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袍哥的联合

    三十年代，四川哥老会组织迅猛发展，成都、重庆成为中心川西、川东两地袍哥活动的中心。日军侵略中国后，国内仁人志士一致要求政府摒弃内仇，一致对外，于是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其他平素有成见的一些团体也纷纷联合，这给川中袍哥组织也营造了一种联合的大氛围。再者各地袍哥公口有大有小，小码头常有受气之事发生，为了避免受气，于是中心码头纷纷联合成大码头。

    据《新新新闻》1953年9月的统计，成都全城计有667条街巷，哥老会公口码头（连同分支社在内），其总数在600左右。人数不等，多者上万，少者近百。前期规模较大的有：东门“汉永社”，社长王青云；南门“崇汉社”，社长卢华廷；西门“清和社”，社长余海山；北门“庆福社”，社长卢怀三；城中“宣汉社”，社长王瑞生。总称“四门五码头”。后期打乱了这种格局，由现任或卸任的党、政、军、特头面人物，各立门户。著名的有，由卸任县长陈俊珊任社长的“聚贤文武社”，公口码头设在鼓楼北四街新开寺；一六四师师长彭焕章创立的“合叙同”，公口一度设在春熙路三益公；省会警察局侦缉大队长刘嘉兴创立的“协进社”，码头设在华兴街的福荫茶社；成都警备司令部督察处长徐子昌创立的“西城社”，码头设在花牌坊大茶馆；军统特务黄亚光创立的“群益社”，码头设在天仙桥茶社；中统特务成都区长刘国辉的“大中社”设在提督街大中茶社。另外还有善后督办公署情报处长冷开泰的“汉华社”，稽查处长蒋浩澄的“同声社”，乡村情报所所长银运华的“华成社”，川康绥靖公署谍报课长蔡玉斌“更生社”，二十一军金柜课长吴毅侯的“正伦社”，警备司令部参谋彭德贵的“融志社”，军统特务周予迅的“正诚社”，旅长邓叔才的“社建会”，成都县长曾次金的“大成社”。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的政治中心转移到重庆后，各种帮会势力都在重庆寻找机会，重庆的袍哥组织也得以迅猛发展。抗战时期四川哥老会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方面是国民政府以重庆为陪都，加紧了对四川哥老会的控制和利用，以此对付地方实力派和进步力量，先后炮制成立所谓“人民动员委员会”等组织，妄图领导控制全国的帮会。同时，蒋介石又认为四川帮会势力太大，除派特务密切控制外，还随时企图杀一儆百，使袍哥更加顺从他。蒋介石把兵役署署长、四川袍哥程泽润枪毙，便是一例。另一方面，四川的地方实力派也企图掌握袍哥，以作后盾。刘文辉便在雅安大肆发展袍哥，并趁机扩充其实力，以此与蒋介石抗衡。抗战期间，沦陷区的青帮、洪帮及其他帮会组织蜂涌入川，并在四川大肆发展，这也刺激了四川哥老会的本土竞争意识。以致哥老会恶性膨胀，公口越来越多，成员越来越滥。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四川各地的袍哥以地域组织合会，实行大联合的趋势日益增强，并纷纷争取官方的登记认可，成为公开合法的社会组织。为适应不断发展的形势需要，大多数的哥老会在组织结构上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如大邑县刘氏家族的公益协进社，下设治安股、经济股、外交股、水利股、调解股、文书股，已与现代政权机关的结构趋于一致。

    1944年，开江城关袍哥五大堂口联合成立盛利长公口。老会公口仍然各行其是，无法统一。大邑县安仁镇是军阀防区制时期川军许多将校的老家。刘氏家族在四川政治、军事上举足轻重。1941年，官僚地主刘文彩为了扩大势力，将原先的五个公口-安仁公、利安公、敦仁公、集成公、兴义公合并成立公益协进社。总社设在安仁场同庆茶楼。社长刘雄三，副社长刘文彩和刘体仁。其分社和支社共一百三十多个，分布在成都、邛崃、眉山、蒲江、崇太、新津、乐山、雅安、天全等地。号称“十万兄弟伙，一万多条枪”，成为四十年代川西农村实力雄厚的袍哥组织。

    偏处西康的雅安，袍哥大联合的规模更大。荥宾合是袍哥组织中的托拉斯，它的成员包罗万象，大多数为军政人员：上至将官，下至士兵，九流三教，都可加入；原有仁、义、礼各旗的袍哥都可个别参加，也可以全社集体参加。参加后一律平等算是仁字旗。荥宾合总社设在雅安，并在各县设荥宾合支、分社，由摘取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某些词句，编成袍哥的誓词和社章，向县政府立案获准，成为合法的社会组织。先后在竞选国大代表、县参议长、自卫队队长、乡镇长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川北的阆中县，于1941年由哥老会仁字号的保汉公，义字号的聚义公，礼字号的扶汉公联合成立“保德社”。

    川南的宜宾县，于1944年由哥老会头目黄叙平、周绍文、闵锡如、黄季云等邀集各家代表在县城东街商余茶社开会，先后洽商两月余，成立了袍哥的统一组织“协进会”。选举吕鹿鸣为会长，下设办事处，每十天开茶会一次，有重大事情则召开大会协商。

    1943年3月，四川行营主任兼省主席张群，在哥老会方面发布禁令。但就在禁令公布期间，成都开了一个万人以上参加的袍哥迎宾大会，为的是庆祝“合叙同”袍哥总社开山立堂。“合叙同”原是川南宜宾一带的大型袍哥码头。事前由成都袍界权威人士在马镇街刘耀奎家会商决定在成都成立总社。一致推举当时驻成都担任警备的潘文华部一六四师师长彭焕章当总舵把子，他的副师长严啸虎当时任成都警备司令。根据绍云《成都袍哥史略》记载：“这个‘合叙同’总社，组织之庞大，范围之宽广，人员之众多，可以说是空前未有。除总社外，还设立了东、南、西、北、中五个支社；又在华阳县境内设立13个支社；另外又设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分社；加上‘精洁’、‘精容’、‘精诚’三个分社，共有二十四个分社、支社，总人数八万三千多人。迎宾大会是在成都东丁字街华瀛大舞台开的。开会那天，全川各县大小码头派来参加的代表即有二千八百多人。当时的省会警察局长方超，系军统特务头目，奉行辕密令，亲率武装干警向东丁字街会场进发，准备包围逮捕一批首要分子，立个大功。不料，所有附近街巷交通隘口，早已由彭焕章的一六四师官兵荷枪实弹密布防守。方超见势不妙，只得偃旗息鼓借故溜走。”

    由于大批官绅成为哥老会首领，以及许多袍哥大爷被上层收买利用，因而哥老会已从清朝反抗封建统治的民间秘密结社，变成民国时期国民党、军阀奴役和压迫人民的工具。1907年加入同盟会后又加入哥老会并长期在川西袍哥中进行活动的杨靖中，晚年在《自述历史》中慨叹：“一切贪污土劣皆踊跃投机于国民党旗帜之下，只图升官发财，利己营私，天良丧尽，何以党言，以后恐无澄清之日矣。”愤然辞去国民党崇宁县党部的职务，归隐“平乐山庄”。

    第二节 国民党对袍哥的控制和利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的政治、社会均出现了极为混乱的局面。在中国拥有相当影响、历史悠久的教门、帮会势力乘势迅猛发展，并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以及日本侵华势力三大股政治、军事力量都加以利用与控制的对象。

    作为中国执政党的国民党为了抗日、反共，同时也为了稳定社会秩序、维护自己的统治，对教门、帮会势力采取了利用、控制与取缔的策略。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利用教门、帮会主要做下面工作：（一）在沦陷区，以教门、帮会形式组织群众，提出“报家防匪”口号。如在“治安区模范县”山东峄县，日军强迫当地农民参加红枪会组织，每天晚上都要开讲、练功夫，即使农忙季节也不例外，有时还胁迫他们去峄南抢粮。（二）在边缘区，则以发展教门、帮会作为向抗日根据地封锁或蚕食的先锋队。（三）在国统区或抗日根据地，则利用教门、帮会作特务活动线网之掩护；其次利用国、共政策弱点（如负担重、差务多、站岗放哨多等），组织群众反抗政府，“扫荡”时作内应，或武装暴动，有的则长期埋伏。

    中国共产党相应采取了争取、改造教门、帮会的对策并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中共在抗战初期将争取教门、帮会作为发动民众运动的主要工作，此后，对教门、帮会对策作了具体的规定：（一）在根据地，明令禁止，向人民宣传、解释敌人利用封建组织破坏根据地的阴谋，并指出某些证据。对某些会门头子与日寇勾结有破坏行为的，号召会门群众起来反对。会门头子必须向抗日政府自首、具结，宣誓不再进行会门活动。对广大会门群众，则予以深入教育并吸收加入各群众团体。（二）对日军占领区或边缘区之会门，则派人积极打入，争取与团结会门群众，孤立其中汉奸分子，推动会门打击敌伪下乡抢掠的便衣队、特务分子，拖延、减轻对敌负担，广泛揭露敌人残暴，反对抽壮丁，利用矛盾打击汉奸。

    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在“袍哥抗日”的口号下，派人四处组织哥老会，致使国民党的公教人员和知识分子把注意力转向袍哥帮会。同年成都行辕还专门制定了《领导与运用汉流办法》：“（一）拣忠实党员加入公口，运用其行动，激起其精神，使为本党工作。（二）吸收其首领与有力分子，提高其知识，匡正其思想，使能接受本党之领导。”西康的刘文辉指使刘文彩在大邑安仁镇成立了袍哥组织——“公益协进社”。

    由于蒋介石中央政府与四川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多有袍哥势力从中作梗。1938年1月，刘湘在抗战中病逝于汉口，蒋介石为了直接控制四川，任命张群任四川省主席，遭到四川地方势力的抵制，川西哥老会扬言“要组织川康民众百万武力”以对抗。此种现象数年前已见端倪，故哥老会有时又给当政者带来隐患。

    民国二十五年七月九日，蒋介石驻重庆的行营以治宽字第1460号训令，要求四川省政府制定“禁止哥老会的有效办法”。文中说：“查川省哥老袍哥等会。从类众多，流品复杂，贻毒社会，由来已久。诚如原提案所谓一切作奸犯科、败乱法纪之事，无不与该会党徒为缘。与其制裁于事后，曷若防患于未然。二十四年三月五日通令省属各市县政府广张布告，厉行禁止该会党类之结合。一面责成当地官吏警团、地方首人随时严密查禁有犯必惩，期以灭杀其力量。所幸禁令之后，此风随已消戢。本年初夏，因各县灾荒奇重。又恐若辈借端勾结，死灰复燃，扰乱社会治安。复于四月漾日，密电各专员，督饬所辖各县政府查明勒令解散。”

    1936年，四川省政府《惩治哥老会缔盟结社暂行治罪条例》向全省行文：

    第一条四川省政府为禁止哥老会缔盟结社维持社会治安起见，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自本条例公布之日起，各县政府应将各该地哥老会一律解散，由会中首领出具切结，并缴销戳记名册。如有底金者，应提作该县救事业费。

    第三条哥老会不遵令解散，或有缔盟结社者，得拘捕其首要，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三百元以下罚金。

    第四条哥老会于命令解散时以暴力抗拒者，得按照刑法治罪。

    第五条各县政府应密派探警调查报告，并设密告柜，准由当地人民举发，但不得挟嫌诬陷。如经查明不实，应照诬告治罪。

    第六条本条例自呈奉委员长行营核准之日公布施行。

    此条例下达各县政府后，收效甚微。如当时的成都市政府即在复文中说：“等因奉此，自应遵办。惟查本市治安机关不属职府管辖，奉令前因，无法转饬。”

    民国二十五年九月十二日，社会部为处理帮会发布密令：“关于处理帮会问题，经本部会商中央组织部另拟原则，呈奉核准如下：一、变消极的防范为积极的领导，使成为本党外围组织。二、遴选帮会中有地位及领导能力之本党同志，组织党团，发挥核心作用，以领导及掌握帮会之活动。三、务须各地帮会不为奸党及民主同盟所利用。四、防止各地帮会之组党运动。如万一不能办到，则运用党团组织从中发挥作用。五、防止海外和国内帮会组织合流。”

    民国二十六年，国民党中央派文鹤笙来成都改造哥老会，但受阻于地方势力，无法实施。1940年，社会部决定加强对四川袍哥的领导，重庆哥老会首领张知竞等发起成立“国民自强社”。成都哥老会首脑得知此消息后，异常振奋，遂由成都哥老会首脑陈俊珊与四川省党部联系后，由陈俊珊、李瑞卿、卢怀三等联合成都各个哥老地堂口的大爷，于1941年4月12日在成都外南聚会，召开“国民互助社发起人会”。推定筹备员33人，以陈俊珊为筹备主任，卢怀三为副主任。国民党省党部职员鲜炽贤、赖鼎立也以袍哥资格参加发起人会。但事后直接指导这一行动的国民党军委会特委员黄梦飞代表中央“指示筹备会只能先组织成都国民互助社，不得成立省的组织”。“川西各县只能以人事关系推动组织，是否受成都互助社领导，应先得中央之核准。”

    抗日战争期间，重庆是国民党的政治中心。为了巩固其独裁统治，特别注意利用袍哥势力分化打击进步力量和地方势力。曾先后在1923年组织“国民自强社”，1941年组织“人民动员委员会”，派遣大批特务打入袍哥组织，进行控制和操纵。

    “国民自强社”是由军统老牌特务，为“十三太保”之一的曾扩情为幕后操纵者。1932年夏天，在重庆机房街召开成立大会，重庆各个哥老会大公口均派大爷出席。大会推举陈兰亭为名誉社长，余仕高为社长，下设正副总干事等职。社址在龙王庙街章华大戏院楼上。该社经向国民党重庆市党部登记备案，批准为合法民众团体。一些袍哥曾在当时高兴地说：“现在袍哥出头了，政府许我们嗨了！”1938年余仕高病故，仁字号袍哥石孝先任总干事，冯什竹任副总干事，以重庆仁字号袍哥五人，义字号袍哥五人，礼字袍哥三人，智、信两堂各一人分任干事。1939年，军统局突将石孝先逮捕，“国民自强社”随之解体。

    “人民动员委员会”系1941年夏天在重庆莲花池江苏同乡会礼堂宣告成立的。参加成立大会的有重庆仁字号袍哥田德胜，以及谭备三、冯什竹、唐绍武、石孝先、何占云等袍哥首脑。青帮代表有张树声、韦作民，洪帮代表有杨虎、杨庆山、程壮等。另有各帮会骨干分子数百人。戴笠的军统局特务组织派警察总队副总队长徐亮主持成立大会。宣布其宗旨为“联合全国帮会抗战救建国”，“服从三民主义，拥护蒋总裁”。委员会采取秘密组织方式，不挂牌子，对外用各自帮会名义进行活动。“人民动员委员会”曾参与暗杀汉奸，一直活动到抗战结束后。据参加过成立大会的洪门代表崔锡麟回忆说：“我到重庆后，决定搞一个全国性的青洪帮组织，以帮助抗日工作……不久，我们的活动被特务头子军统局局长戴笠知道了，他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说：‘洪帮要组织起来抗日，万一被‘异党’利用，不堪收拾。四川遍地是袍哥，势力很大，必须控制四川袍哥的头头’、‘要用软的手段，不能硬来’，于是戴笠去找上海帮会头头杜月笙设法组织全国青洪帮大联合。后来杜月笙、戴笠两人具名，在重庆交通银行，邀请田德胜、张树声、韦作民、向海潜、杨庆山等人宴会，提议组织‘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

    该组织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派警察总队副总队长徐亮出面，联络本地袍哥及外来的青、洪帮，组织一个在军统特务控制下的统一的帮会机构。这一决定原出于蒋介石的授意。它声称“戴先生（戴笠）是代表总裁领导大家的。”其组织章程为：委员会内部设书记、常务委员、委员及办事人员。并设办事处，由书记主持一切会务；设指导委员会、设计委员会，聘各帮会骨干分子参加工作。办事处秘密设在重庆戴家巷37号。

    第一任书记为军统特务蒲凤鸣，原系云阳袍哥，他死后由特务金玉波（洪门）接替。当金随戴笠乘飞机失事摔死后，由军统特务严守三（洪门）继任。常务委员中有徐亮、张树声、杜月笙、杨虎、杨庆山等。委员有田得胜、冯什竹、韦作民、唐绍武、石孝先、程壮、蒋相臣等人。指导委员、设计委员更有一批人。

    该组织成立后，曾于1942年借蒋介石五十六岁生日祝寿为名，发动各帮会募捐，捐献飞机协助抗战。1943年初，宣称共捐款购飞机十八架，其实是旧飞机油漆一新，编为“忠义”号。

    军统利用“人民动员委员会”控制帮会，与中统发生了争夺。当时，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为中统头子方治，他也想控制袍哥组织，曾于1943年动员田得胜、冯什竹等袍哥大爷率各堂袍哥集体加入国民党。此事被“人民动员委员会”的军统头子洪帮成员金玉波得知，立即阻挠，使田得胜等不敢遵照中统指使行事。1944年，方治又令田得胜等率袍哥山堂组织“文化列车”，游行街头，又遭到军统的阻挠，方治未能如愿。抗战胜利后，因金玉波与戴笠同机丧命，加以抗战胜利，原以动员抗战为名的“人民动员委员会”名称业已过时，遂自行销声匿迹。但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派遣了大批特务人员参加到帮会中，使某些帮会组织特务化。其中最典型的是在四川，军统特务大批参加洪门“武圣山”，参加创办袍哥组织“正诚社”、“融志社”等。“武圣山”原与上海洪门“五圣山”有关，原“五圣山”的首领张子廉于抗战胜利后在四川活动，与军统特务头子罗国熙以及杨森的亲信夏炯交往密切。罗、夏都是仁字袍哥，又结交了范绍增部的旅长廖开孝，廖为礼字袍哥。罗、夏部在上海参加过向海潜为首领的“五圣山”。在川的张子廉主张由川籍的罗、夏组织“五圣山”。由于袍哥在组织与礼仪上洪门大致相同，彼此可以交叉参加，于是许多仁、义、礼各堂袍哥转入“武圣山”，使其得以迅速发展。

    1948年末，国民党为了维护其即将崩溃的统治，加强了特务活动。四川武圣山就于此时在泸县举行开山立堂大典。军统特务头子罗国熙主持这一典礼，各县及重庆市的反动袍哥头子前往参加。武圣山内绝大部分是稽查处的特务和杨森的军官。在罗、夏等特务头子的指挥下，武圣山执行军统和重庆市政府的指示，到处打击进步人士。1949年春，夏炯、廖开孝等暗中指挥武圣山分子以武力镇压进步学生的民主运动。重庆解放时，夏炯率一部分武圣山分子逃向川西，后来在懋功地区被捕获解回成都镇压。罗国熙曾在泸县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将武圣山分子变成武装特务。解放初，曾纠合川南地主袍哥的土匪武装，与解放军为敌，被剿灭。罗等被镇压。

    军统特务组织的“正诚社”，全部以军统人员为骨干。总社长周迅予，副总社长贺鳌。参加该社的袍哥，绝大多数是稽查处、警察局、侦缉队和刑警队系统的人员，并有重庆仁、义、礼各堂袍哥与军统有关系的特务分子。正诚社的活动与军统的活动是结合在一起的。他们在军统局命令下，经常夜间出动逮捕共产党员，迫害进步人士。他们还奉军统局命令，曾封闭《新华日报》馆，接收八路军办事处。解放后，少数正诚社分子随军统逃往台湾，大多数先后被捕，依法受到杀、关或管教劳改。

    军统特务组织的“融志社”，由曾成武任社长，寇忠大、李如德任副社长。这三人都是特务头子唐毅手下的干将，有“三凶”之称。他们原来都是袍哥分子，组社后，大量吸收军统下层特务分子入社。该社配合军统稽查处人员，进行反共活动。由于该社社员是下层特务和警察，在民间作恶多端，到处敲诈勒索，民众畏如蛇蝎。融志社的舵把子人物，完全抛弃了袍哥的江湖义气，一意横行霸道。1947年，曾成武因争女人与当时重庆警备司令孙元良发生纠纷，孙将其逮捕，以抢劫罪名送法院，拟将曾处死。警察局长袒护曾成武，迫使孙将曾释放。曾成武因恶贯满盈，在成都被人打死。解放后，融志社骨干分子纷纷被捕伏法。

    除了军统直接插手袍哥组织之外，中统特务拉拢利用的袍哥组织如仁字正论社、义字众合社、全义社等，还吸收袍哥大爷加入中统特务组织，支持他们新组袍哥公口，著名的有刘野樵的“群义社”和卢俊卿的“大道公”。一九四五年春，刘野樵开始组建袍哥公口，因地位声望差，无号召力，乃用义结金兰方式笼络各堂袍哥弟兄，陆续拉得二十余人，才聚集在“凯歌归”餐厅成立“群义社”组织，自己当上执事大爷，又名社长。他依靠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及中统特务的支持，分别向仁、义、礼各堂袍哥拉人，扩大力量。在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的策动指挥下，进行过很多反共活动。中统特务卢俊卿是袍哥大爷卢汉臣的侄儿，在仁字辈五排。卢欲自立公口，但力量不济，问计于石孝先。石教以新立公口，推三省公副舵把子蒋相臣为正舵把，自己为副舵把子，利用蒋相臣来过渡，挖三省公口墙脚，离间唐绍武与蒋相臣的合作关系。一九四六春，卢趁蒋相臣经商去沪之时，用蒋相臣的名义宣布号召，筹备成立新公口大道公。不久，蒋由沪返渝，识破其奸，坚决退让。大道公成立时，卢俊卿自任社长。

    三青团复兴社控制下的袍哥公口不及中统控制的多，但在工商界方面却比中统力量大。三青团头目康泽、重庆市三青团支团部干事长陈介生控制下的袍哥组织，有周懋植的“宗汉社”、仇秀敷的“正汉社”、高允斌的“四权公”等公口。

    第三节 袍哥（“忠勇社”）组织大纲

    面对全川哥老会大联合的趋势，国民党政府深恐因此会使四川地方实力派更加难以控制，多次明令禁止。1942年，国民党四川省执行委员会组思字第807号训令：“为严守本党立场，避免影响本党声誉计，凡属本党同志一律不准参加帮会。否则，以违反党纪论。”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眉山县政府密令称：“四川省政府密令开；案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辕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代电开；据机密报告，最近本省发现全省性之哥老会组织名称为‘忠勇社’，并附呈《组织大纲》一份。等因，奉此，除分行外，合亟令仰遵照，认真严肃查禁。县长张玉阶。”这份密令中所要查禁的哥老会全省性组织为“忠勇社”，但没有更多的资料印证这一组织在全省范围内的存在，倒是其组织大纲值得重视。

    1942年，四川袍哥内部（未署名）拟订《哥老会组织大纲》，原文如下：

    一、哥老组织之宗旨：为四川谋生存，为社会谋幸福，集中人力奠立四川之基础，领导社会以拥护中央抗战建国为宗旨。

    二、统一四川哥老组织之名称，定名为忠勇社。凡属社会均以忠、义、勇、信四德为精神，即对团体尽忠，对弟兄尽义，对奋斗尽勇，对社会尽信，以发扬哥老之光大。

    三、设委员会、总社、支社、分社等，成都设委员会，以川将领之高级者任委员长，以总其成。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各设总社，以川军之戍区将领任总社长，上承委员长之命令，以训练指挥各支社。各县设支社，以全县中哥老之资深望重者任支社长，上承总社长之命令，以训练指挥各分社长。各乡镇设分社，承支社长之命令，以训练各社员，使明忠义勇信四德，以发扬互助之精神，作保国卫民之奋斗。

    四、社员之征集，就现在各乡镇之哥老组织改组，举行登记，以愿参加者为原则，不施勉强。惟社员分内外两组，内组为保护之社员，外组为被保护之社员。

    五、外组社员之选格，不论士农工商，只要人格健全者均可参加，便需二人之介绍，一人之担保，具恳切之志愿者，方允其参加为正式会员。

    六、内组社员之选格，以家声忠勇，有胆有力者，且富有忠勇牺牲之性，乐于效死之青年始得参加。但需有二人确切之担保，且具有恳切之志愿者，然后经相当之考核，严格训练，认为合格后，始得为正式会员。

    七、外组社员之权利。外组社员加入后，即受本社之保障。若社员富者为盗匪所抢劫，呈报本社，本社负责清查，并附近各支分社帮助清查。如清查无着，本社负责赔偿。附近各支分社帮助赔偿。其次，若社员有官非口舌斗争等，不问理之曲直，本社得全力扶助，理直#其正义，理曲者尽力照护，务使社员得享本社保障。但不得借故侵犯他人酿造争端，以违社规。如有上项情事者，受社内严厉之制裁。

    八、外组社员之义务。外组社员加入时，按照社内规定酌缴节金底金。节金由按社员生活状况酌定其等级，统以米为原则，按各社情制度，其出入务使收入能供本社之支付。

    九、内组成员之权利。凡加入内组社员者，得受本社之供养，即每年给以相当之生活费，若忠诚服务，不犯社内纪律事，若干年时或五十年，本社给以相当之安家费，并升迁其地位。若社员为团体尽忠效命遭致罪戾，为官府所拘禁，本社应尽人力以救之，总以达成目的为止。如用人力，即尽人事以图之；如用财力，即尽钱财以图之；如用武力，即尽武力以图之。务使社员以脱危为安。如社员不幸遭难，本社以 从奖，并厚待其家属。

    十、内组社员之义务。凡加入内组社员后，不知国家有官吏，不知政府有法律，以社内纪律为至尊，社长之命令为至上，社员之权利为至重，忠诚服务，对社员确尽保（护）之职责，不惜牺牲一切以完成其任务。

    十一、内组社员之设置，按地方情形及外组社员之多寡以确定。外组社员之名额，如此分社#办时只有五百名，即按三九腊月所缴之节金若干以决定之。若五百人以高低#算，每人三节能缴米一斗二升，则可得米六十石，以五分之一作本社之临时费外，其余五分之四，即内组成员之生活费，每人以二斗计算，可养内组社员二十名。

    十二、武器之设备。凡有内组社员若干名，即购枪若干支。其费用由外组社员筹备或由底金内开支。

    十三、经费之保管。凡各总、支、分社，暂设经济委员会，以保管社内之经济。如外组社员所缴之底金为社内之基金，应由委员会决定其经营生产之方法，以剩余之一部分作内给社员之安家费，余为枪弹、教育费。节金为内组社员之生活费及社员之临时费等，统由委员会决定其支付。

    十四、社员遭受损失之解决办法。凡外组社员遇匪抢劫，本社之内组社员负责调查，同时呈报支社，饬各分社负责清查，以清还为止。如无法清查时，本社负责赔偿，及五十里以内之分、支社均负帮助赔偿之责，五十里内之分、支社内组社员酌罚薪金以警其清查不力之咎。

    十五、对社员之援助。凡社员有重大情事，需社内援助，本社得尽全力以援助之。如本社力薄不能援助者，呈请支社，饬各分社援助。若全县之力均不能援助者，呈请总社，饬附近各县支社援助，务期社员不受外力之摧残为目的。

    十六、教育。本社之教育，以实行忠义勇信养成团结互助为教育方针，由委员会教育处训练干部分拨各总社，以巡回训练各支、分社内组社员，以养成忠义勇信之精神，指导外组社员，以遵循社规，协力互助，保护桑梓，谋安居乐业之享受。

    十七、实行忠义勇信表扬互助精神。内组社员尽量收容豪侠分子，经严格训练后，使成为忠义勇信之实行者，秉承社长之旨意，效忠于团体，为外组社员以忠义勇信之表率，创成互助之精神，消除地方之隐患，奠定桑梓之安定，使外组社员遵循社规，以安居乐业。凡有事故陈明社长后即得其援助，为社员彰其互助之精神，造成盗息民安，夜不闭户之社会，以促大同主义之实现。

    十八、本社之目的，以发扬忠义勇信四德之精神，团结川人拥护建设四川事业，培植四川青年，恢复四川地位为目的。如有妨害吾川团结，消灭吾川之事业，摧残吾川之青年，制止忠义勇信之实行者，由委员会集中全力，以止布歼灭之，完成社员惟一之使命，以达其目的。

    从以上《哥老会组织大纲》的内容看，袍哥实际上是借用土匪收取保护费的方式来维护一方的平安，其内部的规则高于国法。

    这一点，我们从广汉县的袍哥土匪收取保护费的情况，可见其一斑。广汉位居川陕大道，商旅往来，素极频繁。但1913年以后，时通时阻，1917年以后，几乎经常不通。不但商旅通过，需要绕道或托有力量的袍哥土匪头子出名片信件交涉，即小部军队通过，也要派人沿途先办交涉，否则就要挨打被吃。后来匪头们认为道路无人通行，等于自绝财源，于是彼此商定一个办法，由他们分段各收保险费，让行人持他们的路票通行。例如一挑盐收保险费五角，一个徒手或包袱客收一元。布贩、丝帮看货议费，多者百元，少者几元、几十元不等……匪头们鉴于普遍造成无人耕田和人口减少的现象，会断了他们以后的饭碗，于是也兴起一套“新办法”，用抽保险费来代替普遍抢劫。即每乡每保每月与当地大匪头共缴保险费若干元，即由这个匪头负责保护，如有劫案发生，由他们清追惩办。外地匪来抢劫，由他们派匪去打匪。保险费的筹收办法，各乡不一。北区六场和东区连山、金鱼等场，是规定农民有耕牛一只，月缴五角；养猪一只，月缴三角；种稻一亩，秋收后缴谷一斗；地主运租谷进城，每石缴银五角……如此等等。这样一来，有些乡镇农民又部分地开始从事生产，逃亡开始减少，匪徒们坐享收益，没有抢劫的麻烦，多少也有点好处。但是他们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钱财越多越好，人枪也是越多越好。这种分乡分片自收保险费的办法，总对他们有了限制，他们当然不能满足。所以有些出了保险费的地区，仍有抢劫事件发生。地方首人（当然是袍哥大爷）去报知大匪头，匪头只推说某些兄弟伙不听话，答应清查。有时也把兄弟伙“毛”（引者注：即杀掉）几个做个样子，以表示他们的“信用”。

    第四节 重庆的著名公口

    尽管张群与国民党政府试图取缔和压制四川的袍哥组织，但由于其有很深的历史根源，又在群众中有特殊的根基，最终不了了之，反而各地的袍哥组织更加泛滥，公口较之以前又增加了很多，并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公口（码头），这一时期重庆著名的公口更多。主要的有：

    一、正伦社。是田得胜成立主持的公口，抗日战争以前力量不大，声名也不显著。军统来渝，开始控制袍哥时，田得胜极力拥护，强出风头。一九四二年，杨森、王缵绪由前线回渝，宣传反共言论，军统示意袍哥欢迎。田得胜带头纠集各堂袍哥六七百人盗用全市民众名义，在百货业工会举行盛大宴会欢迎。第二年，田以自己养老为名，向袍哥弟兄募集一批捐款，捐献飞机一架，名为忠义献机。曾得国民党中央政府颁给奖章一枚，大绶带一根。田的拜弟陈攸序，在王缵绪的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办公室任第三组组长，专门拉拢利用全市袍哥工作。他曾以卫戍部名义，聘任各堂较有名望的袍哥大爷百余人为联络专员，规定按期集会，汇报所在地区的各种情况。他为抬高田得胜的地位，挟以自重，从中拉拢王缵绪与田得胜结为兰交兄弟。其后，又通过王的关系，使田与重庆市党部方治的密切关系，接受中统利用。彼此之后，田死心塌地为蒋家王朝卖力。每逢集会，即派正伦社的流氓地痞冒充群众参加活动。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一度飞渝，田得胜还带头欢迎，以表忠诚。建国以后，在镇压反革命时，田被依法处决。

    二、蓝社。蓝社为石孝先创立。石孝先为人行事不择手段，不重义气，不讲信用，许多袍哥的香规仪注，都由他开始破坏。蓝社发展虽快，但品类复杂，内部并不稳固。石孝先的目的，主要是想争取人多，虚张声势，以作为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讹诈的手段。在蓝社核心分子中，石孝先的姐夫潘纯嘏系中统特务，他的心腹助手向东普、张竹筠、刘元彬等人，就是作风恶劣的职业袍哥、流氓地痞或特务分子，终日钻营设计骗钱害人，无恶不作。国民党军政界有很多人都是石孝先的父执辈，因此，石孝先同他们有一定的关系。但关系比较深厚，成为其背景的则是复兴社、三青团。石孝先本人也是复兴社成员，与康泽、陈介生、汪观之等系黄埔同学。一九四五年冬，石孝先当选市参议员，即系三青团支持出来的。一九四七年春，重庆市党团内讧，党方参议员以刘野樵为主，猛烈质讯攻击民政局长汪观之，使汪穷于答辩。团方参议员却酝酿罢免刘野樵的国大代表，由石孝先领衔提案，得到通过，使刘野樵的锋芒顿减。汪感石为之出气，在石孝先竞选二届“行宪”的国大代表时，预为准备假票，以军队选票为名，支持其当选。

    三、三省公。三省公为重庆仁字袍哥老公口之一。抗日战争时期，由唐绍武继任执事大爷，蒋相臣、董泽普为副手，陈国章任大管事，人数约为三四百人，各阶层人物都有。其中工商金融界人较多，也有不少军警特务和地方保甲人员。组织活动比较保守，虽然也打破了过去的香规仪注，但还保留了一部分封建形式，每年仍照旧例，举办圣会、中元会、团年、团拜四次大会，举行简便仪式，吸收人员。唐绍武是一个旧式袍哥，嗜好赌博，吃喝玩乐，原来经营的沙利文饭店出顶后，另开大华饭店、盟友舞厅、冠生园餐馆等企业，依靠老袍哥的一套社会活动门道进行经营，业务很盛。对于军统、中统及各方面的政治力量，都采用圆滑应付手腕，保持表面良好关系，但不深入。

    蒋相臣一向偏重工商业，经营瑞华玻璃厂、瑞华公司、瑞丰烟草公司等，凭借袍哥力量来发展工商业活动。以后，他在工商界有了一些地位，才逐渐参加政治活动，企图取得一些政治地位来掩护扩大经济事业。他曾任江北区长，后又当选市参议员，对国民党、三青团、市政府、工商界、袍哥各方面，都采取圆滑敷衍手段，应付一切，遇事观看风色，再定行止。

    一、义字总社

    重庆袍哥公开搞政治活动后，强烈要求扩大影响，仅靠打破陈规、增加人数来扩大力量已嫌不足。必须统一行动、集中力量，才能满足其政治目的和要求。仁字袍哥欲组织总社，由于条件不够，没有组成。而义字袍哥有组成总社的条件：一是义字袍哥在清代就强调团结统一，民国以来，林振国做总舵把子时始行分开，但为时不久。二是抗日战争中期，义字袍哥仅一二十道公口，而且几个大公口各有二十到四十不等的分社，全市共有二百多道分社，需要统一。三是各公口主持大爷都是中下层社会成员，文化水平较低，意见较易协调。

    四、树德社。“树德社”是以陈兰亭、冯什竹为首创办的。由于陈的地位和冯的人缘，早已形成为重庆义字袍哥实际上的中心组织。

    一九四四年春，冯什竹、陈兰亭两次约集义字公口首脑，拟以树德社来统一重庆义字袍哥。各公口认为这个方式含有不平等意义，内心不服，表示冷淡，拖延很久未得结果。冯什竹了解到大家不同意以“树德社”名义领导，并知道孝义社舵把子杨少宣暗中作梗，于是改变方式，多方疏解酝酿，并拉杨少宣合作，终于一九四五年四月成立筹备委员会，推出八个委员，以冯什竹为主任委员，以杨少宣为副主任委员。又经过一段时间筹备，取得动员委员会书记金玉波同意，于十月二日在磁器街回园召开重庆义字总社成立大会，推举冯什竹、杨少宣为正副总社长。

    总社内部组织改变过去二三五、幺满十排的形式，在两名社长之下设立部门职位，其人选由冯、杨二人协商提出，得到大家赞成。总社设在米花街竟业茶社楼上，每日按时办公。组长以上系义务职，其余办事人员支月薪，每月经费约法币三百万元。集会应酬招待等费，均在社办的五福公司盈利项下开支。总社成立之后，义字原来各社不动，仅须服从总社领导而已。冯什竹、杨少宣运用一些方法笼络各社首脑，保障其权利，调和内部矛盾。对一般兄弟在烟赌娼酒及一切违法犯禁事件上出了问题，则极力庇护支持，或者调停平息，使大家感到总社确有作用，因而建立威信。由于义字各社分子绝大多数是军警特务和地方保甲人员，在中下层社会势力很大。

    义字总社的社会经济活动，首先是开办五福公司，专作囤积居奇、投机倒把、买空卖空等生意，盈利很多，可供总社开支。其次是利用机会接收私立中学或私立医院，改名中正中学和重庆医院，假借教育和卫生事业之名来提高总社的社会声望。由于冯什竹的吸毒嗜好太深，精神体力不足，许多事务都掌握在杨少宣手中。冯什竹的脾气好，人缘广，杨少宣的干劲大，办法多，两人配合得当，义字总社一时颇为兴盛。义字总社的政治活动在基层政权和民意代表选举上，特别显示了力量。过去义字袍哥在政治活动方面是远不如仁字袍哥的。义字总社未成立之前，各区的区民代表主席竞选，十八个区，义字仅占两个。总社成立后，在区长和市参议员两次选举中，统一安排全市各区义字袍哥候选名单，统一布置竞选活动，集中力量，一致投票。临选前，杨少宣等乘吉普车亲赴各区指示督促，在十八个区中，义字袍哥当选十六个正副区长，当选十四个市参议员，获得巨大胜利。

    自此以后，义字总社自称掌握三张王牌：第一张是警察局军统特务六个侦缉队的五个队长（仅一个是仁字袍哥）；第二张是全市十八个区的十六个正副区长；第三张是市参议会的十四个参议员和他们拉拢另外十二三个参议员结成的小集团。冯什竹、杨少宣自己虽不出面做官，但运用手中这三张牌，玩弄骗哄吓诈手段，不但市民畏若豺狼，就是市长、局长，有时也要移尊就教。义字总社成立时，卫戍总司令王缵绪亲临致贺。杨森就任市长，莅任次日，即拜访冯、杨。稽查处长罗国熙、警察局长唐毅、陈善周、民政局长赵冠先等，都与冯、杨勾结，狼狈为奸。杨少宣一个电话，杨森就发还奸商的巨额赃款。总社一声言语，参议员就撤回对赵冠先的弹劾提案。冯有很深吸毒嗜好，生活优裕如故。杨在官井巷购买高大洋房，出门有私车，上下有人扶，排场十足。

    五、礼字总社

    礼字总社比义字总社成立稍早，但人数力量、活动范围、政治影响都不及义字总社。重庆礼字袍哥历来都系“礼渝社”统一领导若干分社，其成员除一部分中小工商业者外，大部分是服务行业、码头力夫、木船水手及警察特务、兵痞流氓等。抗战时期，总舵把子为何占云。其后范绍增自前线解除军长职务返渝居住，礼字袍哥弟兄咸相推重，请其出任领导，乃酝酿成立重庆礼字袍哥总社组织。由于礼字公口历来是统一的，成立总社不过是把旧的组织形式名称改换成一般社团的形式名称而已。加以范绍增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出任领导，大家拱服，所以没有经过大的困难就成立了。范绍增任总社长，何占云、廖开孝任副总社长。内部形式略同义字总社，不过规模较小些。各分社经过整顿之后，曾有一些发展，在基层社会有相当力量和影响。但范绍增在抗战胜利后不久，离渝赴沪，其后在沪另组益社。重庆礼字总社即由何占云、廖开孝、李樵一负责。由于何占云年迈无能，廖、李又各有其他组织，所以礼字总社活动较平常。一九四九年春，外地撤退来渝的军统武装特务交警总队分子，大批加入礼字袍哥。这批人认为礼字历来与绿林袍哥相通，企图在重庆解放后上山打游击。上海解放前夕，范绍增返回重庆，重新领导礼字总社。他借其在四川袍哥声势，向国民政府活动以恢复军职，企图重掌武力，伺机应变。起初获得一个纵队司令名义，范嫌太小，不足以资号召。仅由其旧属周绍轩、罗君彤、庞佑屿等前往川东进行组织队伍。范的亲信旧属范众渠，其时已继胡子昂任市参议会议长，范绍增邀其参加礼字袍哥任副总社长。一九四九年十月，解放大军向西南进军。两范面临重庆将要解放，乃在模范市场银行公会宴请各礼字公口执事大爷三十二人，商议在国民党军退走、解放军未到的真空时间，以袍哥力量维护地方秩序问题，得到一致同意，以后作了一些计划守卫的准备工作。接着，范绍增被发表为挺进军总司令名义，驰赴大竹、渠县组织队伍。重庆解放之际，礼字袍哥中大批军统中统特务纷纷逃散。不久之后，范绍增在大竹起义，部队开赴湖北沙市整编。

    第五节 川西三舵爷

    抗日战争前后，号称“川西三杰”的灌县袍哥首领申价屏、刁青云、宋辅卿，是远近闻名的袍哥人物。

    一、申价屏

    申价屏（1876-1948），原名申吉品，字启藩。生于灌县城内陕西巷。初随灌县袍哥大爷王品三之子王子章当袍哥管事。保路运动兴起，他在西路同志军第三路统领张熙部任队长。该路另一首领韩檀与申不和，申在张熙面前密告韩檀父子阴谋叛降。张熙不察，误杀韩檀父子，更加重用申。民国四年，申价屏出任上五县保安队统队官。民国五年五月，杨维来灌县策动护国讨袁，灌县宣布独立，建立招讨军司令部，申价屏担任司令部护卫营营长。

    护国之役胜利后，申将灌县的人员枪支投靠军阀刘存厚，换得川陕边防军第一混成旅旅长，长期驻防绥定一带。北洋军阀头子吴佩孚被北伐军打败，窜逃入川。刘存厚将吴佩孚交申价屏保护。吴佩孚于民国十七年冬移居到申价屏驻守的河市坝，申对吴优待如上宾。吴欲假道川西逃往西北，申又陪送他。民国二十年七月二十七日，吴佩孚偕其家眷、随员、卫队共百余人乘车抵灌县。驻军旅长邓国璋、副旅长龚渭清率县内机关法团代表列队欢迎。吴表示自己已是野鹤闲云，寄情山水，不再问政治，欲往青城山小住。青城山道士也奉命打扫殿宇准备作吴的行辕。实际上，这些都是吴佩孚用来掩护他脱身北上施放的烟幕。而吴的这一决定得到邓锡侯的暗助，声言吴将改游灌县汶川交界处的龙池风景。

    申价屏以川西舵把子的身份，先向汶川、茂县、松潘沿途袍哥组织、土司头人“拿上咐”办交涉；又用白布制成大布标，上书“吴大帅过此”，派管事在吴的前站，高高举起，以资识别。一切准备就绪后，于八月八日送吴佩孚去龙池稍事停留，速经汶川、茂县、松潘进入甘肃省。申价屏帮助吴佩孚实现了闯关走西北的愿望。

    申于民国二十三年五月调任四川剿共总司令部茂抚绥崇民团指挥。民国二十七年任川康绥靖主任公署少将参谋，承办灌县战时食盐购销处及县银行业务，并兼任灌县善堂堂长。此后，申长期住灌县城，任灌县哥老西华公总舵把子。

    民国三十六年，申以绥署少将身份到懋功视察，实际上是亲率鸦片烟帮队伍进山。他在懋功县成立哥老会西华公码头，沿途哥老对申价屏的烟帮均任其通过，声言；“申大王过本地，三天不宰帮”。仅此一次申就净得鸦片烟五千两。此后，申一直支使其弟兄伙保烟帮，所得巨款供他陪军阀、官僚狂赌挥霍。申为人粗鲁，好气斗狠，性格强悍。民国三十二年，国民党灌县县党部秘书李太林兼任灌县公园事务所所长。六月十三日，申价屏的袍哥弟兄伙灌县兵役科科长邓守民骑马入园受阻。邓知申价屏也好入园跑马，便在申面前诉说：“李太林连你也骂过。”申价屏怒言：“李太林这娃娃太不落教了，丢他龟儿的茅厮。”申手下的弟兄伙赓即将李太林毒打一顿，撕毁衣裳，搜去李的国民党党证，将其丢入粪池。由此可见申价屏的横豪和袍哥的肆无忌惮。民国三十四年，申价屏任灌县参议会议长。民国三十七年病故。

    二、刁青云

    刁青云（1873-1941），字成方，灌县崇义乡人。其父刁春和系经营山货的小商人。为崇义场仁字袍哥三排。辛亥革命四川同志军起义，刁青云以灌县崇义乡袍哥通班管事追随张捷先参加战斗。民国初年，在川军刘存勋部任连长，后升任团长，驻防川东。继回成都在余继唐部任旅长、副师长，人称刁司令。他与陈俊珊、乔种泉素有私会，结为金兰之交。

    刁青云早年与著名的川剧玩友社“清雅堂”的鼓师王瑞成为友。王曾当他的袍哥管事，人称“卫生打鼓匠”。民国九年，彭县白水河的袍哥舵把子李金堂邀集各场镇的袍哥头目，创办川剧“西华科社”，次年由刁青云接办，具体业务由王瑞成负责，先后聘请有名望的老师如汉班的雷海生、太洪班的崔凤仙、刘青山任教，在成都群仙茶园登台。刁常去悦来场看川戏，并结识附近李天福堂之女李成秀，后娶为妻。李成秀此后成为川西著名的女袍哥。

    刁青云为人慷慨豪侠，急人之难，在江湖上素有义名，被称为“仁义拜兄”。传闻他与青帮头子杜月笙很有交情，并在上海滩救过梅兰芳。民国二十年刁辞去军职，专任灌县团练局长，西华公社总舵把子。民国二十五年为抵制随着蒋介石势力入川而带来的青帮威胁，他与陈俊珊等人发起，在成都南门外双眼井召集成都各公口码头的舵把子开会，希望成立统率全城的联合社，一致对外。但因各公口互争高下，终于一盘散沙，未能如愿。由于刁的威望，冷开泰、徐子昌均曾投其门下。刁曾帮助冷开泰与由袍哥土匪招安成军的松、理、茂屯垦司令部沈长子营长拉拢，使其运鸦片畅通。又曾帮助龙泉驿袍哥土匪曾云清到青城山出家避祸，并取名冯南轩。灌县袍哥曾成志经刁提拔，当管事、三排和大爷，曾任灌县治安中队长，绥署谍报科组长，1949年任川西北反共救国军直属纵队司令，由于受到共产党人影响，认识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同年在郫县起义。民国二十五年起刁青云渐瘫痪后，其袍哥事务由其妻李成秀办理。民国三十年，刁青云病故。

    三、宋辅卿

    宋辅卿（1876-1936），字开亮，灌县崇义乡宋家石桥人。少时家贫在场上卖油糕。为人胆大，不怕事。在袍哥签党（当地袍哥有签、党之分，签指衙门师爷类人，党指市井豪侠类人）之争中，他以倥子身份敢于打签字号师爷杨督生，受党字号大爷宋书丞的赏识，一步提到五排，当通班管事。辛亥年参加张捷先率领的川西同志军，攻打娘子岭，占领威州，立功升领队官。民国二年，张捷先被袁世凯的走狗胡景伊杀害后，宋回到家乡，联络袍哥西华公伺机复仇。民国五年五月，省巡警总监杨维逃出胡景伊控制的成都，来到崇义铺。宋积极支持杨护国讨袁，并与申价屏、姚宝珊等人联络，设招讨司令部于灌县，杨维任宋辅卿为团长。民国十年至十二年，由川军第三军第七混成旅旅长兰钲委任宋为懋抚绥崇游击司令兼懋功县知事。民国十五年九月退职回灌县任团练局局长。上任不久即在城北较场举办团练观摩大会，成绩卓著。

    民国十五年驻灌县的江防军邓国璋旅以军饷不敷为由，加征粮税（一年征十二年的税），还每月苛派伙饷杂捐，为此锁保正、拘甲长。民国十六年二月，宋辅卿顺应民情，支持民众抗捐斗争。二月二十八日，河东民团从东、南、北三面攻城，激战一昼夜。次晨，驻军李德发率短枪队数百人从北门出战，民团牺牲十余人，后以火力不支被迫转移。三月一日，驻军张贴布告，诬民团为会匪，派部队四出搜索骚扰。民团则占据四乡，断绝驻军的粮饷。为支援当时正围攻郫县城的郫县“农民御暴自卫军”，宋于三月六日在崇义铺一带阻击沿成灌路东下企图围攻郫县的李德发部。宋急调灌县河西民团300余人参战，驻军受挫龟缩回城。灌县民团也转移三邑桥一带固守。四月初，宋辅卿召集全县十区民团首领会议，派代表到成都驻军总部请愿。并在成都以“灌县民众大会”名义散发“声讨邓国璋、龚渭清的快邮代电》。几经周折，成都驻军总部接受宋所提部分条件，双方于四月十八日宣布签字停火。十月二十七日，驻军为报复宋辅卿，由县知事范天烈出面撤换宋的团务局长。宋拒绝，率民团转移三阳镇。驻军派步兵二团及机关枪连、手枪连、工兵营各一，袭击宋部，打死团丁十余人，夺走枪枝二百余支。宋部转移柳街，驻军又三路合围，战斗十分激烈。团务局模范队长蔡斌武、团总宋步云及部属三十五人全部阵亡，余部溃散。宋只身逃往崇庆县，依附二十四军，组成川康游击大队，自任司令。

    此时，原先的团练已散，宋急于扩充势力，通过哥老会关系招纳土匪。民国二十一年，宋辅卿在崇庆县怀远镇正式成立“川西边防游击军”。灌县太平场匪首汪碧清带队前往，当独立营长，玉堂场土匪袁旭东亦前往。其队伍被称为“便衣队”。民国二十二年，刘文辉与邓锡侯的毗河之战开始，刘文辉委宋辅卿为攻灌先锋，扼守岷江西岸从韩家坝至中兴场一线，并派出敢死队攻打灌县东郊观凤楼。后刘军败退，宋辅卿退到水磨沟、三江口一带。接受川军余安民部招安，收编为混成旅，委宋辅卿为旅长，驻防什邡县马井一带。

    民国二十四年，川政统一后缩编为四个连，宋辅卿辞去军职，住成都桂花巷，与成都哥老会人物往还。次年病逝于成都。

    第六节 抗战时期袍哥的特点

    随着国民党中央政府迁驻重庆，全国性的青洪帮组织也进入四川发展，这一时期国民党军政人员、特务分子也渗入袍哥组织，各种公口纷纷兴起。在此情况下，袍哥组织过去奉为经典的《海底》规章，不得不逐渐加以改变。到了抗日战争胜利前后，重庆袍哥的组织形式、组织性质都有了很大变化，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是逐渐省略、废除了一些香规礼节、手续仪注；二是放宽解释“身家清，己事明”，取消了一些限制规定，为军警宪特人员的加入大开绿灯，但对某些行业仍加歧视，如理发业人员仍不能加入袍哥组织；三是许多新设公口，有政治背景或特殊势力的，一般采取打破仁、义、礼、智、信五个旗号区分的办法，不设堂口，不讲班辈，吸收各堂袍哥自由参加；四是统一全堂公口，组织总社，内部增设各种委员会，各种业务组织，改用社长、主任委员、干事、社员等名称。重庆义字总社、礼字总社都是如此。五是新建公口，没有什么限制。只要有政治背景，有一定力量，稍有一些人，就可随意成立一个公口。六是妇女也有了袍哥公口，大多数成员是仁、义各堂袍哥家属，专门发展妇女袍哥姊妹。如由仁字袍哥三爷李炳云之妻人称李三娘的任执事大姐，人数还不算少，也参加选举等政治活动。

    由于国民政府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了抗战前线，放松了对边远农村袍哥的管理，并且将农村的行政、治安、兵役、征税等事项几乎全都委托于袍哥大爷，这就给这些具有匪性的袍哥大爷机会，使他们在短短的时间里，权势、地位、金钱迅速膨胀。一些地方基层官员由于不是袍哥出身，执行公务时处处受到牵制甚至威胁，不是被挤走，就是被迫加入袍哥，做个“绅夹皮”。

    由于治安管理混乱，这一时期的抢劫较过去更为猖獗。一些袍哥忘记了兔子不吃窝边草的规矩，开始骚扰当地的乡民，惹得民怨沸腾。有的袍哥甚至连官府、军阀的财物也敢抢，成了匪性十足的浑水。1942年，罗江县略坪镇袍哥谢用之在绵阳川陕道上抢劫孔祥熙押钞车即是一例。

    谢用之（1891-1942），罗江县略坪镇人，谢厚鑑之子。横行乡里，

    抢劫成性，常年在罗江、德阳、绵竹、绵阳、中江、安县、三台等处抢劫。1940年，被国民政府委以“成都北道谍查”兼“山防司令”后，抢劫扰民更盛。1942年，谢用之潜伏于绵阳莫家沟，抢劫了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的押钞车，用棺材伪装抬回关金券。事发后，被枪决于罗江东门外。

    另外，这一时期利用抗战兵源紧张拉壮丁、卖壮丁也是袍哥获取钱财的一种方式。那些地方团总利用抗战招兵，强行将青壮年男子拉走，卖给军队，甚至将过往客商行人抓住，劫了钱财再卖给军队，然后串通兵油子袍哥想方设法将这些壮丁连人带枪拖回来。还有一些独生子女家庭被派了壮丁，苦苦哀求袍哥大爷（团总），袍哥大爷便以出钱疏通关系为由，向家长敲诈勒索。罗江县大井铺的肖化龙就扼住川陕要道，先后将十余名外地客商抢劫后又卖了壮丁，仅卖壮丁一项就获利二十一万二千元，白银三千两。肖化龙（1904-1950）字云廷，罗江县大井铺人，从小入袍为为匪，四处绑票，拦路抢劫，后自立山堂为袍哥大爷，抢劫更加嚣张。过往行商口传“走遍天下路，难过大井铺”。还常到北川、茂县、汶川、松藩、理县、黑水、平武等地抢劫财物数起，杀害多人，血债累累。1939年被国民政府绵阳专署委任为“专署便衣大队长”兼安县、罗江、德阳、梓潼、绵阳五县谍查员，更加横行数县，1949年再被委任为“川康游击挺进军”第一支队长，胡宗南“反共救国军”中队长，1950年解放后，与什邡山区女匪首赵洪文国一起企图暴动，事情败露后被逮捕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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