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晓波

    提要：随着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恶化，长珠闽等沿海地区外向型加工企业出口严重受阻，中国迎来了规模罕见的失业潮和返乡潮。农民工失业和再就业问题也成为政府、学者和全社会关注的新热点。本文以对浙江省杭州市返城农民工的实地调研和个案访谈作为经验材料和叙事文本，通过“60后、70后、80后”三代农民工进城心态的对比，发现三代农民工在进城打工动因、城市认同感以及就业途径和择业观念上均存在差异，农民工的行为导向逐步由生存理性走向发展理性。在发展理性的驱动下，真正愿意返乡并把农村和土地当成退路的农民工其实只占小部分，数量占绝大多数的新生代农民工面对金融危机仍坚持返城务工。由此本文认为，金融危机下解决农民工退路问题应重点关注农民工群体的内部分化及其行为差异，农民工对自身的定位和行为选择差异将决定政府政策制定的导向。

    关键词：生存 发展 金融危机 农民工

    作者郎晓波，中共杭州市委党校行政管理教研部助教（邮政编码310024）。

    一、问题的提出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体制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双重转型而出现的特殊群体，是在我国特定户籍制度下发生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产物。在西方发达国家，劳动力转移是一个自然发生过程，劳动力永久性地实现空间、职业乃至社会文明的转换。

    但在中国，由于传统户籍制度等体制性约束以及劳动力市场所面临的经济约束，农民工呈现出候鸟式的“流动工人”转移形态。从外出到返乡、从返乡到返城，农民工在城乡间不停地徘徊和摇摆，农民工的这种就业模式也被学术界称为典型的“钟摆式”就业。长久以来，中国特色的两栖型农民工一直充当中国经济特殊的缓冲带。在经过30年改革开放后，过去那种以低成本取胜、依赖廉价的农民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逐渐走到尽头，面临的是转型升级的结构性压力。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恶化，长珠闽等沿海地区外向型加工企业出口严重受阻，导致部分中小企业开工不足，甚至停产关门，不少地方出现了农民工回流。中国也迎来了规模罕见的失业潮和返乡潮，农民工失业和再就业问题很快成为社会关注的新热点。面对金融危机，农民工的退路何在也成为学者思考和探讨的焦点。

    不少地方政府、劳动保障部门随即纷纷出台政策和措施鼓励和引导农民工重新“流动”回农村创业。问题在于，许多调查均已经指出：当前返乡农民工只占失业农民工的一部分，很多失业农民工仍然滞留在城市等待机会；另一方面，年前因经济萧条而提前返乡的农民工也并非一去不回，很多人在过年后又重新外出寻找工作。白南生在2007年的调查研究中就已经指出，返乡农民工中表示“不想再出去了”的只有四分之一。“回流户”只占调查农户的15%，被大肆宣传的“回乡创业”者只占其中极少数，绝大多数都是失业后被动回乡。他们回乡后真正去种田的就更少，有11.2%回流后仍然在家乡附近打工（但工资多不如前），2.7%从事非农自由职业（摊贩等），只有1.6%搞种植、养殖。真正把农村和土地当成退路的就是1.6%而已。此外，浙江、江苏等农民工集中流入地的就业管理部门的统计显示，2009年初进城、返城的农民工求职人数均比去年同期有所增长。其中，春节后两周来浙江的农民工已达到了130万，较去年相比增长了近两成，日均约有6.5万名农民工到浙江各地寻找工作，其中不少是曾在珠三角打工而今辗转到浙江谋职的；南京的劳动力市场也比往年增加了20%左右。

    金融危机下如何应对农民工的退路问题，需要人们——包括学者和相关的政策制定者重新认识、界定和处理“农民工问题”。在当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是基于生存论的“生存——经济”分析叙事模式。也就是说，人们总是不言而喻地认为，农民是迫于生存而外出打工，满足生存的需要和缓解生存压力构成了农民工行为选择的本质意义。的确，对于初期的农民工，甚至直到今天，这种视角依然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力。但是，无须讳言，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出现并在规模和数量上占据主导，这种解释力正在减弱。第一，农民工主体的需要、动机和目标追求是在生活实践展开过程中不断发生调整和变化的；第二，农民工群体本身不是同质性（homogeneity）的，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进城的追求全然不同；第三，“生存经济学”视角下对农民工问题的认知预设实际上也建构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思路，却无视群体本身的实际情形。上述数据中，真正愿意返乡并把农村和土地当成退路的农民工其实只占小部分，正反映了“生存论”视角的局限性，从而也导致以此出发制定的各项服务政策有失偏颇。如何理性地审视金融危机下农民工的退路和出路问题，首先就要了解当下返城农民工群体的组成、年龄和打算，以及产生这些行为和心态背后的原因，为制定和出台合理而有效的公共政策提供思路。

    二、“60后、70后、80后”三代农民工进城心态素描

    根据年龄划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已经形成了三代农民工。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于20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初进入城市的农民属于第一代农民工；出生于80年代以后，于90年代末或新世纪初进入城市的这一代农民工被学者界定为“新生代农民工”；生于70年代，于90年代初期进城的农民，则属于其中的过渡一代。

    浙江省是全国农民工流入规模最大的省份，农民工已经成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力量。截至2007年，浙江省农民工总数有1783万人，其中约有1000万是“80后”农民工。省会杭州代表着浙江乃至全国城市经济发展程度较高水平，服务业相对发达，外来人口集中的城市。2007年底，杭州共有农民工280万，其中在市区的为200万人，人口来源主要分布在江西、安徽、河南、湖南、湖北、四川、重庆及甘肃等省份，这些省份都是我国劳动力输出大省。本文拟将针对杭州市返城农民工的实地调研和个案访谈为基础，探讨金融危机下返城农民工的心态和行为。

    案例一：“60后”陈某：“城里没有我吃不了的苦”

    陈某，1962年11月出生在安徽省郎溪县毕桥镇灯塔村。这名庄稼汉，在当地也算一个“老农民”了。2009年刚过完年，当陈某风雨兼程赶到杭州市萧山区劳动力市场时，他又成了一个要找工作的“新农民工”。

    一句“放下筷子、吃完年夜饭就想着怎么找事干”的话，道出了陈某几多艰辛与困惑。2008年，他在私人建筑队为浙江省富阳市承建两栋农村民宅，赚了七八千元，原本想把钱包赚满一点回去过年，可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他刮回了皖南老家。他从未上过学，不知道什么叫金融风暴，只是建筑包工头诉苦说：“接不到项目了，我不知道投奔谁去，你们卷上铺盖走人吧！”回到阔别一年的农村，村舍与山峦依旧。老陈说：“除管理一下田地里的小麦、油菜外，无所事事”，既没见到当地政府的调查摸底人员，又没参加什么劳动技能培训。2009年1月29日（正月初四），与父亲吃过早餐后，这名汉子踏着泥泞的山间羊肠小道，走出灯塔村，高一脚、低一脚地朝着邻近的十字镇方向赶路。临近中午才到达这个有班车通往杭州汽车北站的皖南小镇。

    登上开往浙江方向的班车，票务员告诉他“车费45元”，他费了一番周折才把藏在蛇皮袋被褥中的钱包打开，把几张皱巴巴的人民币交给了对方。班车急驰在浙皖交通线上，老陈的心越来越沉重，“这次上哪儿去？”日落时分，车抵杭州。“人间天堂”并没给这个春节后提前返城的农民工带来多少幸运。他背着被子，朝杭州城站方向游荡。杭州的冬天，温差较大，路边一晚20元的旅馆舍不得住，他索性来到火车站出口处的地下通道，用背袋中的被子裹身入睡。次日清早一觉醒来，他听同睡的伙计们说，萧山区有一个劳动力市场，或许好找工作，他就带着行李在杭州站附近坐上了开往那里的公交车。老陈没想到，他在钱塘江南岸的劳动力市场吃了“闭门羹”。市场与职业介绍所要到2月1日才开门，老陈足足在此闲逛了两天。一日两餐，每顿吃三元一碗的面条，晚上就随便找一个避风的角落度过。

    自己年龄偏大，又没技术，工厂的活干不了，只能到建筑工地卖苦力。他曾跟远房亲戚到上海、宁波建筑工地打工，多年来工种一直没改变。老陈说：“城里年轻人不愿干，干不了的苦活、重活，我都干得了”，这就是他的最大竞争力。在表达了对找工作的恳切后，老陈也流露出了一分忧伤。年轻时家里兄弟姊妹五个，他身为兄长，由于家里穷相处了两年多的女朋友飞了，至今未婚。“能找到活儿干，心情还平静。若是没事干，既没住的地方，又要花钱吃饭，心情就糟透了。”

    案例二：“70后”贾某：“待在城市总比回农村强”

    贾某，1972年3月出生于河南省淮滨县王家岗乡徐营村，初中毕业，有16年汽车驾驶经历，是一名有一技之长的“70后”农民工。

    2008年10月被裁员后，贾某至今仍处于失业状态。春节留守杭州，利用大量农民工回家过年的契机，找一份工作是他新年最大的愿望。2009年农历正月初一至初六的长假期间，他总是重复“昨天的故事”，从租住的出租房中，步行两公里来到杭州市104国道旁的劳动力市场“守株待兔”，期待雇主的出现。可寄予的希望越大，感到的失望也越大。

    找工作难的现实令他一家的生活“捉襟见肘”：在杭州市萧山区新塘街道下畈朱村租住的房子，房租每个月要200块，一个年满七岁的适龄孩子因为父母的漂泊一直未能上学，全家的经济来源仅依靠老婆在饭店当洗菜工每月七八百元的工资。“再找不到汽车司机的活儿干，就只能委屈自己干别的活儿了。”贾某说，总不能长此以往吃“软饭”，靠老婆养着吧！面临回农村种地还是留守城市继续等活儿干的选择，贾某非常坚决地说“不回去”，在城里待一天就有挣钱的希望。

    他的家乡处于淮河王家坝闸的分洪区，“不是涝就是旱，靠种地根本没有盼头”。

    徐营村2000多户，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打工。他讲了一个非常令人震撼的故事：

    “村中有老人过世，有时连抬棺材的人手都难以找齐”。“只有出来才有出路，不管生活怎么样，在城市总比农村强”。虽说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找工作还没着落，但他对认准的事非常执着。

    案例三：“80后”李某：“工作和收入并不重要，关键是这种经历”

    李某，1986年出生在云南省马龙县。马龙县是著名的矿区，铁矿探明储量3000多万吨，重晶石2000多万吨。但农家孩子小李并不钟爱这片热土。2005年，19岁的他在马龙县月望乡高中没毕业，就与同学一同约定出去闯天下。

    四年多时间，他工作过的地方包括苏州、无锡、上海、广州、深圳、金华等10个城市，唯独在苏州工作了一年左右，他每到一个城市都以到物流中心做临时工为主，漂泊不定。牛年春节，他一个人在浙江金华一家每晚10元的小旅馆中度过。留守金华过年，20出头的云南小伙子主要看中国际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装箱装车业务。他说：

    “农民工回家过年了，没有多少人抢生意。”400元装一个集装箱，平均每天装三四个货柜，可以月进三四千元，“好不惬意”。可全球金融风暴一来，小伙子的如意算盘全落空了，在物流中心每天一两个货柜都装不到，收入锐减。听别人说杭州比金华好找工作，2009年1月26日孤身一人来到杭州市区找工作。从金华出发前，他通过网络做足功课，包括去杭州市各县区劳动力市场坐哪路公交车，都一一记录在小册子上。这个云南籍小伙子说：“出门在外，只要愿意随便都能找到工作。希望是老板每月押工资的天数尽量短一些，最好是月月结清。”六七天过去了，个人工作没有半点眉目。他就白天到劳务市场找工作，晚上不舍得花钱住旅店，就在附近的网吧玩通宵。反正里面有空调不冷，累了就趴在桌子上睡一会儿。晚上在网络上，他把白天找工作的艰辛抛到九霄云外，与认识或不相识的网友相互问候、聊天，而女朋友则留守在千里之外的马龙老家。

    这名“80后”非常坦白地说，自己不看重工作与收入，主要是这种经历。“一个人不能老停留在一个城市，在不断漂泊的过程中总会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城市和工作。”

    三、从“生存”到“发展”透视农民工心态差异

    农民工自身的行为选择是决定进城和返乡的关键，即使宏观上的制度约束再大，导致其最终发生效力的还是需要个体的理性行为选择来实现。从“60后、70后、80后”三代农民工的主体特征以及返城心态来看，农民工行为选择的动因是有差异的。与“60后”的第一代农民工相比，“70后”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比上一代偏高，有一定的务农经历，但更倾向于在城市打工生活；“8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则表现出：年龄普遍较小，基本没有务农的经历，但受学校教育程度较高，从学校出来以后即进入城市打工。

    具体而言，从进入城市打工的动因看，“60后”农民工普遍将谋生活、赚钱作为第一目标，基本上是单一的“生存—经济”目的，例如第一个案例中的老陈在家打理完庄稼进城务工的主要任务是找活挣钱，即使碰到金融危机，也要返城再碰碰运气，反正也不是农忙的时候。“70后”和“80”后农民工的心态和第一代农民工明显不同，其外出的动机已经不仅仅是怎么活、靠什么活，即“生存—经济”模式下的“谋生”问题，而是活着做什么即活着的追求或价值问题。案例二中，贾某在面临回农村种地与留守城市继续等活儿干的选择时，非常坚决表示不回去，待在城市总比回农村强。案例三中，小李也更留恋在城市漂泊的日子，即使赚到的钱有时连日常开支都还不够。金融危机下他们仍义无反顾地选择进城打工，不仅仅是为了寻找生存的机会，更关键的是在主动追求进入城市发展的机会。

    从城市认同感来看，农民工的代际差异也十分明显。1999年，清华大学李强教授曾对234名留在农村的农民工家人展开调查，考察外出农民工今后是否回家乡定居，调查显示“89.7%的农民工将来一定会回到家乡定居，10.3%的人不回到家乡定居”。10年后的今天，这些数据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据浙江大学2008年的调查显示，有41.1%的人愿意留在城市（指杭州），35.3%的人确定将来要回去，还有23.6%的人还不确定但将来有留在城市的可能。从两组数据的比较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要比老一代农民工要高（目前，新生代农民工数量约占农民工总数一半多）。“60后”农民工仍旧保留了小农思想，他们自我满足、自给自足，不寄希望留在城市，对农村和土地保留着依恋。像老陈这样的第一代农民工长久以来一直重复着过年回家、农忙务农、空闲进城打工的生活。“70后”农民工开始从内心里认同城市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他们表现出强烈的城市定居倾向，往往是举家迁移。虽然举家迁移带来小孩的教育、家庭的日常开销以及其他生活成本都大幅增加等问题，但也存在着明显的正向功能，如下一代的文化教育问题、夫妻关系和家庭生活也都将有所改善。像贾某那样的家庭在杭州以及周边城市比比皆是。“80后”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可是最高的，他们几乎完全适应并内化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工业文明和信息技术使它们树立起强烈的市场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以及权利意识，也塑造着他们与祖辈、父辈截然不同的选择路径。网络、品牌、休闲、人际关系是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也不在乎从一个城市向另一个城市的“漂一族”生活，“在不断漂泊的过程中总会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城市和工作”是大多数“80后”农民工心态的写照。当然，尽管“70后”、“80后”农民工对制度性的身份认可在减弱，对家乡的乡土认同也在减弱，但并不表示他们已经成为城里人，相反，城乡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及其运作逻辑的区隔（distinction）恰恰使得这些对城市具有较高认同感的二代、三代农民工既不能完全在城市“扎根”，也不能再回到农村有效“归根”，从而极易陷入双重困境。

    从就业途径和择业观念上来看，当前农民工的就业途径主要有三个：通过人才市场或职业介绍所推荐、老乡和朋友介绍、自己寻找。金融危机来临之际，就业岗位供需矛盾加剧，这些就业途径发挥的作用都相当有限，大量农民工都处于焦虑的等待状态。

    在择业观念上，“70后”、“80后”农民工已经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他们大多数选择的工作是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和制造业，这些工作门槛低，相对比较干净、不太累，而且工作的技能要求不高，他们可以在短期内就可以学会并成为熟练工。这样，他们很快就可以在城市当中生存下来，并获得成长。老一代农民工身上体现出更多吃苦耐劳的品质，只要能挣钱，苦活、累活、脏活他们都乐意干，而且选择的职业季节性和流动性都很强。

    比较三代农民工的行为选择及其心态历程，“70后”、“80后”农民工较之“60后”农民工逐步由生存理性走向以发展理性为导向的思维方式。所谓发展理性是与第一代农民工的“生存—经济”理性相对而言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开始把“根”从农村拔出，生活方式趋于“城市化”，情感认同偏向城市，价值取向背离“乡土”。从生存到发展是一种根本性的、“质性”的变化过程，发展不是生存目标、条件和状况在“量”上的增长或程度上的提升，因为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社会、政治上的需求显然不是对生存需求的自然延伸和补充，而是对于城市、对于生活之另一种新领域、另一种新的意义的开拓，这种理性追求和选择不能完全用经济的或准经济的理性杠杆来衡量。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的“生存—经济”分析叙事模式实际上潜藏着一种化约论，将文化、社会、政治的领域化约为围绕“生存”而组织起来的经济生活中的因子，而否定其相对独立的地位和意义。发展是一种有别于生存的“现代性”追求，农民工不能一直停留在生存的边缘上，他们必须超越生存，寻求发展。工厂生产、城市生活的体验与文化领域培养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现代性”——正如英格尔斯在《从传统人到现代人》一书中着重论述的工业与城市对传统人向现代性转变的功能一样。进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接受的全新的社会化力量构成了一种“现代性”追求。随着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现代性的增长，无论是从主观还是客观上来看，他们回农村是“回不去”了，但同时，他们在体制上讲暂时还无法融入城市。如此一来，问题就彰显出来：新生代农民工在行动选择上宁愿成为城市里的流浪汉，也不愿回到农村生活，与父辈仅仅为赚钱而打工、对城市并没有价值认同，也更没有生活依赖，只有回归农村才有归属感的思维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那么，当前在金融风暴的袭击下，大力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安排及配套服务措施就显示出政府的“一厢情愿”，甚至可能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金融危机下的农民工问题重点还应着眼于“农民工”的内部分化及由此带来的行为选择转变，即农民工对自身定位差异将决定政府努力的方向和政策制定的导向。

    四、金融危机下应对农民工问题的建议

    农民工不同群体的不同特点，不仅决定了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和阶段将面对不同的农民工问题，而且在相同的时间点上也将面对农民工不同群体的不同问题。它在当前这场世界性金融危机影响到中国实体经济后就已有所表现。与第一代农民工仍可选择回乡“就业”有别，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已只能在城市解决，农村和土地对新一代农民工已没有太大意义。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来说，正如“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所说的那样，“土地事实上起到了社会保障的作用，城市无工可做即重新返乡务农，经济不景气会对他们的生产生活产生影响，但影响尚不是根本性的，他们还有家可回，有荒废的土地可以恢复耕种”。然而，土地的社会保障作用，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基本已不复存在。城市是他们的生养之地、理想之所，他们已无法离开城市而过活。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壮大正在给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出新的问题，这在眼下的经济困难时期更是如此。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其途径只能是为他们真正成为“城里人”创造条件。从长远看，必须致力于农民工向城市产业工人的转变，实现“同工同酬同等待遇”，在劳动保障上强化“产业工人”的概念，彻底转变权利二元化的现状。当前如何安排好农民工返城就业，也是政府应对金融危机工作的重要问题之一。为此，本文从以下几方面提出建议：

    1.政府应对农民工问题有明确的认识，做好农民工群体的整体规划。农民工问题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同时，它也是个社会问题。农民工的发展壮大是中国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型。他们从农村走向城市，从较低的职业阶层转变为庞大的产业工人阶层，不仅加速了城市化进程，还提高了中等阶层的比例，有利于实现社会阶层结构的合理化和优化。这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需要政府整体的劳动力安置规划，根据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预测农民工进城的总体需求量和需求种类，做好信息发布以及制定相应地转移政策。

    2.立足于制度创新，为那些定居在城市的农民工群体（尤其是二、三代农民工）提供制度保障。制度是人们获取资源合法性的重要依据，新生代农民工能否最终定居和生活在城市，除了自身的意愿和努力外，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制度。当前各地在户籍制度改革方面均作出了努力，但农民工定居城市的进程并没有得到有效推进，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户籍制度将社会成员划分为城市和乡村两种，城市居民享有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教育享受等方面的权利并没有赋予给进城农民工，户籍制度的改革不能仅仅停留在居住权和迁徙权上，而要在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及教育、就业制度等方面得到深化。

    3.增加教育培训机会，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农民工文化程度有限，技术水平不高，收入的提升较慢。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在提升农民工素质和技能上下功夫。可行的方式是政府、企业及各种非政府组织联合加大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以应对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从而进一步提升自身收入状况、改善城市生活水平。

    4.积极扶持各种进城农民参与的微型商业，为进城家庭实现就业多元化创造有利条件。对农民工微型创业（小商店、各种小服务机构等）提供优惠税收政策，并在审批上予以更加快捷周到服务。这样既直接促进城市商业和服务业发展，也有利于农民工迅速成为城市居民和稳定的城市产业大军、消费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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