实，经济增长变动与不确定性变化都是经济发展与经济运行的常态，区别只在于原因与结果的差异。重要的在于如何客观地认识自身条件与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制定具有前瞻性与针对性的应对策略，逐步化解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各种矛盾，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努力提高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

    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来说，由于经济下行过程的矛盾更多的是由外生因素诱发的，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依然强劲，调控余地充裕，2009年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是可以预期的。概要而言，中国可以通过扩大内需来应对出口增幅的下降，可以通过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来对冲房地产投资规模的缩小，可以通过发展高技术产业、新兴产业与服务业来替代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收缩，可以通过利用外汇储备加大战略资源进口来缓解能源及矿产等资源不足的矛盾。总之，能够通过扩大内需与结构调整，逐步实现以国内经济均衡为基础的国内外经济均衡，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值得指出的是，2008年以来的美国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调整，既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警示，也为中国经济发展积累了经验。其中，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防止盲目扩张与结构失衡是至关重要的。可以相信，2008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变化，给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调整的契机，也有助于政府提高经济决策与经济管理的认识水平和驾驭能力，从而为下一轮经济较快增长打下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国家统计局：《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

    国家统计局：《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

    傅允生：《资源配置能力与地区经济增长：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学术月刊》2008年第9期。

    傅允生：《资源约束变动与区域经济动态均衡发展》，《学术月刊》2007年第11期。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