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工开物·栩栩如真》
当香港小说家严肃起来的时候……
由于金庸、古龙、张小娴和亦舒太受欢迎了，难免有朋友问我，香港到底有没有严肃文学，有没有写严肃小说的人？当然有。
之前香港浸会大学颁了一个“红楼梦奖”，是有史以来华文小说界奖金最高的一个奖项，专门颁给长篇小说，后来得奖的是莫言。在最后评审阶段，有一个人的名字跟莫言争持不下，这个人就是我的好朋友、香港小说家董启章。
董启章这本《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已经在台湾拿尽了几乎所有最大的文学奖项，之所以没有拿到“红楼梦奖”，是因为这本50万字的书才只是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换句话说，还有两本，全长加起来应该有160多万字。要写160多万字的书对一个香港小说家来讲实在很难想象。
董启章过去出过好几本书，这些书在台湾和香港都广受好评，尤其在台湾，他的书不仅卖得不错还拿了很多奖。但是在香港这个金庸与亦舒称霸的世界，他这样的作家生活自然比较清苦。他当时输给莫言是由于其小说还没有写完，我觉得真是可惜，毕竟莫言大哥已经非常有钱了，而董启章很穷，要坚持在香港当一个严肃小说家，他太需要这笔钱了。
我个人认为这本《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是近年来整个华文小说界里最复杂、最精密的一本书，是一本小说家的小说。它几乎想穷尽所有你想象得到的小说技巧，是一本对学院派批评家而言非常有挑战性也非常好玩的书。但是估计一般读者看的时候多少会觉得有点头疼，并不是他的文字有多别扭，而是整个结构的问题。
这本《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是整个《自然史》三部曲的第一部，董启章打算接连写三部，而且这部书还有个副标题，叫做“二声部小说”，他基本上把整个小说分割成了两个部分，互相交错。一个部分是以第一声叙述者“我”为主，看起来好像是个真实事件；第二部分他创造了一个人物，叫“栩栩”，栩栩在一个虚构的世界里，两部分互相交错。
这部小说复杂在我们能从好几个角度看待它，这部小说其实是作者董启章描述自己家三代人的故事；同时，描述从清末民初到抗日战争，一直到回归之后香港的历史，讲了一百多年来香港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再者，它是物件跟人之间的关系史。
过去我们谈历史都直接谈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在小说里描述历史跟家族史的故事非常多，我们看那些人怎么样，他们的性格如何，遭遇了什么磨难，家族有怎样不堪的命运，整个社会的起伏如何等等。但这本小说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透过一个又一个物件来写的，通过物质文明写三代人和一百多年的香港历史。
这些物品包括卡式录音带跟卡式录音机，对很多年轻人而言，大概连这个东西都没见过，但小说里的描写却很有趣。他特别写到最早的Walkman随身听，当你戴上随身听的耳筒，你和世界之间就被隔出了一道屏障。如果你在嘈杂的街道上，只要戴上耳机，就会觉得你跟世界隔开了，就像今天我们听MP3一样。董启章利用录音带这个“隔离”功能来描述这个东西在历史上象征了什么，比如人与人之间的隔离等等。
此外，他还谈到了老式缝纫机。对很多香港家庭来讲，老式缝纫机很值得怀念，因为香港在经济正要起飞的时候，很多妇女就是在家开着这么一台老式缝纫机帮忙做衣料加工的工作，赚点外快，贴补家用。
这本书对老式缝纫机有一个非常微妙的描写，他说老式缝纫机是比所有重型机器还要暴力的机器。它那根针很有穿透性，把一些布娃娃一针一针地戳过去，刺穿了它们，才能把它们连起来。在这里，他很仔细地描写了这个过程，写得非常暴力。
总而言之，这本小说里面充满了各种不同的物件，这些物件都被写成一种隐喻和象征，代表着整个历史的变迁，但这还不是小说最复杂的地方。
在现代文学里有一种东西叫后设小说①，一般小说作家写出一个事件就是创造或模仿这个事件，如果你在这个小说里看到小说中的人物怀疑他们到底是真的人还是一个作者创造出来的人，就表示你开始进入后设小说了。所谓后设小说，指的就是小说里的角色不断地反省、怀疑什么叫做小说本身。
这本书用了明朝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做名，作者想强调的是所有小说里的人物其实也是一种“物”。《天工开物》正好就是一个艺术创作的过程，从大自然造物到人造物之间是没有距离的。在这个层面上，这本书就变得非常复杂了，即所谓的“二声部”彼此来回。
或许我很难在短时间内把这本构思非常精巧，结构又非常繁复的书说得非常清楚，但是我真心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够拿到这本书看一看，或者什么时候它能出个大陆版。这样大家就能够见识到当一个香港小说家要严肃起来的时候能够严肃到什么程度。
作者小传
董启章，从事写作及写作教学，曾获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特别奖，及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学新秀奖等。著有小说《V城繁胜录》、《衣鱼简史》、《贝贝的文字冒险》、《东京·丰饶之海·奥多摩》、《时间繁史·哑瓷之光》等。
《切·格瓦拉之死》
“很可惜，他失败了！”
“一个人如果30岁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话，他就没有良心；一个人如果过了30岁还相信社会主义的话，他就没有大脑。”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年轻人应该要有广博的同情心，要有改变世界的热血，要有远大的理想，而社会主义完全能够代表这一切。但是如果他到了一定岁数，知道了人世的艰难，现实的困苦，人生中各种各样所不能够推卸的责任之后，他仍然相信这些东西，仍然相信这些价值，仍然相信社会主义，那他就是一个傻瓜了。
这句话在最近30年的西方世界变得特别流行。它表达的是一种集体的虚无感，这种虚无感是整整一代人的，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反战运动”。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到法国的“五月革命”，再到美国的“反战运动”，全世界经过这些事的那一代人后来都有一种幻灭感，这使得这句话变得特别流行。
怎么样去把握和认识这样一种幻灭感，给大家介绍《切·格瓦拉之死》。我看的是台湾版，大陆版很早就出来了。作者叫做杰伊·坎特（JayCantor），是一个美国的文学教授，现在波士顿大学教书。杰伊·坎特除了是个教授之外还是个挺不错的作家，这本书是他的第一本小说，后来他还写过好几本小说。
这本书的翻译者也非常值得介绍，叫邹亚，译得相当好。全书翻译难度很大，篇幅也长，600多页的煌煌巨著，文体缤纷灿烂，非常复杂。这本书在20世纪80年代出来的时候曾经得过好评，但后来好像被人淡忘了，直到这几年因为切·格瓦拉热又回头，很多人才把它重新拿起来看。
关于切·格瓦拉，描写他的小说、传记、纪录片、电影、漫画卡通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因为他是个神话般的人物，他能够提供很多创作的灵感和题材，所以很多人以他为主人公写小说。但是这本小说在当年出来的时候真是一部别开生面的著作，看完之后觉得有点像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写法，文笔近乎于一种巴罗克式的精雕细琢，而且最特别的地方是他的观点。
整本书大概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叫做“批判：自我批判”，第二部分叫做“玻利维亚战争日记”。每一部分又切开两重时间去写，一重过去，一重现在。作者一方面以回顾过去的状态去看当年切·格瓦拉写的日记，以及他的战友记载当时一些人的口述记录；另一方面则是以现在的观点重新回顾过去发生的这一切，理解当中的成败和因果关系。而且每一个部分里那些所谓的切·格瓦拉日记有大半是作者虚构的，里面充斥着各种不一样的声音、不同的说法，有时候是日记，有时候是剧本，有时候是新闻报道，写得非常复杂。
这本书表达的中心观点是切·格瓦拉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人物，他的确有远大的理想，但是很可惜，他失败了，而且今天去看甚至有点可笑。
比如他信心饱满地跑去玻利维亚打游击，他觉得自己很擅长演讲，在玻利维亚丛林里面碰到一帮农民，就把这个小镇的人叫出来，然后对他们演讲，说美国人有多坏多坏。结果这帮人就问他们说什么呢，北美人很坏，北美人是外星人还是怪兽呢？也就是说那些人无知到不知道什么叫北美人，更不知道什么叫美国人。切·格瓦拉就跟他们说：你们知道吗？你们生产出来的粮食全被他们霸占了。那些农民就说不对呀，这些土地都是我们自个儿的，我们自个儿种，没人霸占。切·格瓦拉只好再给他们分析：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这些东西最后只能卖给他们，他们买家垄断了。结果那些人听得是一愣一愣，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对比之下反而显得切·格瓦拉特别傻。到了最后，切·格瓦拉被描写成一个偏执狂，一股热情完全专注于个人的梦想。他的伙伴说：“切不再和我们交流了，他失去了解释的兴趣，或者说，他根本就不能解释。我们的想法不重要，甚至可以说，我们的忠诚并不是那么的重要，他不需要我们；或者说，他并不是长期地需要我们，他的计划中没有我们的位置。”
切·格瓦拉最终被描写成了一个有理想但是不顾现实，最终导致自己失败的偏执狂。事实上，这也是整整一代西方知识分子集体反省的结果。
当年他们都曾经最相信革命，支持切·格瓦拉，崇拜他。但是当有一天发现自己没有什么能做得到的时候，回过头来就只能够嘲讽过去的一切。我们见过很多这样的中年人，不是吗？
他们曾经非常勇敢地想要改变世界，但是到了后来发现自己无能为力。为了不让自己良心不安，要么就断然否定自己的过去，觉得自己完全是愚蠢无知的，认为现在还相信那一套的人都是笨蛋；要么就像这本书一样，变成一种犬儒②式的嘲讽：“哎呀，理想是该有的，我怎么样表达我的理想呢？我买件T恤或者有时间捐点钱吧，你真要我干革命，那就免了，谢谢了，因为那是注定会失败的。”这本书表达的就是这种犬儒的情绪。
看到这里也许你会觉得切·格瓦拉早死是好的，是有道理的。让切·格瓦拉永远活不到这样大的岁数，永远是二三十岁年轻人的偶像，永远被封存在历史之中，以他骄傲的眼神看着那些白发斑斑的老人怎样离弃当年的诺言。而这些人再次面对曾经的偶像时只能惭愧，于是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一并给否定掉！
作者小传
杰伊·坎特（JayCantor），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人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的积极分子。师从诺尔曼·布朗和赫伯特·马尔库塞。除《切·格瓦拉之死》外，另著有《大颈区》（GreatNeck）和《疯子猫》（KrazyKat）。是1989年麦克阿瑟奖（MacArthurPrizeFellowship）得主。
王小波Ⅰ《沉默的大多数》
被炒作出的神话符号？
公众视野里有两个姓王的作家很红，一个王朔，一个王小波。王朔还活着，而且到处上节目，接受媒体采访，闹出过很多风波，大家关注他很自然。但是王小波死了十年，虽死犹生，依旧有很多人在怀念他。
每当你看着那些怀念活动、纪念文章，难免困惑：谁是王小波？王小波是干什么的？他写了什么东西？留下了什么影响？为什么他成了一个神话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底下的王小波又是谁呢？
很多人说王小波是被炒作起来的，之前他的遗孀李银河教授发起了一个“重走小波路”的活动，找了一批王小波的粉丝，从头到尾走了一遍王小波曾经走过的路。这个活动被很多人认为是“朝圣”，也有人干脆说是“炒作”。王小波去世之后，每年都有很多人重新关注他、纪念他。他去世十周年的时候，《南方人物周刊》、《新世纪》等刊物都纷纷刊出封面专题，重整他的故事。
此外，还有艺术家专门做了王小波的裸像，两条腿叉开坐在地上，露出个生殖器，软叭叭地搭拉下来。这个举动被很多人认为侮辱了王小波，但艺术家自己却说这么做才是对王小波最真实、最坦白的致敬，因为王小波写东西就很坦白、很真实。
过去网上有一个“王小波门下走狗大联盟”，其中一个人物叫欢乐宋，他接受杂志访问时畅谈了为什么宁愿当王小波的“门下走狗”。他一方面说自己不会崇拜王小波，不会把他当成神，另一方面又说自己爱好文学，觉得自己这一代无论如何都赶不上他。这不是把他当成神是什么呢？
坦白讲，我对王小波的感觉跟很多读者不一样，他们心目中的王小波特立独行、非常自由，是一代启蒙者，包括我认识的一些评论界同行都坦承受他影响非常大。但是无论我怎么看他的东西，就是产生不了大家说的那种“感动”跟“触碰”。后来才明白，因为我生活在香港，跟大陆朋友所处的语境有点不一样，感受自然不同。
王小波曾说，影响他最多的作家是福柯和罗素，我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已经在看这些人的东西了，所以再看王小波时并不会感到特别震撼，震撼往往来自于看到、听到一些以前从来不知道的事情。这使得我往往以一种隔岸观火的态度看王小波的作品跟“王小波热”。
大家常说王小波是个自由主义者，这个观点值得探讨。首先，他放弃了大学里相当稳定的职业机会而选择当自由撰稿人，大家觉得这很可贵，这是自由。但是这样的自由早在1949年前就已经存在了，现在也依然存在，只是经过几十年之后，他这样的自由在当时看起来非常特别罢了。而这种自由正是另一种不自由，因为你必须在市场上贩卖你的文章跟作品来维持生计，全世界有哪个地方的作家不是处于这样所谓“自由”或“不自由”的状态中呢？
其次，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家，很多人说他有点像梵高：生前潦倒没人认识，死后大家越来越捧他，久而久之就成了一个神话。
都说王小波特立独行，这个好，那个好，文笔好到能够拿诺贝尔奖等等。我认同王小波写的东西很好看，也非常佩服他，但是我很怀疑那些不断在赞颂他，甚至引用他名言的人里到底有多少真正看过他的作品？
他鼓励大家特立独行，要坚持自己的想法，要自己掌握思维的乐趣，独立思考，勇敢打破禁忌跟愚昧。而他已经死了十年了，我们受到他多少影响？现在又能看到多少人敢于自己去思考？敢于打破禁忌和愚昧？恰恰相反，我看到的多是装作“敢于”的样子，而不是真正去思考。很多人不求深思，只求思考的姿态。要说谁真敢打破禁忌，那就是他的遗孀李银河教授了，但是，为什么今天依然有那么多人要她封嘴呢？这些人有没有尊重过自由思考？如果我们断定一个人炒作，是否就能否定她所说所做的一切？是否就不再需要思考她说的话、做的事情是不是另有道理？
王小波已经死去十年了，如今我们重新看他的作品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地方。你能够看到那个时代的关怀跟现在有什么差别，那时关心的问题到今天有哪些是我们依然要面对的。
《沉默的大多数》这本文集让我看到王小波也有盲点。书里有篇文章讲京片子与民族自信心，批评的是十几年前，越来越多大陆的节目主持人开始学港台腔了。“港台文化正在侵入内地，尤其是那些狗屎不如的电视连续剧正在电视台上一集集地演着，演得中国人连中国话都说不好了。香港和台湾的确是富裕，但没有文化。咱们这里看上去没啥，但人家还是仰慕的。”文章认为大家应该坚持说好京片子，从今天的角度看，这是一种语音歧视。比如我们说广东话的人，有时候在香港会歧视一些广东话说不好的人，甚至连广州的广东话也看不起，觉得很土。这种语音歧视背后包含的是一种文化歧视，比如“港台就是没文化，只是有钱”。这样的想法出现在王小波的作品里是个败笔，但即便如此，这本文集里的大部分文字在今天看来犹有新意。
最近十年，我们的思想界、文化圈喜欢搞论战，一论战就把人分类，王小波有时候被人拨到这边来，有时又给归到那边去。我们看那些论战，尤其是网上的论坛，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非常情绪化，动不动就要把人批判到死为止。比如不满意某个人写的文章，大家完全可以去讨论如何不满意这篇文章，而不需要上升到人格攻击的程度。
这本书里有一篇文章叫《论战与道德》。十多年前，社会上轰轰烈烈的新文化事件已经很少发生了，但是王小波发现人们的论战方式并没有大的改变，还是要争出谁好谁坏。他说当年上演了一个电视剧叫《唐明皇》，有一部分人说不好看，剧组的成员跟记者开了个研讨会，会议纪要登在《中国电视报》上。“……我记得制片人的发言探讨了反对《唐》剧者的民族精神、国学修为、道德水准诸方面，甚至认为那些朋友的智商都不高；唯一令人庆幸的是，还没探讨那些朋友的先人祖宗。从此之后，我再不敢去看任何一部国产电视剧，我怕我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忽然知道自己生了个傻儿子而伤心--因为学习成绩好，我妈一直以为我很聪明。去看电影，尤其是国产电影，也有类似的危险。这种危险表现在两个方面：看了好电影不觉得好，你就不够好；看了坏电影不觉得坏，你就成了坏蛋。有一些电影在国际上得了奖，我看了以后也觉得不坏，但有些评论者说，这些电影简直是在卖国，如此说来，我也有背叛祖国的情绪了--谁敢拿自己的人品去冒这种风险？”
某年秋天，王小波在北方一个小城市遇到一批耍猴的人。“他们也用太平天国杨秀清的口吻说：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大家的精神需求，等等，现在给大家耍场猴戏。”在王小波看来，这就是他那代人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气息。我觉得到今天似乎依旧如此，我们很喜欢在文化论战的时候把自己捧得很高很神圣，占据道德高地。这么一来，凡是反对你的人，必是道德上可疑的人。
书里提到要小心民族主义的情绪，文章名为《警惕狭隘民族主义的蛊惑宣传》，与其说是要大家警惕民族主义，倒不如说是警惕蛊惑宣传。他认为有人把民族主义用一种蛊惑宣传的手法宣扬出来很有问题，如果我们这个社会上出现很多矛盾的时候，要解决现实问题是很难的。“最简单的做法是煽动一种仇恨，鼓励大家去仇恨一些人，残害一些人。比如宣扬狭隘的民族情绪，这可以迎合人们野蛮的劣根性，煽动仇恨、杀戮，乃至灭绝外民族，都不要花费什么。煽动家们只能用这种方法给大众提供现实的快乐，因为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假如有无害的方法，想必他们也会用的，我们应该体谅蛊惑宣传家，他们也是没办法。”
整篇文章虽然看起来是在讲纳粹德国，但他在结尾处说，中国这个地方是个特别欢迎宣传、蛊惑宣传的地方，大家也特别容易中蛊惑宣传的毒，所以，大家要好好小心。这是王小波十年前给大家的警告。
作者小传
王小波，作家，唯一一位两次获得“台湾联合报系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的大陆作家。1997年4月11日去世，此后民间出现了“王小波热”的文化现象。出版作品有：《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我的精神家园》、《沉默的大多数》、《黑铁时代》、《地久天长》；纪念、评论集有：《浪漫骑士》、《不再沉默》、《王小波画传》等。
王小波Ⅱ《黄金时代》
好的色情不遮掩
很多人喜欢读王小波的评论和随笔，固然是好看，也颇具影响力，但是王小波用心最深，最令自己满意的恐怕还是他的小说，尤其是他的成名作《黄金时代》。这部小说曾经拿过台湾最重要的文学奖“台湾联合报系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王小波是第一个拿到这个文学奖的大陆作家。
谈到王小波和他的作品，很难不联想到性，他总是酣畅淋漓地描写性。大家当年看的时候觉得很爽，甚至有些人起初是想看黄书，结果发现原来不是本黄书。随便从书里摘几句话，什么“他的小和尚又拔出来”，“乳房摸起来像冷苹果”等等，此类大胆的描写似乎很容易让人看得兴奋。
倘若从严肃文学的角度看，显然他颠覆了大家对“文革”的看法。王小波本身是返城知青，他这一代作家写“文革”或者以“文革”为背景是不可避免的。而过去大家谈到“文革”都会觉得无比灰暗沉重，是场灾难。但偏偏有两个作家改变了大家这种印象，那就是王朔跟王小波。王朔使“文革”变成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而王小波则指出，在一个非常严肃的年代下，大家都愿意为运动而献身，其实这中间充满了原始情欲的爆发。
很多人说他写出了政治和社会对人性的压抑未果，人性最终会冲撞出来，会淋漓尽致地被表达出来。事实果真如此吗？《黄金时代》里所描述的性关系并没有那么简单。戴锦华教授曾评论王小波写的性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性，绝不只是描写政权或社会怎样压抑了人的性爱自由和恋爱自由，他是把性关系写成一种权力关系。
反观他笔下所有关于性或爱情的故事，总有那么一些复杂的权力作用。《黄金时代》的男主角王二跟陈清扬下乡的时候曾逃到山上去住，快活了好一段日子。后来回来自首，天天被人抓去交待，还要写交待材料。这里有个细节很有趣，他们俩每次写交待材料的时候，把性生活经历写得越详细，上头越赞好。那个检查他们思想材料和检讨报告的上级基本上就是把他们的检讨报告当色情小说阅读。这样的关系其实是一种复杂而危险的权力关系，因为性关系本身是在权力中被解构和呈现的。
王小波写性并不是要用性冲击大政治，做什么大叙事。恰恰相反，他写性就是为了告诉我们，在那个年代，即使在两个人亲密的肉体关系中权力也无处不在，它左右着每个人对性的想法与渴望，甚至包括做爱的姿态等等。
有人说王小波写性好在不猥琐，可以升华。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成问题。就像很多人说意大利著名的大卫雕像是很健美的，因为它是艺术品，虽然裸体但不色情。这种说法很荒谬。艺术跟色情纯粹是我们主观的区分，在现代社会，为了教育等原因我们硬生生把二者区分开来。像《金瓶梅》，有人说它是伟大的文学著作，难道因此就能说它不色情吗？相反，它的色情正是它艺术成就的一部分。
王小波写性之所以写得好，正是在于他色情得很直接，不是什么“非色情化”或是用一些很艺术的手法去描写。没有，没有任何艺术加工，仅仅是不遮掩。他写性的时候没有有意让性变得更不猥琐或是有意将猥琐的性如实地表达出来，这才是他提出的挑战。
有人说王小波是颠覆的，他颠覆了很多政治语言。在《黄金时代》里有一个人叫做李先生，是香港回去参与运动的博士。后来他在大学里面老被人批斗，还闹了毛病。什么毛病呢？龟头血肿。有一次大伙儿就嬉笑他，给他取名叫龟头血肿。李先生觉得很不好，他还写大字报说：“龟头血肿很不好，龟头血肿很疼。龟头血肿应该否定，绝不要再有人龟头血肿。”最后这两句，我们去掉龟头血肿，保留前面那个“应该否定”、“绝不要再有人”。这种说法完全是当年“大字报”上常见的口号式语言，但是换上了“龟头血肿”整个味道就变得非常荒谬非常好笑了。
换个角度看，王小波所有的幽默，所有的颠覆，在今天的某种意义上已经不颠覆了。因为今天的社会已然允许你去写这样的句子，允许你去说这样的话了。请看各大门户网站，你不一定能看到很颠覆性的东西，但是你能看到很多色情的图像或者带有色情暗示的故事，不是吗？
王小波Ⅲ《理想国与哲人王》《个人尊严》
自由主义的精髓在于什么？
王小波生前，影响力最大的是他的杂文。有人认为他的杂文对当代中国年轻人而言几乎比得上鲁迅。他的杂文写得有多好？其间表达出什么样的观念和想法？我们需要好好去看一看他的杂文集。
《理想国与哲人王》一书收集了很多王小波的名篇，比如《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很多人都觉得这篇文章很好看，它不是说出了什么很特别的道理，而是王小波通过它特别强调了自由主义精神。这恐怕也是后来为什么很多人把王小波归类在自由主义行列的原因。
他所谓的自由主义精神指的是：与其做一个跟所有人想法一样的，千人一面的所谓的人，倒不如做一只生活不被人设置，不被人摆布，坚持自己一套的猪。这种坚持自己一套，不跟别人一样的想法来自什么地方呢？在《思维的乐趣》一文中，他提到自己“文革”时插队，非常苦闷。比如看戏，来来去去看八部经典样板戏，再经典也看得让人闷得发慌。他说当时管着他们这帮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军人代表其实都是好人，但对他们来讲，所谓“思维的乐趣”就是早晚背诵毛泽东思想，脑子里面什么东西都不想。而对王小波而言这种生活实在太苦闷、太难受了。所以他得出一个结论：人不能只求善良，还要思维上面自由。如果在当一个好人和当一个有自由思维的人之间选择，他宁愿选择后者。
很多人对“自由主义”有一种误解，常常在互联网论坛上看见有人说谁谁是自由主义者，这些说法是有问题的。原始的自由主义在道德上主张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多种不同理想的人生境界。可能你信仰某个宗教，根据这个宗教的指引上到天堂，这便是你最理想的人生境界。但对我而言，每天酒池肉林就是我人生的理想境界。自由主义的精髓在于你没有权利把你的那一套理想的人生境界强加到我身上，我也不能强迫你跟我过酒池肉林的生活，因为没有任何人掌握真理，没有任何人有把握确定世界上哪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是完美的，是绝对真实的。因此我们应该开放，让人人都有自由思考的能力，让各种各样理想的人生境界共存且彼此宽容，这样我们便能够彼此参考。或许我看一下你信的宗教教义，发现还挺有说服力，我可能会放弃我原来的想法，也可能是你放弃你原来的想法投向我这边。这种共存与包容就是自由主义的精髓，它贯穿在王小波所有的杂文里。
这本文集里我最喜欢《沉默的大多数》，它讲的是很多人批评中国人，说中国人老是沉默不说话，但王小波以亲身体会得出“沉默不可怕，说话才可怕”的结论，因为“有时候我们是被逼听很多话，也被逼说很多话”。什么叫被逼听很多话？他回顾小时候看大炼钢铁：“炼出的东西是一团团火红的粘在一起的锅片子，看起来是牛屎的样子。有一位手持钢钎的叔叔说，这就是钢。那一年我只有6岁，以后有好长一段时间，一听到钢铁这词，我就会想到牛屎。从那些话里我还知道了一亩地可以产30万斤粮，然后我们就饿得要死。总而言之，从小我对讲出来的话就不大相信。”偏偏这些话是高音麦克风，天天在耳边响来响去。“我说自己多年以来保持了沉默，你可能会不信。这说明你是个过来人，你不信我从未在会议上‘表过态’，也没写过批判稿。这种怀疑是对的：因为我既不能证明自己是哑巴，也不能证明自己不会写字，所以这两件事我都是干过的。但是照我的标准，那不叫说话，而是上着一种话语的捐税。”
我们这个民族经历过太多被迫要听很多话的年代，也经历过被迫要说很多话的年代。但是那些被迫听的话，其真实性比不上自己真实饿着的肚子；那些被迫要说的话，其真实性也只不过是一种必须要交的税。谁爱交税？都不爱交税。但是你能不交吗？
但凡说到王小波文章里的自由主义思想，很多人就会说：对，没错，他就是个自由主义者，他是“右派”。在“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争论中，动辄就把人归类，谁是新左派，谁是自由主义者，谁左，谁右等等。这样硬生生的区分非常模糊和不准确，而且有些人实在很难将他完全归到哪一边去，王小波就是如此。虽然他有自由主义的思想特质，但很难说他就是个自由主义者，如果你以为自由主义就是“右派”的话，请看他是怎么看待“左派”的。
《个人尊严》这本文集里有篇文章叫《在美国“左派”家做客》，王小波曾到美国纽约一个老“左派”的家里做客。去他家其实是为了找个地方睡，因为纽约住店太贵了。谁知去了他家后这位老先生就跟他猛讲“左派”的事儿，想看他如何反应。他也当过革命小将，但偏偏就不想谈这些事。从中我们看出一个从中国大陆去的知识分子跟一直在美国想搞革命的老“左派”观点大不同。但是到了最后，王小波说：在美国的各种人中我最喜欢的还是“左派”，因为这些“左派”很单纯，很可爱。
王小波常说自己受到很多人的影响，比如法国的大哲学家福柯，还有马尔库塞。马尔库塞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青年“造反”运动及“左派”社会运动最大的思想导师之一。从这些人的著作中得到的养分，使得王小波对资本主义社会，对市场经济影响下的问题有很深的批判意识。
他在《个人尊严》一书中提到商业片，文章叫《商业片与艺术片》。他痛骂美国的好莱坞电影，顺便说了说国产片：“好莱坞商业片看多了，就会联想到《镜花缘》里的直肠国。那里的人消化功能差，一顿饭吃下去，从下面出来，还是一顿饭。为了避免浪费，只好再吃一遍（再次吃下去之前，可能会回回锅，加点香油、味精）。直到三遍五遍，饭不像饭而像粪时，才换上新饭。这个比方多少有点恶心，但我想不到更好的比方了。好莱坞的片商就是直肠国的厨师，美国观众就是直肠国的食客。”
十年前追星族越来越多，虽然还没到杨丽娟追刘德华的疯狂程度，但也够癫狂了。王小波在《明星与癫狂》一文中说：“明星崇拜是一种癫狂症，病根不在明星身上，而是在追星族的身上。理由很简单：明星不过是100斤左右的血肉之躯，体内不可能有那么多有害的物质，散发出来时，可以让数万人发狂。所以是追星族自己要癫狂。”
从这些文章中不难看出他对大众文化常常抱持一种批判态度，觉得大众文化是压损自由思想的工具。这种批判不是“左派”的吗？过去闹“文革”的时候，大家没有个人的自由思想，现在投入市场经济大潮，天天被大众媒体洗脑，难道你就自由了吗？未必如此。
很多人说王小波是个启蒙思想家，他启蒙了很多人，“启蒙”已经成为今天我们要谈王小波不能漏掉的关键词。然而我发现王小波虽然想启蒙大家，也热衷于各种启蒙活动，但是他自己却并不真的相信有一个美好的终点等在前面，他不认为世界是越来越好的。当他在批判繁杂的大众文化现象时，当他谈到自己写的严肃小说时，我常常感到他有一种悲观的情绪。他很明白自己写的小说读者不会多，当然，那是他当时的想法，现在自然是很多了。但在当时，他很明白一些他心目中真正美好的文化产品是会被大家漠视的，社会不一定会往更好的方向走，这种时候知识分子应该做什么呢？
知识分子不是为了要指出一条更正确的道路给大家，知识分子要做的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有思维的乐趣，都能够继续活出自己的人生，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王小波既不是平常我们大家以为的典型“右派”自由主义者，也不是今天大家常说的“左派”。我们不应该随便把王小波归到任何一个阵营里面，其实对待所有人都不应该如此归类，这种归类方法往往只是大家要打一场混战的时候用来做工具的权宜之计罢了。
《山楂树之恋》
纯爱感动
很多小说都有爱情的成分，但并不都是爱情小说。所谓爱情小说大概像英文里面讲的“罗曼史”一样，跟武侠小说、科幻小说、侦探小说同属于一种特殊类型的小说，类型基础建立在它的主题谈的是爱情。爱情小说有特定的语言、特定的表达方式、特定的结构，甚至还有一些特定的主题。这些东西慢慢变成了工业生产的模具。每一本书以不同的方法，将这些固定的语言文法拼凑组合起来，就成了爱情小说。
爱情小说的市场非常庞大。今天的出版市场里，买书跟读书的人主要都是女性读者，而且据说女性读者都挺欢迎爱情小说的。所以很多写爱情小说的人会针对女性的心理，以女性读者为市场定位慢慢发展出一个更精密成熟的写书方法。这样一来，每一本书可能都在不断地重复。比如像琼瑶、亦舒、张小娴她们，每一本书来来去去差不多都是那些东西，但偏偏就能够不间断地卖下去。我们看电视剧或是听流行音乐，来来去去也是那几下子，但我们还是每天都追着去看，因为我们都需要被感动。
常常听说有什么书或什么人感动了全中国，好像今天的中国处于一个特别需要被感动的时代。前两年就有这么一本书，最初是网上的小说，后来结集成书后感动了很多人。我很多哥们看完之后都哭了，像窦文涛。当然了，窦文涛是个连看《蜘蛛侠》都会哭的人，他的话也不能够作准。但是据说一向心肠很铁硬的陈鲁豫看了之后也大受感动。还有一些名作家、名导演，包括文化界的大腕，都说“哎呀，看了哭得不行了，想办法要把它拍成电视剧和电影”。到底是什么书这么感人？就是《山楂树之恋》，作者艾米。
故事主要讲的是“文革”后期一个下乡的女知青，认识了一个叫老三的男孩。两个人都具有典型爱情小说的特点：女孩很漂亮，身材也不错，很纯真；男孩老三更是不得了，长得英俊，下水能游，又会读书，颇有诗意，而且非常善良，对女主角静秋好得不得了，苏童说他简直就是情圣，总之是个近乎完美的男人。然后这本书出现了一个让我觉得很土气的地方，一个我以为只有琼瑶才会喜欢的素材：白血病，男主角最后是得癌症死的，大家可以想象这段爱情绝对是个催泪的故事。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自己特别冷血，看这种书或电影的时候，往往很难哭，我不容易被感动。我总是在想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它的结构，它是用什么方法去感动你，它为什么要感动你，你又为什么会被感动。看电影也是这样，有时候看喜剧片我也不大笑，总在想它用什么效果让人笑。倘若看一个悲剧的爱情电影，我想的则是它用什么效果让人哭，我满脑子想的全是这些事。这一点小朋友在家里没有家长指导可不要随便学习，长大会很没人性。
既然有那么土气的元素，那么典型的人物类型，为什么它还是能够感动人？正如很多人所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真实。它跟琼瑶笔下的故事不一样，琼瑶往往写一个富家子弟如何如何，而这本小说写的是很多人可能经历过的“文革”后期，那样一个压抑的时代，在那种环境下谈恋爱会是什么样的滋味。这本书在这方面写得相当有实感，所以又有人说它是个伤痕小说或知青小说。
它的伤痕伤在这段爱情是有缺憾的，这个缺憾成为后来很多人称赞这本书的地方，说它纯洁。书里的两个角色，每当有性冲动的时候，比如摸来摸去，或是男主角把头在女主角胸前擦来擦去，而女主角觉得身子下头一紧，都会中途禁止，因为在那个年代搞性行为就是耍流氓，是罪大恶极的事情。最后男主角得了白血病快死了，两个人终于在病床上肉搏相见，但最后还是没搞，摸一摸就算了。男主角说，要保住这个女孩的贞操，要她将来好好嫁给别人去生孩子，代代相传下去，然后告诉女孩的子孙“我是那个爱你的人”。看到这里很多人就哭得不行了，说“哎呀，这太纯洁了”。
或许是因为当下大家常常把性、金钱想得乌漆麻黑的，所以看到这类纯爱的东西就觉得特别纯洁。就像日本流行的纯爱小说，现在日本的小孩有的甚至才十三四岁就已经“搞”定了，难得有些不搞的，看到纯爱小说，就觉得太感人了，这世界上居然有无性的爱。但反过来争论就来了，很多人批判这本书，说这是一本变态的书，因为它宣扬的是性压抑。有性冲动而不发泄，居然被称赞是个纯洁的美事，这不是很变态吗？可是，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相信有爱就必须有性，而性是很自然的东西呢？
法国大思想家福柯曾经在他的《性史》里提到压抑的假设。现代人总觉得性是一种本能而自然的东西，必须抒发出来，而爱情达到某个程度必须要有性生活、要有性行为。强行压抑它的话，就会像这本书一样，是“变态的”、“不自然的”。福柯这种说法也是一种假设，我们凭什么以为性就是本能而自然的东西？你压抑性冲动或者你有性冲动，但是你选择不去有性行为或者很自然地抒发，这两种模式都是一种文化的选择，都是一种社会的控制，它跟所谓人性和自然没有多大关系。所以这本书与其说是变态的爱情小说，倒不如说是伤痕爱情小说。
山楂树
--黄红英
歌声轻轻荡漾在黄昏的水面上，
暮色中的工厂已发出闪光，
列车飞快地奔驰，
车窗的灯火辉煌。
山楂树下两青年在把我盼望。
当那嘹亮的汽笛声刚刚停息，
我就沿着小路向树下走去。
轻风吹拂不停，
在茂密的山楂树下，
吹乱了青年旋工和铁匠的头发。
白天在车间见面，我们多亲密，
可是晚上相见却沉默不语。
夏天晚上的星星看着我们，
却不明白告诉我，他俩谁可爱。
秋天大雁歌声已消失在远方，
大地已经盖上了一片白霜。
但是在这条崎岖的山间小路上，
我们三人到如今还彷徨在树旁。
他们谁更适合于我心中的意愿？
我却没法分辨，我终日不安。
他们勇敢又可爱呀，人都一个样，
亲爱的山楂树呀，我请你帮个忙！
啊，茂密的山楂树呀，
白花满树开放；
啊，山楂树山楂树，
你为何要悲伤？
哦，最勇敢，最可爱呀，到底是哪一个？
哦，山楂树山楂树呀，请你告诉我。
作者小传
艾米，非职业作家，美籍华人，2005年开始在文学城连载纪实性长篇故事，著有《致命的温柔》（与人合著）、《十年忽悠》、《不懂说将来》、《三人行》、《同林鸟》。静秋，《山楂树之恋》的主人公原型，艾米的好友。小说以静秋在1977年写成的回忆文字为基础写就，除叙事部分是艾米根据和静秋的谈话补充描写，对话部分多沿用静秋原有文字。因此，静秋被署名为本书原作者。
张爱玲《小团圆》Ⅰ
乱世之中现苍凉
有人觉得张爱玲常常给人一种非常关注钱，非常势利的感觉，好像她笔下的人物从来都很自私。比如在她《传奇》与《流言》的再版自序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以前我一直这样想着：等我的书出版了，我要走到每一个报摊上去看看，我要我最喜欢的蓝绿的封面给报摊子上开一扇夜蓝的小窗户，人们可以在视窗看月亮，看热闹。我要问报贩，装出不相干的样子：‘销路还好吗？--太贵了，这么贵，真还有人买吗？’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最初在校刊上登两篇文章，也是发了疯似地高兴着，自己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见到。就现在已经没那么容易兴奋了。所以更加要催：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这是非常有名的一段话，很多人都在引述“出名要趁早”，但大家没注意到，为什么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迟了就不痛快呢？事实上这段话后面还有一段话，那才是真正的重点：“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这句话跟前面那种急功近利，形成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对比。她给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背景，也就是学者李欧梵教授提出来的“苍凉”感。
这种苍凉感是怎么来的？要知道，张爱玲活在乱世之中，就像她的小说《小团圆》里面的女主角九莉一样，念书的时候，遇到日本侵华，生命中最重要的黄金阶段都是跟战争在一块的。在这样的乱世底下，她非常清楚所谓文明，是会衰退的；所谓世界，是会崩坏的；战争，是在我们身边的。她表达的其实是一种及时行乐的态度。及时行乐的背后是很荒凉的，因为她并不是很多人以为的那样自私，她对世事的认知非常清楚。在乱世的状态下，所有的人都是可怜的。她把笔下那些乱世中的人物聚在一块，给他们一个苍苍茫茫的背景，然后看这些人在乱世中踯躅，看他们怎么样去浮沉。当你有这样一个历史感的时候，整个时间的感觉就变了，你会发现，张爱玲所谓的小资情调背后是一种非常荒凉，甚至虚无的现代时间观念。
张爱玲的研究近年成为显学，这本书到底是不是她的自传又引发了争议。我国文学界对任何一种文学的研究都会很快发展到索引派的方向。比如红学，基本上已经不是在研究文学，不是在谈《红楼梦》的艺术成就，而是在谈曹雪芹这个人了。同样，最近研究张学也在往这个方向发展，这本书是正合适的。大家都觉得书里的人物跟张爱玲过往现实生活中出现过的人物太吻合了：她的母亲、她的姑姑、弟弟、爸爸，她的老公胡兰成，甚至还有导演桑弧等等，全都能套进去。于是大家很自然地把这本书当成自传来看。
有些张迷看了这本书很不满，觉得她写得并不好。大家对张爱玲的印象停留在她30岁前后的那批作品里，那的确是她最炫目的作品。她前期的作品之所以特别让人喜欢，因为文章里有很多出名的比喻，“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她擅长把外在的景物描绘当成是内心的情感映衬。但是如果她一辈子都这么写，聪明反而变成让人厌倦的炫学，炫才是很空洞的。从这个角度看，晚期的张爱玲并不是退步了，而是写法不同了。
我觉得《小团圆》是她一生作品的集大成。很多评论家说这本书写得不好，主要集中批评头两章，第一章讲主人公九莉在港大念书的时期，第二章讲一些家庭关系。这两章出现的人物之纷杂叫人目不暇接。人物一个接一个出场，有些人莫名其妙地不见了，段与段之间很不衔接，人物的称谓也很乱。但是这些背景的描述都非常重要，张爱玲要让我们看到的是九莉这个人物在不同的人际关系里面怎么行事，怎么反应。这种行事反应的特色是一种疏离的、自私的、清楚算计的。人跟人之间的较量不只是一种现实名声、地位财富的较量，还是聪不聪明的较量。她让我们看到九莉是这样一个很可怕也很冷的人。
她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人呢？有一段提到九莉的母亲来香港看九莉，这时学校放暑假，整个宿舍不能光为九莉一个人开着，所以她妈妈就把她寄托到修道院去。这么做看起来好像是给不起钱，为了省点钱，而没想到的是九莉妈妈来香港住的居然是浅水湾饭店，当年香港最贵的饭店，这使得情况稍微有点尴尬。有个修女叫亨利嬷嬷，亨利送她们一路下山并让九莉送她妈妈回酒店。九莉怕跟亨利嬷嬷一块上去。“明知她绝对不会对她说什么，但是自己多送几步，似乎也是应当的，因此继续跟着走。但是再往下走，就看得见马路了。”她知道一定有一个男人开着车送她妈妈来的，这个男人跟她妈妈有不寻常的关系。现在看到马路就快看到车子了，无论如何，她就站住了。
九莉送妈妈，这本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在张爱玲的笔下，这是一个要表演给修女看的行为。所以她会要多送几步，但又不想再让自己走前一步看到妈妈的情人，于是就止在了那里。这样的描写是标准的张爱玲式。一个念大学的小女孩，会懂得这么多内心的计算，对人情非常历练的观察跟想法都很成人化。我们在第二章看到她其实在更小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懂事到可怕的孩子了。
作者小传
张爱玲，中国女作家。1943年开始发表作品，代表作有中篇小说《倾城之恋》、《金锁记》、短篇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和散文《烬余录》等。1952年离开上海，1955年到美国，创作英文小说多部。1969年以后主要从事古典小说的研究，著有红学论集《红楼梦魇》。已出版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传奇》、散文集《流言》、散文小说合集《张看》以及长篇小说《十八春》、《赤地之恋》等。曾被张爱玲在遗嘱中要求销毁的小说《小团圆》，在她过世14年后由台湾皇冠出版社于2009年2月26日“违规”出版。
张爱玲《小团圆》Ⅱ
“汉奸妻，人人可戏”
张爱玲的文字是非常迷人的，她写出了当时中国文坛所没有的一种很特别的风格，难怪会受到那么多人的追捧。在张爱玲的小说里面，我们能够看到她对一些物质细节的描写，对物质生活的一种向往，对钱的在乎，对生活细节的享受，以及对娱乐的关怀。这些都很符合今天我们对小资产阶级那种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在乎生命中小情小趣的想法。这样的小资情调，对于今天的一些人来说，一定会觉得很讨厌。我们找出《小团圆》里面几句最刺激的话，大家就明白了，所谓的小资情调可以跟一个大叙事或一个大的爱国情怀对立到什么程度。
比如讲到女主角九莉在港大念书时正好遇到日军进攻香港，当时宿舍乱成一团。“七张八嘴，只有九莉不做声。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冰冷得像块石头，喜悦的浪潮一阵阵高涨上来，冲洗着岩石。也是不敢动，怕流露出欣喜的神情。”
日军打香港为什么她还要高兴呢？因为可能不用考试了。难道对一个小女孩来讲，不考试要比日本人打不打过来还重要吗？难道怕考试甚于怕日本人打过来吗？日本人打过来，你却高兴，这不是很奇怪吗？
后来她又希望这场战事快点结束。再拖下去，瓦罐不离井上破，迟早图书馆中弹，再不然上班、下班的路上中弹。她希望投降，希望驻港的英军投降，怕日本兵继续进攻，因为这又不是我们的战争，犯得着为英殖民地送命吗？然后她又说了：“当然，这是遁词，是跟日本打的都是我们的战争。国家主义是20世纪的一个普遍的宗教，她不信教。国家主义不过是一个过程。我们从前在汉唐已经有过了的。这话人家听着总是遮羞的话。在国际间你三千年五千年的文化也没用，非要能打、肯打才看得起你。”
讲到这里，你会觉得，原来张爱玲也觉得能打、肯打，比中国几千年文化重要多了？不过，她话锋一转，“没命还讲什么，总要活着才这样那样”，换句话说，这个女主角，她的关注点始终是放在现世存活上，而不是国家兴亡的问题上。国家兴亡，匹夫未必有责。
二战快要结束的时候，小说里一个有点像汉奸文人模样的人邵之雍说，哎呀，二次大战要完了。九莉笑着低声呻吟了一下，哎呦，希望它永远打下去。之雍沉下脸来道，死这么许多人，还要它永远打下去？九莉轻声笑道，我不过因为要跟你在一起。对她来讲，战争促成了他俩在一起的这个环境。为了在一起，她愿意战争继续打下去的。有点像《倾城之恋》，一个城的陷落，成就了两人之间的恋情。
然后，她进一步解释，她不觉得良心上过不去。她整个的成年生活都在二次大战内，大战像是个固定的东西，顽山恶水构成了她的地平线。人都怕有巨变，她的愿望又有什么相干，那时候那样着急，怕他们打起来，不也还是打起来了。文章仿佛是说如果她还能有选择的话，她会选择让大家继续打下去。这样的态度，难怪有很多人批评她，说张爱玲不只嫁了一个汉奸胡兰成，而且还是一个汉奸文人的帮凶。但事实是不是真这样，能不能这么简单来看呢？
张爱玲向来给人一个感觉，就是她有点偏离“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传统。不只她的文学的风格，还有她关注的课题。她毫不掩饰地表示，对“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传统那种不是救亡就是启蒙的宏大叙事，有意识地远离，甚至是藐视。她曾经写过一篇《五四遗事》，把“五四”那些新青年远远地笑话了一通。
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她更关心的是一些闺房中的事情，一些尘世生活，甚至可以把这些事情写出一种很深沉的感觉来。很多人会觉得，张爱玲太自私了，在那样一个大时代底下，大家都在忧国忧民，她怎么可以这么做呢？于是用一个很常见的历史标签贴上去。
有人说这本《小团圆》有爆料成分，里面绝大部分的人物都能找出真人来对应。例如有一位曾经写文章称赞过张爱玲的文坛老前辈，也在这本书出现了。什么形象呢？原来这个叫“荀桦”的人曾经坐过牢，要靠小说的主角九莉跟她的汉奸老公营救出来。
结果救出来之后，有一回她在路上坐车的时候又碰到这个人，这个荀桦趁着拥挤，忽然用膝盖夹紧了她的两只腿。九莉就说，她向来反对女人打人嘴巴子，因为引人注目，迹近招摇，尤其像这样的熟人，总要稍微隔一会才侧身坐着挪开。但是就在这一刹那间，她震了一震，从他膝盖上尝到坐老虎凳的滋味。这老虎凳是一种酷刑，而荀桦在狱中受过这个。然后她又写，九莉担忧的是到了站，他会一同下车，摆脱不了这个荀桦。她自己也不太认识路，不要被他发现了住址，幸而他只笑着点点头，没跟着下车。荀桦这么做是在提醒她：“汉奸妻，人人可戏。”
我想今天有人在组织张爱玲作品的研讨会时多少都有点这个意思，“汉奸妻，人人可戏”。你的作品再好，但是你是汉奸妻，我们就要搞搞你，死后也不放过你，你能把我们怎么样？
张爱玲《小团圆》Ⅲ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时下很多人把《小团圆》当成张爱玲的自传。坚持这样的想法很容易走上索引派道路，会注意看她怎么谈一些最刺激的问题，比如怎么谈胡兰成。或者我们把它还原为文学，纯粹当成小说来看。在我看来还有第三条路，现代文学里面有所谓的自传体小说。
《小团圆》其实不是纯粹的自传，否则不需要用小说的形式把所有人物改名换姓写，既然你让人觉得这是自传，为什么要当成小说来写？是不是要影射？而影射是为了报复或做一些回应吗？一个很“主流”的讲法说这本书是要回应胡兰成的回忆录。我觉得所谓影射或者把自己的生平变成小说故事，更重要的是对自己人生回顾的艺术化加工，把自己过去所经历的事情赋予一个意义，生命跟写作便独立于自己变成另一个状态了。
张爱玲明明不喜欢怀旧，但是她所写的东西又总是一些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她有一段话讲到她最怕的东西就是回忆过去。“向来不去回想过去的事，回忆不管是愉快还是不愉快的，都有一种悲哀，虽然淡，她怕那滋味。她从来不自找伤感，实生活里有的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光就这么想了想，就像站在个古建筑物门口往里张了张，在月光与黑影中断瓦颓垣千门万户，一瞥间已经知道都在那里。”
她写《小团圆》的时候早已在美国住下来了，她在美国绝大部分时间是讲过去那段日子的。由此可见，回忆跟自传体的小说对她来讲是把过去的经历做一个艺术处理，试图为它找出一段意义，毕竟对她来讲是一段难割难舍的日子。她并不想把美国的生活纳进创作、处理、虚构的过程，只是把握不堪回首、不敢往里望的过去，越是不想往里望越要去处理它，找出里面的来龙去脉。
假如把九莉当成张爱玲自己的话，这真是一个充满心计和算计的孩子。《小团圆》里她和母亲的关系很复杂，似乎是爱恨交缠，而且更多的是恨。她不喜欢她母亲，这点看过书的人都知道，台湾的小说家骆以军形容她母亲对她的教育是种无爱训练，像训兽师一样，从小到大就在教你不要去爱人，要无情。在《小团圆》里出现过好几次关于选择的场面，她的人生总是面对各种大大小小的选择。有时候小的选择是很荒谬的，比如她父亲问她喜欢金子还是银子，她居然就选银子。因为她每次做选择的时候都是在考量“对方想我怎么样，怎么做才能让对方高兴，我怎么适应这个场面”，没有一次是发自真心的，选择她喜欢的，都是为了应对别人，应对当下的场景而做的选择。她的所有理念是在一次次这样的选择中衍生出来的。
她小时候生活的环境人物非常纷乱，一个大家庭，还有中国传统故事在她心目中造成的巨大影响，使得她只能够冷冷地疏离于世界，要不然她会很难活。比方说她家的佣人韩妈妈有个儿子叫进宝，进宝跟她家有往来。有一天韩妈乡下有人来了，说进宝把他外婆活埋了。“他外婆八九十岁了，进宝老是问她怎么还不死。这一天气起来，硬把她装在棺材里。”外婆的手掰着棺材边不肯放，进宝硬生生把她的手指头一个一个掰开，往里头塞。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听这些故事长大的人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她妈妈对她似乎很冷淡，从小见少离多，到处去跑。但是又曾经为了她医病去跟一个医生上床来解决她的医药费，甚至还要打胎等等，这使得她们的关系变得非常复杂。我们看到她有一个选择，父亲的小姘头给了她很漂亮的衣服后突然问她：你喜欢你妈还是喜欢我呢？九莉说：我喜欢你。她觉得：当下是你问我喜欢你还是喜欢我妈妈，如果我不告诉你说我喜欢你的话岂不是太不礼貌了。她面对选择的回应方式是为了给人看的。而同时她又想起《新约圣经》里面圣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的故事，觉得自己已经背叛了她的妈妈。她真实的感情到底是什么样的？她还能把握得住吗？
九莉整个生命以及对待生命的看法是在一次次的选择和周边环境里磨炼出来的，最终变成一个抽离的态度，但这似乎又是乱世之中最正确的生活态度。乱世之中她这样长成，一切都合乎情理。而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让她觉得她所做的一切选择似乎都有问题了，那个人就是胡兰成。
最近台湾有一位年轻学者薛仁明，写了一本书《胡兰成--天地之始》。把胡兰成仔细研究并歌颂了一番。《亚洲周刊》特别拿来做了一个专题，说有人为胡兰成翻案。坦白讲胡兰成真的很有才气，但从头到尾我都不是很欣赏他。他写禅，写中国文化，在我看来就像那种典型的学问不深、不扎实的文人要谈野狐禅。谈到最后，把东西说得玄玄虚虚，又显示出很阔达的态度，其实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种种低下甚至显得有些卑怯的行为动机。
他把当年在汪伪政权服务的那段经历写进回忆录里的时候，为这个章节取了一个名字，居然是“渔樵闲话”。多么聪明危险的一个男人啊！把这么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说成是“渔樵闲话”，像是渔夫跟樵夫那样过日子。这样一描写就显出自己好像高人一等，对所有事情有一种超然物外的感觉，用这样的态度来回应大家对他汉奸的指责。他把自己跟张爱玲的关系描写为一段神仙眷侣充满灵气的关系，也是同一种心态。
张爱玲在《小团圆》里让我们看到她一生面对很多选择，每次选择对她来讲都是关于忠诚与背叛的重要问题。但是到了最后，她在小说里要求胡兰成这个多情的种子去选择：“你决定怎么样，要是不能放弃小康小姐，我可以走开。”想想看，胡兰成怎么答？“他显然很感到意外，略顿了顿便微笑道：‘好的牙齿为什么要拔掉？要选择就是不好。’”这一下化解了他的问题，为什么“要选择就是不好”呢？九莉听了半天听不懂，觉得不是诡辩，是疯人的逻辑。她一辈子的问题就是要选择，遇到了胡兰成这种超级有才的无赖，她过去的紧张一下子就软弱下来了。这也说明为什么张爱玲会爱胡兰成，她没办法治得了这个人。如果我们真把这本书当成是对胡兰成《今生今世》的回应，除了把胡兰成原来写得很灵气的东西突然拉到肉欲里；这个回应更重要的是，张爱玲到了最后还是能够在另一个层面克服胡兰成。
在那一刹那，她觉得在胡兰成面前，自己变得很低很低。但是后来她看到胡兰成的回忆录《今生今世》，包括后来她写这本书，不只是对两个人关系的回应，不只是对自己的回应，更是一种历史观上的较量。胡兰成那种玄而又玄很能够糊弄人的东西，把《天地之始》的作者薛仁明都糊弄了。胡兰成动不动讲一些很玄虚的生命情调，仔细追究下去就会觉得那些东西其实都是虚的，很修辞的一套东西，表现出一副宽容的态度，其实再挖下去就会发现没有什么严肃的悲怨在里面。对应于这样一种回忆过去看历史的态度，张爱玲在《小团圆》里展示出的是另一种典型的张爱玲式的，现实的贴在地面上，很熟世的态度。
她走到这一步，已经摆脱了胡兰成那一套什么都说好的态度，这是张爱玲不能接受的。她宁愿自己做了一场梦，梦中的她跟胡兰成有了很多的孩子很快乐。但是她知道这始终只是一场梦。真实的她常做的梦总是噩梦，这噩梦就是等待战争发生的那种可怕的临近状态。
张爱玲在《小团圆》里面的历史观固然像过去一样，有种苍凉与华丽，特别是关于时代乱世之中的荒凉。当她住在美国，回忆过去，写这些经历的时候，对待自己的前半生，对待历史的态度无疑更加宽容，比她的早年更慈悲了，因为她更懂了。我们看到她写她的母亲，最后也有一个“小团圆”的意思，她的债还清了，似乎是复仇，但又好像多了一层理解。而对于胡兰成，她要做一个反驳，她似乎应该恨他，但又始终不出恶言。每一个人都很有问题，包括她自己也都很自私，但是又何奈？
《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
通过跑步去悟道
村上春树是一位很重要的作家，据说他本来是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热门人选。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对他不是很感兴趣。第一次看村上春树是20世纪80年代，当时他的书刚刚被翻译成中文。我看的第一本是《遇见百分之百的女孩》，看完之后觉得没什么特别，轻飘飘的，很虚无，跟我原来所喜欢的日本文学相去太远。我那时候最喜欢的日本小说家是川端康成，后来又喜欢上了其他我觉得比较有分量的日本小说，而一直没办法接近村上春树，再后来看了《挪威的森林》之后我就彻底放弃了他。那时也正是他开始在华人世界大红大紫的年代，我身边有一堆人都迷上了他，而且不只迷他的小说，甚至开始学习他小说里面的构句方法和表述方式；再然后他成了一种小资阶级、波希米亚人的流行符号和象征。很多人觉得自己不只要读村上春树，最好是像他小说里面的人物那样生活才行。
后来听别人说他写的小说越来越有分量，越来越好了，跟早年已经大不同，可是由于已经把他丢到了一边，而且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别的作家要看，就一直没再碰他。这中间他出了一些短篇的散文，讲音乐、讲喝酒，我偶尔看看，除此之外，没再碰过他的小说。
最近我的想法有所改变，我甚至觉得也许应该认真读一读村上春树过去20年来的小说。因为我最近看了他的一本书，叫做《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台湾赖明珠译本名为《关于跑步，我说的其实是……》）。
其实我本来应该欣赏村上春树的，因为我们的志趣很接近。比如我没戒酒的时候喜欢喝的一些威士忌的牌子跟他喜欢的几乎一模一样；我们喜欢的音乐也很类似，他最喜欢的音乐家，像查特·贝克（ChetBaker），也是我很喜欢的。更重要的是，他是个美国文学迷，自己还翻译了很多美国小说家的作品，比如像雷蒙德·卡佛或者我曾经介绍过的魔幻小说家厄休拉·勒奎恩，又或者是他现在正在第二次翻译的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小说，我个人也很喜欢。但是他有一样我没法分享的嗜好，让我对他特别佩服，那就是跑步。
关于跑步，村上春树已经坚持了20多年。每天早上5点前就起床，伏案工作、写书写四五个小时，然后就出门跑步。每天起码跑10公里，而且每年至少参加一次全程马拉松比赛。
他第一次参加全程马拉松比赛是在20世纪80年代，那时候有个日本杂志社请他去雅典做一个访问报导，还派了记者编辑跟着去。
那是他第一次跑马拉松，跑的是最经典的路线，从马拉松到雅典。这条路线也是世界上第一条马拉松路线，这项运动的名字也是由此得来。只不过他当时跑的是相反方向，从雅典跑回马拉松。关于这次比赛，他在书里面提到，当他跑过35公里的时候，他就开始觉得前途对他来讲是“未踏之地”，有生以来一次也没有跑超过35公里的距离，他开始觉得身边的环境渐渐改变了。
看他写这个过程的时候，我感觉非常美好。一个如此有纪律的人，这么喜欢跑步，而且在跑步的过程中突然超越了自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种状态真是很奇妙。他后来甚至还跑过100公里的超级马拉松，据说最近几年他又开始玩起了铁人三项：跑步、骑脚踏车和游泳。想想看这是一个身体多么好的作家！
为什么作家需要过这样有纪律的生活呢？事实上，我对于这样的作家向来特别有好感。有一种作家，把写作当成上班，每天固定一个时间坐下来写东西，就算写不出半行也停在那儿不动。等到下班的时候笔自然就放下来不管了，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了，像村上春树，就是去跑步。
我们常常把创作想得太浪漫，认为这是个人灵感的迸发，是一个爆发的过程，从而忽略了真正的创作不能只靠灵气和才气，还要靠别的。村上春树就说得很好：“才华于质于量，都是主人难以驾驭的天分。”
对于所谓的小说家及其创作而言，他认为最重要的就是：“集中力，这是将自己拥有的有限的才能汇集，尔后倾注于最为需要之处的能力。没有它，则不足以办成任何大事。我每天在早晨集中工作三四小时。坐在书案前，将意识仅仅倾泻于正在写的东西里，其他什么都不考虑。继集中力之后，必需的是耐力。即便能够一天三四小时集中意识执笔写作，坚持了一个星期，却说‘我累坏了’，这样依然写不出长篇作品来。每天集中精力写作，坚持半载、一载乃至两载，小说家--至少是有志于写长篇小说的作家--必须具有这种耐力。我认为写作长篇小说是一种体力劳动。写文章属于脑力劳动，然而写出一本大部头来，更近于体力劳动。诚然，写书并不需要举起沉重的物体，也不需要飞速地奔来跑去。世间的很多人似乎只看到表面，将作家的工作视为宁静而理性的书斋劳动。试它一试，立即就会明白，写小说并非那么安逸的工作。坐在书桌前，将神经如同激光束一般集于一点，动用想象力，从‘无’的地平线上催生出故事来，挑选出一个个正确的词语，让所有的流程准确无误--这样一种工作，与一般人想象的相比，更为长久地需要远为巨大的能量。这固然不必运动身体，劳筋动骨的劳动却在体内热火朝天地展开。”这就是为什么他要练跑步的原因，是为了让身体好，有体力，以便能有写一本书的能量。
我身边也有一些小说家是这样，他们需要把写作看成是一种工作，用体力、精力、脑力，这样他才会觉得自己从事的是个“正当的职业”。
你千万不要以为作家就是那种晚上喝酒，睡到下午，私人生活都很放荡的，那可不一定。有很多作家需要的就是“我也在工作，我也在上班，我跟一般人一样”的感觉，这样他才不会脱离世间。
对此，村上春树也说得很妙：很多人认为写小说、创作文学是不健康的，里面是有毒素的。的确如此，因此你更需要让身体健康，来对抗这种毒素，才能够看见人性的黑暗，在面对那个很深刻的、很深沉的黑暗之后，不会被它打倒。
对很多艺术家而言，创作是需要节奏的，一种工作的节奏。即使豪迈奔放如海明威，他在写小说的时候也是有节奏感的。他必须保持住生活中每天都有这么一段时间，这个时间的量可能是固定的，这个时间的点也可能是固定的，他会在这中间集中精神去工作，这就是一种纪律。
一个人如果每天都很有纪律地去干一些事情的话是让人尊重的。比如每天早上去跑步或者练瑜伽、打太极拳或是修行，我对这种人特别有好感，总觉得他们这种有纪律的生活方式会带给他们额外的哲理上的领悟，甚至会达到一种修行的境界。
村上春树这本《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里面有很多是村上春树对自己作为一个跑者，对自己20多年跑步生涯的经验总结。以前我认识的村上春树或者我小时候读的村上春树，给我的感觉更多像是唬唬年轻人的东西，看完这本书我觉得他真的是很认真地看待自己作为一个长篇小说家的身份。而且我赫然发现，原来他跑步跑了那么多年，现在不知不觉已经60岁了。大家常常觉得年轻人非常喜欢村上春树，村上春树也属于年轻人，其实他已经不年轻了，甚至是迈入老年的人了。而到了这个阶段，对人生就会有很多领悟，这其中自然也有很多是从跑步中得来的。
他住在美国波士顿的剑桥园，也就是哈佛跟MIT所坐落的那个镇。他说他每天早上练跑的时候常常会看到一些漂亮的哈佛大学的女学生也在晨跑，但是每个都跑得比他快，每个都超过他。“与之相比，我对败绩早已习以为常。”他觉得这些年轻人跑得那么快，充满自信，看来他们都很想赢，而落在后面的村上好像输了似的。
他说：“人世间令我徒叹奈何的事情多如牛毛，使尽吃奶的力气也无法战胜的对手亦不计其数。”
书里面还提到他当年去跑100公里的超级马拉松，那个境界我这个门外汉恐怕更难领悟了，但可以想到那对身体、对精神、对意志是怎样一种极端的磨炼。
他说：“在42公里处有一个标志：至此处，距离相当于全程马拉松。水泥路上鲜明地画着一条白线。跨过那条线时，说得夸张点，我感觉浑身微微一颤。跑过长于42公里的距离，我是有生以来的首次。此处对我来说便是直布罗陀海峡，越过此处，就要冲进未知的海了。”
然后他一边想一边继续跑下去，跑到60、70、80公里，全身从下面开始一步步疼上来，疼到全身都不再受人指挥，整个身体像一架快要散落的机器。“目下我的世界，从此处起向前3米便告完结，更前面的事情无须去考虑。天空也罢，风儿也罢，在吃草的牛群也罢，看客也罢，声援也罢，湖也罢，小说也罢，真实也罢，过去也罢，记忆也罢，对我已然毫无意义。将双腿从此处起，挪向前方3米外--惟有这，才是我这个人，不不，我这架机器存在的小小意义。”
他觉得自己的意识都开始变化了，跑到最后不只是肉体的痛苦，连自己是谁，现在正在做什么，大体上这些事都从念头中消失了。“所谓结束，不过是暂时告一段落，并无太大的意义。就同活着一样。并非因为有了结束，过程才具有意义。”
领悟到这一点后他开始感觉到非常安静的幸福感。“跑法近似进入冥想状态。吸气，再吐气，听不出呼吸中有丝毫紊乱。”看到这里，我突然感觉到原来跑步跑到这个地步就像坐禅一样，修行的时候也要很安稳地观察自己的呼吸。这或许有点像“谛关”吧。
因为我看不懂日文，所以村上春树的作品要看的话只能看中文。平常他的作品都是中文版先出，英文版隔两年再出。但最近几年情况有变化，英文版会出得比中文版还快。比如这一本《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就是英文版先出，而名字就叫What I Talk About……When I Talk About Running。这样一个书名其实是另有寓意的，因为它正好取自村上春树最喜欢的美国小说家雷蒙德·卡佛，他有本书叫做《关于爱情，其实我想说的是……》。
在我看来，整本书讲的就是一个人怎么样通过跑步去悟道的感觉，不只是悟出一个小说家的真实，锻炼出一个小说家的身体、精神还有意志，还锻炼出了一个人之所以为人其根本存在的境界。
作者小传
村上春树，日本小说家、美国文学翻译家。29岁开始写作，第一部作品《听风的歌》（又译《且听风吟》）即获得日本“群像新人赏”，1987年第五部长篇小说《挪威的森林》在日本畅销400万册，引起广泛的“村上现象”。村上春树的写作风格深受欧美作家影响，基调轻盈，少有日本战后阴郁沉重的文字气息，被称作第一个纯正的“二战后时期作家”，并被誉为日本1980年代的文学旗手。
《丈量世界》
知识的态度是谦逊
追求知识的人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人就如朱熹所说的“格物致知”，这个世界上任何范畴的知识都应该想办法去追求，加起来就能够得到最终的道理了。另外一种则像王阳明那样“格物致知”，他跑去格竹子，搞了一大堆把自己弄病了，方才领悟到，原来道理不在外面的世界寻找，而在自己的心里面追寻。
同理，科学也有两种，一种是相信经验世界，从里面搜罗特别的材料，总结出一些东西来；另外一种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推论，只是去归纳一些现象。这两种态度到底哪一种能够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哪一种能够让我们真正掌握世间的一切知识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这本《丈量世界》里。
《丈量世界》的作者是德国的一个年轻作家，才三十一二岁，叫丹尼尔·凯曼（DanielKehlmann），现在已经是全球畅销书作家了。而他的畅销作品就是这本《丈量世界》，到现在为止已经出了三十多种译本。
严格来讲《丈量世界》并不是一本讲数学的书。这本书好玩的地方在于它虽然是一本小说，但却写出了一个令人激动的时代。那是欧陆思想的黄金时代，德国出现了康德和席勒，法国拿破仑刚刚起兵推动革命。这本书描述的正是这个大时代背景下两位普鲁士天才生命的交错和他们之间的火花。这两个天才一个是号称数学王子的高斯，另一个是亚历山大·洪堡。
凡是学数学的朋友一定都知道高斯。话说高斯小时候很神，他父母很穷，都是文盲，不识字，但是他小时候就很疑惑，为什么有些人总是拿着一些纸，上面印着一些古怪的符号跟图画。其实那就是文字，只是那时候他看不懂。传说他在某一个下午拿起一本书，上面全是他不认得的字。他慢慢看，慢慢推敲都是什么意思，居然学懂了拼音。他花很长时间去拼，都拼了出来。本来是文盲的状态，结果一天之内变成了一个读者，而且还读完了那本书。人真能够这么聪明？真的有这样的天才吗？
这本小说里有一个关于高斯的故事很有名。高斯上学的时候老师常常折磨他们，有一回老师又出了一道难题给全班同学，或许这个题目大家以前听过。老师让大家从1一直加到100，算出总和来给他看，于是大伙儿都回家算去了。以前大家都觉得这道题需要一个一个数字加起来，要算几小时。然而高斯却只用了三分钟便交出了答案。老师觉得难以置信，认为不可能，于是问他这个答案是怎么算出来的，怎么会这么快。结果当时还在念小学的高斯就说，1加到100，100加1是101，99加2也是101。换句话说，从1到100里面任何一对头跟尾的数字相加起来都是101。既然如此，加50次，就乘50，这么算出来不就是5050吗？于是，老师就赫然发现班上有这么一个天才，高斯。
书里的另外一个角色是亚历山大·洪堡，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亚历山大·洪堡号称“哥伦布第二”，当时在德国非常震动。他家兄弟两个，但搞的东西不一样。哥哥喜欢语言学，我们看的马来亚的语言学文法就是他哥写的，光是这本巨著里的导论就够厚了；而这个弟弟则是大探险家、大科学家，什么都喜欢测量。
他曾经在海上远征新大陆时遇到了难得一见的海啸，人人都怕得要死。他则叫人把他绑在船上面，非常兴奋地呆了一整天，好几次差点给大海吞没，就是为了测量海啸的高度。此外还碰到罕见的火山即将爆发，他叫人用吊篮把他吊到火山口里面，他要仔细观察火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像疯子一般。
高斯在这本小说里面永远都是流着鼻涕但又喜欢找妓女；而洪堡一辈子没碰过女人，但是他也不是同性恋。这两个人是怎么相遇的呢？小说虚构了一段故事，你从中能看到两种人，而且都是很典型地继承了“笛卡尔之梦”的那种人，想要尝尽世间一切的知识。高斯觉得世间的知识不需真的去测量，我们坐在房里面推算就好了。他也的确很聪明，是个天才。
他小时候发现身边的人都怪怪的，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德国人有种习惯，一个人说话或者做一件事总是要停顿一下。起初他以为这是礼貌，后来长大了慢慢发现这不叫礼貌，这是迟钝。正常人说话，你问我一个问题，我顿一顿再答你，这是迟钝。在他看来，我们普通人的正常表现都近乎愚笨。因为他太聪明了，他一生最伟大的数学巨著《算学研究》在20岁那年就已经完成出版了。之后他便觉得世间已经无事可干，于是开始做测量学、天文学，也做理论物理学，没事干了才改行干点别的事，也是一干就疯。
洪堡则恰恰相反，到了任何地方都要测量。他到西班牙找国王赞助他去美洲冒险，哪怕是从法国到西班牙的途中，他都不放过路上任何一座山，都要去测量它的高度。而且他还为自己发明了各种仪器，最早的氧气桶就是他发明的。可为什么每座山都要测量呢？他的道理是如果我们经过一座山却不知道它的高度，是对理性最大的侮辱。别人若接着问，那为什么要知道这些事呢？他说，因为我想知道，我就要知道！
事实上，直到老年他们才发现，知识的态度是谦逊。人总会老的，天才也终会衰退。当你在世界上收集了越来越多的材料后，会发现永远有人比你干得更好，测量仪器也更准确。这时你就会知道，原来我们毕生追求的事业到最后都是会衰退、会消亡的。只有一样是真的，那就是追求知识的乐趣，值得我们为它献身。像洪堡，为了知识的追求一生单身，甚至到现在都还是处男。
作者小传
丹尼尔·凯曼（DanielKehlmann），畅销书作家。其小说和散文被翻译超过35种语言，2005年获颁“憨第德文学奖”（纪念法国哲学大师伏尔泰的文学奖）；2006年连获三个文学奖：艾德诺基金会文学奖、多德勒尔文学奖、克莱斯特奖。其小说《我与康明斯基》与《丈量世界》在国际间获得极大回响，并缔造出傲人的销售佳绩。
《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鹿鼎记》
金庸武侠里的女人和政治
据说当年邓小平第一次看到金庸的时候就跟他说，你写的小说我都看过了。试想在20世纪80年代初，连邓小平都已经看过金庸的小说了，可见金庸在整个华人世界的影响力之大、读者范围之广。与此同时，针对他的争论和批评也随之而来。
早在二三十年前，台海两岸都曾以不同方式禁过金庸的小说。大陆这边有的人觉得他诋毁中华民族，觉得他对共产党非常不友善；台湾那边则觉得他崇拜毛泽东。我小时候在台湾念书，记得那时候《射雕英雄传》在台湾叫《大漠英雄传》。因为“射雕”这两个字让人联想到毛泽东写过的一首词里也谈到了“射雕”，且自比为英雄，所以台湾就据此觉得这个书非常不妥。出于妥协，金庸只好把书名改成了《大漠英雄传》。
他的小说真的跟政治有那么深的关系吗？很可能是的。我们仔细看便会发觉，他的小说甚至不只跟政治有关系。在现代读者，尤其是一些受过高深教育的读者眼光中，金庸多少是有点歧视女性的，甚至觉得他的意识形态有很多问题，带有很强烈的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色彩，有一种大中华沙文主义等等，诸如此类的批评不胜枚举。
先来谈一谈女人的问题。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世界里面，女性跟武侠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小说里面曾出现过很多武功出众的女人，但要说练到天下一等最上乘武功的女人却少之又少，除了一个人--东方不败。可东方不败是女人吗？他是个男人，他为了练葵花宝典要自宫，这本来是完全没有科学实据的东西，金庸却把他写成了一个不男不女的怪物。东方不败本来是个好汉，自宫之后却开始喜欢绣花，喜欢女红，整个人变得跟女人一样，最后还缠上了旁边一个小帅哥等等。可见这个“葵花宝典”虽贵为天下第一武学，却是一个让男人变成女人的武学，因此葵花宝典在《笑傲江湖》里是一本很有问题的书，是邪门武功，大家不应该去练。
由此也可看出金庸对武学的某种态度：如果一种武学跟女人发生关系，那么这种武学多半会有点问题。再比如说“九阴真经”，本来谈不上是女人练的功夫，但梅超风练了九阴白骨爪之后就变得很可怕。周芷若也一样，练“九阴真经”练出的都是一些毒辣邪门的雕虫小技或是杀伤力不强的花拳绣腿，反正不是什么正派功夫。因此很多人认为金庸骨子里对女人很不客气，甚至是歧视女人的。
说到金庸小说和政治的关系就更有意思了。金庸对于民族主义、国家到底有什么样的看法？想当年，金庸是香港《明报》的老板，天天写社论，同时也写武侠小说。在香港这个特殊的时空，尤其身处两岸敌对状况非常强烈的历史时期，他的武侠小说难免让我们解读为对现实有所影射。
回顾他的创作轨迹，早年的武侠小说有一种比较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一种大汉族中心主义。像郭靖是个民族英雄，红花会要反清复明，大家都觉得他有一种很强的民族情感。即便到了今天，那些任何事情都要讲政治正确的人，他们捧起金庸也依旧认为他民族感情很深厚。可我们回头想一想是不是真的如此？
比如早期的《书剑恩仇录》，红花会所谓的“反清复明”其实是反清不复明。它的要求很简单，只要乾隆承认自己是汉人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整个体制都不用变。这是一种相当天真幼稚的民族主义，皇帝是汉人就行，皇帝不是汉人就不行。
沿着这个逻辑继续推演，我们看《天龙八部》里面的乔峰，也就是萧峰。他是契丹人，但是死了之后中原群豪里面有人说：哎呀，没想到这个契丹人比我们中原人还要英雄好汉！也有人说：他大概是被我们汉人养大，所以就英雄了！从中可以看出，关于“民族身份”的问题已经越来越复杂。
到了《鹿鼎记》完全发展为另一个局面了。《鹿鼎记》这部作品历来很有争议，喜欢它的人很喜欢，甚至认为这是金庸最好的小说；而讨厌它的人很讨厌，觉得它根本不能算是武侠小说，主角韦小宝连武功都不会，完全脱离了一般武侠小说里面的英雄主角形象。但也正因此，我觉得这本书非常特别，它是一本反武侠小说的武侠小说，以它作为金庸一生武侠创作的终结，非常适合。
回头再看《鹿鼎记》里面的政治，陈近南是天地会的大英雄、大豪杰，武功盖世，但是有什么用呢？一个武功最好的人到最后是不管用的，而且在韦小宝的眼中，这个天地会里全是一些迂腐的老家伙。你为什么非要反清复明呢？现在这个满人当皇帝当得多好啊！康熙做皇帝，天下太平，比以前汉人皇帝好多了！这里隐隐约约在呼应着《书剑恩仇录》里面乾隆帝的说法。
此外，最妙的是韦小宝的身份问题，他觉得“民族身份”根本不是问题，甚至连他爸是谁都不是个问题。因为他妈是妓女，他到底是谁的儿子他也不知道。过去我们骂人常说谁是王八生的孩子，你妈是妓女之类的。可这些骂人的话运用在韦小宝身上就完全失效了，因为他当真就是妓女生的孩子，而且他自己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他爽得不得了。在他的世界里，他凭着自己的诡计、古惑和一种香港人式的小聪明，什么事都能够做到完美。我们看到，韦小宝简直是个大赢家，身边很多漂亮的女人当老婆，心里面还挂念着俄罗斯地下城堡里面埋的宝藏，真是爽快得不得了。那么，这是否也正是我们能够看到的金庸小说最终的政治态度呢？
作者小传
金庸，原名查良镛，当代著名作家、新闻学者、企业家、社会活动家，《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主要起草人之一、香港“大紫荆勋章”获得者。金庸是新派武侠小说最杰出的代表作家，被誉为武侠小说史上的“泰山北斗”。其代表作有：《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笑傲江湖》、《鹿鼎记》、《倚天屠龙记》等。
《哥伦比亚的倒影》
美貌不需要休息
读书是很奇妙的事，偶尔会出现一些重新被发掘出来的作家让你非常惊讶：居然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作家，文章写得这么好，怎么过去大家没注意到？
木心就是一个例子，不过他已经被发掘过两次。第一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当年有人在台湾登了他的文章，大家惊为天人，抢着要出版他的书；第二次则是最近几年在大陆被人发掘。其实早在80年代，陈丹青等人在美国混的时候就深受木心影响，常去看他，上他的课。那时木心在那边开了一个中国文学史班。
90年代末，也就是台湾发现木心与大陆发现木心的中间阶段，孤陋寡闻的我并不知道谁是木心，偶然在台湾一家书店闲逛的时候翻起一本叫《同情中断录》的书，作者正是木心。一打开，书的扉页上有一句题词：“本集十篇，皆为悼文。我曾见的生命，都只是行过，无所谓完成。”一看到这句话我就被震住了，居然还有这样的说法，真是让人震撼。
看到这里你们大概就能够知道木心的文章是什么风格了。他的散文既不是无病呻吟，也不喜欢讲生活上的琐事，而是常常喜欢采用文字的功力去探讨生命中或者世界中一些不解的现象，很有一种哲学思想的味道。
木心也谈美貌，他有篇文章收录在《哥伦比亚的倒影》里面，叫《美貌》。他一开始说：“美貌是一种表情。别的表情等待反应，例如悲哀等待怜悯，威严等待慑服，滑稽等待嘻笑。唯美貌无为，无目的，使人没有特定的反应义务的挂念，就不由自主地被吸引，其实是被感动……其实美貌这个表情的意思，就是爱。这个意思既蕴藉又坦率地随时呈现出来。拥有美貌的人并没有这个意思，而美貌是这个意思。当美貌者摒拒别人的爱时，其美貌却仍是这个意思：爱--所以美貌者难于摒拒别人的爱。往往遭殃……美貌的人睡着了，后天的表情全停止，而美貌是不睡的，美貌不需要休息；倒是由于撤除附加的表情，纯然只剩美貌这一种表情，就尤其感动人，故曰：睡美人。人老去，美貌衰败，就是这种表情终于疲惫了。老人化妆、整容，是‘强迫’坚持不疲惫，有时反显得疲惫不堪。老人睡着，见得更老，因为别的附加的表情率尔褪净，只剩下衰败的美貌这一种惨相，光荣销歇，美貌的废墟不及石头的废墟，罗马夕照供人凭吊，美貌的残局不忍卒睹。”他这样去讲什么叫做美，不是一般散文的写法，也不是哲学理论性的探讨，但能够用它的文字把你整个抓进去。
木心的文字最有特点的地方是什么？陈丹青说“他似乎是在没有中断的传统底下出来的人”，我觉得很准确。
有人看到他的东西就说他用字很“深”，我一个上海朋友就说过，木心的文字太深奥，每一页都有字需要一般读者去查字典。可这又不表示他完全古意，虽然他曾经用文言文翻译过一次《诗经》，功力很夸张。但问题是他不是纯粹古典，说他像“五四”吧，又不像“五四”，更不像我曾经说过的时下那种语言污染的散文作品，不会动不动写出来一句什么“人生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那种莫名其妙让人看了就起鸡皮疙瘩的句子。
木心的文字像什么？假想一下，如果当年“五四”的传统没有断掉，如果当年中国古代的书写传统没有断掉，如果没有后来的革命时期、解放之后各种政治八股文的出现，照那一路写下来，中文会变成什么样？你就不由得猜想木心大概就是那个样。换句话说，木心继承了古典，继承了西化影响下的东西，继承了“五四”的东西，但唯独没有受到政治八股的影响，没有受到人民喜闻乐见的那些东西影响，这么写下来就是木心了。
木心写到中国，他对中国文学很有看法。他说中国人对自然特别亲近：“中国人既温暾又酷烈，有不可思议的耐性，能与任何祸福作无尽之周旋。在心上，不在话下。十年如此，百年不过是十个十年，忽然已是千年了。苦闷逼使‘人’有所象征，因而与‘自然’做无止境的亲，乃至熟昵而狡黠作狎了。至少可先例两则谐趣：金鱼、菊花。”
他讲的是中国人喜欢跟自然打交道，交道熟了，打久了，就开始玩弄它，金鱼菊花就是例子，本来甚至不应该有金鱼的，都是中国人挑弄自然弄出来的东西。
木心第一次在大陆被很多读者发现是因为一篇《上海赋》。他喜欢写上海，写得也很有意思，有很独到的观察。说到老辈的上海人，“好比撬破了芝麻门，珠光宝气就此冲出来，十里洋场城开不夜，东方巴黎冒险家的乐园，直使小辈的上海人憾叹无缘亲预其盛。尚有不少曾在上海度过童年的目前的中年者，怪只怪当时年纪小，明明衣食住行在上海，却扑朔迷离，记忆不到要害处，想沾沾自喜而沾沾不起来。这批副牌的上海人最乐于为正牌的上海人作旁证。”他讲的其实就是现在常常出来说老上海的这批人。
他的作品真的还有无尽的东西可以拿出来跟大家谈，或许有一天，我得专门去谈一谈木心这个人。
作者小传
木心，本名孙璞，号牧心，著名作家。1927年生，1982年离开中国，旅居纽约，2006年回到浙江乌镇。木心在台湾和纽约的华人圈中被视为深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英人物，有一批人会定期到他的居所听他授课。在国外，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写作上，自1984至2000年，已出版了十多本小说、散文和诗集。著作有：散文集《琼美卡随想录》、《散文一集》、《即兴判断》、《素履之往》、《鱼丽之宴》、《同情中断录》；诗集《西班牙三棵树》、《巴珑》、《我纷纷的情欲》；小说集《温莎墓园日记》等。
《退步集续编》
那些“干净”的中文
如今大陆很多人写得中文都是被严重污染的中文，不要说写，就是平常嘴巴里讲的中文也是被污染的。随便举个例子，有时候看电视上一些大学者说话，他们说“这件事的可操作性就很低了”，如果用纯正的中文，说“这件事不好操作”就行了，不需要讲个“可操作性”。有时候听不清楚，我以为他讲的是可操性。
现在的中文是“性”泛滥，什么都要加个“性”，“可行性”如何，“教育性”怎么样，到处都是性。就跟我们平日里在街上看到的那些性病广告一样，很腐烂。这还属于比较显眼的，还有些不显眼的。比如我们行文里面常常出现这么一个词“人们”，这个词在1949年以前是不多见的。而中文是不需要“人们”这种表述方式的，我们用“人”一个字就可以了，“人”既有单数的意思也有复数的意思，不需要讲“人们”。什么“人们喜闻乐见”，后来慢慢还发展成比如说有人骂梁文道，说“梁文道们怎么样”，好像不只一个梁文道，还有很多人很像梁文道，梁文道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伙人，是一帮人。这都属于很怪的中文，所以当初我看到陈丹青的文章就觉得很惊讶，他年纪并不是很大，而且过去印象里他是一个画家，但是看他的文章就会发现他的中文有股纯正之气，不知道是怎么来的，相当难得。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陈丹青的《退步集续编》，他之前出过一本《退步集》非常火。因为里面收录了好几篇他的讲话，包括谈他有名的清华大学辞职事件③，讲的是我们中国教育体制的问题，之前已为此吵得闹哄哄了，无需多谈。今天讲的是陈丹青作为一个作家、一个散文家，他的文章写得怎么样。他本身是个画家，但他的文章写得相当有劲，那股气势不错，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私俶鲁迅的关系。这本《退步集续编》里面有一些是访问，有些是他自己写的文章，还有他演讲的讲稿，讲稿是他亲手写的，很能够看出他行文的特点。
陈丹青写悼念文章写得也挺不错，跟他所喜欢的鲁迅很接近，不是说水准接近，是说鲁迅写悼念文章也写得很好。书里有篇文章是陈丹青回忆老友陈逸飞。陈逸飞是功成利就的大画家，前几年去世了。当时陈丹青这些当年跟他一起的老朋友觉得二三十年没见的好画友重新聚聚，一起对着模特，一人一个画架来画画，便觉得很高兴。待到要做这件事想约陈逸飞的时候，却突然接到陈逸飞去世的消息，大家都很难过。文章到了最后他才说，其实他跟陈逸飞1983年在纽约的时候生了芥蒂。“此后不往来，今已过去22年了，近年人堆里照面三四次，初略尴尬，旋即握手，沪语笑谈如往昔。他有点发胖了，西装笔挺，相貌堂堂。我俩眼睛对看着，有话不好说。我想起小时候，心里起伤感--他是老朋友，他是我老师。”
又说到陈逸飞的儿子，他的长子如今已过而立之年。“我见他时，孩子不过三五岁，童车里坐着不肯听话吃晚饭，逸飞吓他，说我是警察，于是孩子满嘴含饭，捏我手背吻一吻，算是来告饶。这西来的动作想必是父母教给他，其时正当文革，上海人仍在自然而然学西洋……逸飞的幼子今也5岁了，我不曾见过，来日他长大成人，我跟他讲讲他父亲怎样一个人。”悼念一个亡友，他的儿子我没见过，但将来他儿子长大我要跟他讲讲他的父亲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这话让人看了着实感动。
事实上，陈丹青这两年红火起来，除了清华大学辞职事件外，书里还讲到他的师尊木心先生，也谈到了鲁迅的问题，这便是辞职风波之后另一个有名的事件。我觉得他谈鲁迅角度很不一样。一般人谈鲁迅直接就谈作品或者谈为人，而陈丹青作为一个画家，很注意鲁迅那张脸。他说老先生的相貌先就长得不一样，这张脸非常不卖帐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可是他拍照片是不做什么表情的，就像对着镜头一直说“怎么样？我就是这样！”我觉得他这种谈论角度很有意思，先注意了鲁迅的样子再来讲其他。
后面他借着谈鲁迅来谈今天。陈丹青很捧他在纽约认识的老师，另一位散文大家木心先生，一时间大家觉得木心是个文坛新发现。于是《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朱伟不干了，觉得木心没什么了不起，结果两个人就有点干起来的样子。这恰好让我想起陈丹青在书里讲文人怎么吵架。他说：鲁迅当年除了他深恶痛绝的几个论题，他与多数朋友的关系绝不是那样子黑白分明。你看这个胡适算是他的宿敌吧，但他早年给他的信虽敬而远之不做熟腻之态，也时常夹些轻微随意的文人式调笑。就连跟鲁迅常吵架的夏衍，当时也是白天打笔仗为了好玩，晚上喝酒吃饭。
你看，当年的文人这种互相的笔仗终归不至于闹到像今天这样老死不相往来，以至于双方成了仇敌，真是令人感佩。
作者小传
陈丹青，自由职业者。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毕业。1980年10月，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引起轰动，与罗中立的《父亲》并称为中国当代美术史的里程碑作品。1982年移居纽约，回国后曾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主持“陈丹青工作室”的工作。后辞职，专注于创作和绘画。曾出版《纽约琐记》、《退步集》、《退步集续编》、《荒废集》等。
《在春风里》
陈之藩忆胡适
陈之藩先生是一个有名的散文大家，香港台湾的很多年轻人是看他的文章长大的，他也是中文大学电子工程系创系的系主任。可是最近他病倒在床，住在香港的一家公立医院，最初还睡在走廊上。学校对他好像也没什么表示，说是他退休的时候退休金早就领走了，现在自然就不大管他了，系里头也没什么人去看。于是我就慨叹，在香港当一个文人，当一个学者，就要忍受这些事。要知道，香港是讲“规矩”的地方，你按规矩办的事都办过了就没那么多“人情”可讲了。我时常会想，如果晚辈里面多几个像陈先生这样的人会怎么样呢？陈先生对长辈非常地敬重，而他的长辈就是胡适先生。今天我介绍的这本《在春风里》就谈到了很多胡适先生对他的教诲，他们的书信往来也都结集在里面。谈胡适先生的文章和书多矣，但是我看这本书的时候觉得尤为感人，好像书中把胡适这个人很立体地写了出来。
这本书里面其实有一些名篇，虽跟胡适无关，但在大陆是被选进课文的。比如有一篇散文叫《谢天》，说他到外国的时候，一开始不习惯吃饭。因为在中国我们一坐下来大家说吃就吃了；但在美国，家里的小孩、老人，吃饭前都要先祈祷，并感谢上苍，他觉得很奇怪。他是无神论者，干嘛还要谢天呢？后来他看到爱因斯坦写自己的书《我所看见的世界》，爱因斯坦想尽量给受众一个印象，就是他的贡献不是源于甲，就是源于乙，而与爱因斯坦本人不太相干似的。就连那篇崭新独创的《狭义相对论》无参考可引，也在最后天外飞来一笔，感谢同事、朋友的讨论。于是陈之藩就觉得很奇怪，再后来又提到爱因斯坦刚到普林斯顿的时候，系主任跟他商量报酬问题，他说五千，主任说：“五千？如何给一个大学毕业生呢？还是算一万五千元罢。”这不是外国的介之推吗？于是他就想，为什么介之推与爱因斯坦专干这类傻事？立过大功，而不居功若此？他写到：“他们知道做事与立功，得之于众人合作者多，得之于自己逞能者少。于是很自然地产生一种感谢众人、感谢上天的感觉。我们回头想一想，五六十年来的中国比我七八岁时的思想能强几何？史家如果写这五六十年来的我国历史时，一定命名为‘狂妄而幼稚，无法与无天的时代’。无论哪一行、哪一界多是自吹自擂、自欺自骗，日子长了，连自己也信以为真了，而大祸至矣。因为没有做任何真正的事，没有建任何真正的功，自然而然不会有谢天的感觉。”这话说得太重要了，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他为什么要谢谢胡适先生了。
胡适先生对年轻人的好是向来有名的，这本书里陈之藩不断表达对胡适先生的谢意，而胡适先生正是那种谦卑友善，能够克制自己的人。别人骂他的时候，他当然也会不高兴，但又总能在人身上看出长处来。年轻人跟他争辩，他也不急不恼。陈之藩先生跟胡适先生通信通了那么多年，时常在里面跟他争辩问题，不同意他的观点。
陈之藩作为科学家，觉得人有宗教信仰也不错，而胡适一向认为中国的宗教信仰浅薄才是好事。为此他们有了一些辩论，但是胡适也丝毫不介意。而且在陈之藩当年要出国留学的时候，胡适曾经借钱给他，在经济上给了他帮助。书里面就选取了胡适当年给他的信。他说：“之藩兄，谢谢你10月11号的信和支票，其实你不应该这样急于还此400元。”要知道这里指的是美金，而且是1950年的美金。“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的。你报告我的学校情形，我听了非常兴奋，我20岁时初次读《新约》，到‘耶稣在山上，看见大众前来，他大感动，说，收成是丰盛的，可惜做工的人太少了’，我不觉掉下泪来。那时我想起《论语》里‘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那一段话和马太福音此段的精神相似。你所谓‘第一次尝到教书之乐’，其实也是这样的心理。是不是？”
“这是胡先生给我最短的一封信，但却是使我最感动的信。在这样一位圣者的面前，我自然而然感到自己的污浊。他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原因是永远有利息在人间。我是个乞儿，而生存在一个对青年人不大有公平机会的社会，就是买张纵贯线的火车票也有困难，何况是横跨太平洋来留学。”由此可见，胡适先生对年轻人，尤其对他认为有才学的人好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胡先生从任何人身上都能看出长处来，有一次他问我说：‘之藩，你知道曹锟的长处吗？’我从小学课本里就知道，所以我说：‘我知道。’他说：‘什么？’我说：‘贿选。’他很严肃地说：
‘曹锟的长处是公平，因为他公平，所以提拔出那么多走卒式的将领来。’”
然而，像胡适这般宽厚温和的人还是会常常犯错，被人说事。比如陈之藩提到他有一次在美国见胡适，跟他说：你立了那么多事业，但是有很多是半途而废，而且都是因病，要请人暂代。比如说北大校长的位置，在胜利接收的时候，你答应做校长，可因病未去，让了给傅斯年。后来你又把很多事情让给陈诚，交给他去做，那时候你说是病，但傅斯年、陈诚都是肚量小的人，结果事情都没办好……陈之藩就这样批评胡适，然后写道：“他就用左手摸着自己的右手腕子让我看，并且说‘瘦成这个样子’，好像是求我原谅他找人暂代的理由。我知道我说重了话，话出口也收不回来了。那天他送我到电梯口，电梯一关我就哭了。自己怪自己怎么可以这样粗暴，所对的还不是别人，是对软心肠的胡先生。”
作者小传
陈之藩，现任香港中文大学电子工程系荣誉教授，曾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副研究员，休斯敦大学教授，波士顿大学研究教授。著有散文集《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蔚蓝的天》、《旅美小简》、《在春风里》、《剑河倒影》、《一星如月》、《时空之海》、《散步》等。
《一个人的电影》
追忆放电影的美好时光
或许将来我们都在互联网上看直播的电影，没有人再去戏院了，不知道那时我们会不会怀念今天用影碟看电影的日子。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现在的我非常怀念以前放大电影时的气氛，怀念那种时光。
《一个人的电影》这本书集合了很多人的文章，像格非、毛尖，他们写了自己跟电影的故事；同时也有很多对话，一些电影导演，像贾樟柯、田壮壮、王小帅，还有徐静蕾、孙甘露他们谈电影。这些文章其实全部出自十年来《收获》里面一个很受好评的专栏，叫做“一个人的电影”，里面的部分文章结集出了这本书。
这本书里我最喜欢的是开头第一篇格非的文章。他回忆几十年前，看电影是件多么稀缺又盛大的事。那时候他们在乡村里面看的都是露天电影，在一个操场上，挖个洞放根柱子，架起一个大屏幕，跟着就放电影。他说那个时候放电影可艰难了，一部戏往往需要那些放映员带着机器和电影拷贝，一个村一个村地放。有时候放映队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中间，说不定有些小村落的人会出来拦路，有点像打劫，为的是要劫下放映队，让他先别去下一个村，先在这个村放，虽然只有几户人家，但也给他们放一放，据说当年这种场面经常出现。
有时两个或两个以上村子的放映队同时用一个电影拷贝，就需要有个人专门负责跑片，就像格非故事里那个绰号“武松”的人。他身体结实，跑步快，如果90分钟的电影有四个拷贝，他就在那边的村子等，电影一放完，马上拿着拷贝跑回这个村子放，这叫跑片。所以“武松”当年自然是这个村里最受欢迎的人了。大家聚在那儿等着看电影的两三小时里面，大队就在电影现场上召开社员大会，内容照例是春耕秋收，照例是中央某号文件照本宣科。然后忽然人群嘈杂，远远一看，是“武松”跑过来了。这时候大队革委会主任就会非常识趣地长话短说，短话不说，最后蹦出一句：大会到此结束，下面请同志们看电影！大家就兴奋地等着电影开始。
跑片有时候跑得相当复杂，说不定是三到五个村庄同时用一个拷贝，这时候不得把这个人跑死吗？所以他也需要有助手，帮着他一路去跑片。这边放完一个拷贝，赶快运到下一个村。一个90分钟的电影分四节，把拷贝运来运去。至于中间的时间大家就在那儿等着。
毛尖也在她的文章里提到当年大家看电影的心情，热烈又天真。毛尖的岁数比格非小多了，她说到小时候看电影里面的人接吻，很多老观众就会觉得很不可思议，觉得这是个特技镜头，一定是用了什么特别的效果。比如这个嘴巴凑过去的时候，那边又拍那个人怎么样凑个嘴巴过来，其实不是真的接吻……他们认为如果是真的接吻的话，那么男女演员的对象岂不是就要疯了，不干了？毛尖还说：“我们几个孩子在里屋听大人在外屋煞有介事，蒙住嘴乐坏了，天哪，他们怎么这么愚蠢，一男一女亲亲脸有什么，录像厅里都有光身子了！”
书里有一篇贾樟柯跟王樽的对话。贾樟柯说他以前在山西汾阳的时候不是去戏院，那会儿流行在录像厅看片子，看的全是港产电影。这些港产片绝大部分都是打打杀杀：“看了吴宇森以前的《英雄本色》，也有胡金铨、张彻的电影，到后来徐克的电影也都看过，特别完整。只要看到非常激动的电影，一出录像馆在马路上就找同龄人，肩膀一撞非要打架。那个时候也是武术热，很多男孩子跟我一样，都拜师学艺。我学了一年武术，那时候最大的理想就是学一身武艺，总幻想能够飞檐走壁。但是武术需要从扎马步、踢腿开始练起的，练了快一年就烦了，说怎么还没有武艺啊？就不练了。”
可见这个港产片真的是教坏小孩子。好在贾樟柯也不是只看港产片，再大一点的时候终于遭遇到了陈凯歌的《黄土地》。才看了几分钟，他就流泪了。“电影里面一望无际的黄土，还有那些人的面孔，一个女孩在挑水。我看着那个女孩从河里用桶一荡，打起水来，挑着从黄土边上走。”看到这里，他眼泪马上就下来了，因为那环境就是他老家的那一片黄土高原，人物景色太熟悉太真实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代电影强调真实的那种情绪慢慢出来了。
看电影的好时光也许真的就此慢慢逝去了。毛尖说，现在虽然很多人流行去电影院，但问题是现在的电影院都自暴自弃了。“服务越来越好，但不为人民服务了，人民就自己服务，自己买碟，自己放映。而看电影在今天的全部意思，就是高消费。所以，我的愿望是，有一天，还能走进一家普通的电影院，虽然北岛的诗歌马上就在耳边：这普普通通的愿望，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
电影的好时光过去了，连格非说负责跑片的那个全村最受欢迎的人物“武松”也过去了。格非的弟弟告诉他，改革开放之后，“武松”仗着一身蛮力，给人出死力干重活，艰难度日。等到年纪大了，人家瞧不上他了。他每天早上照样各个村子跑，不用跑片了，他是为了自己卖广告，希望别人知道他还很有用。结果最后他病死的时候，大家解剖一看，他骨头全黑了。
《我和电影的二三事》
把自己交给电影，就像爱情一样
电影帮助我们探索未知的感官世界，比如一个从未听过的奇闻或是一个人的精神领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说到电影，总觉得它跟怀旧有关，似乎那些影像所保留的一定是旧日时光。而我们看电影也总是有特别美好的氛围，仿佛染上了一层辉煌的颜色。说到电影与怀旧，跟大家介绍一本好书，叫做《我和电影的二三事》，是几年前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出版的。
香港电影评论学会由一帮香港的影评人组成，最大的40多岁，最小的20多岁，都是影评写得相对专业的一群人。过去几十年来，香港曾经是整个华人世界里资讯最发达、最自由、最开放的地方。这批香港影评人有更好的基础吸收各国的电影，很多大师的杰作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
看大师的电影有时会出现很多意外。比如著名的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他的Blow-up，我们译作《放大》，而当年在香港被翻译为《春光乍泄》，这完全没办法表达这个电影的意思，甚至不能被称为直译。对此，书里的影评人何思颖说，当年这么翻译其实是有理由的。因为《春光乍泄》1967年在香港上映的时候，很多电影人或者电影院线的老板都觉得这部电影最轰动的地方在于里面有一秒一个女性正面全裸的镜头。所以就因为这一秒，把这部艺术电影改了一个带点色情意味的片名，希望吸引更多的人来看。果然就有无数中老年男性观众抢着去看，为的就是那一秒的色情镜头。而一秒很可能打个哈欠就过去了，万一错过一定会觉得很受苦，因为这部电影对大部分人来说太沉闷了。这让我想起小时候看《发条橘子》也有同感。当时已经是录影带阶段了，电影里有一个快速的片断是关于做爱的，我们一群人拿着录影机，拼命地按来按去，希望能够一步一步一格一格地重播这个片段，为的是看清楚那一点点可怜的做爱场面。
李焯桃是我很喜欢的影评人，他说到六七十年代在香港看电影的情况。当时电影院都有星期日早场，平常播的都是主流电影，但到了星期日早上会放一些比较冷门的偏艺术的电影，或是一些旧日的经典电影。这对于他们这群没接触过那些电影，只在文字上看到或者听说过的人而言当然重要。于是礼拜天总是起个大早，像朝圣一样去看电影。李焯桃说：“也只有饥渴的影痴，才会在礼拜天一早爬起床看十点半，像朝圣又像补课。维斯康蒂、安东尼奥尼、杜鲁弗都是在西片戏院的早场看回来的。”
当年大家有机会看到的电影比今天少得多。现如今我们都有碟，而且盗版碟到处都是，几乎你要看什么就有什么。所以今天可能会觉得这些大师名作并不稀奇，但对以前的人来讲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如果放的时候没看，会觉得以后恐怕再没机会看了。
另一位影评人纪陶则说：当年大家有一句广东话，意思是说如果不看就不用再想以后还能看了。在这样的心情底下，“令我们入戏院看电影时有生离死别感。从小已不将看电影当成娱乐。看《教父》、《大闹天宫》、《地狱变》、《罗马》及《第七封印》等，是一种需要”。
那时对待电影格外认真，而且戏院环境也跟今天大不一样。以前电影院里是能抽烟的，记得那段日子我们在戏院里吞云吐雾到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步。这当然很讨人厌，让整个戏院变成纳粹毒气室一般，可它又有一种独特的氛围。书里留学法国的影评人黄爱玲说她第一次看到法国有名的儿童电影《红气球》，是在巴黎大学里一个专门给学生看电影的电影厅。当时看这个电影的法国学生里烟民甚多，个个都像火车头，几乎把课室变成了毒气间。然而即便在那样一个环境下我们仍然是深深地爱着电影，甚至是爱上了电影。
香港有位电影学者、影评人游静，同时也是电影导演，她在这本书里写了一篇文章，叫《电影病》，就把何谓“爱上”做了个解释：“我说‘爱上’，不是‘爱’，‘爱’电影很容易，如‘吃’一碗拉面，吃过就算了。下一次吃意大利面，再下一次吃干炒牛河，可以全都爱。但‘爱’而且‘上’，便比较难脱身。即使不是一辈子的事，首尾亦是颇长的。爱而且上了，便有点没法向下望，往下望，叫人头晕、心跳，叫人突然意识到‘上来’的路，叫人看到自己的病，与没‘爱上’的人之间的距离……我爱而且上了电影二十多年。”我们爱而且上了电影，其实不只是电影的片断本身，而是很珍重那种戏院的感觉，跟今天看电视完全不一样。当年看电影是一种勇气的爆发，因为你能够看到那么多大师名作，一些很具颠覆性的电影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些人这么勇敢，连这样的东西都拍出来了，做观众又怎么能害怕呢？
什么叫“做观众的怎么能害怕”？做观众难道还要怕吗？要的，我们想想看在戏院里面的那个感觉。你如果遇到一些场面，你想哭，你旁边都坐着人，想想看你就这么哭了出来，你把你人性最脆弱的那个部分公开在别人面前，虽然大家不会太留意你，但是你心里面仍然有旁人存在的这种压力。我们每一个人在看电影的时候就等于在交心，我们被动，我们没办法用摇控器把它按停，这时候我们完全放弃了主权，把自己交给了电影，这难道不是一件很需要勇气、很像爱情的事吗？
①后设小说（Metafiction）是西方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以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对于语言功能的质疑所兴起的一种文学现象，“自我指涉”是后设小说重要特质之一。“后设小说”站在“后设”（Meta）的视角，透过情节跳跃、事实与虚构交织等手法，强调小说只是作者堆砌文字的产品，进而质疑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作者极力邀请读者参与小说的内容。这种写作方式试图动摇传统作者的权威地位，打破长久以来二元对立的论述模式。
②犬儒主义（Cynicism）指讥诮嘲讽，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犬儒主义诞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指一种对文化价值的对抗精神，一种深刻的怀疑。它认为世界是不值得严肃对待的，不妨游戏之。到了现代，犬儒主义的含义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是其对世界的不信任和拒绝的态度没有变。犬儒主义者由于政治的黑暗而远离政治、放弃政治，拒绝参与政治，或遁入孤独和内闭，或转向任诞的审美主义，而其骨子里则是虚无主义。他们对于世界保持了清醒的距离意识，但是却不敢或不愿与之正面对抗，而以一种嬉笑怒骂、冷嘲热讽的态度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妥协混合的矛盾立场。
③2004年，画家陈丹青因不能容忍研究生招生在外语和政治科目上重重设卡将专业优秀的学生挡在校门外，又不能适应“学术行政化”的体制，愤而请辞清华大学教授的职位，引起相当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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