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袍哥的价值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袍哥作为一种组织形式从中国的大地上消失了，但依附在这个组织上的灵魂却从尚未冷却的尸体上抽绎出来，飘荡在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夜空中。这就是袍哥的精神遗产。如果我们把这种精神遗产视为既可治病又可毒害人的罂粟，那么我们就能看到，袍哥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孕育产生和发展，已经同中国的政治文化土壤融为了一体，根须已深植于传统文化的血脉之中，组织和肉体上的铲除只不过是拔去了茎苗，从政策上加以根绝，也只是一厢情愿的事情，事实上没有这种可能。关键的是改造适合于罂粟生长的政治文化土壤。

    我们认为，袍哥的精神遗产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诚信。前面已经讲过，袍哥的诚信意识是从中国儒家思想移植和传承下来的，“仁、义、礼、智、信”作为袍哥各大公口的名称，足见儒家思想对袍哥影响的深刻。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后期多数袍哥只是把儒家要求践行的东西形式化和等级化了，特别是作为儒家核心价值观的“仁”，在袍哥的行为规则中没有见到任何踪影，仁爱和宽容被弃置一边，剩下了与儒家经典相违背的赤裸裸的残忍。这不能不说袍哥先天的不足。但诚信本身，它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全人类共同遵守的价值观，是一个健全的社会正常运行的基础。同时，对于个人而言，诚信也表现出血性的一面，使人生活在世界上阳光自信。在诚信普遍缺失的今天，倡导诚信、建立诚信社会显得尤其重要。

    二是仗义。仗义，也是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念之一，在社会处于非正常状态的时候，“侠”就会出来替天行道，主持公正和道义。但什么是“义”，也是一个相对的范畴，各个时代的情况不一样，对“义”的解读就会有明显的区别。更多的时候，这种诠释权掌握在统治者和读书人的手里，百姓只能按照既有的解释执行就行了。而“侠”们往往不按统治者和读书人规定的行事，反其道而行之，除暴安良，锄强扶弱，深受基层群众的欢迎。但这种侠义往往被一些利益集团所利用，成为别人的工具。三国纷争时期，各个利益集团都强调“义”，军阀混战时期，各袍哥组织纷纷与军阀勾结，甚至坐地分赃，也是打着“义”旗。谁能代表“义”，各个时期的看法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

    “义”分为大义和小义，孟子所倡导的是大义，而袍哥所奉行的义则是小义，其字面意义也是由传统的“义”演化而来，只不过更形象化、具体化、自我化、庸俗化了，我们将这种义一般称为“江湖道义”。如：“为朋友两胁插刀”，“轻生死重友情”。这种道义世人多赞赏，但“江湖道义”又往往违背了大义，如国家安危，广大人民的祸福利益等，像袍哥这些江湖中人一般是顾不了这么多的，这种“义”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之上的，对维护小集团利益作用很大，但对别的利益集团体现为残忍，很容易演变为江湖义气。这种“义”的封建等级意识浓厚，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很大，更与文明社会的法制理念相悖，中国历代的法都没有得到全面的执行，这除了立法本身的问题外，侠对法的破坏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但这种基于民间的“义”，又带有比较明显的道德色彩，是社会运行的平衡器，是一种柔性的法，同时也是社会良知的体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道德复苏的希望。

    三是互助。互助应该是属于“仁”的范畴，但这种“仁”的施行对象却是利益相关者，也就是袍哥组织内部的人，这在袍哥的会规和哥老会组织大纲里面体现得比较充分，互助的范围非常狭隘，一旦利益发生冲突，这种互助关系就会荡然无存。但互助精神是人际和谐的基础，是任何社会都需要的，我们不能在泼污水的时候把婴儿泼掉。

    第二节 袍哥对当代社会的影响

    从前面的章节可以知道，袍哥等秘密社会组织是天然的反社会力量，其破坏性是同其匪性与生俱来的，所以在写袍哥对黑社会的影响的相关内容之前，不得不再来审视一下恃力型社会组织产生和发展的条件。张莉在《论帮会产生的条件》中指出：“秘密帮会，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底层民众中。它是在以扩大血缘关系为目的的金兰结拜基础上，及封建行帮组织的影响下，发展、演化而形成的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它以异姓结拜为特征，以江湖义气为纽带，以互助相帮为号召，组织群众，拜盟立誓。它建有组织、立有会名、传授暗语、策划行动，形成与正统社会相对立。”

    首先，清朝摊丁入地的改革，产生了大量离开土地流寓他乡的农民，大量流民的出现为帮会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这是帮会产生的经济因素；

    其次，原本依附于土地生活的农民，即使被迫离开了土地，生活环境改变了，而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社会心理并不可能改变。首先是归属感和依赖感。乡里民众长期蒙受着社会动荡的反复折磨，其生存条件，总是处在危机之中，因此，倍加感到求生存的艰辛。当他们对某种环境无力判断、无所适从时，恐惧心理使他们产生强烈的合群倾向，促使他们寻求沟通，希望缩小人际间的距离，希望与自己社会地位、知识水平等状况相同的人们，能够相互亲近，并经过比较和选择，使相互之间的行为方式趋向一致。这一心理因素，人之同然，即使今天，一个人如果进入到完全陌生的环境，也总希望迅速了解对方，选择与自己基本相近的人结为朋友，而不是与任何人都相交，现实中根本不可能“朋友满天下”，有的倒是“知心能几人”，结为朋友后，他们便过往亲密，相互帮助，这种友谊可维持许久，甚至终身，这无论在战友、同学、同事、同乡中都很普遍。

    长期以来，这种社会心理，使广大基层民众在生活中产生了互相依存与共同防御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地趋向依靠群体的力量。而帮会组织正是适应了基层民众的这种需求，为分散的、缺乏依靠的、以及缺乏安全保障的这一社会人群，提供了人际间彼此沟通、彼此依赖的生活空间。也正是在互助互济的口号下，彼此邀约，帮会组织才得以形成。这是帮会产生的心理文化因素。袍哥同其他帮会组织一样，同样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原因已在第二章《袍哥的起源》中作了较为祥细的介绍。基层的群众加入袍哥组织表面上看来是自愿的，实际上是出于无奈，是被迫的。在加入袍哥的初期，本来是为了团结互助，后来成为却成为为害一方的社会毒瘤，走向了人生的反面。

    历代土匪，近现代袍哥的组成部分中，绝大多数都是贫民，而且多没有了生活来源，既然没有了生活来源，就不得不铤而走险，他们坚信“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于是或占山为王，或打家劫舍，于是被有势力的招为麾下，或投入自然选择出的强横“有本事”的人之手下。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察哈尔盗匪案件执行死刑人物一览表”，1917年1月至12月，被枪决的106个盗匪出身如下：

    总人数：106；无业游民：38；苦力：21；士兵：19；农民：8；小贩：5；匠人：4；佣工：3；商人：3；伙夫：2；工人：2；医生：1。

    另据陆军部档案中处决的土匪出身职业统计，民国三年至民国十四年，山东、安徽、河南南阳、东北地区、贵州等地共处决土匪1105人，其身份如下：

    总人数：1105；无业游民：860；士兵：70；佣工苦力：53；务农：33；其他（手工匠、小贩、拉车、剃头、唱戏等）：78。

    被处决的一千多人中，没有一个来自上层阶级。

    从以上档案资料可知，被处决的人之中，绝大多数是游民，即失去了基本生存资料的劳动者。“在较大范围的陆军档案统计中，土匪中无业游民的比例高达78%，而且立场也最为坚定，他们是土匪团伙中的永久性骨干。”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宗法制传统农业大国。历代统治者为了社会的安稳，都重农轻商，不惜以牺牲生产效率为代价，将农民束缚在一亩三分的土地上，让他们有衣有食，虽不富足，但也不至于饥寒交迫，找不到造反的借口。中国历史上多数的改革之所以不成功，都是因为触及到了农民的基本生存权力，引发农民起义。长此以往形成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绝对平均主义理念。这样的统治术，无非是让游民更少一些，统治得更长久一些。但这样的好梦是不会太长久的，封建统治者作为一个特权阶层，总要想利用权力参与社会资源和财富的分配，总要以别人的贫弱来显示自己的强大，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不惜采取各种暴力的形式。农民的反抗也会如急风暴雨。所以，各个朝代的更迭都是以暴力开始，也以暴力告终，生产力的破坏是没有人站出来主动承担责任的。那些站在破坏者前列的帮会组织，虽然采取的是暴力的手段帮助别人取得了政权，到头来仍然逃不掉被统治和被奴役的弱者地位。

    战国时的墨子倡导兼爱学说，即是提倡人类互助，他采用“巨子”的制度，即有一个大弟子为首领，名为“巨子”，其余的弟子都得听这位巨子的指使，要他死就得死，不要他死他就不敢死。巨子死时，另指定一个人为巨子。四川的很多袍哥首领也被称为袍哥巨子，与墨子的巨子制度有种属上的血缘关系，而且始终没有跳出内部管理上家族式框架，只不过由大哥替代父亲行使生杀予夺的权利。袍哥内部貌视平等的会规也会因为会首个人的风格而被捏拿变形，因为袍哥首领地位的取得和权力的授予方式是多样化的，并不是通过全体成员选举产生。并且袍哥从一开始就是作为恃力型的社会组织形式存在，本来带有善意的以信义为基础的价值观，在被侵害的一方看来就是一种恶。这股天生的反叛力量，由于形势和环境的改变，很快就会沦落为骚扰民众的恶势力。袍哥的前身啯噜之一“始乎赌博，卒乎窃劫”，本来就带有明显的匪性，他们既攻击政府，也骚扰百姓，遭到清政府的严厉打击。就是发展成熟了的哥老会也常以“盗劫为武差事”，“赌博为文差事”。这种流氓无产者的行为方式对现代黑社会的影响巨大。可以这样说，中国自古以来的秘密社会组织一方面是社会革命的力量，同时也是黑社会的源头。

    袍哥对当代黑社会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价值取向上，袍哥的信义观直接影响当今黑社会。黑社会组织要想在社会上立住足，必须在某些事情上取信于人。相当多的黑社会组织一方面通过暴力手段霸占他人的财物，以树立团伙的威信，另一方面也会采取统战政策取信于周围的人，甚至在同某些官员及其他利益集团进行肮脏交易的时候，也非常重然诺，让别人知道他们是守信的一类人，同他们打交道，不用担心兑现不了承诺。而且多数黑帮都不骚扰周边的群众，这就是袍哥的规矩“兔子不吃窝边草”，以免引起周边群众对他们的戒备和憎恶。

    黑帮在内部则以“义”来增强凝聚力，帮内的成员被外面的人欺负了，黑帮一般要激烈的报复，一是让帮内人员看到黑帮在维护所有成员的利益，二是让外面的人知道他们的厉害，以提高黑帮的威慑力；并在组织形式上继承了哥老会的传统，并加以改进。这一点，不仅中国，乃是全世界黑帮势力的共同点，无论是意大利黑手党，还是美国、印度、阿拉伯地区的黑势力，都基本一致。台湾和香港的一些黑社会组织本身就是由洪门支系演变而来的，其承袭关系更加分明。一般而言，黑社会组织内部都有一个非常有威信的头目，这个头目必须有狠劲，并在处理内部问题上能够做到相对公平，黑帮内部有较为明确的分工，基本上按照血酬定律多劳多得；三是仿照袍哥有一套严密的帮规和隐语暗号，对背叛帮规的惩罚措施，也非常严格，一旦某成员被警方拘捕，该成员只能全部承担责任，不能让黑帮的内部情况被警方掌握，谁向警方供出了黑帮的内部情况，黑帮一般会从肉体上将其消灭，甚至会殃及家庭及亲戚；四是依照袍哥的码头和公口，以地域或行业为界，划分势力范围。黑帮与黑帮之间如果在势力范围划分上产生了冲突，黑帮头目之间会事先坐下来谈判，如果谈判不成，就会以武力的方式解决。目前，黑社会组织涉入的主要行业有色情、赌博、贩毒、走私诈骗、替人收债、高利贷、勒索保护费等；五是当代的黑帮组织还从辛亥革命之后的袍哥组织那儿吸取经验教训，向社会各界渗透，特别是向政界和商界渗透，尽量控制权力资本和实业资本。通过贿赂、恐吓、要挟等手段与政府官员结成同党，沆瀣一气，直接控制商贸和企业，进行巨额“洗钱”或非法赚钱，介入合法经济活动。而且更多地通过和平的方式攫取财物，尽量减少血腥。有的通过从事慈善事业来改善自身的形象。目前的中国黑社会势力还有年轻化、知识化和国际化的趋势。

    国际犯罪研究专家们对现代黑社会形成的共识，有五大基本特征：一是有稳定的、长期存在的、庞大的犯罪组织与经费来源；二是集团内部有独特的行为、生活方式与准则，整个黑社会可视为一个亚文化群；三是集团的活动一般处于秘密状态之中，但在一定条件下有时能公开；四是集团之间犯罪活动有行业与地域的区别；五是集团行为与活动具有强烈的掠夺性、寄生性和反社会性。当前大陆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主要有五种类型：一是“渗透型”，二是“帮派型”，三是“企业型”，四是“家族型”，五是“匪霸型”。

    尽管我国还没有承认黑社会组织的存在，但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却是遍地开花。其恶劣的行迹和造成的影响不必在这儿多说。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一些地方暴力与权力畸形结合，严重毒化了社会，引起了民众的不满，并对公共权威形成了挑战。吴思提出的“合法伤害权”，本身就包含了立法的不合理性在里面，这种权力的授予是对强势利益群体的保护，同时又是对全体公民的伤害。一些官员正是看准了它的有效性和低成本性，才不择手段地加以滥用，成了“官家安身立命的本钱”。而黑社会势力在对法治社会精神进行无情颠覆和破坏的同时，也是对暴力支配论的元规则的绝对实践。

    中国政府看到了黑社会性质组织泛滥带来的危机，并加大了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打击力度。1993年11月16日，通过了中国首部反黑社会地方性法规《广东省惩处黑社会组织活动规定》。该条例规定，对黑社会组织一律予以取缔；对黑社会组织犯罪活动中的首要分子依法从重处罚；等等。之后，全国人大和地方相继出台了惩处黑社会组织活动的法律法规，扫黑风暴一浪接一浪。刘岩军在《构筑抑制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文化屏障》中对产生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他认为，社会急剧转型时期诸文化的风云际会造成社会价值、规范体系的紊乱和重整，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借土生根，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浸淫于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很大程度上为其建构了思想上层建筑。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严密的组织形式缘起于封建帮会的机构建制，其核心的意识形态发端于扭曲传承的游民意识。后现代主义也成为黑色文化盛行的理论依据，而黑色文化成为黑社会性质犯罪恶性繁衍的滋养品。刘岩军从文化对黑社会犯罪的影响作了分析，我们认为现实社会的种种矛盾才是社会犯罪的主要原因。

    当一个社会矛盾纷呈，诉求渠道又不畅通的时候；当官员们习惯于循私枉法，对民间疾苦视而不见的时候；当腐败痼疾日趋严重，而又拿不出良方对症下药的时候；当行政效率极端低下，行政成本过高，司法严重不公的时候；当信仰普遍缺失，全民道德水准严重下滑的时候；当分配严重不公，两极分化超过国际警戒线，社会财富不断向权贵涌流的时候；当农民失去土地并产生了大量流民，而就业形势异常严竣的时候；当社会治安严重，使百姓缺少安全感，群体事件层出不穷，而正义又得不到伸张的时候；当当政者的感受与群众的感受大异其趣的时候；当掠夺成了最经济最直接的利益获得方式，而且这种方式正在以可怕的速度深入人心，并被广泛认可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对扫除黑恶势力的形势感到乐观。

    当一些官员津津乐道于自己的政绩的时候，潘多拉的魔盒已在歌舞升平中悄悄打开了，沉渣浮起，群魔乱舞，正象北岛先生所形容的那样，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曾经孕育了黄河文明、长江文明的中国大地，也在经受着由腐烂了的文明所带来的痉挛和疼痛。好在上帝那万能的手及时将魔盒轻轻扣上了，引领芸芸众生走向明天的希望还保存在里面。随着民主法制社会建设的深化，总有一天，那些缠绕中国人几千年的噩梦，那些飘荡在神州夜空的幽灵，会被那激情闪亮的光辉驱散。因为，有希望，就有一切。

    第三节 魂兮归去

    理清了袍哥与黑社会的关系，我们可以为这些逝去的幽灵举行最后的葬礼了。让全中国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人，共同吟诵《袍哥祭》：

    日出杲杲，煌煌川原；风临若若，芳华齐嫣。

    闻歌舞沸海，感九龙腾天。

    舀浩月之银波兮，黑水南沙仙姿融寒暖；

    蘸洪鼍之灵液兮，珠峰蓬莱祥光透幽潭。

    笙簧亘古，华夏无边。

    夤夜翻卷，悲箫不解幽魅，

    孤灯剔焰，霜刀已落浊泉。

    泣诉湿书案兮，杯血已幻赤玄碧；

    喝杀凝秃笔兮，抔骨早成土石山。

    挥之不去，落纸成篇。

    墨翟何叹兮，专诸聂政荆柯剑已削壁峭；

    金庸何乐兮，不败无忌破天刀难荡寒烟。

    太史虽列传兮，岂料游侠为袍匪，

    吾侪难作歌兮，夙因功罪成昭然。

    三桂启城阙，女真滚狼烟，

    延平收宝岛，风波送近南，

    海底遗永泰，光落荩忠山。

    洪英奉关圣兮，瓦岗梁山序义秩；

    五常并八德兮，三把半香结肝胆；

    忠魂洗绿林兮，同仇同志同福祸；

    赤血洒江海兮，共荣共辱共碧天；

    虏血刀狂饮，酋首剑频餐；

    金阳作牲礼，奠于炎黄前。

    尔敦起北国，李蓝发云滇；

    佘英赴东海，栋臣走黔川。

    志士集省府，大计出罗泉。

    载赓壮殉犍为道，宝斋魂留古松庵；

    袍泽浩荡锦城破，尔丰伏诛获路权。

    辛亥揭帷幕，帝制化云烟。

    民国第一霆，欢声拥逸仙。

    斩洋人于大足，驱倭寇于苏皖。

    逐复辟之袁逆，救黎庶于深渊。

    劝文辉举义旗，护古都之斑斓。

    功不让可法，绩不逊文山。

    呜呼！

    何举腥膻之刀斧兮，向无辜之妇孺？

    何劫衣食于燕口兮，夺欢乐于蹒跚？

    何步虎狼于猎后兮，效魍魉于身边？

    路尾泣如注，巷头悲若蝉；

    嘉陵泛血浪，峨眉尸塞川。

    噫！

    电击魔窟，雷轰兽苑；

    蛇蝎毒销，豺狼聚歼。

    吏民老幼，载娱载欢；

    田园绣五锦，城乡颂六安。

    笙歌方出虹岫，清偃直摧云帆。

    呜呼！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血魄与共，普天金兰。

    尔行虽远，其声未泯；尔魂未杳，其思未潜。

    铭哉铭哉，尔心可安；铭哉铭哉，两界同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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