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辛亥革命后袍哥的变化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哥老会的反清使命结束，由于其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纲领，虽然是“天生的反社会势力”，但动机和目的都过于狭隘，在传统统治秩序已经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其反抗和破坏的对象已失去了基础，革命性严重退化，对未来社会的走向一片茫然，匪性的一面又突现出来，逐渐沦为各种势力集团的帮凶。四川袍哥在保路运动后，以功臣自居，其活动由秘密转入公开，且组织和人数都急聚膨胀。清中叶，一个县只有一个公口，最多的也只是两三个公口，部分县还没有公口。而到了民国时期，一个县多达一百多个公口，一个乡镇也有三四个公口。

    由于数量上的膨胀，客观上带动了哥老会内部组织制度和会规及仪式的简化，为其向社会各阶层扩散扫清了障碍。四川的军界、警界、政界、商界、士绅、民团、等各色人等均能参加到袍哥组织中去。此前的一些禁止性的规定已形同虚设。辛亥革命后，随着民风民俗社会道德的变化，袍哥中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字信条，也逐渐失去作用。并且由于政治环境的改变，继续保守帮内机密已无必要，帮会的内部情况日益公开，帮会内部制度也日益简化。袍哥中的多数头目不但成为匪首，而且成为垄断烟毒、赌博、娼妓业的头目，成为包庇作恶、坐地分赃的赃主。野心较大的大爷，则利用袍哥势力，暗收枪弹，组织武装队伍，在偏僻地区，霸占要口，征收货税，贩运食盐和烟土。有的甚至盘踞一县及几县，称霸一方。有的在经过非法的原始积累之后，又从事合法的行业。如范绍增从事银行业。在这些活动中主要还是采取暴力手段达到目的。如陈兰亭、魏楷（辅臣）、邓国璋、杨春芳、汤子漠、郑启和、龚谓清、范绍增等都是靠袍哥势力起家的军阀。曾经在辛亥革命时期作出过贡献的四川袍哥，在民国后，特别是在二三十年代，除了混迹盗匪流氓为非作歹外，有不少组织为军阀所利用，成为军阀扩张势力和混战的工具。四川军阀熊克武、刘湘、杨森、潘文华、刘存厚、田颂尧、邓锡侯等都利用过袍哥队伍，同时袍哥活动也为军阀混战推波助澜。

    四川袍哥与军阀勾结的渊源起于辛亥成都起义。当时尹昌衡杀清廷总督赵尔丰，利用保路同志军队伍为支柱，成立四川军政府。从此，四川各地袍哥纷纷渗入军队。民国初年，川军编为五个师，袍哥除编入正规军外，大部分编为地方团队，被遣散回乡者，以后又成为兵源。

    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为同盟会员，当初为了发动袍哥而参加了袍哥，该师官兵多为袍哥成员。熊克武的这支部队以后加入护国军，在川南、川东收编了大批袍哥，组成招讨军。熊克武任重庆镇守使兼第五师师长期间，属下第六师余际唐部系由全川江防军改编而成。江防军四个区司令杨春芳、陈兰亭、范吉祥、刘鹏程，都是川东袍哥队伍，后编为第六师的四个团，第一军第八混成旅郑英部和独立师周燮卿部，亦系袍哥队伍。革命党人、著名师长石青阳、颜德基、卢师谤、黄复生，旅长郑启和等，都是由袍哥起家，在护国、靖国各役中，又其他收编了袍哥队伍。川军其他各部，都有许多师、旅长是袍哥出身。袍哥组织和力量，也借重于军队得以迅速发展。

    袍哥在川军中迅速发展的原因与川军连年混战有关。军阀借助袍哥关系招募游民解决兵源问题，而落草抢劫的袍哥，也往往按其势力大小分别于招安后，委任其为司令、队长等。总之，四川军阀扩大实力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利用袍哥扩充军队。川军人数最多时达到三、四十万人，袍哥队伍约占五分之一。

    反清的目的达到后，由于时局的混乱，四川袍哥在社会活动中，更多的以互助为目的，特别注重江湖义气，以信义为名牌，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袍哥组织，在川的外国人为了利用袍哥势力，结成广泛的交际网络，也自愿加入袍哥组织。

    有钱的袍哥对穷困者，要有些周济，出手越大方越被称颂为讲义气。遇上外地袍哥闯了祸，来避风头时，要尽力掩护营救。遇到困难危险事情临头时，要挺身而出，为弟兄分忧解难。凡是这方面突出者，被称为“嗨得开”，声名大振。一张名片可通行八方，方圆数百里吃得开。但袍哥的江湖义气有时是非不分，坏人坏事有时也能借助江湖义气得到保护。帝国主义侵略者为了获得四川的丰富资源和广大市场，除了通过不平等条约掠夺四川资财和迫使中国政府镇压民众反侵略斗争之外，也利用四川袍哥的组织关系进行侵略活动。

    1933年，刘湘任四川省主席期间，兼“剿匪”总司令，统率邓锡侯、孙震、李家钰、杨森、王陵基、刘存厚等六路川军，与川北的红四方面军为敌。刘湘为了维护自己在四川的统治地位，任用袍哥大爷冷开泰为情报处长，选择精干的袍哥分子设立情报处，组织情报网。大力发挥袍哥组织的活动特点，搜集各种情报，这支情报队伍被川人称为“土特务”。

    1934年，刘湘因惧怕长征中的红军进入四川，亲赴南京向蒋介石求援，随身保卫工作即由冷开泰指挥袍哥情报人员担任。

    蒋介石早就想控制四川，乘刘湘求救兵之机派贺国光率参谋团到重庆，上官云相率六个师进驻万县，康泽的别动队也由江西调入四川，随后蒋介石的“武汉行营”迁到重庆。康泽指挥的别动队是一支特务组织，它入川的目的既是为了反共，也是为了蒋介石控制四川。别动队入川后，首先和袍哥的活动发生了冲突。别动队以查拿共产党，查禁烟毒为名，到处搜查，甚嚣尘上。刘湘部宪兵司令李根固的谍查队长、重庆义字袍哥大爷李少周，原是冷开泰的情报人员，因私卖吗啡，被别动队查出实据，将其逮捕，报经行营处理，予以枪毙。同时又将许多鸦片贩子及烟客扣押关禁，其中也有袍哥成员。

    川军将领多有吸食鸦片者，别动队在川北前线各部队防区活动时，往往与川军将领冲突。南部县驻军李家钰的袍哥队伍旅长陈绍堂是位瘾君子，别动队员侦知后，闯入旅部。陈正对着烟灯过瘾，别动队员登登直入将其烟盘烟灯抢走。陈绍堂和他属下官兵异常激愤，随即联络地方袍哥暗杀别动队员。

    蒋介石与刘湘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别动队转而注重搜集刘湘及其部队的政治军事劣迹情报，上报重庆行营，采取措施向刘湘施加压力。刘湘则以牙还牙，令冷开泰的情报队着重搜集别动队在各地贪赃枉法、制造纠纷、引起军队和民众反对的情报，由刘湘上报给蒋介石，后来竟公然要求调走或解散别动队。

    别动队依靠行营及中央的势力，借故逮捕情报队员。情报队员则依靠川军及地方袍哥势力，伺机暗杀别动队员。中央特务与土特务的斗争愈演愈烈，后来发展到李注东旅派人在成都行刺康泽事件。三枪未中，仅将与康泽同车的副官打死。康泽见情况于己不利，事后未敢深究。

    其实，蒋介石鉴于刘湘及川军各部力量庞大，袍哥势力又根深蒂固，对刘湘及袍哥为基础的土特务无可奈何，不得不采取怀柔和笼络手段。别动队只得退避三舍。康泽鉴于袍哥势力难以对付，也采取了收买拉拢利用袍哥的手段。经过一番活动，先后投靠他的袍哥大爷有刘伯龙、戴绍章、王会云等。但因各地袍哥组织与别动队的关系十分紧张，积怨难消。刘伯龙等因投靠康泽，受到袍哥各码头的鄙视，也难以为康泽发挥作用。

    抗日战争开始后，刘湘病死于汉口，冷开泰的情报处宣告结束。国民党中央政府迁到重庆后，军统、中统特务入川，也都采取利用和控制袍哥的办法，于是重庆袍哥组织更为发展。

    第二节 “袍哥政权”的产生

    1911年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宣告成立，标志着“袍哥政权”的产生。哥老会这个在清朝统治下的非法秘密社会团体，在辛亥革命之后，完全公开化，合法化。袍哥由“会匪”一跃而变成共和功臣。以致一些清吏遗老喟然长叹：“伸张民气即长匪风，扩张民权即滋匪焰。官威不振，民不畏官，官困于绅，绅困于匪。”由蒲殿俊任都督、朱庆澜任副都督的大汉四川军政府，带有立宪头目与川督赵尔丰进行妥协交易的成份，军权仍由赵尔丰的心腹掌握。

    独立后的成都，封建势力仍在兴风作浪，各色沉渣乘机泛起，以致酿成12月8日的成都兵变，市民遭劫，社会秩序极度混乱。蒲殿俊垮台，尹昌衡以平叛有功被推为四川军政府都督，与同盟会有关系的同志军大量涌进成都。12月22日军政府擒获赵尔丰，将其处决。尹昌衡“以同志军难以控制，特设大汉公，作为哥老会的总公口，尹、罗、周、杨皆为大汉公掌旗大爷。城内各街、各警署也都打出公口招牌。同时还在各路哥老会头目中，选出资格较老、仁字排行的五哥若干人任大汉公五哥，专门联络各路哥弟。”，其中的“周”，指军政部长周骏，“杨”指巡警总监杨维。

    这时的尹昌衡，既是同盟会成都支部名义负责人、四川军政府大都督，同时又是哥老会大汉公的总舵把子。成都各街道，袍哥公口林立，仅仁字旗公口即达到374处之多。市民争相参加袍哥，希图自保，人心浮动；袍哥们日益跋扈飞扬，寻仇报复，日有所闻。沿街所见，戴英雄结、插花蝴蝶者，比比皆是。各种不良分子纷纷涌进哥老会希图升官发财，致使哥老会的成份越来越复杂，开始由一支反清力量变成社会恶势力。

    对成都袍哥势力恶性发展，尹昌衡不但未制止，反而大力提倡，他本人任“大汉公”总舵把子以后，有时还到各公口拜客。每到一处，必锣鼓唢呐，放火炮迎接，且簪花挂红，大摆酒筵。以致军政府红彩红布一大堆，处理政务却找不到人。周骏就任军政部长，也在门口挂出“大陆公”的袍哥招牌。从而形成袍哥关系支配管理城市的所谓“皮管街”的局面。军政府的首脑们认为“此时仓卒间，欲约束各方面来省之数万同志军，及胁迫散走四方之巡防军、新军，使之慑服归队，或缴还武器，政治权力及军事纪律既一时无法树立，只有赖各地哥老会听命军政府，利用其帮规。”就在各州县地方政府，也有许多由袍哥大爷执政，如什邡县马井的袍哥大爷许旭山便担任了该县反正后的知县。一时被人讥为“袍哥政权”。

    重庆蜀军政府都督张培爵、副都督夏之时，同样对袍哥感兴趣，成立了重庆的“大汉公”公口。趁此袍哥大发展的机会，重庆仁字号大爷唐廉江策划成立“重庆袍哥联合会”，以重庆梅坡萃芳园开哥老会代表大会。“但夏之时领导的公口‘大汉公’的代表，提出要让夏之时任总龙头，遭到唐廉江激烈反对，使夏之时未能入选。”袍哥的盛气凌人，使成渝两地军政府首脑感到了威胁。

    1912年2月，成渝两个军政府合并成立四川军政府，开始节制哥老会，由军事巡警总监杨维发出公告，限日撤去省城各大街会党公口招牌。军政府同时着手整顿群集省城的同志军，将其能用之精锐整编为四川陆军第二师，彭光烈任师

    长，西路同志军统领、灌县哥老会仁字号大爷张捷先任参谋长。对未编入的同志军余部，“则慰遣回籍，就地编为保安义勇军，以捍卫桑梓之用”，并由张捷先出面，提出“有功不居功，长揖归田庐”的口号，“将川西数十万同志军遣归乡里”

    第三节 袍哥与反袁护国斗争

    由于袁世凯及其爪牙胡景伊的阴谋，四川辛亥革命的成果被他们篡夺。尹昌衡被袁世凯任命为征藏军总司令，由胡景伊任护理都督。1913年6月13日，袁世凯正式任命胡景伊为四川都督兼民政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改任尹昌衡为川边经略使。

    袁世凯的这一任命，激起了四川民众的反抗。7月8日，四川各界联合会刊布传单，声讨胡景伊“蹂躏议会”、“破坏法律”、“卖官殃民”、“引狼入室”等十大罪状。

    袁世凯对革命党人怀有刻骨仇恨，千方百计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非法剥夺张培爵四川民政长的职权，又剥夺了国民党四川支部负责人、四川军政府总政务处总理兼财政部长董修武的职权。

    川西哥老会首领张尊（达三）在成都通过报界揭露胡景伊。胡最怕袍哥闹事，酿成清末同志军的乱局，遂于12月10日发布《四川都督民政长劝告哥老改行通告》：“照得前因中华国民社会党与国民党同恶相济，业经通令解散布告在案。窃查该党原系以哥老组合，而党既消灭，自应将汉留公口种种名目一律革除净尽……盖哥老首领向称大爷，凡良懦无识，任彼诱致，以为拜弟，即当听其指挥，生杀唯命。凡作奸犯科之事，皆嗾使拜弟为之。事成，则大爷享其利；案破，则拜弟罹于法。至有引颈就戳死而不悟者，彼大爷且逍遥法外，窃喜操术甚工。夫以堂堂七尺之躯，竟供奸人利用，甘受戳辱，苟非大愚不灵，何属为此？”

    辛亥革命在四川失败了，曾经红极一时的哥老会又沦入被取缔的境地。四川被置于封建复辟势力的代表袁世凯的黑暗统治之下。

    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讨袁，史称“二次革命”。四川的革命党人熊克武、杨庶堪等于8月4日在重庆成立讨袁军，公推熊克武任四川讨袁总司令，杨庶堪为四川民政长。次日，熊克武通电全省，宣布重庆独立。他在《讨胡檄文》中说：“我四川当同志会时代，不惜流血千里，伏尸数万，除此专横强暴之赵尔丰……故四川改革，其受祸较他省为尤烈。乃去一专横之赵尔丰，又来一专横之胡景伊，其火烈水深，又较满清为尤甚！”

    胡景伊对革命党人恨入骨髓，对保路同志军视为眼中钉，诬为“会匪”，予以残酷镇压。胡勒令关闭国民党党部，逮捕国民党人、《四川民报》总编辑谭创之。1913年10月16日，胡景伊又设计除掉张捷先，请第二师参谋长张捷先去军政府开会。胡早知张捷先是眼前仍执掌兵权的同志军统领及哥老会首领，必欲除掉。当张赴会时，突然宣布逮捕张捷先，以“私通熊逆，放走张尊，扰乱西川，图谋不轨”的罪名，杀张于成都皇城求贤坊下。张就义时年41岁。1951年熊克武为张捷先（泽源）所写证词说：“张泽源在川西策动起义，有显著成绩。民元将起义的同志军组合，编成川军第二师，张泽源任参谋长。民国二年袁世凯叛国。我在重庆任第五师师长，举兵讨袁。张泽源发动第二师响应。我们失败了，张泽源遂被袁世凯的爪牙四川督军胡文澜（即胡景伊）所杀害。张泽源在辛亥保路起义革命，表现的成绩甚好。讨袁之役，立即响应。尚能坚定革命立场，不恋利禄，不怕威胁，终为革命死难。”1951年7月，川西人民行政公署民政厅追认张捷先为革命烈士。其遗骨至今安葬于都江堰市烈士陵园。张捷先牺牲后，由同志军整编的队伍多被解散。

    1915年12月，袁世凯废除共和，复辟帝制。蔡锷在昆明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讨袁。四川省巡警总监杨维准备在成都发动讨袁，于1916年5月化装成邮差，秘密出成都，在灌县崇义铺找到了张捷先旧部宋辅卿，与灌县哥老会头目申价屏、姚宝珊等人联系。杨维与宋辅卿、白润之、周星五等人密议后谋取灌县作为反袁护国的据点。经过说服，灌县知事亦表欢迎。5月19日，灌县宣布独立，建立招讨军司令部于城内水利厅，发布《独立文告》以“护国救民”为职志。杨维任司令，委宋辅卿、白润之、周星五为团长，申价屏为护卫营长。练兵筹饷，准备进攻成都。

    张捷先旧部张尊（达三）1913年讨袁之役为胡景伊追剿，逃至川北，绕道回郫县、崇宁县。5月19日也在崇宁县城宣布独立。吴庆熙、孙泽沛、丁厚堂等人也在温江县、崇庆县、双流县交界处的刘家濠成立“护国军司令部”，吴庆熙任司令，孙泽沛为副司令，丁厚堂任参谋长。

    老同盟会员、荣县哥老首领王天杰约集旧部举兵讨袁，失败后被周骏杀害。各地民军（多与当地哥老会有联系）如酉阳县的邹杰、开江县的颜德基、阆中县的龚焕然、安县的郑慕周、中江县的谢伯诚、绵阳县的张天宝纷纷起兵讨袁。南充在张澜策动下宣布独立。刘伯承策动涪陵警备队起义，建成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刘任指挥官，转战涪陵、丰都等地。原为孙中山任命的中华革命军四川总司令卢师谛，改任四川护国军第四师师长，他与川西哥老会首领孙泽沛、吴庆熙、丁厚堂、张达三关系密切。护国运动在全川蓬勃开展、逼使袁世凯的亲信陈宦宣布四川独立。“洪宪皇帝”的复辟梦只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第四节 袁世凯对袍哥的控制

    袁世凯对秘密社会的政策关系到秘密社会各个分支在民国社会中的定位，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新生的中华民国的发展方向。

    袁世凯对秘密社会查禁的重点是与革命党合作的洪门帮会，与革命党基本上没什么关系的青帮则安然无恙，对秘密社会中的会道门总体上则采取了暗中放纵的态度，给相当一部分的会道门以改头换面取得合法地位的机会。袁世凯于1912年9月29日发出惩治帮会的《大总统令》，宣称：“我国国体甫更，人心未定，此等秘密之集会结社若不事先预防，小之则流毒社会，大之且危及国家，应由各省都督、民政长督饬军警严行查访。各该地方如有秘密组织，意图骚乱者，不问是何名称，均即按照刑律命令解散。自解散以后倘再秘密组织，意图聚众骚扰甚或有阴谋内乱及妨害秩序各情事则刑律均列有专章，尽可随地逮捕，按法惩办。”

    1914年1月9日，袁世凯又发布《严禁哥老会令》，称“我国哥老会，勾结土匪，扰害治安，或要挟地方官，于各属设立码头，以及开山立堂等事，明目张胆，毫无顾忌。小之贻社会之忧，大之为国家之患，若不严行禁阻，何以弭隐祸而靖人心。嗣后，各省如再有哥老会设立码头暨开山立堂，或另立共进、改进等项名目，应由该省都督、民政长严予惩办，并通饬所属，一律悬为严禁。其已经设立各处，亦宜设法迅速解散，以杜乱萌，是为至要。”

    袁世凯当然要在全国范围内查禁哥老会，但他的当务之急是要彻底斩断与中华国民共进会的一切干系，因此他在命令中将共进会列名哥老会各分支之首。

    1914年2月初，袁世凯又在四川民政长陈廷杰呈明解散中华国民社会党善后办法上批示，“所呈各节，尚属委协，仰即认真督饬办理，以靖地方”，企图借查办以哥老会为主体的中华国民社会党之际，彻底根除四川哥老会。

    第五节 袍哥械斗

    随着袍哥势力的膨胀，各州县袍哥之间为争夺利益械斗的事也时有发生，金川县“杜马之争”就是其中一例。

    1912年1月下旬，金川县绥靖屯士绅谢廷谦与谘议局长杜春洋子杜德珍竞选团练局长。杜自信能当选，结果落选失败。父子俩甚为恼怒，扬言“好戏在后头”。时杜春洋袍哥左堂口协会西合公顺庆分社总舵把子，可调遣噶尔、庆宁、勒乌、甲咱等地袍哥武装。谢惧其势雄，当选第三日即备礼到杜府拜访，义让团练局长职与杜德珍。谢得选票原本多为回民所投，其让职招致许多回民的不满，右堂口忠义公丹屯西合公分社舵把子马忠和（回族）讥讽杜“没有本事”、“仗势欺人”。杜春洋视马为眼中钉必欲拔除，遂召集手下袍哥头目赵玉金、谢世海、吴朝富等人筹划，于4月11日集庆宁、噶尔、德胜梯、新扎等地袍哥兄弟伙数百名，身背刀枪，狂呼“清洗回回”，并手持猪肉、猪油闯进沙耳各户回民家中掳掠，且往锅里和食具上涂抹，甚至向未来得及躲藏的老幼回民口中塞食。马忠和被围困在家，翻墙逃跑时中弹身亡，其子马明贻被冲进屋内的杜氏兄弟伙乱刀砍杀，马家财产被洗劫一空。突袭中，十余户回民房屋被放火焚烧。事态扩至安宁、噶尔，近百户回民遭劫。更有甚者，回民陈显庭被杜氏兄弟伙捆绑游街，强令口衔猪肉，惨受其辱。屯署所在地回民愤慨至极，涌进屯署喊冤呼救。屯知事彭尔钧出面与杜氏交涉，方免受劫。屯内多数马姓回族青壮年逃离家乡，有马明鼎、马明香等到成都坐控投诉。适逢懋功百余名回民被杀案发，亦有回民代表坐控。四川省军政府为安定川边，责令绥靖屯署捉拿杜春洋法办，并判杜氏赔偿受害者损失。杜春洋度势难敌，计设“投河身死”假象，家人哭办丧事，逃避惩罚而隐匿于周山，不久又到松岗隐居。后得知其子杜德珍仍把握团练局长之职，返回绥靖。杜氏操纵袍哥势力独霸一方，本事件受害者未得到任何赔偿抚恤，最后不了了之。

    第六节 军政府时期的主要袍哥人物

    在反袁护国运动中，涌现出大批有名的袍哥人物，他们本着朴素的社会发展观，认为满清毁我中华，袁世凯要恢复帝制，而袁世凯本身就是清朝官员，自然也是毁我中华。他们又受到同盟会国民党的影响，积极参与到了反袁斗争中去，他们中许多袍哥领袖成了中华英才，当然也有投机分子，这期间最为有名的袍哥当数熊克武、范绍增等。

    一、熊克武

    熊克武（1885—1970）字锦帆，生于四川省井研县盐井湾。1904年留学日本，会见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1906年冬，奉同盟会总部命返川，参加袍哥，并借助袍哥的势力和影响开展武装斗争。他在重庆、泸州等地与朱之洪、谢奉琦、佘英见面，继又到成都与黄树中在草堂寺秘密集会讨论武装斗争，到会的有张培爵、黄金鳌、余切、陈伯珩、龙光等30余人。在四川各地联络革命党人，设立机关，发展同盟会员，积极组织起义，先后发动泸州起义、成都起义、广安起义、嘉定起义等，但每次都因事机泄露、叛徒出卖、众寡悬殊等而失败。

    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熊克武参加了由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他领着喻培伦、但懋辛、秦炳、饶国梁等16人组成的小分队，炸开两广总督署后墙，冲进督署去捉总督张鸣歧，张早已闻风而逃匿，广州起义亦告失败。武昌起义爆发，上海的四川党人公推熊克武组织蜀军北伐。南京临时政府任命熊为蜀军北伐总司令。不久南北和议成，孙中山命熊克武率部返川。蜀军政府任命熊为蜀军第一师师长，驻重庆。

    “二次革命”爆发，熊克武与杨庶堪成立讨袁军，熊克武被公推为四川讨袁总司令。讨袁失败，熊克武被迫解散部队，化名陈颐丰逃到日本东京。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后，熊克武立即参加。1915年参与蔡锷、唐继尧讨袁护国之役。护国战争胜利，委任熊克武为第五师师长兼重庆镇守使。1918年就任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后兼摄四川军、民两政。以后熊克武卷入四川军阀混战之中。

    1924年在国民党“一大”上，熊克武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广东军政府委任其为建国联军川军总司令。11月，孙中山北上，以英文密信给熊克武：“望即将所部集中武汉一带，相机行动。”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湖南赵恒惕倒向北方，以武力驱熊。为参加北伐，熊克武率三万之众到广东。蒋介石为夺其部，扣捕熊克武、余际唐等人于虎门炮台。在各方面舆论压力下，1927年，蒋介石被迫释放熊克武，熊克武仍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但熊克武从此坚持反蒋。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蒋介石亲笔写信给熊克武，企图利用他在川军中的威望，希其召集旧部替蒋打仗，并以高位相许，熊克武拒绝了蒋介石的拉拢。

    抗战开始后，熊克武在重庆任国民党国防委员，对前方抗战提出了积极建议。1939年迁居成都，与朱叔痴编《四川民国党史》，同时暗中与刘文辉、邓锡侯等商议，共同策划反蒋事宜。1949年7月1日，熊克武与刘文辉等联络各界人士，在成都组成“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熊克武任主任委员，积极进行反对蒋介石及其在四川的代理人王陵基的活动。12月，与刘文辉等策动川西起义。25日，由熊克武领衔的成都市内贴出布告，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全国解放后，熊克武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赏委、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务。1970年病逝于北京。

    一、范少增

    范少增范绍增（1894-1978）：原名舜典，号海廷。四川大竹县清河场人。少年时曾进私塾读过书，但当地赌风极盛，范绍增自幼不爱读书，嗜赌成癖，经其祖父教育，屡教不改。十三岁时即投奔袍哥头目张作林门下，加入袍哥组织。张作林从事反清革命活动，靠赌场聚钱购买枪枝，并持枪抢劫，积累资金。四川保路运动期间，张作林等袍哥首领随同以袍哥为基本队伍的保路同志军举行反抗清政府的革命旗帜，范绍增被卷入革命潮流，摇旗呐喊。

    民国三年，范绍增随张作林部队上牛头山充当张部管事。1913年，随张部揭起讨袁旗帜，活动于四川大竹、渠县一带。1915年，袁世凯派陈宦督川期间，北洋军三个旅入川“清剿土匪”，张作林、范绍将队伍分散隐蔽。1916年，重整队伍响应护国军讨袁。张作林原为同盟会员，袍哥礼字山堂的舵把子。张牺牲后，范绍增被公推为礼字号袍哥首领，率部继续反袁，为革命党人领导的四川靖国军颜德基部收编，为第五团的营长，后升为五团团长。同年，讨袁战事结束，熊克武为川军第五师师长，兼重庆镇守使。1917年和1918年，熊又在护法运动中任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和四川督军。熊为了统一川境，联合刘湘部打败颜德基部，范团改编为熊部第六师余际唐部的二十一团，范仍任团长。范利用袍哥关系将广安的郑启和师周绍轩团拉过来编为第六师第二十二团。余际唐的第六师所部四个团都是袍哥队伍，余不放心，排挤袍哥，范离开了第六师到熊克武部杨春芳旅的一个营作客。杨旅也是袍哥队伍，与范建立了交情。

    范在当团长时，从经济上周济过家乡乡亲，家乡人对他颇有好感，特别是又有袍哥关系，所以以后范的队伍的骨干力量是家乡子弟兵和袍哥组织，这便是范维系部队的基础。

    1920年，范在万县召集手下兄弟商议出路，决定不在熊部干了。在范的朋友罗君彤策划下，袭击了盘踞于奉节的唐式遵部，获得许多枪械。从而到长江南岸集结起一二千人，活动于酉阳、秀山、黔江、彭水一带。不久，范部编为杨春芳独立旅的独立团长。杨范等攻打熊克武部，帮助了杨森。杨春芳、范绍增被杨森分别委任为第四师师长和第四师第八旅旅长。此后，在熊克武与杨森的混战中，范又因战功，被杨森委任为新成立的第九混成旅旅长，该旅拥有新枪，编制也大。

    杨森任四川军备督理后，要统一四川，但三年后，刘湘联络四川各地军阀并取得黔军袁铭支持，起兵反对杨森，杨战败由范护送出川。1926年，杨森从湖北返回万县，同年，杨森投靠蒋介石，被蒋委任为第二十军军长。1927年，杨森奉蒋介石之命，率范绍增等部进攻武汉革命政府军。被武汉革命军打败，范绍增受伤。杨森以蒋介石为靠山，排斥异己，计划暗杀对他有功的范绍增，范得到消息后连夜逃走。范在长寿联络川军各派共同计划讨伐杨森。讨杨联军以赖心辉为总司令，以刘湘为后台，与蒋介石、汪精卫联系，借口杨森庇护北洋军阀吴佩孚为讨杨的理由。1928年5月，战事爆发生，杨森的第二十军军长和川鄂边防总司令等职被撤免。任命郭汝栋为二十军军长，范绍增为川鄂边防军总司令。但战争结果，联军战败，范遂依附刘湘。

    1928年冬，杨森联络川境其他军阀进攻刘湘，被刘各个击破。在这次作战中，范为刘湘出了大力，把谢德堪部打垮，占领大竹、邻水两县，取得了刘对范的信任。经过这次战争，刘湘几乎抢夺到杨的全部地盘，杨被迫龟缩在渠县、广安两县。刘湘当上了四川省主席，大肆扩充军队，并打败了川南的刘文辉，刘退居雅安。范绍增经过讨杨胜利后，由三个旅七个团，扩编为四个旅十二个团。刘湘将范部编为第二十一军第四师。

    1931年，刘文辉拉拢范绍增，赠送给范五十万元，刘范的来往为刘湘得知，范只得向刘湘说明刘文辉送了五十万元，问刘湘如何处理。刘湘回答：“你拿到上海去玩，假都不必请。”于是范绍增带了一部分钱赴沪，并在重庆上清寺修建了豪华的范庄。

    范绍增到了上海后，由于袍哥头目的身份，受到上海青帮首领人物杨虎、杜月笙的盛大欢迎。款待范吃喝玩乐，无微不至。范离沪返川后，杜又花巨款买下妓女黄白英乘飞机送到范处。新闻界称之为：千里蝴蝶飞，万金送美人。

    范绍增同杜月笙是1925年前后开始来往的。杜常介绍自己的徒弟们到四川找范绍增，要范帮助他们在范的防区内收购鸦片烟。范每次接到杜的介绍后，总是尽力帮助。1928年，杜月笙还介绍他的同门兄弟、吗啡大王陈坤元到范绍增防区邻水县开设吗啡工厂，由范绍增给予保护。当时在鸦片烟出产地设厂制造吗啡，所获的暴利比从四川运鸦片到上海要大十几倍。

    1929年，范绍增第一次去上海同杜月笙见面时，杜月笙除了对范热情欢迎外，还和范换贴结拜兄弟，并陪在上海尽情玩乐，极力显示他在上海的特殊势力。以后范绍增每年都要抽时间到上海玩玩，范每次到上海，杜月笙都尽范的所好来招待范。

    1933年，蒋介石调四川部队去湖北进行反共战争。范绍增率部队两旅，进犯江湖革命根据地时，被贺龙指挥的严英所属部队在老河口、新沟嘴地带痛歼，被俘千余人，范绍增负重伤。范骑的马、雨衣等都被红军缴获。范绍增到汉口养伤时，蒋介石派人携巨款慰劳，积极拉拢范为其反共内战效力。当杜月笙得知范在汉口养伤的消息时，立即派徒弟张松涛赶到汉口，接范到上海就医。船到码头，杜月笙又叫顾嘉棠代表他前来迎接范，送范到白渡桥公济医院，找了一个英国医生为范诊治，此后，范与杜的交情更加深了。

    1934年，范绍增部进攻红军川陕根据地，遭重大伤亡。1935年夏，红军突破嘉陵江。范绍增部尾随红军到川西。刘湘命令范部阻止红军北上，结果红军顺利北上。刘湘要求蒋介石对范绍增撤职查办，企图以此剥夺范的兵权，蒋介石认为刘湘的意图在于排挤亲蒋的力量，乃复电给范以“革职留任戴罪图功”处理。以后范看到刘湘加紧收买范部下的旅、团长，对范釜底抽薪，促使范进一步投靠蒋介石。

    抗日战争开始后，范绍增调查赴前线任十一兵团副司令，随军到汉口，当时刘湘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入汉口万国医院就医。戴笠嘱咐范绍增暗中监视刘湘的行动，凡与刘来往者，向戴报告。范绍增旧部团长潘寅久从刘湘的长官部参谋处长徐思平处偶然发现了刘湘令王缵绪带两个师出川占领宜昌，同即将到襄樊的韩复榘取得联络的机密，转告给范绍增，范立即报告给孔祥熙。蒋介石得到这个消息后，当晚即乘火车到开封，以召开会议为名，借韩丢失山东战略要地的罪过，逮捕了韩复榘，押解到武汉处死。韩被处死后，刘湘也很快死去。人们说，杀掉韩复榘，吓死了刘湘。

    蒋介石因范绍增报告刘韩勾结叛变有功，命令范新成立第八十八军，委任范为军长。孔祥熙为了酬劳范的告密，也决定买机枪九百挺，赠送给范，顾祝同也送了一些武器。范绍增回四川组建部队参加抗日。召集旧部官兵、哥老会兄弟参加抗日，队伍发展很快，编了三个师的军。

    军统头目康泽企图将范的一部分军队抓到手中成立“禁卫军”，范立即由顾祝同将范部调到三战区鹰潭、乐平一带。1940年初，三战区长官部突然电令范绍增将新二十一师少校副营长曾汝林押送上饶。同时又接叶挺军长电要曾到新四军去。原来曾汝林是共产党员。经范绍增与幕僚研究结果，乃备旅费将曾送走。同时复电长官部称：“曾汝林在病假中失踪”。后得叶军长复电致谢。1950年曾汝林还去重庆山洞会见罗君彤（范的亲信幕僚）、陈章文（曾在范部时的团长）表示个人谢意。

    1940年冬，范部在太湖地区与日军激战，伤亡一千多人，将日军击退，受到老百姓的慰劳。1941年范部在江西临安、新登打退日军两次进攻。范部抗日有功，但1942年初，蒋介石突然调升范绍增为三十二集团军副司令，实际上抽掉了范的兵权。范绍增回到重庆。

    抗日战争胜利后，范对蒋介石发动的内战态度比较消极，长期住在上海，与杜月笙来往密切。杜月笙的二女儿杜美霞拜范为干女儿，杜范家眷也经常往来。范在上海原有住宅，能长期驻沪，靠着与青帮首领的关系以及上海地区川军中的旧同事旧部属和袍哥多方面的关系。范有富华银行，乃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在金融界也颇为活跃，有上海“闻人”之称。

    1946年，范绍增出面在上海组织“益社”，这是一个袍哥团体，它的成立得到了杨虎的大力支持，名誉理事长是杨虎，理事长是范绍增。社内既有反蒋分子，也有国民党特务。益社成员多为军官总队被编余的军官，该社帮助遣运回川编余军官，先后达万余人，博得舆论好评。又借做生意的招牌，与中共地下工作人员伍云甫、管大同等联系，自组裕增贸易公司，运销苏北华北解放区棉花，或以现金，或以纸张、药品交换。范绍增还参加了杨虎、郭春涛组织的“民主同志联谊会”。并与中共地下党的李剑华结识，掩护了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和民主人士的活动。

    1948年，范绍增、杨虎在上海的活动触怒了蒋介石，蒋手令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立即逮捕范绍增、杨啸天。”由于高级特务泄密，范、杨求救于来沪检查身体的何应钦，始得脱险。1949年春，范绍增回到四川，协同罗君彤编组军队，准备捞些政治资本迎接解放。范看到蒋家王朝将要崩溃，一面组织力量迎解放，一面与中共地下党联络。他家乡一带的袍哥，大都拥护他迎接解放。当中共地下党员周绍轩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范设法救出了周。范遵照中共地下党的指示，利用国民党部队和番号组织倾向革命的武装。范通过顾祝同的关系取得国防部暂编第十八纵队的任命，限于最多成立十二个团。范追求十万人的兵团司令职位，以便扩大实力，但当局借口军费困难，限制范扩大编制。主要原因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早已侦知范绍增旧部与民革有联系，特别是周绍轩曾在苏、浙、皖、赣几省的军官总队中利用“益社”的工作关系进行过反蒋活动。当局认为第十八纵队“政治面貌不清”。1949年11月初，范得到顾祝同的帮助，出任国防部挺进军总指挥，驻兵于自己家乡四川大竹一带。

    范绍增在起义前夕，曾在思想上有动摇，主要在于感激顾祝同的知遇之恩。这位袍哥出身的将军，思想上有浓厚的封建传统意识并有袍哥首领的江湖义气，这种江湖义气险些使他是非不分，他一度有加入到移驻大巴山胡宗南余部的打算，但经倾向于革命的部属的委婉启发，范终于坚决了起义决心。

    1949年12月初，范绍增在四川渠县通电宣布起义，中共地下党已与范事先有联系。范的起义在所属地区保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并将各县仓储，完全交给了解放区军政机关。1950年，范部在湖北改编。范被安排在中南军政委员会工作，后调任河南省体委副主任。1978年因病去世。

    三、川西四大豪杰：

    当时成都的民谣说“前有孙吴丁张，后有马袁江汤”，其中尤以“川西四大豪杰”孙泽沛、吴庆熙、丁厚堂、张达三为著名。

    孙泽沛，四川崇庆州观音乡人，祖籍灌县柳街乡孙家船。其父孙雨村应聘来观音乡一家私馆任教。光绪二年（1876）正月初五日得子取名泽沛，又名绍培。初随父读书，十几岁时因家庭生活困难，其父送他学木匠。他在随师走村窜户中，听到许多《水浒》英雄故事，倾慕行侠仗义的江湖好汉。一天，当他与表兄王宪章闲谈时谈到乡间活路少，手头缺钱，表兄指着地主童兴哉的小儿子说：“你没钱吗，这童家小少爷不就是钱？”过了两天，孙泽沛便将童少爷抢来关在柜内，本想投书其父拿钱取人，谁知童少爷闭气死去。孙遂逃离本乡，浪迹江湖。

    孙泽沛对绿林兄弟订有“四不”和“一专”的规约：“不烧杀，不奸淫，不倒打码子，不抢商人”和“专整官绅大户”。

    光绪三十四年，他带人拦劫了灌县县衙差人送缴四川督府的皇粮，分给贫户，遭到追捕。一年后，他回家看望母亲，为邻居余水烟出卖，被捕入郫县监狱。其外祖父买通狱吏，孙乘机逃到邛崃南河坝，以种菜为生。后化名王再田在大邑李岗子开木匠铺，与结义兄弟郭耀廷等人相依为命，重操“杀富济贫”的勾当。

    辛亥年春，崇庆观音乡总保赵锦堂鉴于风云变幻，人心不安，延聘孙泽沛回乡任团队队长。孙正式参加当地袍哥组织“益乐社”当舵把子。当年赴新津县参加侯宝斋召开的九成团体聚会，8月又在资州罗泉井参加袍哥攒堂大会。9月7日成都血案发生后，孙泽沛立即联络袍哥弟兄200余人在崇庆州观音乡起义，有余显之和留日学生帅国瑛自荐为军师。孙率部向成都进发，与清军激战于温江县文家场一带，进攻失利后退回崇庆与温江县交界的廖场一带。

    9月18日，赵尔丰派兵一队，由成都开赴崇庆州运送弹药，行到三渡水，遭孙泽沛与温江吴庆熙的同志军伏击，毙清军百余人，获枪百余支，子弹数万发，大张同志军声威，但因误斩清军队官（同盟会员）陈锦江，造成了不良影响。

    10月6日，同盟会员黄树藩等在崇庆州城举事，逼知州薛宜璜交出印信，夺得政权，当夜召集本州同志军入城。众议分为五路，孙泽沛所属为西路同志军。由于事起仓促，各路同志军鱼龙混杂，中军马光耀等部趁火打劫，抢掠州府财物。西路军则军令肃然，最孚众望。孙在起义初期即发布安民告示：“本军召集同志，原为争路保民；所过秋毫不犯，并不筹款一分；若有在外滋挠，军法决不容情；特此布告周知，父老昆弟勿惊。”

    孙部移驻州城后，托帅国瑛聘请龙应铭为西路军军师。帅龙二人向孙进言：“城中不可驻兵，不若散处村落得宜。”孙即移驻崇庆州与温江县交界的合江店农村。果然在10月16日，同志军新津保卫战失败，薛宜璜卷土重来，崇庆州城失陷，孙部退至灌县普照寺。西路军县内木商王子尼组织的工人数十名，将双流县金花桥以南的邮电电杆电线毁坏，截断赵尔丰与其亲信傅华封部的通讯联络。

    11月27日，大汉军政府在成都宣告成立，孙即派龙应铭前往祝贺。12月8日发生成都兵变，孙即率西路军进入成都，与各路同志军共同维持省城治安。民国四川军政府成立，西路军编为第二镇（师）第五标（团），孙任标统（团长）。民国三年，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掠夺，其亲信胡景伊、陈宦排挤川军，孙辞职归隐故里。

    民国五年正月二十五日（1916年2月27日），在孙中山代表卢师谛奔走下，孙泽沛召集旧部，与吴庆熙、丁厚堂、张达山联合组成“四川护国军司令部”，孙任副司令官，司令部设在崇庆、温江、双流三县交界的刘家濠。3月22日夜，陈宦派大军征剿，孙率部退到大邑县沙渠镇。4月13日开进邛崃县城，陈宦派兵围困邛崃，由福音堂牧师调停答应护国军撤出县城。16日，当护国军由南河绕至西河口时，陈军背信毁约，伏兵开炮，护国军损失惨重，退到大邑。17日又退到崇庆县布金寺。此后，反袁浪潮席卷全川。8月，孙泽沛、吴庆熙联合各路护国军围攻崇庆城七昼夜，未克。但为蔡锷川滇护国军进驻成都解除了后顾之忧。

    护国战争胜利后，川督罗佩金委孙泽沛为团长，但孙已厌倦了军旅生涯和官场的倾轧，便辞去了上校团长官职，回归故里，以明“为国为民不为官”之志。罗犒银五千两。孙在观音乡建宅并建昭忠祠，供护国烈士。孙又在成都科甲巷置宅，开“群仙茶园”组建川剧班子和剧场。民国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孙病逝于成都科甲巷寓所。

    吴庆熙，原名荣超，别号玉著。同治十六年生于温江县清平乡明山寺侧三眼井。其父吴师古是县内知名的私塾老师，庆熙与族兄直三都随其就读，均对清廷腐败、丧权辱国的行为十分愤恨。

    1902年，吴庆熙随吴直三参加反洋教斗争。因他“素豪于义，不事空文，惟志革命”，人称“吴二大王”。1908年春，经杨维、但懋辛、黄次峰介绍加入同盟会。并曾应张捷先、杨靖中之约参加当时的“汉流改良自治会”，在哥老会中进行革命发动工作。

    宣统三年七月十六日，吴庆熙在温江高举保路反清大旗，成立“温江县保路同志军”。众人推举他担任统领，吴直三任分统，杨鹤琴为军师。后有李山舟率温江和盛场八保民军投奔吴部，众推吴庆熙担任“川西北同志军统领”，向成都进军，并发布告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川西北同志军统领吴庆熙告示。父老苦清苛法久矣，诽谤者族，耦语者弃世。吴与诸同志袍泽约会于省门，故特先至。仿效高帝与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清法官吏皆按（安）堵如故，决不妄杀。吾之所以来省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待诸同志到，共举贤能，定川中大计耳。使众周知。”七月十九日，吴庆熙率同志军与清军交战于草堂寺后，退屯文家场。又有寿安保黄星耀、兴利保简云龙及各地队伍来聚，众至三万余人。赵尔丰派遣巡防军两路夹击，在文家场辜家碾一带激战六小时，清军受挫。吴庆熙与孙泽沛联合退到兴利场，与张捷先统领的西路军协同作战，进攻成都西门。

    民国建国后，同志军整编，吴庆熙担任川军第二师第六标标统，后任骑兵团团长。被袁世凯的爪牙胡景伊排挤下台，回到温江。民国五年正月二十五日，在温江明山寺召集旧部，成立护国军司令部，任司令长，誓师讨袁。三月十六日攻克大邑县城，四月三日攻克邛崃、蒲江二县，一直与北洋军转战川西南四个多月。护国之役胜利后，曾被委任为松（潘）、理（番）、茂（县）、汶（川）垦殖总办，但未就任。民国九年，任熊克武部十七旅旅长，驻防梓潼。后又任梓潼、剑阁清乡司令。民国十一年八月初一，剑阁巨匪谭益生肆行抢劫，庆熙率部清剿，在大寨山阵前牺牲，终年五十一岁。

    丁厚堂，字泽熙，灌县安龙场人，素与孙泽沛友善，参加崇庆县同志军。在保路战斗中作战勇敢。民国五年正月二十五日，孙泽沛、吴庆熙联合建“护国军司令部”时委任丁厚堂为总指挥，转战崇庆、郫县、崇宁、彭县。

    护国战争胜利后，滇黔军与川军之间及川军内部，为争夺防区，内战不止。滇黔军在唐继尧控制下，欲长期霸占四川，称霸西南。在护法战争中，唐始终不就任孙中山任命的军政府元帅职，却在1918年就任滇川黔靖国联军总司令和岑春煊为核心的军政府政务总裁。在1918年9月，重庆靖国联军首脑会议上，唐以《川滇黔三省同盟计划书》要挟熊克武同意他独揽四川大权。此时，丁厚堂完全投靠唐继尧一边。唐任命他为滇川黔靖国联军援陕第四路总司令，纵其招引各地土匪头子，委以“司令”，扰乱四川。丁厚堂在江油擅自发行货币“浚川源券”，抽取鸦片烟税，骚扰百姓，1918年11月23日，熊克武将丁厚堂枪毙于绵阳县。

    张达三，郫县新场人，原名张尊，字中元。同治九年生于典当业者家庭，身材魁梧。光绪年间考中武秀才，素以仗义疏财、扶危济困闻名乡里。光绪年间曾任省督署卫队管带。

    1907年，四川革命党人计划趁十月十八日庆祝慈禧太后诞辰之机，暗杀赵尔丰于会府，事机泄露后，党人被捕。达三因革命党人黎靖瀛负责指挥其卫队关系，亦被捕，不久获释。同年十二月革命党人杨靖中回崇宁县，通过哥老会，发展同盟会员，于1908年介绍张达三加入同盟会，并着手组织“汉流改良自治会”。张达三担任自治会的外交，到各州县“运动有知识、有豪侠气者参加同盟会”，数月之间发展同盟会员七百余人。1911年8月，张达三受组织委派参加资州罗泉井哥老攒堂大会，密商武装起义方略，决定组建保路同志军。会后，张达三“派社会中强健分子十余人”连夜驰赴各处告急。

    9月8日，为声讨赵尔丰制造血案，川西数县同志军齐集张达三住地郫县新场，合编为西路同志军，下辖五队人马，各路置统领一人，张达三为第一路统领。各路统领公推张捷先为大总统领。张捷先是仁字号袍哥，张达三是义字号袍哥。西路同志军向成都进发，在犀浦与清军激战，学生军首领蒋淳风等人阵亡。犀浦战后，张达山率队进驻郫县。城隍庙军事会议后，决定不在郫城与清军交锋，开赴崇宁、灌县、彭县，分散与清军周旋。发动各码头的袍哥，联合民团，壮大力量。在太平寺与清军交战，赵尔丰增派陆军第六十七标王铸仁部进犯同志军占领下的崇宁县城，双方展开激战。辛亥革命成功后，张达三率同志军经太和场、洞子口开到成都，先住城内浚川源银行，后迁到凤凰山驻扎。同志军经过整编后，张达三被委任为新军第二镇第七标标统，驻成都凤凰山。

    民国四年，发动护国之役，张达三召集旧部高举护国军大旗，自任川西护国军司令，展开讨袁战争。次年5月19日，率部千余人进驻唐昌，宣布崇宁县独立并兼理县事。

    讨袁战争胜利后，张达三被委任为新编川军第一军第四师独立团团长，驻防新都。民国六年四月，四川督军罗佩金拘禁第四师在省各级军官，解散其部队。张达三亦被解职。

    罗佩金败走后，戴勘任省长，当时懋功八角屯察都和尚若巴作乱，分陷五屯，僭称“通治皇帝”。代理省长戴勘任命张达三为松茂垦务总办兼征懋军司令，入山与汉军司令王植三配合，经数十战，历时半年，先后收复抚边、崇化、懋功三屯，打破逆巢。

    十月下旬，防绥汉军所属原新募军第一营营长杨大元叛乱，率川边士兵数千人攻击征懋军。张达三与叛军奋战数月。1918年1月1日，叛军统领李阳山对张达三突然袭击，达三阵亡。卒年48岁。遗体运回郫县，以陆军少将礼葬。

    邑人特撰挽联：“救民若渴，赴义若饥，汉书所谓大侠；忧患而生，劳瘁而死，造物毋乃不仁。”

    马翼张、袁松生、江建龙、汤化龙四人，都是灌县人，由袍哥首领而起家，他们是二十年代四川军阀割据，相互倾轧，利用哥老会扩充实力的产物。那时各地大小军阀为了壮大自身力量，抢占地盘，不惜以利禄等笼络手段，纵容袍哥人物拖人拖枪，扩充队伍。马翼张是二十九军田颂尧委的司令官；袁松生是边防军李家钰的游击司令。江建龙和汤化龙都是二十八军邓锡侯的两个游击司令。类似这些既是带官又是哥老会头目左右逢源的人物，在当时的四川遍布各地。虽为游击司令其人枪均很少，衣服也是五花八门、吊二郎当的，被时人讥为“五独司令”（即独立旅、独立团、独立营、独立连、独立排），归根到底，只有一排人荷枪实弹守卫司令部。

    四、川北袍哥冉射屏：

    川北保宁府，素为重镇。当地哥老会首领冉射屏，原名冉文光，系仁字号“保汉公”总舵把子。原籍阆中老观乡，寄居城内白花庵街。清末，经同乡孔震生、彭典初介绍，冉加入同盟会。冉又以哥老势力投身保路运动，民国元年公开在城南锦屏山武侯祠开山立堂，有从二千人。在城内米粮市街开设“三元居”茶社，为公口活动地。由管事蒋锡三处理日常事物。民国二年，为反对袁世凯及其爪牙胡景伊的倒行逆施，阆中人龚焕然、孔宝庆自成都归里，约集哥老会首领冉射屏，以及庄严、孙东瀛、郑福田、母剑魂等人，共谋讨袁讨胡。冉射屏曾与小黄沟袍哥王玉章密议集结二龙、老观、千佛的兄弟伙在石滩操练，以待川西北哥老首领张达三部到阆中，与龚、孔等共同武装起义。

    川北观察史杨湘，闻知事变将起，认为冉射屏是实力人物，或可依赖，派人与冉联系，冉趁机将其接到老观家中，明保暗拘。但未能与龚、孔联系。1913年7月15日，阆中护国军宣布起义，冉任护国军昭（化）、广（元）招讨使。孔宝严率川军第五师熊克武部经过阆中去买马的一排兵力，冲入道台衙门，得童排官与马队官之助，解除了道台衙门的武装。接着冲入知府衙门，知府张作藩逃走，只缴得府印。7月17日，正式宣布阆中独立，拥护孙中山的“二次革命”。龚焕然任讨袁军都督，孔宝庆为讨袁军司令。

    7月21日，胡景伊令高培德与张作藩反攻回阆，逮捕杀害了龚焕然、孔宝庆、庄严、孙东瀛。并诱骗冉射屏入城，捕杀于道台衙内。临刑时，冉射屏将身穿的皮袍一脱，说：“留下这张干净的皮。”（“皮”为袍哥的自称）慷慨赴死。

    五、川西北的“何天王”。

    安县著名的袍哥何鼎臣，原名何定力，字奠川，安县桑枣镇立志村人，人称“何天王”。《沙汀传》中《念书的哥儿爱“跑滩”》一节对何天王作了如下描述：“辛亥革命造成四川哥老会的‘中兴’。在安县，最早参加保路同志会的就是袍哥何鼎臣。此人当时正年轻剽悍，以赌博为业，讲豪侠义气，爱接济穷文人。他曾送二十两银子给举人蒋雨霖，这钱一部分是赌博赢胡某的。胡某弄了一批打手向何寻衅讨钱，何因而去秀水投靠了袍哥大爷向浑，与秀水筲箕滩的土匪合了伙。一次，胡某带十几人到秀水去看夜戏，被何及其兄弟伙强拉出场，用乱刀砍死。自此，何的名声大振。辛亥年间，他带过一百多人打进县城游行，然后去绵阳，与别的民军会师，赴成都攻打赵尔丰的将军衙门。武昌起事，何已转了一大圈回县，名气更大。在城里‘开山’，成立‘公口’，成为全县哥老会的头目。在川西一带人称‘何天王’。他的队伍主要由农民与邻场镇的哥老们组成，配备梭标、叉刀、明火枪和火药枪。‘光复’后，知道应舍弃满装，改革服饰，又不知如何改法。朝熙（沙汀原名杨朝熙）小时在街上看到这支身着‘勇’字号褂，打起‘靠腿’的奇怪队伍，像唱戏一样，觉得很好玩。”

    另外，新编《安县志》第二十五篇《人物》中的《何鼎臣传》对此有如下记载：“民国四年，冯玉祥率部入川清匪，驻防绵阳。何鼎臣主动自首，并给冯作向导，探匪情，协助清剿工作。民国五年，冯玉祥奉命调驻汉中。因蜀道艰险，军械辎重难于运输。何鼎臣主动去茂县、松藩筹借骡马五百匹，驮运弹药；并派人护送冯部安全出川。后来，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一书中写道：‘何鼎臣在清乡工作中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我对何鼎臣推诚相与，视如老朋友。’冯玉祥出川后，何鼎臣的队伍被编入川军赖心辉部队，为上校团长。民国七年，何率部与北洋军阀部队交战于遂宁、蓬溪，失利后带部队回到安县，驻扎于桑枣、晓坝、沸水等地。在驻防期间，协助县衙清剿沸水乡张光炳和桑枣红庙子周为善等匪众，受到县人赞许。民国八年初捐田办教育，在浮山脚下筹建两所小学。民国九年病逝。”

    六、沙汀舅父郑慕周

    《沙汀传》中《舅父的袍哥社会》一节，深刻而形象地记述了辛亥革命前后，四川袍哥的巨大变化和当时人们的心态：“辛亥前，安县袍哥的主要成员是城镇无业游民、摊贩、手工业工人。因为当时官绅勾结，连一个家奴小子都敢估吃霸赊，欺压百姓。百姓参加袍哥，是为了保护自己。也偶有破落子弟，或急公好义的小粮户侧身期间。朝熙从小熟悉的舅父好友萧维斌、范绍才、刘德胜，都是小商贩出身。与郑慕周（即沙汀的舅父）关系最深、后来结为儿女亲家的谢象仪，还在金厂梁子上用尖底背兜背过矿砂，当过所谓‘沙班’、‘金伕子’。他们在朝熙心目中都是‘绿林英雄’，是专与官府作对的好汉。他还不懂‘清水’袍哥与‘浑水’袍哥的区别，对于他们偶尔采取的‘浑水’袍哥的行动，贩烟、路劫（极少嫖、赌），都认作是面对为富不仁者的，没有什么不应该。达到的也是‘清水’袍哥的目的：重仁取义，济困扶危。哥老会的被压迫地位，决定了他们在保路运动中能与同志会形成同志军共同举义。袍哥乘势发展。无路可走的农民大量拥入，社会上有一定地位的、过去瞧不起袍哥的士绅，也纷纷参加。照安县城里说法，当了袍哥就算‘掐了眼睛’，变成人了。绅士的加入，不必像郑慕周、谢象仪那样，从老幺十排做起，他们只需捐了钱便成为辈份最高的‘一步登天的大爷’。这样，哥老的实权落在了绅士手里。这些人一变又当上团总、乡长之类的角色。安县许多乡镇头面人物往往是‘土匪’型的，而拥有武装力量的袍哥头目多被‘招安’成军。这就使得四川形成了官府、乡绅、军阀、袍哥四位一体，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的局面。哥老会可以是执政的势力，也可以是在野的势力，无论是哪一种，它已变了质。袍哥世界为他展开了四川社会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和人际关系的网络，展开了一个十足的强力社会。”

    这时的哥老会虽发生了与军阀合流的变化，但也有一些袍哥因看清社会大势，而成为走向进步的传奇人物。

    沙汀的舅父郑慕周（原名郑世斌），因幼年丧父，家道败落，当过童工，挑过炭，当过卖吃食的小贩。就在他沉入底层的时候，结识了袍哥大爷李丰庭，参加了袍哥。1917年，由李授意，与好友谢象仪在城关益昌茶社击毙永安乡土匪头子陈洪绍（永安乡袍哥公口-永益公社的舵把子）。郑避豪离家投奔川军张邦本部，后毕业于四川省通省团练讲习所，由连长、营长升任旅长。民国十二年任川军第八混成旅旅长，驻防灌县、茂汶、松藩县，曾做过一些好事。民国十五年辞职回乡，捐大洋1400元办起私立汶江小学。后又捐田195亩，作为办学基金。不少有学识的进步青年，经沙汀介绍来校任教。又于民国二十年发行无息贷（后改为奖学金）资助贫苦学生入中学和大学，并在安县办图书馆，捐赠大量图书。在白色恐怖下保护沙汀的安全。解放后，郑慕周曾任安县副县长、省文史馆研究员。1955年病逝。

    七、巴巴达及洋袍哥

    袍哥虽然在清朝末年参加了反洋教斗争，并且出现了许多带头反洋教的人物，但由于袍哥在四川的影响巨大，为了便于在四川开展活动，仍有一些外国人参加了袍哥组织，

    法商异新洋行大班斐洋人（重庆人称其为老洋人）致力于联络袍哥码头，包席请客，与袍哥拉关系斐洋人的儿子斐利比斯，孙子河斯达，也都与袍哥拉关系。特别突出的是洋行推销员希腊人巴巴达，竟然跻身于袍哥组织，并以袍哥的身份到处拜访码头。巴巴达是一位希腊游民，少年时游荡海外。法帝国主义侵入云南后，巴巴达曾在滇越铁路进行走私活动，逐步深入中国内地。他了解到袍哥组织势力兴盛，便设法找到袍哥人物，由湘军将领鲍超之孙鲍某引进，参加了仁字袍哥的“进同社”，步位为三排。他又到重庆经重庆袍哥大爷邱绍芝超拔出山，升为大爷。巴巴达最初仅推销钟表、日用百货、装饰品等，请袍哥李炳南充当助手。凭借袍哥关系的协助，在长江上游各地推销货物，获得厚利。他有一次在内江打麻将，一夜输银千余元，次日抬了几箱钟表偿还赌债，返回重庆结帐时，仍有盈余，可见赚钱之多。

    巴巴达为了畅销洋货，曾以小型电影机流动放映电影，招徕顾客，这是电影机最早在四川出现的开始。后在重庆开电影院，放映外国影片。刘湘驻军重庆，巴巴达与袍哥大爷范绍增、陈兰亭等结识，过从甚密，曾在重庆开设华洋旅馆、西餐厅、酒吧餐厅等，招徕外国军舰的船员水手，并为其接洽走私买卖，介绍妓女玩乐。华洋旅馆成为军阀买办袍哥与洋人水兵相勾结的中心，进行了许多罪恶交易。

    巴巴达是个中国通，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谙熟中国生活方式，嗜赌如命。与袍哥商人等交往时，调笑戏谑，十分随便。巴巴达娶了一位重庆女子为妻，系袍哥李炳南的姨妹，生二子五女。重庆解放后，于1951年5月，携全家返回希腊。在蜀地活动大四十多年。

    民国初年，美商永明保险公司大班开普，经翻译人员胡文钦引进，也加入仁字袍哥，见袍哥人员也以袍哥礼仪相待。由于洋人与袍哥联络并加入袍哥组织，洋人便通过袍哥关系代办收购原料物资，推销洋货商品，出现了一批专做洋货生意的袍哥买办。

    民国后的军阀混战时期，帝国主义进一步勾结袍哥进行军火走私。大批军火由上海运往长江中上游各地，同时进行鸦片、吗啡运销。袍哥军阀更是借助于外国商轮或兵舰掩护运输，进行鸦片、吗啡和军火走私。

    袍哥军阀邓国璋的大批吗啡，正是托法国兵舰“柏林”号由重庆运到上海的。袍哥大爷唐绍武专营军火，与德商洋行勾结，往来于重庆、上海，凭借洋人与军阀的关系，正式取得了国民政府的护照，大批军火由太古、怡和、日清各公司轮船以及英法兵舰运输。袍哥与洋行、外轮的勾结，最初多靠洋人袍哥巴巴达牵线搭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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