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曾一度试图利用江湖帮会的积极因素，限制与防范其消极因素，并加以教育改造，灌输革命思想。如大革命时期广泛发动江湖帮会武装来反抗军阀统治，支持国民革命军北伐；土地革命时期积极争取江湖帮会群众参加工农红军，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与“围剿”；抗战时期动员它们共同抗日，一致对外等等。这在特定时间特定地区内取得了较好成绩。但对此也不能估计过高，就总体而言，真正受党影响的并不江湖帮会占当时的多数，因此而走上革命道路的更只是其中极少数的先进分子。而随着根据地和解放区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江湖帮会组织与生俱来、对革命起破坏作用的封建性、落后性等负面因素愈益显露，最终导致了对的全面江湖帮会查禁取缔。这既是巩固政权、建设新社会的需要，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于1936年7月16日由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首先说明哥老会是中国许多秘密结社之一，是下层群众的组织，其成员大都是农民、手工业者、士兵与游民，在政治经济上是最受压迫与剥削的阶级与阶层。在哥老会代表民族利益与群众利益，
进行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时，他们常常起着革命的作用。但是，由于过去得不到无产阶级的领导，它的思想与组织形式，带着极浓厚的保守的、迷信的、封建的与反动的色彩。因此，它又时常为反革命野心家和军阀官僚所利用、收买，而成为反革命的工具。明确向全党指出：目前我们对于哥老会的策略，是在争取哥老会。这一政策的决定，主要出发点是，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哥老会是有群众基础的，是可以参加抗日斗争的一种群众力量。同年8月，成立“中华江湖抗日救国委员会筹备处”。8月19日，由该筹备处向全国哥老会发出召开代表大会的通函。
10月15日，在陕西省志丹县境内的马头山召开了全国哥老会代表大会，即“马头山开山堂”。周恩来在《关于哥老会问题》一文中提出：“兴中反日”应是当前哥老会中最中心的口号。这和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名义发布的《对哥老会宣言》是一致的。《宣言》号召哥老会“要在共同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下联合起来，结成亲密的兄弟团结，共抱义气，共赴国难。”“各地、各山堂的哥老会山主大爷，四路好汉弟兄都派代表或亲来与我们共同商讨救国大计”。
1938年春，杜重石代表杨森去延安向朱德请教政事，并会见了毛泽东，谈到四川哥老会。杜重石回川后与人联合组建哥老会公口“蜀德社”，并创办《大义周刊》，在四川袍哥中很有影响。
杜重石回忆说：“1938年春，我代表杨森去延安向朱德请教政事。同年冬离延安前，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科长金城引我分别晋谒了毛主席（这是我到延安后的第二次见他）、朱总司令、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我们都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抗日救亡、争取最后胜利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我问：‘川康袍哥组织遍城乡，和川康军人混为一体，有的还有武力，是否可以作为统战对象？’毛主席说：‘旧瓶装新酒嘛。凡是对抗战有利的都要团结，争取到统一战线来’。陈云同志还说：‘在白区工作和在战场工作一样，要有战术，还要有掩蔽体和保护色’。1940年我到了成都，利用我的社会关系，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陈云部长的指示，和二十三军师长陈兰亭、川康绥署副官长黄瑾怀、曾任过陈兰亭师的旅长杨纪元、以及二十三军经理处长赵丕林等筹建了袍哥组织——蜀德社。通过杜桴生、王白与的关系，我们吸收了金大、川大、华大、齐鲁各大学一些学生，如关胜远、张照隅、袁芄实、赵仕奎、李扬波等人都作为‘新酒’，加入了蜀德社这个‘旧瓶’。当然，他们由不愿加入袍哥组织到愿加入，是经过一番争议的。到1944年秋民盟成立，沈志远、范朴斋介绍我加入民盟。当时，杜桴生及沈志远和我商议筹办刊物，决定请张表方老先生带头和一些川康军人作发起人。我去成都南门外衣冠庙，看望住在黄瑾怀新建住宅的张老，把我上述的在延安的情况和到成都组织‘蜀德社’的情况，以及计划办刊物的打算向他作了汇报。张老欣然允作发起人。他说，除了汉奸、卖国贼都应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又说，袍哥在四川保路运动同志会闹革命时就起过很大的积极作用，尹昌衡做了都督，成立了‘大汉公’，尹都督就当了‘大汉公的总舵把子’。《大义周刊》就这样开始筹办起来了。‘大义’的发起人，有国民党监察院委员谢无量，有成都耆学、宿绅刘豫波，有电影界编导万籁天，有川康军人袍哥陈兰亭、彭光汉、邓叔才、曾南夫、李宗煌、黄云章，有新闻界王白与……，是一锅色味都不调合的大杂烩。”“因为《大义》打的是宣扬‘袍哥’的民族意识、爱国思想的牌子，而‘袍哥’的名声对社会观感又不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大义》同仁都同意杜桴生的意见：‘袍哥’是社会团体组织，可以把‘袍哥’称为‘社团’。”“在《大义》发表有《当前社团应有的态度》、《社团产生的因素》、《社团的基本立场》、《一论、再论、三论义气》、《社团思想与墨家思想》、《社团的另名》，以及译载英国新闻处编译的《黎利计划的社团中心》等文，引导袍哥革故鼎新。”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呼声日甚一日，袍哥中有民族气节的人亦拥护抗日。1935年在重庆发生“警察局长范崇实反对日本海军陆战队上岸军事演习，谈判破裂，挨了日本驻重庆领事召谷廉二一记耳光。密探队立即组织江北袍哥土匪头子陈燮阳，连夜率众向定远碑日领事馆投掷炸弹，对日商洋行、货棧甩大粪罐子，事毕之后，驾小舟悄然离去。”
而认真做好对四川袍哥的工作，是在1939年中共南方局在重庆成立之后，那时，争取哥老会上层人士和地方实力派的工作，在周恩来、董必武等亲自主持之下，取得显著成绩。1942年2月，周恩来在重庆同刘文辉会面。1944年，南方局又派张友渔去雅安，做团结刘文辉的工作。
1938年，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林伯渠、陈绍禹路过成都，特先看望邓锡侯。1939年，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路过成都，也会见了邓，彭对抗日形势的分析，增强了邓的抗日信心。
第二节 红色袍哥
由于共产党为国为民族而奋斗有目共睹，“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的政策又很受各界人士的赞同，“人人有饭吃，个个有衣穿”更给了广大流氓无产阶级包括袍哥人员以无限希望，不少袍哥人员，包括上层人员都主动站到了共产党这一边，他们利用袍哥帮会的活动优势，与共产党人一道，从事抗日和其他革命活动，有的自己就加入了共产党，如贺龙、吴玉章、杜重石、王伯高、徐茂森、张云卿等等。他们同样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一、贺龙与袍哥
贺龙，原名贺文常，字云卿。1896年3月22日生于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堂祖贺廷璧，是当地著名袍哥舵爷、农民领袖，曾在洪家关率袍哥农民万余人起义，响应太平天国，后战败被杀。父亲贺良仕能文能武，有正义感，常带领贺龙和乡里青年反抗官府对百姓的欺压。
辛亥革命前夕，各地同盟会秘密联络哥老会组织革命力量，准备推翻满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蓬勃的革命形势启迪了贺龙忧国忧民的爱国思想，1909年，17岁的贺龙，在他赶骡马运盐巴的湖北恩施，经当地同盟会员、袍哥首领唐伯义作保引（介绍），加入了袍哥组织，作为十排小老幺。
有了袍哥的身份，贺龙与其他兄弟更积极地进行反清斗争。一次，在湖北咸丰县境内，因反对苛捐杂税，被官府扣押，并要重罚。当地袍哥舵把子邓渊如知道了，为了全袍哥的“义”，变卖家中田地，买通官府，营救了贺龙。贺龙常年在外奔波，与沿途各码头的袍哥大爷都建立了关系，大爷们也十分喜爱佩服这位年龄不大勇气不小的“小老幺”。
1911年，贺龙回家与本县赛家坡农民女儿徐月饴结婚，这时，贺龙的大姐夫谷虎、二姐夫肖月斋、三姐夫谷育云等亲人都参加了袍哥组织，谷虎已成为洪家关一带的龙头大爷，三个姐姐都成了袍哥组织的助手，人称“凤头大姐”。他们还拉起了一支民团武装，为支持声援辛亥革命作出了贡献。
1914年7月，孙中山准备发动第三次护国讨袁战争前夕，桑植县留日青年陈图南到贺龙家乡发展“中华革命党”（国民党），宣传“三民主义”。贺龙用“贺云卿”的名字填表加入了“中华革命党”。
加入中华革命党后的袍哥小老幺贺龙，接受了湖南党部的三项任务：一、杀掉桑植县罪大恶极的劣绅朱海珊；二、当团总，准备带队伍应变；三、找些人到警备队当兵，并了解那里的情况。贺龙很快完成了任务。
1916年3月16日，贺龙在洪家关组织了21名袍哥兄弟，连夜直奔内丰县芭茅溪，挥舞菜刀，砸毁了盐税局，夺得步枪12支；捣毁分水岭团防，夺枪4支；7月21日，贺龙在石门县淀沙领导湘西反袁暴动，夺得团防枪支80多支，并号召10000多农民，组织了“湘西讨袁独立军”，两次攻打驻守石门县城的北洋部队。
从此，袍哥领袖兼革命党人贺龙开始了他为国为民的戎马生涯。
二、革命袍哥王伯高
王伯高（1897—1949），四川邛崃县固驿镇人，出生于没落的地主家庭。其父王梓舟，早年参加同盟会，民国初年曾任四川省议会议员及新津、双流、华阳等县知事。因秉性刚直，不满时政，晚年弃政还乡办学。王伯高也赋性刚烈，少有奇节。当他在成都联中和法政学校读书时，正值中华民族处于内忧外患之际，他以挽救国家民族为己任，毅然投笔从戎。1919年考入川军第三军刘成勋的军官养成所，结业后历任川军连、营、团长及上校参谋。1936年回到邛崃，开设中山旅馆，结识了川军师长、中共地下党员张志和，在张的教育帮助下，思想上受到很大启发。1937年抗战爆发，王曾筹组抗日自愿兵团，准备出川抗日，但遭到当局刁难，未能如愿。同年底，他带着中共四川地下党军运工作负责人车耀先的介绍信，进入延安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6月，王伯高回川后，决定采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组织哥老会，开展“袍运”，利用袍哥这种与社会各阶层都能发生广泛联系的组织形式，进行抗日救亡工作。1940年农历五月十三的“关公单刀会”，王伯高在邛崃县城成立了“信义社”，自任总社长，在县属不少乡镇成立“信义分社”，拥有成员数千人。为了克服哥老会只讲江湖义气、缺乏政治观念的弱点，他还吸收了具有爱国思想的亲友和进步青年参加，并把他们培养成骨干，派入各分社。并在城内开设“现代书店”，出售进步刊物。1938年秋，中共党员黄聘三以邛崃县营业税稽征所所长身份开展地下活动，得到王伯高的支持和掩护。1939年7月，中共成都西北区区委书记张黎群应王伯高邀请，派中共党员胡公拓、傅承筠到邛崃县，王将他们二人安排在敬亭中学，以教师身份进行党的活动。当被特务发现时，王即抢先连夜送他们返蓉。中共川康特委派谭竟平任邛崃特支书记，也得到王伯高的多方支持。1941年夏天，中共川康特委交通联络员尹英，有任务去雅安，中途被驻军逮捕，亦由王伯高出面营救获释。王伯高在邛崃的活动，官方深有所知，但慑于“信义社”的势力，不敢公开动手。1943年夏，王伯高还协助刘文辉阻止蒋介石税警团入西康。1947年6月2日，王伯高在成都被捕。他在狱中宁舍老命不变节，同一牢房的世界语学者、老共产党员许寿真赞扬他“不是一般袍哥大爷，很有革命者气质。”
1949年12月7日夜，王伯高牺牲于成都十二桥。
三、特别党员杜重石
杜重石（1913——）又名杜先器，是四川广安县人。父亲杜奉尧是当地知名士绅，拥有不少田产。杜重石与邓小平的弟弟邓铿是初中同学。18岁从广安中学高中毕业后，他到上海入左翼文人许辛之等人开办的新华艺术大学学习戏剧和绘画。1933年，因父亲杜奉尧与川军20军军长杨森是同乡和世交的关系，杜重石便到杨森手下的20军司令部任秘书，同时还任广安县立第一中学的校长。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由贵州入四川，在到达川北杨森的20军防区时，杜重石亲历了杨森为了保持自己的实力，暗中与红军联络的经过，那时他已是少将参议，杨森的秘书。1932年12月，由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率部队入川，于1933年2月成立了川陕边区苏维埃政权。蒋介石得知后大为光火，立即命令杨森和刘湘派兵对红军进行“围剿”。那时，蒋介石在军队中大搞“清一色”派系，实现他中央军将领必须是黄埔军校出身、陆军大学毕业的浙江人“清一色”队伍。各地方部队被称为“杂牌军”。杨森的20军当时军力单薄，处境比较困难。因此他暗中与中共联络，避免与红军正面作战，以保证自己的实力不被削弱。为此，杨森曾密嘱手下亲信夏炯，派团长李麟昭去巴中得胜山与红军进行过一次谈判。之后，川北红军提出了第二次协商。杨森的20军第五混合旅旅长夏炯和随员杜重石一起代表杨森，在旅部所在地岳池县公园与红四方面军代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红四方面军总政治委员陈昌浩及黄超深夜密谈，最后达成协议：两军互不相犯，红军在攻打刘湘21军时，20军给予红军后勤方面的支援。为表示对这次谈判的诚意，20军承诺送给红军部分军需物品和医药物资等。当时还由杜重石亲自将两支德国造的20响快慢机手枪送给陈昌浩和黄超。为了瞒过蒋介石派到20军中的军统耳目，相约在运送物资那天，士兵们虚张声势，制造假象，大叫“红军又来了……”。在朝天放一阵乱枪之后，佯装发起冲锋，让运送物资的连队趁机把物资放在阵地，让红军取走。这是杜重石第一次与中共高层领导直接接触。
1937年日军继在北平挑起“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又于同年8月13日挑起了上海事变，迫使整个中华大地掀起了全面抗战的热潮。杨森的20军于1937年9月1日由贵州出发，一路跋涉，于10月12日抵近上海南翔前线。当时20军的任务是防御大场、蕴藻浜、陈家行一线，阻止日军南进，南翔车站为指挥部所在地。杜重石时任杨森的20军驻上海办事处处长，主要任务是把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给前线部队的各种物资运往前线。在“七·七”芦沟桥事变的前夕，杜重石就先行在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福屐理路（今建国西路）口，租下了一幢花园洋房作办事处日常办公之用，同时筹办刊物《前哨》。当时罗青是楼下的房客，后杜重石知道他是与沈钧儒等七君子同时出狱的江苏救国会筹办人。当时《前哨》的出版，曾邀请沈钧儒、章乃器等救国会七君子以及罗青撰稿。从与罗青的接触中，杜又明白了抗日统一战线的许多道理，把罗视作自己的良师益友，也知道他在1926年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杜当时也为郭沫若主编的《救亡日报》撰写了宣传抗日的小品《难民吟》、《训子》等街头剧，以示《前哨》主办人的抗日立场。20军在扼守南翔桥亭宅石桥的战斗中坚守阵地，英勇苦战，付出了较大的伤亡代价。当时上海各界支前后援会派郭沫若和各界爱国人士胡兰畦、田汉、许幸之、胡苹等，由杜重石陪同坐火车于10月17日夜前往南翔慰劳20军杨森部队，中途因铁轨被日机炸毁不得不折返。杜重石在乘坐运送物资的卡车赴南翔时，何香凝秘书胡兰畦执意同往，欲亲手将何香凝的慰问信交给杨森。后来，杜重石遵嘱代杨森复函向何香凝致谢。
1937年“八·一三”上海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共同抗日号召下，迫于形势，国共第二次合作达成。20军完成了坚守上海防区的任务，奉调去安庆整编。杜重石在结束了上海办事处事宜后，亦随军去了安庆。在上海时，夏炯亦与罗青有过接触，罗青与他讲了抗日形势，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道理，深得夏炯欣赏，欲邀其协助20军作部队政治思想工作。1938年元旦罗青与杜重石、夏炯一同从上海到安庆，罗青建议20军可派人到延安去亲眼看看共产党对全民抗战的真实状况，杨森同意了这一意见。夏炯主张通过罗青的关系派杜去延安，因杜在1933年秋曾与红四方面军有过接触，故杨森让杜代表自己前往延安考察。1939年初夏，杜重石从安庆出发，由罗青陪同辗转香港、广州到了汉口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办事处主任吴玉章和李克农，第二天与李克农同车去延安，同车的还有二位印尼归国华侨女青年和四川青年李俊明。在延安，杜耳闻目睹一派团结抗日的景象，社会秩序有条不紊，延安军民生活虽然清苦，但都是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共产党员更是以身作则，为民先锋。共产党的干部与老百姓血肉相连，水乳交融。相比国统区完全是天壤之别。杜重石感悟到延安是中国的前途所在，在自己的脑海里建立起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初步信念。到延安后一星期，曾在1934年见过面的陈昌浩来看望杜，相互回顾了当年的旧事。在延安，杜重石由边区政府交际科长金城带领见了毛泽东主席。主席说，延安欢迎国民党人来了解解放区人民生活和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真实情况。在毛主席那里，杜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主席的智慧和胆识更加坚定了他“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信念。杜重石向毛主席提出入抗大学习的要求，得到了主席的首肯。于是化名“杜平”入由方正平任大队长的抗大三大队七中队学习。当时抗大的常务副校长是罗瑞卿，杜以自己与他是四川同乡为由，有时主动与他搭话，在罗那里了解了不少抗日统一战线的道理。在抗大学习期间，杜被选为抗大同学会副主席，负责为抗大对内对外募集资金，曾动员同车到延安的二位印尼华侨女青年捐出首饰——一只约2克拉的钻戒和一根金项链，还给国统区的亲友寄去了劝募信件。在抗大三大队时，杜重石还编写了《祖国》一剧组织演出，得到了领导和同学的好评。在抗大，经杜重石本人申请，当时一姓李的指导员请示领导后让他填写了三张油印的入党申请表格，取代号“王杨”的杜重石被吸收为中共“特别党员”——这是在特殊年代、特殊环境条件下的特殊做法。离开延安前夕，杜重石分别受到毛主席的再次会见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以及从前方回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的朱德总司令的接见，还由朱德介绍认识了周恩来和潘汉年。他们对杜谈到了抗日统一战线，争取抗日救亡最后胜利的意义等。杜当时提出：川康“袍哥”组织遍及城乡，并与川康军人浑然一体，有的还有相当的实力，是否可作统战对象？毛主席指示：旧瓶装新酒嘛，凡是对抗战有利的都要争取，团结到抗日统一战线上来。陈云还说，白区工作和战场打仗一样，要讲战术，要有掩蔽体和保护色。在杜提到以后与组织联系方法时，陈云说，必要时会有人来接头。分别时，朱总司令让杜带了一封亲笔信给杨森，是用毛笔竖写的，还在杜的笔记本上用钢笔写了“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八个字。
杜重石离延安辗转西安回到成都，他利用川康地方的实力人物与蒋介石的矛盾，组成了“袍哥”团体“蜀德社”。中共地下党成都市委副书记杜桴生也介绍四川、华西、齐鲁等大学的一些学生作为“新酒”加入了这个“旧瓶”。1941年在“蜀德社”内曾传阅毛泽东的油印本《新民主主义论》。杜重石当时在川康开展统战工作时的公开身份是杨森的20军驻成都办事处处长，川康绥靖主任公署少将参议及“蜀德社”的“袍哥”大爷。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后，杜重石由民盟中央委员沈志远和民盟成都市分部主委范朴斋介绍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同年冬天，张澜等发起创办了《大义》周刊，杜重石任社长，宣传川康“袍哥”的爱国主义思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前夕，杜重石在《大义》周刊发表文章抨击蒋介石妄图独占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名额。后来在全国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的呼吁下，蒋介石不得不让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出席了旧金山会议。日本投降后，《大义》周刊还反对蒋介石不准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军受降，并发表了张友渔《日本的和平攻势与无条件投降》等文章。1946年秋，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杜重石是成都举行追悼大会的发起人之一，针对国民党特务破坏大会的行径，杜非常气愤地撰写了一副对联：怪！拥护三民主义，竟遭毒手，应留者未留，何弗思国中人群，要誓死争回民主。妙！维持法西斯政权，定下阴谋，该杀的不杀，试环顾海外局势，应狠心抛却独裁。不久，杜重石被以“袍哥流氓，包庇烟赌”之“罪名”逮捕，《大义》周刊亦被查封。后在爱国民主人士的全力营救下，杜被取保释放。1948年春，杜重石在香港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8年5月，杜由香港经上海飞抵成都，驱车雅安，在完成李济深交办的事务后回港。在得知李济深已响应毛主席在西柏坡的“五一”号召前往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杜即赴北平参加学习共同纲领。期间，杜重石接民革中央组织部长朱学范通知，得知自己被选为民革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杜重石欢欣鼓舞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一心想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1949年12月，由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通知，杜奉周恩来总理之命，从北京去西安随贺龙的第一野战军进军成都，任贺龙的政治代表，以利用自己在川康的社会关系，负责川康地方部队的联络工作，协助接收起义部队，和平解放大西南。20军的金堂起义就是通过杜与军长、杨森之子杨汉烈联络后确定的。在地下党和民革川康分会的工作下，川康的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都在大西南解放前夕举行起义投入人民怀抱。杜重石曾任民革长宁区委副主委，连任三届区政协委员，为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两岸的和平统一尽力工作，在晚年翻开了新生活的一页。
四、其他红色（进步）袍哥
解放战争时期，一些有进步思想的袍哥人物，出于对旧社会的憎恶，对新的社会的向往和追求，自觉地投入到反对国民党势力的斗争中来，或协助共产党开展工作，被称为红色袍哥。除了杜重石、王伯高早期加入共产党组织的外，还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
徐茂森（1916—1949），出生于双流县擦耳乡，曾当杂工，后经营盐业，对人诚信忠厚，豪侠尚义，因而当上了本乡“全福社”的袍哥大爷。1946年中共地下党员肖汝霖与之接触，徐茂森曾为地下党运送武器。1948年冬，中共地下党员石祖传化名彭先云到擦耳乡主持联络站工作，徐茂森把彭安置在他家作“家庭教师”，后又安插在小学校，得以顺利完成党的任务。至此，在肖、石等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徐茂森已坚定地走上了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全中国的道路，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徐海东是徐茂森的侄儿，1924年出生城该县红石乡的一个农民家，曾教过小学，当过钱庄会计。1948年7月，他秘密加入中共新津县地下组织领导的政治建设研究会新（新津）、双（双流）边分会，开始接受党的教育。1949年7月，经彭先介绍，由周鼎文代表组织，接受徐海东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徐茂森主持下，成立“新民主主义同志会”、“农民翻身会”等组织，处死了擦耳乡反动武装头目廖永孝。不久，徐茂森当上本乡精选队长，徐海东任文书，掌握了乡公所的武装。正当革命队伍不断壮大的时候，敌人也察觉了擦耳的情况，同年10月，徐茂森和徐海东先后被捕，12月7日牺牲于十二桥。
张维丰（1917—1949），资阳县清泉乡人，家产殷富，青年时代即在县城组织“叙荣乐”社，任总舵把子，后又任乡长、县参议员、国民党党部监察委员、青年党县党部主席等职。1949年7月，在与中共川西临工委的密切接触后，决定弃暗投明，“决心跟共产党走，以补前过”，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组织“新民主主义同志会”。同年秋，张维丰受命在成都积极筹组武装，被任命为“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川东第三支队司令员。张维丰指示部下李阳春“组织资阳独立大队，协助解放”。邀请川康边临工委留蓉工作部领导人员前往资阳验收整编。
10月31日，张维丰奉命先到资阳准备，在成都牛市口汽车站被特务逮捕，关押于省特委会监狱。张维丰在监狱中表现坚决，严守组织机密，践行了“跟共产党走”的诺言，并将随身一枚金戒指托人变卖，供狱中同志改善伙食。成都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杀害与十二桥。
蹇幼樵（1895—1973年），名国深，字幼樵，江油县中兴乡人。建国前江油地方势力首脑，立法委员，中共统战对象，为促进川西北地区的和平解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蹇自幼从父课读，后人县城高等小学堂就学，中途辍学侍奉陷于冤狱的父亲。三年后父亲获释，父子流落他乡。民国3年，始回安家山办团练治匪，并开山立堂，建立“广益堂”袍哥组织。民国12年，蹇与其父一道加人中国国民党。民国14年，其父病故，蹇遂继任其父江油团练总局局长及江、彰、剑三县联团司令之职。不久，三县联团扩建为江、彰、平、北、青、剑六县联团，蹇仍为司令。民国19年任江油县公安局局长。民国20年任梓潼县县长。民国23年2月，出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驻区团练干部学校副校长，不久加人复兴社。民国24年4月，红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直逼涪江上游地区，蹇受命率联团于清溪河一带布防，为保存实力而避免与红军正面交锋。民国25年，任江油县财务委员会及江油县党员登记指导委员会主任，注意团结地方知名人士和知识界人士，注重创办实业以发展地方经济，相继在平武、江油、武都、永平、大康等地办过铁厂、纸厂、碗厂、果园、炼油厂、伐木厂等。防区制结束后，土匪活动猖撅，他又自告奋勇，由私人解囊出资，经请示县府同意后召集旧部组成临时武装，深人山区剿匪，四境渐靖。
民国26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蹇积极从事大后方的抗战活动。民国28年，江油县成立抗日救亡动员委员会，蹇兼任主任，由县财委拨资开展工作。民国29年，江、彰两县筹建三青团分部，蹇被四川支团委为筹备主任。民国31年，被选为县临时参议会议长。民国33年，被选为省参议员，不久赴省城驻会，广泛联络各派地方势力及政界要人。同时亦热心于发展家乡的教育文化事业，倡议创办江油简易师范学校以培养地方师资，用县参议会的余款办“苦学励进会”以资助高中以上的贫苦学生求学，筹款为“江彰旅省联合会’在成都忠烈调东街购置会所，私人出资在江油澄水创办广益中学，并授意其长子皇挣筹组联络、团结知识界人士的“乙酉联谊会”。民国36年，参与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竞选，在第十选区以45万余票的最多票数当选。民国37年后，接受中共川北工委的策反，与中共秘密建立统战合作关系。民国38年2月，经李宗磺介绍在成都加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不久李被军统秘密杀害，赛亦受特务监视。4月，成立“江油县民众自卫委员会”，自任主任，旋即建立“江油民众自卫总队”，接纳中共川北工委派遣的地下党员进人部队做组织宣传工作。后经周恩来总理派遣到王陵基身边做统战工作的中共党员郭秉毅的协助，取得省保安司令部的认可，于1949年11月1日在中共江油地下组织的控制下，成立“江、彰、平、北、青、松六县山区联防总队”，蹇任总队长。12月21日午夜在大康宣布起义，在维持地方治安，保护公产、档案的同时，配合解放军人境解放江、彰地区。
江油县人民政府成立后蹇任副县长。不久被特邀参加川北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驻川北行署。后被安排为四川省政协委员，1973年逝世。
侯少煊（1899—1983年），别名宗显，广汉县新丰镇人。1920年在成都“金盛隆”绸缎铺作店员时与川北边防军司令赖心辉结识。1922年，三水“正谊社”袍哥十六人被赖心辉手下清乡时抓捕，托侯少煊营救，侯少煊在成都讨得赖心辉的亲笔信回广汉交予赖心辉的手下，被捕者获释。“正谊社”感恩，吸收侯少煊为袍哥五排。1927年，侯少煊得赖心辉提举，任成都南区禁烟督察主任，开始做鸦片生意，兼营大米、小麦、纸烟、银元，伙同川军军官摆赌抽头。1932—1939年，侯少煊先后做过刘文辉的二十四军咨议，曾更元的咨议和上校参谋，曾更元在南江被中国工农红军打得全军覆没后，侯少煊帮助他收整残部，同时伙同曾贩卖军火、银元、鸦片。随后，邓锡侯委任侯少煊为上校参军。同时，任成都纱帽街袍哥“同仁社”社长，并筹组“信华银行”任董事长。1940年，广汉发生壮丁围城事件，侯少煊回城调解，使事件平息。次年出资5万元办广汉兴华小学。1944年在成都办“中孚”公司，任董事长。广汉县第一届参议会选举，侯少煊为参议员，接着又选举为省参议员。
侯少煊在省参议会与张秀熟交谊深厚，并多次接受其教育帮助，1949年12月初，派人将邱翥双等送到彭县，参加协助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主持的起义。12月20日，侯少煊又去见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并带回他们给董宋珩、曾更元的信，同时带回起义文告和《约法八章》。侯少煊在解放军未进入广汉时，接受联工委部署，从12月23日起组织地方武装维持社会秩序直到解放军进驻广汉。1950—1958年，侯少煊任广汉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副主席、广汉县政协副主席和省政协委员。1983年8月31日病逝。著有《广汉匪世界时期的军军匪匪》。
第三节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对袍哥等帮会的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尽快结束混乱局面，中共及时出台了处理袍哥的政策。1951年前后，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广泛发动群众，结合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等运动，坚决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贯彻“首恶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方针，区别对待。对于利用哥老会进行反革命活动、残害人民、在解放后组织武装叛乱的罪大恶极者，坚决镇压。对于历史上犯有罪恶，解放后弃恶从善，愿意改悔的分子，予以宽大处理。对立功者予以奖励。对哥老会的一般成员不予追究。经过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运动和城市民主改革之后，军阀、土匪和烟帮宣告覆灭。妥善地解决了旧中国长期存在的封建帮会组织这一社会问题。袍哥就其组织来看，在后期已完全成为军阀、官僚、地主豪绅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工具，因而，它的消亡是历史的必然。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感召下，通过说服教育，使许多袍哥认识了袍哥组织的封建性和反动性，纷纷向军管会和公安局登记，其组织随之解体。从总体上看，辛亥革命后，袍哥已失去了存在的合理依据，其恶性发展，势必会成为社会的毒瘤，中共则从政策上加速了它的灭亡，正是袍哥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
毛泽东指出：镇反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激烈的和复杂的斗争，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党委领导、群众动员、吸收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参加，统一计划，统一行动，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原则是：对于有血债或其他严重罪行，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必须坚决判处死刑，迅速执行。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或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又罪该处死者，采取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并规定捕人批准权由地委专署一级，杀人权归省一级。强调镇压要“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判处死刑者应是极少数（大约占清查出的反革命分子的十分之一二）。对于党、政、军、教、经、团中，内部清出的极少数人判处死刑者，报大行政区或大军区批准，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人员，报请中央批准。
四川解放后，各级政府结合清匪反霸对袍哥进行了处理，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四川基层社会的复杂性，一个人既可能是袍哥，还可能有其他多种身份，致使袍哥处置的具体数据已无法完全统计。但从现有的一些地方志史料来看，多数袍哥组织是在国家的有关政策发布后自动解散的。此前横行乡里的袍哥大爷，除有血债的之外，大部分没有枪决。
1950年初，邛崃县各乡镇的袍哥头目相互串联，阴谋策划，纠合特务土匪，并胁迫群众发动武装暴乱。同年4月，暴乱平息后，全县166个主要袍哥组织向政府自首登记，人数在五万人以上。
1950年4月，龙泉驿各乡镇码头袍哥头目大多数参与龙泉驿“三·三”反革命叛乱。“清匪、反霸、镇反”运动后，袍哥组织被取缔。
1949年年末，温江县袍哥头目陈公爵、胡琏等与国民党特务勾结，垂死挣扎，自封为“总司令”、“总队长”等，发动武装叛乱。1950年2月11日叛匪四处骚扰，甚至围攻县城。2月26日，政府开始总清剿。叛乱头目或被击毙，或被捕获，袍哥组织随之解体。
1950年8月至10月，射洪县共有103个袍哥组织在《川北日报》上声明解散，从此不复存在。
1950年初，南充县人民政府对袍哥进行教育和登记工作，城内的袍哥代表人物吴俊夫、郑恕春、张泽林、杨竹泉等，于同年3月26日在《川北日报》刊登启示，宣布解散各自的袍哥组织，其后，李家、五龙、同仁、西兴、东观等乡镇的袍哥组织，也在《川北日报》上刊登解散启示，至此，结束了全县袍哥组织的历史。
蒲江解放之初，国民党特务组织任命袍哥头目卢联三、杨万和等以“川康挺进军第三路军”纵队长、大队长等职务，通过哥老会组织发动武装叛乱。1950年5月，武装叛乱被平息，浑水袍哥头目王瀛珊、戴明渲被击毙；任子良、卢联山、刘渐逵被活捉；杨万和在清匪反霸运动中被镇压。
1950年2月8日，天全解放。同年2月12日，袍哥头目杜子和、杨华贵等。
纠集3000多人包围县城，围攻解放军，被击溃。至1951年底，四川境内各州县的袍哥组织已全部取缔，在四川存活了100多年，在中国近现史上产生过很大影响的袍哥至此便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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