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袍哥的恶性发展

    哥老会发展到后期，在所谓“袍哥要操亮，必须把官当”的口号下，加紧与国民党省县乡各级党、政、军、警相结合，四川的基层政权几乎为哥老会的头目所包揽。基层的市息、斗口、屠宰税等，均由当地的袍哥堂口承包。地方上的恶霸、土匪、烟帮、赌场和妓院老板莫不与袍哥有牵连。

    1947年，青川县长陈忠尽，加入袍哥并当上大爷，随之政府官吏多参加袍哥组织。参议长魏兆卿是坐堂大爷，警佐是大爷，各乡参议员、乡长都是大爷。武装种大烟，武装贩运和出售大烟的多是袍哥，收、藏、吸食的是绅士袍哥，据烟场抽头的是权势袍哥，禁毒设卡牟利的是官场袍哥，贩枪弹的是江湖袍哥。甚至耕种的农民、就读的学生中也有不少是袍哥，堪称袍哥世界。

    什邡县的哥老会头目宣意儒、马伯华、丁聘如、徐乐斋称为“四霸”，并利用公口和亲属联姻，成为“袍哥世家”，逐代交替，形成地方实力派。什邡县有民谣说：“马骑不得，锣（罗）打不得，鱼（于）捉不得”。这帮袍哥首脑多数身兼当地要职，成为“地头蛇”。又有一帮袍哥“兄弟伙”，俗称“豆芽子”的爪牙，横行乡里。什邡县的县长於生陔因不是袍哥，工作上备受刁难；县长来元义，专程到永兴拜会袍哥大爷；最后一任县长李克强，下车伊始也先拜袍哥码头，寻求支持。这在当时的四川是普遍现象，任何一个外来的行政长官或客商，如果不拜袍哥大爷的码头，那是必然要遭殃的。轻则失财丢官，重者还得掉脑袋。40年代什邡云西哥老中崛起的新派恶霸施泽，他以“清乡副总指挥”身份，执意挫败旧派——永兴帮的宣、马等人，以致发生1947年枪杀马帮贵案。1948年3月发生枪杀县特委会情报组长案，虽然特务机关大肆叫嚷，也无可奈何。

    绵竹县也有民谣说“孝泉的钟（钟紫垣）撞不得，汉旺庙的坛（谭振武）磬不得，烧壶滩的包袱背不得”，这些袍哥大爷称霸一方，一伸手乌云就来，当地百姓只能忍气吞声。

    安县的袍哥势力，也分据县、乡要职，县长也只得依附于他们。当地民谣说：“安昌镇的羊子（杨茂轩）牵不得，塔水镇的锣（罗彬如）打不得，草鞋街的箫（萧玉成）吹不得，秀水河的坛（谭三害）磬不得，桑枣园的翳子（易德斋）丢不得。”意指这些袍哥舵把子无人敢惹。

    北川县民谣：治城的理（李）讲不得，漩坪的桥（乔）过不得，曲山的罾（曾）搬不得，擂鼓的猪（朱）杀不得，通口的舟（周）坐不得，陈家坝的羊（杨）牵不得，小坝的屋（吴）进不得，片口的张开不得。暗指李乔曾朱周杨吴张姓袍哥不可招惹。

    这时袍哥的权、势、财都令人惊讶，因而平时的婚、丧、寿就大讲排场。哥老会的排场，在成都的一次“大出丧”中可以充分显示出现。1946年夏天，袍哥协胜公大爷陈俊珊病故。灵堂设在成都大慈寺内。这一次大出丧，从开吊、做道场、酬宾、送葬，一共搞了七天七夜。在此期间不分昼夜举办流水宴席，共开了一万多桌。前来吊孝送丧的有十万余人，全省的清、浑两水袍哥，省外的青、洪两帮，各路宾朋，都赶来吊孝。出丧那天，丧罩四围前后，三十六个衣冠楚楚的抬丧夫，都是成都市和附近县上响当当的“龙头大爷”。参加送葬的军政各界头面人物近三百人。祭幛、挽联、花圈、锣鼓，长达几十条街，孝帕孝服，形成白色的人流。春熙路、东大街、总府街等闹市，万人夹道路盛况空前。狮子龙灯送丧。沿街码头设香案路祭。丧葬费耗资四十万大银元，耗费的人力还不计算在内。这笔巨额消耗，都由成都市和有关县的哥老会送礼筹集。

    袍哥到了末期，其行为已到了十分专横的地步，使其逐渐失去民心，最终走向灭亡。

    第二节 袍哥与“国大”选举

    1947年，国民党政府为半点门面，挽救危亡，在各县炮制选举“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哥老会作为四川最广泛的帮会，在伪选的刺激下竟相发展以垄断选举，演出了一幕幕明争暗斗的闹剧。

    以新津县为例，该县五十万人以下，只能产生一名代表，但却有两个候选人，一个是参议会议长、新津县袍哥总社舵把子胡开云，曾任过二十九军的旅长，防区时代当过成都警备司令；另一个由国民党提名参加竞选的是新津籍人、省参议员蓝尧衢，蓝投靠过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张继，以政客兼企业家活跃于成都。选举名义上是普选，由各乡镇及社会团体登记的选民直接投票，但实际上多由当地哥老会控制。蓝尧衢凭借自己的财力和人事关系拉票的结果，估计能控制的选票距当选应有的选票相差较大。到投票前夕，他不惜血本，以二十两黄金买一个乡镇的选票终于当选。

    胡开云大失所望，恼羞成怒。当时蔡洞庭是胡的竞选秘书，极力怂恿胡在成都大街小巷到处张贴“快邮代电”，呼蓝为曹锟的徒子徒孙。又举行记者招待会并上告法院。蓝对蔡私下言和，许以重贿。蔡不但断然拒绝，还将此事在报界公布，一时舆论哗然。蓝决心杀蔡，遂通过他人收买崇庆县羊马场的袍哥土匪朱耀庭等人，在1848年1月14日深夜，将蔡洞庭暗杀于大邑县安仁镇私立文彩中学校蔡的寝室内，当时蔡任该校校长。而在其中物色杀手者，又是大邑县北派帮会首领陈拙修等人。当时大邑的袍哥和地方势力分为陈（拙修）、刘（文彩）两大派，形同水火，互不相容。陈暗中支使人杀蔡之后半年，真相渐露，刘文彩执意要陈交出凶手，陈又将杀人凶手袍哥土匪郑树三等人骗到大邑县龙泉乡，杀人灭口。

    抗战后的重庆，竞选闹剧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首先在重庆搞民主选举，给予袍哥组织极大的刺激。1945年秋，国民政府宣布取消基层政权“警保合一”制度，实行民主选举制度。首先是民众普选区代表和由区代表会选举区长。其次是民众选举市参议员和参议会选举议长，选举制宪国大代表。再次是民众普选行宪“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和参议会选举监察委员等。袍哥组织在这些选举中均起了一定作用，特别是基层政权选举，几乎已为袍哥垄断。参加竞选区民代表的人物，大都是当过乡镇保长和工商界活动的份子，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袍哥。因此竞选的人都采取各种手段来联络拉拢袍哥组织，甚至临时找人引进加入袍哥的也不在少数。市参议员加入袍哥的竟占百分之八十以上。

    1947年普选行宪“国大”代表，两个袍哥大爷石孝先、卢俊卿的竞选更是达到了白热化。石孝先有军政团三方支持，卢俊卿有党方支持。在袍哥方面，双方也势均力敌。南京方面内部提名，虽然石为正式，卢为后补，但卢财力较石雄厚。临选前，卢派喻清和、肖性坚等驱车奔走各区，以大量金钱贿赂袍哥，收买选票，欲以事实取胜。石孝先则派田得胜、潘纯瑚驱车照样办理。石孝先的黄埔同学民政局长汪观之，派十余人昼夜填写为石孝先准备的假票许多箱。开票时，每当卢的票数追上石的票数，假票即以军队某军某师整体出笼，始终压倒卢票。

    最后计算卢得票五万余张，石得票六万张。石孝先当选“国大”代表，卢为后补。接着不久，普选立法委员。陈介生、龙文治等参与竞选，都来拉拢收买袍哥组织支持，袍哥大爷备受尊重。由于袍哥无人竞选立委，乐得各方应酬一些，结果陈、龙都获胜当选。

    成都市“国大代表”的选举，由于袍哥横插一脚，差点让省主席邓锡侯下不了台。本来国民党中央已“圈定”四川的大军阀之一、当时指挥着几十万兵马的郑州绥靖主任孙震为“国大”代表。谁知跳出一个徐子昌，硬要和孙震一争高低。尽管事前成都市政当局多方派人向徐疏通，徐都不干。他仗恃拥有大小袍哥和土特务，搞十几万张选票毫无问题，并组织了若干办事处，由黄光亚、蒋浩澄等主持，天天开会请客，大拉选票。他的党羽还为他筹集法币两亿多元作竞选费，并表示不惜任何牺牲，要为他效劳到底。他的竞选声势越来越大，孙震为此暗中着急，怕阴沟里翻了船，输不起那个面子。邓锡侯知道孙震是蒋介石信得过的人，如果中央“圈定”的都出了岔子，无法向总统交待。要解决这个僵局，只有给徐好处，徐才会让步。于是，邓让保安处准备一个保安副司令的缺给徐子昌，同时派副官长黄瑾怀向严啸虎和几位老袍哥舵把子打招呼，请他们叫徐子昌让步。徐这才顺风转舵，卖个人情给邓锡侯，同时又赢得了孙震的谢意，偃旗息鼓地退出竞争。

    第三节 袍哥组建政党

    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何去何从的形势，各地帮会组织面对扑朔迷离的未来，欲给本组织的发展拓展更加广阔的空间，帮会中的有识之士欲借鉴国外的做法，幻想通过议会民主参政，在中国实现多党政治，于是纷纷组建政党，掀起多党风潮。先后出现了中国民生共进党、中国洪门民治党、中华社会建设党、民主社会协进会、中华民众合众党、铁血党等。四川袍哥也在这种风潮的影响下，力图在某些地区组建政党，在成都就组建了两个哥老会政党：“中华社会建设党”和“民主社会促进会”。

    一、中华社会建设党

    “中华社会建设党”系四川哥老会首领冷开泰、邓叔才所组织的，总部设在成都。并设有“汉华社”、“生活互助社”等外围组织。该党自称以“阐扬民生主义”为宗旨。在其党纲中声称：“本互助之精神，以求共同解决人生经济问题。最终目的在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并订立《党章》和《行动纲领》。其发展组织，曾以“汉华企业公司”名义，在川西各地大量吸收成员。党员以一次缴纳学费而分为甲乙丙丁戊五个等级。党费最高五万元，最低一万元。该党利用哥老会扩展党务，欢迎四川各县及西康哥老会人员参加，并联络社会人士，以充实力量。当时，该党还以“大同学术研究社”名义，发行《大同日报》、《大同画刊》，并组织大同出版社，以扩大宣传。其党章如下：

    甲、权力机关：（一）全国党员代表大会，闭幕时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行其职权；（二）全省党员代表大会，闭幕时省执行委员会代行职权；（三）全县市党员代表大会，闭幕时由县市执行委员会代行职权；（四）小组党员代表大会闭幕时，由小组执行委员会书记代行其职权；（五）全区党员代表大会，闭幕时由区执行委员会代行其职权；（六）各级组织中，并设立监察委员会，分别执行监察任务。

    乙、中央执行委员会设委员十一人至二十四人，中央监察委员会设委员七人至十九人，均由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之。

    丙、省执行委员会设委员七人至十七人，省监察委员会设委员五人至七人，均由县（市）代表大会选出之。

    丁、区执行委员会设委员三人至五人，区监察委员会设委员三人，均由区党员代表大会选出之。

    戊、小组设执行委员一人。

    己、各级监察委员之任期与执行委员同。

    庚、其选法及各级党部委员之任期另有规定。

    上述中华社会建设党党章属于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化类型的政党的章程。它反映出哥老会在组织制度上的进步。中华社会建设党也制定了行动纲领，共分六大部分：

    甲、争取民族自主，一切内政外交均应争取自主，接受国际援助，应不妨害民族自我之最高利益。

    乙、开放国家政权，次第实施普选，并广延有名望之在野社会人士，及各专家，共襄政事，以求达到真正民主政治之途径。

    丙、力主经济平等：如平均地权，劳资利益平均，公教人员待遇等事，以求社会主义实利之发扬。

    丁、彻底改革教育：（1）义务教育之扩大与发展；（2）强迫教育之实施；（3）扫除全部文盲。

    戊、扩大物资建设：在交通工矿农业垦殖国际贸易等部门之分头扩大发展，其节目如后（1）建设铁路（五十万公里计划规定）；（2）建设公路（各省县乡镇构成公路网）；（3）建设各种纤维工业工厂（棉花丝织之类）；（4）建设重工业工厂；（5）建设各种原力工业工厂；（6）建设各都市公民住宅；（7）建设各都市县公用事业。

    己、加紧救济工作：（1）救济婴儿；（2）救济鳏寡孤独；（3）救济老弱病残；（4）救济天灾人祸之难民；（5）救济失业；（6）救济贫苦病人。

    以上纲领的前两条，一是争取民族独立，一是争取真正的民主政治。这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要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虽然属于旧民主主义的政治要求，相对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主张，有其落后性，但是由于哥老会建立的这种小党派，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对于争取民族独立，反对独裁统治，却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后四条中，关于力主经济平等、彻底改革教育、扩大物资建设、加紧救济工作、发展轻重工业的主张相当突出。在经济落后，民生贫苦的中国，仍具有进步意义。旧时代的哥老会主要方面是在社会秩序、社会经济文化建设中起破坏作用，有些地区的哥老会的活动类似土匪，但是从中华社会建设党的党章和行动纲领中所看到的，哥老会迎合时代潮流，随着时代的进步自身也进步了，从一个革命性的组织改造为建设性的政党了。从组织上，完全放弃了“三十六步半”的封建等级制的形态，改变龙头大哥专制的封建家长制为党员的各级代表大会制，并设立各级监察委员，起到权力监督制约的作用。从经济上主张多方面的开展现代化建设，并重视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等。虽然这一哥老会政党的纲领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它却反映出哥老会中的一种现代化的进步倾向。

    二、民主社会协进会

    民主社会协进会也是哥老会的党派之一，为成都哥老会首领方茂山、马昆山、李侯亭等所组织，以彭焕章的公馆为办公地点，并于太平街浓化茶社内办理入会登记手续。该会宣称以民主立场，根据三民主义最高原则，从事改进工作，期于迅速达成政治民主经济民主之目的。该会曾印发缘起及章程分发宣传。

    章程如下：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名称：本会定名为民主社会协进会。

    第二条宗旨：本会以民主立场，根据三民主义最高原则，从事实际努力，推动社会改进工作，期于迅速达成政治民主经济民主之目的。

    第三条会址：本会总会暂设成都，得由决议改适当地点。

    第四条关于民族方面者：（一）依据民族主义，发扬社会团体固有之优势，及适合现在需要之民族文化。（二）灌输各国民主制度下养成之公民道德。（三）矫正旧习惯之劣点，改革环境熏染之恶习。（四）注重生活指导及互助。（五）以社会力量扶助陷于穷困之特殊天才。（六）推行民族保健运动，发扬拳术及有关卫生之其他国技。（七）以社会表示鼓励急公好义之行为及乐于社会服务之精神。（八）注重社会交际，化除社会隔阂。（九）协助妇女运动青年运动之正当发展，及儿童保育工作。（十）加强社会联系及民族联系。（十一）实现民族平等广大原则。（十二）进行其他有益民族之工作。

    第五条关于民权方面者：（一）培养运用四权之基本问题能力，及优良方式，灌输民治精神。（二）以社会力量依法保障会员之基本自由，使获得正当之运用。（三）提倡社会正义使其普及。（四）造成选贤与能之风尚。（五）发扬社会公意，表现社会制裁之公正效用。（六）推行各项自治工作，树立法治规模。（七）奖励民众参加政治工作，促进民众对于社会之责任。（八）补助及监视公务人员之行动，俾能展其所长去其所短。（九）造成健全舆论。（十）介绍并普及民治基本知识及有关学说。（十一）化除党同伐异气息提倡合作精神。（十二）拥护和平统一国策，努力民主建设基本工作。

    第六条关于民生方面者：（一）促进劳资合作，尊重劳工利益。（二）扶助生产事业，并指引群众参加其规模生产事业。（三）谋求农工商之和谐，发展增进其互助互利精神。（四）推广各种合作运动，及合作事业俾有实效。（五）扶助出口事业，增加其便利，俾能获有利之机。（六）促进地方性之物质建设。（七）保持旧有社会信用之效能，增加金融活动。（八）促进交通运输之便利及安全。（九）以社会互助工作，保证平民职业之发展，并增进工作效能。（十）促成劳工保险制度之有效施行。（十一）联络各种职业团体，保障各种职业之合法利益。（十二）以社会力量，推广地方公共事业。（十三）推广合理生活，促进经济繁荣。（十四）辅助平民改进生产技能，增加时代应具有之经济常识及民生要义。（十五）培养企业所需之功能。（十六）促经济民生之基本条件。（十七）进行其他有关民生之工作。

    第七条关于社会方面者：（一）提倡社会福利事业。（二）增高社会文化水准。（三）辅助社会救济工作。（四）促进平民教育，及成人补习学校。（五）普及社会正当娱乐。（六）参加地方公益机构及工作。（七）注重仲裁工作，减少民间纠纷。（八）提倡自卫精神，保障地方安宁秩序。（九）注重童、女工之工作情形，助其改善待遇及生活。（十）助济异乡遭遇困苦患难之人士。（十一）以适当方法，表扬社会善举及其他美德，增进社会友谊及良好风尚。（十二）举办社会调查，建议社会改良改革事项。（十三）于可能范围内，推进社会运动，研究社会问题。（十四）交换社会信托工作。（十五）推进其他有关社会工作事项。

    （注：原件缺第八至第十四条及第二、三章）

    【第四章组织】

    第十五条本会组织基础分为地域单位、职业单位、事业单位及工作单位四种。

    第十六条本会组织系统，以组为基本，组以下设若干分组，五组以上得成立支会。各支会构成分会，分会隶属于总会，不能成立支会之组，直属分会或总会；未便构成分会之支会直属于总会。

    第十七条本会各级组织以理监事为主脑，主席临时推定。总会设理事七十五人，互推常务理事二十三人，监事三十九人，互推常务监事十一人。分会设理事二十一人，互推常务理事九人，监事十三人，互推常务监事五人。支会设理事十五人，互推常务理事五人，监事七人，互推常务监事三人。理事会设总书记一人，干事长三人，书记干事若干人。支会以上得设名誉理事及顾问会。

    第十八条本会各级组织另订立。

    以上《民主社会协进会章程》的总则和组织两大部分共十八条。其总则部分分为民族、民权、民生、社会四方面。实质上是要在奉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原则下，进行一定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改良，并未超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范畴，但也反映出哥老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自身也在进步。它所提出的“实现民族平等广大原则”、“提倡社会福利事业”等项，都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政治经济中的实际问题，但将这些主张与旧时代哥老会的“三十六誓”中所反映情况的封建专制政治与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民间下层秘密结社的政治、经济主张相对照，明显地看到哥老会的政治经济主张已发生重大变化。它不再局限于游民、小生产者的结盟互助和观念，而是跨入了现代化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意识。

    “民主社会协进会”在组织上分为以地域、职业、事业、及工作四种单位。组织系统是在总会下设分会、下设支会、下设小组。各级组织均“以理监事为主脑，主席临时推定。”这种组织模式，基本上采纳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模式，哥老会所组建的党派团体的组织结构，完全放弃了“三十六步半”的封建等级制，说明哥老会意识到必须以自身的变化适应时代的变化，否则就要被时代所淘汰。这两个政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未成气候就流产了。

    另外，在国大代表选举时，四川省政府社会处得知，部分哥老会有组党倾向。如反映重庆袍哥石孝先以“兰社”为名网罗川滇黔本省落伍军人，筹备“中国社会民主党”，重庆袍哥谭备三、石荣廷等计划组织“中国社会协进会”，准备将来改为“中国社会协进党”。成都袍哥叶道信等准备组织“中华社会党”等。遂由社会处草拟了个《处理哥老帮会非法组织实施纲要》，建议“逐渐变更消极的防范为积极的领导，使成为本党的外围组织”。“许可各地帮会，依据人民团体组织法，申请组织成为地方性合法团体。”民国三十五年九月十二日，哥老会与青帮达成协议，在上海成立“中国新社会建设协会”，到会代表二千余人，四川哥老会有范绍增、田德胜等人参加。向海潜担任挂名董事长，军统特务徐亮任总干事。

    第四节 恶霸、特务、袍哥及叛乱

    1946年1月12日，重庆成立“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国民党特务唆使走卒不断到会捣乱，殴打政协代表郭沫若、王若飞、李公朴，搜查民盟代表黄炎培住宅，制造了“沧白堂事件”。2月10日，重庆各界上万人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的大会，一伙特务、暴徒闯入会场捣乱，打伤大会主席团成员郭沫若、马寅初、李公朴、施复亮、沈钧儒及新闻记者六十余人，致使许多人失踪或被捕，制造了“较场口事件”。这两起事件中均有以“社会服务队总队”面目出现的哥老会头面人物。“社会服务队总队在这次暴行中负责行动任务，由市党部和中统局负责领导，所谓群众是青洪帮、袍哥、工贼、地痞流氓，集九流三教之在成。”“下层各区队负责人，有袍哥大爷义字‘众合社’舵把子、国民党（重庆市）第二区党部执行委员贺洪兴，‘全义社’舵把子王银山，‘永德社’舵把子谭普连。”臭名远扬的流氓打手刘野樵，早年是重庆义字号袍哥的闲三排。军统老牌特务罗国熙当时是义字号舵把子。其后刘野樵羽毛渐丰，于是自立公口“群义社”，冯什竹、杨绍轩、罗国熙等任名誉社长，刘自任社长。国民党在面临政权崩溃的情况下，妄图以重庆为据点，确保西南，重庆袍哥头面人物立即随声附和。

    一、恶霸、特务与袍哥

    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和各种反动势力加紧对袍哥、土匪的利用，妄图负隅顽抗。国民党当局特命在成都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张耀明，在该校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自1949年5月开始共办五期，每期一个月。前两期每期五十多人，后三期人数较多。特别是第五期，由于冷开泰的邀约，人数最多。其中有曾任四川省政府保安处处长的刘兆藜，驻峨边的国民党中将司令刘树成，郫县参议会议长、袍哥大爷杨子超，崇庆县的李泽儒，以及邛崃县的乔子均、灌县的周联五、张志达等人。1949年底，以游干班分子为主成立了“四川省反共救国军”，由王缵绪、刘兆藜作首脑，另外又成立“反共救国军别动总队”，由徐中齐任总队长。游干班主任王旭夫任“川西南反共救国军总指挥”，赖合山任副总指挥，刘树成任“雷马屏峨山防司令”。其他如“纵队司令”、“支队司令”多由当地哥老会头目担任。其中王缵绪、唐式遵均为川系将领、军政要员。

    袍哥大爷大多掌握着地方上的大权，生杀予夺欲所欲为，于是，便成为地方恶霸。如大邑县的刘文彩、彭县的刘治平、江油县的黄清源等都是典型的例子。

    刘治平（1881—1949），原名述仁，彭县敖平镇人，彭县著名袍哥。民国初年，追随匪首刘继君，两年后便自己拖棚为匪，成为浑水袍哥，人称“刘天王”。与川西北的一些土匪头子、袍哥舵爷、团防兵痞交往甚多。

    1918年，刘治平在敖平场率匪徒缴了回乡营长叶治忠一连队伍的枪械。半年后，叶又带一营人回敖平场，抄了刘治平的家，将刘缉缉捕入狱，并在什邡监狱内施以酷刑。此时，刘治平的拜把兄弟广汉县高骈镇袍哥舵把子钟焕章为刘说情，找到了曾被他操拔入袍的成都城防司令彭斗盛，打通关节，将刘营救出狱。后又将他介绍给当时驻扎灌县、松潘、理县、茂汶一带的第八混成旅旅长郑慕固，被委为营长。刘尽力招募土匪加入郑部。郑于1920年委任刘治平为懋功县知事，闹了许多土匪为官的笑话。一年后，郑离职回乡，刘亦下台。

    1921年，刘回到敖平场，当上了袍哥仁字复兴公的舵把子。他火并了刘刚真为首的敖平团防，让其亲信刘英武掌握团防武装。彭县知事庹云卿又委任刘治平为清乡支队长。后庹调任广汉县，刘又任广汉县征收局局长，他半年内征收两次粮，中饱私囊，回乡购置水田六十亩。刘回至该乡后，当上袍哥舵把子、联保主任，兼管敖平场粮仓。刘倚势侵吞该场黄姓人家的房屋，黄家子弟黄变鲁、黄变泽前往通济场向该场袍哥舵把子何吉山求援。1937年冬，何命其爪牙席云方带匪洗劫敖平场，打死无辜平民舒葱子、穆洪恩等三人，商店及富户遭劫。县长罗远猷亲往通济场查处，命刘治平捉拿匪徒，独霸通济场的何吉山抛出四个人作替罪羊，刘亦草草了结此案。1942年刘支使其侄儿敖平乡副乡长刘爵绑架杀害进步人士周龙江。律师廖碧铮向县府控告，亦遭暗杀。1945年，刘治平当上彭县参议员，从此，他以官绅匪袍多重身份独霸一方，私造枪支，纵匪分肥，盗卖公粮，贩卖烟毒，坐吃牙行斗秤及烟馆赌场的硬股。到1949年，刘竟拥有私人田产七八百亩，但从不上缴任何“国税”。1949年，什邡县哥老会头目姜麟以春节拜年为名，在敖平场刘治平家邀聚了彭县、什邡县的一些参议员、乡长、袍哥舵把子，传达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在德阳县孝泉召开的反共、防共、应变会议的内容。会上，刘治平担任“川西反共救国军挺进大队”纵队长。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成都，刘自知罪大，难逃人民惩处，惊恐致病而死。

    易德斋（1876—1950），原籍安县桑栆镇，幼入私塾读书，16岁随父作米粮生意。清末随何鼎臣的袍哥队伍，后作上尉副官。民国九年在军阀张邦本部任营长。民国十一年离开部队，带回步枪四十余支，手枪二支，以袍哥大同公社总舵把子的名义坐镇桑栆，并将其势力扩展到晓坝、茶坪一带。民国十四年，任安县团练局局长。民国十八年五月八日，亲自带领数十人抢劫晓坝，后又以团练清匪为名，杀害无辜群众六十余人，烧毁房屋无数。民国十九年，团练局撤销，易继任警察局股长，专门搜集中共地下组织的情报，搜捕共产党员和农协会员。民国二十二年十月易在桑栆被共产党除暴小组炸伤后，更加紧搜捕，杀害共产党员、农协会员多人。他利用权力，吞并公私田产，伙同其子收买枪支，聚集近一个营的兵力。1950年初勾结起义部队302师少数叛军叛乱，被处死刑。

    黄润琴（1898—1950），原名泽荣，曾任崇庆县实业局长、县参议会议长。与其长兄、次兄、三兄、四兄、六兄及侄儿，横行乡里数十年。1943年，他与施德全等袍哥头面人物组成唐安总社，有二十三个分社、九十六个支社。又纠集城区各袍哥码头的当家三爷、五排管事组成“三五联谊社”，图谋掌握全县袍哥势力，为其拉选票、贩鸦片、私设钱庄。1949年组织“反共救国军第二师”，任师长。1950年伙同侄儿黄光辉等人参加叛乱，当年十一月被公审判处死刑。

    黄清源（1898—1951年），名正本，又名退庵、正培、三元，化名田在中，江油县重华场人，恶霸地主，重华区“土皇帝”，专署参议，梓潼县反共救国军顾问。初识字，性狡桧，不务正业。十三岁辍学加人袍哥。十八岁背枪贴大爷，逞凶抢劫，在社会上浪荡作恶。民国9年，梓潼县六区（重华）团总出缺。黄垂涎其职，一伙土匪支持其领头暗杀代团总欧奎，未遂，逃往蹇幼樵老家避风，不久被捕关监。两年后保释出概。民国11年冬，以清乡剿匪为名，勾结驻军连长，进击重华地方武装势力，得梓潼县县长、县团练局局长赏识，委其为重华区副团总兼民团队长。次年自立堂口，建立袍哥组织“大同公社”，又获枪械30余支，羽毛渐丰。

    时川军孙震部驻防川西北，筹组江、梓、剑联团办事处，由蹇幼子樵任处长，委黄为大队长。民国12年秋，黄欲除异己，率众偷袭青林口场，击毙团总邓云龙及团丁数十人，以清匪献功。次年初，黄又邀联络驻军一部进击东安场，血洗青林口，滥杀二百余人。仇家欧奎和邓云龙之子天富逃往外地，于同年6月勾结广汉县巨匪张泽荣（张烂腿）率六七百人洗劫重华场。黄率众在青林口八字山击毙张烂腿。民国14年6月28日，邓、欧又集合绵阳、安县大刀队前来报仇，再次洗劫重华场，黄逃往赛家求救，遂请驻军王鸿恩、余大奎部先后派兵清剿，击溃大刀队。次年，欧奎被暗杀，邓天富被驻军擒获枪毙于绵阳。黄遂独霸重华区一带，升任团总，进窥梓潼县政界。民国17年，黄任梓潼县门户督练长兼马路局长，民国19年任梓潼县公安局长、商会主席、保卫团副团长。

    为阻止红军人川，民国21年成立“江、彰、平、北、梓、剑”联团，司令蹇幼樵委任黄为第五区指挥部指挥官。民国24年春，黄率梓潼、中坝、彰明地方武装备一个大队，配合川军，沿嘉陵江虎跳驿至江口一线布防，与红军隔河对峙。红军向江、梓推进时，黄于农历3月8日匆忙退往重华，搜刮金银、鸦片烟连夜逃到安县驻扎，并私运鸦片烟数万余两到成都。8月，红军北上，他返乡大肆反攻倒算，劫掠民财，将数百支公枪攫为己有。因罪恶昭著，民怨鼎沸，被梓潼县社会名流59人联名告发，省保安处军事法庭将其逮捕，民国27年1月27日以“擅自撤退、借公财、侵占公有枪弹、运输鸦片、私行拘捕”等五项罪判处死刑，没收其全部财产。黄家倾巢出动，以价值10多万元的金银、鸦片贿赂省、专要员，改判其为有期徒刑3年，家产启封发还。民国26年春，国民党四川省政府撤销前判，将黄交四川军人监督执行监狱。抗日战争爆发后，即被“戴罪调服兵役”，任41军咨议官，并参加复兴社。次年卸任归里，重掌“大同公社”，出任总社长，全力扩充其袍哥势力。抗战期间，他开设16个联社、百多个分社，采取拉兵、派款、打劫和欺诈等手段，胁迫群众万余人参加。他控制重华区七乡一切权力，地方军政财文单位的大小职位均由其亲故或下属充任。当地人皆称黄清源是重华的“土皇帝”，专县地方官吏亦无可奈何。

    黄清源祖留田地仅7亩，充当地方豪强的30多年中，以各种非法手段聚敛钱财。至民国38年，他家占有田地4100余亩，庄园3处，房舍7800平方米，商店、自营铺面30余间，自有碾房6处，“承包”公有碾磨32洞，开设铁矿3处、锅厂2个，还在成都、广元等地的商号、工厂搭股。在争夺权势和兼并财产中，黄清源先后直接杀害54人，华沛暗告黄克扣薪谷，被其狗腿子用旧棉絮捆裹浇油烧死。民国23年冬，重华教师张黄子与黄清源弟因与街上寡妇何氏有染引起争斗，黄命人把何衣裳剥光，用猪尾巴捅下身而惨死。民国24年，他唆使兄弟伙毒打国民党重华区长，并将其丢下粪坑。参加红军的亲属、革命积极分子和进步人士多人，被黄残杀暗害。至于在争斗中死于非命的无辜百姓当以数百计。

    民国36年，四川省十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委黄为参议。民国37年，黄任梓潼县民众自卫队顾问。解放前夕，出任梓潼县反共救国军顾问，策划应变之计。他将田地房产估卖与农户，筹措资金购置枪弹，在藏王寨、老君山积粮聚匪，占山为“王”。解放后，他见大势已去，只得带队下山，向解放军剿匪部队投诚，暗中网罗伪军、敌特和社会渣滓，阴谋制造反革命暴乱事件。1950年4月31日，他指使其爪牙混人梓潼县各代会住地行刺代表。罪行暴露后，化装潜逃南充等地，7月被缉拿归案。1951年9月，在重华场公审伏法。参加大会的群众用垫坐草怒焚其尸。

    黄亚光，又名黄正光，成都外东青莲下街人，绰号“尸氺”。其祖父是老袍哥，父亲黄隆兴是成都东门外袍哥舵把子，舅父杨海山是外东袍哥“集义和”码头的舵把子，姐姐是女袍哥，又投身于天主教堂，全家住房都是天主教堂给修建的。黄亚光家既有袍哥的帮会势力，又有教会的洋势力，成都东门外，无人敢惹。

    黄亚光从小就在他父亲的袍哥码头上当“凤尾老幺”，1920年，刚成年的黄亚光得到得胜乡团练大队长邓守臣的赏识，当上了团练分队长。

    1927年，黄亚光成立了一个新袍哥码头“少英社”，自己当上了舵把子

    与军阀田颂尧的团长张少全和军阀刘文辉的手下高俊、朱平安、冷绍康以及其他军、政、团（防）的重要人员结拜为兄弟。势力大增，公开包庇烟（鸦片烟）馆，聚赌抽头，后来还在天仙桥秘密设厂造假钞票。

    张少全为了贩运烟土方便，介绍黄亚光到松潘“汉军统领”杨抚权处当连长。不久，杨抚权奉命率领部队“援甘”，去打马步芳，结果全军瓦解，黄亚光乘机大抢财物武器，逃了回来。

    黄亚光的另一个结拜兄弟邓大春在成都当上了卫戍司令部的谍查长，给了黄亚光一个“东区谍查主任”的官职，黄亚光作恶更加剧了。一次，抓捕了两个排字工人余成德和王元富，诬其为共产党，酷刑拷打，逼交“同伙”名单，先后逮捕30多人。

    刘湘统一全川，成都卫戍司令改为警备司令部，由于黄亚光的势力已经很大，便让他继续当“东区谍查主任”。抗日战争后，黄亚光又攀上了“军统”，给行辕主任郑锡麟当通讯员、行动组长，和军统重要人员杨超群、陈翔元建立了密切关系，在袍哥“少英社”中，掺进了一批军统特务，改名为“群益总社”，总社下设十个分社，用“精、诚、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十个字命名，势力大增，所有外东的船帮、旅馆、茶坊、酒店、赌场、妓院都归他掌握，听他支配，他还在城内控制了春熙大舞台、三益公戏院、宜昌电影院，成了独霸一方的“大王”。

    黄亚光与广元袍哥恶霸唐能、平武大匪首宋北海（绰号“宋皇帝”），从松潘、黑水一带武装贩运鸦片烟到成都。

    黄亚光和他的手下四处惹事生非，敲诈盘剥。1945年，黄亚光的势力发展到了北门，公开在城隍庙摆设赌场。庙内和尚不明底细，出来干涉，黄亚光手下姚昌富抽出手枪，当场打死和尚。1947年，黄亚光在外东安顺桥一带招商摆摊设点，收取重租重押。当年发大水，安顺桥被冲垮，黄亚光以修桥为名，挨家挨户强行摊派修桥费，结果，修桥费大部分被他吞没；又强行撵走桥侧居民，强占民房三百多米。

    解放前夕，黄亚光在“游干班”受训毕业，是反共“一百单八将”中的要角，担任了“游干班”联络员，积极组织各地匪徒和共产党打游击，给共产党解放四川，给人民的平安生活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二、袍哥叛乱

    四川解放后，原来称王称霸的袍哥大爷及“兄弟伙”，失去了往日的权力、利益，曾试图让共产党的新生政权重新给他们权和利，可希望破灭了，匪性根深蒂固的袍哥们不愿作良民，又在国民党特务及反共积极分子的配合下，重新组织队伍，招集旧部，疯狂向新生政权扑来，妄图夺回他们失去的一切，他们屠杀共产党人、屠杀解放军战士，屠杀无辜群众，给新生政权和人民造成极大的损失，犯下了滔天罪行。

    1950年2月5日（腊月二十五），正当成都全市人民欢庆解放的时候，突然在城周各地发生叛乱，称谓“二·五”叛乱。早在元月下旬，冷开泰、徐子昌、夏斗枢、周迅予等人在郫县花园场召集游干班分子和袍哥土匪头子开会，对暴乱进行部署。

    2月5日，隐藏在新都县石板滩的稽查处情报大队长李干才利用龙潭寺袍哥匪首巫杰，首先爆发了“东山暴乱”，立即引起了附近各县的袍哥匪首纷纷响应。金堂县的赖华山、新都县唐家寺的李显之、华阳县中兴场的贾慎之、新繁县龙桥的胡开惠、新津县的袁树江相继叛乱。

    2月11日，灌县聚源场的张志达、崇义铺的李熙春、土桥场的师雨膏、顺江场的魏镇久、玉堂场匪首袁旭东同时叛乱。打死、打伤解放军战士和征粮工作队成员以及农民群众。匪首袁旭东、周儒卿、宋国太在灌县城南及城西骚扰，洗劫天乙街居民。蒲阳场匪首杨文光、高弼成三次攻打驻大明寺的解放军和蒲阳区公所。2月下旬，太平乡匪首杨介清将由城内返乡劝人不要参加暴乱的徐秀如、徐容容姐妹严刑拷打，活埋于青城山建福宫侧。崇庆县元通场黄光辉等人，集军阀、官僚、党棍、袍哥、土匪五位于一体，号称“黄霸天”，此时也回乡纠集道明场匪首陈楚王等人叛乱。成都附近还有“忠义公”舵把子于明辉，“大中社”社长刘国辉，“同声社”舵把子高金山等，也妄图举事。灌县玉堂场袍哥土匪袁旭东解放后伙同宋国太等参加叛乱，被击溃后逃回老巢赵公山，1951年4月16日在青苔沟毙命。成都稽查处处长、哥老会“正诚社”的大爷、担任川康反共救国军司令的周迅予，经灌县窜入阿坝州，在黑水和川甘交界的郎本寺一带负隅顽抗，于1953年5月28日被擒。

    1950年2月20日，胡宗南妄图把四川哥老会作为他的“救国稻草”，他与唐式遵在西昌邛海新村接见了一批哥老会的龙头大爷。其中有汉源县的羊仁安、乐山县的周瑞麟、仁寿县的伍道垣，还有雅安的“罗八千岁”罗子舟、西昌的高开祥等人，封以“反共救国军纵队司令”和“新编第二军军长”等头衔。这些土匪头子也相继举事，他们残杀地方干部和群众，丁佑军就是在这场土匪叛乱中被残酷杀害的。

    丁佑君（1931.9.27～1950.9.19）

    女，别名丁一之，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瓦窑沱村人。出生于一个盐商的家庭。由于自幼受到出身贫苦的奶娘的影响，从小就同情劳动者，富有正义感。1950年4月29日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50年9月25日被中共西昌县委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47年初中毕业后离开家乡前往成都，考入成都市立女子中学（现成都市第六中学）。在校学习期间，阅读进步书刊，开始倾向革命。1950年1月在哥哥的鼓励下，瞒着父母考入西康人民革命干部学校。

    1950年5月下旬被分配到西昌工作，先任西昌市县立女子中学军代表，8月又被调任到西昌县盐中区任青年干事，参加征粮工作。当时的盐中区虽已解放，但叛乱的袍哥土匪的活动仍很猖獗。她常常冒着生命危险，往返数十里，深入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开展征粮工作，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讲解革命道理，教唱革命歌曲，群众都亲切地叫她“丁代表”、“丁姐姐”。1950年9月17日她到乡下裕隆镇征粮，盐中区以高开祥为首的袍哥土匪发动反革命暴乱，丁佑君被土匪绑架。土匪们进行了百般摧残，始终不能使丁佑君屈服。匪首恼羞成怒，竟卑鄙下流地将她剥光衣服游街示众，并将她四肢捆绑在柱子上，发疯似地用皮鞭、棍棒抽打，施老虎凳、将钢针穿过奶头插进乳房，甚至丧尽天良的轮奸、用枪击穿她的左胸。但她面对严刑拷打毫无惧色、宁死不屈，仍向土匪宣传党的剿匪政策、奋力高呼口号。

    9月19日匪徒围攻盐中区公所，受到工作队员的顽强反击，多次被打退。匪徒们将丁佑君押到碉堡附近，妄图利用她劝说坚守碉堡的战士投降。面对敌人的威胁，丁佑君视死如归，鼓励坚守碉堡的战士坚持到底，不要投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拥护毛主席！”恼羞成怒的土匪开枪了，丁佑君昏倒在血泊之中。万恶的土匪提起她的双脚，将她在凸凹不平的地上拖了半里多路，直到全身被粗砺的石子擦得血肉模糊、皮开肉绽，最后被丢弃在荒野中而英勇牺牲，时年仅19岁。三天后，解放军在“为丁佑君报仇”的呼喊声中，歼灭了这股土匪。

    但是中国解放，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建立、穷苦人民的翻身作主是任何势力也改变不了的，袍哥土匪的叛乱，首先遭到了人民群众的抵抗，再加之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人民解放军的英勇顽强和善战，至1951年底，这些叛乱袍哥土匪纷纷土崩瓦解，宣告彻底失败。

    第五节 各地的袍哥起义

    由于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政局发生急剧变化。1949年初，民革在成都组建了地下民革川康分会。中共地下党与民革命紧密联系，在川康国民党的党政军团、哥老会等地方势力中进行宣传和策反工作。同时筹组武装力量，先后举行了崇宁“五九”起义、华阳起义和范绍增的起义。

    一、王蕴滋起义：

    崇宁县的袍哥首领王蕴滋联络崇宁县、灌县、彭县部分哥老会武装，以保卫地方和集训为名，组织反蒋武装力量，于5月9日起义，在川康一带影响很大。

    以下是王蕴滋的一段遗稿，可见其寻求出路的心路历程。

    “1946至1949年，是中华民族历史命运大转变阶段，也是我重新投入民主革命的阶段。我当选（崇宁县）县参议长后，首先为实现我竞选提出的‘缓征后、缓征预征粮’的口号作出努力，在反动政府的压力下成效不大，但家乡农民知道我不会坑害他们。由于当时的川西地区是袍哥（哥老）纵横之地，农村的袍哥势力成了第二种统治力量。辛亥革命和四川保路同志会组织的同志军、民军都曾利用过哥老组织的强大力量，而且得力不小。我回顾了这些历史，决心再次利用袍哥组织的力量拥共反蒋。由于我当时不仅没有找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不知道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民革’）这个民主党派在酝酿组建中。我只凭对大势与大方向的理解行动起来。我利用‘参议长’这块政治招牌，加上我过去广阔的社会关系，又重新活跃在成都的社会圈子中，积极结合全省各县的参议长及实力人物，其中不少人本身就是‘袍哥大爷’。又利用我在参加同盟会的革命活动中曾奉命加入过的哥老会，并曾被给予‘大爷’的尊号，于是以‘参议长’加‘袍哥大爷’加‘川军将领’三重身份展开了活动。不久，与在成都的党、政、军、袍都吃得开的红人冷开泰、徐子昌等结交朋友，出版了我所编写的《海底诠真》约40页的小册子。这是一本借叙述哥老组织起源、发展的历史及其规章制度、语言、礼节（规矩），而贯以爱国爱民的忠孝观念，唤起哥老的反抗精神重走正道的图书。书中提出了‘是哥老，必同仇’，又指出‘哥老今被官僚耍’。书的语言通俗，大部分似《三字经》式的韵文，加之材料较准确详尽，一时成为川中哥老组织争相传看的书。始印一两千本，不月余而罄。

    我像一个没有指挥官的士兵。我迫切寻觅革命组织的领导……下定决心后，于1946年底，伪称去游耍赌钱以骗过国民党特务。先飞香港，后转澳门。港澳均有国民党特务，因此我也经常进出于赌博公司。由于无人引介，在革命组织保持高度警惕的情况下，除了碰到几个以朋友身份出现的进步人士外，并未找到革命组织，这虽是一次相当幼稚可笑的政治行动，但却表明了我急切的求索之心。

    1949年元月，在两年多前结识的好友李宗煌，通过我家中累电促我迅速返川，赓即又汇来了旅费。我分析当时解放战争形势发展，估计李有所图，便束装回成都。李是屏山县人，时任屏山国大代表。他原在川军二十四军刘文辉所办的军官学校毕业，任过刘部的团长，也因愤世嫉俗而辞官。我们相识后，政治见解相同，都决心拥共反蒋。因而他在家乡川南屏山、雷波、马边一带组织哥老力量以配合解放之用。反川后，李出于对我的了解和信任，直接向我介绍了‘民革’在四川（成都）秘密建立组织的情况及大体计划，并表示愿介绍我加入。我同意后，由他本人及杨宗文（时刘文辉已被民革中央任命为民革川康分会的负责人，这是他在民革组织内部使用的化名）介绍，填写自愿书和誓词加入了‘民革’。这使我在经历了四十多年漫长而曲折的人生道路之后，又重新跨上了革命道路。当时，我参加民革用了‘余无我’这个化名，无过去的旧我，这了意味着新生。

    在1949年元月参加民革后，组织即安排我为‘民革川康分会’委员。这时我的公开身份仍然是崇宁县参议长。当民革中央特派员杜重石传达了民革将迅速组织‘民主联军’一类的武装以配合解放军解放大西南的紧急指示，民革川康分会赓即组建了在其领导下的‘中国民主联军川康军事委员会’，由杨宗文（刘文辉）任主委，华正国（李宗煌化名）副之，并任命我为‘川康军委’参谋长兼‘民主联军川西军区’司令员，随之积极开展活动。由于解放战争形势的急剧变化，败退的蒋家各路人马正纷纷向西南溃泻。因此，我们建立和发展民主联军的工作以超常的速度进行着。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因而工作的进展也较顺利。川康军委的参谋处长朱戒吾给了我有力的协助。

    民革当时的党组织和军事组织，其形式、活动方式，都是向共产党学习的。‘民主联军’各军区（川东、川南、川西、川北）下分设纵队、支队、大队、分队；在政治领导上也设置了政治委员、指导员。我们发展的对象可以说是一切反蒋和不满当时现实的人，而主要者是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地方上的实力人物、知识分子、拥有武装的哥老组织首领。这一切活动，是我在1949年2月，以崇宁县参议长的合法身份回到县里，以‘保卫地方，集训武装’为名，暗中进行组织发展的。不久，还分化和争取了一部分县警察队及县‘国民兵团’的武装。我们粗略估计已联络和初步组织的川西各县反蒋武装约为两三万人，而人枪齐备能较迅速投入战斗的则只约四五千人，崇宁本县就占二千多人。不少同志主张，把那些届时能卷入战斗拿刀拿矛的外围群众也算进来，以扩大影响，鼓舞斗志，因此在内部宣称有十万之众。

    1949年5月上旬，我们正在为执行民革川康分会准备于6月左右武装起义的指示积极部署时，为叛徒告密。崇宁县长谢锡九、温江专员冯均逸均系当时四川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王陵基的得力干将，便在王陵基密令下，纠集胡宗南部一个团，保安司令部两个团，及灌县、郫县、新繁等县的警察中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崇宁，准备一举歼灭我们。但我们也很快得到情报，乃迅速集结部分武装力量（约三百余人），进入崇、彭、灌三县交界之丰乐场山区，并决定提前起义。因丰乐乡与竹瓦乡是我组织的崇宁起义武装的两大支柱与基地。丰乐乡的首领、县参议员伍锡青，竹瓦乡的首领、国大代表刘绍成，同为我们的故旧，均已参加民革和民主联军，分任纵队司令员。

    5月9日，前述反动武装也向我们所在的山区扑来，开始猛烈交火。虽事起仓皇，但起义人员毫无畏惧，英勇战斗，经两天两夜使敌不得前进。当时，我以事既暴露，就干脆打出了‘民主联军’的旗帜，以示我们不是所谓‘土匪’的乌合之众。邻近各县的民主联军（尚未公开）闻迅即纷纷派人支援，但为强大的敌军所阻击。而我们已弹尽粮绝，敌人还在增派兵力，经我与伍锡青、刘绍成等人商议后，决定于11日夜撤出战斗，绕道山区向雅安方向的邛崃、蒲江、大邑山区前进。当即派我子王善培秘密赶赴成都向民革川康分会请示行止，当时分会负责人之一的李宗煌以密电请示刘文辉（时任西康省主席）后，指示我们开赴西康雅安掩蔽，并要保持秘密，沿途不得惊挠群众。得到指示后，我们将未暴露身份而又有家室之累和留在地方更起作用的一部分人遣散和留下……约经五六日到达西康雅安，我拜见了刘文辉……这次崇宁‘五·九’起义虽然失败，但因爆发在敌人心腹地区，对社会的影响颇大。”

    王蕴滋（1891—1972），号靖澄，崇宁县（崇庆县）竹瓦铺（现新胜乡）人，后迁居崇宁县城北街。少时家中贫寒，父母佃田耕种，7岁开始为人放牛。主家是塾师，喜欢王蕴滋聪慧，教他读书，9岁前读完“四书”。13岁应童子试（考秀才），名列前茅。15岁开始教私塾。他主张讲求实际，在壁上题辞：“读得来万卷书，不如做得来一件事”。后入崇宁县师范传习所受训。18岁入四川通省师范学堂学习，次年（1910年）弃文从军，考入四川陆军官弁学堂，加入袍哥组织，并加入同盟会。宣统三年（1911年），保路风潮起，王蕴滋在本县人蒋淳风所领导的学生军中任宣传干事及分队长。

    民国成立后，任新军排长，被保送到四川陆军军官速成学堂学习。毕业后任四川陆军二师八团一营连长。民国5年孙中山发动“护国战争”，王蕴滋积极响应，自任四川讨袁军总司令，率队于潼川（今三台县）歼灭北洋军押运辎重部队，宣布潼川独立，并通电讨袁。战后，任四川护国军第四师七旅旅长。

    民国6—8年（1917—1919年）任川西屯殖军参谋长，指挥汉土官军进驻茂县，兼理番知县。民国9年（1920年）任四川省督军咨议。民国10年（1921年）归附刘湘，被委任为川军驻滇代表。民国14年（1925年）后，先后任川军团长、旅长、副师长。曾辞职返蓉（成都），组织“亚昌”公司经商。后赴湖北省任国民革命军二十军第一混成旅旅长，民国24年（1935年），驻天全、邛崃、大邑一带，阻击中国工农红军。

    抗日战争时期，认真阅读了毛泽东的著作，如《新民主主义论》等，对坚决抗日的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民国34年（1945年）底回到崇庆县，被选为县参议会参议长。任职期间，多次掩护进步人士，支持进步团体开展革命工作。民国37年（1948年）加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同年9月参加川康分会工作，到香港川军起义事宜。民国38年（1949年）2月，任“民革”川康分会执委，“民革”川康军委参谋长兼民主联军川西军区司令员。为利用哥老会力量及争取地方武装力量开展反蒋活动，他回到崇宁县写了记述袍哥组织活动的《海底诠真》一书。通过反复酝酿，拟定5月15日在崇庆县丰乐场（今属彭县）举行起义。由于事机泄露，提前于5月9日起义。各地起义武装力量齐集于丰乐山区。5月11日，专署派保安中队和崇庆县保警部队前往包围，遭到起义部队反击。5月12日，王蕴滋率起义队伍向丰乐场进攻，与保警队激战约两个小时，因寡不敌众失败。率余部南移到雅安。解放大军直逼成都时，他率领部队到成都与人民解放军会合，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整编。

    解放后，历任成都市人民委员会委员、成都市革命委员会委员、“民革”成都市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1972年在成都市病故，终年81岁。

    二、其他地方袍哥起义：

    1949年9月6日，川西蒲江县发生由袍哥大爷、蒲江县民众自卫总队副总队长张俊文、县警察中队长戴明渲率队攻打蒲江县政府，占据县城的事件。据成都报纸《新新新闻》民国三十八年九月九日刊载的消息云：“蒲江自卫副总队长张俊文、警察中队长戴明渲于六日午后叛变，率众二百余人，进攻县府。张俊文系县中土劣袍哥。抗战胜利后，即与崇宁王蕴滋参加李济深领导之国民党自新委员会工作。”又据该报九月十八日刊登的消息：“张、戴联络邻县哥老、土劣某某等，以求声息相通……待机蠢动，颠覆政府……六日午后一时攻占县城。一时枪声大作，尤以南街至县府一带，战事最烈，机步枪交响，直至午夜，全城已为叛匪占据……翌日，保三团吴团长由邛率队驰县进剿，乃仓皇向西南逃逸……午后五时，全城光复。”该报十月二日披露：“自张俊文、戴明渲率队叛变后，县府为彻底根绝袍哥势力，曾通令布告取缔仁辅公、仁义慈善社及县境内哥老组织，并雷厉风行逮捕张戴组织之各乡镇舵把子……先后逮捕五、六十人。冷落寂寞已久之监狱，一时颇有人满为患。”

    在川东大竹县，1949年8月范绍增以“国防部直属川东挺进军总司令”的名义，联络哥老武装，准备起义。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从湖北入川时，他率部宣布起义，跳出火坑，走向新生（见第十章第六节）。

    第六节 解放战争时期袍哥的特点

    这一时期袍哥在四川社会生活中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袍哥渗透到政权的各个方面，越到基层越明显。由于民国政府前期对哥老采取放任的态度，袍哥势力发展很快，后来虽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进行控制和取缔，但已养虎遗患。县以下的政权和武装无一例外地掌握在袍哥手里。地方上的征粮，抓丁、治安、交通、烟赌都由袍哥控制。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先后搞过几次选举（参议员、国大代表、立法委员），袍哥在其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重庆市首届参议会中，袍哥参议员占了百分之八十，各县的参议员更是为袍哥所控制，如绵竹县广济乡的舵把子赵祝三就是该县参议会的议长，1948年，选举立法委员，丰都县的名额被南京政府圈定给了青年党，当地袍哥不服，通知各地罢选，投票当天，全县竟无一人敢去投票。

    二是袍哥的组织形式没有与时俱进，各山堂之间仍然独立行事，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联合。虽然成都成立过诸如“大汉公”、宜宾成立过“合叙同”，雅安成立“荥宾合”，重庆成立过“仁安总社”和“义字总社”一类的地方袍哥联合组织，但各公口仍然独立行事，只有联络，没有实质意义上的联合。几位川军领袖想以“川康大同公社”统一全川的哥老会组织，仍未取得成功。蒋介石的中央军入川之后，曾由国民政府社会部出面支持，重庆各界袍哥成立了“国民自强社”，成都相仿也成立了“国民互助社”，都是只有名义而已。袍哥中的少数新进曾作过以袍哥为基础组织政党的尝试，并拟定纲领，但因诸方面的原因，均未成功。

    三是难逃被控制和被利用的命运。国民党在基层的统治要依靠袍哥，但见其势力太大会危及政权的时候，又多次想取消和限制袍哥。1935—1937年，国民政府几次下达“查禁”、“取缔”、“惩治”袍哥的通令、条例、章程等，最后仍是一纸空文，后来就采取了拉拢和利用袍哥的手段。1940年，蒋介石支持军统成立以青帮、洪帮和袍哥代表参加的“人民动员委员会”，会址就设在重庆袍哥首领唐绍武的大宅内。蒋介石还就此事明确指示：“四川遍地是袍哥，势力很大，必须控制四川袍哥的各县头头。”“对四川各县的袍哥组织，必须控制，要用软的手段，不能硬来。”也许正是因为国民党对袍哥的态度从放任到控制和利用的转变，才使袍哥在后期加入到“游击干部训练班”、“反共救国军”中去。

    这时的袍哥特别是其头目，基本上都站在了与新生政权为敌的立场上，除少数袍哥起义外，大部分是冷漠或不配合，更有甚者进行武装叛乱，对新生政权构成威胁。中国共产党从统战出发，积极争取袍哥力量。1930年，红二军部收编改造了一支袍哥武装，在清除了其反动头目之后，有一千多人编入了第四师。1938年，重庆的《新华日报》发表了《哥老会是抗战力量》的署名文章。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四川的中共党组织对可以争取的袍哥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此，有的党员还参加了袍哥（如眉山的熊文祥，内江的雷勋等）。特别是争取到了像刘文辉这样的在四川军界最有影响的袍哥人物，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解放后，所有的袍哥组织皆取缔，包括“红色”袍哥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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