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南宋御街 考辨 原貌
作者林正秋，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杭州古都文化研究会会长（邮政编码310018）。
御街，在隋唐之前，是专指皇宫中的道路；唐宋以后，又指京城中专供皇帝通行的道路。
南宋御街，又名天街，贯穿京城南北，长达10里，故名“十里天街”，或大街；因常常禁止百姓、官员行走，且专供皇帝通行，又名禁街。
南宋御街许多人不了解，许多记者报道中，很少有南宋内容，个别还有些错。其实这条御街，早在唐末五代吴越国及北宋就是杭州的官道，南宋时在此基础上延长、拓展、整治。南宋灭亡后，御街虽多有改变，或分段命名，或路基局部破坏，但总体说其道路走向基本没变；在民国时期，为了纪念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先生，把几段路名重新连接起来，取名中山路，因有10多里长，又分段取名为中山南路、中山中路与中山北路。
前些年，这条中山路上发现了杭州南宋御街遗址与相关文物，虽经800年风雨，但路基还相当地完整，这在全国极为罕见。南宋御街遗址是杭州历史文物最珍贵的遗产、独有的宝贝。[1]
一、《咸淳临安志》对御街的记载
南宋御街，它与皇宫、太庙，是南宋赵氏政权的三大建筑标志，是一条政治性很强的道路，是赵氏政权的象征；同时，它承继了北宋京城东京御街的一些特色，[2]两旁允许开设各种店铺，商业气氛相当繁盛，又成为京城中最繁华的商业街。关于北宋汴京御街，《东京梦华录》有记录：
御街，自宣德楼一直南去，约阔二百余步，两边乃御廊，旧许市人买卖于期间，自政和间（1111—1117年）官司禁止，各安立黑杈子，路心又安朱漆杈子两行，中心御道，不得人马行往，行人皆在廊下宋杈之外。杈子里，有砖石砌御沟水两道，宣和间（1119—1125年），尽植莲荷，近岸植桃李梨杏，杂花相间，春夏之间，望之如绣。
与北宋汴京御街相比，南宋临安（今杭州）御街有着自己的特点，它是一条集中反映南宋文化遗存、信息的古街。南宋“御街”为宋度宗咸淳七年（1271）“官定”的一条街名。《咸淳临安志》（卷21）《行在所录》载：
御街，自和宁门外至景灵宫前，为乘舆所经之路，岁久弗治。咸淳七年安抚潜说友奉朝命缮修，内（其中）六部桥口至太庙北，遇大礼另除（授）治外，袤一万三千五百尺有奇。旧铺以石，衡从为幅。三万五千三百有奇，易其阙坏者凡二万，跸道坦平，走毂结轸若流水行地上，经涂九轨，于是为称。[3]
这节文字虽然简短，但是最早的文献记录。除阐明了当时官方定名“御街”的原委和时间之外，还表述了下列几点关于御街的情况：（1）御街，起自和宁门外六部桥路口，途经太庙，到景灵宫前为止，是皇帝驾诣景灵宫行礼的“乘舆所经之路”。因此它的终点，不在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所说的“斜桥”（又名中正桥）。（2）自六部桥路口至太庙北的一段御街，是凡遇“大礼”，就得先于五六日内差官兵，悉行拆除原铺的石板，修筑成“皆以潮沙填筑，其平如席，以便五辂之往来”的泥路。以供皇帝“自太庙登玉辂入丽正门”，驾宿明堂斋殿行桎祀礼；或“自太庙升玉辂，其金、象、革、木四辂从行，幸嘉会门外，至郊台次侧”，驾宿青城端诚殿行郊祀礼。大礼毕后，则照旧复原。由于这一段，按“大礼”的周期就得进行拆除路面石板和再行复原，因此街面情况完好，不属“岁久弗治”之列，另待“遇大礼别除（授）治”。至于御街自观桥至景灵宫前的部分，由于沿途礼部贡院、千佛阁安福院、军器所、祥符寺、杂作院、万寿观、太乙宫和景灵宫前，故街面情况亦良好。以上二段，皆是潜说友当时易损补阙缮修工程之外的路段。
御街中段，即自太庙北至观桥“袤一万三千五百尺有奇”的一段，乃是贯市井之径，旧铺有“衡从为幅”的石板，然已“岁久弗治”。经潜说友易损补阙的缮修，便恢复完好状态，从而使“乘舆所经”全线皆变得“坦平”。
由此同时，潜说友还特地在上面加涂了“九轨”[4]，以示此街为“跸道”。其太庙北至景灵宫前，本“街道狭小、不堪其行”，故皇帝“若乘辂则拆民居必多”；加之“石板街道、非泥沙比、车轮难行”，因此昔皇帝诣景灵宫，只能乘辇舆，不能乘“辂”。
二、南宋御街起讫路线辨正
《咸淳临安志》（卷21）中关于御街的一节文字，是迄今已知最为详细、也是最具权威性的记实，既对御街表其起讫，又明其路面特征、标志，作为古人来说，凭此足可了如指掌。但是后人看来，则还是感其文字于事过略，因沿途标志不备，而不得其详。因此至明代嘉靖中，便产生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北至武林门内东“中正桥”之误。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20）《北山分脉城内胜迹》载：
中正桥，俗称斜桥，自此而南，至正阳门（即宋和宁门）为宋御街，长一万三千五百尺，旧铺石板，衡从三万五千三百有奇……至元时，两岸民居，稍稍侵切，然绰楔无敢跨街建者。
绰楔，古时立于正门两旁，用以表彰孝义的木柱。今将御街以观桥为界，摭拾史料记载，分段核对，以明确其御街旧径起讫路线。
（一）御街朝天门北，西边坊巷
自和宁门外六部桥路口至观桥段的御街路线。据《咸淳临安志》与《梦粱录》（卷7）《禁城九厢坊巷》等书记载：
1.吴山坊，即吴山井巷，约今大井巷。
2.清河坊，与南瓦子相对，约今河坊街西公廨口至清河坊口段。
3.融和坊，即灌肺岭，约今高银巷。
4.新街，融合坊北，约今木瓜弄。
5.太平坊，通和坊相对，约今太平坊巷。
6.市南坊，即中子巷，约今惠民街。
7.市西坊，俗呼坝头三桥街，约今羊坝头巷。
8.修义坊，俗呼菱椒巷，约今三元坊巷。
9.富乐坊，俗呼卖马巷，约今保康巷。
10.众乐坊，俗呼虎跑泉巷，约今东羊血弄。
11.教睦坊，俗呼狗儿山巷，约在今东羊血弄与积善坊巷之间。
12.积善坊，俗呼上百戏巷，约今积善坊巷。
13.秀义坊，俗呼下百戏巷，约今东平巷。
14.寿安坊，俗呼官巷，又名冠巷，约今解放路的官巷口至青年路口一段。
15.修文坊，旧名将作监巷，约今邮电路西段。
16.里仁坊，俗呼陶家巷，约今里仁坊巷。
17.保信坊，俗呼翦刀股巷。《万历杭州府志》：“保信坊，今塞。”按此，其地址当在今里仁坊巷北。
18.定民坊，俗呼中棚巷，约今中山中路市电子大楼处。
19.睦亲坊，俗呼宗学巷，约今平海街与石贯子巷之间，东出中山中路，西至原洗麸桥，即今浣沙路市一医院大门东。
20.纯礼坊，俗呼后洋街巷，约今竹竿巷。
21.保和坊，俗呼砖街巷，约今孩儿巷。
22.报恩坊，俗呼观巷。
（二）御街朝天门以北，东边坊巷
1.清平坊，俗呼沙皮巷，约今打铜巷。
2.通和坊，俗呼金波桥巷。
3.宝佑坊，俗呼福王府路，约今宝祐桥弄。
4.贤福坊，俗呼坝东巷，约今平津桥弄。
5.兰陵坊，俗呼水巷，约今老水巷桥弄。
6.羲和坊，俗呼炭桥巷，约今解放路的官巷口至炭桥一段。
7.武志坊，俗呼李博士桥巷，约今李博士桥弄。
8.戒民坊，俗呼棚桥巷，约今棚桥巷。
9.新安坊，俗呼新桥巷，约今千胜桥弄。
10.延安坊，旧呼鹅鸭桥巷，约今延定巷北出庆春路、转西合中山中路之径[5]。
11.安国坊，俗呼北桥巷，约今之仙林桥直街与军督司巷。
12.怀远坊，俗呼军头司巷。约今焦营巷南出二圣庙前街，西合中山中路之径。
以上皆在御街东首一带。
（三）御街和宁门外，至朝天门坊巷
据《梦粱录》载：“杭州大街，自和宁门权子外，一直至朝天门外清河坊”，其间坊巷：
1.孝仁坊，和宁门外西。
2.登平坊，和宁门外东。
3.寿域坊，俗呼粮料院巷，约今太庙南白马庙巷。
4.天庆坊，即天庆观巷，约今察院前巷与城隍牌楼之间。
5.保安坊，元呼庙巷，约今城隍牌楼。[6]
6.怀信坊，俗呼糍团巷，约今鼓楼湾。
7.长庆坊，入忠清庙路，约今十五奎巷。
上述坊巷，约是今中山南路段。
据史料记载，这段大街，若遇“明禋岁”（即明堂祭祖大礼，三年一次），都人“比之寻常观瞻，幕次倍增”。皇帝先一日，诣景灵宫行朝飨礼，次日，再诣景灵宫行恭谢礼，礼成，后对宰臣以下百官侍卫吏卒等，皆依官序赐花簪戴，从驾返回大内。“都人瞻仰天表，御街远望如锦。向有朝臣吟二十八字曰：‘景灵行驾到和宁，头上宫花射彩云……’”[7]从“朝天门道中，直南一望，便是铺锦乾坤。吴山坊口，北望全如花世界”。“驾近太庙，则盖撤开，前行数步、上略抬身而过，此见尊祖敬宗之意。”[8]足见得今中山南路，是南宋“御街”的重要地段。
（四）自观桥至景灵宫前的御街路线
要明确这段御街的路线，首先要搞清南宋景灵宫的位置，再是要明了皇帝驾诣景灵宫，其乘舆过观桥后，所经的路径。搞清了这两点，则这段御街的路线，便可迎刃而解。
南宋的“景灵禁御”，实际是由景灵宫、万寿观、东太乙宫三个宫观组成的。其地址是在今武林路（原“西大街”）南段的西侧，北邻今孝丰路，南至钱塘门，西倚城，是宋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至二十一年（1151）间，以原先刘光世赐第、韩世忠赐第和迁徙了南渡初在钱塘门里的大理寺后，扩大营建而成的。其中景灵宫，在新庄桥（即教场桥，旧址在今武林路凤起路口）投北坐西。宫前建有车马门桥（早废，据《梦粱录》（卷7）载，其旧址在新庄桥与师姑桥即今狮虎桥之间）；万寿观，在新庄桥西正对；东太乙宫，在杨四姑桥（即长寿桥，旧址在今武林路孩儿巷口）相对。皆“设内侍官提举宫事务及宫司皇城兵侍卫之”。这三个宫观前的“西大街”，与景灵宫北侧“车马门”及车桥（即今小车桥，旧址在今东坡路小车桥路口）西的“车马门”，纳入“景灵禁御”之内，故平民百姓不得擅自进入。
南宋皇帝诣景灵宫行礼，从驾仪卫“千乘万骑”循今中山南路、中山中路等，过观桥折西，依今凤起路一直过新庄桥，“驾近景灵宫前，撤去黄盖，方入宫门。”《梦粱录》卷7云：“众安（桥）与观桥皆平坦，与御街同，盖四孟车驾经由此两桥转西礼部贡院，路一直过新庄桥，诣景灵宫行孟飨礼也。”即是对此路线为昔皇帝乘舆所经之记实。
《武林旧事》记载，南宋皇帝每季首月，诣景灵宫行朝飨礼。第一天到景灵宫朝拜祖宗，庙献毕，再由御圃至万寿观诸殿行烧香礼，礼毕就还大内。第二天又到太乙宫拈香，“上乘辇，自后殿门出，教坊都官已下，于祥曦殿南迎驾起居，参军色念致语，杂剧色念口号，乐作，驾后乐东西班，则于和宁门外排立后从作乐。将至太乙宫，道士率众执威仪于万寿观前，入围子内迎起居，作法事，前导入太乙宫门降辇……”。礼毕，于西斋殿赐宴，御筵毕，自执政以下，皆依官品赐簪花从驾。“衙前乐都管已下三百人，自新桩（庄）桥西中道排立迎驾，念致语、口号如前。乐动《满路花》，至殿门起《寿同天》曲破，舞毕退。”[9]“驾出景灵宫至回龙桥，教乐所人员拦驾奏致语，杂剧色打和来，及奏《礼成回銮曲》，快行先奏报禁中，使内侍排班迎驾起居。”
由上可知：（1）昔景灵宫前的一段御街，即是“景灵禁御”，内自景灵宫北侧车马门，直南至太乙宫的宫门前的一段“西大街”；（2）皇帝诣景灵宫、万寿观、太乙宫烧香行礼后，仍是依御街返回的。
皇帝乘舆所经之路，过观桥转西，一直至新庄桥的这一直途，《咸淳临安志》（卷19）《坊巷》：“右二厢同德坊，祥符寺西，俗呼灯心巷，御街北。”由此明确表示它也是“御街”一段。《梦粱录》（卷7）《禁城九厢坊巷》所云“同德坊，旧呼灯心巷，在大街北”，可明。今《杭州市地名图册》凤起路条中，释为它在“宋时名礼部贡院路”，实误。此当是所据之今版本《梦粱录》，对本应是“其众安与观桥皆平坦，与御街同，盖四孟车驾经由此两桥转西礼部贡院，路一直过新庄桥，诣景灵宫行孟飨礼也”。此实为在路字后点错标点，又未审《咸淳临安志》（卷19）（坊巷）同德坊条所致。
《西湖游览志》（卷20）：“观桥、吴越王建，题其梁日：‘吴越王宝正六年（931年）辛卯四月八日，因建钱明观，造此石桥，吴越国王记。’”这段记载反映了南宋末期才定名的御街，吴越时，为原先的杭城大街。为何自南而北过观桥后不直径去北，却转而西去的“形成原委”。考古代吴越国时的钱明观旧址，在南宋时就是“礼部贡院”之所在；袭“钱明观”之后改名的“元真观”，在南宋咸淳间，尚萎存于礼部贡院西巷中。清人毛先舒《愿圃记》所云“武林城街北斗折，稍西入曲巷，日皇亲巷”一语，可窥知“南宋御街”即杭城大街，由观桥转西的形制，至少迟至清初还清晰可辨。[10]
南宋御街自观桥转西部分，自余官巷之西，沿途为礼部贡院、千佛阁安福院、军器所、祥符寺和杂作院，过新庄桥又是“景灵禁御”，因此店铺之开设，仅能到观桥下今余官巷以东而止，因此，御街的商业繁华只能“自和宁门权子外至观桥下”。因此，南宋御街仅到观桥下为止，便转西经新庄桥至三宫观止。
南宋之后元、明、清三代，又皆以南宋的“景灵禁御”旧址作为军事教场，“西倚城，乐南北三面缭以塘垣，周地广三百一十六丈，东南为门二”。由于交通继续阻塞，所以观桥、新庄桥之间的这段南宋御街，即后来所称的“清字街”（“清字”，当是“钦至”之转音，二字之音转讹而成）。到了明代万历七年（1579年），陈善纂修《万历杭州府志》时，它终于由“街”降格为“宝极观巷”。[11]
三、关于斜桥、观桥的记录
南宋时的普宁坊，俗呼清远桥巷，在小河清远桥之西，属环御街东、北二侧，南起朝天门北清平坊（今打铜巷），去北转西至祥符寺西同德坊即灯心巷属“右二厢”。因其自余杭门内斜桥迤东折南，与御街过观桥转西之弧径相合，又东通清远桥，所以旧“志”撰者，按当时之“桥道座标”，依其在御街之巷口，记之为“在观桥之北”，或“观桥东北”，及谓其“在御街东首一带”，以使读者觅得其所在。其西端“斜桥”之名，也一定程度的反映了它系傍道支路的含义。
清远桥小河与“右三厢”西界大河间的地带，不属普宁坊。此按旧“志”对小河清远桥的叙述：“小河清远桥，普宁坊东”，“普宁坊东曰清远桥”。这一点，即使持“斜桥——天水桥——观桥之径为御街”说法的《西湖游览志》，其卷20却云：“普宁坊，俗呼清远桥巷。其东宋有仁和县丞厅，又东有太社太稷坛。”也一定程度上表示了小河清远桥，是普宁坊的东界。
小河清远桥与大河西桥之间的这段地带，是“怀远坊”。其旧方志记录如下：
《咸淳临安志》：“怀远坊、安国坊北，俗呼军头司巷。”
《梦粱录》：“怀远坊，旧呼军头司营巷。”
《成化杭州府志》：“军头司桥街，旧名怀远坊。今贡院在桥东。”又：“军头司桥，今试院在东；试院牌在西，临大街。”在这里，乃是因明英宗天顺三年（1459年）夏，因巡按浙江监察御史阎鼐及三司等官奏请，改徙贡（试）院于大河西桥之东，右三厢界内的今杭州高级中学校址，即南宋时“御酒库”、“卖酒局”、“煮碧香库”、“驻泊司”、“修内司纲兵营”“马军司寨龙卫指挥”旧基（《成化杭州府志》作“旧仁和仓基”，实误），并在军头司桥之西临大街处，置贡（式）院牌坊以表识，故谓。
由于昔贡院在怀远坊东侧的大河西桥之东，故“士自崇坊而进，岐纷桥隘，罔以径趋”。所谓“岐纷”者，即为军头司桥街去东至贡院前大河西桥之诸通径；所谓“桥隘”者，就是指“大河西桥”。自大街至贡院交通不畅的情形，一直迟到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秋，巡按御史杨九泽易贡院南隅民居，“复且迁正门，重门而南，以宏试舍”，“自右坊折而南，则建舆梁以利涉，而直达于西衢，表识惟旧，规制惟新”。即辟建贡院南正门、“青云街”、“登云桥”、“二圣庙街”，达军头司桥合于大街的“新径”以后，才有了根本的改变。据此大街至贡院“新径”辟建的年限可明，早纂于明成化十年（1474）的《成化杭州府志》，其所谓的“军头司桥街，旧名怀远坊”，即是北出昔仁和仓桥街（即南宋时的仁和仓巷，今之屏风街），南至军头司桥西出大街（今中山北路）的今“焦营巷”。
普宁坊，本系杭城贯城大街，从观桥至斜桥的一支旁径，南宋时大街因受“景灵禁御”之阻，不能通余杭门，于是使得它成了大街连系余杭门的主要途径。这从“斜桥”到潜说友修《咸淳志》时，它已由原来的“斜”，后来改为“中正”之名的变易可知。
南宋时，杭州城中的水运交通非常便利，大小河流几乎全通舟辑，因此不论行人远行或物资之运输，皆以水运为便。据《梦粱录》（卷12）载：“杭州里河船只，皆是落脚头船，为载往来士贾诸色等人，及搬载香货杂色物件等。又有大滩船，系湖州市（今杭州湖墅）搬载诸铺未及跨浦桥柴炭、下塘砖瓦灰泥等物，及运盐袋船办。”“宅舍府第庄舍，亦自创造船只，从便撑驾往来”，“若州县欲差船只，多给官钱和雇以应用度”。司农寺督催未斛解发朝廷，“搬运自有纲船装载”，“寺观庵舍船只，皆用红油胴滩大小船只往来河中，搬运斋粮柴薪。更有载垃圾粪土之船，成群搬运而去”，“盖水路皆便、多用船只。如无水路，以人力运之。向者汴京用车乘驾运物。盖杭城皆石板街道，非泥沙比，车轮难行，所以用舟只及人力耳”。因此，普宁坊在南宋时，虽为余杭门连系御街之主途，但尚是乘骑与步行之巷径而已，且流量有限。
南宋后，随着杭州江岸的拓展，江水逐渐难济运河，旧上塘运河因此日益浅狭。“元至正末，张士诚以旧河窄狭，复自五林港开至北新桥，又南至江涨桥，阔二十余丈，遂成大河。”从而形成了盐桥运河，北接下塘新运河为主水道的浙北运河。明洪武五年（1372），汤信国为节制杭州城内运河水倾泻下塘河，又建置了德胜坝，于是运河货船南北之往来，至杭州城北，皆需转驳换舟可行：时人为图快捷，故大多自德胜坝登岸直趋杭城，或自杭城迳此下舟起程。因此自南宋以来，由杭城观桥以南大街和普宁坊构成的贯城主途，其人流量比前有所增加。明成化十年，夏时正纂《成化杭州府志》时，普宁坊其斜桥迤东折南至观桥的巷径，已被统称为“大街”。然而“普宁坊”，因尚有清远桥西堍之一小段残剩，而仍留其名。普宁坊，其斜桥至观桥巷径名称的这一变易，因而在《成化杭州府志》及其以后的杭州方志中，由于这“桥道座标”的改变，以致它们对该地区坊巷的叙述，产生了与前不同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就是：（1）《咸淳志》和《梦粱录》所记的，在御（大）街之北，祥符寺西，俗呼灯心巷的“同德坊”，被改变成在大街之“西”。（2）御（大）街的观桥至新庄桥段，被改变成了新立的“武林坊”。
上述两个变化，佐证了杭城大街观桥以北，这种“街”“坊”的互变，是发生在南宋之后。
撰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的《西湖游览志》，其卷20的中正桥条，将昔时已经“截肢换叶”后的杭城大街，释为“自此（指斜桥）而南至正阳门，为宋时御街”，因此不完全正确。其实该“志”同卷的普宁坊条，将“天水院桥”、天水院桥西的南宋“草料场”、斜桥南的南宋“淳佑仓”，皆列于普宁坊名下；又谓南宋太社、太稷社，在普宁坊东。尤其是该“志”所附的《南宋京城图》，明显的表示斜桥——天水桥——观桥一径，要比御街的观桥之南部分狭窄得多，分明是条巷径；然而观桥至新庄桥一径，却是与御街同宽的。这反映了《西湖游览志》的“南宋御街说”，对其观桥以北之局部与两侧坊巷，在叙述上有自相矛盾地方。
明万历七年陈善纂《万历杭州府志》时，由于旧时坊界已成史迹，唯凭着清远桥西堍而留“芳”的普宁坊，它才并入新的“清远桥街”（即今清远桥直街）而名息。该“志”云“普宁坊，今塞”，实不确，实际上它是成了昔时新称清远桥街的“西端街口”。
清同治六年补刊本《咸淳临安志》，又以移花接木之技，将《西湖游览志》的《宋朝京城图》删去“宋朝”二字，嫁接于《咸淳临安志》卷首，作《京城图》。因此图中田氏的若干误处，得以广泛流传，影响至今。然而《京城图》中的斜桥——天水桥的一桥一径，已改为与御街同宽，观桥至新庄桥一径，却被改成了略狭于南宋御街的样子，这显然是补刊者受了“田氏南宋御街说”的影响。[12]
四、南宋御街的宽度
南宋御街，是在吴越国北宋时期形成的一条杭州“大街”。从州府衙署起始，至杭城中心，可以称为州城大街，路面较宽；同时，两侧坊巷鳞次栉比与店铺林立，又是一条商业街。
宋室南渡，以杭州为行都，于是“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贾辐辏”，遂成“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尤大街“自和宁门权子外至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但因杭城之“大街”，系以“州城”大街改造扩建、整治而成，作为行都御街。
绍兴十三年（1143），赵构下诏临安府与修内司，在城西北隅、新庄桥之西，以故刘光世赐第地营建景灵宫后，又在该宫之南继建万寿观、东太乙宫；后又增扩景灵宫，尽徙新庄桥以西原有民居市屋，僻为宫观前之开阔地，置南、北二“车马门”，掇宫观前之大街于“景灵禁御”内，由皇城司兵守卫之，严禁平民进入往来。于是原先通贯杭城之大街，遂因“景灵禁御”之阻隔，而不得与余杭门、钱塘门直通。据《中兴小纪》卷31载，绍兴十三年三月，遂建景灵官，“庚戊，上曰：‘将来郊祀景灵宫，可权宜乘辇，此去十里，若乘辂则拆民居必多。’”这充分表示了赵构因这大街规制较狭而无可奈何的心情。
在这里，所谓的“辇”，是指“逍遥辇”（又称“逍遥子”）和“平辇”（又称“平顶辇”、“平头辇”）。“逍遥、平辇小舆轻，金龙闲饰彤霞彩”这两种辇，实际上只是分别有一定装饰的小轿而已。
景灵宫建后，南宋皇帝凡逢“四孟”，都要“先期禁卫所阎门牒临安府约束居民，不许登高及衩袒观看。男子并令衫带，妇人裙带。仍先一日封闭楼门，取责知委、不许容著来历不明之人。殿步三司，分拨统制将官军兵六千二百人摆龊诸巷（大礼则倍此数）。至日五鼓，地分头项沿门驱逐杂人外”，“数万人随驾”，“车驾所经，诸司百官皆结彩门迎驾起居”，“激赏诸酒库并三学学官、前廊诸僧及在城寺观僧道、两县耆老，各立起居幕次、香案、花瓶、麻炉、香烛、迎圣驾起居”，兴师动众地去朝拜祖宗和拈香。其乘舆所经之路，即是和宁门外六部桥路口至景灵宫前的“大街”。昔人因此依各自之见分别对此大街，大呼之为“御街”、“天街”、“御道”、“御路”、“大街”等，于是遂成了多称并存、混称不一，且各自所指路段有异，甚至有涉他路的情形。据《梦粱录》、《西湖老人繁胜录》、《武林旧事》所载，自赵构以后的历代南宋皇帝诣景灵宫，皆是登逍遥辇前往，乘平辇返回的。遇明禋、郊祀年，自景灵宫返回至太庙后，才可登辂去丽正门内明堂或郊台行礼。《咸淳临安志》亦云：“自和宁门外至景灵宫前，为乘舆所经之路，岁久弗治”，“旧铺以石，衡从为幅”，至咸淳七年，其太庙以北，“阙坏者凡二万（幅）”。
按上可知，在整个南宋时期，这“乘舆所经之路”除“内（其中）六部桥路口至太庙北，遇大札别除治外”的街面，始终没有拓宽过，因一直如“旧”，故而不能通辂。
南宋度宗咸淳七年（1271），由于自太庙北至观桥间，袤13500尺有奇的大街“岁久弗治”，以致其总共“三万五千三百有奇”幅石板，“阙坏者凡二万”，破损率竟几乎已达2/3。街面破损到如此程度，显然已严重影响皇帝驾诣景灵宫其乘舆仪卫队形，至此南宋朝廷才不得不命临安府知府潜说友进行缮修。潜氏受此朝命，仅仅对该段的街面作了一次易其阙坏者的修补，使其恢复完好状态；同时又在乘舆所经的全线街面上，加涂了“九轨”示为跸道，于是就官定这乘舆所经的，自和宁门外六部桥路口至景灵宫前的大街为“御街”。从而使御街之称，才有一个正式的标准阐述。
潜说友在咸淳七年，虽只是对杭城大街的太庙北至观桥段，作了一次易其阙坏者的缮修，却是南宋王朝在它长达150多年的统治时期中，唯一的一次对杭城大街的“大治”。
因此，南宋御街，无法与北宋汴京完全按规制营筑的御街相比。
然而南宋御街中“遇大礼别除治外”的部分，即“自和宁门外六部桥路至太庙北”的一段，在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1158），新筑皇城东南嘉会门外城时，诏依殿前都指挥使杨存中，拆展皇城东南，通阔一十三丈之地，以二丈作外城基，五丈作御路，两壁各三丈充民居，“将来圣驾亲郊，由候潮门经从拆展街路直抵郊台，极为快便”的建议，先已营筑成明禋、郊祀年，皇帝可自太庙北，转入丽正门和郊台行礼的“御路”。这条御路，就是将自和宁门外六部桥路口至太庙北的一段旧“大街”，与旧“六部桥路一，两侧市屋之间距统拆截成五丈宽，以和新拓展的“自候潮门里之南，经嘉会门至皇城丽正门”的街路串连起来，又连接自嘉会门至郊台的“郊台路”所构成。由于它的旧街部分，原称皆铺有石板（自候潮门内之南至丽正门的新路部分），在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也铺砌了石板，于是“遂郊例是一路石板”，俟遇明禋、郊祀年，就需予差官兵将原有石板“临期悉行除拆，礼毕日，仍旧铺砌”来修筑行辂泥路。“自太庙至（郊台）泰禋门，又自嘉会门至丽正门，计九里三丈二十步（明堂，止自太庙至丽正门），皆以潮沙填筑，其平如席，以便五辂之往来”。按上可知，早先“御路自和宁门外六部桥路口至太庙北的一段，就是到咸淳七年，潜说友又说将其划为“御街”的“遇大礼另除治外”部分，故其石板的街面，虽仍袭南宋之前旧状，但两侧市屋之间距，经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时的拓宽，已与行辂之“御路”同为五丈（相当于15.14米）宽。
自太庙北的御街，是仍旧无改的南宋以前的杭城旧“大街”。按其所经的“朝天门”（即“文化大革命”中被毁的鼓楼）、众安桥与吴越王因建钱明观造此石桥的“观桥”旧址，和沿途两侧整齐如切的诸坊巷口，以及明嘉靖二十六年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南宋京城图》，对其遗迹之写真，可知它的宽度与两侧市屋之间距（观桥至新庄桥段，街南沿贡院桥河一带，昔无市屋、民居），皆与今中山路相仿（8米和l2米）。这与《中兴小纪》所载，赵构谓该街仅“可权宜乘舆”、“若乘辂则拆民居必多”相符。[13]
南宋之后，杭州从京都降为省治，时异位殊，畴昔都城之盛，已皆非其后所能比及。城中皆石板街道，无泥路之淖泞，却仍车辆难行（昔木质或木质加铁箍的车轮，只能行泥路）。南宋潜说友之后至辛亥革命之前，街之易变，也只是名称变化而已，迟至民国17年（1928），自凤山门至观桥改筑街面，才改为可通行汽车的“江墅路”，即今中山路的凤山门至贯桥段，但因观桥去北，虽称为街，实系狭窄之巷径，又拆两侧民居、市屋，故仅至观桥而息。本欲为从城南江干至城北湖墅路名的“江墅路”，达到贯穿杭城南北的目的，因限于财力，实际只修了一半，把观桥易名为“贯桥”的想法便夭折了。
五、南宋御街两旁的商业名铺、名楼
据南宋多种史料记载，至今还能查到的御街两旁的著名铺席店名及地址，还约有150多家。这在古代御街史上，是十分罕见的详细记录，极其珍贵。从这150多家名铺与经营品种等统计，大致分为日用品铺、酒楼饭馆、布帛服饰、文具书籍、医药配方、金银交引、娱乐休闲场所等七大类。
（一）日用品类店铺
日用品的店铺，数量最多，遍布御街南北，约占1/5。南宋的日用品店铺，与唐宋以前，多有不同，不仅是坊内开设的小型杂货店，主要是销售酱油酒醋盐、烛等杂什小货品，方便坊内（居住区）居民所需。而南宋御街的日用品店，不仅规模有所扩大，而且所售品种也有专业性的倾向，今举数店，便可知晓这些日用品店已是专售某一商品的，专业的商店。
1.中瓦前，徐荗之家扇子铺。
2.金子巷口，傅官人刷牙铺。
3.修义坊北，张古老胭脂铺。
4.水巷口，戚百乙郎颜色铺。
5.官巷北，冯家粉心铺、飞家牙梳铺。
6.水巷桥河下，温州漆器铺、青白瓷器铺。
7.铁绒巷，归家花朵铺。
从店名看，大多是以姓氏加销售的货品构成店名，比较朴实，讲究信誉。
（二）酒楼饭馆类
酒楼饭馆，遍布御街南北，数量众多，约占店铺总数的第二位，大约也占1/5。
南宋酒楼，包括酒楼、饭店、面店、市食点心等。细分的话，酒楼餐馆又可分高档与普通店铺。类型也很多。尤是官私大酒楼，规模大、楼层高、店面装修极为精致。《梦粱录》（卷16）《酒肆》载，南宋酒楼都模仿北宋汴京风格，“店门首彩画欢门，设红绿杈子，绯绿帘幕，贴金红纱栀子灯，装饰厅院、廊庑，花木森茂，酒座潇洒”。这些高级酒楼建筑，也成为御街的一道风景线。
1.官办大酒楼（也称库）京城十三库（楼），在御街上有五库。
2.昇阳宫前，和乐楼，属瞻军南酒库，约今清河坊。
3.武林园南，和丰楼，在睦亲坊。
4.银瓮子巷，中和楼，众安坊。
5.富乐坊北，丰乐楼，属瞻军西酒库，在三桥之西。
6.柴垛桥东，太和楼，属瞻军东酒库。
7.民办大酒楼，数量比官办酒楼多。
8.熙春桥畔，熙春楼。
9.中瓦前，三元楼。
10.鼓楼附近，五间楼。
11.日新桥畔，日新楼，在下瓦前。
12.新街巷口，花月楼。
13.融和坊前，嘉庆楼、聚景楼。
14.金波桥畔，风月楼。
15.市西坊，双凤楼。
酒楼的取名，又有自己特色，如文学性较强较雅，多有吉祥的含意。如三元楼，古代科举考试有乡试、会试与殿试，三试的第一名分别称解元、会元与状元，故合称“三元”，为古代文人最高荣誉；日新楼，表示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含意。如花月、和乐、和丰、凤月等，又表明是休闲娱乐场所。
其中三元楼，规模宏大，据《梦粱录》载，“此店入其门，一直主廊，约一二十步（古六尺多为步，相当于2米），分南北两廊，皆济楚阁儿（即今包厢），稳便坐席。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十，处于主廊槏面上，从待酒客呼唤，望之宛如神仙。”这些高档酒楼，都富商、官僚、贵戚等出没。
除大酒楼外，还有许多特色小酒店，满足京都各方普通人士的需求。据《都城纪胜》载，又分为包子酒店、宅子酒店、花园酒店、直卖店、散酒店、肥羊酒店，庵酒店、罗酒店等八九类，遍布御街两旁的大街小巷。
还有为数众多、规模较小的市食点心小店，如面食店、羹汤店、素食店、馒头店、包子店等，遍布御街南北，以满足都市居民的日常需要。著名的有望仙桥糕糜、后市街贺家酪面、太平坊口的王宣家旋饼等。
还有为数众多的米店、肉铺、鲞鱼铺等。
（三）布帛服饰店类
南宋都城临安，是全国最大的丝绸纺织中心，官私丝绸作坊遍布杭城。
御街上各种丝布、服饰店，数量之多，可与饮食店铺差不多，约占御街总数的1/5左右。丝帛、服饰类店铺又有彩帛铺、白衣铺、头巾铺、腰带铺、丝鞋铺、绒丝铺、枕头铺、台衣铺等几类特色店。有些店铺，是前店后坊的格局，也有专售产品的店铺。至今查到店铺名称字号，著名的店铺有：
1.抱剑营街，李家丝鞋铺。
2.三桥街，柴家绒丝铺。
3.三桥河下，杨三郎头巾铺。
4.官巷内，马家领抹销金铺、宋家领抹销家铺、沈家枕冠铺。
5.盐桥下，生帛铺。
6.南瓦子，宣家台衣铺。
7.中瓦前，彭家油靴铺。
8.市南坊，钮家腰带铺、徐官人幞巾铺。
这些铺席，都有相当规模，并货售专业性产品，满足都市居民所需要的各种服饰。
（四）书笈文具类
这是都市居民所需的文化、精神产品，京城又是全国书笈刻印最大的中心。两宋之际的文人叶梦得（1077—1148年）《石林燕语》卷8对当时汴京、杭州、四川、福建四大刻书中心作评价说：“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
书笈铺与文具店也是御街铺席的重要特色。
南宋杭州书笈铺，有官刻与私刻两大类。如国子监的刻本称为“监本”，是朝廷规定各种书笈的标准本、范本。
民间书笈刻本，称为“坊刻本”，多称为经笈铺、文字铺、书铺、经史书笈铺等。据清代著名学者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载，京城著名书笈铺计16家，其中大部分位于御街两边：
1.棚北睦亲坊，陈宅书铺。
2.棚北大街，陈解元书笈铺。
3.众安桥南，贾官人经书铺。
4.修义坊，对王八郎家经铺。
5.中瓦南街东，荣大郎家经史书笈铺、中瓦，张官人诸史子文铺。
6.猫儿桥东，钟家开笺纸马铺，曾刊印《文选五臣注》。
7.太庙前，陆家经笈铺、尹氏书笈铺，太庙前尹氏书笈刻印的《三辅画图》一部，还有配有图画。
8.棚南大街，王念三郎家经坊铺。
9.钱塘门里，郭宅纸铺。
至今保存南宋杭州的书笈有钟家书坊刻印的古书《文选五臣注》，至今保存在北京图书馆。
书笈铺中最著名铺主是陈起，他既是书商，又是文学家。他的生平事迹，宋代史书记载极其罕见。陈起，字宗之，生活在宋宁宗在位（1195—1224）前后，曾得乡试第一，故人称陈解元，居杭州睦亲坊（今平海路棚桥一带）。他不仅是位刻书家兼书商，而且还是诗人，他为保存唐诗与宋代江湖派诗人诗集刻印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可惜的是，这位著名刻书家兼书商却遭到了被流放的不幸待遇。
文化类店铺中的文具店，也是御街中数量较多的店铺，至少有20多家。今举六家：
1.抱剑营街，许家槐筒铺。
2.朝天门里，朱家裱褙铺。
3.李博士桥畔，汪家金纸铺。
4.大瓦前，邱家筚篥铺。
5.惠民药局前，舒家纸扎铺。
6.官巷内，陈家画团扇铺。
（五）医药铺局
御街中既有私营的医药铺店，又有官办惠民药局，其数量也是很多，总计达20多家。私营的医药铺其经营也多有特色，或专营熟药（成品中药）、或专营生药（以药材为主）、或专营眼药、或专营疳药、或专营小儿药铺、或兼营各种药等。
1.猫儿桥畔，潘节干熟药铺。
2.保佑坊前，讷庵丹砂熟药铺。
3.官巷前，仁爱堂熟药铺。
4.三桥街，毛家生药铺。
5.五间楼前，张家生药铺。
6.太平坊大街东南，角虾蟆眼铺。
7.外沙皮巷口，双胡芦眼药铺。
8.太庙前，陈妈妈泥面具风药铺。
9.园前，张省干金马杓小儿药铺。
10.沿桥下，郭医产药铺。
私人药铺店名，一般多以店主姓氏为主，但也有两家店名是取“吉利”名，如仁爱药铺、三不欺骗药铺，这是店名中的新现象。
官办惠民药局，据《梦粱录》（卷9）《监堂诸局》载：京城共有五处，在御街上也有三处，两处在南北两郊。
1.在太庙南，和济惠民药局南局。
2.众安桥北，和济惠民药局西局。
3.市西坊南坝头市，和济惠民药局北局。
此外，坝头旁，有安抚司（省级机构名）惠民坊熟药局。
太平惠民药局，是朝廷举办的国家药局，它模仿北宋汴京的做法，由朝廷太医局，按御医配方制成的方剂成药品，称为熟药，质量可靠，又以优惠价出售给都市居民。这种模式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医药惠民的方式，应是新创。
（六）金银交引铺
金银珠宝与交引铺，这两类店铺，常合为一铺经营，是御街中交易额最大的高档店铺，主要为皇亲贵戚、富贵豪商服务的。金银珠宝铺，主要是经营金银珠宝、首饰品，皇亲贵戚、富商大贾为主要服务对象。也有两类合为一铺的，称金银交引铺。金银珠宝交引类店铺，大部分集中于御街南段，接近皇宫、三省六部官署的地段。《梦粱录》（卷13）《铺席》载：“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即今中山南路中路段），两边多是金银、盐钞引交易铺，前列金银器皿及现钱，谓之‘看垛钱’。”又说：“自融和坊北，至市南坊，谓之‘珠子市’，如遇买卖，动以万数。”
著名的金银珠宝铺，据《梦粱录》载，有：
1.市西坊南（今羊坝头一带），有沈家金银交引铺、张家金银交引铺。
2.保佑坊前，俞家七宝铺。
3.李博士桥畔，邓家金银铺。
4.官巷口，盛家珠子铺、刘家翠铺。
交引是宋代特殊的商货交易的凭证。宋代规定，商人可在京师、沿边州郡或各地榷货务向官府交纳金银、钱币、粮草以后，官府发放凭证，到指定地点按值领取现钱或各类货物。这种凭证，称为“交引”。宋代的交引名目繁多，有盐交引、茶交引、铁交引、矾交引、香药交引等。这种交引法有利于国家金融周转，加快货币流通，有利于把货物运至边远、保证军需等作用。许多商人由于手续麻烦或路途遥远等原因，常把“交引”卖给京师或各地经营的交引铺办理，成为一种有价值的证券，也在商铺中流通。交引铺从中得到酬金或转手买卖，牟取利益。为了防止假冒，需要铺户作保，经营交引的铺席，需要作保。
始能支付现金或换易交引。而交引铺户，必须向朝廷太府寺立案，以财产作抵押。
据南宋钱币博物馆馆长屠燕治先生讲，博物馆中保存了10多块南宋御街上金银交易铺的金铤、银铤、金叶子等，大都上刻霸北（今羊坝头附近）的韩四郎、韩五郎、陈二郎、姚七郎等店铺的名称。
南宋御街上的金银铺，不仅是加工金银首饰的作坊，主要还是具有金融性质的专业店铺，有点像现代银行的前身。
（七）瓦舍歌馆
南宋都城1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娱乐休闲场所众多，或称为瓦舍、歌馆、茶肆。这类休闲娱乐场所也有数十处之多，南宋御街是娱乐、休闲场所集聚之地。
瓦舍，又名瓦市、瓦肆等，是京城中娱乐与买卖杂货的集中场所。据《梦粱录》（卷19）《瓦舍》记载：“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不知起于何时。顷者，京师（指北宋汴京）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门。杭城绍兴年间（指宋高宗绍兴年间，即1131—1162年）驻跸于此，殿岩杨和王（指殿前司首领杨沂忠）因军士多西北人，是以城内外创立瓦舍，招集妓乐，以为军卒假日娱戏之地。今贵家子弟朗君，因此荡游，破坏尤甚于汴都（开封府）也。”
南宋行都的瓦子共有20多所，其中分布在京城御街两旁的有五所：
1.南瓦子，清泠桥西熙春楼下。
2.中瓦子，市南坊北三元楼下。
3.大瓦子，又名上瓦子，市西坊内三桥巷。
4.北瓦子，又名下瓦子，众安桥南羊棚楼前。
5.东瓦子，又名蒲桥瓦子，盐桥下蒲桥东。
北瓦规模最大，内有勾栏13座，演出最盛，技艺众多，内容丰富，如有引人入胜的说话讲史、惟妙惟肖的傀儡戏、奇特惊险的杂技、情节完整的杂剧、巧借灯光的皮影戏等，应有尽有，吸引了京城广大市民。
歌馆、茶肆，也是御街上娱乐休闲重要场所。歌馆，是京城特殊的院子，主要以歌舞娱悦客人而得名。“平康诸坊，如上下抱剑营、漆器墙、沙皮巷、清河坊、融和坊、新街、太平坊、巾子巷、狮子巷、后市街、荐桥、皆群花（指名艺伎）所聚之地。”又指出，御街上的茶肆，不仅仅是喝茶，又是休闲娱乐之地。说：“外此，诸处茶肆，清乐茶坊、八仙茶坊、珠子茶坊、潘家茶坊、连三茶坊、连二茶坊，及金波桥等两河以至瓦市，各有等差，莫不靓妆迎门、争妍卖笑，朝歌暮弦，摇荡心目。”《武林旧事》（卷6）《歌馆》也载：茶坊中多有伎女、艺人陪客品茶，以奏乐歌曲助兴，有点像娱乐茶坊，由客人点名唤取伎人艺女，客人必须“犒赏”“数千铜钱”。该文又说：“前辈如赛观音、孟家蝉、吴怜儿等甚多，皆色艺冠一时，家甚华侈。近世目击者，惟唐安安最号富盛。”
又有茶肆或茶楼，虽以喝茶为主，但仍兼学习乐器，教唱曲艺培训以及妓女陪客等事。据《梦粱录》（卷16）《茶肆》载：“大凡茶楼，多有富家子弟、诸司下直等人会聚、习学乐器，上教曲赚之类，谓之‘挂牌儿’……大街（御街）有三五家开茶肆，楼上专安著妓女，名曰‘花茶坊’，如市西坊南潘节干、俞七郎茶坊、保佑坊北朱骷髅茶坊、太平坊郭四郎茶坊、太平坊北首张七相干茶坊、益五处，多有吵闹，非君子驻足之地也。”
此外，还有士大夫约朋会友的茶肆，他们主要是以文会友。著名有中瓦内王妈妈家一窟鬼茶坊、大街车儿茶肆、蒋检阅茶肆等。
御街上的茶肆设备极为精良，“凡酒器、沙锣（乐器或盥洗用具）、水盆（放水块消暑的）、火箱（取暖用具）、状合之类（梳妆盒子），悉以金银为之。帐幔茵蓐，多用锦绮；器玩珍奇、文物称是”。
注释
[1]有关御街店铺的记述，多参阅林正秋、冯振基：《杭州南宋御街辨证》，《杭州考古》（第1、2合期），1994年；林正秋：《南宋都城临安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
[2]北宋汴京御街面貌，参阅[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2），《御街》。
[3][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21），《行在所录·御街》。以下简称《咸淳志》。
[4]九轨：据《周礼》（考工）记载：九条车辙相并之幅广道路。每轨为6尺6寸，旁加7寸，8尺。九轨，即72尺宽。
[5][6][宋]吴自牧：《梦粱录》（卷7）作“延定坊”，而《乾道临安志》（卷2）与《咸淳志》（卷19）作“延安坊”。前者误，后者正确。
[7][宋]吴自牧：《梦粱录》（卷6），《孟冬行朝飨礼遇明烟岁行恭谢礼》。
[8][宋]吴自牧：《梦粱录》（卷1），《车驾诣景灵宫孟飨》。孟飨，指帝王宗庙祭礼，每年逢农历孟春（正月）、孟夏（四月）、孟秋（七月）、孟冬（十月）举行祭礼，合称“孟飨”。
[9][宋]周密：《武林旧事》（卷1），《恭谢》。
[10][11]林正秋、冯振基：《杭州南宋御街考辨》，《杭州文物》1994年第1-2合期；林正秋：《南宋御街史话》（上、下），《杭州通讯》，2006年第9—10两期。
[12]阙维民：《杭州城池暨西湖历史图说》（下篇），第126页。咸淳本《京城图》，清同治补刻的《京城图》，两图对照即可知。
[13]辇：原指人拉的车，后指古代帝王专用的轿车。《宋史·舆服志》载：逍遥辇，以椶榈为屋，赤质、金塗银装，朱漆扶版二，云版一，长竿二，饰以金涂银龙头。常为皇帝行幸时所坐。辂，即五辂的简称。五辂是古代皇帝使用的五种车子，玉辂、金辂、象辂、草辂、木辂。
[14]顾志兴：《南宋临安典籍文化》，杭州出版社，2008年，第205—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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