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袍哥的概念

    何谓“袍哥”？《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解释为“旧时西南地区各省的一种帮会的成员。也指这种帮会组织。”我们认为：《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在语义上是不完整的，因为袍哥的活动范围不仅仅局限于西南地区，中国其他地区也有袍哥活动的痕迹，不如定义为“清朝至民国期间以四川为主要活动区域的一种帮会组织及其成员的统称。”具体说就是哥老会在四川的俗称。本书所称四川袍哥，其区域包括当时的西康省和川渝两地。

    为什么称这个组织或这些成员为袍哥？《诗经·秦风·无衣》中有这样一段：“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袍”在古代指的是装丝棉的长衣，《后汉书·舆服志》称“长衣曰袍，下至足跗；短衣曰襦，自膝以下”。而至今还鲜活在时尚中的旗袍更进一步证明：“袍”是一种长衣。而穿上这种长衣上战场，似乎就有了非凡的意义，“金带连环束战袍，马头冲雪过临洮。”“到处人皆著战袍，麾旗风紧妈蹄劳。”战袍就成了牺牲和友谊的标志，所以从古到今，同一战壕里的人容易结成生死之交。后来军人以“同袍”相称，而“袍泽之谊”已是深厚友谊的代称。刘师亮对“袍哥”作解释时，说：“言其同一袍色之哥弟也”，“异姓如同胞，见面称哥弟，取‘胞’‘袍’谐音之义。”作为军人，为共同的目标出生入死，统一服装颜色并称兄道弟也是天经地义的，有衣同穿，有饭同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倒不一定非要有血缘关系的亲兄弟了。古人多将“服”“袍”与朋友的关系连在一起，汉哀帝与董贤的“断袖之癖”，都证明古代的友谊是与衣服的称谓有关的。作为帮会组织及其成员的袍哥，也是借助这件好看的外衣，结成了利益同盟体。

    在四川，除了以“袍哥”称呼这种帮会组织及成员之外，还有“哥老会”、“哥弟会”“光棍”、“袍皮闹”、“汉流”、“汉留”、“汉刘”等种种流行的称呼。

    刘师亮对以上别称作了解释，“何为‘光棍’，一尘不染谓之光，直而不屈谓之棍，光者，明也，棍者，直也，即光明正直之谓也，试观世界上无论何种棍式，谁非直者，若稍有弯曲，不称之曰拐，便谓之曰杖，安得谓之棍哉，以棍定名，更曰光，非正直光明者不可。”此论体现了袍哥刚直不阿的方面，但似乎对袍哥有过誉之嫌。“何谓‘袍皮闹’，以袍哥称‘皮’而能闹出世界也。桃园结义，以三人同心，而成帝业；陈桥兵变，以黄袍加身之赵匡胤，亦是三人结义，而开大宋基业。以我汉留亿万人同心，未始不能造成绝大事业，所谓‘袍皮闹’者本此。”此论重在说明袍哥的革命性。由于作者本人就是袍哥“巨子”，对自家人溢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而“汉留”，意为汉民族惨遭屠杀后的幸存者，“夫汉留者，汉族遗留也。先烈悯明室之亡，异族主国，留下革命种子，作灭清复明之计也，故名汉留。”；“汉流”也意为汉民族在异族统治下无法生存，四处飘流；“汉刘”意为这个组织是汉室刘姓王朝的正统后人，明指汉朝，暗指汉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称谓都是在异族（满清女真族）统治下，汉族人遭到歧视的情况下产生出来的。

    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很多学者都认为，袍哥就是哥老会在四川的通称。这一论点容易形成这样的印象，袍哥是哥老会在四川的分支。但就源流关系来看，王纯武的观点值得肯定：“哥老会发源于四川，流传于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陕西、甘肃等省，其踪影遍布全国。从清代至民国的长时期里，哥老会曾广泛地活动于四川的城市和农村。”由于袍哥产生之初是秘密帮会组织，其活动受到满清政府极大的限制，目前尚没有可靠的资料证明其究竟产生于何时，就是陈近南在雅安开立精忠山和郭永泰在叙永开立荩忠山，也只是停留在传说之中。倒是活跃于四川边远山区的啯噜会，在历史档案中有记载。从史学角度来看，“啯噜”似乎成了有史可证袍哥的先驱，他们的活动初期大致是在清康熙乾隆年间，比郭永泰开立荩忠山要早。钻研历史多年的洪门南华山第五代山主刘沛勋认为：清末以来的民间秘密组织大多与洪门有关，在大陆时期，洪门旗下有数百万人的社团，依分布区域的不同名称各异，在台湾和福建的是天地会，广东广西的是三合会，云南四川的是袍哥，湖南湖北的是哥老会，在江浙一带的则称为小刀会。关于“哥老会”与“袍哥”两个称谓，秦和平作出过比较明确的界定，认为：袍哥是民间恃力型的互助团体，而哥老会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秘密社会组织。王纯五则认为：完全可以把袍哥理解为哥老会在四川的称谓。我们也认为：哥老会同袍哥之间没有十分明确的分野。因此，以下篇目凡提及袍哥的地方均可以理解为哥老会。

    第二节 袍哥的性质和特点

    根据袍哥在满清、民国时期的活动，根据所有资料来看，袍哥有其明显的性质和特点。

    第一，袍哥是清代中期在四川出现的秘密社会组织。这种组织是以互助为存在的基础。秦宝琦、孟超指出：“旧中国的秘密社会，是泛指那些为了某些政治，经济或信仰等原因而自发结成的社会群体。按其组织形式与特点，可分为秘密教门与秘密会党两大系统。它们名目繁多，仅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记载，已有200多种。如加上地方志其他记载，则不会少于300—400种。旧中国的秘密社会自登上历史舞台之日起，其足迹已遍及大江南北（亦在海外华人聚居地区流传）”按照这种划分，袍哥属于秘密社会组织的会党组织。由于袍哥组织从一开始就是带有社会互助的性质和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结社组织，“反清复明”是其根本宗旨之一，清廷因其反满倾向而视之为“会匪”、“会党”，因而他们的相关活动只能秘密进行。为了使其活动不被官方发现，其组织、活动隐蔽，隐字、隐语、手势、茶阵，纷繁而多变，局外人很难掌握。但凡秘密社会组织，之所以不能公开，主要是政治上的反叛性，组织上的不合法性，其活动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否定性。

    咸丰年间爆发的历时6年、以四川为主战场的李永和、蓝朝鼎农民起义的基本力量就是哥老会。以后的历次以反洋教为中心的反清教案的主力也是哥老会。如四川最大教案“大足教案”的主力，就是“一绅二粮三袍哥”，余栋臣等首领都是“哥老会魁桀也”，因此遭到禁止和镇压，曾国藩在制订湘军营规时特地立了一条：“结拜哥老会、传习邪教者斩。”这也是清朝统治者对待秘密社会组织所持的一种最基本的态度。

    袍哥具有帮会组织必须具备的组织机构、帮规和帮约、隐语暗号以及活动的非法性这些特点，是为学术界公认的帮会组织。有必要指出的是，由于哥老会在清朝末年已经半公开化，到辛亥革命后，已经转入全公开，甚至与当地的政权有一定的勾结，成了享有一定地方治权的帮会组织，与一般意义上的秘密社会组织有了质的区别。抗日战争胜利后，“力图在中国推行多党制政治的风潮中，哥老会也在某些地区组建政党，其中有‘中华社会建设党’、‘民主社会促进会’等”，并且有了政治纲领，说明其发生了质的变化。正是由于帮会与政治的关系千丝万缕，并且具有天然的反正统反现实的倾向，近代中国几乎所有反政府力量都与帮会有牵连，夺取政权以前多利用，夺取政权以后或改造，或镇压。袍哥也不例外，难逃被利用和被镇压的历史宿命。

    第二，袍哥是一种江湖组织。袍哥为了生存和发展，在早期活动中，多数以江湖骗子的身份活动，采取的也是江湖手段。按照袍哥规定，江湖上的惊、培、飘、猜、风、火、爵、耀、僧、道、隶、卒、戏、解、幻、听各色人等，“如身家清，已事明，俱入汉留资格”（刘师亮《汉留史》第26页）。

    由此可见，袍哥组织中的人物，几乎涵盖了江湖中所有人物，袍哥的活动，几乎涵盖了所有江湖勾当，可以说是一个十足的江湖组织。而这些江湖人物，除僧、道、隶、卒、戏、解、幻、听几种外，其余多属诈骗一类。同时袍哥与其他贩毒、赌博等社会群体及江湖组织有极大的共通性和交叉性，这就使其具有了边缘性、失语性和复杂性。由于这些社会群体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被主流社会充分边缘化了，属于失语一族，没有发布其声音的地方，自己极少留下可靠的文字资料。某些荼毒生灵的活动被群众抵抗，反抗政府的隐蔽性行为，更为政府所禁绝。正是由于袍哥组织的边缘性、隐蔽性，带来其历史资料的匮乏性、零散性、断续性、可疑性。对于这些历史事件的记载，或源于官方报告，或来自社会传闻，或得于文人渲染，夸大其辞、隐约其辞、含混其辞、以是为非，像《海底》那样的第一手资料实在是凤毛麟角。

    第三，山堂或公口的独立性。袍哥组织不像别的帮会组织那样，有一个从上到下的层级关系，每个袍哥组织都是相对独立的组织，互不统属，按照“仁、义、礼、智、信”和“威、德、福、智、宣”，自行开设山堂或公口，聚集势力，不存在行政或经济上的从属关系，各袍哥组织之间是一种平行的即“横”的关系，这点同青帮的区别就特别明显（青帮是一个纵的组织，按班辈分前辈后辈。参加青帮拜师如父，收徒如子，师徒如父子，兄弟如手足，完全如同家庭的组织）。正因为公口的独立性，才存在袍哥组织之间相互争夺地盘、抢夺利益的纠纷甚至厮杀。

    辛亥革命后，袍哥组织公开，袍哥组织之间有了一定程度的兼并整合，四川大邑的“公益促进社”就是由安仁的五个袍哥公口合并而成的袍哥总社，成为联络、争取、团结其他袍哥公口的总机关，由于刘文辉、刘文彩兄弟的大力支持，“公益促进社”异军突起，成为拥有支分社三百六十多个，十万兄弟伙，一万多条枪的40年代川西农村实力雄厚的袍哥组织。雅安“荥宾合”更是“袍哥组织中的托拉斯，其成员包罗万象，大多数为军政要员：上至将官，下至士兵，九流三教，都可加入；原有仁、义、礼各旗的袍哥都可个别参加，也可全社集体参加……荥宾合社成立后，天全原有各袍哥组织一律加入荥宾合，各区、乡、镇以人数多寡，分别设立支、分社；除荥宾合外，全县别无公口。”而成都大汉军政府都督尹昌衡自立“大汉公”，自任龙头大爷，欲收编成都的袍哥组织，城内的许多袍哥公口加入“大汉公”，被时人称为“哥老政府”但是，由于袍哥组织的具体情况，联合都是暂时的、局部的，而总体上仍保留了相对的独立性。

    第四，组织的半公开性。由于袍哥从一开始就具有反清复明的性质，必然遭到清朝统治者的镇压，早期所从事的活动只能是秘密的，即使家人也不能知道。组织内部使用隐语暗号，对外联络上，也是使用公片宝扎等不为局外人所完全明了的证明物。但由于四川当时地广人稀，山高路远，统治者的治辖权有限，加上袍哥的群众基础好，袍哥组织一般都是处于半公开状态。由于袍哥在辛亥革命时期为推翻清朝统治发挥了积极作用，辛亥革命后袍哥活动基本上是公开进行的，但有些杀人越货的活动仍见不得天，始终处于半秘密状态。民国时期，袍哥势力渗透到军政各界，给统治秩序带来不利影响，各级政府也想禁止袍哥活动，但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第五，参与的广泛性（即群众性）。袍哥在前期由于带有反清的性质，遭到清政府的严厉镇压，其活动基本处于秘密状态。太平天国与李蓝起义失败之后，社会更加动荡，四川的袍哥数量有了高速发展，不仅有无业游民、贫苦大众，还有各地的地方势力、军营官兵也纷纷参加，主持码头。无钱无势者当袍哥（四川方言中通称为“嗨袍哥”）是为了求得结援互助，有钱有势者当袍哥是为了控制地方，培植羽翼，更大程度上发展或保护自己的利益。在这种风潮之下，不嗨袍哥就很难在社会上立足。“袍哥能结万人缘”，“上齐红顶子，下齐讨口子（四川方言，即乞丐）”等民谚，说明袍哥的影响有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清道光年间，在湘军、楚军等军营中发展更快，亦如左宗棠所说：“自顷啯噜变成哥老会匪，军营传染殆遍”作为我国秘密社会两大系统（即会党与教门）中的哥老会，在清代的四川曾经是少部分人的秘密组织，可辛亥革命之后，袍哥组织成为民国的开国功臣之一，危险不复存在，利益却显而易见，因此，大多数成年男性都直接加入或间接受其控制。

    第六，主体地位的边缘性，主要表现在亦盗亦侠。清水袍哥有更多的侠义意味，锄强扶弱，锄暴安良，打富济贫都体现了尚侠的一面。而浑水袍哥则带有较强的匪性，欺行霸市，鱼肉乡里，图财害命则更多地表现了强盗的本性。民国年间，由于袍哥公口迅速发展，僧多粥少，利益显而易见少了，为了生存和发展，于是乡镇上的袍哥组织多参与抢劫，变成了浑水袍哥。正因为其主体地位的边缘性，决定其在辛亥革命前是革命的力量，民国成立后则成了破坏性的力量。

    第七，“信”、“义”为其核心价值观念。袍哥在其仪式、隐语暗号、流行数字、誓词及其行为规则等方面都体现着“信”、“义”。信、义是袍哥存在的基础。作为江湖组织，无政治的隶属机构，更无法律的约束关系，如何相互联系共同完成大业？他们便从孟子、曾子的言行中找到了依据，“人无信则不立”，“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有了“信”、“义”，散处五湖四海的江湖中人便可相互依托成为一个整体。

    第三节 写作《四川袍哥史》的意义和价值

    由于袍哥是一种民间社会组织，各地的袍哥又相对独立，其史迹零散而模糊，多由传说而来，各地史书和方志的记载也只是片言只语，因而袍哥的历史特别是早期的历史显得扑朔迷离，学术界也众口莫一，且有不少失真之处。袍哥现象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幕重大历史，是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四川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迄今为止，没有一部正式出版的完整的袍哥史，这很不正常。袍哥作为已经消失了的特定的社会历史现象，其产生、发展和消亡都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作为一部专门史，首先要从还历史本来面目的角度，对袍哥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进行全面系统的揭示，探索其历史必然性，并在流变和比较中区分“袍哥会”与“汉留”、“洪门”、“天地会”等的异同，除了详尽地占有现存的零散史料和研究文章外，笔者还做了大量的田野考查，让过往的历史烟云能在本书中真实再现。

    二是从辩证的角度客观分析研究袍哥这一民间帮会组织在历史上的作用。由于种种原因，从官方到民间都习惯性地把袍哥视为晚清民国时期社会肌体上的“毒瘤”，而对其正面作用认识不足，除了少数学者在研究文章中对袍哥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有所涉猎外，对于袍哥会在“四川保路运动”、“护国战争”中的重大贡献大都忽略了，更不用说“红色袍哥”如王伯高、杜重石等人在特殊时期所起的积极作用，特别是近年来影视文学对袍哥题材的炒作，误导了受众对于袍哥的认识，有必要正本清源。

    三是从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心理学的角度揭示这一秘密社会组织民国时期在四川公开化并迅速扩散的原因。同为三大封建帮会之一，民国时期袍哥会在四川的群众基础远远胜于青帮和洪门在南方诸省的群众基础，四川参加袍哥会的人数估计占当时成年男子的一半左右，仅成都地区的公口就有一千余个。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除了四川特定的政治、经济大环境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社会、民俗、心理等原因，本书将对此作深入的分析研究。

    四是以古鉴今，从比较学的角度审视袍哥现象对当今社会的影响，并作一些现实的思考。袍哥这一民间帮会组织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已作了历史性的终结，但滋生它的社会文化背景并没有由此而消除，还阴魂不散，并有了新的变种，“黑社会”问题已成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敏感话题。本书将对此进行分析探讨，给研究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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