袍哥产生的思想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而影响最大的是三国时期刘备、关羽、张飞的“桃园结义”。根据《三国演义》，刘、关、张结义之后，便有了一层特殊的仿血缘关系。这层仿血缘关系甚至比真血缘关系更加亲密，他们誓同生死，“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于是演绎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特别是关二爷被逼降曹后，曹操奖予他很多金银财帛，他一概不收，只收了一件锦袍，平时却很少穿，有事穿上，却要把旧袍罩在外面，曹操问他原因，关二爷说：“旧袍是我大哥玄德赐的，受了丞相的新袍，不敢忘我大哥的旧袍。”这些“忠、义”故事感染了千百年的亿万读者，人们都希望自己身边能有这样的异姓兄弟，进而，也希望自己是这样的“忠、义”君子。千百年来，类似的金兰结义的故事比比皆是。称袍哥为汉留，名称的来源及其精神指向都应该与此有极大的关系，就是从汉朝遗留下来的精神气节。
道教化了的关公及白莲教对袍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袍哥组织的仪规上随时可以见到宗教文化影响的影子。在清代秘密社会中，像哥老会这样的以下层人士为主体的秘密会党与白莲教、青莲教等秘密教门有着天然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三国的关公，由于是忠义的化身，自唐代以来，民间对他的崇拜就很盛行，并逐渐成为道教和佛教共同信奉的神祗，到了清代，由于清朝统治者的推崇，这种崇拜则进入鼎盛阶段。清代秘密会党受《三国志通俗演义》桃园结义的影响，吸收异姓兄弟金兰结义的形式，强调忠心义气，以关公为楷模。桃园结义和会党组织，都是属于异姓结拜的金兰结义，其性质最为相近。秘密会党对关帝的崇拜，具体的表现为，以关帝庙为举行盟誓仪式的地点，即使没有关帝庙，也要用纸写立关帝神位，要在关帝的见证下歃血沥酒。许多会党的名称，也以关帝命名，例如关圣会、关帝会、关爷会、忠义会等，关帝在会党活动的舞台上确实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清朝统治者想利用关公勇武、忠义精神，顺治皇帝封关公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关羽被推崇为与孔子并列的武圣人，并在全国各地建立武庙。袍哥把自己的行为附会成武圣遗教，把关公作为忠义的典范，目的是增加组织的凝聚力。清代，南方诸省，异姓结拜风气盛行，人口流动频繁，种族意识强烈，因此，结盟拜会的活动，非常活跃，是中国秘密会党最为蓬勃发展的时期。
哥老会与其他秘密会党一样，吸收民间金兰结义的传统，模拟家族血缘制的兄弟情谊，举行歃血沥酒的盟誓仪式，成员之间，彼此以兄弟相称，强调忠心义气，以维持兄弟平行横的关系。
其二，中国历来有任侠仗义之风，“桃园聚义”、“瓦岗威风”、“梁山根本”把这种侠义精神发挥到极致，并且由此成就了一番事业，有一定的示范效应。袍哥提倡互助共济，“有饭大家同吃，有难大家同当”的口号，与“桃园聚义”、“瓦岗威风”、“梁山根本”的精神品质一脉相承。
其三，明末清初文人学者有很深的遗老情节，不甘于受异族统治，以王阳明、顾炎武为首的学者提出“反清复明”的口号，与民间反满情绪高涨暗暗相合，促使明末清初秘密社会组织的产生。郑蕴侠认为：“汉留陈近南到西北组织洪门的时候，正逢顾炎武在陕西华阴县云台书院讲学，常以民族大义激励学生，同时受到洪门影响，率众结社反清复明。大家推顾炎武为首领，仿洪门组织称为‘汉留’，取‘汉族遗留’之意；亦称‘袍哥’，取‘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之意”
不管王阳明、顾炎武的思想是否对袍哥产生有直接影响，但作为明朝的反清复明情结是客观存在的，他们的一些思想言论不可避免地要对清代秘密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正如萧一山指出的那样：“明朝遗老看透了中国人的特性是不讲民族而讲家族的，是不讲国家而讲君上的，是不讲后世而讲祖宗的，是不讲先民而讲宗派的。于是利用郑氏部曲的心理，下级社会的弱点，江湖豪杰的义气，造出为宗派、祖宗、君上、家族的复仇说，民族国家的大义，自然寄托在里边了”
清代初年流行的末劫思想也具有极大的煽动性，广大群众正是出于对现世的逃避和对劫后世界的憧憬积极加入秘密社会组织。洪门的创始人很多都是僧人，他们所创设的一些内部制度或多或少带有佛教的痕迹。由于四川和湖北、湖南、陕西等地缘上的关系，白莲教和青莲教都有早期哥老会的成员参加，而会党的活动也带有明显的教门色彩，秘密社会组织的头目，既有来自会党，又有来自教门的，他们在反对清朝统治者的斗争中都作出了贡献。哥老会初期五旗制的分派，就是效法白莲教，而青莲教的拜台结盟仪式又受啯噜结拜仪式的影响。而从哥老会的发展历史来看，“从啯噜发展到哥老会，并不是简单的组织重复，也不是简单的名称变异，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其间，很明显的经历了川楚陕白莲教起义时期啯噜与白莲教的融合，和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天地会与白莲教两大结社系统的相互融合两个重要阶段。”这些秘密宗教组织同秘密帮会组织之间，总体上是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是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关系。
第二节 袍哥产生的政治背景和经济背景
一、社会矛盾的复杂多样是秘密社会组织产生的重要因素。秦宝琦、孟超认为：“明末清初，中国广大地区经历了一场深刻、剧烈的动荡，清统治者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实行野蛮的民族高压政策。如占汉族人民的土地，强迫汉族人民向满族农奴主投充。强令汉族人民剃发易服。极大的伤害了汉族人民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自尊。对拒不服从者，则加以杀害。对待汉族人民反抗，则用屠城的方法处理。‘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等事件。在当时的汉族人民心中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满汉民族矛盾的激化，引起了汉族人民更大规模的反抗斗争。他们或参加抗清义师，或加入农民起义军，或逃亡在外。”说明清朝初年，统治者为了维护刚刚建立起来的满清王朝的统治秩序，对汉族民众采取了高压政策，致使民怨加深，民变蜂起。到了康熙、雍正和乾隆年间，由于采取了拉拢汉族上层官僚及知识分子的政策，并积极推行“推丁入亩”等赋役制的重大改革，由此而产生了大量的脱离故土、流寓他乡的农民，并社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清王朝的疆域也有了极大的拓展，进入了史书上所说的“康乾盛世”，但是明朝以来社会矛盾本来就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封建专制带来的吏治腐败，是封建制度本身无法解决的，和珅被处决表明了皇帝惩治腐败的决心，却也暴露了统治阶级的危机，“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吏治腐败的真实写照。也正是在盛世时期，清朝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反满力量的控制，大兴文字狱，堵塞了士人的言路，也堵塞了百姓的诉求渠道。这一举动，事实上激化了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汉人中的有识之士，继承了明代成化初年以来的秘密社会组织的传统，开始秘密发展教门和帮会组织，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二、宗法制度留下的权力真空为秘密社会组织的存在创造了条件。宗法制度是封建社会长期发展的产物，它在小范围内是一股稳定和谐的力量，但对集权统治来说，却是一种离心力量，满族入关后，开始由马背民族来统治农耕民族，本来应有一种民族隔膜在里面，遇上适当的时机，这种离心力量就会变成一种反抗力量。在封建社会相当长的时间内，庞大臃肿的官僚体制，并不能完全控制到广土众民的社会基层。朝廷权力只到达县一级，下面存在大片的断层，是官府鞭长莫及的，因而，除政权外，还必须运用父权、夫权、族权、神权等等，以及依靠大批豪强、吏役来填补空白。农村的实际情况是，绅权往往比治权强大得多，祠堂的作用比衙门大得多。农村的祠堂起着维系宗族的作用，补政权之不足。对农村生活深有了解的太平天囯领袖洪仁玕曾说：“中国村乡隔县城或最近之官衙有远至六七十里路者；每有讼事发生，官吏胥役，重重剥削，所费不赀；故乡人遇有争执，恒由族中父老判断是非曲直，甚或与邻村邻族械斗以武力解决。”当小姓、小族受到大姓、大族欺压时，如果他们不联合起来，就无法与之抗衡，亦无法生存。因此，异姓结拜，互助互济，攻守同盟，成为宗族争斗中常用的手段。加上清朝疆域拓展后，留下了管辖的真空地带，下层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得不到强力有效的保护，需要一种次生政权适时填补空白，为秘密社会组织的产生创造了条件。需要说明的是，宗法制度留下的权力真空虽然给秘密社会组织创造了条件，而秘密社会组织本身却带有浓厚的宗法等级制度的痕迹。就以袍哥组织为例，其内部组织完全按照横向兄弟式的血缘家族构成。
三、人口爆炸性增长和土地兼并严重所造成的大量流民，为秘密社会组织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与北方各省的人口爆增土地减少的情况相反，四川人口锐减，土地荒芜。
中国北方，从清顺治元年（1644）到乾隆末年（1795）这一百五十年间，中国的人口增加了五至六倍，而同期的耕地增加远远跟不上人口的增长，“生齿日繁，地不加广”，农民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即土地日趋短缺，如果将耕地以人口平均计，清初每人平均约有十亩，乾隆三十一年就下降为二亩多。在土地日益紧张的情况下，豪强地方却对土地展开长时间的激烈争夺，到乾隆年间，已形成“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六”的局面，一些豪强地主中的大家族，倚仗其政治权势，欺压小族、小姓。小族、小姓则不甘心被欺压的地位，联合起来，通过歃血结盟，化异姓为同姓，形成如以如齐、海、万、同为姓的集团，从而推动了中国的秘密会党的形成。通过土地的争夺、兼并，直接后果是造成大量失去土地的流民。
而四川恰恰相反，张献忠入川后与朱明王朝的战争，以及双方对百姓的大屠杀，战后的瘟疫造成了人口骤减、民生凋零。以温江县为例，由于战争及瘟疫，温江县境内“人类几灭，劫灰之余，仅存者范氏、陈氏、卫氏、蒋氏、鄢氏、胡氏数姓而已。顺治十六年（1659）清查户口，尚仅32户，男31丁，女23口，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
其他地方的情况也大体相似，“简州赋役，……明末兵荒为厉，概成旷野，仅存土著14户。”可见战争对于社会生产的破坏程度。
到了康乾时期，引起了清廷的高度重视，并从政策调整。为了生存，由此而引发自发或有组织的移民。移民的方向都是由人口稠密的地区向地广人稀的地区转移，就全国来说，主要是广东、福建、山东的流民向台湾、四川、广西等地迁移。四川的移民主要来源于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福建、陕西、江西等省。
为鼓励外省移民迁移入川，政府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
首先，招抚流遗与劝官招民。
早在战时的顺治十年（1653年），政府即“以四川荒地听兵民开垦，官给牛种”，对占领区进行垦殖，但收效甚微。康熙三年（1664年）夔东十三家失败，四川境内战事最终平息，于是四川的重建迫在眉睫。康熙六年湖广道御史萧震上疏请求以驻兵屯垦荒地，他说，蜀省“地多人少，诚行屯田之制，驻一郡之兵，即耕其郡之地；驻一县之兵，即耕其县之地；驻一乡之兵，即耕其乡之地”。与此同时，政府开始大力招募因战乱而外逃的四川本省劳动力。康熙七年户部下令“蜀中流民寄居邻省者，现在查令回籍。而山川险阻，行李艰难，地方各官，有捐资招抚，使归故土者，请敕议叙”。
当时招民授职之例在全国已取消，可清廷对四川却破了例，史称“查招民授职之例已经停止。但蜀省寇氛之后，民少地荒，与他省不同。其现任文武各官，招抚流民，准量其多寡，加级纪录有差”。为了鼓励普通百姓回籍落业，清廷首先要求在外省避难的四川乡绅带头回籍，以给百姓树立榜样。康熙二十五年六月，户部批准四川巡抚姚缔虞关于“四川乡绅应回原籍”的上疏，并强调指出“四川土旷人稀，若居官者，尽留他省，则川中人益稀少，愈致荒芜矣”。康熙二十七年七月皇帝对四川巡抚噶尔图说：“姚缔虞曾奏四川缙绅，迁居别省者甚多，应令伊等各归原籍，则地方富庶于贫民亦有裨益。此事尔等次第行之。四川荒地甚多，尔当募民开垦。”
清政府在招抚四川本省难民回乡的同时，还大力鼓励外省人民入川落籍生产。康熙七年政府批准了四川巡抚张德地的奏请：“无论各省州县人民，虽册籍有名，而家无恒产，出外佣工度日之人，至于册籍无名而又无家业，流落于彼游手游食之人，准令彼地方查出，汇造册籍，呈报本省督抚，移咨到臣。臣即措处盘费，差官接来安插。此等游手游食之人……在他省无地可耕，久则势必放辟伢侈之事无所不为。一至蜀土，无产而有产，自为良民；在于蜀省，无人而有人，渐填实而增赋税，一举两得，无逾于此。”为此他还建议奖励招民有成效之官员，“臣更有请者，无论本省外省文武各官，有能招民三十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县者，量与纪录一次；有能招六十家者，量与纪录二次；或至百家者，不论俸满即准升转。”而张德地也正因为招民有功，康熙九年五月被朝廷加封工部尚书衔，“以招民议叙也”。
康熙十年六月，四川湖广总督蔡毓荣奏请“敕部准开招民之例”，同样得到清廷的批准。内容是“为候选州同、州判、县丞等，及举贡、监生、生员人等，有力招民者，授以署职之衔，使之招民，不限年数，不拘蜀民流落在外，及各省愿垦荒地之人，统以三百户为率。俟三百户民尽皆开垦，取有地方甘结，另准给俸，实授本县知县。其本省现任文武各官，有能如数招民开垦者，准不论俸满即升。又蜀省随征投诚各官，俟立有军功，咨部补用者，能如数招民开垦，照立功之例，即准咨部补用。”这一奏疏无疑会刺激准官员招民入川的积极性，更加拓宽了四川招民垦荒的渠道。
从上述张、蔡两官员奏疏之良苦用心来看，正反映了清初四川百废待兴急需劳动力之迫切现状。
其次，对土地垦殖权和户籍权的规定。
清前期四川除贯彻执行中央对各地制定的垦荒抚民统一政策措施外，还享受了中央给四川的不少特殊优惠政策。在土地垦殖权方面，康熙二十九年清廷“以四川民少而荒地多”，特定《入籍四川例》：“凡流寓愿垦荒居住者，将地亩永给为业”，这一措施肯定了移民对土地占垦的所有权。直到雍正六年（1728年）三月，户部还下令“入川人民众多，酌量安插，以一夫一妇为一户，给水田三十亩或旱地五十亩。如有兄弟子侄之成丁者，每丁增给水田十五亩或旱地二十五亩……俱给以照票令其管业”，基本上保证了入川移民均有属于自己的土地进行耕种。
而对移民入川的户籍权问题，早在康熙十年即有“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开垦者，准其入籍”的规定；康熙二十九年十一月又定“蜀省流寓之民，有开垦田土，纳粮当差者，应准其子弟在川一体考试，著为例”。依科举制度之例，移民能在四川参加考试，则是对其户籍权的肯定和确认。
再次，赋税政策。
清初定各省垦荒地亩以“三年起科”，唯独对四川又实行了例外的优惠，康熙下诏：“准川省招民开垦……其开垦地亩，准令五年起科”。其起科的田地也是由百姓自由申报，史称清初“来川之民，田亩任其插占，广开四至，随意报粮。彼此州县惟恐招之不来，不行清查”，以致川省出现“有报粮升合，而占地数块者”的现象。时至康熙四十八年中央仍反对清丈四川地亩，史载康熙告诫四川巡抚年羹尧：“比年湖广百姓多往四川开垦居住，地方渐以殷实，为巡抚者，若一到任即欲清丈地亩，增加钱粮，即不得民心矣。”直到雍正七年，四川才开始全面地清丈田亩。清丈的结果为：田亩总额为459027顷83亩，是明朝万历年四川田亩额134827顷76亩的3.4倍；而此年四川的田赋总额为656426两，仅为明万历年四川田赋额1616600两的40％左右。这就是清前期“国家赋税，四川为最轻”的有力证明。清末薛福成曾指出：“四川古称饶裕，国初定赋，以其屡经寇乱，概从轻额，故其地五倍江苏，而钱粮不逮五分之一。”
此外，清前期还对各省入川的贫民给予牛种口粮等经济上的援助。如雍正五年各省贫民大规模逃荒入川，川陕总督岳钟琪奏请：“请开招民事例，给穷民牛具籽种，令其开垦荒地，方为有益。”雍正帝览后批令：“今据岳钟琪奏请设法安插，令其开垦以为生计，此实安辑贫民之急务。其牛具籽种口粮等项之费，不必另开事例。现今有营田水利捐纳银两敷余之项，存贮在京，著于此内，拨发十万两解川应用。倘有不敷，该督抚再为奏请。”雍正六年三月户部规定，给入川开垦人户“每户给银十二两”，助其应急之需。
清前期四川的招民开垦政策是全方位开放的，既采取优惠措施鼓励人民携家自愿入川，又以升官为手段大力倡导官员招民入川，甚至连外省的游手好闲之人，四川也乐意筹措盘费接入四川。不仅如此，清前期对四川的移民政策基本上是连续不变的。乾隆时期，一些官员屡请朝廷禁止外省人民入川，但均为皇帝否决。如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贵州巡抚周人骥奏请设法限制各省人民入川，乾隆批评他说：“此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国家承平日久，生齿繁庶。小民自量本籍生计难以自资，不得不就他处营生糊口。此乃情理之常，岂有自舍其乡里田庐而乐为远徙者？地方官本无庸强为限制，若其中遇有生事为匪之人，则在随时严行查禁，不得以一二败类潜踪，遂尔因噎废食。今日户口日增，而各省田土不过如此，不能增益。正宜思所以流通，以养无藉贫民……若如周人骥所奏，有司设法禁止，不但有拂人性，且恐转滋事端，否则徒为增设科条，而日久又成故事。”乾隆三十二年四川总督阿尔泰又奏禁止各省人民入川疏。乾隆帝批道：“此等无业贫民，转徙往来，不过以川省地广粮多，为自求口食之计。使该省果无余田可耕，难以自赡，势将不禁而自止。若该处粮价平减，力作有资，则生计所趋，又岂能概行阻绝？……倘此等民人，入川或有滋事为匪，致为乡里之害，即按罪严惩，以儆其余，亦督抚等分所应办，又何事鳃鳃过虑？”
由于清政府移民政策的倾斜，四川的人口骤增，据粗略统计，“湖广填四川”期间的移民人数超过500万。到了乾隆后期，由于四川的土地紧张，才不得不限制外省移民入川。移民入川固然解决了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但也产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最令统治者头疼的就是所谓的“啯匪”问题。
移民入川后，四川形成了若干股势力。
一是原住民。他们是几辈甚至几十辈就在这儿生产和生活，有“地主”的优越感，加上惟恐从五湖四海入川的移民分享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在防备之中抱成一团。
二是移民。移民来自四面八方，除了同乡人外，概不认识，语言不通，生活习惯迥异，由于人地生疏，同其他人一般不交往。为防范本地人和其他移民的对自己人生、财产的侵袭，纷纷结成小团体以求自保。四川省内人民的群体结构就显得比较复杂了，矛盾也就多样化了：原住民与移民的矛盾；移民中来自不同省、不同区域之间的矛盾。由于语言的差异，生活习惯的差异，宗教信仰的差异，都可使矛盾激化、扩大。
由于同乡移住并不在同一处所，即使是同一地区迁移入川的移民，平时见面也极不容易。远在他乡，同乡人见面之后便有许多话要说，老乡的情结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为了便于同乡交流，同乡会馆便应运而生。比较有名的会馆有“湖广会馆”、“广东会馆”、“江西会馆”、“陕西会馆”等。有了这样的聚会场所，同乡。人便可以经常聚会，除了联络亲情、乡情外，还可以处理内部的一些纠纷，并在利益问题上协调对外。如果遇上别人欺负同乡，大家便联合起来，为其讨回公道。会馆这种结社的形式在四川的大地上悄然兴起。
从外省移民入川的，并非全是良民，也有游手好闲之徒，大部分的“啯噜子”正是由于生活所逼结匪为患成为绿林中人的。从外省迁入四川的流民，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在异地他乡成家立业，在饱受了背井离乡的飘泊之苦后，如果运气不好，仍然找不到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到了无路可走的时候，这些被完全边缘化了的流民不得不寻找别的路子，最简捷的就是进入“匪道”。由于这些外省移民不可能整个家族迁入四川，要想在异地他乡站稳脚根，并要面对飘泊和孤独，不得不仿照桃园结义与梁山聚义，与异姓人家结为拜把兄弟，在类似家族式的社会组织中找到身心的寄托场所。他们就是袍哥的前身。
四、“强干弱枝”现象使乱世中人团结互助成为必然。由于长期封建专制社会，使本来属于整个社会的权力和资源集于极少数人手中，形成了“强干弱枝”现象，国家机器从表面上显得异常强大，而百姓已经柔弱不堪。处于弱势群体的社会各阶层为了做稳奴隶，把求生存和求安稳成为现实的选择，愿意加入互助式的利益团体，而强势群体为了控制地方和培植羽翼，同样借了那件外衣，跨越宗族的界限，广结异姓兄弟，加入袍哥等帮会组织。
五、普遍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失衡是秘密社会组织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中国的本土宗教和外来宗教，到了清代都被充分实用化庸俗化了，这就背离了宗教的教义，从本质上动摇了信仰的根基，使民众失去了对真善美的追求，迷失了方向感。清朝已经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各种社会矛盾的交织，从官方到民间都变得浮躁，一切都处于变化之中，整个国家都在飘泊的轮船上，未来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
由于信仰危机而带来的道德失衡，已是司空见惯。最起码的是非标准已不存在，为了生存，甚至是为了一个不是理由的理由，为匪为盗，只要不关自己的事，没人站出来怒吼一声，社会价值标准全面异化甚至扭曲。这就迫切需要行侠仗义的组织出来扭转世风。秘密社会组织则以一种变形的身份出世，一方面是顺应了时代的需要横空出世，另一方面，他们也同样干着为非作歹的事，成为矛盾的统一体。所有的秘密帮会组织建立之初，都是针对恶劣的世风或强横的势力，为了普遍的弱者，如汉末张角兄弟领导的太平道、宋代的梁山聚义，清末洪秀全拜上帝会，都无一例外，洪门、青帮、理门、袍哥也都是如此。他们替弱者出气申冤，惩处强横者，杀贪官豪强，申张正义，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自身的缺点便暴露出来：等级制度下利益分配权力的使用便出现了明显的不均衡，如洪秀全可以坐在天京发号施令，享受别人的服侍，可以拥有豪宅美女，而普通会众则享受微薄还得到前方卖命流血；是非观念不统一，如宋江等人经营的招安，鲁智深、李逵等人就极不认可，一军校敢于打杀仗势欺人的朝廷命官，有人认为结成帮会是为了世道公平，有人认为结成帮会是为了有吃有穿，有人认为是为了不受欺凌，有人认为是为了称王称霸当皇帝再去欺凌另一团体的人，分歧愈来愈大，甚至不可收拾，各人按各人的是非观念行事，自然也就为非作歹，伤害他人，自然就成为了社会的毒瘤。
第三节 袍哥产生的文化心理因素
原本依附于土地生活的农民，即使被迫离开了土地，生活环境改变了，而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社会心理并不可能改变。首先是归属感和依赖感。乡里民众长期蒙受着社会动荡的反复折磨，其生存条件，总是处在危机之中，因此，倍加感到求生存的艰辛。当他们对某种环境无力判断、无所适从时，恐惧心理使他们产生强烈的合群倾向，促使他们寻求沟通，希望缩小人际间的距离，希望与自己社会地位、知识水平等状况相同的人们，能够相互亲近，并经过比较和选择，使相互之间的行为方式趋向一致。长期以来，这种社会心理，使广大基层民众在生活中产生了互相依存与共同防御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地趋向依靠群体的力量。而帮会组织正是适应了基层民众的这种需求，为分散的、缺乏依靠的、以及缺乏安全保障的这一社会人群，提供了人际间彼此沟通、彼此依赖的生活空间。也正是在互助互济的口号下，彼此邀约，帮会组织才得以形成。帮会组织所行的歃血誓盟、焚表结拜的仪式，是中国民间由来已久的一种结盟的作法。他们对天盟誓，信仰天地能主宰一切。认为凡是违盟的人，就是欺天，就当受到上天的惩罚。这种作法，也带有一定信仰特征，是将人世间生活上之所需，采取超人间的形式，作为规范约束人们的准则，是民间社团中的习惯方式。帮会组织即通过宗法师承的组织模式和结盟互济的纽带，将人们组织在一个新的群体中。
四川的特殊地形形成了川人封闭的盆地意识容易导致割据和占山为王结匪为患。四川的地理环境是天然形成的，四面被高山包围，中间盆地，山多地少，阴天多日照少，潮湿多雾。李白《蜀道难》一诗基本上描出了四川地形地貌的总体特征。在山高路远、举头不见天日的偏荒地带生存的川人，与主流社会总是隔着不小的距离，容易产生孤独感和被遗弃感，遇上合适的机会，其叛逆和反社会的情绪极易调动起来。四川大山大川多，江河奔流不息，孕育了四川人耿直豪爽、重信好义、敢作敢为的性格，给了袍哥作风硬朗、仗义守信的基因。易守难攻的复杂地形给袍哥开展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深山古寺成了开展活动的最佳场所。从传说中的陈近南在雅州开立精忠山、郭永泰在永宁开立荩忠山、万云龙在峨眉山开立山堂等等，都说明了四川易于隐蔽的地理环境是秘密社会组织从事活动的最佳选择。从历史沿袭下来的以消闲和信息交流为主要的特征四川大众茶馆则给袍哥提供了信息传递的平台。四川的茶馆，既是城乡居民交际的公开空间和自由场所，也是从事经济活动和调解民间纠纷的场所，具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各种社会组织也利用其公共的特点开展活动，后来多成为袍哥进行联络的地点。
另外清季四川袍哥得以大量滋生有如下原因：一是商品经济发展，城镇地位凸现，传统社会组织难以适应，需要新的治安维系体；二是清政府统治削弱，绅民寻求自保的需要；三是教会势力的发展和横行，民众需要建立组织与之抗衡；四是鸦片的贩运和销售，需要群体的力量与严密的网络。由于袍哥具有维护城乡社会治安的功能，成为乡镇的权威，协调关系，规范行为，填补传统管理体制的不足，起到次生政权的作用，得到清统治者一定程度的容忍。但随着清末民初四川政局的变化，袍哥从互助性团体演变到参与政治、控制政权，因而遭到清政府的打击。
第四节 袍哥探源
关于的袍哥源头的问题，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尹恩子先生的《哥老会起源问题研究综述》对各个时代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分析归纳和点评，蔡少卿先生的《关于哥老会的起源问题》及秦宝琦、孟超先生的《哥老会起源考》对哥老会的起源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观察的角度不同，所得结论可能有一定的差异。笔者更倾向于当代的研究成果，认为哥老会的产生是由川内的边缘群体与移民中的游民部落结合而产生的，既受当地传统秘密社会因素的影响，又借鉴了外来的形式，最初的源头不应该有一个具体的起点，而是多源归于一流。
由于清史档案资料的滞后性，史实的发生时间应该比档案记录的时间为早，故其起源时间也不应该太明确，界定为康乾嘉时期比较恰当。蔡少卿先生的《关于哥老会的起源问题》则综述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对哥老会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秦宝琦、孟超《哥老会起源考》提出了哥老会“起源于啯噜说”和“创自郑成功说”两种观点。
第一种是根据哥老会的内部的传说资料而来的，即郑成功起源说。
第二种说法是根据官书和史料而来的，即啯噜起源说。
《左宗棠全集》中多处提到四川袍哥乃是由啯噜演变而来的：“本川、黔旧有啯噜匪之别名也”，“啯噜变成哥老会匪”，“本四川啯噜之变称”，“本啯噜之遗”，“四川啯噜一种，因土俗口语而讹”。第二种说法更重事实，有较强的说服力。但对早期哥老会这样的秘密组织而言，史料的缺限是显而易见的，所得出的结论就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但它毕竟是以事实作为依据的。
而按照《传说论》的作者日本人柳田国男“这种民间多数人所支持、所参与了的，就构成对传说的信仰”的观点，民间认可以及对传说的信仰，就当成史实来处理。但传说毕竟不能混同于科学考证。所以就史实本身来说，啯噜说优于郑成功说。下面我们就两种说法的来龙去脉作一初步梳理。
一、郑成功起源说
关于袍哥的早期传说，最多的是洪门故事。从洪门早期的缘起发展、组织结构及帮规等方面，可以见到洪门（天地会）对哥老会的影响。关于洪门的书籍很多，刘联珂所著的《中国帮会史》，就是一本有关洪门的专门史。本书主要是讲述洪门的历史，但基本上都是局限于传说，没有过硬的史料作为佐证，所以参考价值不高，只能作为传说故事来看待。从书中可以得知，洪门从一开始就高举反清复明的旗帜，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秘密会党组织，这和四川的哥老会以团结互助为宗旨，逐渐走上反清道路确实大异其趣。不过这也难怪，朱家的大明王朝被“痛哭六军皆缟素，冲天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率领清兵入关颠覆了，明朝的遗老遗少们自然不能忘怀，加上郑成功一家都成了清朝政府的牺牲品，报仇雪恨也是人之常情。有了志同道合的仁人志士纠合在一起，不搞出一番事业来反而不近常理。
清朝统一了中国后，明延平郡王郑成功退守福建东南一隅，并光复台湾，继续抗清。郑成功鉴于当时文武官员朝秦暮楚反复无常，谋以异姓兄弟加强团结，遂于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九月）创立金台山明远堂，与诸大臣及大将结义为异姓兄弟，为洪门开山立堂之始。洪门的口号是“明大复心一”，反过来读就是“一心复大明”，目的是反清复明。
洪门的开山祖是洪英。相传洪英原名殷洪盛，山西人，一心反清，率徒弟蔡德英、方大成、马超兴、胡德帝、李式开五人加盟扬州史可法的反清军，后兵败城破，洪英战死，蔡德英等人又投潞王，潞王降清后，又改投唐王，在福建郑成功手下继续抗清。洪门的“洪”字也有朱元璋的洪武年号的意思。郑成功创立洪门的意义有二，一为故主求复兴，二则尊王而“攘夷”，有民族革命的含义。洪门性质是封建的，山主以公、侯、伯、子、男自封，分封弟兄以三十六个部位，称仁义兄弟，维护五常八德。洪门中的礼是行“拐子式”的军礼。举行隆重仪式时，空着中央，表示不做皇帝，留待朱洪武的子孙。清朝视洪门为大逆不道，一经查出即抄家灭族，呼为红帮土匪。洪门是反对清朝统治的组织，因而在城市很难插足，只能在穷乡僻壤占山立寨，招兵买马。洪门的组织是效法梁山的，但只要三十六天罡，不要七十二地煞。帮中兄弟相称，大哥不大，幺满不小，讲求平等，没有辈份。洪门里的部位分为内八堂和外八堂。内八堂为京官，均称大哥，计山主、副山主，称龙头大哥；香长、盟证为客卿，不入正系；座堂为宰相，陪堂为副宰相，管堂管人事，执堂管总务，礼堂管礼教，刑堂管刑法，心腹、护剑、护印为一排心腹大爷，在内八堂为老幺，在外八堂为大哥，带尚书衔。外八堂名义上有十排，四七两排为妇女散将，不入堂，故称八堂。一排心腹，为外江总督；二排圣贤，为军师，以关羽居二，通常不封普通兄弟，而以位置和尚，在梁山为吴用；三排为桓侯亦称当家，管粮台；四排金凤，位置兄弟的配偶；五排红旗、蓝旗、黑旗、执法，为中军，管号令执法亦称管事；六排巡风、花冠、青岗，为山内守备巡查将校；七排银凤，为未婚女子散将；八排白衣、镇山、守山、巡检，为秘书长及守将，比拟公孙胜，通常以位置道士；九排江口、检口、斗口、守口，管山口水口守备巡逻；二排大满、小满、铜章、铁印，为九门提督，管卫戍侍卫。共计三十六个半部位（幺满半个）。
郑成功以延平郡王结拜群臣，地位不高的够不上参加，所以初期的洪门组织路线是吸收上九流，即所谓一流举子二流医，三流地理四流推，五流丹青六流相，七僧八道九琴棋。
明遗臣顾炎武讲学陕西华阴云台书院，以民族大义感化诸生，受洪门秘密结社影响，众欲举义，倒清复明，推顾为首。顾以王侯将相名称注目，遂仿洪门组织汉留（亦名汉流哥老，袍哥），以大哥大爷二哥幺哥相称呼，发闯王藏金，设票号、当铺，准备粮台。于是哥老会漫延很广，由西北以至于西南及两湖。
洪门以反清与清廷势不两立，清廷防范甚严，如发觉即抄家灭族，凡放“白鸽票”（洪门凭证票布）杀无赦。因此洪门只能于穷乡僻壤开山聚众，而在都市里只好创立礼门，借戒烟、戒酒、戒赌、戒嫖名义发展组织。
洪门开山，立即遭到清兵剿捕，即进入战争状态，广泛发展势不可能，于是又变相创立白门，以神道设教，引人入彀，如白莲教、红灯照、红枪会、大刀会、小刀会、天地会等。
郑成功曾派翁乾潘到北京坐探清廷消息。翁为清廷所获，意志不坚，降清后，另组安清帮，即后来的青帮。安清帮将组织中横的关系变成纵的关系，不再兄弟叙义，而是师徒相传了。这个帮原定二十个字辈份，即“清静道德，仁论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礼。”这二十个字以清始，一直上溯到元明，可想见其政治意义。到了清末，二十个字用完了，又添了“大通悟学”四字，这是革命党人给添的，据说是徐锡麟、秋瑾所办绍兴大通武学的隐语。清灭亡后，帮中人又添后二十四代，即“万象依皈，戒律传实，化渡心回，普门开放，广照乾坤，带法修行。”后又续二十四代，即“绪结岘计，山芮克勤，宣华转忱，庆兆报魁，宜执应存，挽香同流。”清廷责成清帮护运军粮，将杭州至北通州的运河分成一百二十八段半，封翁乾潘的门徒一百二十八人及书童一人（门外少爷）为码头官。职级由四品都司到五品守备和六品千总，师徒世袭。每一段有一个名称，如江淮四、兴武六等。码头官得收徒弟，年老时选择得意门生一人传衣钵，召集徒子徒孙开大会，名为关山门，传位于继承人。老师关山门后，不得再收徒弟，如再收被揭发，香堂上打四十扁担。老师关了山门，承继人就任码头官，开香堂，收徒孙。其他徒弟，不管辈份有多高，不得开香堂收徒弟。码头官虽有军职，却不带兵，仅做情报工作，所以收徒多下九流中人。洪门视青帮为叛徒，碰见粮船就打。后经妥协，粮船碰到洪门阻拦，立即将船尾放下，表示卸尾而过。太平天国时，青帮被洪门杀了五十六个码头官，剩下七十二帮半。海禁开通后，粮食由轮船直运天津，运河失去作用。青帮失去经济基础，有些青帮分子也投入反清，洪青的敌对关系，也就消失了。清亡后，青帮无清可安，码头官不复存在，对帮规无复约束能力，不传衣钵，辈份高的也就开设山堂收门徒了。洪青界限原是很严的，洪门谚语：“由青转红，披红挂彩；由洪转青，抽筋剥皮。”青帮的人投降洪门，开山门时，是把他作为叛徒来归看待的。
郑成功首开金台山明远堂，与文臣武将结为异姓兄弟，是时拥有土地和人民，无所谓秘密结社。金台山为郑军驻所，无所谓占山落草。后来郑成功派其盟弟部将蔡德英、方大成、马超兴、胡德帝、李式开及其军师陈近南进入清占区发展组织。蔡德英发展于东南，是为洪门，陈近南于西北拥戴顾炎武，发展为汉留。二者组织形式大致相似，组织路线却有大歧异。
蔡德英等受郑密令回大陆发展，潜至福建莆田县九连山少林寺。方丈智通劝蔡等落发为僧，精练武术，待机起义。郑成功胞侄郑君达闻讯携妻郭秀英妹郑玉兰等投奔南少林，共同练武。寺僧中有一个叫马福仪的，以武功居第七，奸恶成性，图奸郭秀英和郑玉兰，被斥责下山，遂叛盟告密。清将陈文耀、张近秋率兵三千乘夜袭击，火烧少林寺，僧众蒙难者百余人，只有蔡德英等十余人突围，用袖箭射杀马福仪。清兵乘胜紧追，蔡德英等五人幸遇舟子谢邦恒摆渡过河，又于途中结纳勇士吴士佑、方惠成，张敬之、杨信佑、林大红，共投惠州宝珠寺。寺僧吴天成、洪太岁、姚必达、李式地、林永超接纳了他们。清兵追至，他们不得不越墙奔乌龙山。遇史可法部将吴烈之子吴廷贲在山采樵，用斧头击杀清将陈耀文，蔡等得脱身逃至右寻镇溪庙。蔡等五人伤愈后，刺臂出血，喝血酒，重新盟誓，再行组织，规划复仇。尊洪英为始祖，郑成功为武宗，史可法为文宗，是为洪门结社之始。
蔡德英等后奔江西赣州，遇唐王部将黄昌成及妻子钟文君，同往吊郑君达墓，适郭秀英、郑玉兰等也在扫墓。张近秋率清兵前来缉拿。郭秀英让二子逃走后，为免受辱，与郑玉兰投三汊河而死，后来谢邦恒将其葬之河畔。蔡等逃至欧家庙，与吴大成相遇，谢邦恒、吴廷贲也赶到，狙杀张近秋，击溃清兵，奔襄阳万云寺。万云寺主持万云龙（洪门称为达宗），为明潞王部将，与汉留在四川雅州开精忠山的白鹤道人陈近南深相接纳，遂共推陈近南主持反清复明事宜。
白鹤洞为陈近南出家的地方，洞后有红花亭，非常幽静，便于志士聚会。1673年（康熙十二年），吴庭贲、吴天成、洪太岁、姚必达、李式地、林永超等自广东来会，吴天佑、方惠成、张敬之、杨信佑、林大江等自福建黄泉村来会，黄昌成与其妻钟文君及周洪英自江西赣州来会，不期而至者千余人。逃亡在外的崇祯太子朱洪竹，闻群贤聚集，特来相会。众人拥立他为王。陈近南发号施令，军队从襄阳出发，势如破竹，攻抵武昌时，为清将于成龙所败，伤亡惨重，朱洪竹、万云龙俱战殁。陈近南不得不分散党徒于各省，发展组织，伺机再起。
1698年（康熙三十七年），又聚众于广东惠州高溪庙，图大举，未果。陈近南病殁，会务由宝珠寺吴天成等五僧主持。不久，吴天成等相继谢世，仅存头目苏洪光。众推苏洪光为主帅，改名天佑洪，以天为父，以地为母，日为兄弟，月为姐妹，改名为天地会，又名三合会。军名三合军，取天时地利人和之义。起兵反清，连战连胜，震荡七省。明朝总兵周遇吉侄周豪率韩龙、韩虎、李昌国等来会，以史可法侄史鉴明为军师，女侠关玉英为女兵统领。兵发襄阳，祭万云龙、郑君达墓，尊朱洪竹为先皇，大举入蜀。清朝四川总兵王春美派心腹符、田二人诈降，天佑洪不察，允许其加盟，将符排四（第四位），田排七（第七位），任副军师。军抵重庆，与清兵交战，由于有符、田作内应，清兵大胜。天佑洪负伤退驻白虎山。关玉英擒获田七，剖心祭先烈。后来符四也被擒，以一百零八刀割死。洪门以符、田之讳，四七两排忌男子，而以安插女将。大嫂排金凤，称四姐，姑娘排银凤，称七妹。洪门中有百分之二十为女性，即源于此。从此以后，洪门很少吸收士大夫加入，并重订会章，定三十六步半官阶及三十六条、二十一则、七十二款、十禁、十刑等规则，防奸甚严。又定木阳城制度，制一斗上书木阳二字，开山时，立三十六誓，以打木阳城为最重典礼。天佑洪死后，被同门尊为威宗。军务由苏洪宝、林烈主持。后来在战争中力量消耗过大，已无法同清军抗衡。林烈分遣党徒向南洋及内地各省发展秘密组织，或开山据寨，或秘密结社，均自立名称，如九龙会、三点会、三合会、七首会、双刀会、红枪会、大刀会、小刀会等，扩大力量，待机再起。
乾隆二十六年（1761），是年，僧人万提喜在福建云霄高溪观音亭创立。乾隆四十七年（1782），万提喜的嫡传弟子陈彪，在漳州平和县行医时，纠邀严烟等人入会。次年，严烟渡海来台，在彰化开设布铺，并传天地会。严烟被捕后供出加入天地会的好处说：“要入这会的缘故，原为有婚姻丧葬事情，可以资助钱财；与人打架，可以相帮出力；若遇抢劫，一闻同教暗号，便不相犯；将来传教与人，又可得人酬谢，所以愿入这会者甚多。”天地会的宗旨，主要是在于内部成员的互助问题，天地会的倡立及其发展，反映了许多社会问题。台湾早期移垦社会的普遍贫穷，婚姻丧葬，养生送死，亟需资助。民风好斗，族群矛盾，分类意识浓厚，动辄聚众械斗，结盟拜会，可以相帮出力；地方治安欠佳，公权力薄弱，窃盗成风，熟悉天地会隐语暗号，便不敢相犯。收徒拜会，纠人出钱入会，便可得人酬谢。因此，早期的天地会，主要就是强调内部的互助问题，不应过于强调反清复明的政治目的。（庄吉发《清代秘密社会的财源》）乾隆十五年十一月，林爽文在台湾彰化县大里拭村聚众起义，参加者达十余万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天地会名义发动的群众武装起义。清政府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全力追查天地会的起源，这一行动遍及全国许多省份。乾隆五十三年初，福安康在台湾拿获天地会要犯、首先将天地会传入台湾的严烟。经审讯，严烟供出自己是在乾隆四十七年由陈彪介绍加入天地会的，陈彪告诉他天地会起于川省。由于严烟是第一个将天地会传入台湾的人，清政府很重视他的供词，专派协办大学士福安康为钦差大臣负责追查天地究竟起源于何处，并命四川总督密查严烟所供诸人的情况。清朝官员根据严烟所供的线索在四川严加追查，一直未发现天地会的情况和证据。福安康在奏称：“臣福安康前在四川总督任内，查缉啯匪，遍加亲历，并未闻天地会名目。”四川总督李世桀奏称：“臣在川共八年有余，一切风土民情，时加访问，并未闻天地会名目。”几经复查，清廷才最后确认“从前严烟所供，起自川省，显系狡展。”从杨咏供出天地会由洪二和尚所创，到洪二和尚万提喜之子行义被拿获，其间曾有许多人供认，天地会系洪二和尚所创，清廷这才确认“天地会经查明起于洪二和尚，提喜为此案传教正犯无疑义。”据行义供称：“伊师傅提喜即系父亲，因乳名洪，排行第二，故多称洪二和尚，已于四十四年身故。”朝廷对洪二和尚是否身故尚存疑虑。后经严刑拷打讯其子行义，指出其父坟地，“刨验骨殖属实”，“并令行义滴血验试无异”（中央档案馆明清部存《朱批奏折》嘉庆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闽浙总督阿林保、福建巡抚张师诚片），此案才算了结。近年来，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外纪簿》中找到了乾隆五十四年五月初三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徐嗣曾关于审讯提喜之子行义、嫡传弟子陈彪的奏折。这个奏折明确记载：“提喜于乾隆二十六年倡立天地会名色，该犯俗称郑开，僧名提喜，又名洪二和尚。其传会口号既以五点二十一为暗号，而悖妄词句内胆敢嵌入‘洪’字，以致台湾逆匪造作洪号、顺天等字，皆缘此而起。”天地会的起源这一公案，在清廷内部已经结案，天地会的创立问题终于有了一个眉目。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陈正成在新加坡设立三合会，并分支于厦门，加入者甚众。刘丽川建小刀会于青浦。光绪初年，孙文在广州学医，遇三合会首领郑士良，取得联系。孙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后被推为堂主。陶成章在浙江进行革命，首先联系洪门九龙山。洪门兄弟加入兴中会和光复会的有多人。镇南关起义、黄花岗起义，洪门弟兄均踊跃参加。辛亥革命，四川、陕西、湖南、浙江都由洪门兄弟率先起义。
汉留发展不限于上九流，成份也比洪门复杂，相传有惊、培、飘、猜等等。因此，汉留发展很快。清初，陈近南想劝说吴三桂反清，入川联系义士，于1670年（康熙九年）在雅州开精忠山，聚集英雄，以图复明。后见三桂虽叛清但不为明，大失所望，于是养晦待时。不意被烧四排绰号“弯帽根”叛徒方宾良出卖。清朝建昌镇总兵马庚武率兵围捕陈近南。陈精武艺，突围逃脱，至襄阳白鹤洞出家为僧。从此，汉留亦忌四排，凡叛徒俱称“弯帽根”。清康熙、乾隆年间，河北、河南、山东一带的响马和保镖大都为洪门汉留支系，如窦二敦就是其中一支。
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永宁郭永泰开荩忠山，持有在福建渔人手中寻获的《金台山实录》原本。据传郑成功于1662年（康熙元年）病故，其子郑经奉遗命以《金台山实录》作要件保存。1680年（康熙十九年）郑经战败于厦门，次年去世。其子郑克塽嗣位。1683年清兵提督施琅攻陷台湾，郑克塽将《金台山实录》用铁盒密封沉于海底。郑成功系藩王，《金台山实录》中的开山令俱王者口吻，郭永泰开山时不敢沿用，托凌桐阶仿原本略加增改，以资实用，名之曰“海底”，又名“金不换”。后来开山立堂者，奉此为圭臬。
清代传至嘉庆，盛极而衰，洪门汉留组织日益壮大起来。1810年，福建范松如开人头山，1818年四川方安澜开蓬莱山，1819年四川郭禹钦开华严山，1825年云南胡林章开广金山，1857年贵州胡佐臣开金凤山，1866年云南胡云开大兴山，1889年湖南王森万开宝云山，1894年江苏李云龙开东梁山，1895年甘肃杨鸿钧开金龙山，1897年广东萧朝举开天兴山，1905年山西林式开开福明山，1906年甘肃马海秋开嘉峪山，1907年山东冯紫电开蓬瀛山。四川袍哥开立山堂的情况：李云九于1876年开青城山，彭立山于1885年开回龙山，同年彭焕如开飞龙山，颜鼎章开大峨山，胡文翰于1889年开九成山，同年张联第开华阳山，李煜华于1898年开巍峰山，陈平侯于1901年开蓬莱山，胡朗秋于1903年开金华山，同年袁朗溪开宝成山，何金梁于1906年开九华山，董伯高于1910年开西明山，同年黄华成开宝林山。（参见《我所知道的洪门史实》，载《帮会奇观》，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清政府对于洪门和汉留开山，必然要派兵清剿。虽然开山仪式比较秘密，但清政府已经发觉了洪门及汉留的势力会威胁其统治地位，从多方面对其活动进行侦缉。开山盟誓后，随之而来的，很可能就是一场惨烈的战争，双方的消耗都很大，但洪门汉留都有很深的群众基础，从来就没有被彻底消灭过。孙中山组织兴中会，章炳麟、陶成章组织光复会、黄兴组织华兴会，虽有革命精神，但无群众基础，不得不从洪门汉留入手。而洪门汉留兄弟粗人多，组织散漫，缺乏领导力量，很容易被孙、黄的反清倡议组织起来，于是纷纷投入到革命党，也是顺应了历史潮流。川汉路案发生，四川汉留纷纷起义攻击清总督赵尔丰。辛亥革命虽以新军为主体，而通信联络、侦牒暗杀、筹款劫杀场等秘密活动及起义时冒险犯难的敢死队，均由洪门会友担任。起义军的四川都督尹昌衡、湖南都督焦达峰、陕西光复军大统领张云山，均为洪门汉留首领。中华民国成立，清帝退位，洪门汉留的反清目的已达到，其活动告一段落。按传统的说法，四川袍哥的前身就是洪门汉留，其组织的产生和流传涉及两个重要人物，郑成功和陈近南，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二、郑成功与陈近南
郑成功，（1624—1662年）是我国明末清初著名的民族英雄，原名福松、森，号大木，福建南安县石井村人。其父郑芝龙，是南明隆武朝“建安伯”，曾组织向台湾移民，积极开发台湾岛。1645年（清顺治二年），21岁的郑成功在福州受到隆武帝朱韦健的召见，颇多赏识，被认为本家，赐他国姓（朱），改名成功，因此中外尊称之为“国姓爷”。1653年（清顺治10年），南明永历帝（朱由榔）又封他为“延平郡王”。郑成功的活动是在国内明清王朝交替和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东方的时期展开的。1646年（清顺三年）秋，清兵进攻福建，隆武帝被生擒，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掌握隆武朝廷军权，在汉奸洪承畴的勾引下，率兵投降了清朝。郑成功反对父亲降清，率领部下先在广东南沃岛起兵，继而挺进厦门鼓浪屿，1650年（清顺治七年）占领厦门、金门两岛。以后与清军展开不断的战斗，逐步收复了福建漳、泉地区，并控制了北至浙江舟山，南至广东潮惠的东南沿海地区。
1659年夏，郑成功率水师10余万北上，经舟山溯长江，连克瓜州、镇江等城。7月围攻南京，误中清江南总督郎廷佐的强兵计，折兵回厦门。翌年，清军分三路进攻厦门，被郑成功击退。郑成功在坚持抗清的同时，又和侵占我国领土台湾的荷兰殖民者展开长期的斗争。荷兰殖民者于1624年（明天启四年）侵占了我国的台湾，对台湾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并不断骚扰福建、广东沿海地区，激起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1652年（清顺治九年），台湾爆发了以郭怀一（郑成功父亲郑芝龙的旧部）领导的抗荷武装起义。1655年（清顺治十二年），郑成功为了抗议荷兰殖民者在海上的掳掠，曾下令禁止商船到台湾贸易，在经济上给荷兰殖民者以有力的打击。
1661年4月，郑成功令长子郑经防守厦门，新率战舰120艘，将士25000余人，在金门料罗湾誓师东进收复台湾。经过激烈的海战，郑军击沉荷军主力舰“赫克托”号，收复了“赤嵌楼”。在近一年的争夺中，荷军伤亡近2000人，损失惨重。1662年2月1日，荷兰侵略军被迫投降，被侵占达38年之久的台湾终于重归祖国怀抱。郑成功于1662年旧历五月初八因病逝世于台湾，终年39岁。
而陈近南即陈永华，字复甫，泉州府同安人氏。其父陈鼎，明天启七年（1627）举人。甲申之变后回乡躬耕，永历二年间（1648），郑成功攻克同安，授陈鼎为教谕。后清军攻陷同安，陈鼎在明伦堂自缢。清军人城后，陈永华出逃。此时下决心弃儒生业，以究心天下事为己任；当时郑成功占据厦门，图谋恢复明朝江山，于是延揽天下士子。兵部侍郎王忠孝推荐陈永华，郑成功与他谈论时事，终日不倦，并且高兴地说：“复甫，你是当今的卧龙先生”。不久授予参军，并以宾礼相待。
陈永华为人沉稳静穆，不善于言谈。但如果议论时局形势，却慷慨雄谈，悉中肯要。遇事果断有见识，定计决疑，了如指掌，不为其他人所动。与人交往，诚字为先。平时布衣蔬饭，随意淡然。
永历十二年（1658）郑成功与诸将讨论北征之事，很多人都认为不行，只有陈永华力排众议，认为可行。郑成功很高兴，于是派他留守厦门，并辅佐世子郑经。
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授予咨议参军。是年5月，郑成功病死台湾，其子郑经继位。陈永华勇于任事，知无不为，谋无不尽，所以郑经很倚重他，军国大事必询问他。
郑经刚到台湾时，一切初建，制度简陋，陈永华就一一助他建立起来。同时，陈永华劝农桑，禁淫赌，诘盗贼，于是地无游民，田野渐拓。他还教人们在高地种植甘蔗，用来榨糖，然后贩卖到国外，每年能赚几十万银两。教人们在沿海晒盐，不但充实了府库，还资助了百姓。当时，福建、广东的很多人都蜂拥而至，每年达好几万人。郑成功以严治理，而陈永华以宽持之，他至台后不久台湾就繁盛起来。
永历十九年（1665），台湾各项制度都已制定，并初见成效，陈永华就奏请郑经发展文教事业。郑经接受了陈永华的建议，在宁南择地建学校。当时陈永华所倡立的教育具有自上而下的较完整体系，从而为台湾人材的培养奠定了基础。
三、“啯噜会”起源说
清康熙雍正以来，由于农村人口的迅速增加，政府“地丁”政策的掠夺，地主豪绅的剥削，造成大量无业流民向地广人稀地区迁移。乾隆嘉庆年间，川楚陕交界的南山巴山老林地区就侨寓着数百万“江、广、黔、楚、川、陕之无业者。”（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艺文下），他们依亲傍友，到此垦种荒地，他们居无定所，伐木架桥，藉以栖身，他们种地之外，多到盐井、铁厂、煤厂佣工为生。尽管在这些地广人稀的荒僻地区仍免不了地主、厂头、吏胥苦役敲骨吸髓的压榨。
进出四川，以夔门水路为主，川内的嘉陵江、沱江、涪江、泥江、乌江等江河也是交通的动脉，在外国轮船侵入长江以前，长江中、下游，即从四川重庆到胡北武昌再到上海的航线上，无论是货运还是客运，主要都是木船。“长江未通商以前，商贾运货，行旅往来，悉雇用民船，帆橹如织。”数量众多的帆船，需要雇佣大量的舵工、水手及纤夫，长江“上游船只，按其大小，可以分为三类。最大的船，平均六十至七十吨，需要水手十六人棹划船只，另有八人引水船，又称五板，用作航行的前驱船。”“大号船需水手七十人，中号者约四十人，小号者二十至三十人。”仅宜昌至重庆的航线上，共有船夫、水手、纤夫二十多万人。
这些船夫、水手，在千里大江上，随时有触礁或遭风浪而覆船的危险；纤夫们则挽着沉重的木帆船，在江边悬崖的崎岖小道上艰难地前进。他们的劳动既艰苦又危险，因此，无论在劳动中还是生活上，钧需要相互帮助，于是自发地结成水手行帮，称“川楚八帮”。严如煜说
川江河道上的木帆船，由胡北荆、宜上水至四川重庆，所需水手、纤夫甚多，而由重庆返回荆、宜之船，所需水手纤夫较少，因而，就有大批水手、纤夫滞留于川江上游的重庆一带。这些滞留者，有点沦为乞丐，更多的则成了啯噜。
“四川本鱼米之乡，不但本省民食充足，而且接济两湖、江南，民间生计，不甚艰难，惟游手好闲者太多，是以地方易于滋事。上曰：‘游民何以如是之多？’对曰：‘四川水陆通衢，陆路由陕西、甘肃，自宁羌州入蜀；水路由胡北宜昌至重庆，夔州入蜀。来往商旅，无论舟车，皆雇觅纤夫，负绳牵挽，盘旋而上。至蜀则纤夫无用，若辈到处无家，无资回籍。下水船只，不雇纤夫，流落异乡，群居为匪，是以每次办一啯噜大案，胁从者半属游民。”
“川东之可虞，时宜防范者，在大江之水手。川江大船载客货，由汉阳、荆、宜而上，水愈急，则拉把手（即纤夫）愈多。每大船一只，载货数百石，纤夫必雇至七八十人。夔门不过经过之地，至重庆府即卸载。客商改雇小船，分往川北、川西南，其嘉陵、渠、潼、泸、涪等江，各有熟水道水手板主（即船主）另雇而而行。荆、宜所来拉把手（即纤夫），在重庆府河案各棚待下水重载之雇募。下水重船需水手较上水为少，每只多止三、四十人，计重庆所至上水船为率，是水手来七、八百人，所开下水船，每日以十船为率，是水手去三、四百人。以十日计，河岸之逗留不能行者，常三、四千人。月计万余矣。此辈初至尚存有上水身价，渐次食完，则卖所穿衣服履物，欠之，则成精脯溜矣。弱者为乞丐，强者入啯匪伙党。”
早在乾隆末年，便有许多水手因谋生艰难而加入啯噜。湖北松滋人李维高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推桡”来到四川巴县，与魏老虎等共五十人结盟成为啯噜，到梁山县一带抢劫。四川重庆府刘玉彩于乾隆四十三年加入啯噜，同伙二十多人，在永川县抢劫，闻拿逃散，靠当水手推桡，与啯噜周老幺一同讨饭、抢劫。贵州清溪县人周德，因贫乞食。乾隆四十六年三月来到四川巴县，入啯噜刘胡子一伙，在巴县马场抢劫布客商人银两，后又至巫山县一带沿江抢劫。湖南会同县人向群，靠撑木锋（木筏）来到湖北来凤县，再至四川觅工。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在秀山县入啯噜黄老幺一伙，抢劫过往客人。湖北监利县彭老三，在川江靠推桡为生，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在梁山、垫江一带被黄大年邀入啯噜，随同抢劫。
清朝督抚大员们，多次奏报川江水手加入啯噜一事，湖广总督舒常奏：“查啯匪始而结伙行强，继而闻拿四散，近来履获之犯，或推桡寄食，或沿路乞丐。”
四川总督福康安奏：“川省为荆楚上游，帆樯络绎，自蜀顺流而下。推桡多用人夫。自楚溯江而上，拉纤又需水手。往来杂沓，人数繁多。每于解维之际，随意招呼，一时猥集。姓名既属模糊，来去竟无查考。川省人多类杂，棍徒抢劫行凶，遂有啯噜之称。”
湖南巡抚刘墉奏：“川省重庆、夔州二府，与湖广等省毗连，结党为匪者，每起或二、三十人，或四五十人不等，每起必有头人，名‘掌年儿’，带有凶器，沿途抢夺拒捕。”嘉庆年间，川江上的啯噜更加活跃。“查川省自邪教荡平以来，民庆履丰，元气渐复。惟近来啯噜匪潜滋，川北、川东为甚，自五、六十人至一、二百人不等，或聚或散，忽东忽西。遇行客则肆行劫夺，入场镇则结党成群，而大江船只，劫掠更多。各州县等皆因该管上司以地方平静，不欲办此重案，遂后不禀报。”
盐是四川货殖最大的物产，著名产盐地数十处，每厂盐工苦力多者“以数十万计”少则“亦以万计”，繁重危险的劳作，盐工中有伤残者，逃跑者，他们也成了无业游民。
这些各地各类不能谋衣食的无业游民，为了谋生自卫，便呼朋招类，十百为群，歃血为盟，结成帮伙，他们飘流江湖，弱则为乞丐，强则为盗为骗，还有充私贩，作保镖的。他们内部有严明的约束，“拜把之后，不许擅散。”
啯噜会多在川湘楚等地。“军兴以来，其党多亡命，归行伍，十余年勾煽成风，流毒遍湘楚，而变其名目‘江湖会’。每起会烧香，立山名堂名，有莲花山富贵堂、峨眉山顺德堂诸名目。每堂有左堂老帽、行堂老帽。每堂八牌，以一二三五为上四牌；六八九十为下四牌。以四七两字为避忌，不立此牌。其主持谋议者号为圣贤二爷，守关银钱号为当家三爷。内有红旗五爷专掌传话派人，黑旗五爷掌刀杖打杀，其聚党行劫者谓之放飘，有谓之起班子。
他们的基本活动是强乞强买，逢场就窃，“昼抢场市，夜劫富民，小则拒捕抗官，大则揭竿谋逆”，即使后来发展为袍哥，其吸收会员的各类人员中“惊、培、飘、猜、风、火、爵、耀”还完全属于啯噜性质。
后来，这些由穷苦游民转化而来的武装集团啯噜会便顺江而下，来到湖北、湖南、贵州、江西，在这些地方又与各种秘密社会组织接触，逐渐向秘密会党转化。首先表现在组织上较严密。“拜把之后，不许擅散，有散去者，辄追杀之。”“遇追捕急，公议散去，始敢各自逃生。加未议而一、二人先散者，众共追杀之，其党极为坚固。”其次，活动不再局限于抢劫，开始讲仁义和劫富济贫。曾经充任啯噜首领，后来担任清军提督的罗思举说：“甲辰年（乾隆四十九年），余出外访友，途遇仁义弟兄陈际盛、汪蛮、马贵、询知伊等，在九打杵樊哙殴偷窃商贾银四十两。余曰：‘我等弟兄先前结拜之时，原讲仁义，打富济贫，不许窃人财物，致伤义气。’伊等即将银两付还，那商贾感谢不已。继至南坝场，瞥见杨某携家途乏盘费，卖女于周家，得银八两。临别，母女嚎啕痛哭。余睹情惨，如数称银以赎此女，并另送银三两做路费。其父女叩头感谢。”
啯噜会在清初是四川的一大社会问题，四川督抚官勒保就曾奏称：“川省五方杂处，游手最多，往往结党成群，游荡滋事，日久即成啯匪。”
啯噜会是康乾以来社会了阶级矛盾的产物，是四川民间自发组成的秘密结社，是破产劳动者的互助团体。由于加入啯噜会便可不受欺侮，还可保住或赢得一点维生的财物，因而“利之所在，走险如骛”便迅速在四川蔓延开来。它成为以后前期四川袍哥的主要成分。
四、啯噜会的演变
为了求生存、谋互助而自发结为民间秘密组织的啯噜会，渐渐沦为棍徒（川人将浑水袍哥称之为“棒老二”，原因由此而来）、盗贼，虽然有天灾人祸、生计所迫，官府不顾其生死等社会原因，但也有人民所痛恨的市井无赖、不劳而获的寄生虫，更有凶恶残忍下流之徒混迹其中，正由于此才遭到百姓痛恨、官府剿杀。
乾隆嘉庆年间，天地会、白莲教、青莲教教徒入川，由于受压迫、受镇压，经济来源、政治地位等许多方面相似，于是相互融合吸收，啯噜会吸收了诸教会的拜神、繁复的仪式、令规条例、秘密号令、隐语暗号等，通过长期的吸收、融合和改造，啯噜会渐渐变成了哥老会。
这个融合改造大致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
第一阶段，乾隆末年到嘉庆初年，啯噜的势力由四川向外扩展，与活动在川陕楚三省边界（大巴山区）的白莲教势力相会，两股势力各有所长，白莲教“多深堂大宅，复轻财好施”，啯噜会“皆年力精壮之无赖恶少”，操习技艺，劲悍善斗；又各有所需：啯噜会入白莲教不需携货粮便可穿衣吃饭，不分你我，“藉教还家以藏身”；白莲教借啯噜会一遇战事，可让其啸呼而起，战阵技艺可取胜获利。嘉庆元年，达州徐添德起兵，万余军中绝大部分是啯噜子。由于啯噜子在社会上有广泛的联络，不久，又迅速扩至5万余人。
两股势力并肩战斗，相互影响，嘉庆以后的啯噜子开始设立山堂字号，又将内部分出红、黄、蓝、白、黑五旗，这时的啯噜会中已有老帽、帽顶、大五、小五、大老幺、小老幺等职位，与后来的哥老会内部组织相近似了。
第二阶段，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前后，天地会和白莲教相互融合，嘉庆道光年间，南方天地会势力北移，与白莲教啯噜会相会，相互渗透，于是就出现了许多亦教亦会非教非会的组织，如湖南等省有红薄教、黑薄教、结草教、斩草教、添地会、串子会、红教、黄教、白教、青龙教、白虎教、红黑会、半边钱会、江湖会、股香会等。这些教会已集天地会、白莲教、啯噜会的特点于一身，都有了堂口，如湖南青莲教“皆以四川峨嵋山万云龙为总头目，所居之处有忠义堂名号。”后来，这些教会又渐渐分化兼并，有些消失了，或者归入了大的教会，再归入更大的社团。
正由于在社会形态急剧变化，社会极度动荡，秘密结社纷纷发展，会党与教门广泛融合的条件下，以啯噜子的组织为胚胎，吸收了天地会、白莲教等组织的若干特点，哥老会才逐渐形成起来。哥老会正式命名应该在清道光年间。
哥老会的产生首先是有四川土生土长带有野性和匪性的流民的基因，他们可能成为革命的有生力量，一旦被别的政治势力所利用，也可能成为革命的破坏性力量。其次是在移民和并肩作战的过程中吸收清代最有实力的秘密教门和秘密帮会的有用的东西，最后演变为清代后期最有影响力的秘密会党组织。白莲教成立得较早，在宋元时代就有了成形的组织，到了明末清初，白莲教逐渐在教理方面趋于完备，教义也更加体系化了。而天地会传说是成立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与洪门有理不清的关系，学术界几乎把的洪门和天地会作为同一个组织，清代的许多帮会组织都是其分支。哥老会是怎么吸收和演变的，目前尚无更多的资料以资证明，但乾隆五年（1786年）林爽文领导的天地会起义和嘉庆元年（1796年）的白莲教大起义的给啯噜子带来的影响确实是巨大的，让这些长年在生命线上苦苦挣扎的流民看到了一线新的希望，也从中感受到在寒冷的夜晚抱成一团的重要性。于是乎借鉴传统的歃血为盟的习俗，开始原始的结拜仪式。从那时开始，啯噜子已从被动变为主动，虚心地学习天地会的内部规则，一切依《海底》条款，并从白莲教那儿兼收并蓄了红黄蓝白黑五旗制度，历经嬗变，五旗也变为仁、义、礼、智、信（又称威、德、福、智、方）五大堂口。从此，哥老会以独立的姿态出现在公众和官方的视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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