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袍哥与军阀

    四川袍哥在辛亥革命和护国反袁斗争中虽然有较大功绩，但并未改变其封建意识和家长制个人崇拜的落后组织方式。在革命中，有的袍哥大爷与同盟会发生龃龉；有的争权夺利，公开仇杀；有的醉心利禄，为旧势力所收买，叛变革命。如哥老会头目邓大兴杀秦载赓于井研，邓儒轩杀侯橘园于广汉，杨虎臣杀侯宝斋于邛州，大竹县的哥老会与孝义会为争夺地盘大动干戈。灌县哥老首领姚宝珊因私怨残杀另一哥老首领王品三全家。由于哥老会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最易为军阀、土豪所利用，具有政治上的盲动性；它以地域自立山头，具有组织上的分散性；盲目崇拜、依附大爷，大事均由大爷发号施令，目无法纪，肆意烧杀抢劫，在行动上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哥老会的这些劣根性，助长了四川的三种恶势力：军阀、土匪和烟帮。当然，哥老会好的方面也并未完全消失，大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四川郫县等地的农民运动和其他一些进步活动，也有哥老会的积极参加。

    四川护法战争后，由同盟会与哥老会联合策动的保路同志军余部，在编入了“护国军”之后，又编入了护法的“靖国军”。护法战争在军阀破坏下宣告失败后，四川哥老会中掌握重兵的龙头大爷，或自立门户，变成新军阀，或依附于军阀门下。四川由此进入军阀割据，各立防区，相互混战的防区制时期。当时，四川有五个主要的相对独立的防区，即：二十一军军长刘湘管辖的川东防区（其后一度扩展到全川），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的川南和西康防区，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的川西防区，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的川北防区，二十军军长杨森和二十三军军长刘存厚分管的川东北防区。

    军长们凭借各自的军队占据随时变化但相对稳定的防区。在军司令部下设政务处（或委员会）分管防区行政、司法及财政税收，军长有权任命县长。清代四川的军队约有五万余人，而到1927年，四川的正规军已超过三十万人。在大量招募军队的同时，也大量扩充分散在各地的民团（称为团练局或团务局），到了三十年代初期，民团人数估计高达五十万人以上。这支队伍基本上是袍哥队伍，或者与袍哥有密切联系。这一时期，灌县团练局长姚宝珊、宋辅卿、刁青云等全都是袍哥头目。申介屏把护国战争中组建的灌县护卫营的人枪拖去投靠刘存厚，刘立即委任他为靖国军第三师独立旅旅长。陈兰亭原系石柱县绿林出身，1916年劫枪率袍哥队伍参加讨袁起义，不久即受编于熊克武部任连长，1920年参加驱逐滇黔军之役，因功升团长、独立第三旅长，1930年投靠刘湘，任二十一军边防军司令。范绍增原本大竹县袍哥，1915年参加护国军，胜利后被众推为袍哥首领，占山为王，在大竹、广安、渠县接壤的山区当土匪边棚管事。当时王蕴滋在川军第二师任连长，于剿匪中捉获范，劝范另觅正途。范后投奔颜德基部被收编为模范营营长，参加靖国战争后升任团长。1926年，范在杨森部任第七师师长兼川鄂边防军司令，倒杨（杨森）投刘（刘湘）后任第七师师长，后任八十八军军长。还有邓国璋、龚渭清、吴之镐、魏辅臣、杨春芳、汤子模、覃小楼、石肇武等，都是各地袍哥中的头目，而又在军阀军队中担任要职。

    日益庞大的散漫队伍，无固定钱粮来源，全靠打抢以作军需。军阀队伍，本地团防、浑水袍哥共同搜括民财，故四川民谚说：“军队剥皮，团防抽筋”，“匪如梳、兵如篦，团防来了如刀剃”。四川自1912年的“成都兵变”起，到1932年的“二刘大战”止，共发生470多次军阀混战，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惨重的损失。

    1932年，军阀田颂尧指使其弟田泽孚将川西北二十六个县的袍哥联成武德总社，田泽孚自任总社社长，但不久即名存实亡。王缵绪建立“怜民社”，自任社长，要求全师军官一律参加，并发展他的同乡西充县其他营以上军官，凡路过他防区，都邀请入社。参加“怜民社”的人，都在左手指戴上银丝戒指作标志，一律以社友相称。

    王缵绪，字治易，别号至园居士，四川西充人，生于1885年5月9日。四川弁目学堂毕业。袍哥“怜民社”社长。曾任新军第17镇33混成旅队官，1911年在四川参加辛亥革命，1916年任川军第16师团长，1919年兼任川南安抚使，1921年兼任四川永宁道道尹，1922年7月投奔杨森，任川军第16师32旅旅长，1924年6月兼任成都市政督办，1925年4月任川军第2军1师师长兼第1路总指挥，随杨森攻打刘湘，7月通电拥护刘湘，川军第16师师长，1926年12月任国民革命军第21军5师师长，1928年9月改任第21军2师师长兼四川盐运使，1933年任四川剿匪总部第5路第2师师长，参与追剿红军，1935年6月任四川剿匪总部第6路总指挥，10月兼任第44军军长，1936年2月任中将，1938年3月任第29集团军总司令，令所部出川参加抗战，4月代理四川省政府主席，8月任四川省政府主席，1939年12月赴前线指挥抗战，1940年5月加上将衔，1942年7月升任第6战区副司令长官，1944年3月改任第9战区副司令长官，1945年2月调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5月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47年5月任武汉行辕副主任，1948年8月任重庆绥靖公署副主任兼重庆警备司令，1949年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1月兼任西南第1路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12月在成都率部起义。后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四川省博物馆馆长，1957年10月经重庆潜往深圳，企图越境，11月15日在深圳被捕，押回成都，1960年11月在狱中病逝。

    护国战争中，熊克武在川南、川东收编袍哥队伍，成立招讨军，后改编为川军第五师。重庆著名袍哥唐绍武即在该部。后来重庆袍哥又与刘湘的部队关系密切。

    第二节 袍哥与匪患

    匪患，是民国年间四川的大害。由于军阀割据，连年混战，哥老会中的浑水袍哥，乘机拖棚为匪。这些匪徒不仅打家劫舍，剪径绑票，甚至截击溃军，抢场劫县。军阀为了扩大势力，不惜采用招匪成军的手段，进一步助长了匪势。由于社会很不安定，破产农民和其他流民大量增加，烟哥、赌棍、兵痞、流氓铤而走险，成为大大小小的“棒客”、“刀客”、“棒老二”、“二股帐”。

    金堂县的巨匪赖金廷成为川西匪霸，人民切齿痛恨。赖金廷，字国英，1877年生于金堂县红瓦店四方碑双礁子。叔父赖开太、三哥赖熙、姐夫彭执其都是浑水袍哥中的老摇（头目）。赖金廷最初给他们当边棚管事。

    民国十一年，川军刘斌师长派人招安，彭执其担任团长，赖金廷也当了营长。赖上任七、八个月，匪性难改，拖走大批枪枝，后又用吃掉溃军等手段扩充匪势。其抢劫范围包括金堂、中江、简阳、新都、广汉、德阳等县及成都市区。并与川北、川西、川南三十余县的匪首结拜为兄弟。民国十四年，他手下的头目徐宗顺洗劫赵镇。次年，军阀杨秀春旅将匪邦变民团。赖金廷和罗春山成立“联合团”，由地方附加田赋供其军需，条件是不在本辖区抢劫，于是匪邦俨然成为小军阀，在防区内拉丁派款。并将金堂县长寿山、万年山、飞龙山的浑水袍哥拉拢过来，成立“三山总社”，名为“忠义公”。当赖金廷开攒堂大会时，城厢遍街都是他的兄弟伙，到处鸣枪。驻军无法统管。最后，邓锡侯下决心围剿，于民国十九年将赖匪击毙。其余部赖合山，于民国二十二年趁邓锡侯与刘文辉交战之机，重返金堂为匪。民国二十九年，窜入成都署袜街抢劫金城银行。由于案情重大，几个小匪徒伏法。而赖合山却摇身一变成为善后督办公署情报处人员，并升任北区谍查主任。1948年，赖合山重返金堂县，串通三山袍哥，当上“忠义公”总头目。又“炮选”为县参议员。并组织“反共救国军”，1951年被镇压。

    绵阳县匪首左汉章，外号“左天王”，也是当地袍哥总头目，1894年出生于绵州左家岩。二十岁即为土匪。民国初年倚仗族人的权势，在松垭乡当上团防，明是团，暗是匪。他在袍哥内原本是个老九，此时却自己提升自己为大爷。民国九年东乡大总保左廷栋因左汉章劣迹暴露，民怨很大，将他开除团练局。左汉章跑到三台县马鸣寺占山为王，公开抢劫。曾两次入狱，他的小舅子罗绍林（军阀部队团长）将他营救出狱。出狱后依靠族人左舜清（绵阳县参议长）的势力，成为绵阳县袍哥总舵把子，势力延伸到邻近数县。又通过在绵阳川剧界“雅安剧部”建立袍哥组织“互助社”、“泰兴社”的手段，控制剧团，盘剥艺人。1949年春，自知恶贯满盈，惊吓而死。

    川西巨匪“吴机关枪”，原名吴之镐，字翰章。1891年生于温江县刘家壕吴家瓦房。家本有田40亩，被其父出卖，陷于贫困。由刘家濠袍哥大爷、南区团总戴安帮“栽培”加入袍哥组织。后流落成都行窃，回乡约他二哥吴殿元等人结伙为匪。民国初年突被驻军包围于宅院内，他用鞭炮置铁桶内燃放，拼死突围，故得绰号“吴机关枪”。

    1916年，护国军兴，温江原保路同志军司令官吴庆熙在明山寺筹建四川护国军，吴匪与二哥为躲避搜捕，遂往投军。在吴部当兵两年多的时间中，经常同一些匪习未改的官兵在威远、仁寿、华阳等县乡下，乘战乱之机恣意抢夺。民国八年，吴部为四川督军熊克武改编，他和二哥不愿受编，暗中纠集一批人枪，潜回刘家濠一带为匪。刘家濠濒临金马河，为温江、崇庆、双流三县交界处，地形复杂，有广阔的回旋余地，自从吴匪盘踞，乡人即呼该地为“小梁山”。双流县警备队队长李占云前往清乡，被他困于擦耳岩。民国十年又在金马河坝打败崇庆县陈乾周团，声名大振，著名匪首曹簧、杜奎等前来结伙，啸聚匪徒最多时达两千人。

    民国十一年被四川国民军第一师师长兼川北清乡军司令彭远耀招安，初任营长，参加刘湘反熊克武之战升任罗江县城防司令。次年三月，任温江清乡军第一支队长，时人故云“陆军大学不如绿林大学”。吴匪仍不改匪习，县知事江永林无法控制，逃往舒家渡避难。民国十三年川军第十四师师长刘斌将其招安，委为旅长。次年腊月吴匪回刘家濠绑杀哥老首领戴安帮。戴之子报仇，于民国十五年正月将其杀于成都西郊住处。

    川西灌县一带土匪也很猖狂。著名匪首有张油波、蒯廷忠、朱青山、宋国太、袁旭东、杨耀庭、周连五等，其中最知名的要数袁旭东。袁旭东（1909-1951），字玉英，又名少文，世居灌县玉堂乡，三岁丧父，靠母持家。幼时曾就读灌县乙种农业学校林科，因与乡绅子弟斗殴而缀学。回乡在玉堂场会仙桥侧袁家武棚子拜张鹏飞为师习武，其家境也更为穷困。袁于此时参加哥老会，与袍哥大爷董如松很熟。

    民国十五年，他伙同王子奎等七人去成都凤凰山二十八军李家钰部驻地盗枪。运到郫县后事发，王子奎被捕杀。袁旭东逃往卧龙关一带保烟帮。一次，他将崇义铺烟帮卫黄等十二人打死，被刁青云得知将袁等撵回玉堂乡袁家山。民国二十一年，袁率匪伙投奔宋辅卿为便衣队。因与中兴乡桑子清不和，被桑包围，腹部受伤，抬回袁家山。次年，毗河军阀混战，二十四军战败。袁在漩口袭击该部尚营长，夺得枪枝，却被李少舟抢走，袁盛怒纵火烧李宅。

    民国二十四年他接受灌县四区区长招安，去通江、巴中围攻红军，被击溃后回灌县为匪。骚扰灌县、崇庆、汶川等县。民国三十二年，省保安六团清乡，被袁击退，且抄杀副乡长陈季字全家。民国三十五年，第一行政区专员冯均逸亲自来玉堂场招安，袁旭东佯装接受，并在玉堂场修建别墅-卧雪山庄。但拒不交出武力，他自己用抢劫的钱财购置田宅，仍纵容其爪牙为匪。袁旭东三十余年横行灌县、崇庆县、汶川县一带，拉肥子、抢童子、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民国三十六年，在其宅设坛超度为其匪伙所杀冤魂，名列牌位者达946人之多。

    民国三十五年前后，四川省第一行政督察区在灌县设立两个联防清剿办事处，但各地匪患如故。其原因在于从民国初年以来形成的军（军阀）、团（团防）、袍（袍哥）、匪（匪伙）四位一体的联系从未斩断。甚至酿成由哥老、土匪包办治安的怪现象。当时四川省内各县负责保境安民重任的主要负责人及各乡镇的团总，基本上都是当地的袍哥舵把子。如四川省会警察局侦缉队长刘家兴（从民国初年到三十年代初一直控制侦缉队），便是成都“协进社”的袍哥。城防司令部谍查长在蓝世钲任司令时是温江袍哥戚亮斋。三军（指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三军联合指挥部）时代结束后设立四川善后督办公署，其专管治安的情报处长冷开泰，就是四川著名的土匪和袍哥“汉华公社”总舵把子。其成员中的周联五便是灌县的匪头。成都卫戍司令部的谍查主任是著名袍哥张绍泉，副主任是郫县大袍哥徐子昌。成都警备司令部的另一谍查机构——乡村情报所，其主任银运华是袍哥“华成公”的舵把子。

    川西北德阳、罗江、绵竹、安县、彰明（后撤县）五县交界处的隐逸山，山本不高不险，由于是五县交界，又是一块飞地，因而匪患猖獗，小小弹丸之地，南北长不足十公里，东西宽仅三公里，就有十余个袍哥码头。这些码头的袍哥大爷，全是各乡团总、联防大队长，一到夜晚，全部明火执杖，异地抢劫。甚至凶残地将新上任的年轻乡长蔡福周一家活活烧死。蔡福周是隐逸山本地人，中学毕业，有正气，负责任，同情百姓，于是没给各路袍哥拜码头，并对袍哥公事公办，提出整顿治安的各项要求，这就触犯了袍哥的利益。一个冬天晚上，蔡福周办完事回家后，全家睡熟，一伙歹徒包围了蔡福周家，将所有门窗锁死封严，将两桶煤油倒在蔡家房上，然后点火焚烧，熊熊大火映红了天，房中哭喊惨叫声早惊醒了隐逸山人，但是谁也不敢去救，一家三口人就活活被烧死。这些袍哥犯案后，官军到来，又不知是哪个县的匪徒，查无处查，抓无处抓，当地百姓苦不堪言，匪徒恶名遍及川西北。

    曾经被人民视为英雄的袍哥，到了民国中期，不少人变成了人人唾弃的匪徒，为害乡里，为害周边，成了大害。咎其原因有以下几种：

    一、啯噜自身的匪性遗传。袍哥的前身是啯噜会，他们本是无业无产的游民，为了生存，他们结伙抢、盗、骗，即使到了清中后期，袍哥们都有了固定住所和活动场所（码头），但仍被统治者视为盗贼，各地各级官员都要剿灭他们。而他们的经济来源仍然有限，于是便对一些为富不仁或被他们认为该劫夺的官商富户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抢劫骗盗，民国时期，这种生财之道仍被许多码头所沿袭。

    二、袍哥在辛亥革命（保路运动）中，贡献突出，被视为“民国的功臣”，因此许多袍哥便沾沾自喜，居功自傲，认为民国的天下（至少是四川）是袍哥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就连孙中山和黄兴都称赞袍哥，委袍哥舵爷以重任，因此向民众向官商收点“利钱”是天经地义的，于是打家劫舍，拦夺路人便成了常事。

    三、民国中期是多事之秋，军阀混战、国共战争、日军侵略，那一件事都是让最高统治者揪心的事，四川及其他地方的袍匪事件虽屡屡发生，甚至抢劫到政府头上，但较之前几者，也只是疥癣之事，统治者根本腾不出手来料理。事情闹大了，便责成地方军阀来剿一下，而这些军阀又与袍匪有着许多关系，于是也只走走过场，这些袍哥匪徒便把政府的“剿匪”视同儿戏了。

    四、满清时，袍哥组织是秘密的，有很大危险，因此袍哥公口（码头）个县只有几个或一个公口，而民国时，由于是“有功之臣”，袍哥合法化，身份公开，无危险了，袍哥公口便如雨后春笋，迅速滋生出来，一个县多达几百个公口，僧多粥少，每一个袍哥都要吃饭，而且要吃好的，除了一些正当生意，正当收入外，不得已只得谋取“飞来横财”，去抢劫。所以，许多袍哥码头，白天是“清水”，是人民的保护神，到了夜晚，脸上一抹，便开始杀人越货，只不过不在本码头行劫，“兔子不吃窝边草”，或远方作案，或易作案。

    五、政府委以袍哥重任，如维护地方治安，造成了官匪一家的局面。袍哥舵爷一般都是民团团总，联防队长、保安司令、游击司令等，还给枪支弹药，有政府撑腰，袍哥们行事更是胆大气粗了。

    第三节 袍哥与烟帮

    烟帮，即保帮运售鸦片的武装集团，是民国时期袍哥土匪和军政界人物的结合体。四川禁烟运动始于民国四年。四川省政府于民国二十五年十月十二日颁布《禁烟委员会组织规程》，二十六年十一月公布《四川省厉行查缉余毒办法》，二十七年五月公布《四川省禁烟稠验规则》、《取缔土膏店办法》、《各县烟民传戒办法》。这些书面法规繁多，但都仅为一纸空文。官通烟帮，军动烟土，明禁暗贩，禁而不绝。

    四川的鸦片烟有两大来源。一为云南、贵州两省所产“南土”，有贵州土城烟帮保运。当时四川设有“叙永、古蔺、古宋、长宁、兴文禁烟查缉所”，驻节叙永。但该县政府的秘书、县财委会副主任以及著名的哥老会头面人物（人称“叙永五霸”）公开插足烟帮，使烟土源源不断地运往重庆。二为当时的四川第十六行政督察区所属的懋功、茂县、松潘、靖化、汶川以及比邻的雅属芦山、天全等县。烟帮则多由灌县进出，运往成都。民国二十七年，灌县的袍哥西华公总舵把子申价屏亲自带领武装烟帮到懋功，除去运费净得鸦片烟五千余两。灌县袍哥大爷曾成志，曾先后担任灌县蒲阳镇警备队长、灌县城防中队长、绥署谍报科组长、164师少校副官等职。民国三十一年，他任灌县城防中队长时，借清匪为名，带烟帮进山，替别人保烟和自己贩烟共得鸦片两万余两。灌县其他的较大的烟帮头目还有周联五、杨文光、贾长清、杨吉廷、曾子光、杨耀庭、姚可南等人。禁运的这些黑幕使民国期间四川烟毒泛滥。民国二十七年二月，灌县不完全统计有吸毒烟民共4560人。直到1949年尚有烟毒店71家。

    川西北的安县，是烟帮出没的另一条大道。“民国三十八年统计，全县各乡镇开设红灯烟馆达427家，制造熟膏者19家，制造‘唆唆’（鸦片毒品）的一家。本县山区产大烟1600公斤。每年到松潘、茂县一带武装贩运大烟的有76帮，5360余人；零星贩运者5700人；年贩运烟土4800公斤。”

    此外，袍哥中的不良分子还带来另一社会弊端，便是赌博。袍哥的公口茶馆中，也有不少兼作赌场的。所谓“以抢劫为武差事，以赌博为文差事”，袍哥大爷大摆赌场，抽头吃利，害得人倾家荡产，械斗仇杀，使社会不得安宁。

    旧社会四川各地的卖淫嫖娼，也多有袍哥势力为其靠山，特别是中上等妓院，如成都有名的“花老四”便以王缵绪的“怜民社”为后台。40年代，成都市省会警察局正式发给“乐女证”的娼妓有13565名，大多数均有黑后台。

    黄、赌、毒历来是地下社会垄断的行业。

    第四节 袍哥的火并

    由于政府的纵容，也由于政府首脑忙于内战，无暇顾及民间的事，原本“为国为民、躯除鞑虏”的袍哥组织，在民国二十年代以后，公心渐渐消褪，私欲渐渐膨胀，往往为了私立，为了本码头利益，与昔日的反清战友刀枪相向，甚至在血流成河、尸积如山之后，双方谁也不明白：自己到底赚了多少。

    柑子树之战

    为了抢夺地盘，为了寻仇报复，袍哥们经常发生冲突，大鱼吃小鱼，有些火并还演化为战争。

    1923年，双流县柑子树场镇的李安邦，与刘家壕的黄瞎子的火并，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袍哥大战。

    双流县柑子树场镇位于金马河旁，是李安邦的“防地”，金马河上游二十里便是刘家壕，是黄瞎子的势力范围。黄瞎子的兄弟伙许多剽悍亡命，如吴歪嘴、雷大马刀、张吉三、苏尔黄等都是有名在案的巨匪。

    事件的起因：吴歪嘴带人在李安邦的“防地”抢劫军阀刘成勋部队一个团队枪支，弄得柑子树全场大乱。李安邦非常不满。黄瞎子又提出要在柑子树场镇建码头。李安邦知道，这是抢夺码头，拒绝了。

    1923年11月（民国十二年十月）黄瞎子串联了十二个袍哥舵把子，纠集了二千多人枪，准备袭击柑子树场镇。李安邦得到消息，约集了温江、华阳、新津以及本县的袍哥大爷秦月州、陈吉三、吴炳文、吴小丰、骆孟阳、白绍坤、岳崇仙、杨栋臣、姚树廷、邹善成、陈斌武约五千人枪，推举秦月州为总指挥，准备黄瞎子出动后，直捣刘家壕黄瞎子的老巢。

    黄瞎子见势抵不过李安邦，便派苏尔黄为代表，出面交涉议和，李同意罢兵，并遣散了援军。哪知黄瞎子议和是假，缓兵是真，待李人马撤退时，黄瞎子又卷土重来。黄瞎子、吴歪嘴带袍匪冲过金马河，封锁石桥，直攻李住地永泉寺。李不备，身边只有百余人，仓皇退逃。黄瞎子追赶十余里。后来，李安邦得到军队接应，反攻黄瞎子获大胜。黄、吴二人下落不明，其余十多个黄的干将和邀来的袍哥大爷，用招安的办法诱回，酒席间将他们当场击毙，参战的黄豆袍兵，全部围歼，逃出者很少。

    金堂赖罗火并

    赖金廷是金堂县有名的恶霸袍哥，驻防金堂县的旅长杨秀春也怕他三分。罗春山是龙王场、红瓦店、云绣乡的袍哥舵把子，和赖金廷是老庚、干亲家。1925年阳秀春实行以匪治匪，派人与赖金廷、罗春山商谈成立“联合团”维持治安，条件是不在辖区内抢劫。由赖金廷直接管辖，任副团长；龙王、日新、云绣、福洪等丘陵乡镇由罗春山管辖，罗任大队长，归赖金廷指挥。不久，赖与罗争一散兵的新式手枪，赖未夺到手，便对罗有怨气。1927年，赖的兄弟伙何锡珍的手下罗老九在罗春山的辖区抢劫，被罗春山所杀，何怀恨在心，常在赖金廷面前挑拨是非，赖对罗很不满。1928年罗春山的亲信严茂生率袍匪冒充军队去成都郊外抢劫时，慌乱中遗失物证，经查是金堂县赖金廷“联合团”到东西。成都疑为赖金廷所为，乃将物证交由驻军杨秀春查处。杨嘱团长、金堂县长许达权转告，并有意对赖：“上峰原打算委你当清乡司令，看来这个局面你也难维持了。”赖听后，怒不可遏，认为是罗春山有意陷害他，又使他失去升官的机会，便决计除掉罗春山。

    1929年3月，赖金廷掌握罗春山信佛的特点，设计在康家渡悬幡挂榜打“罗天大蘸”，请罗申文上表，表示对罗的尊敬。罗很高兴，亲率林二兴等十余人前往。到达康家渡后，赖假意盛情接待，赖的兄弟伙何锡珍与罗很熟，陪罗烧鸦片烟，罗的手下也各有赖的兄弟伙相陪。当晚二更后，何锡珍与罗开玩笑，乘其不备，连发三枪，未击中要害，又拖至天井里，把余下的七发子弹全部倾泻在罗身上，结果了罗的性命。又把罗的尸体从后门拖出放在市场坝。这时，赖金廷走来，潸然泪下，亲手给罗春山烧了一堆“倒头纸”，并吩咐兄弟伙用被子裹尸，派人看守。第二天，又派赖合山、赖昆山等十余人，随带抬盒二个装满金银斗壳、香蜡钱纸、猪头三牲等祭品，护送罗的尸体到罗家。赖金廷狡诈多端，这种假意标榜袍哥义气的作法，果然收到了一时的效果。罗春山的老婆非但没有计较，而且以礼相待。

    罗春山死后，手下庄子才、严茂生马上扶植罗的幼弟罗绍光继续掌舵，他二人掌握实权，发誓要为罗春山报仇。赖金廷决计一不做二不休，以武力吃掉庄子才、严茂生的实力。是年4月下旬，赖集中全部力量，外调一区民团，兵分九路攻向龙王场。这天，正是安葬罗春山的日期，刚把棺材抬出大门，闻警后，庄子才立即集合袍兵走了。赖金廷手下管事刘华春带人赶到罗家门口，对着棺材打了三枪。罗绍光、庄子才更充满仇恨。庄子才背着罗春山的灵牌，头上顶着纸钱，其余人也脱光上身，一心与赖决一死战。于是，兵分两路，向已到达牟塔寺的赖合山拼死进攻。哀兵必胜，以一当十，锐不可当，一鼓作气把赖合山打败。赖金廷稳不住镇脚，节节败退。许达权的部队本来是佯装支持，见赖败逃，就一枪不放，从泰山庙撤向姚渡。赖金廷的袍兵全线崩溃。

    庄子才、严茂生虽然取得胜利，但自量实力不如赖金廷大。庄子才避往新繁，严茂生逃走大邑，这场火并才算结束。

    “左大王”与“何天王”

    1932年，吴佩孚的兄弟在北方站不住脚，带领部分人枪从甘肃到四川，路过江油重华镇，先给当地袍哥舵爷黄清源“拿上咐”（联系），黄清源满口欢迎，却暗地里布置了六七十人在场口民房楼上架上机枪，房内可看见街上，街上却看不见人、枪。黄清源亲自到场口放鞭炮迎接，手下管事欧欣亭大喊：“请到江西馆吃茶、造粉子（吃饭）。”吴的兵刚进场内，就被机枪、卡宾枪打死了七八个，黄帝兄弟伙高喊：“缴枪不杀！”就这样，黄清源就吃掉了一百多条枪。

    1928年，绵阳袍哥大爷左汉章（外号“左大王”）时逢何鼎成（安县袍哥大爷）的当家三爷肖烈坐一乘四人轿，带一个随从、两个脚夫挑着一挑银元一挑烟土，回三台县柳池井省亲祭祖。由于何鼎成的面子，沿途袍哥码头都有花红火炮迎接，烟茶酒宴招待。肖烈由安县花荄到了绵阳新店子，新店子码头也宴请两日。新店子有个外地跑滩的袍哥廖老九对肖烈说：“有个‘对洪兴’左大王在此地耍了几个月，人很对，是否请拜兄会一会？”肖烈认为自己的上司何鼎成是天王，天王总比大王凶，自己又是当家三爷，是耍枪耍炮操出来的，更本不把左汉章放在眼里，说：“披毛长角的野仙，我去拜会他？不去！”廖老九把此话传给了左汉章，左大怒，当晚召集他的二十多个兄弟伙“坐堂”（开会）以肖烈侮辱他为借口，令他的死党武茂生、钟守安率二十余人，携火炮、大刀等武器连夜赶到松垭，在肖烈回三台的必经之地水磨河和太平山分路处埋伏，置肖烈于死地。事后，让随从给何鼎成带话，说肖烈被绵阳左大王拿了梁子，造了“忍”字，何天王有枪杆，左大王有腿杆。何鼎成听了报告，气得七窍生烟，大叫要捉拿左汉章报仇，食肉寝皮，并明示手下：把左汉章活捉，幺排升大爷，要当官的升连长；打死左汉章的，幺排升三爷，要当官的升排长。左汉章听到这个消息，从此隐匿于灌县刁青云、什邡马伯华处，更本不露面，所得的银元烟土，一股送了人情，一股分给兄弟，一股自用。十年后，何鼎成死了，这桩命案才不了了之。

    火并新都夏德三

    1923年，广汉袍哥大爷陈裕光（外号“陈豹牙”）、康绍文攻打新都下东区团防的事件也是由于袍哥间的矛盾引起的。由陈裕光出名片字样到各县招请匪对，打与康绍文有仇的新都下东区团总夏德三。什邡的匪头冯老四、冯老五，彭县的匪头何吉三，安县的匪头李磨子，绵竹的匪头谭开述、廖成谷，罗江的匪头易祖德等，一方面由于袍哥互助是所谓“义气”，而主要的是为了打火求财，都应陈豹牙的招请，率匪队来到。加上与康绍文直接有勾结的金堂匪头彭植其、赖金廷等匪部以及陈豹牙、康绍文的兄弟伙，共计四、五千人，打出陈豹牙精心拟出的“奉天命打团防”的旗号，浩浩荡荡的去攻打与广汉西区邻接的新都下东区。团总夏德三没有料到匪人有这么多，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团队被缴了械，夏德三兄弟被击毙，驻军张有卓（夏请来的）营也被打垮，张营长被俘。各部匪头，名义上由陈豹牙指挥，实际上当然谁也管不了谁。他们在新都下东区的蔡家庙（现在是四川化工厂址）、唐家寺及广汉连接地区的向阳场一带大枪三日，成都到广汉的交通完全断绝，这一带居民家内的财产被扫劫一空，匪徒拉“肥猪”一千余人，并拉去青年妇女五六百人。这些妇女很多后来不从而自杀或被杀。在匪徒大抢三天当中，新都到广汉的大道上，挤满了逃难的人群，周围几十里的居民都跑开了，他们扶老携幼，四处逃生，个个咒骂，惨痛难言。

    匪徒抢劫之后，退驻广汉北区，在什邡、德阳、绵阳三县交界的兴隆场，金辅寺一带出卖拉到的“肥猪”，有的几百元几十元一个，有的几元一个也卖，因为他们要回原来的匪巢，地距新都远，以后事主家人不容易来取，宁愿降价出售，以免多费伙食；同时他们拉的穷人也多，实在卖不起价。他们说：“我们当拉了一只鸡一样，总要卖几个钱”。

    各路匪徒经过一个多月才退完。在这期间，广汉和新都的驻军坐视不理，不肯去追。就由彭植其、康绍文俘获的张有卓营长，也是后来由新都地方哥老首领派人交涉，向新都全县人民筹款一万八千元，才得取回！

    第五节 袍哥泛滥

    四川军阀利用哥老会为工具，加紧争夺地盘，袍哥组织也趁机大肆发展。1934年，二十四军退西康，刘文辉叫他的五哥刘文彩来西康组织袍哥。除了刘文彩之外，还指派军部副官陈耀伦，旅长袁国瑞、杨升武，财政厅长文和笙等四人帮助筹备。诸事齐备后，刘文彩派人到宜宾请邀请仁字旗叙荣乐大舵把子宛玉庭，义字旗大爷李绍修来雅安，主持成立叙荣乐雅安总社，以刘文彩等五个筹备人为总舵把子。但是叙荣乐只是在雅安成立了总社，没有能够向各县发展。

    1939年，雅属各县开始普种鸦片。种烟、运烟都需要武力，于是大批枪弹流入各县，地方武装大大发展，而这些武装又都掌握在袍哥手里。二十四军为了掌握这些地方武力，各师旅长都讲起袍哥来，袍哥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应运而生。1941年起，单是在雅安先后就成立九道公口，人数约为9784人。其中有：（一）进同社，由二十四军团长刘述尧任社长，一个退职营长陈碧光任副社长，约有袍哥600人。（二）忠义社，由二十四军退职团长权光烈任社长，副社长是二十四军特务营副营长李忠孝和西康保安团团长王德全，约有袍哥1500人。（三）荥宾合，由二十四军副官长陈耀伦任总社长，副总社长四人：二十四军军部交际主任杨国治、科长沈季和、俸薪樵、雅安县参议会议长（后来的国大代表）高炳鑫。雅安总社有744人，各分社共有4683人，总计5427人。（四）成仁大同社，由二十四军营长安国长任社长，副社长二人，一是军部副官徐绍武，一是荥经到底坝乡长熊继湘，约有357人。（五）会仁同，由西康省保安大队长张明清任社长，军部经理处委员彭文渊任副社长，共约200多人。（六）国光社，二十四军参谋长伍培英作幕后，由其侄子二十四军军部副官伍栋梁任社长，约200多人。（七）群贤社，二十四军一三七师师长刘元琮作幕后，其族弟刘元萼任社长，约1200多人。（八）辛已俱乐部，由刘文辉的侍从室主任吴定一任社长，副社长有军部副官处副处长左仲三、毛丽三、退职团长王吉三，约400多人。（九）会礼同，由雅安地方袍哥舵把子开木器铺的生意人李耀庭任社长，地方袍哥舵把子开碗铺的生意人周玉成任副社长，约200多人。由上面各个公口的主持人就可看到当时的袍哥与军队的关系了。至于袍哥的发展就不止军队，也扩充到反动派的党政群团各界，甚至中小学教师、中医生等。国民党雅安县书记长邓守勋、天全县三青团干事长刘茂松，都是荥宾合的三排。天全县书记长熊大武是荥宾合的大爷，宝兴县长权光烈、芦山县长陈叔才，都是袍哥。王达生当了天全县长，感到不是袍哥吃不开，赶忙跑回雅安向陈耀伦叩头，请求栽培；陈提他作个三排，他就感到“恩同再造”。唐湘帆当荥经县长，带的卫队都是袍哥便衣队，别人称他县长他不高兴，总希望人家称他唐大爷。

    由于袍哥的泛滥与势力的膨胀，袍哥对地方政权的干预和渗透更加厉害，造成了所谓的“袍灾”。1921年，杨森派四川兵工厂总办马德洪为川南总司令，带了金良佐一个步兵团到天全，同时还委任谢克熙为天全县长。谢克熙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不懂得政治手腕。他为了向地方筹集军费，办了酒席请地方士绅吃饭。在席上，他首先要求团练局长杨敏三出钱。杨是天全的地主，又是袍哥的舵把子，一向武断乡里，目无官府。县长当着地方士绅要他出钱，感到面子难过，不答应。谢克熙说：“你是地方首户，你都不带头出，谁愿出？”两人你一言我一语，斗起气来了。杨在桌子上拍了一巴掌说：“老子就不出。”随即忿然离席而去。杨一出城就调集各乡袍哥来围城。

    团长金佐良知道事情是由于筹集军饷引起的，就一面指挥部队守城，一面提了几桶洋油，扬言要将全城街房烧毁。那时，天全仁字旗袍哥信义公的舵把子是杨鹤山，由于天全只有这一道仁字旗的公口，杨鹤山又是一个正直热心的人，平时与杨敏三的关系还不坏，看到事情紧急，就挺身出城去会杨敏三。但杨敏三不接受调停，要继续攻城。杨鹤山回到城里央求金良佐体恤百姓，不能烧城。金良佐看到攻城的人多，寡不敌众，怕攻城后自己走不掉，于是答应只要地方给他筹集点军费，他愿意率队离开，并请杨鹤山送他到雅安。

    金良佐一走，杨敏三率领袍哥打进城，将谢克熙捉住。杨对谢说：“你要我的钱，我要你的命！”谢克熙被绑出时，惨叫：“杨大爷，我才二十多岁呀，请饶个命吧！”但是杨敏三无动于衷，谢克熙就这样被枪杀。

    天全县永盛乡十八道水场有个袍哥曹茂松，原曾任地县衙门的警备队长，后来退职嗨大爷。1927年秋天，他的兄弟伙进城，为了一点小事与驻军的士兵打起来。袍哥人少，有的挨打后跑了，有几个仗恃自己是袍哥，跑到连部去，想连长与他们敷敷面子。可连长杨某是一个不通嗨的人，他听这些人提到袍哥，就说：“老子不懂，毛多（谐音袍哥）嘛肉少。”这些袍哥挨了骂，回去后对曹茂松添盐加醋地一说，曹就下令，拥了袍哥二百人，一律便衣带刀，乘双十节的晚上进城，用马刀砍死连部卫兵，抢进营盘，杀了杨连长并砍死砍伤士兵几十人，然后将全连枪弹抢劫一空。

    当时天全驻军是二十四军张旅长部下李松营的第三连，张旅长大为震怒，立即调集部队要剿办天全。地方士绅吓慌了，忙又把杨鹤山大爷找了出来进行调停。张旅长提出要惩办祸首、清还枪支、抚恤伤亡等条件。结果是曹茂松被逼走了，死了的由地方掩埋，伤了的由地方医治，清不齐的枪支由地方赔偿。事后曹茂松还说：“杨敏三当年杀死县长都没事，杀个连长算得啥。”言下之意，不是他害了地方，而是地方绅士太胆小了。

    就是这个曹茂松，过了两年（1929年）由于他的兄弟伙与另一袍哥大爷杨绍兴的兄弟伙打架，他也出头。双方为了给兄弟伙扎起，曹家就与杨家打起明仗来。这一仗前后打了一十五年。杨绍兴被曹家打死，后来，杨家又把曹茂松打死。前一辈死了，后一辈又接着打下去。杨绍兴的儿子杨明光与曹茂松的侄子曹独手又打了几年。双方前后死伤几百人，烧的四合头大瓦房就有若干间。十八道水场本来是天全县的首场，附近都是产米区，但由于袍哥长期打仗，场上几百家人都搬走了，只剩下几户孤寡，场没人敢来赶了，四周的农田无人耕种，成了一片荒野。老百姓死的死，逃的逃，连上粮也没人了。

    1944年，刘文辉任命陈耀伦为雅属剿匪司令，由杨国治先行带了三个营的兵力到了天全，经与天全县长商议，决定对十八道水采取招抚的办法，由杨国治先用“叫梁子”的方式把双方说好。双方同意以前的事一刀两断。陈耀伦到了十八道水，向双方约定，今后如果谁先动手，军队就站在被打的一方。这场械斗才算停止。

    另外，天全县新场街子的陈步胜和陈思亮的战火从1941年开始一直打到1946年才由陈耀伦调解好。六年之间，双方死伤几百人，烧了房屋几十间，新场街子闹得几年无人赶集。

    第六节 袍哥分化

    哥老会尽管给四川的社会生活带来了上述弊端，但当时它仍拥有广大农民、城市平民以及破产失业的小生产者，因此，哥老会也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代表其他小生产者的意愿和要求。当时的四川军阀为了实现称霸野心，连年混战，对人民征收高额的田赋和苛捐杂税，以充军费。民国初年，四川全省田赋总额沿袭清末的税额为476万元。到1925年，已增加到710万元。但仍不能满足日益频繁的军阀混战所需经费。有的已开始提前预征田赋，郫县已征至1979年，即强行预征了53年。此外，还有上百种的杂捐杂税，如北伐捐、冬防捐、门牌捐、艺妓捐、牛皮捐，种鸦片的上烟捐，不种的上懒捐，吃鸦片的上瘾民捐，农民穿草鞋进城交草鞋捐，赤脚的交赤脚捐，甚至还有妓女从良捐、花子捐，就是厕所也要收茅厕捐。当时民谣有“饿殍遗钱犹纳税，穷户无处不催科”，“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有屁无捐”之句。

    民国十六年初，郫县属于二十八军邓国璋师龚渭清旅的防区。由于军阀横征暴敛，民怨沸腾。郫县新场团总、哥老会首领张云卿，组织“郫县御暴自卫军”，任总指挥。四乡闻风而起，农历二月二十四日，花园场首先发生抗捐斗争，该乡周锡元等率民团和农民武装打死下乡催捐的军阀部队连长。后来，犀浦、永兴、太和、三道堰等场纷纷加入组成十个大队。加上灌县、温江、崇宁、双流、新繁、金堂、和成都县前来声援的农民武装，共约一万五千余人，开赴郫县城，围城四十八天。龚渭清心惊胆战，向驻灌县的李德发旅救援。三月初八，该旅沿成灌公路东下，在太平寺与农民军激战一整天，重创军阀援部，农民军牺牲三十七人。后由三军部出面调停，以龚部换防、废除一艽苛捐杂税、五年不预征田粮税赋、免去二十万军费等条件平息事态。并举行“农军阵亡将士追悼大会”，竖立纪念碑。同年七月，张云卿在中国共产党郫县临时县委书记黎灌英（静中）帮助下，开办“吉祥寺团练学校”，组建农民协会，成立“川西独轮车工会”。

    为了检阅农民武装力量，扩大革命影响，以黎静中为书记的中共郫县临时县委决定，由哥老会首领张云卿出面召开并主持追悼大会和竖碑典礼。时间在十月，地点在新场。

    当时参加的人，除新场本地和它的联幅乡场马街和三道堰的农军、群众外，还有外乡外县代表，共一万余人，大都荷枪实弹，送的挽联把整个新场都挂满了。开会时，各乡乡长、本街的首事站在前面，农军和团练队伍站在中间，工会、农会、学生等排在后面。追悼会上，黎静中和张云卿都讲了话，历数了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罪恶，号召人民起来同他们斗争。

    黎静中还为大会写了好些挽联，其一是：

    三月杜鹃声，唤醒农民春梦；

    九秋黄花祭，招来烈士忠魂。

    黎静中还为大会写了一篇韵体祭文，原文佚失。并有一首“悼死难农友歌”：

    烈士们！烈士们！

    奋斗牺牲不顾身，

    尽逐暴军出郫城；

    农民革命垂青史，

    烈士芳名万古存！

    为支援郫县农民军，灌县哥老会头目、团练局长宋辅卿于2月28日指挥河东民团从东、南、北三面进攻灌县城。3月6日，又在崇义铺狙击军阀李德发旅开往郫县的部队，并在石羊镇、柳街乡与军阀部队激战。民国十八年二月，灌县崇义乡组建了由中共灌县特支领导的农民协会，以“农民大同盟”的名义发表宣言抗捐。同一时期，曾莱在荣县和内江领导农民运动。蒲江县高桥也建立农民协会，展开反对军阀的抗暴斗争。眉山、邻水等县也开展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其中均有哥老会的成员参加。

    张云卿（1882—1930），郫县新民场乡金柏村人。三道堰高等小学堂肄业，后入岷阳书院学习。结业后，常住成都，经营木器生意，并为叔父张达三奔走于郫、彭、灌、崇等县。宣统二年（1910年），经张达三推荐，加入袍哥再加入同盟会，回乡后，任协合保保长。民国8年任安定乡（新民场）乡长及团总。

    张云卿为人正直，做事有胆识。任乡长期间，见军阀随意铸造假银元坑害百姓，十分气愤，把乡民家中的假银元1500元集中起来，要求军阀兑换归还乡民，乡民极为称赞。后担任袍哥首领，名闻郫、彭、灌、崇等川西各县，引起军阀注意。

    民国14年，江防军总司令黄隐派部队驻扎新场，以清乡剿匪为名，对付张云卿。张云卿临危不惧，即时调集团丁500多人，以武力对武力，迫使军阀撤退。

    当时，郫县驻军旅长邓国璋任意抽税，年预征达六年以上，致使民不聊生。张云卿于民国15年（1926年）春组织农民游行示威，反对军阀横征暴敛。农民高举锄头钉耙，张贴标语，高呼“砍倒一切不平等条约！”“砍倒烂军阀！”同年秋，张云卿组织了“农民协进会”，联络各乡农民、工人及其青年学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吴佩孚”、“打倒烂军阀”、“用户郫县农会”等口号，举行第二次示威游行。队伍到达县城时，驻军紧闭城门。民国16年（1927年）春，县政府宣布征收税捐96000元，根据当时的收税额，这已经收到了1976年，激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张云卿便联络各乡，组织“农民自卫军”4000多人，在新场东岳庙建立农军总部，张云卿被推为“农民自卫军”总指挥。他广泛联合崇宁、灌县、温江、彭县、新繁（现属新都）等县民团10000多人，抗粮抗捐（又称“农军冲突”）。

    同年6月，张云卿又在新场青塔寺开办团练学校，培训干部，自任校长。7月，中共川西特委排共产党员黎静中等来郫县开展工作。张云卿在黎静中的帮助下，改造旧农会，组织以贫雇农为主体的新农会；冬季，又建立理发、独轮车等十多个工会组织，组织工人反对抽捐抽税，要求当局工人最低工资。

    民国17年（1928年）初，农运逐步深入，张云卿接受黎静中建议，在新场玉皇观开办政治训练班，由黎静中主持，培养农民骨干。同时成立妇女协会，组织少年宣传队，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

    民国19年（1920年）冬，张云卿病故，终年48岁。出殡之日，全乡数千人手持白花默哀送葬。

    第七节 防区时期著名袍哥

    一、刘文彩

    民国时期，四川大邑县的刘氏家族盛极一时，刘湘、刘文辉掌控了四川军政大权，同时刘文彩控制下的袍哥为其巩固军队和地方势力起了极大的作用。

    刘文彩，号廷星，1887年生，在家排行老五，是川西地区的大地主。1949年3月18日《大公报》称，刘文彩在四川富户中居33位。而20世纪80年代的《大邑县志》确认刘的地产为8091.43亩。刘文彩涉足袍哥甚早，早年就是大邑县总舵把子牟秉年的拜弟，并被牟封为小老幺。当时他以牟亲信的身份，出入大邑和附近各县的场镇，所到之处，备受当地袍哥的关照。

    驻叙府（宜宾）期间，因叙府民团基本上是袍哥队伍，为了控制民团，刘文彩更是不惜以官宦之身，亲自整编叙府袍哥。刘文彩整编叙府袍哥时，四川哥老会已普遍与军阀合流。

    袍哥天然的反叛性和它巨大的能量，令刘文辉极度振奋。这时，西康鸦片产业已经如火如荼，种烟、运烟都依靠武力保驾，于是大批军火流入西康各县，地方武装迅猛发展。这些地方武装都掌握在袍哥手中。抓袍哥更是刻不容缓。

    刘文辉对西康袍哥的驾驭不可谓不成功。但这种成功既是因为刘文辉灵巧的驾驭手段，更是因为西康特有的社会生态。刘文辉在西康发展袍哥，驾驭袍哥，主要是凭借他的政权力量，尤其是凭借二十四军。他实际上是用印把子、枪杆子来造就袍哥世界，然后用袍哥巩固政权，使西康一切在朝在野力量都为我所用，这是刘文辉的一个基本思路。他想利用家乡大邑县的特殊位置，建立一个庞大的袍哥码头，以便西接康藏，南连成都及川中各州县，于是“公益协进社”便产生了。

    “公益协进社”初创于1941年冬，由安仁原来的五个袍哥公口合并而成。总舵把子由刘文彩掌握着实权。

    “公益协进社”的社规：1、同心同德同肝胆，结仁结义结金兰。2、本社讲仁义，讲忠孝，不准对父母忤逆，不准对拜兄失礼。并宣称：没有不是的拜兄，只有不是的拜弟；舵把子有事，兄弟伙要打就打，要拼就拼；尊重妇女，不许串灶（奸淫自家妇女）；如有串灶，抛江扑灰等等。

    初创时并未大张旗鼓，规模和影响都有限。1942年2月，刘文辉在重庆与周恩来秘密会谈，跨出了与中共合作的决定性的一步。3月即回乡省亲。刘文辉此次回乡，排场不小，出动了两辆轿车，刘文辉夫妇和孩子们坐一辆，五六个随从坐一辆；此外还有一辆大卡车，供警卫排乘用，警卫排一色黄呢军服，荷枪实弹，煞是威风。

    刘文辉回乡省亲确实成了公益协进社的一个转折点。刘文辉刚刚返蓉，刘文彩就将公益协进社扩大规模，升格为总社，日常经费由他的账房按时拨给财务股，特殊开支通过他，需要多少，解决多少。这个总社就成为联络、争取团结其它袍哥公口的总机关。

    袍哥大爷都设有自己的茶馆，又叫茶社，名为“立码头”，把茶馆当作袍哥兄弟伙的活动中心，并借此对外送往迎来，广为交纳。刘文彩也有自己的茶馆，叫作“同庆茶楼”，是一栋全砖结构的三层洋楼，迄今仍矗立在安仁街头。

    公益协进社拥有支、分社三百六十多个。“十万兄弟伙，一万多条枪”，威震川西。

    公益协进社异军突起，成为40年代川西农村实力最雄厚的袍哥组织之一。安仁从此不再只是刘文辉的后院，而且成了刘文辉家族集团在川西江湖的大本营，成了刘文辉家族集团伸向四川的一个主要的桥头堡。

    有一些故事，可见刘文彩当时在大邑、在川西的权势。

    1942年正月二十日，新津县张场先主寺弦歌悠扬，公益协进社“协进剧部”应邀来此演出。

    “协进剧部”是个新班子，它是刘文彩亲自组建的。

    刘文彩是个半文盲，但这个半文盲竟还很有一点文艺细胞。他爱好川剧。爱听川剧坐唱，擅长打“响器”和“帮腔”。叙府时期，常邀约一些玩友到家里清唱同乐。他在安仁特意兴建戏院，并以他的字号命名。组织公益协进社，他也没忘记配个戏班子，派专人去成都“做箱子”（即招收演员），高薪聘来川剧名角。

    袍哥公口办剧团，也算是中国帮会史上的一个创举。

    刘文彩始料未及的是，他的这个创举，差点引来一场刀兵之灾。戏班子跑码头，受地头蛇刁难是常有的事。但协进剧部应该可以例外——毕竟有刘文彩做靠山。先主寺一个叫张汉卿的小混混，却偏要在老虎嘴上拔毛。

    剧团有位叫菊芬的旦角，颇有姿色，张汉卿就起了心。

    这天他酒足饭饱之后，在几个兄弟伙的簇拥下大摇大摆地进了剧场正好菊芬登台。菊芬原本在成都春熙大舞台唱红，刘文彩许诺“一不陪酒，二要保证安全”，才说服她加盟“协进剧部”。安仁谁都不敢轻薄她。张汉卿不知轻重，见菊芬天生丽质，而且演技过人，就动了邪念，赶紧到台角守候，演出结束时把菊芬拦了下来，一嘴酒气地要菊芬到外面陪他喝一盅。菊芬死活不依，他便动起了手。公益协进社管事李沛成闻声赶来，把菊芬拉到身后，警告张汉卿：“我们总办讲了，菊芬不陪酒。你不要惹事啊！”

    李沛成原以为“总办”两个字会把张汉卿吓跑，哪知道张汉卿听了反而勃然作色，指着李沛成骂：“总办算个球！阎王老子都不怕，你吓唬谁？”

    其他人知道大势不好，拉上菊芬就走。张汉卿想追，被李沛成拦住去路，张气急败坏，一边咆哮一边对李沛成拳打脚踢。公益协进社另一个管事跑回安仁向刘文彩报信。

    刘文彩拍案而起，马上指令：

    “能和则和，能打则打，总归要张汉卿认罪才罢休。”

    正月二十二日清晨，先主寺被团团包围。当地袍哥大爷李元亨刚开门，就见四面山头人山人海，一个个枪在握，弹上膛。大惊。他知道是张汉卿闯下大祸了，赶忙拉上张汉卿，亲自赶到安仁，当着刘文彩双双跪下，恳求“高抬贵手”，网开一面。刘文彩则端坐不动，一声不吭。李元亨到底见识广，马上明白过来：张汉卿冒犯的不只是刘文彩，而是整个公益协进社。没奈何，二人便在安仁设宴，一桌一桌地向公益协进社会众赔不是。原来天不怕地不怕的张汉卿，这时一边尾随着大爷李元亨，一边紧张地环顾左右，生怕有人报复他，两条腿直打抖。

    刘文彩能够聚合十万会众，这是一个重要原因，该出手时就出手。

    公益协进社不仅叱咤江湖，对官府同样颇具威慑力。公益协进社核心机构“内八堂”，与一般袍哥公口的“内八堂”迥然有别，并无“座堂”、“盟证”、“陪堂”、“元堂”、“执堂”、“副堂”、“礼堂”、“刑堂”、“新一”之设，而是全盘照搬政府体制，设慈善股、调解股、水利股、教育股、治安股、总务股、财务股、交际股，几乎将政府事务囊括净尽，这是刘文彩对袍哥传统体制的一次重大改革，使袍哥组织和职能现代化、社会化，另一方面，也是与蒋介石集团把持的地方政权分庭抗礼。在刘文彩眼里，他的公益协进社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政权形态——“地下政权”、“幕后政权”。而他自己，则常常以“地下首脑”、“幕后首脑”的身份，凌驾于地方合法行政首长之上，对他们颐指气使。对刘文彩的这种自命，地方合法行政首长没有谁敢不默认。大邑县和附近各县的新县长上任，必须先去安仁镇向刘文彩“报到”，每逢安仁刘氏家族有重大庆典，必须送礼致贺。

    刘文彩就这样在蒋介石集团控制的川西农村，建立了刘氏家族集团的“国中之国”。他当然颇为自得。有一次，他公开戏谑来老公馆“朝拜”的几位“父母官”说：“你们这些蒋介石的豆瓣，不要以为‘为政不得罪巨室’嘛，只要你们有啥，就给我说。”刘文彩对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三民主义”没有兴趣，一次，别人提到了“三民主义”，刘文彩嘴一撇说：“啥子三民主义，不如学好三门手艺。”虽然大邑县府依照蒋介石中央政府的指令，于1943年、1947年迭次颁布关于哥老会组织的各项禁令，对眼皮底下的公益协进社却不敢稍有冒犯；虽然“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是中国人固有的心理，地方当局却也只能默认双重政权并存的现实，即“地下政权”、“幕后政权”公益协进社与地方合法政权并存的现实，默认“地下首脑”、“幕后首脑”刘文彩对地方合法行政首长指手划脚。

    刘文辉统治西康期间，为了解决军政费用，曾在境内广种鸦片，运销内地，以开辟财源。1942年，刘文辉启用刘文彩推荐的唐登汉任荥经县长，自此大烟开始在荥经等地种植起来。该县的大烟收获后，常由刘文辉派出正规部队、刘文彩派出由袍哥舵把子率领的山防大队共同以“护商”的名义运回四川大邑，再由刘文彩主持的“公益协进社”负责经销。刘文辉为了直接向成都销售大烟，特派周桂三营驻在成都附近。周桂三等人负责保卫大烟仓库，并通过袍哥关系，与成都的军警宪兵打交道，刺探查烟禁烟的情报。遇成都方面检查严风声紧时，把烟暂存不发运，等风头过了之后再大批运出。在袍哥关系的掩护下，周桂三营负责烟土转运十三年，运了六七千担烟，基本上没出过事。自1942年后，刘文辉的二十四军官兵与各县县长、乡镇长、袍哥土匪串通一气，经常以最低的价格向百姓收购成熟的大烟，然后在贩烟和抽烟税中牟取暴利，大发横财。

    二、冷开泰

    冷开泰（1889-1950），四川仁寿县观音寺木泥寺村人。十几岁时被清巡防军招为新兵，服侍管带。后由成都新巷子罗大爷栽培，加入袍哥任小老幺。辛亥年十月十八日，四川军政府都督蒲殿俊在东较场点兵，巡防军闹饷哗变。冷开泰是乱兵之一，大打“起发”，抢当铺、商场，愈抢愈凶，后来竟发展到抢藩库银行。冷开泰带头开仓，将藩库银子七百万两抢劫一空。事发后害怕受到追究，远走甘肃碧口，开始贩鸦片、当土匪。后来由于得罪了“川西三杰”——灌县袍哥首领刁青云、申价屏和宋辅卿，只好跑滩到重庆。

    1916年，冷开泰同重庆江防司令余际唐的第四区司令范济祥部中绰号老圈的著名匪首彭氏三兄弟等混在一起，开始抢劫生涯。由彭老圈弟兄拉队伍“放阴儿”（土匪黑话，意为抢劫）。冷开泰在重庆负责购买枪弹，共同分肥。同时，冷在璧山开设“群英茶园”，作为招纳流亡匪徒的联络据点，并笼络璧山驻军团长徐光辉等，掩护其罪恶活动。

    后来，冷开泰利用曾得荣的关系，在龙泉驿操袍哥，又结识了不少土匪。民国九年，冷同这批土匪袍哥在石经寺换贴拜把。从此成都附近地区的恶势力结成一片，到处烧杀掳掠。同年，赖心辉“招安”冷开泰为所部支队长，驻防龙泉驿、茶店子、山泉铺等处，并继续抢劫行旅和住户。有次，冷开泰探得遂宁商帮将护送一二十挑银锭进省，就带着队伍，在山泉铺场上拦劫了这批银锭。随即把队伍拖到彭山，投奔驻防彭山的余连长，在彭山附近继续进行抢劫。

    冷开泰在上海做客期间，利用青帮关系，帮川军第三混成旅李越森部的游击司令易吉三购买一批枪弹，沿途经汉口宜昌一带，由洪帮护送平安抵川。从此，他自以为有青洪两帮作掩护，可以在上海“拉肥猪”，就和身边的秦子均、向子材、肖进汉商量，物色到一个江西财主为“肥猪”对象，又串通一个在法租界某公馆的看门人，乘公馆主人不在上海时，假借别人名义骗财主赴宴，先用药把他的保镖麻醉，然后把财主绑走，交肖进汉等人看守。次日，事情暴露，三人被捕，其他二人被枪毙，冷开泰被廖海澄营救获释。

    冷回川后，投奔驻防石柱的易吉三。易委任他为副官。冷嫌此处池子小，打听到三十二师师长唐式遵和三十三师师长潘文华驻防万县，就到万县投靠了三十二师独立旅旅长杨海清。后来，冷开泰为刘湘办好了购运枪弹一事，深得刘湘赏识，委任他为驻汉办事处副官。从此，他在上海、汉口一带，专为刘湘购运枪弹和运销鸦片。由于他办事得宜，又被提升为宜昌办事处副处长，不久又改调为四川航务管理处检查处长。冷在宜昌活动一段时间后，回重庆见刘湘。刘委任他为四川善后督办公署首任情报处处长。

    刘湘移驻成都后，冷向他献一条以匪治匪的方案，诱使各地匪首“缴枪自新”，才好收集人枪，以资利用。效果果然不错。金堂、温江、彭县、安县、绵阳、成都等地的匪首先后“自新”，共缴出长短枪二千支左右。督办公署都给这些人委以职务。后来，成都市区的治安，基本上由这些自新的匪首负责维持。

    刘湘到南京、上海、杭州等地，都由冷开泰负责保卫，随侍在侧。四川善后督办公署被撤销，另设川康绥靖主任公署后，冷开泰的职务自然解除。后来，冷与军统有染，被刘湘察觉，关系发生微妙变化，不被任用。

    冷开泰自情报处长下台后，利用自己与军阀、袍哥的广泛关系，筹组公司行号，从事经济方面的投机诈骗活动。开办恒泰字号，地址在成都北新街，内部组织除经理、协理、会计等人员外，另设监察委员会。冷开泰任总经理。恒泰字号经营的业务除了存放款和投机买卖外，则是明明白白地贩运鸦片。组织西宁公司，总公司设在雅安，公司设董事会，下设运输、贸易两部和总务处。冷开泰会运输部经理。组织蜀和公司，冷开泰自任董事长，公司地址在成都华光街黄石子公馆。业务范围为存放款、代粮食部运输粮食，购买四川红白糖、叶烟，运销陕西。组织汉华公司，地址在成都西御街邹善成宅，冷开泰自任理事长。冷开泰在开办公司期间，不是按正规的公司运作，而是多用权谋和欺骗，致使这些公司在不长的时间内相继关闭。尔后，更是采用庇匪拉肥，坐地分赃，强行勒索等手段巧取豪夺。

    1946年，冷开泰在成都开山立堂，成立汉华社，本人自任总舵把子。老袍哥王蕴滋还为汉华社撰写了《海底铨真》。后来，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迫令解散汉华社。

    1847年，冷开泰到处拉选票，竞选立法委员，不料，国民党突然规定立委侯选人要由中央提名，冷开泰的竞选资格被宣布无效。

    1949年，国民党在成都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班中设“设计委员会”，冷开泰任副主任委员。那时，军校有各种新旧武器两万余件，还有许多军用物资，拟分批发给受训人员。此事由冷转达游干班受训的人，叫他们各自回去组织队伍，有多少人放多少枪。在发枪之前，军校先征询冷的意见，要他考核报来的队伍人数是否确实，以及这些头目的号召能力如何，这就使大批想拖队伍当官，领枪弹的人竟相奔走于冷开泰的门下。

    成都解放前夕，冷开泰还坐着吉普车，与各地的反共游击组织密商对策。成都解放后，冷拒不自新，暗中策划各地聚众暴乱。当时，有十几个县发生暴动，其中有些是冷开泰直接指挥的，有些是受冷的影响而发生暴乱。

    1950年，冷开泰被捕并被镇压。

    三、石孝先

    石孝先（1907-1949），出生于重庆南岸大石坝。从小就在外面惹事生非，嗨袍哥从幺满十排嗨起，还嗨过很久的三排，因为太年轻不能出山当大爷，加之幼年失学，其父石青阳很忧虑，给他找了一个厉害的女人金渊管他，还真把石孝先管得服服帖帖的，可是由于金渊的两个哥哥与石孝先过从甚密，到后来就无法管他了。石青阳又把石孝先送到黄埔军校第三期受训。石孝先受不了那种约束，结拜兄弟，打架角力，破坏学校的纪律，学校准备开除他，他却开小差跑到上海去了。石孝先所到之处，总以约人拜把子为要事，领袖欲又很强，其最终目的，是想当全国哥老会的总舵把子。石孝先在南京开“浣花饭店”时，把店内一切经理人等，从他石家的舅祖公汤老爷起，到红白两案的厨师，以至于跑堂打杂的幺师等等，全都叫来嗨了袍哥。他趁关门打烊时，在大餐堂内挂起一幅关云长画像，点上大红腊烛，说是石青阳大爷赏了示，其人可嗨某几排，敬过神，行过礼，于是饭店里的工友们都是袍哥了。石孝先只要有空闲，就在饭店里讲述袍哥的故事，以此笼络人心。

    蒋介石政府西迁重庆之时，石孝先出山当大爷开山堂，其袍哥组织叫“三合公”。石孝先经常派人在茶坊酒肆，大办招待，以“小洞天”为中上等宴客地点。一般的袍哥，多半在章华大舞台侧边的道地饭铺，吃了记上石孝先的帐就行了。他知道戴笠在注意监视他，就主动请戴笠吃饭。事前先行准备，装点门面，大摆阵容，要让戴笠看看他的手面和潜在实力。不但陪客的名单自己挑了又挑，连任招待的小兄弟都是心腹。不久，戴笠又回请石孝先。你来我往，打得火热。戴笠还提出要与石孝先合作，但一直没有成功。原来，石孝先提出的合作条件是“混和编制，互相训练。”第一步是戴笠拨一批特务参加袍哥组织，作特务技术的训练，再由石孝先拨一批人给戴笠，安置在军统局工作，以后军统要继续安排袍哥人马，几千几万都不在乎。这个办法是让袍哥队伍特务化，戴笠当然不会同意。双方周旋了好久，戴笠指派了一个川籍特务汤伯勋参加袍哥，石孝先指定其为五排，管事或当家，随他自己的意愿。后来汤伯勋请石孝先对戴笠说，汤本人要求脱离特务组织，专门嗨袍哥。这事为特务组织纪律所不容许。戴笠认为石孝先在挖他的墙脚，因而大为不满，就把汤伯勋调回军统局，从此不知下落。石孝先猜测，这个汤五弟一定被戴笠暗杀了。两人的关系更加僵化。

    抗战期间，重庆粮食供应紧张，蒋介石召集粮食部长徐堪、次长刘航琛等开会，出高价到处去买米，想尽办法却总是买不到。正在紧张之际。石孝先站出来说：“我有办法，三日之内包管有大米源源而来，只消我派人到四乡各县产米区去。你们先拨款子来，赶快准备车船，交给我调度作为运粮工具，我打包票解决这个问题。”蒋介石立即叫徐堪、刘般琛拨大宗款项交给石孝先，让他去买粮食。

    款项到手后，石孝先发动袍哥兄弟连夜分头到各产粮区采购粮食。不出三天，大量的粮食就由水陆不断地运到重庆。接着，石孝先在小十字打铜街口一座三层楼房挂起“重庆民食供应处”的招牌。附近居民欢呼道：“石大爷的米来了，大家快站队购买。”各重要街道也都设置了供应站，由袍哥兄弟在招呼发卖。很快，各仓库、码头、堆栈，都堆上了大米，说是石大爷办来解决民食的。

    此举却得罪了刘航琛。刘本来想利用粮食危机夺取粮食部长职务，不料石孝先以袍哥力量破了他的美梦。刘以粮食部的官方势力威胁石孝先，严查石孝先买米的帐。要石孝先一笔一笔地凭据报销，以符“合法的会计手续”。凡是有帐目不清，手续不全的，定要石孝先赔偿。石孝先却根本不吃他那一套。刘航琛改派他的亲信涂重光来接管民食供应处，也碰壁而返，从而把事情弄得很僵。

    此前，石孝先同刘航琛合伙做过猪鬃生意，所囤的货放在刘的仓库里，且价值不菲。刘航琛声言：“如果石孝先不办清手续，就要扣留他的猪鬃。”石孝先盛怒之下，集合袍哥队伍，到两银行仓库硬把大批猪鬃提走了。刘航琛无可奈何，只好认输。

    石孝先为了不让刘航琛在经济上扼住自己，决定筹办海丰银行，地址选择在小十字原来的民食供应处。由石孝先担任总经理，在璧山、永川、隆昌等县市设分支行。

    张群主政四川后，得知石孝先同刘湘部下的两个师勾结得紧，于是对他严加防范。住在石孝先家的杨沧白，惟恐石孝先出事，于是作了一首长诗送给他，要石好自检点。其诗云：

    石生瑰具人中龙，少年意气矜豪雄。

    与余两世笃师友，宛有退让君子风。

    人心苦愈山川险，乱世涉深嗟难免。

    济人然后归隐耕，愿尔虽亨无忘蹇。

    若翁平生擅豪快，逐虏兴军晚赢债。

    独奉香山一瓣香，生死交情几人在。

    诫子知翁慕郑陶，此亦人子素怀高。

    等视冤亲系悲悯，暴寡凌弱徒蠢蠢。

    夷祸滔天今足凛，无语心忧唯涕陨。

    勖君箴群冀君省！

    不久，石孝先突然失踪。遍寻山城，无人知其去向。当时，除了蒋介石，谁也不敢惹石孝先。石老太太泣求杨沧白搭救儿子。于是杨沧白写了一封亲笔信给蒋介石：“闻青阳之子孝先密赴公召，多日不归。窃以为师之教导学生，礼固宜然。第其母望之心切，仍盼告诸其家，以便驰送衣物书籍来也。”蒋介石立即派人安慰石老太太。石孝先被蒋关了一段时间后，放回。由此，石大爷的威信大减，海丰银行也办不成了。

    石孝先受到蒋介石的压制，元气大伤，但仍想在政治上捞取资本。抗战后，国民党还都南京。石在“国大代表”的选举中受阻于重庆市长张笃伦。石孝先母子俩同赴南京为蒋介石祝寿，请求蒋介石帮助他参加竞选。后来石孝先如愿以偿当选为“国大代表”。为了报答蒋介石，在重庆解放前半个月，石孝先发起了十万人的“迎蒋示威大游行”，喊出了“欢迎蒋总统”、“打倒共产党”的口号。

    1949年11月30日，重庆宣告解放，成立了军管会。第二天，军管会派人叫石孝先亲自去报到，问话之后仍让他回家。次日，石孝先于惊骇之余病死于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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