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剑忠

    提要：2009年，杭州将迈入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新的发展阶段，从而给杭州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带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文立足于政治发展角度，分析了杭州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以及国内经济发展下滑等特定因素可能导致的杭州十一方面的政治发展特征和趋势；同时针对杭州如何在现有政治文明建设基础上，继续深化政治改革、推进政治创新，提出了十一方面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杭州 政治发展 趋势

    作者肖剑忠，杭州市社会科学院文史所副研究员（邮政编码310006）。

    自2009年起，杭州迈入了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历史新阶段。在这一阶段，杭州政治发展将会呈现什么样的主要特征或趋势，杭州如何应对，也就成了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重大课题。

    一、人均GDP1万美元阶段杭州政治发展的基本特征和趋势

    与经济、社会领域有所不同的是，在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阶段，由于受国家社会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等既定条件的制约，政治发展领域的共性或普适特征较经济领域要少。

    尤其是在杭州迈入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历史新阶段之际，源自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也越来越显著地波及中国、波及杭州，进而使得杭州政治发展趋势变得更加复杂难判。我们认为，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并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模式（这一模式以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为总体目标，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基本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宏观背景下，以及在国际金融危机等特定因素的影响下，杭州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这一新的变量，可能会导致今后数年内杭州政治发展呈现以下十一方面的主要特征或趋势：

    （一）人民群众民主需求日益高涨，国家权力进一步受到制约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四个多样化”（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格局多样化、社会生活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多样化）日渐突出。尽管人民群众普遍有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内在需求，但人们的民主需求是否强烈地表达出来，他们的政治参与能否顺利实现，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的经济社会结构。“四个多样化”的经济社会结构，无疑为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更加广阔的自主空间，使得他们获得了更多的支配个人资源、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而这必然导致他们强烈的内在民主需求的大量释放，使得他们再也不必因为担心过大的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风险与代价，而紧闭自己的民主诉求，克制自己的政治参与。上述分析同样适用于杭州。而且，由于杭州是一个对外开放程度高的城市，受到国外参照系的影响，杭州广大民众的民主需求更加普遍。

    民主，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自下而上的权力制约的过程。这也就意味着，随着杭州广大人民群众民主需求的日益高涨，随着他们更加积极广泛地参与到各种政治生活中，国家权力必将逐渐缩小其范围，杭州市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受到人民群众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强的制约，从而使得更多的权力回归于社会，使得国家权力的行使更加有效地服从于杭州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使得各级领导干部的腐败现象逐步减少。显然，这些趋势有助于人民当家作主目标的实现以及党的合法性基础的提升。对于那些习惯于替民做主以及滥用权力而不受制约的领导干部来说，这一趋势对他们提出了更新观念、转变领导方式的要求，否则，势必影响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等目标的实现。

    （二）社会民主持续助推，党内民主发展加快

    自党的十六大正式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重要论断以及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对党内民主建设先后作出一系列部署以来，在杭州市委的领导下，杭州的党内民主建设也在不断前进，特别是自2007年始，杭州先后实行了基层党代表列席市委常委会和基层党组织公推直选制度，发展党内民主由此逐步成为杭州广大领导干部的共识，得到了越来越多党员的支持和拥护，这也就为杭州党内民主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和保障。更重要的是，在未来的几年时间里，来自城乡基层自治、民间协会自我治理乃至于宗教组织内部民主（少数宗教）等领域的社会民主，总体上仍继续维持其对党内民主的优势，并形成对党内民主的压力。杭州不仅基层自治普遍运行良好，并涌现了余杭这样的村民自治典范，而且因历史传统的传承和市场经济的孕育，杭州的民间组织同样十分活跃。这些发展程度较高的社会民主，不仅增强了杭州广大民众的民主意识，提高了他们的民主实践本领，而且强化了他们对同样空间范围内的党内民主和政治民主的预期，进而也就对党内民主的发展形成了外在的推力或压力。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增强杭州各级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影响力，真正落实“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战略，加快发展党内民主必须成为杭州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必然是杭州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

    （三）网络政治参与日益广泛，民众对官员的权力监督更加有效

    随着人们收入的持续增长、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杭州户均电脑拥有量不断增加，网民也越来越多。据统计，2007年，杭州全市因特网注册户数147.57万户，每百人中网民数为22户。越来越多的电脑和网络进入杭州寻常百姓家，不仅丰富了他们的文化生活，而且为广大民众借助网络参与政治开辟了广阔的渠道。一方面，由于网络连接着千家万户，可以快速便捷地向政府官员传递社会各界的声音（包括各类问题反映、政治主张和政策建议），从而有助于各级党委政府广纳民意、集中民智，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进而较好地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提高他们对党和政府的认同感和满意度。杭州近年开通的市民邮箱、网上直播市政府常务会议等实践和成效便是证明。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电脑和网络的广泛普及将有效地保障广大民众的政治监督权利，显著地提高民众监督政府官员的成效。这主要是因为网络具有传播快、受众广、风险小等特点，再加之“人肉搜索”等渠道的开辟，从而使得亿万民众敢于批评鞭挞违法违纪官员，并且使违法违纪官员易于现形。从2004年的山东济宁副市长下跪事件到2007年的陕西华南虎事件、山西的黑砖窑事件，再到2008年的湖南“人大代表”打人事件，所有这些涉案或涉事官员的曝光和“下马”，都充分地显示了网络政治参与的强大威力。网络政治参与的积极效应和强大威力，不仅鼓舞了越来越多的网民，而且得到了中央高层的肯定（部分中央领导甚至亲身示范），因而，网络政治参与必将更加流行和普遍。而且日渐盛行的网络政治参与，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弥补和克服人民权利制约官员权力过程中曾有的监督者力量弱小、官员违法违纪行为隐蔽、纪检信访渠道有时失灵等缺陷和障碍，从而有助于保障杭州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利，减少杭州党员干部腐败行为的发生，进而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四）领导干部队伍民主法治意识普遍增强，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和科学执政水平进一步提高

    随着公开招考公务员制度的持续实行，越来越多的高学历人才进入了杭州各级公务员队伍，相对而言，这些经历正规大学教育培养、受到多年大学民主氛围熏陶的公务员群体，往往民主法治意识较强。此外，杭州近年来还依托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先后公派多批公务员赴美国、英国、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学习进修，或进行短期考察，由于在这些高度民主化和高度法治化的国家和地区的体验和学习，这些公务员的民主法治意识也往往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总之，由于这些民主法治意识较强的公务员队伍的日益壮大，今后杭州各级党委政府的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和科学执政本领将进一步提高。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分布于各条战线和各类岗位的公务员，在实施政务、履行职责过程中，凭借其广阔视野、民主法治意识、程序观念、协商技巧，往往更能做到科学决策、高效履职和善待群众，从而有助于改善公务员形象，减少干群之间非利益冲突，进而保障人民群众利益，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五）基本政治制度稳定性和权威性增强，政治安定团结局面继续保持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以及领导干部任期制等重要政治制度，已历经30年持续健康运转，且期间多次定期进行有序人事更替。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基本政治制度和重要政治制度也逐渐脱离了人治的轨道，获得了自身的独立性、稳定性和权威性。在杭州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历史新阶段，这些依旧保持独立性、稳定性和权威性的基本政治制度和重要制度同样惠及杭州，因为它们催生了广大党员和干部共有的制度认同，并进而促成了他们的紧密团结，从而为维护政治安定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在这些基本政治制度和重要政治制度持续多年的运行过程中，杭州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幸福感也同时呈不断提高的态势，由此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些政治制度的认同感不断增强。特别是随着近年养老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推出和陆续完善，绝大多数杭州市民被纳入各种社会保障对象范围，成为各类社会保障制度的受益者，他们也因此期盼这些基本政治制度和重要政治制度能够保持长期的稳定，不同程度地保持着对这些政治制度的认同和支持，而这些都有助于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和重要政治制度在杭州的巩固，有助于政治安定局面的长期保持。

    （六）行政效率不断提高，政府形象继续改善

    由于“一站式”办理、部分职能部门合并以及市直机关综合考评等改革举措的推行，近年来，杭州市各级政府的行政效率逐步提高。据世界银行《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显示，“全年企业与政府主要部门打交道的天数”，杭州只有8.1天，排名前10%的城市平均为36天，排名最后10%的城市平均为87天，杭州远远领先于全国。在杭州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历史新阶段，杭州各级政府将继续保持行政效率不断提高的趋势，除了受益于上述行政改革举措的稳定运行和持续积极效应外，还特别获得了两方面的动力助推：一是各种细化的问责制度将越来越多地被引入政府的行政管理过程。问责制固然会影响部分领导、干部的利益，但从总体和长远看，它更使得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企业家在内）获益多多，因而，问责制被广泛地引入行政管理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由此各级政府所属职能部门的行政效率也会得到相应地提高。二是企业家和其他各类人才对政府服务的评判和选择。包括企业家在内的各类人才是城市发展第一资源和根本保障，有了人才，才有企业兴起和财富创造，才有城市的繁荣和发展。在一个全面开放、人财物完全可以自由流动的时代，包括企业家在内的各类人才的流动性越来越强。各城市对这些人才的吸引，也渐渐地由拼成本、拼政策优惠变为拼政府服务。在这一背景下，为了赢得各类人才的好评和满意，进而吸引留住他们，不断提高行政服务效率和质量也就成为杭州各级党委政府的必然选择。杭州行政效率的持续提高，不仅有着降低创业成本、促进城市繁荣等经济社会方面的收益，在政治发展方面，它还起着改善政府形象，更好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权利，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作用。

    （七）知识精英政治参与更加积极有效，党委政府更易取得知识分子支持

    杭州是全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高校、科研院所密布，相应地，知识分子队伍也十分庞大。知识分子作为文化水平高、社会威望高和人格独立性强的特殊社会群体，历来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中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对一个地区的政治稳定和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有着重要的影响。近些年，杭州通过建立健全市校合作（主要是杭州市与浙江大学和中国美院的合作）、专家咨询委员会、社科规划课题公开招标、文艺人才专项用房等制度，不仅为广大知识精英参与杭州政治开辟了广阔的渠道，促进了杭州市各级党委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而且增进了知识精英对杭州各级党委政府的理解与信任，增进了两者之间的感情。就目前而言，在杭州，许多知识精英的政治参与由体制外参与（主要指民间议论和在报刊发表意见等）变为体制内参与（主要包括参加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组织的座谈会、论证会，参与课题研究、政协会议提案等）。由于这些途径已经获得充分的制度化，因而它们在今后将继续发挥拓宽知识分子政治参与渠道、促进知识分子与党委政府合作的作用。此外，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完善民主监督机制，提高参政议政实效”后，作为知识精英荟萃的体制内政治参与主渠道，杭州各级政协组织也将越来越多地向知识精英开放，越来越多地承担知识精英政治参与的职能。总之，今后，因为有着广阔多样的政治参与渠道，知识精英们在杭州的政治参与将变得更加有效，政治参与成就感不断增强，相应地，他们的体制内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也将进一步提高。对各级党委政府来说，这不仅意味着他们获得了宝贵的智力支持，更重要的是，他们获得了一种道义的支持，从而有助于提升各级党委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

    （八）官商勾结易发，反腐任务艰巨

    尽管在中央和省委的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下，以及在广大人民群众的配合支持下，近年来，杭州各级纪委、检察院等专职机构或部门一直保持着对腐败的高压态势，取得了惩治腐败的丰硕成果，但客观地看，今后几年，杭州反腐任务依然艰巨，其重要原因在于官商勾结难除，引发腐败的可能性依旧很大。在政府掌握大量资源、行使广泛权力且这一格局数年之内难以根本改观，以及商人行贿风险较小的背景下，众多商人必然长期有着强烈的行贿冲动，而部分掌握权力的官员在与商人频繁亲密接触的过程中，同样容易因“参照系”的错位而发生心态失衡，进而产生“权力寻租”动机。包括原省政府秘书长冯顺桥引发的绍兴系列官员腐败案在内，众多腐败案件的产生过程，都表明了这一点。特别是今后几年，随着杭州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以及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越来越多的公共工程将陆续上马，而这在客观上增加了官商勾结引发腐败的风险。此外，在职时施惠别人、退休后享受回报，自己为商人谋利、家人代自己获益，以及慷公家之慨、得个人之利等诸多隐蔽性强、避免官商之间直接钱权交易的腐败新样式被创造出来，以及官员虽违法违纪但未被查处的例子仍旧存在于现实生活中，从而使得不少官员产生伸手难抓住、腐败被查处概率小的错觉，进而刺激着他们的贪婪之心，鼓励着他们的腐败行为。官商勾结引发腐败难以遏制，不仅将直接或间接地侵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且将严重地影响他们对党和政府的感情和信任，导致党群干群关系的恶化，损害党的合法性基础。

    （九）部分官员非权力权威弱化，地方党委政府群众基础受损

    在居于执政党地位的背景下，不少党员干部容易养成权力依赖症，即总是想当然地、本能地依靠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和行政手段来开展工作，实现目标，而不愿意与群众近距离地接触，深入群众之中做细致乃至艰辛的思想政治工作，从而使得部分党员干部难以赢得人民群众发自内心、自觉的认同和支持。这一情形在杭州同样存在。杭州虽已开拓出重点工程挂职锻炼等有效途径来培养机关干部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提高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本领，但毕竟覆盖面较小、持续时间较短，在能够促使广大党员干部俯下身来、走近群众，与人民群众面对面、心连心的有效机制建立和推出之前，对那些在执政党时代入党和进入机关工作，且成长过程比较顺利乃至于养尊处优的党员干部来说，他们群众意识薄弱、思想政治工作本领缺乏的现状，以及非权力权威弱化的趋势，短期内恐难根本改变。部分官员非权力权威弱化，最严重的后果，就是许多群众与党员干部之间容易产生隔膜，进而影响广大人民群众对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评价，不同程度地损害着党的执政基础。

    （十）民众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有所增加，社会稳定面临较大压力

    所谓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指不符合法律规范以及法律、制度规定的有关程序和步骤的政治参与形式。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的发展，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兼容协调难度逐步加大，彼此之间不同程度的利益冲突趋于增长态势，当今社会上不时泛起的“仇富”、“仇官”现象就是证明。杭州尽管已提出建设覆盖城乡、全民共享的“生活品质之城”的奋斗目标，但在今后数年内，少数弱势群体仍将存在（绝对数量会减少），他们也仍将通过各种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渠道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在这些群体中，尤其应关注那些经济积累薄弱、城市社会保障惠及不到或施惠力度不够的外来务工创业群体，在2008年杭州推出的房市新政中，网上情绪最激烈的就是这一群体。此外，弱势群体的产生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也是动态的，例如，今后数年，因为经济不景气而导致的企业裁员，企业关闭而导致的欠薪，以及村民与开发商之间围绕着非公益性土地开发产生的利益冲突，就可能随时催生一批弱势群体，引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再就是，由于杭州不少区、县（市）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众多，也不同程度地隐伏着宗教群体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风险。尤其是2008年以来，国内贵州、云南、重庆、广东等地先后出现弱势群体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高潮，这些影响广泛的群体性事件必然给杭州的弱势群体或其他特定群体带来示范效应，从而增加了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发生的风险。当然，由于杭州已经拥有多种有效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最有效的是“12345”市长公开电话，另外还有市民邮箱、市长信访联络员等）和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再加上杭州市民历来有自主创业的传统，有自力图强的意识，因而，总体说来，杭州除非发生涉及范围较广的直接侵害群众利益事件（如遭到抵制但强制拆迁，以及环境污染损害群众生命健康等），否则很难发生各类性质严重的泄愤、骚乱事件，这是杭州与贵州、云南某些地区的不同之处。

    （十一）少数官员道德自律水平弱化，生活作风引发腐败行为增多

    市场经济在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也必然带来一些消极因素，如物欲膨胀，金钱主导等。此外，在全球化时代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一些不良风气、错误观念也必然对中国社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所有这些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社会成员价值观差异显著和部分社会成员道德水平（包括社会公德、家庭道德和职业道德等）滑坡的结果。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不少社会成员的道德自律意识总体较弱。这一现象在党员、干部群体内同样存在。尽管他们的道德水平相比其他阶层或群体，处于较高地位，但由于他们手中掌握着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容易成为“糖衣炮弹”的进攻对象，因而，他们的道德自律也就面临着更大的反弹压力。此外，相比社会公德而言，部分党员干部的家庭道德尤其面临着严峻考验，自律水平较弱，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经常处于美色的包围中，而情欲的本能往往容易驱使他们失去理智，成为不理性的官员，并不计冲破道德底线的成本与代价，最终走向腐败不归路。上述分析同样适用于杭州党员干部群体。也就是说，在杭州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历史新阶段，少数官员道德自律水平趋于弱化，由生活作风引发的腐败行为可能呈增多趋势。这一趋势和结果显然不利于杭州广大党员干部整体良好形象的树立，不利于提升各级党组织的合法性基础。

    上述诸多趋势中，既有积极的，又有消极的，既有近期突出的（指今后三年之内），又有较长时期存在的（三年以上）。由于政治发展本身的复杂性，上述趋势分析主要起提醒和警示之用，而不能精确至各种趋势的概率和影响程度。

    二、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阶段杭州政治发展的若干对策建议

    为了确保杭州政治在人均GDP1万美元的历史新阶段，始终朝着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这一总体目标，沿着健康渐进轨道不断向前发展，我们认为，杭州应在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在贯彻执行党代表任期制、纪委巡视制、公开招聘干部、大学生村官等全党或全国范围近年普遍推行的政治改革举措，以及市直机关综合考评、“12345”市长公开电话、决策咨询委员会、干部重点工程挂职、市政府常务会议视频直播、党代表列席市委常委会、市民代表列席市政府常务会议等杭州首创或有杭州特色的政治改革举措外，还可尝试其他创新，或继续深化政治改革。其中主要包括：

    （一）增加专家人大代表比例，优化人大代表结构

    首先应该指出，近年来，杭州各级人大同全国其他地方人大一样，在保障法律实施、监督行政权力以及立法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为了使杭州各级人大更好地行使权力，促使人大代表更好地履行职责，应考虑进一步增加专家人大代表人数比例，优化人大代表结构。这一做法至少有四方面的作用：一是减少党委政府领导干部人大代表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人数比例，进一步解决“被领导者监督领导者难”的困境，确保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更加有效地行使监督权，减少政治腐败的发生；二是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进一步提高各级党委政府重大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水平；三是拓宽知识精英政治参与的渠道，并进一步提高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群众认同度和社会凝聚力；四是通过专家人大代表的“鲶鱼”效应，带动和激励其他人大代表更好地履行职责。

    （二）尽可能多地使干部走“先人大、政协，后党委、政府”的提拔路径，进一步提高领导干部的民主法治意识

    现有的干部提拔工作中，在党委和政府工作的干部占有明显优势，提拔速度和提拔概率显著快于或高于其他在人大和政协机关工作的干部，这固然考虑到了党委、政府系统干部综合能力较强的优势，但不利于调动人大和政协系统干部的积极性，以至于民间至今把它们称为“二线”。事实上，由于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制定法律和监督法律执行的职能定位，以及政协机关的非权力权威性质和政治协商、民主协商的职能定位，在这些机关工作的经历，往往有助于培养领导干部的民主、法治意识，因而，今后可考虑安排更多的年轻干部先进人大、政协，再进党委政府，就像欧美许多国家大量议员进入行政权力系统，担任要职一样。

    （三）增加非机关干部党代表和党委委员比例，优化党代会和全委会结构

    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是我国政治发展的重要战略。这一战略的有效实施，离不开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完善党代会和全委会制度。而为了完善党代会和全委会制度，真正地使它们发挥党内民主的基本制度平台和主渠道作用，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优化党代会和全委会的结构。目前，杭州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其党代会和全委会中，来自所属区、县（市）各级领导干部和直属部门的各级领导干部人数过多，因而同样容易出现“被领导者监督领导者难”的困境，解决的思路就是减少各级机关领导干部的人数比例（包括党委、政府等系统），增加来自企业、城乡基层组织、高校、科研院所、其他事业单位的党代表和党委委员的人数比例。

    （四）压缩行政支出，增加民生支出

    由于民主意识的增强和外部信息的开放，越来越多的民众知悉官民之间的较大收入差距，并且越来越不满于这种差距，一旦遇上一些偶发事件尤其是政府（或官商两者联合）对民众的直接利益侵害事件，往往容易激发民众的不满和愤恨情绪，进而引发群体性事件，这是近年来尤其是2008年以来一些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受经济危机的影响，2009年乃至更长的一段时间内，杭州广大民众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必然受到影响，少数特殊困难群体的生活困境可能进一步加剧。在这一背景下，杭州应通过压缩行政支出，以节省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民生的保障支出。目前杭州已经实行或将要实行的削减行政支出手段包括冻结公车购买一年、减少公费出国、公开财政预算等，但事实上，市委、市政府对于“三公”的改革力度还可更大些。这些改革固然会损害少数群体的利益，但对于保障大局和广大民众的利益更有利，何况这些改革在公务员群体内部中也有支持者（例如，部分干部出于身体健康等因素的考虑，自己也不喜欢频频赴宴；公车改革，许多中层干部支持），因而这些改革不仅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为进一步减少改革的阻力，同时又不造成强大的舆论压力，有关部门可通过一定范围的听证会或协商会等途径，确定最佳方案，并获取更多的支持力量。至于增加民生支出的具体实践形式，除了继续实行发放补贴等做法外，发放消费券的做法也可采用（具有短期内的重大积极效应，还可直接促进消费，并减少腐败概率，缩短产生效益的周期），但更基本和更重要的是将所有民众纳入社会保障范围，并逐渐提高保障标准（目前，仍有较多的低收入灵活就业人员没有进入社会保障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社会保险法草案》后，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将农民工以及其他各类灵活就业人员全部纳入社会保障范围，显然也更具可行性。

    （五）大力发展电子政务，提高政务透明度

    电子政务具有流程扁平、运行规范和透明度高的特点和优势。它可以减少政务环节，摆脱公务员主观不良动机和人情的干扰，提高政务公开透明度，因而可以有效压缩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减少腐败的发生。杭州的市政府常务会议网上视频直播、电子审批、市民邮箱和杭州廉政网的网上举报等，这些已有的电子政务在促进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保障公民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今后的工作应主要围绕两方面展开：一是加大这些电子政务渠道的宣传力度。只有让这些电子政务渠道广为人知（目前，仍有相当多的普通民众不知或不会使用），才能更好地发挥这些电子政务渠道的积极效应，才能因更多人民群众的关注和支持，不断促进政务的民主化、高效化和透明化。二是进一步拓宽已有电子政务的应用范围。应加快电子政务的空间推广步伐，使之横向运用到欠发达地区，纵向运用到乡镇（街道）乃至村（社区）等基层政府或组织，同时加快电子政务在其他领域的实施应用步伐，确保各类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的行政管理事务实现电子化。

    （六）增加公示干部更多信息，进一步完善干部公示程序

    干部选拔工作是政治发展中的重要内容。近年来，随着群众民主推荐、群众民主评议和任前报纸电视公示等程序的引入，随着公选干部的产生，干部工作的民主化水平大有提高。为使干部选拔工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建议在现有的干部任前公示程序中，做一小的改进，即公示与干部有关的单位年终考核、奖励惩罚情况等更多信息，尤其是须将拟提拔任命干部的照片公诸于众。这一程序改进，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可以更好地保障公众对干部选拔工作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二是可以将那些善于作秀、公开场合和私下场合表现不一、明一套暗一套的官员曝光于公众视野之中，更加有效地消除“带病上岗”和“带病提拔”现象；三是可以更好地引导和督促广大党员干部慎独、慎微，克服官僚主义作风，进而改善广大党员干部形象，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七）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消除环境污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风险

    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国家对农村建设投入力度的逐步加大，农民、城市生活困难居民等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实施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乃至制造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较小，需要重点预防和应对的是各类动态过程中产生的弱势群体，及其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其中，尤其要注意防范和消除环境污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风险。虽然，由于科学发展观的逐步贯彻落实，环保工作力度的不断加大，包括杭州在内，整个浙江地区再也没有出现2004年至2005年期间曾有的环保群体性事件爆发高潮，但由于少数企业主追逐利益的动机，以及少数干部的庇护等因素，环境污染的治理仍然任重道远。环境污染因为直接严重地危害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具有利益侵害对象的广泛性、利益侵害行为的同时性和利益侵害后果的严重性，往往十分容易引发大范围的突发性群体性事件。鉴于此，各级党委政府应通过加大环保考核力度、加大环境保护投入财政力度、违法排污企业主曝光且公开道歉、限制排污企业贷款等举措，形成约束排污企业的强大力量，以提高环境污染治理水平，进而减少和消除环境污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潜在风险。

    （八）大力发展行业协会，提高社会管理水平

    杭州城乡基层自治制度的持续运行和不断完善，培养了广大民众依靠基层民主自治制度解决社区问题的习惯，增强了他们依靠自身力量解决社区内部问题的信心，从而使得他们不再总是将诸多问题屡屡归罪于地方和基层党委政府，进而避免了打砸基层和地方政府的行为。这一迥异国内其他一些地区的现象给我们的一大重要启示，就是必须大力发展行业协会，提升行业协会自我治理水平。行业协会对于促进行业自我管理、自我约束，保障行业整体利益，促进行业持续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作为协同治理的重要力量，行业协会还可有效地降低政府管理成本，避免官民直接冲突，化解许多官民矛盾。今后，杭州除了继续对有国外背景的行业协会实行严格控制和慎重发展外，对于其他行业协会的发展则原则上应持鼓励支持态度。实际上，一旦行业协会广泛成立，且有威望高、经验丰、资历老、能力强的协会领导人的掌舵，在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下，这些行业协会不仅可以发挥行业利益表达的作用，更可以起到团结凝聚众多行业从业人员，沟通他们与党委政府感情的作用。包括英国在内，许多国家的工会等行业协会组织不仅不是社会秩序的威胁者，更多的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的事实，这表明行业协会对于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减少群体性事件发生有着积极的效果。

    （九）拓宽政策解读渠道，提高政策执行成效

    由于相当民众的知识背景和思维能力所限，他们对许多政策的了解和理解存在简单或错误的倾向，而邀请专家学者对党委政府出台的重大制度和政策进行解读，则不仅可以使得广大人民群众更加全面、深刻、准确地理解这些制度和政策，更好地保障他们的知情权，而且可以赢得他们的支持，进而减少制度和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阻力，提高制度或政策的执行成效。“杭州新闻联播”节目中的“特约评论”便是这方面的成功尝试。为进一步做好杭州的政策解读工作，不仅已有的“杭州新闻联播”节目应拓宽视野，扩大参与“特约评论”的专家队伍（不能过于局限于少数几位专家，否则，容易引起观众“御用文人”的质疑），而且应组建一支具有较高理论素质的网上评论员队伍，并通过他们及时、全面、理性、客观的网上评论，做好相关制度和政策的解读工作。此外，社科宣讲队伍在基层面对群众直接进行制度和政策的宣传和解读，回答他们的提问，同样属于有效的政策解读途径。

    （十）大力宣传优秀普通党员先进事迹，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信仰

    由于党的优异执政成绩、党的领导人亲民作风以及保障民生系列制度的建立等因素的共同作用，近年来，广大民众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等政治信仰或政治认同变得更加巩固，或有了新的提高。此外，随着当今源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世界思想潮流逐步向左转，社会主义制度将获得更多的坚定信仰者。但不可否认的是，包括杭州在内，少数党员、干部存在不同程度的政治信仰动摇问题，其表现就是家属移居国外、做好退路准备，公开场合说赞扬鼓劲的话、私下场合说贬低沮丧的话，等等。

    为了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的信仰，进而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杭州可考虑推出大量普通优秀共产党员，大力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代表着党的先进性的优秀共产党员，应主要选自无职党员、工作在基层一线的党员以及非公务员编制的党员，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这些优秀共产党员的人格感召力（民众不会本能地认为是作秀），才能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信仰，才能使各级党委政府赢得更多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十一）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文化建设本身不属于政治发展的范畴，但与政治发展紧密相关。首先，丰富的文化生活可以有效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幸福感，缓解弱势群体的焦虑感和挫败感，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着重要的意义。在经济形势严峻、失业较多、社会阶层利益冲突较激烈的背景下，以及在地下宗教传播广泛的背景下，其作用尤其突出。此外，有些文化活动本身被视为政府为民服务的标志，因而，还有助于提高人民群众对党委政府工作的满意度。再者，许多文化活动由于是以行政区域为单位组织进行的，因而往往有助于促进党员、干部群体和其他群众共有的文化认同，密切党群干群关系。鉴于文化建设对于政治发展多方面的积极效应，各级党委政府一方面必须加大财政投入，大力发展公共文化事业，加快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使广大人民群众可以就近便捷地享受公共文化服务，参与各类公共文化生活；另一方面必须通过积极组织赛事、政府购买、物质或精神奖励等途径，大力发展民间自办文化，以进一步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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