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半殖民地程度的加深，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长江流域的社会经济出现超越其他区域的虚假繁荣现象，由此而引起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大改组，是长江哥老诸会党以最大规模和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太平天国先后败散的上百万大军的革命战士，大多流落在沿江各省，这就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为此后长江会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十九世纪末叶到二十世纪初年，反对帝国主义传教士侵华斗争的风暴，是会党迅速发展的又一原因。在斗争的实践中，逐渐地把反对外国传教士的侵略罪行，同反对清政府投降卖国活动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些斗争又有力地促进了哥老会势力的进一步发展。
1909年，四川省咨议局的《解散会党案》，1911年，四川巡警道发布《通饬解散公口文》，更加引起袍哥对清朝统治者的不满。这一时期的哥老会，由于吸取了太平天国起义的经验教训，并受到早期产业工人斗争的影响，组织程度和斗争水平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加上四川哥老会群众基础雄厚、联系广泛的特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哥老会的反清思想及团结互助的精神有不谋而合之处，哥老会中的有识之士很快同革命党取得联系，主动接受其领导，使四川袍哥组织在这一历史时期除了在规模上崛起之外，并出现了质的变化，实际上成了联系革命党和基层群众的纽带，并在保路运动中成为革命的主力军。
辛亥革命前夕，哥老会组织在四川迅速发展，遍及城乡。到宣统元年（1909），官方已发现：“袍哥码头，通省棋布星罗，无处蔑有”，入会者“自绅商学界，在官人役，以及劳动苦力群，不逞之徒，莫不有之。”说明袍哥组织分布广泛，群众基础雄厚。革命党人从中活动，更使清政府惶恐万分。光绪年间，就对哥老会屡发禁令，但收效甚微。光绪二十六年，四川总督曾以哥老会罪名，在成都屠杀四川武备预备学堂学生30余人。宣统三年初，更发布《巡警道通饬解散公口文》，宣称：“近年革命党颇横，狡焉思逞，到处煽惑，若不及早申明法律，将公口解散，一经勾联为患，何堪设想。”但为时已晚，腐败的清政府已无力扼杀遍及全川并有严密组织的哥老会公口，更无法阻止群众的反抗斗争。
第二节 同盟会对袍哥的联络、领导和利用
一、同盟会联络四川袍哥
辛亥革命时期尤其在1908年之前，革命派对联络、发动会党是相当积极的。在同盟会领导和策动的二十多次起义中，依靠会党为主力的约占四分之三。即使后来革命派看出了会党的缺陷，将工作重点转移到新军之中，也是利用了会党的渠道，并且从未完全停止对各地会党的联络工作。革命党人或加入会党组织中以利联络，或争取会党首领，或组织新的会党组织，并提出“教同志赶紧去加以整理和指导”，欲以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改造”会党。革命派认为联络会党大有可为，“若现在有数十百人者出而联络之、主张之，一切破坏之前之建设、破坏之后之建设件件事情方面、件件事情皆有人以任之，一旦发难，立文明之政府，天下事从此定矣。”他们重视联络和发动会党，号召革命知识分子“得以加入，领袖若辈”，提出要“大呼于众曰：去矣，与会党为伍！”决不是偶然的，是主观因素与客观实际相互契合的结果。
孙中山在革命初期就对会党工作十分重视，“1899年3月，孙中山派毕永年和日人平山周赴湘鄂各地联络哥老会。11月邀集哥老会、三合会首领集会香港。议决三会结成一大团体-兴汉会，公推孙中山为会长。”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宣布成立，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庶务，四川的吴玉章、熊克武、但懋辛、董修武均被选为评议员。通过四川籍同盟会员的努力，先后邀集川南义字号袍哥大爷佘英、重庆仁字号袍哥大爷张树三、广安孝义会首领张百祥等人去日本东京，面见孙中山，共谋革命大计。张百祥还成立共进会，作为联络哥老会、孝义会等的组织。1906年7月，同盟会东京总部董庆伯带来命令，要熊克武回四川和谢奉琦、黄树中等共同主持四川同盟会工作，联络会党，积极组织武装起义。1907年春，熊克武与黄树中商定在成都西郊草堂召开各方面负责人会议，讨论组织武装起义的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有30余人。熊克武在会上向大家传达了东京总部关于组织武装起义的要求。
四川同盟会非常重视联络和领导哥老会的工作。同盟会当时的方针是“因地制宜，互相联络，联合哥老适时起义。”为了联络和领导哥老会，很多革命党人参加了哥老会，如吴玉章、熊克武等。很多哥老会首领经过革命党人的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如川东北的张百祥、李绍伊等，川南的余竟成等。川西北的哥老会首领秦载赓、张达三、张捷先、罗子舟、胡朗如、高照林、王天杰等在革命党人龙鸣剑帮助下，参加了同盟会。重庆哥老会首领况春发、田得胜等人也接受了同盟会的领导。以川西地区来说，参加同盟会者竟达七百余人。四川同盟会与哥老会的这种组织上的交叉关系，为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准备了条件。
在四川的保路运动中，哥老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首先，川西地区有哥老会积极参加的各路同志军的兴起，鼓励了各地实行武装起义。川西南著名的袍哥首领侯宝斋于1904年即召集各哥老会首领数千人成立“九成团体”。1911年7月，集会于新津准备起义。大家公推秦载赓为川东一带同志军首领，侯宝斋主持川南的起义。同年8月，各路哥老会首领集会于资中县罗泉井开“攒堂大会”，具体布置武装起义，并一致同意改同志会为同志军。哥老会成为同志军的主力军。由于哥老会普遍参加同志军，武装起义席卷了全川，在川清军和鄂军，都被同志军分割于各地，终于被各个击破。其次，同志军兴起后，依靠哥老会组织筹办了军需。哥老会首领带头捐助，有的变卖财物充军饷，有的出家财招兵。另外，在军事情报方面，哥老会发挥了探听敌情、传递消息、承办交涉方面的重要作用。
辛亥革命时期，哥老会在各地都在不同程度上对革命作出了贡献，而四川哥老会组织较其他省普遍，革命党人和哥老会结合得较为密切，在全川各地武装起义中，哥老会是同志军的组织领导者，也是积极参加者。哥老会在川发挥的革命作用特别突出。
二、同盟会领导下的与袍哥之联合阵线的形成
20世纪初年，四川会党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还处于自发阶段，斗争是广泛而激烈的，但是分散的。此伏彼起，连接不断，旋起旋灭。会党的斗争向自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靠近是在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以后的事。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比较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时期。此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成了时代的中心，掌握着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势力的运动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从此，民主革命风潮席卷全国，四川也处于这种新潮流的激荡之中。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之始就十分重视会党。同盟会成立后，武装起义频繁，与会党的联系日益密切。同盟会主要负责人之一黄兴主张“重整会党，并告以今之倡义，为国民革命，而非古代之英雄革命”。“且以四川地险民富，足资割据，乃嘱李肇甫、谢持、张知竟、熊成章、尹骞、李为纶招邀熊克武、但懋辛，佘荩臣（竞成）、张百祥之在会党有声势者先后东渡，深相结合，授以机宜”。四川同盟会员熊克武等也认为：“四川帮会势力强大，散布地区也广，这是我们必须争取的社会力量。”因此，他们很重视会党工作，通过四川会党动员群众参加民主革命。著名哥老会首领佘英被吸收入同盟会，是四川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与会党联合的一个重要标志。
资产阶级是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的。同盟会与会党联合的过程，也是会党在一定程度上被资产阶级革命派改造的过程。孙中山认为：会党是民族主义的遗产，“是平民革命的基础，不可埋没，所以教同志赶紧加以整理和指导”。黄兴也指出：“洪会中人，尤以推翻满清，为袭取汉高祖、明太祖、洪天王之故智，而有帝制自为之心，未悉共和真理，将来群雄争长，互相残杀，贻害匪浅，望时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多方指导为宜。”
同盟会对四川会党的“整理与指导”具体表现在：（一）、灌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争取政治指导。四川会党虽具有反帝反封建的传统并表现较大的革命主动性，但是他们的思想仍停留在旧式农民斗争的水平，“以为革命是想做皇帝。……都说‘佘大哥（佘英）的星宿现了，不久做了皇帝我们就好了”。因此，提高会党的民主主义觉悟，使其适应新的革命形势，以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助手就成了同盟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同盟会的宣传工作是从向会党首领介绍革命书刊和个别密谈并通过他们传播革命思想人手的。佘英的觉醒得力于《革命军》和《警世钟》的启发。永宁会党首领黄方则靠同盟会员熊克武、杨兆蓉等人秘密宣讲同盟会纲领，使他“知中山先生真先觉者”，感到“从前苦无人领导，今得其人矣，毅然加盟”。
李绍伊则是由同盟会员萧德明等通过“大竹书报社”灌输革命思想而加入同盟会的。于是，在会党中“觉悟汉流来源，知道革命大义的各码头都有”。著名的四川同志军首领周鸿勋的思想转变是会党人士接受同盟会政治指导的一个典型例子。周鸿勋原是清巡防军第八营录事，“以哥老结纳同营，同营士兵惟周马首是瞻”。1911年9月，四川保路同志军起义后。周鸿勋于同月12日在邛州率士兵杀管带起义，改第八营为武字营，自任统领，占据新津。同时发出大红名片号召各地会党武装来新津会合。周鸿勋在由新津向名山转战途中经同盟会员范爱众等“陈述排满之意，劝周加入同盟会正式从事革命。周乃欣然下发”，表示决心接受同盟会的政纲，加人同盟会。“改换旗帜，用大黄旗上书‘中华国民军’，傍书‘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并于士兵肩章上写‘中华国民军’。周则用中华国民军武字营统领头衔”。他所发布的《中华国民军邀集革命同人启》中有“汉族云亡，翻身实为排满’，“共和创政，平等分疆，直捣黄龙城，痛饮自由酒一盏，横销长白岭，乃还雪愤矢三枝，献虏先王，重戴尧天舜日，扬名后世，同祝美雨欧风”等句，表示了周鸿勋由会党首领转变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士。
李绍伊原率孝义会在大寨坪起义的宗旨只是“兴汉排满”，但在他加入了同盟会，率众参加同志军起义后宣布：“我们这次起义的目的是为了推翻满清王朝，打倒专制余毒，恢复汉族自由，解救人民痛苦，并不是争城夺地想当帝王。”由此可见，同盟会的政纲，特别是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建立共和制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已为四川会党所接受。这是同盟会与四川会党建立联合阵线的政治基础。同盟会通过会党逐步取得了对四川革命的政治指导者的资格。
（2）采取参加进去和吸收过来的办法对会党进行组织改造。参加进去就是同盟会员加入会党并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直接对会党做工作。如熊克武回川后由佘英介绍加入哥老会当大爷。广汉的侯橘园“为了运用哥老会，本人特加入广汉向阳乡的哥老会组织，当上了码头上一步登天的大爷，和向阳乡龙头大爷张命三密切联系，并联络三水关龙头大爷向裕如等，对外地他又与孙泽沛等联系”。杨靖中为联络川西会党，他介绍哥老会首领张捷先、张达三人盟，再由他们介绍人哥老会。吴玉章也加人过哥老会。古蔺县的同盟会员为团结哥老会和巡防营，“党人纷纷加人袍哥”。在辛亥革命时期，四川加入会党的同盟会员为数不少。保路同志军首领王天杰、秦载赓等都是身兼会党首领的同盟会员。喻培伦的两个叔父——喻汉之、喻彤甫也是同盟会员兼哥老会舵把子。这样，从组织上给会党输入了新血液，使会党有了拥护和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可能。吸收过来，就是将会党中有革命意识的首领吸收进同盟会中来，负担同盟会的革命任务。张百祥、余英、李绍伊、周鸿勋、刘天成、张捷先、张达三等都先后人盟。在川东南，“先后加入同盟会数以百计，会党中人尤多”。在川西，通过张捷先、张达三、高杏邮等“袍界巨子”，“运动有知识、有豪侠气者，数月之间，收入同盟会员七百余人”。这些会党首领兼同盟会员的人是同盟会在四川发动各次武装起义和辛亥四川同志军起义的领导骨干。
1907年，共进会的成立更加强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同会党的联系。共进会是当时在日本东京的同盟会员焦达峰、孙武、邓文辉、熊越、吴玉章、张百祥等人鉴于会党“在下层社会有巨大的革命潜力”，联络哥老会、孝义会、三合会、三点会等在日本的首领组成的一个统一的组织，由四川孝义会首领张百祥任第一任会长。从而将中国南方各省绝大部分会党都在反满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共进会通过它的四川会员张百祥、熊克武、佘英等把四川会党进一步团结了起来。
“万国青年会”是同盟会从组织上改造会党的一个重要措施。四川会党山堂林立，各不相属，不利于发动会党参加革命。于是，佘英、熊克武、黄方等人在会党中倡导“仁”、“义”不分上下，用“万国青年会”名义，合二会为一。同盟会希望用资产阶级平等思想去冲淡会党的封建等级制度，把分散的会党团结起来以备革命驱使。佘英利用自己在会党中的威望，调解各会党的矛盾，努力将川南一带的会党改组成直接由同盟会领导的新组织——“万国青年会”。他们曾经拟订章程，刊印成册，分发给各地会党，使川南地区的会党“仁义扯平，专讲会口”而无“占左占右之分”。在川西，同盟会员设立“汉流改良自治会”，以罗致群众，作为同盟会的外围组织。保路运动发生前，该会会员已达万人。由于同盟会对四川会党的改造工作不可能彻底，四川会党的旧式帮会性质远没有得到普遍和根本的改造，然而，他们毕竟在旧式会党的躯体上注射了新的药剂，涂抹了新的色彩，把会党引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洪流，成为同盟会在四川武装反清的社会支柱。
（3）把会党自发起义引导到资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同盟会宣传和改造会党的根本目的在于依靠会党力量举行武装起义，即所谓：“以前历史潮流，靠会党起事，靠绿林效忠。”1907年，川东发生刘天成起义，“党羽甚众且与革命勾结”。刘天成，四川崇庆州人，川滇黔边的著名哥老会首领，“自人同盟会，即以实行改革为己任，窜身滇黔之交，冀可乘间窃发”。1909年，他响应谢奉琦、佘英等发动的叙泸起义。失败后被清吏逮捕，1911年在重庆就义。1907年，同盟会谋成都起义，“内则结合新军弁目，外则招致民间会党”。一时在成都集中各路会党达四千人左右。同年，江安、泸州、叙府起义更是以佘英为首的会党力量为主力的。1909年广安起义除由佘英发动哥老会参加外，还借助了李绍伊领导的孝义会的力量。在辛亥革命前夕，同盟会与会党的共同战斗，不仅加强了两者之间的联系，而且扩大了同盟会的政治影响，把四川会党的自发斗争开始纳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轨道。
从1911年6月起，四川会党借保路同志会取得了公开或半公开活动的机会。由于会党既拥有广大群众，又渗进了军队、团练、绅商之中，因此，四川各地同志协会都是由立宪派或同盟会通过会党建立起来的。“同志会者哥老会也”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会党群众参加同志会对保路爱国运动转变为武装反清斗争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1911年8月7日，盛宣怀在成都的坐探周祖佑报告说：“更可恨者，川省向有哥老会匪，党羽甚众。……因此次各州县协会一开，一般会匪死灰复燃，争赴协会书名，现假协会名目，煽惑滋事，其祸尚小。诚恐将来愈聚愈众，贻患滋大，实于川省人民治安大有关系。此系同志会有以启之也，其罪何可胜言。”同志会“每次开会，旁听居十之八九，而哥老会与余蛮子（指余栋臣）余党均窜入，大乱在此”。
四川保路运动发生后，同盟会采取了同立宪派“明同暗斗”的策略，积极引导会党开展武装斗争，为保路同志军的迅速兴起做了准备。同盟会重庆机关部派朱之洪以重庆股东代表的身份至成都，与曹笃、方潮珍、萧参、曾昭鲁、刘玉光、杨伯谦、龙鸣剑、刘永年等人及新军中党人密议，决定同盟会员分道四出。新津会议和罗泉井会议的召开是同盟会改同志会为同志军的重要步骤。
新津会议是由川西南著名哥老会首领侯宝斋出面召开的。同盟会员、华阳哥老会首领秦载赓参加了会议并给会议以积极影响。侯宝斋“名邦富，夙尚侠义……蜀西南一带江湖游士无不知其名者”。1904年，他召集川省九府哥老数千人，秘密结成“九成团体”。1911年7月，侯宝斋在同盟会的影响下，假借六十寿筵，集中“九成团体”百余人于新津密谋起义。会上，秦载赓“主张甚烈”，“决议各回本属预备，相机应召，一致进行，如兵力不足，不能一致下成都，则先据川东南，扼富庶之区，再规进取。遂推载赓为川东一带主动，宝斋自任川南”。新津会议为川东南同志军起义确定了战略方针和主要领导人。以后，川东南同志军的战略方针基本上是按照会议的决议进行的。同年8月，同盟会员龙鸣剑、王天杰、秦载赓等约集会党首领罗子舟、胡潭、孙泽沛、张捷先、张达三、侯国治等在资州罗泉井秘密会议，决定将各路同志会改为同志军，推秦载赓、侯宝斋主持川东南起义工作，川西北则由张达三、侯国治号召进行，并决定在阴历七月间各地同时或前后参差几天起义。会后，龙鸣剑回成都，在四圣祠召开秘密会议，向党人传达了罗泉井会议决议，分派同志到仁寿、荣县、威远、井研等县策动。罗泉井会议是同盟会为实现武装推倒清朝所召开的一次与哥老会的联席会议，是新津会议的扩大。这次会议通过一些著名的哥老会首领将川西南的主要会党组织团结到了同盟会的周围。
在川西平原，同盟会员见保路运动发生，“同人等始借题作文，大肆鼓吹，分头各路宣传，奔走号呼，不遗余力。在省者，即加入保路同志会，任各县代表，如张捷先、蒋纯风、杨萁阶、罗仁普等皆在省中任同志会宣传员。七月初间，张、蒋、杨即返西川各县组织分会，暗集武力，以作后援。罗仁普、汪联三等去自井王子骧（天杰）处组合部伍”。9月7日，“成都血案”一发生，他们立即先发制人，“赶急函告邻封各县，围攻都城，以援救蒲（殿俊）、罗（纶）为名，实行我们的种族革命工作，借此问题，可以推翻满清专制，创立民国”。于是，同志军“风起云涌，轰动川西各属矣”。
以上事实表明，在辛亥革命前夕，同盟会为争取会党，特别是四川哥老会，在思想上、组织上和军事上确曾做了不少工作。由于会党有反清的传统，同盟会的工作得以卓有成效。尽管当时革命党人的主要工作对象多在会党首领，没有深入下层，更缺少足资发动农民的土地纲领。但是，由于会党的家长制组织原则，历来是首领说了算。首领的背向对会党的去从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同盟会得以通过一些会党首领同会党建立起反清革命联合阵线，并在这一阵线中取得领导地位。这一阵线的建立对四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的涌现起了重大的作用。
三、同盟会以袍哥为纽带，集中革命动力
武装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在辛亥革命时期，四川人民进行反清武装斗争的组织形式是保路同志军，领导者是同盟会。以农民为主体的同志军在全川的艰苦奋战是埋葬清朝在四川的反动统治的决定力量。“同志军为兴汉首功，死者巨万”。
同志军起义的根本原因，无疑是四川保路爱国运动深入发展激化了社会阶级矛盾，而同志军的迅速组成则是同盟会联合会党的成果。以下材料提供了足资征信的证据：
“是时党人与民间会党糅杂，皆以同志军为标帜。”
“革命土匪，乘机混合，兵民交战，全川骚动。”
“清宣统三年辛亥秋，继保路同志会而起有同志军。同志军者，哥老魁桀，号召群不逞之徒，乌合蚁附，非有营伍之编制及训练之素也。”
“同志会招附近党羽围攻省城，各分会响应，哥老会与同志会互相表里，蜂起屯聚，民匪混杂，兵皆川人莫肯力剿。”
“邛州陆军倡应，哥老和之，檄文所到，袍泽四起，川局于是大紊。”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会党是一个包括各阶层反清势力的集体。同盟会同会党建立的联合阵线，从实际上把聚集在会党旗帜下的四川各种反清力量集中到了自己的手里。会党的主要成分是以农民为主的下层群众，同盟会与会党联合阵线的主要阶级内容便是中国资产级革命派与农民的间接联盟。同盟会从这一联盟中，在相当大的幅度上集中了当时反清革命的基本动力。同志军的旗帜被当作四川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共同战斗的旗帜。同志军成了四川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反清联合阵线的主要组织形式，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农民联盟的主要组织形式。关于这一点，我们可用四川同志军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动群众的史实加以证明：
同志军“人不过佣工牧竖，器不过抬炮鸟枪。”
“富者输财，贫者执械。”
“此次团兵，多系村民，倚富有田产之人为生。”
“皆系乡愚无知之人”，“农事未毕”即来。
“其人皆满身泥涂，并有尚持割谷镰刀之农佣。”
“官兵在各场所得器械，皆系数十年前练团之物，腐锈不堪。……且拿获之人口供皆系乡间田夫，集团争路。”
“所拿之人，泥手泥足、多系乡间田夫，搜获之物，锈刀锈叉及团练号褂而已。”
“拿的武器有刀有矛，有前膛枪和牛儿大炮，多数是农民。”
这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同盟会做四川会党工作所取得的最大成就。由此，同盟会聚集了致清朝统治于死命的巨大力量。
在辛亥革命时期，四川的武装斗争是十分激烈和残酷的。清王朝视四川为统治西南的根本，使尽浑身解数，调动鄂、湘、黔、陕、滇等省军队前来镇压四川革命。有“屠夫”恶名的川督赵尔丰拥兵疯狂反扑，与同志军反复较量。端方气势汹汹带鄂军杀来。岑春煊口蜜腹剑，费尽心机。如果没有遍布全川的同志军的浴血奋战，使清军“防内攻外，东驰西击，刻无暇晷”，“顾此失彼，势处两难”，直至土崩瓦解，端方、赵尔丰安能授首，清王朝专制统治岂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农民劳动群众作为四川辛亥革命的主力军是当之无愧的。同盟会以会党为纽带同农民劳动群众结成的联盟，使自己取得了武装斗争的领导权。尽管那时还有一些同志军是自发的，缺少革命党人直接领导，但历史潮流却把这些涓涓细流汇入了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大海之中。同盟会对同志军的领导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同志军起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同盟会策动的。新津会议，罗泉井会议以及成都血案发生后，同盟会员龙鸣剑、曹笃、朱国琛发出号召起义的“水电报”都是同盟会组织、发动武装起义的重要活动。同盟会员王蕴滋被派为郫县、崇宁、灌县三县联络员，吸收了哥老会首领张捷先、张达三入盟。在同志会成立之初，二张即从事起兵准备。他们号召哥老会支持同盟会。改同志会为同志军之日，张达三首先“在新场集合一二千人，以为各路倡”。他们所组成的由五路军和一个学生大队的川西同志军是成都附近同志军一支主力。重庆同盟会机关部为了动员起义，“命张颐等走万，说下东党人同时起义。以萧参返荣、威、自贡与党人谋投身同志军，俾倾向革命”。⑾保路运动参加者曹笃写道：“四川保路同志会与四川保路同志军实为吾党辛亥革命之始，促亡满虏，不可谓无功。然不知者，以为同志保路与同志军无关，而其实，……该军亦为同盟会所促成。”
第二，几支最大、最有影响的同志军的领导人都是同盟会员或与同盟会有关系的会党首领：川西同志军统领是哥老会首领兼同盟会员张捷先、张达三。东南路同志军首领秦载赓、王天杰、龙鸣剑、陈孔白、范华阶、胡御阶都是同盟会员。雅州同志军首领罗子舟是会党首领兼同盟会员。南路同志军统领侯宝斋是与同盟会关系密切的会党首领，副统领周鸿勋在起义后也加人了同盟会。温江孙泽沛、崇庆吴庆熙、犍为胡潭都是参加过罗泉井会议的会党领袖。川东北同志军统领李绍伊是孝义会首领兼同盟会员，曾省斋也是同盟会员。有的地方领导起义的会党首领，如綦江的池列五、江津的郭云程等是共进会员。下川东著名的同志军首领高亚衡、廖树勋也是同盟会员。可见四川同志军的主要部分的领导权掌握在同盟会的手中。
第三，同盟会的政纲已为多数同志军所接受。川南同志军。“各军皆树旗四面，文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参加同志军的哥老会，“向来以‘排满兴汉’为固定不移的宗旨，他们在群众中以汉界、汉流自称。因之对孙中山先生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非常拥护”。这表明，同盟会的政纲，特别是打倒清朝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已为多数同志军所接受。因此，同志军的口号由最初的营救蒲先生（殿俊）、罗先生（纶）被驱除鞑虏与革命独立所代替。随着同盟会领导的加强，四川同志军亦由起义初期“散漫之团甲，进而为有组织之首长”，形成了以同盟会为核心的领导中心。如秦载赓、王天杰领导的“东路民军总部”。侯宝斋、周鸿勋担任了川南全军正副统领，李绍伊任同志军川北都督，罗子舟任“川南同志军水陆都督”等等。此时，同志军的战争既不是为建立太平天国式的旧式农民政权，也不再充当封建帝制改朝换代的工具，而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下为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新的政治制度——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奋斗了。仅据四川重庆、成都、涪州、万县、内江、雅州、西昌、广安、泸州等三十五个府州县革命独立的材料考察，这三十五个地方的独立具有如下特点：（1）都是在同志军战斗洗礼中实现的。绝大多数是同盟会员参与或策划的。（3）组织形式虽花样颇多，有称“都督”的，有称“司令”的，还有个别称“正统”的，但都照同盟会的《革命方略》，设立了军政府。川东五十七州县的军政府视同盟会员组成的重庆蜀军政府为当然领导，表示拥戴。这就确切地证实了同志军起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显示了同盟会在同志军战争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在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确实是一切爱国革命势力的重心。
当然，我们应肯定地指出，会党虽然在辛亥革命时期有过某些新色彩，并对革命作出过贡献，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是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改造它的。会党带着强烈的反清意识参加革命的同时，又拖着沉重的封建尾巴进入革命。它既给这次革命输人了大量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又给革命塞进了一些横行乡里的恶棍，游荡江湖的流氓无产者。在革命中，有的会党仍然“不解革命运用，以为保路之举，所仇者赵尔丰，所救者蒲、罗诸人，而反对排满逐杀官吏”，与同盟会发生龃龉。有的争权夺利，肆行虐杀。如会党头目邓大兴杀秦载赓于井研。邓儒轩杀侯橘园于汉州。有的被敌人收买，叛变革命，杀害革命领导人。如赵尔丰厚赂南路同志军军需长杨虎臣杀统领侯宝斋于邛州古松庵。在川东北，哥老会与孝义会大动干戈，互相仇杀。有的会党武装借同志会之名滋扰群众，危害革命。特别是在四川军政府成立后，会党由秘密而公开，有的首领由受压而掌权，尹昌衡、罗纶等又率先提倡设立公口以作当权的凭借，会党更“骄蹇不受约束”，其革命因素显然衰退，封建意识恶性膨胀，沉渣泛起，竟至成为反动派的帮凶。从总的情形来看，辛亥革命乃是四川会党由革命向反动的转折点。
还必须指出，辛亥革命时期，同盟会虽以会党为纽带曾一度集中全川革命动力，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性，只能凭借现存的毛病甚多的会党来间接动员群众。因此，这种集中是极其有限的，最大限度仅能把四川的革命动力集中到覆亡四川清政权的程度，而远不能广泛深入的发动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将反帝反封建革命进行到底。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通过会党与农民所建立的间接联盟，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联盟。“资产阶级革命不能把千百万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稍微长期地团结在资产阶级的周围。正因为这些群众是被剥削的劳动者。”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眼里，农民只不过是他们夺取政权的工具。清朝一倒，他们在暂时地取得了某些统治权力之后，便以为“素志已达”，掉转头来，抛弃农民，甚至反对和镇压农民继续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辛亥革命时期，在四川昙花一现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农民的联盟，被资产阶级认敌为友，过河拆桥所破坏。农民没有从这个联盟中找到解放的道路。
第三节 四川保路运动经过
一、保路运动前四川的革命形势
自辛丑条约签订到保路运动发生的这段时间里，四川革命形势的发展是迅速的。帝国主义侵略的加紧，引起了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加深。清王朝媚外卖国的罪恶活动的彻底暴露，集中了人民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仇恨。人民大众与封建统治者的矛盾逐渐显得特别尖锐化起来。劳动人民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日益强烈了。由于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四川革命的阶级力量遂发生了新的配备。四川人民自发、分散的斗争在不断深人与扩大的同时，开始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而逐渐汇集到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中来。
二、四川人民自办川汉铁路的斗争
帝国主义各国为了将本国的“剩余”资本输出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来加强奴役中国人民，从19世纪末年起，采取了铁路投资的侵略手段，纷纷劫掠中国的铁路建筑、经营、借款等特权。帝国主义曾狂妄地拟订了一个纵贯西南，直逼海口的铁路计划，在1896年即着手夺取四川铁路权。英国资产阶级学者肯德在所著《中国铁路发展史》一书中即明白地透露：英国的计划是建筑一条由上海经南京、汉口、宜昌、万县而达成都的铁路，要使“条约港重庆”“成为远东的圣路易”。这是因为“这个省份（指四川省）的财富和资源……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无法和它比拟的”。1897年，法国印度支那总督杜美主张：法国由劳开至云南的铁路，只有将它展至人口稠密的四川省，才会显出它的真正价值；该铁路的目的地应该是该省省会成都，从这里再建筑一条铁路以达扬子江的下游重庆。在这些罪恶计划下，英、法两国首先展开了攫取四川铁路权的竞争。继之，美、德、日等国亦参加了这种强盗活动。到了1903年，外国强盗更“计求强取，百端纷扰”。英、美两国“均以借款造路为请”，“蓄意觊觎”。帝国主义对四川铁路权的鹰瞵虎视，激起了四川人民的无比愤慨，川省留日学生首先发出了自办川汉铁路的呼声。以“四川铁路入他国手之日，即四川全省土地人民永服属他国之日也”的沉痛呼声，唤起川人的注意。1903年，新任四川总督锡良在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奏请自办川汉铁路。次年，设立“川汉铁路公司”于成都。
川汉铁路正是四川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倡议兴筑的。自办川汉铁路的过程也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复杂的曲折的斗争过程。
川汉铁路公司一经成立，英国公使即照会清政府应照1903年所允川汉铁路所需之款应由英、美借出。6月，法国领事向锡良要求，包揽川汉铁路款工。在公司以“川人办川省之事”，“一切均系自办，尚无须借助于人”的严词拒绝后，法领事竟致函公司督办，以“将来如何结局……惟贵督办是问”相威胁。1905年，英国华中铁路公司与由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为首的法国银行团联合，共同决定建筑四川铁路。派代表濮兰德与贾斯纳来华游说官僚张之洞，并在北京鼓动中国全国铁路应由中央统一经营。其意在借清廷之手夺取川汉铁路。
建筑铁路需要大量资金。劳动人民不甘受帝国主义奴役是坚决拒借洋款的。资产阶级软弱无力，根本不能单独完成修路任务。于是，川汉铁路公司“采内地集股，仿捐输而行债票之性质”的办法，自力更生由四川民众集股办理。1905年1月，川汉铁路公司议定集股章程，明确规定：川汉铁路“不招外股，不借外债，是以专集中国人股份，非中国人股份，概不准入股”。“股票转售与人……惟只售与中国人，倘转售或抵债与非中国人，本公司概不承认；股票作废。”1907年3月，《商办川汉铁路公司续订章程》重申：“公司专集华股自办，无论整股零股，均惟华自购，不附洋股。”并针对外国强派工程师提出：“延本国人为总工程师。其应聘东西洋各国人，均由本公司商同总工程师妥立合同，规定权限，仍旧公司监督。若应聘人怠于职务，本公司可随时知照总工程师辞退。”这些规定是与帝国主义的侵略意图针锋相对，具有鲜明的反帝爱国的政治性质。
股本来源虽有“认购之股”、“抽租之股”、“官本之股”、“公利之股”四项，但其中主要是“抽租之股”，“公司所入，独恃人民租谷为大宗”。抽收的办法是：“凡业田之家，无论祖遗、自买、当受、大写、自耕、招佃，收租在拾石以上者，均按该年实收之数，百分抽三。”“其有佃户押重租轻，及债户以租抵利者，但有租可收，数在十石以上，均一律照抽，不专抽自业主。”还规定“盐茶商业……尤应认购多股，赞兴轨政”。因此，全川七千万人，不论贫富，差不多都与川汉铁路发生了经济联系。而出力最大，受苦最多的是广大劳动人民。“抽收租股，每年虽有确实二百余万之收入，然此乃以压迫之力，取诸一般农民者。”川汉铁路公司虽然股款来自民间，也加上公司名义，但实际是官办，完全由锡良为首的官僚所把持。他们一面主张“将来推广，或附搭洋股，或添借洋款”以为侵略者留地步；一面大肆贪污中饱，盗窃拐骗，使路事进行非常迟缓而无成绩。这就使四川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夺路的同时，还必须进行反对清朝卖路的斗争。
1904年11月，四川留日学生上书锡良，主张铁路官商合办，并请厘定股东权利义务以著大公。铁路公司在1905年改成官商合办。但绅董“不得干预本公司用人行政之权”。1906年，四川留日学生又联名指责官府把持铁路公司，要求把川汉铁路全归商办。1907年，官商合办的川汉铁路公司改成了“商办川汉铁路有限公司”。自此，铁路公司的实权便落人了立宪派士绅之手。这些立宪派人其腐败与清朝官僚相差无几，贪污浪费仍非常严重。1908年“虽所筹路款，近八百万，而薪工局用，已销费至一百五六十万，铜元局之亏挪，又复二百余万，种种浮冒侵蚀，实属骇人听闻”。
当时四川劳动人民已挣扎于饥饿线上，抱着纯挚的爱国热忱，卖儿鬻女，勉力缴股，一首《来日大难歌》写道：“自从光绪二十八年把路办，银子凑了万万千。也有官的商的款，也有土药烟灯捐。最可怜的是庄家汉，一两粮就要出这项钱。要办铁路为的是哪一件？怕的是外国人来占路权。”但清朝官吏和立宪派分子对路款这样糟踏，不能不激起人民的愤懑，而更增强对帝国主义的仇恨。“以劝捐而积恨于铁路，以铁路为洋务而迁怒洋人，四处哄起，偏打洋行教堂。”
川汉铁路从1906年起开始勘测路线，决定路工首先自宜昌开始。1907年，聘请了詹天佑为川汉铁路总工程师。1909年，宜昌设立工程局，由詹天佑制定了施工计划，动工筑路。帝国主义的“此路之结果，非得外国专门家与财政之资助，绝难望其成就”的谬论，又一次在中国人民面前碰壁。
川汉铁路的自办，给帝国主义以当头棒喝。显示了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伟大气魄和艰苦奋斗，发奋图强的英雄气概。帝国主义在川汉铁路开工后，更加疯狂起来。报纸大肆诋毁煽动，说什么“国家将建筑并设立铁路之权，归于各省自办，真政府之一大错误”；“川路不借外款，不雇外国技师，现在居然开工，中国前途叵测，环球列强均当留意”。同时加紧同清王朝勾结借款，“恫喝要挟，无所不至”。张之洞遂于1909年6月7日与英、法、德三国银行签订了湘鄂境内粤汉铁路，鄂境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共借五百五十万英镑，规定粤汉路用英国总工程师，川汉铁路用德国总工程师。英、法、德三个侵略强盗初步达到了目的。美帝国主义是掠夺川汉铁路最狡猾、最阴险的角色。早在1903年即要挟清朝承认它投资川汉铁路的特权。1909年8月，当张之洞正与英、法、德商谈借款时，美国即组织了以摩根公司为首的银行团，由国务院指定为对华铁路投资的官方代理人，企图组织一个由美国领导的包括美、英、法、德的四国银行团在财政金融上彻底控制中国。1909年4月，又急电美驻华公使柔克义向清朝声明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应有美国参加，“美国银行与英、法、德三银行，皆当利益均分”。美国总统塔夫脱无耻地向中国提出警告。又以美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司代德为美国银行团驻北京代表压迫清廷屈服，承认其无理要求。于是，美、英、法、德四国开始了分赃谈判，成立了四国银行团的协定。7月13日，四国政府以同样照会通知清政府，要求早订正式契约。1911年，清廷在美国等帝国主义唆使下，不顾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于5月9日宣布了“铁路干线国有政策”；18日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强行接收粤、湘、鄂、川四省铁路公司。20日，和美，英、法、德帝国主义签订了“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这笔总额为六百万英镑的卖国借款，断送了两湖境内一千八百里路权，还以两湖厘金盐税作担保；又允许四国享有陆续借款的优先权及展路权，实际即将全部粤汉、川汉铁路拍卖。清朝的所谓“铁路国有”政策是一种“夺路转送外人”，替帝国主义没收人民财产的卖国政策。“四国银行团”的借款只能使中国更加殖民地化。当时代理四川总督的王人文也不得不承认：“合同乃举吾国之国权、路权，一畀之四国。”“损失国权，莫此为甚。”
三、从保路、武装革命到四川独立
当“铁路国有”的消息传到四川后，全川人民莫不义愤填膺。“乡人函电纷驰，争议嚣然。”但立宪派分子则主张“有条件之要求”。邓孝可甚至在《蜀报》上著文盛赞“铁路国有”政策。他们对铁路“国有”或民有并不关心，只要要求清廷“保存现有之款，求还已用之款”。一开始便暴露出立宪派的面目。
但是，清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却于6月1日与端方会衔发出“歌电”，声言“欲举现存已用之款，一律填给股票”；如果川省定要筹还路款，清廷“必须借外债，必以川省财产作抵”。这样，就严重地损害了立宪派的利益，使他们的幻想落空，与清廷的矛盾加深起来。他们从切身利害关系出发，不得不顺从广大人民的义愤激情，用谘议局出面，发起保路斗争。6月17日，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在成都开会，成立了“四川保路同志会”，在立宪派掌握之下，仍以蒲殿俊、罗纶为领导人，而奋斗的目标只是“破约保路”。
同志会这个公开的组织便于把广大群众动员和团结起来。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不到半月，会员已达10万。各州县、乡镇、街道都纷纷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分会。妇女群众组织了“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中小学生乃至和尚、道士都参加了保路的行列。川西北的少数民族也纷纷响应。全川各阶层群众，不分男女老幼，民族和宗教信仰都团结了起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工农劳动人民的斗争情绪尤为激烈。“忠愤所播，小民尤易入脑，愤不欲生。”“最足动人者，则下等社会贫苦人，发言之精当，忠悃之纯挚，有为土大夫所不到。”川汉铁路工人，也在宜昌展开斗争响应。这个局面，大为立宪派人所不及料。这正如吴玉章同志所指出：“群众是反对清朝统治的，他们既然参加进来。就把议员们的运动变了质，变成了反对清朝统治的革命运动了。所以，谘议局的议员们虽然极大多数只是一些改良主义者，并不赞成革命，可是最后他们还是做了革命的不自觉的工具。”
立宪派分子害怕群众甚于清廷。他们在企图利用群众力量压迫清廷让步的同时，更注意控制保路运动的领导权，极力想把群众运动控制在温和的和平请愿范围。散布“要学立宪文明国人的样子监督政府”，要实行“文明争路”，甚至公开声称要防止“暴动”，要群众“不应怨望朝廷”，“不必集矢外人，致酿重大之交涉”。他们一面恳求王人文代奏，一面派刘声元为代表入京“哭诉”，乞求清廷收回成命。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清廷对他们软弱的乞求根本置之不理。王人文受到申斥，刘声元被“递解回籍”，刽子手赵尔丰奉命督川镇压。8月，更强迫接收川汉铁路宜万段。这时群众早怒不可遏，24日，保路同志会开会，参加者达数万人，群众要求罢市、罢课，以租股抵正粮，“会众未散毕，各街关闭市面已过半矣”。
群众的罢市、罢课冲破了立宪派人所规定的“文明争路”的范围。他们连夜自造“保路同志会公启”，要求群众“勿在街市聚众”，“勿暴动”，“不得打教堂”，“不得侮辱官府”，并刊发光绪的牌位，贴在每户门首，要求焚香礼拜，表示他们所领导的运动决无犯上作乱之心，他们根本不理会群众不可遏止的反帝反清的情绪和意志。
全川人民在成都罢市、罢课后，迅速形成了全川罢市、罢课运动，造成四川“南坫邛雅，西迄绵州，北近顺庆，东抵荣隆，千里内外，府县乡境，一律闭户”的局面。报上天天登载着贫民暴动、捣毁经征局、自治局、巡警分署，与巡警发生械斗，打毁外国教堂的消息。
立宪派分子阻止不了群众运动的发展，竟公然向清廷表示妥协，出卖人民的爱国运动。要求将借款、修路事交资政院、谘议局解决，同时组织“官绅商学界联合会”来维持反动秩序。但是他们立即受到群众的正义谴责，群众骂他们“讨好官场”，并在铁路公司门前示威。而清廷以他们“无害大局”，寸步不让。立宪派人骑虎难下，不得不顺从群众要求，提出“文明取消”捐税。9月1日，四川人民宣布不纳正粮，不纳捐输，不担任外债分厘。保路运动进入了抗捐抗税的斗争，使清廷“二千数百万之岁入顿归无着，四川一切行政因而束手，而京都洋偿、解、协等款，全无所出……滇、黔、新、甘、边藏，向皆仰给于川者亦皆坐困”。清廷手忙脚乱，急派端方带大队鄂军人川镇压。
9月6日，铁路股东代表大会开会，会场出现了《川人自保商榷书》，清廷借口“其中条件隐含独立，尤为狂悖”命赵尔丰加强镇压。9月7日，赵尔丰将同志会和铁路公司首领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邓孝可等人诱捕，又封闭了同志会和铁路公司。赵尔丰的专横手段立即引起了成都市人民无比愤怒，数万群众拥至总督衙门请愿，当场被清军击毙有名可查者二十六人，伤者无数，又在城外屠杀数十人。制造了著名的“成都血案”。
赵尔丰的屠杀政策，不但不能遏止四川人民的反抗，反而将斗争扩大了。“成都血案”后，整个四川都沸腾了起来，爆发了席卷全省的全民性的大起义。保路运动进入了推翻清朝统治的武装斗争的阶段。
在保路运动的前阶段，同盟会员没有完全掌握这次运动的领导权。但一些同盟会员从运动一开始即主张导致推翻清朝的武装起义。他们对争路的态度是：“不建铁路固死，建铁路亦死；铁路成固死，铁路不成亦死。……吾人岂甘坐以待死？必于死中以求其不死。何以得不死？则革命之策是也。吾果革命，则川汉铁路，吾自集股，吾自建筑，何畏他人制我死命，何用他人越俎代庖。”龙呜剑、王天杰等，一开始就看透了立宪派人争路的实质，采取了“明同暗斗”的策略，“外以同志会之名，内行革命之事”。他们除与立宪派一起共同进行合法斗争外，又暗地联络会党，准备武装起义。新津会党首领侯宝斋召集了“九成团体”（指川省九府哥老会）百余人会议，决定“各回本属预备，相机号召，一致进行”。8月，龙鸣剑、王天杰等在资州罗泉井与哥老会首领秦载赓、罗子舟、孙泽沛等人会议，决议响应革命，改同志会为同志军，准备武装举义。
新津侯宝斋，华阳秦载赓于9月7日晚冒雨率民军向成都进军。9日，侯宝斋的南路军与清军在红牌楼激战后，进至成都城下，歼灭了驻南郊武侯祠的清军。秦载赓所率东路军亦于同时在成都东郊牛市口、大面铺等地与清军战斗。成都附近温江、双流、郫县、大邑及较远的威远、荣县、井研等十余州县的同志军，二十万众从四面八方趋向成都，陷赵尔丰“于坐困之地”。帝国主义分子纷纷向上海逃窜。清廷急令滇、黔、湘等省清军从速人川，催令端方加速进军，又调岑春煊人川“宣抚”。但革命烈火，已成燎原。
同志军经过约十日的围城战斗，分兵转战各州县。侯宝斋率南路军转向新津，“应召来者……号称十万以上”。一时成为川西南同志军的中心。侯宝斋、周鸿勋被公推为正副统领。与清军主力朱庆澜部展开激战。新津失守后，各义军又转入分散战斗。侯宝斋、周鸿勋先后牺牲。
东路军在成都郊区连战七昼夜后，主力由秦载赓率领转战华阳中和场一带，一时又集聚义军二十万以上，并与王天杰、龙鸣剑部在仁寿会师，组成东路军总部，由秦载赓、王天杰分任正副统领，龙鸣剑任参谋长，整编了各路民军，在统一指挥下一致行动。东路同志军是一支由同盟会员直接领导的队伍。在群众的支援下，“其军所至，势如破竹，旬月间遂下仁寿、资阳、简州、井研、内江、叙府、犍为、威远、富顺、自贡等十余州县”。“所过秋毫无犯，不愧义师”。
残酷的斗争，牺牲了无数革命人民。犀浦一役，大队长蒋淳风阵亡，五百学生军几全部玉碎。威远县奸绅郭藩杀害民军首领胡良辅，割下两耳“迎接”端方。秦载赓被人杀于井研，陈孔伯在自贡被反革命用煤油活活烧死，龙鸣剑亦病死行军途中。但是，川东南各县仍为同志军控制着。在王天杰和吴玉章同志领导下，继续奋战，使端方陷于进退维谷的层层包围之中并开创了四川独立的局面，滇、黔、湘等省增援的清军，被阻边境，一直无法深入四川腹地。
当时四川各地，川北的顺庆（南充）、广安、绥定（达县）、宣汉、巴中、大竹，川东的长寿、涪陵、万县、夔府都展开了同志军对清军的战斗；几乎没有一个角落没有同志军起义，武装斗争很快发展成全省全民的空前规模，使反动派“东驰西击，防内攻外，刻无暇晷”。早在八月间，荥经、天全、卢山等县同志军，首先举起义旗，推罗子舟为“军长”，围攻雅州城，阻击向成都增援的西昌、西藏清军于大相岭，使赵尔丰所恃的精锐部队无法到达川西平原。“自七月至九月初旬共四十余日，无一兵弁援省以助赵督之虐□。”
川西彝族人民反清武装，攻杀西昌县令后，进至洪雅、夹江等县。川西北汉藏人民联合起义，汶川县同志军千余人，毁县署，解除清军武装，南下战斗于灌县、崇宁等地。德昌彝民起而杀伤法国教士及护送他的清军。各族人民共同一致的斗争，汇成了巨大的革命洪流。农民斗争规模之大，除太平天国运动之外，近代史上再没有可以和它比拟的了。
同志军的成分是比较复杂的。但它基本上是由自发参加斗争的广大下层群众（各地袍哥码头的“哥弟”）所组成。它的主体是具有无穷革命潜力的农民。赵尔丰诬称：人民“平日饥寒疾苦，无可告想，适自路潮震撼，又不幸而出于过激之行动，遂不免附会牵连，乘机而思逞”。“近日聚众滋事者，实以无业可守，无家可归之人居大多数”。不少曾经参加过反外国教会侵略斗争的下层群众也拥进了同志军战斗行列。余栋臣部将张桂山，聚集群众，支援围攻成都，转战川东南一带，攻占富顺，称富顺都督。四川义和团自1901年一直坚持着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此时又组成了同志军的一支重要力量。川汉铁路工人，自贡、犍乐盐场的盐工，资中、内江的糖工也参加了起义。
由于当时中国工人阶级还没有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作为革命领导者的资产阶级又是软弱无力的。他们没有将群众斗争真正地领导起来，使许多地方的农民斗争仍停留在分散、自发的阶段。同志军缺乏正确的思想指导和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奋斗纲领，没有统一的领导，装备恶劣，经验缺乏。他们的领导成员多半是些会党首领，只有少数革命党人。他们当中的不少优秀分子，大多在残酷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了，剩下的首领们有的上了立宪派的圈套，成了他们争夺江山的工具，有的被地主阶级所利用，互相拼杀，有的抱着狭隘的地方主义互不支援。致使同志军遭受挫折乃至瓦解。但是，广大劳动人民前仆后继的英勇战斗是可歌可泣的。人民以排山倒海的威力，摧毁了清朝在四川的专制统治，并为清统治在全国的覆灭敲起了丧钟。
各地同志军的武装起义，击溃了清朝在四川的军事力量。造成了四川独立的有利形势。当王天杰、龙鸣剑率师进攻成都时，吴玉章同志回到了四川。他在荣县发动群众，按租捐款，专援义军，更加紧训练各乡民团，准备不断扩大队伍，支援前线。当王天杰率师回荣县后，吴玉章同志即率众宣布独立，在群众的欢呼声中建立了荣县革命政权。荣县独立于9月25日，比武昌起义早半个月，是四川各州县独立的先导。从此，荣县成为东南路同志军反清武装斗争的中心。隆昌、嘉定、屏山、垫江、广安等县继荣县之后也宣布了独立。
当四川革命正闹得轰轰烈烈时，清朝命端方自9月初率大队鄂军杀往四川。端方的入川，不但更激起了四川人民的仇恨，使四川人民斗争的火焰愈益增高。而且，由于鄂军西调，武汉空虚，10月10日革命党人爆发了武昌起义。孙中山先生曾说过：“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武昌起义的成功又给四川的革命运动很大的鼓舞。11月25日，端方的队伍在资州起义，杀死了骄横不可一世的端方，使坐困成都的赵尔丰愈是孤立无援了。
重庆是四川同盟会员活动的中心。同志军起，张培爵等人即准备独立。11月5日，新军排长夏之时策动清军二百余人于成都附近龙泉驿起义。当夜整装东行，直奔重庆，沿途不断扩大队伍。22日，进入重庆城内。清廷官吏见大势已去，非逃即降。当天，重庆各界群众举行大会，成立了“蜀军政府”，推张培爵为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通电全国宣布独立。接着，“川东南五十七州县皆闻风响应”，纷纷独立，并先后宣布了接受“蜀军政府”的领导。
“蜀军政府”是直接由同盟会员组成的。它在成立之初，发表了对内宣言，宣布“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同盟会纲领。提出了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宣布了一些减厘免税的财政措施，并派兵西上讨伐赵尔丰。这些措施在当时是一定程度反映了人民的要求而有进步意义的。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他们在革命的时候，也是有着两面性的。四川的革命党人为了举行反清起义，作了一些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作，推动了保路运动，领导了武装斗争。他们之中的许多优秀人物为革命流尽自己最后一滴血，是值得永远纪念的。但由于阶级的局限性，他们不可能把革命的群众运动正确地领导起来，甚至惧怕群众的运动。
四川同盟会组织与全国一样，是松懈而成分复杂的，不能成为一个坚强的领导革命的核心，提不出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给群众指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方向，也没有能力去改造哥老会落后的一面。“蜀军政府”成立后，不但没有解决农民迫切要求的土地——这个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发动农民去进行深入的反封建斗争，而且抛弃了在反清斗争中起了决定作用的农民群众，甚至反而依赖地方封建势力、清廷官吏来“维持地方”，“镇压匪类”，禁止群众与“反正清吏为难”。并容许大批投机分子、反革命分子混入政权内捣乱。“蜀军政府”在自己的对外宣言中，承认赔款外债照旧承担。“中国前此与各国缔结的条约，曾宣布者，继续有效。”充分地暴露了资产阶级软弱和妥协的特点。
在人民革命即将胜利的关头，四川立宪派人的面貌完全暴露了。蒲殿俊等人被革命力量把他们救出以后，他们发表了《哀告全川叔伯兄弟书》，说什么“保路同志会之目的实已贯彻无阻”，要同志军放下武器，停止战斗，“息事归农”。进而阴谋篡夺革命果实。私和赵尔丰订立密约三十条，承认赵尔丰的军事政治权利，于11月27日，在成都成立了所谓“四川大汉军政府”，由蒲殿俊任都督，赵尔丰的心腹朱庆澜任副都督，宣布了四川独立。不久，赵尔丰阴谋复辟，策动了12月8日的成都兵变，叛军大肆焚掠成都。蒲殿俊被吓跑。陆军学堂总办尹昌衡作了都督。各地民军分起“讨赵”，继续向成都进军，尹昌衡乃将赵尔丰“明正典刑”。
“蜀军政府”不但没有利用当时有利的形势，团结各路民军，完成四川的革命统一。反之，一当赵尔丰被杀，他们便认为“鞑虏已除”，“中华已复”，“民国已建”而停止了军事行动，撤回了西上“索赵”的军队。听任立宪派人软硬兼施的摧残各路的同志军，使轰轰烈烈的起义运动瓦解，从而把自己孤立了起来。当尹昌衡提出了“统一”口号，并以“武力相对，我备必胜”相威胁时，“蜀军政府”中的动摇分子立即谋求妥协。1912年4月27日，成渝两军政府实行了合并，成立“四川都督府”于成都，尹昌衡、张培爵分任正副都督。人民艰苦奋斗的果实最终被袁世凯在四川的代理人胡景伊窃夺去了。和全国情形一样，辛亥革命在四川遭到了失败。英勇奋斗的劳动人民因为没有正确的、可信赖的领导者，并没有从此次革命中得到任何好处。
第四节 保路运动中的四川袍哥
一、袍哥与罗泉井袍哥攒堂大会
在保路运动中，同盟会对哥老会的利用和改造采取的是“参加进去”和“接收过来”的办法。龙鸣剑和秦载赓等是川西同盟会的具体负责人。
龙鸣剑（1878-1911）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者。字雪嵋，一字骨珊，四川荣县人。1906年入成都师范学堂，后赴日本留学，1907年春在日本参加同盟会。1908年到云南宣传革命。1909年回川，当选咨议局议员，在成都四圣祠街创办四圣祠法政专科学堂，以学堂为掩护，积极进行革命活动。（这所学堂实际上是当时四川同盟会的秘密机关所在地。）联络川西哥老会领袖秦载赓。张达三等加入同盟会。1911年以参加“保路运动”为掩护，秘密联络会党，准备武装起义。9月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代表，封闭铁路，开枪打死请愿群众数十人。他见时机成熟，参加王天杰等发动的起义，攻打成都。在仁寿与清军遭遇，秦载赓率部前来，组成东路民军总部，秦、王任正、副统领，龙任参谋长，与清军激战数日。因补充缺乏，又欠训练，战况不利，遂分路转进。他率一路略取嘉定，后绕道习叙府。在行军途中，龙鸣剑因积劳成疾，兼作战不利，忧愤发病，在宜宾乡下去世。
1909年春，龙鸣剑介绍秦载赓加入同盟会。根据孙中山先生从联络会党入手，组织武装斗争的方略，秦载赓积极进行哥老会的工作。首先，他以华阳县安吉团首事的名义，兼并仁寿县煎茶溪仁字号袍哥“文明公”，取得了公口总舵把子的地位，并结识了成都附近各地袍哥的龙头大爷。
1911年5月，四川保路运动兴起，秦载赓被推举为华阳县保路同志协会会长。他首先将安吉团更名为同志军，按地区分保甲编队。然而，同盟会没有兵力，唯一的办法是依靠哥老会的人员，从中取得领导权，因势利导，举行武装起义。于是，龙鸣剑与秦载赓商定，由秦以哥老会首领的名义，用袍哥的紧急鸡毛文书，传到川西各大公口，邀约有号召能力的哥老会首领，于1911年8月4日到资州罗泉井召开哥老会“攒堂大会”。
罗泉井位于资广州（今四川资中县）西50公里，是盐业繁华的山间大码头。会前，龙鸣剑先到资州与哥老会义字大管事张益山，罗泉井团总兼哥老首领又曾经是龙鸣剑在法政学堂的学生钟岳灵密商。由钟负责接待并放哨20里以外。张益山负责资州及东大路警戒。正式会议于当天深夜在罗泉井基督教福音堂举行。参加者有同盟会员龙鸣剑、王天杰、陈孔白。同盟会员兼哥老会首领秦载赓、罗子舟、张达三，哥老会首领胡朗和、孙泽沛、侯国治、胡重义。有的哥老会首领派出管事为代表赴会。资州哥老会首领张益三，同志会代表周星五参加会议。
1911年8月4日，农历辛亥年6月10日，一群神秘的“盐商”冒着炎热酷暑，行色匆匆地赶到井灶林立的千年古镇罗泉井。当天深夜，镇上福音堂内灯火齐明，教堂上安放着一块关公牌位，堂下一字排列站着二十多名壮汉，每人手中捧着一束香，为首一人声如洪钟，高声念道：“明远堂愚兄大令下，满堂哥弟听根芽；令出如山非戏耍，犹如金殿领黄麻。只为满奴兴人马，无端抢我大中华。扬州十日遭残杀，嘉定三屠更可嗟！把我汉人当牛马，视同奴隶毫不差。马蹄大袖加马褂，凉帽缀成马缨花。本藩闻言喉气哑，率同豪杰奔天涯。权且此山来住下，金台山上浴风沙。今日结成香一把，胜似同胞共一家。万众一心往前来，声摇山岳起龙蛇（“蛇”音“沙”）。不怕满奴军威大，舍生忘死推倒他。还我河山才了罢，补天有术效神娲。人生总要归泉下，为国捐躯始足夸。战死沙场终有价，将军马上听琵琶。争回疆土功劳大，流芳千载永无涯。奋我精神扶我马，勇往直前莫差嗟。大众弟兄情不假，请进香堂把誓发。”
念完誓词，众人把手中的香烛插入香案之中，每人端酒一碗，一饮而尽，然后象梁山好汉那样，依次而坐，“攒堂议事”。这群人来头不小，为首之人叫秦载庚，成都华阳人，是名扬全川、万众威服的袍哥龙头大爷，另外的与会人员也全是威震一方的“大爷”级人物，如罗子舟、张达三、胡重义、胡朗和、孙沛泽、侯国治、侯宝斋等，资州的袍哥首领周星五、张盖山，罗泉的“舵爷”兼团总钟岳灵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会议的实际策划者是同盟会会员龙鸣剑、王天杰、陈孔白。根据孙中山“扬子江流域将为中国革命必争之地，而四川位居长江上游，更应及早图之”的指示，四川的同盟会员展开了联络袍哥共同革命的统战工作，取得很大成效，川南的袍哥首领佘竞成、重庆的张树三，川东北的李绍伊、张百祥等都加入了同盟会，佘竞成还到日本东京接受孙中山的指令，回到四川组织群众开展武装斗争。这次会议的召集人秦载庚和罗子舟、张达三等人也是加入了同盟会的，但他们发号施令的场合与能量却是袍哥组织。
孙中山特别重视袍哥组织，要吸收袍哥界的头面人物加入同盟会，共图大业。召开这次“攒堂”会议的历史背景是四川人反对满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成立了“保路同志会”，但领导权掌握在立宪派手中，提出的口号是“破约保路”，“文明争路”；同盟会则抓住这一时机，采取“明同暗斗，“外以保路之名，内行革命之实”的策略，趁机开展武装斗争。为此，龙鸣剑与秦载庚商量，利用他在四川袍哥中的崇高威望，以他的名义，用鸡毛信通知各地袍哥组织首脑人物到资州罗泉井“攒堂”，这就是史册流芳的“罗泉会议”。
这次会议通过了5项决议：1、保路同志会一律更名为保路同志军，将“文明争路”转为武装斗争，由秦载庚、侯宝斋主持川东南的起义工作；张达三、侯国治主持川西北的领导工作。2、向各地团练局和富绅借用枪支以解决枪弹来源。3、向各县借用积谷、社谷及其它公共财物以解决粮饷。4、探查敌情，掌握清军和警察的数量、配备、分布。5、总部设在华阳和新津，要随时互通信息，交换情报，听从指挥。
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它有两个历史性转化，一是将保路运动的领导权由立宪派领导转化为同盟会领导；二是由和平请愿转化为武装斗争。通过这次会议，全川的革命斗争更加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进一步推动了武装起义的革命进程，成为武昌起义的先导，加速了满清王朝的覆灭，所以孙中山先生说“如果没有四川的保路同志军起义，武昌起义或者要推迟一年半载的”。从这层意义说来，罗泉会议是辛亥革命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振聋发聩，首先敲响了葬送封建王朝的丧钟。
二、袍哥秦载庚与成都起义
秦载赓（1878-1911），原名明良，又名秉钧，清光绪四年四月十九日生于四川华阳县秦皇寺，祖父秦寿堂，是华阳县的武举，少读儒书，壮年练习弓马，精通中医骨科，曾经在家设立武棚，其门下弟子入学中举者不下数十人。载赓少时从祖父学武操拳，兼习诗书，胸怀大志，同三弟秦省三等人，闻鸡起舞，挑灯试剑，立志铲除满清腐败统治，平息内忧外患。年十八进城应童子试，因考官不公，结队殴之。华阳县沿府河地带有以袍哥为骨干自发组成的民间自卫团体，名为“安吉团”，见载赓英勇机智，不畏官府，豪侠仗义，推举他为“安吉团”的龙头。载赓带人防匪防盗，名声大噪，上至中和场，下至籍田铺，参加者数万之众，形成了一支可以对抗官府的民间武装力量，时人尊他为秦大帅。
“罗泉井攒堂大会”后的1911年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成都逮捕保路运动领导人蒲殿俊、罗纶等，枪杀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数十人，制造震惊全国的“成都血案”。当日下午，同盟会员、双流县同志会会长向迪璋趁城门未关之际，闯出东门，登舟直下华阳县中兴场，向秦载赓通报血案情况。当日夜晚，龙鸣剑等革命党人急奔南门农事试验场，借府河秋汛，向河中投放大批木牌，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木牌顺河漂下，迅速传递了紧急信息，后人称为“水电报”。秦载赓获悉后，当夜鸣锣齐团，召集军民千余人，冒着滂沱大雨，一路高呼“打倒赵尔丰！”直逼成都东门。同时利用袍哥的“十万火急鸡毛文书”，派人四路号召“全川各地哥老会组织同志军，支援力争川汉铁路权的保路会。”“号召各地组织起来的同志军开赴成都救援。”
9月8日凌晨，秦载赓所率同志军与赵尔丰的巡防军在成都东外牛市口交战，打响了四川保路运动武装起义的第一枪。然后又在大面铺、西河场、赖家店一线与巡防军作战。至9月10日，各路同志军开来，载赓一一部署，连营四十余里，把成都东南方围困。但因同志军装备简陋，牺牲数十人后，退至龙泉山，与清兵迂回作战。数日后战斗失利，秦率部至籍田铺休整。与此同时，荣县的王天杰、龙鸣剑率同志军二万人，攻打成都不克，也退到籍田铺，遂组成联军。就地召开东路各属同志军代表大会，众皆以载赓功最盛，公推为东路全军统领，荣县王天杰为副统领。
东路同志军整顿扩编后，声势益壮，由统领秦载赓、副统领王天杰、参谋长龙鸣剑率领，再次向成都进攻。途中在苏码头、二江寺、中兴场、中和场、包江桥、琉璃厂一带与清军交战二十余次。二江寺一役，重创清军。战斗半月余，同志军士气虽旺，但军械太差，仍未能攻进成都。秦、王、龙等商议后，决定放弃一举攻克成都的原计划，改为分兵三路下川南，先收复州县。由军中的同盟会员陈宽草拟檄文，李难草拟约法，规定“凡所收复之地，皆设军政、民政、财政、交通各机关。清吏苟无大恶大怨于民者，概给旅费，并派兵护送出境。军饷不足，则设义捐局，给据与富户假贷，六厘行息，俟大局戡定清还。”由于军纪严明，民众拥护，其军所至，势如破竹，旬月间就攻下仁寿、资阳等十余州县。此时，荣县由哥老会首领王天杰、同盟会员吴玉章等人领导，于9月25日宣布独立。荣县遂成为四川省辛亥革命中最早夺取清政府地方政权一切皆由革命党人主政的第一个县。秦载赓也率部到荣县会师。邻近荣县的威远县，反正后见巡防军进剿荣县，便妄图复辟，地方顽固分子拥立被革命党赶下台的知县徐昭益复职。秦载赓闻报后急赴威远，在革命党人胡御阶协助下，将徐昭益擒获，在威远城斩首示众。
10月底，驻井研的同志军首领邓大兴，与地方顽固势力串通，声称只反对赵尔丰逮捕蒲、罗，不反对君主立宪，且拥立已下台的知县张少川回衙主政，秦载赓闻讯大怒：“不除奸党，何言革命”，决定由他单骑先到进研察看。11月1日，秦载赓在井研县署训斥邓大兴，令其贴出布告，申言恢复新政，废除李少川。早饭后，秦载赓策马欲去犍为县视察。出井研南门行至二关楼，被邓大兴埋伏在此的爪牙朱九儿，用快枪暗杀致死，时年36岁。其三弟秦省三率大军于下午赶到井研，活捉邓大兴。隆重追悼秦载赓，并继任东路军统领。此前收复的30余州县，闻烈士遇害，缟素三日，以示哀悼。王天杰、龙鸣剑率部取嘉定，而罗子舟已先占嘉定，又转攻叙府。龙鸣剑因积劳成疾，于10月6日逝世于叙府行军途中。
三、袍哥侯宝斋与新津保卫战
新津为成都南大门，扼水陆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保路运动时，该地是同志军与清军激战的主要战场。而新津保卫战是在袍哥首领侯宝斋领导下进行的。
侯宝斋（1851-1911），名邦富，生于咸丰元年，祖居新津县花园乡罗家场，世代务农，仅有房屋一间，田土十亩。侯青年时迁居新津县城外西街。为谋生计，曾走南闯北，贩私盐、背桐油、漂放木材。后担任县衙捕快班头，并参加新津县城哥老会组织“新西公”。侯任侠尚义，轻财重施。“凡告贷者，无论亲疏，多倾囊相助”，又常“为人排难解纷，劳怨弗避”，因而名声日著，被推为“新西公”龙头大爷。与邻近州县哥老会头面人物时有往来，声息相通。
光绪四年，侯宝斋任新津县城区总保，后又任全县团练局总团巡兼教练长，并负责河道保甲工作。侯前后任职的二十余年间，乡里安宁，商旅无阻。侯又乐于救困济人，曾捐资赞助“劝工所”，亦办习艺所，以收容无业平民及组织监中犯人习艺谋生。光绪三十三年，新津县9个哥老会组织联合成立“新津九成团体”，公推侯宝斋为总舵把子。此时，侯已成为新津哥老会的最高首领，且在川南一带哥老会组织中颇有号召力。
宣统三年四月（1911年5月），四川保路事起，各地纷纷成立保路同志会。旧历六月，侯在同盟会员陈文清、邓子顽和胡洪熙的帮助下，成立川南保路同志会，任会长。从此，侯宝斋积极从事反清斗争。同年8月4日，罗泉井哥老会攒堂大会后，侯宝斋被推举为川南同志军首领。当月下旬，侯在新津县城西王爷庙，借办60寿筵为名，约集本县九成团体成员和邻县哥老会首领到会，共商武装起义的具体步骤。当时四川总督赵尔丰派人四处张贴告示，对各地保路运动加以“抚剿”。有人问侯宝斋告示内容，侯为激起众人对赵尔丰的仇恨，便说：“凶，凶，凶！赵尔丰要开红山，普剿百姓。”此后，新津便流传一句俗语：“侯宝斋看告示——凶，凶，凶！”
同年9月7日，成都血案发生。当晚，消息传到新津县城，侯宝斋立刻抱病召集当地同志军，共集结三千余人，冒雨向成都进发。行至双流县城，与向迪璋统领的双流同志军会合，声势更壮。9月8日，南路同志军在成都南郊红牌楼冲破清军的阻击。9月9日，与清军激战于武侯祠外。侯部乘胜至南开城下，与各路同志军形成对成都的合围之势。围攻十余日后，因清军固守难以攻下，在各路同志军器械不良，弹药无继的情况下，乃分兵转入各州县。
当时，驻防邛州的清军巡防军第八营录事（书记）周鸿勋，在营中秘密发展袍哥，号召“附和同志军，以救川民”。9月12日，周率领全营士兵，在邛州宣布起义，打死本营管带黄恩翰，向新津进发。9月24日，与侯宝斋会合。犍为时三妹、夹江苏二娘带的女同志军，以及洪雅、彭山、眉山、蒲江等地的同志军也来新津会合。一时军威大振，公推侯周二人为川南同志军正副统领。“营屯四接，旌旗相望，大有震憾全蜀之势。”致使官府文报不通，蓉雅清军首尾不接。赵尔丰甚为恐慌，急电请外省清兵增援。又派清军统制朱庆澜、提督田振帮率马、步、炮各军攻打新津。10月2日，清军东路抵旧县，为三渡水所阻，乃由北路兴义场进攻至县城北关，同志军据城而守，相持十余日。新津同志军有力地牵制了赵尔丰的主力部队，对全川革命形势起了推动作用。后清军诈和，侯中计于10月16日率众撤离新津，转战他地。周鸿勋主力回邛州，后进军到自流井。侯宝斋则押辎重，银两，拟经蒲江，转道洪雅。中途，其军需杨虎臣暗中勾结邛州匪师祝定帮，诡称清军追到，骗侯至邛州固驿镇。又言用船送侯至古松庵暂避。10月18日，杨祝等匪徒将侯宝斋杀害，并碎尸沉河灭迹。侯终年61岁。其子侯安延、甥魏清廷前往探寻尸骸，至邛州高埂子，亦被杨祝等人杀害。1911年12月，新津各界人士在县城武庙集会，公祭侯宝斋及同志军殉难诸烈士。新津哥老会大联合的组织“九成团体”发表了《大汉川南保路同志会侯宝斋暨子安延遇难公告》，誓拿杀侯凶犯。其文如下：
昔阮瑀既没，魏文为之辍羹；杨肇不成，潘安因而感旧。文人学士笔墨谈心，尚且痛良友之云亡，恨知音之难遇；况大丈夫慷慨定交，生死不渝，就大义以捐躯，为同胞而殒命者哉！侯君宝斋，吾邑伟人也，疏财仗义，肝胆相期；排难解纷，怨劳弗避。少年好客，早著孟尝之风；早岁从公，克树张纲之绩。是以名高望重，踵其门者无异登龙；交广游多，从其后者咸欣附风。俨然今日季布，不愧古代朱家。乃者盛奴卖国，赵贼殃民；今都督尹罗诸公，倡联同志共保路权。自七月十五日仓皇变起，噩耗惊传，我同胞兄弟慨大难之方兴，冀老成之坐镇，援推侯君为同志会长，总统以川南。君遂扶病从戎，奋身救世。产散千金，毁家纾乡邦之难；檄传四面，拼死剪汉族之仇。方期请终军之缨，缚鸣蛙于井底；挥刘季之剑，斩毒蛇于泽中。孰意风云变态，肘腋怀肝，饷糈巨万，竟被席卷潜逃。子弟八千，遽为箫声吹散。郭汾阳相州败绩，莫展龙韬；诸葛公渭桥丧师，空怀豹略。大事不成，人心涣散，侯君之遇足悲矣。更可叹者，奸谋误中，诡计难防。石头袁粲，命竟殒于戴渊；江左伯仁，死乃因于王导。父子俱毙于他乡，骸骨未归夫梓里。刘赵石为匹磾所图，惨不至此；成安君为张耳所杀，酷尤过之。春草刬矣，忍令除根；秋兰锄焉，惨无遗蘖。
文披冤白，同声泪洒，英雄绩记汗青，异氏羞辱豪侠。然而河东败没，昭烈遂兴问罪之师；元规逃亡，太真用奋同袍之志；义愤所在，不可忘也。况今汉旗初定，汉族重光，汉流之组织方兴，汉种之奸残宜革。凡我热心男子，血性豪雄，忆旧游者，岂徒千里殒怀人之涕；吊英魂者，须使九原无衔憾之心，庶不致扬左笑人于地下，关张独美于当年。尔谋害我侯君父子人等，实为天理所不容，同侪所共愤！寝皮食肉死有余辜，碎骨粉身，情无可宥。受泐启文公布，共图刬削大仇。新津九成团体及各界同胞人等谨启
1912年1月23日，凶犯杨虎臣被迫至新津武庙当众对质，于会场中被侯生前义友击毙。另一凶犯祝定邦也于民国三年十月由邛解省审办。民国八年县人胡念祖等请准就新津侯氏故宅建为“宝斋专祠”，以昭忠烈，并营建衣冠墓于县城外西武庙后侧。
四、佘英与川南袍哥起义
佘英，字竟成，名俊英，四川泸州小市人，1874年（同治十三年）11月12日生于贫农家庭，童年时初学铜匠，后当雇农，最后以撑渡船为业，曾入武举李孝恩的武棚习武，好交江湖中人，急人所难，重然诺。二十岁中武秀才，是年被推举为小市袍哥义字公口的舵把子。1904年3月读《革命军》、《警示钟》等书籍，提高了对满清政府黑暗腐朽的认识，他在《自述》中写道：“因见巴县邹容作的《革命军》，湖南陈天华作的《警示钟》，才知道我们汉人被满清压迫了两百多年……甲午年中日战争，满清政府打败了，订的马关条约赔银子二万万两，又割台湾、澎湖与日本。并允许他在中国设工厂，才显露出满清政府是一个腐败无能的政府……辛丑条约赔银子四万万两，拆毁了大沽口炮台，准各国驻兵在北京使馆区域内，从此瓜分中国的话，愈闹愈大。我们汉人如不起来革命，推倒满清无能的政府，除去一般贪官污吏，恐怕不能救四百兆同胞出于水火，眼见我几千年黄帝之子孙还有亡国灭种之惨。”并把两本书拿到茶馆酒店演讲，以唤起汉人起来革命。黄复生和蒋兆蓉等原在泸州川南师范学堂读书，早知佘英，由他们联名写信，相邀佘英赴日东游。7月，佘英自费赴日，与孙中山相会。孙“见其魁梧奇伟，言论风生，大为器重，付以打通川滇黔会党之责”。佘英加入同盟会，任西南大都督。1907年初，佘英与熊克武、谢奉琦同回泸州，设立秘密机关于小市绫子街邓西林宅，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佘英利用他身为舵把子的威望，努力调和仁义两堂之间的矛盾，并介绍熊克武等同盟会会员加入袍哥组织。他们在哥老会内部提倡“仁”、“义”不分上下，并以“万国青年会”和“义会”的名义把川东南一带的袍哥组织统率在一起，成为同盟会可以直接掌握的革命力量。川滇黔边会党首领刘天成在佘英启迪下，弃“反清复明”的旧宗旨，归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大旗下。
佘英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官府的注意，《叙州府知府联奎等为提讯革党谢伟甫事致总督禀》称：“（佘英）伙党甚多，诛不可胜诛，防又不可胜防！自非严拿佘匪，不足以歼除后患。”泸州知州杨兆龙欲诱捕他，请到衙门商议公事。佘英曾任泸州团练局大队长，站岗堂勇皆佘英旧部，暗递眼色。杨知州见状，仓皇告退。佘英潜伏泸城，官府悬赏银千两通告缉拿。佘母闻惊而死。国仇家恨齐集心中，佘英发誓：“今后惟有以死报国，借赎不孝之罪而已。”本来拟于1907年端午节开始的泸州起义，因成都革命党人感到时间仓促，改订于11月14日趁西太后生日，在成都、泸州、叙府、江安同时起义。泸州起义的准备工作由佘英负责。各路会党得知消息后异常积极，旬日之间抵泸者愈三千人。驻泸州的盐务巡防营和川南巡防营中，袍哥也不少，经佘英联络，可为内应。11月5日，江安党人戴皮不慎泄密，十余同志被害。泸州知州闻讯，急令戒严。佘英当机立断，令各路会党及时撤退。佘英再筹备于叙府起义，因清吏侦知而罢。于是偕熊克武走上海，再渡日本。时共进会在东京成立，佘又加入共进会，广泛联络全国各地会党首领。佘英回川后于1909年3月在四川广安州发动起义，袭击州署及巡防军。失败后，又转赴嘉定（今乐山），12月袭击童家场等地团练所和水师。转战屏山县，急走叙府，计划在川滇边境建立根据地。不料被围困在豆沙关断蛇坡，佘英对围他的清军晓以排满大义，未果。自认为“佘”、“蛇”同音，断蛇坡犯了他的大忌，便放弃抵抗，被擒。他在囚笼中仍对沿途百姓宣传革命大义。押至叙府后，他的部下刘慎自动前来官府投案。在审讯时，佘英指着刘慎说：“他是我家装水烟的雇工，你们抓他干什么？”刘大声说：“佘大爷，我是跟你搞革命的，我活着和你在一起，死也要和你在一起！”足见佘英在群众中的威望。1910年初，佘英被惨杀于叙府，临刑前口占一绝：“牡丹将放身先残，未饮黄龙酒不干。同志若有继我者，剑下孤魂心自安。”时年三十六岁。
五、袍界三巨子与西路战事
所谓袍界三巨子，是指成都西路郫县、灌县一带袍哥首领人物张捷先、高照林和杨靖中三人。清末，川西流传着“整烂就整烂，整烂上灌县”的俗语。这是因为西路同志军不但实力雄厚，且回旋余地大，与藏羌等少数民族有交情，进可以直下成都，退可以隐入深山，藏龙卧虎。赫赫有名的西路同志军大统领，便是灌县哥老会仁字号大爷张捷先。
张捷先（1872-1913），原名泽源，灌县崇义乡人。该乡哥老会盛行，1902年曾以哥老会为主力攻打法国天主教堂。张捷先早年随宋书丞参加袍哥。1908年5月，由杨靖中介绍加入同盟会，得以密传《民报》、《黄帝魂》等刊物。曾见到陈天华创办的《游学译编》，其中有《民族主义之教育》一篇。文章提出：“与秘密社会为伍，转移其旧思想而注之以新思想，转移其旧手段而注入之以新手段”。于是联合张达三、杨靖中等人发起成立“汉流改良自治会”。数月之间，加入者达数万人，成为同盟会在川西的外围组织。1908年10月，密谋策动成都凤凰山新军中的哥老起义。事泄后，遂以禁烟委员身份赴汶川一带，与藏族瓦寺土司索代赓、卓克基土司索怀仁结为好友，使袍哥势力深入藏区，借以团结藏羌各族兄弟参加民主革命。
1911年成都成立保路同志会，张捷先任该会宣传员。罗泉井会议后，张捷先联合灌县哥老会大爷张熙、宋书丞、王品三、张应举等，于8月20日，用哥老会“做方手”的仪式，在灌县城内火神庙开会，组织灌县同志军。县内十八个场镇的袍哥公口纷纷成立同志军营盘，其头目称为“同志大王”。9月7日，成都血案发生，张捷先得到通知星夜率同志军开赴郫县新场。次日，灌县、郫县、彭县、崇宁县的同志军首领（均系袍哥大爷）齐集新场共同组成西路同志军，公推张捷先为大统领。下分五路：第一路统领为张达三、第二路统领由张捷先本人兼任，第三路统领为张熙，第四路统领为刘丽生，第五路统领为姚宝珊。另有蒋淳风从成都带来的500名学生军。
9月9日，西路军前锋抵达犀浦，与清军激战。张捷先妻弟马腾骧及蒋淳等人阵亡。同志军退至郫县、崇宁县。10月7日，同志军攻占灌县县城。另一股主力由张捷先率领退至崇宁县城。赵尔丰派新军六十七标王铸仁部包围县城，县城失守。张捷先退至灌县县城。11月7日城陷，张捷先率军退至汶川边界，得瓦寺土司藏军的支援，于11月26日重新收复灌县。并将同志军开赴成都，镇压了赵尔丰的叛军，支持大汉军政府将清朝四川总督赵尔丰处决。
高照林（1863-1911），字杏村，又名全礼。生于崇宁县南一区张家庵，曾考中武秀才，后加入哥老会。为人仗义疏财，讲究信义，在乡中有很高的威信。他目睹清政府政治腐败，列强侵凌，常怀强国救民之心。1908年，经杨靖中介绍加入同盟会，并积极鼓动哥老会中的坚定份子入同盟会。保路运动兴起后，高照林与杨靖中、蒋绍先等及时组织崇宁县保路同志协会，旋即在杨靖中领导下建立同志军准备起义。赵尔丰诱捕保路运动首领、制造成都血案的消息传到崇宁，他立即到杨靖中处，说：“时机成熟，请以援救蒲、罗为名，迅速行动。”杨命他回张家庵集结同志军，并约定次日初攻取崇宁县城。他返家与妻子告别，妻子痛哭阻止。他说服妻子，毅然率领义军百余人与彭县刘丽生会合，占领崇宁县城。且身先士卒，赴县衙砍监破狱，放出囚徒50余人加入义军。随即出榜安民，公开演说，以民族思想鼓动群众，博得众人拥护，不多时便为义军筹集军需费用白银一千多两。次日，清军猛烈反扑，高照林率队转移到新场，与张达三会合后，开赴郫县县城，准备围攻成都。
9月13日，高率队与尹德沛攻占新都县城。两天后，清军大举包围新都。9月15日，城被清军攻破，高照林被俘。当时，高的女婿万清澄在成都总督府衙门任警卫官。总督赵尔丰命他劝岳父投降。高严词拒绝。他在狱中作诗言志：“此身不作满清狗，留得人皮见祖宗。”被关押40多天后，高照林在成都凤凰山从容就义，时年48岁。
在川西哥老会中长期从事组织领导工作，先后介绍灌县张捷先、崇宁县高照林、郫县张达三加入同盟会的杨靖中（1883-1934），字润暹，别号西山佛子。生于崇宁县君平西岭。曾入四川陆军弁目学堂炮兵科，经黎靖瀛、余培初介绍于1907年加入同盟会，曾参与发动成都起义，事泄后，黎靖瀛等被捕。杨靖中离开成都回到崇宁乡下，参加哥老会，并在其中做发动工作，是“汉流改良自治会”的发起策划人之一。1931年5月10日，他在为国民党中央党史编委会所写回忆录《公孙靖中郎自述历史》中说：“然而汉流之加入党务工作者，确是鄙人之计划，集张捷先、达三诸君之力量，而至辛亥同志军兴，实因蒲、罗而激动民众。前四年之运动哥老会入会者，不知后四年之有路事问题发生也。种有万余人因，必收万余人果。”对通过哥老会组织发动群众的成果作用了充分肯定。由于哥老会广泛联系各界群众，包括所谓方外的出家人，使同志军处处得到帮助。如成都草堂寺长老本志、青羊宫道士杨云龙，灌县二王庙道士李云岩，均曾经是哥老中人，都对同志军起义给予帮助。
五、袍哥与雅安阻击战
当同志军围攻成都时，赵尔丰急调护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华封率所部急驰成都，这一万名重兵将要对保路同志军造成威胁。荥经县扼天险大相岭，是傅华封所率清兵必经之地。1911年9月10日，荥经县哥老首领李永忠宣布起义编成荥字营。同盟会员雅州哥老首领罗子舟（人称“罗八千岁”）建立雅州同志军五营，于9月17日联合附近各县同志军围攻雅州城，发布告示，号召人民起义，“撞自由钟，竖独立旗”。18日，罗子舟派刘殿远率兵百余人，与荥经同志军二百人共同阻击清军于白马庙。当天中午罗子舟亲率大队到荥经。击降驻守县城的清军巡防军二百余人，获快枪二百支，军威大振。罗子舟自称“川南同志军水陆都督”，有力地支援了川西各地同志军。
罗子舟，亦名罗梓洲，又名罗日增，1875年生于四川雅安县上坝乡沙坪，为家中第八个孩子。他家室豪富，自幼酷爱武艺，先后从师多人，尤喜少林派功夫。被乡里公认为武艺超群的“硬手”。他的大哥是清末廪生，见他武功出众，叫他去应武举考试，弄个武童生、武秀才、武举人之类功名光耀门庭。他却朗声答道：“今朝廷昏聩，天下动荡，何必去迷恋那镜花水月般的功名富贵？”相反，他却参加了被清王朝严加取缔的袍哥组织（又称哥老会），操起了黑社会。罗子舟拜泸定县义字旗袍哥首领谭必成为“大哥”，广结江湖豪杰。扶贫救危、秘密反清。因他武功过人，甚有威望，逐渐成了雅安一带义字旗袍哥首领。
孙中山先生曾在日本东京召见川南著名袍哥首脑佘竟成面授机宜，瞩佘回川扩展组织武装斗争。佘竟成乃派专人与罗联系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此举正中罗子舟的下怀，双方一拍即合。加入同盟会后他开始以袍哥舵把子的身份着手推翻清王朝的工作。曾壁光是光绪皇帝的父亲恭亲王奕忻的师傅，后为贵州巡抚，是洪雅县有名富豪巨室。罗子舟为显示反清力量，决定洗劫曾家。曾家雇有打手保镖多人，附近又有清兵驻扎，但罗子舟丝毫不惧。他带领十来名随他学武的兄弟潜至曾家，与众保镖恶斗，曾家死伤多人，被劫掠一空。此事传扬蜀中，官府震骇，上川南分巡兵备道黄炳琨下令通缉罗子舟。罗在雅安一带已无法立脚，于是远走嘉定（乐山）暂避，准备与嘉定袍哥首领胡朗和联络武装起义。他带领两个徒弟，从雅安沿青衣江下行，经过夹江县时被清廷奸细认出是朝廷要犯“江湖巨盗”罗子舟，当即密报县衙。满城清兵刀出鞘、枪上膛，欲一举擒拿罗子舟。罗见势不妙，乃不走嘉定大道，从僻静处涉河潜上峨眉山暂避。两天之后到了蛾眉山巅的金顶。罗子舟以为此地平安，每日在“华藏寺”中打拳练功，颇为自得。却不料“华藏寺”中和尚见罗颇有江湖豪气，身边又有两个随身侍从，猜测罗定是“绿林盗贼”，佯作殷勤款待，暗中派和尚下山急奔峨眉县衙密报。县令闻报，推断定是罗子舟，当即令一把总率领步兵二百余人封锁山径，将金顶华藏寺严密围困。罗忽听庙外人声鼎沸，心知有异，急与徒弟各操长木棍跑出庙门，欲杀出血路逃下山去……三人持木棒猛打横扫，清兵以长矛大刀相斗。罗子舟一根木棒舞得呼呼作响，打伤十来个清兵。无奈清兵蜂拥而上，三人且战且退至庙中。清兵穷迫不舍，罗子舟等越窗逃至庙后。渐渐三人已被逼围在舍身岩上。这舍身岩是金顶最高处，海拔3600多米。山下云涛翻滚，人立岩上如浮于云海之上。那个把总见罗等已被迫逼到了悬崖上插翅难飞，狂笑吼道：“罗匪听了，你等难逃朝廷法网，宜马上归顺听命。如估恶不悛，拿获从重论处！”喊毕令清兵齐举毛瑟洋枪对准罗子舟三人。罗怒目骂道：“我罗某铮铮铁汉，岂降狗奴！”罗子舟又对两徒弟道：“情景险恶，与其束手就擒受辱，不如跳崖一死。”言毕长啸一声飞身向那万仞深谷……两徒弟也随之向悬崖处跳去，皆被摔死。出人意料的是，罗子舟在临谷底处落于荆棘丛中，仅受轻伤，随后逃脱。金顶每年都有善男信女跳崖“舍身成佛”，绝无生还者，故悬崖处称之舍身岩。四川同志军以其大难不死，戏称罗为“罗八千岁”……一时很多人议论他武艺已练到“剑仙侠客”的地步，可“飞来飞去”了，这其实是言过其实。但他精湛的武功对减轻损伤无疑也起了作用。
罗因在保路运动中的杰出功绩，清政府垮台后他被四川军政府任为边军统领，但不久后他即去职，习武练功以老终生。
六、袍哥与重庆反正
同盟会重庆支部于1906年底正式成立，其负责人杨庶堪等均对会党力量十分重视。鉴于孙中山已明确提出：“扬子江流域将成为中国革命民争之地。而四川位居长江上游更应及早图之”之指示，杨庶堪、朱之洪曾利用“公强会”联络哥老会中的知识分子，借其社会力量，作武装革命的准备工作。重庆袍哥参加革命的著名人物有张树三、石青阳、陈新孜、冉炳之、况春发、朱之洪、田得胜、卢汉臣等人。
张树三是重庆袍哥仁字号大爷，重庆有名的拳勇教师。相传他能一掌击碎二十匹砖，从学门徒很多。其人任侠好义，喜抑富济贫，在城内开设城泰旅店，广交朋友。所交朋友中有不少知识分子，如朱之洪、吴骏英、董鸿词、杨树堪、江潘等，都是革命党人。这些人天泰旅店中密设“公书社”，收藏清廷禁书及海外寄回的有关革命书报，供党人阅读。1905年，经童宪章介绍张树三读中国同盟会誓词，张树三决心参加革命。他借学习实业为名，前往日本谒见孙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次年回川，他一面筹资兴办实业，一面发展自己力量。殊不知正在进行中，突发恶症病死。辛亥年重庆反正，张树三所在的袍哥组织中有不少弟兄和门徒参加起义。
石青阳，号蕴光，重庆府巴县人，1906年在日本留学时加入同盟会。1907年，他奉孙中山之命回到重庆，担任同盟会重庆支部理事。为便于与当地袍哥联系，他在1908年农历五月十三日单刀会那天，正式参加重庆仁字号袍哥，入袍即被破格提为管事。不久，他熟悉了袍哥内幕，便自立公口，当上仁字“体安社”的执事大爷，自行活动。他变卖家财在巴县界石乡创办蜀眉丝厂，吸收不少袍哥入伙。1911年9月，成都血案消息传来，石青阳打出哥老会“体安社”的招牌，借口“保境安民”，在巴县操练会党及学生军，组成一支有200支快枪的敢死队。同盟会员朱之洪与朱必谦等人，利用他们在哥老会中的身份，联络巴县福寿场仁字号堂口的舵把子冉炳之，聚集各堂哥老，组成一队发动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各地同盟会员聚集重庆，公推杨庶堪主盟，联络会党共谋起义。11月19日，巴县仁字号袍哥大爷冉炳之派人命圆明场李心田即刻组织队伍。次日，李拉队伍至老关口，大摆疑阵，掩护重庆独立。袍哥大爷况春发在同盟会员策动下，劝说川东道炮队营教练邓昆山拆炮针机柄，并纠合勇士三百人，组成义勇队。
1911年12月22日，同盟会员夏之时率起义军八百余人抵重庆浮图关。重庆知府纽传善急令关闭城门，负隅顽抗。杨庶堪派朱之洪等绕道出城，与夏之时会合。又派朱蕴章率体育学堂学生剖锁开门，引夏军进城。上午八时，杨庶堪发动同盟会控制的中营城防游击队及川东道巡防营起义。仁字袍哥况春发率义勇队包围府衙。同盟会重庆支部为核心的革命力量，约集全城官绅商学各界代表近300人于朝天观开大会。重庆府各路哥老会和鄂军党人也武装到会。石青阳所率以哥老会“体安社”为名的敢死队，手持快枪，担任朝天观会场警卫的重任。当时重庆城内枪声零乱，清军兵无斗志，一片混乱。清军左营的粮草撤退不及，奉命焚烧。清军炮台所存弹药，又为党人所引爆，浓烟滚滚。川东道尹朱有基见情形危急，弃城逃走。革命党人押解重庆知府纽传善、巴县知县段崇嘉游街示众，迫使二人前往朝天观交印投降。下午二时，夏之时率军入城，同盟会重庆支部与各界人士协商，组成重庆蜀军政府，通电全国，宣布重庆独立。重庆附近的长寿县，在廖树勋领导下宣布独立。
七、袍哥与川东北起义
与此同时，川东北的孝义会及其他地方的哥老组织也进行起义，积极响应辛亥革命。孝义会（川东北袍哥组织）创始人李绍伊，四川大竹观音乡人，出身。贫苦农家。同治、光绪年间，观音乡与邻县梁山清平乡常因水利纠纷发生械斗，观音乡人推举李绍伊为为首领，修复大寨坪寨堡，举家迁住。当时，大竹哥老盛行，公口林立，鱼目混珠。李绍伊以大寨坪中心集一会，称“孝义会”，多吸收贫苦农民参加，其宗旨是：“兴汉排满，反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苛捐杂税，互相救难扶危”。1906年大竹籍留日学生、同盟会员肖德明、陈凤石等人奉命回川，在大竹县以“大竹书报社”为掩护，发展同盟会组织。李绍伊加入同盟会后，孝义会也成为同盟会直接指挥的武装力量，大坪寨变成同盟会在川东的革命据点。清朝地方政府指控李绍伊谋反，但未拿获实据，便令他移住县城。绍伊在城内开设“本立生”茶旅社，开“孝友堂”继续发展孝义会组织。
1911年9月，李绍伊率众数千人据大坪寨起义，自称同志军川东北都督。派陈英奇、张广凤、余远光、廖子亚等人攻占垫江、邻水、广安、安岳等县。9月25日，大竹县袍哥大爷黄殿臣、欧攀桂等人先期攻占县城，双方决战一昼夜，未决胜负。绍伊佯装败退，声言谈判，却突然在27日夜猛赴县城北门，破关直入。自此，大竹县全归孝义会势力范围。黄殿臣在同盟会员邹畏之调解下，愿受绍伊节制，内战方平。绍伊以大竹举人吕廷祯为县知事，同盟会员邹畏之为副知事。后又分兵攻占岳池、达县、梁山等地，势如破竹。但陈英奇由仪陇进军巴中时，却因轻信清吏投降，受骗遭伏，全军二千余人均惨死，绍伊闻讯亲率大军攻克巴中。
李绍伊自此据有川东十余州县，但由于农民小生产者的局限，缺乏远大的政治眼光，“用兵只以驱逐清吏，其他皆任人自为”，致使独立后的政权多落入封建官绅手中。随着清王朝的覆灭，李绍伊也失去了奋斗目标，率孝义会武装退守大寨坪，其雄心大志只在文字门面之上附庸风雅，他将自撰的两幅对联贴于寨门：
人果同心，不两月推倒二百年清政府；
天真有意，未数日挽回十八省汉山河。
任他庸人招狗洞；
招引豪杰跳龙门。
但实际上，偏于一隅，不图进取，丧失斗志的李绍伊，1912年被当时的重庆镇抚总长胡景伊所杀害。与李绍伊起义的同时，曾省斋（同盟会员）于10月27日在垫江县小沙河宣布起义，利用哥老传讯“通告四方，约期取垫江”。当时重庆革命党人曾约他去渝共图端方，曾省斋则认为应该四处起义发难，“使清军防不胜防，以分其势而杀其力。”他在李绍伊支持下攻占垫江城，专取枪械弹药，对百姓秋毫不犯。后曾省斋转至李绍伊所据大寨坪，整编训练所部，编为精兵一团二营，于11月11日出发，取渠县、邻水、岳池、营山、蓬溪、射洪等县。11月21日在广安同盟会员胡辉配合下，利用哥老青壮年夺取广安，宣布成立大汉蜀北军政府。
八、北路二侯
“北路二侯”是指保路运动中在广汉、绵竹等北路担任领导、联络重任两位袍哥大爷，他们是广汉县的侯橘园和绵竹县的侯国治。
侯橘园，又名侯万中、侯鸿锳，清光绪二年（1876年）生于广汉县新丰乡。光绪三十二年二月，自费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先在上海、江浙一带从事革命活动。后归老家广汉新丰与人合办岷华庆纸厂，又参加向阳场袍哥码头当大爷，借以联络各地袍哥头目。宣统三年（1911年）七月，赵尓丰镇压四川保路运动，制造成都血案，引起各地袍哥人员愤慨。侯橘园立即联络张华镇的张天宝、向阳场的邓禹文、三水关的向玉如等袍哥首领，发动同志军千余人，在广汉武庙召开“汉州保路同志会成立大会”。侯橘园登台演讲，阐明路权必须保等人们关心的道理。侯被推举为名誉会长。
汉州保路同志会与同志军成立后，对来往驿传、公邮严密注视，在城北五里巷，截获赵尓丰派人送往北京的关于抓获并请求怎样处理四川保路同志会会长蒲殿俊、副会长罗纶等九人的公文。
宣统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奉令从德阳赶赴成都增援的清军一哨50人通过向阳场，埋伏的同志军包围了清军，侯橘园奋力夺得哨官腰刀，杀死哨官，同志军和田间农民也纷纷参战，打死清军十多人。
7月底，经侯橘园联络，各场镇同志军到三水关集合，准备开赴成都支援成都同志军的保路斗争。第二天早晨，侯橘园在讲话时，被同志军叛徒、连山领队秦老皮举枪击中，当场牺牲。
侯国治，绵竹县广济镇人，同盟会员、绵竹县袍哥首领。1911年秋天，保路运动兴起，同盟会会员龙鸣剑、王天杰和袍哥首领秦载庚、侯宝斋在资州罗泉井组织召开攒堂大会，大会根据孙中山“扬子江流域将为中国革命必争之地，而四川位居长江上游，更应及早图之”的指示，联络了四川的20多位有势力的袍哥，准备发起保路运动，以此号召人民起来，推翻满清统治。侯国治参加了大会。根据会议决定，侯国治与张达三为川西北同志军统领。
侯国治的任务是领导北路——绵竹、广汉、德阳、安县、罗江等县的同志军起义。
四川各地袍哥纷纷组织同志军，向清政府发动进攻。侯国治在绵竹组织了同志军积极攻打成都。
四川军政府成立后，都督尹昌衡下令，将所有驻扎在成都附近的同志军选其精锐，改为川军第二镇，后来又改为师，由彭光烈任师长，侯国治任第二镇第八标标统（团长）。他带着自己的人马返回绵竹，并率队伍攻占了安县，后来在攻打茂州城的时候失败，队伍也自动解散了。
九、谢厚鑑谢厚鑑（1874-1913）：字镜堂，德阳县柏隆镇谢家桥人（清末谢家桥属于罗江县略坪镇管辖）。少年勇武，与绵竹候国治（保路同志军北路重要首领）友善。
宣统二年（1910年），抢劫绵竹县板桥劣绅富商刘建良事发，被捕关入绵竹县监狱。侯国治想方设法，以护送即将离任的县令冯登回江西为交换条件，营救出谢。侯谢常到成都，与秦载赓、侯宝斋、白潭等时有交往。白潭见谢人才出众，胆略异常，请他回略坪联络罗江、绵竹、德阳、中江、安县、彰明诸县的袍哥举行武装起义。
1911年，各县袍哥聚集略坪，住满略坪大街小巷、河坝山梁，共计万余人。见时机成熟，谢请拔贡石调南、秀才徐烈五为正副军师，黄亚廷为先锋，胡奔为联络，蒋跃廷为给养，以真武宫为帅部，制黄旗一面，上书“标统谢”三个大字，张贴布告晓喻军民，宣布起义。布告内容如下：
四川省西川路节制靖难军德安营标统镜堂谢示云
我军所到黎庶勿惊
公买公卖纪律严明
不准烧杀抢劫奸淫
如有违犯概不容情
谆谆教诲尔等庶民
钱粮军需遵照执行
杀人填命算帐要清
公告一出宜各禀遵
公告发布后，人马浩浩荡荡，攻克若干乡镇，兵临罗江、安县城下。罗江县令杜云樵十分恐慌，与赵尔丰等商议后，派何建章为代表押厚礼白银千两、鸦片两担来拜访谢，劝其退兵，和平共商大计。
趁谢不注意，赵、杜调来大批官军，将义军团团围住，谢被俘，解往成都，被赵尔丰杀于东较场。
十、保路运动中的女袍哥
清代不允许妇女加入袍哥，四川保路运动期间，受革命风潮的影响，涌现出一批女袍哥。
大邑县的王三大娘率领同志军，享誉川西。她本名王杜氏，清道光十年（1830年）生于大邑县城北，嫁与大邑县灌口鲜家营袍哥玉成公舵把子王泽源为妻，因王泽源排行第三，故称王三大娘。她为人正直，有胆识，能扶弱抑强，深受群众拥护。其夫于光绪年间病故后，大家推崇王杜氏继任玉成公舵把子。保路运动兴起，王三大娘以八十一岁高龄，率领袍界男女百余人组成同志军，结伙攻县城。在她的影响下，斜源乡的徐幺大娘，苏家地区的晏幺大娘，及王杜氏的侄孙媳妇熊氏（人称王二大王）都英勇参战。辛亥年八月十七日，攻克大邑县城，王率部驻防关岳庙。九月十七日，赵尔丰遣陆军攻打被同志军占领的大邑县城，王三大娘召集弟兄伙五百余人，由其侄孙媳王二大王率领，与清军激战于大会邑城北望羌台后的烂田湾，因兵力悬殊，王三大娘率部退回灌口，人称“辛亥女英雄”。
辛亥女杰杜黄氏。“杜黄，湖北人，原名黄铭训，字君仪，一字端室，号蜀山。父光奎，清同知。女士姊妹四人，己居长。聪慧嗜学，性豪迈。年十九归蜀长宁县人杜德舆，杜故名进士，时官部曹，壮志凌云，与女士一见相契，笃爱以敬。时值清光绪，庚子外患日甚。清帝国变法图强，而积重难返。女士与秋瑾同巷，极相得。俱嗜酒，酒酣共论时事，每谈及西欧女杰苏菲、罗兰故事。乃在北京城南丞相胡同本宅开妇女茶话会，首创杜氏女子家塾，自任塾长。秋瑾将国文、史地，日本女子服部繁子授算术，为京师女学发源之始。逾年正式开办四川女子学堂于四川营（明末秦良玉驻兵处）。又办《中国妇女会报》。居恒倜傥，不避客，尝云：‘男女一也，德由己立。其身正，虽日见男子，何涣焉？否则，闭置幽邃，独将荡詄也！’因女子好客，一时知名之士及归国党员皆出入其宅，共论天下事。其夫杜关所得薪俸，大半助女子为郊游费。时人誉为‘女孟尝’。庚戌（1910）杜关以清政日非，乃与杜黄女士密议，集合各省社会党人于北京城南陶然亭，以推广四川哥老会于首都，歃血为盟，曰‘乾元会’。女士与妹君硕、君伟亦入党……后女士寓津，迁法租界织布局。复集合女党数十人，设暗杀部，谋刺清廷诸权贵。时清廷戒备甚严，收索益密。女士不顾危险，与妹君硕伪装孕妇，身怀炸弹，入京凡十余次。……孙文为大总统，杜德舆始改名杜关，字柴扉，入内务部，任礼教局局长，改正朔，易旗帜。袁称帝，乃愤然辞职。民国三年四月归成都。女士与杜光、庞光志、李兆祥谋，分别往结社会首领吴庆熙、孙泽沛、张尊，在成都附近响应起义。陈宦变而护国。女士谓庞光志曰：‘陈最谲诈，乃袁私人，不可恃。真护国者滇（指蔡锷）及熊（指熊克武）诸军，不如促诸西上，与会党各军合力逐陈。”
“天全县的孙三嫂，随时带着几十个‘兄弟伙’抢人。荥经县包三嫂更是一个连军队也害怕她的女大爷。在雅属事变时，包三嫂统率一支袍哥队伍打破天全县城，撵走县长张孟滔，打开监狱放了全部被囚禁的人。听说她在县政府对面茶铺里喝茶，看到天全县政府的横匾后有‘黄以仁书’四字，她恨死了黄以仁，立刻拔出手枪，对准‘黄以仁’三个字，一枪一个，枪枪打中。”
灌县女袍哥刁李成秀（袍哥舵把子刁青云之妻），在川西袍哥界甚为知名。崇庆县城南郊的女袍哥组织叫“妇女联谊社”，约60余人。四川丰都县有个女袍哥团体，叫“平权社”，公口设在衙门口熊瀛山茶馆内，女舵把子李志莲，共有女袍哥成员17人。
此外，民国时期，在成都、重庆、万县、雅安等地均有女袍哥的公口，如“巾帼社”、“四维社”、“三八社”、“坤社”等。
十、保路运动中的少数民族袍哥。
保路运动中，四川各族人民体现了高度的一致立场，四川的少数民族兄弟也参与袍哥起事，顽强战斗，在民族杂居的西昌地区，安宁河两岸的彝、汉、回、藏各族群众五千余人，于1911年11月5日举行起义。提出“推翻满清，废除新政，杀贪官，灭洋人”。冲进西昌县城，处决县令。灌县哥老会首领姚宝珊于辛亥革命前去到汶川向瓦寺土司索代兴、索代赓兄弟（均是袍哥）介绍保路斗争情况。由索代兴率领的藏族民军在光复松潘、理县、茂汶一带地区立下功劳。胜利后，省政府曾送匾表彰，索代庚被委任为“屯土统领”。懋功沃日土司和守备，在当地哥老会首领密约下，也宣布反正。
索代庚（？——1930年），号季皋，藏族。瓦士二十三代土司。辛亥革命前夕（1911年下半年），四川保路运动已发展到三江口，瓦寺副署的土司索代庚立即响应，收集全境铜、铁，分别在副署和总管大院昼夜赶造枪、炮、刀、矛。
民国元年9月7日，赵尓丰下令通缉蒲殿俊、罗纶下狱。川西起义军首领张达三告急邻县：“克日出兵，以援救蒲、罗为名，实行我们种族革命工作者以推翻清朝专政。创立民国。”索代庚于9月10日召集总管徐青福及五寨寨首商议出兵之事。决定19日分兵两路，同时出发，卧龙总管林镇江也带队星夜赶到，编入队伍，翌日，各寨士兵提前汇集副署，计三、四百人。一路出界牌，与漩口姚宝珊队伍汇合直下郫县新场张达三的驻地；另一路翻大火地，经太平场、石羊场至郫县花园场会同张熙等队伍到新场汇合。组成一支同志军，编成五路，各路设统领一人。索代庚的队伍与姚宝珊的队伍为西路同志军，进入郫县，老幼欢迎。不久，为了不损伤县城人民的生命财产，索代庚与姚宝珊的同志军撤至郫县龙家湾附近，扼守郫、灌要道。索代庚带领士兵隐蔽在芦苇丛中，袭击经两路口全家河的清军。全家河一战，索代庚的士兵近百名阵亡。转战到崇宁县西郊，坚持防守崇宁县城。清军大举来攻，索代庚及士兵英勇迎战，5屯士兵战死百余人，崇宁县城失守。不日，士兵从三江运火药至，索代庚与姚宝珊又率同志军围攻崇宁县城，炮声如雷，大战十日，又重新占领崇宁县城。从此，清军四处逃窜，到处挨打。
辛亥革命后，索代庚仍任世袭土司，逝世于民国19年。
第五节 袍哥在四川保路运动的历史功绩
四川保路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环，也是中国近代第三次革命高潮中的一支突出的先锋力量。其气势之磅礴，规模之巨大，不仅在四川历史上是空前的，同时也是全国历史上所仅见的。四川人民在辛亥革命时期，以自己的英勇斗争沉重地打击了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粉碎了他们掠夺川汉铁路的可耻阴谋，并为武昌起义创造了重要的客观条件，从而加速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进程，为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前奏，并进一步形成以哥老会为主力的保路同志军起义。孙中山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军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并认为“其慷慨助饷，多在华侨；热心宣传多在学界；冲锋破敌，则在新军与会党。”孙中山这儿所指的会党，就是四川袍哥。
四川的同盟会以哥老会为纽带组织了同志军，广大农民和各族人民又以哥老会为渠道参加了保路反清运动。清廷官吏亦承认“川乱多系哥老、革党勾结起事。”清代晚期“四川的农民斗争，其规模之大，除了太平天国运动之外，近代史上再没有可以和它比拟的。”保路同志军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与四川哥老会在反对清王朝统治这一政治目标下，建立起来的联合阵线，革命派取得了领导权。但革命派对哥老会的整顿和改造收效甚微，他们并未深入到群众中去，而只是暂时利用会党中的农民群众。推翻清王朝后，两者联合的政治基础便逐渐消失了。
第六节 军政府袍哥尹昌衡、周骏与蒲殿俊、罗纶
尹昌衡（1884-1952），原名昌仪，字硕权，号太昭，别号止园，四川彭县人。自幼从父读经史，1897年迁居成都后就读于尊经书院。1902年考入四川武备学堂第一期，1905年被选派去日本振武学校学习。毕业后升入日本士官学校。1909年回国，任广西陆军小学堂总办。1910年返川，任四川督练公所军事科长，后升任编译局总办。辛亥革命后四川独立，1911年11月，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出任军政部长。
1911年12月8日，军政府阅兵，发生士兵骚乱事件，军政府都督蒲殿俊、副都督朱庆澜相继逃遁。成都城内一片混乱。尹昌衡率部队入城，平定了叛乱，遂被成都军政各界会议推为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同时开四川袍哥总堂口“大汉公”，自任总舵把子。
12月22日凌晨，尹昌衡率部诛杀赵尔丰，复遣兵北征，打败江朝宗所部清军，四川军政府得以巩固。1912年1月加入同盟会。同年4月，成渝两地军政府联合，成立四川都督府，尹被推为都督。6月，西藏当局谋独立，袁世凯命尹兼任川边镇抚使率兵入藏西征。3个月平定康藏叛乱，改任川边经略使。
1913年11月，尹昌衡奉调入京，袁欲诱尹为自己效劳，尹不为所动，以“亏空公款”罪下狱，判处九年徒刑。袁世凯死后，为总统黎元洪特赦。随即退出政界，归隐成都著书。1949年11月投奔汉源羊仁安。西康解放后，移居重庆至1952年逝世。有《止园丛书》13册传世。
周骏（1884—1923）字吉珊，四川金堂人。北洋政府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将军府翔威将军。
1902年考入四川武备学堂，1904年毕业。1905年由四川总督锡良选派赴日留学，1909年回国，参加廷试，中步兵科举人，分发四川任新军第17镇63标标统（团长），驻防成都北郊凤凰山。1910年春，四川陆军讲武堂成立，任兼职教官。辛亥革命四川独立后，于12月8日发生“成都兵变”，军政府正、副都督蒲殿俊、朱庆澜逃避。军务部长、同盟会员尹昌衡出城招兵平乱，周骏应招派出300人随尹昌衡入城。次日，周骏被推举为军政府军务部长。在尹昌衡成立袍哥总堂口“大汉公”的时候，成立四川第二大袍哥组织“大陆公”，自任总舵把子。
四川成渝两军政府合并后，周骏兼任川军第1师师长，驻防泸州。1913年，参与镇压“二次革命”，与熊克武部讨袁军作战，战后兼任重庆镇守使。护国战争爆发后，四川将军陈宦于1916年5月22日被迫宣布独立，袁世凯任命周骏为第15师师长，授“益武将军”（一说“崇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周骏派所部王陵基西上驱陈，于6月26日进入成都。仅过四天，护国川军刘存厚部就进入成都，周骏的部队溃逃。7月6日，北京政府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7月20日，周骏被迫交出兵权，残部由川北卫戍司令钟体道节制。周骏下台后，与王陵基率手枪队百余人，携带巨款，经金堂逃到遂宁，再经西充、巴中、城口出川，去北京等候北京政府再次起用。1917年，被北京政府授为“将军府翔威将军”。1923年5月，任四川盐运使职，不久病逝，时年39岁。
蒲殿俊
蒲殿俊（1875-1935）资产阶级立宪派领导人。四川广安（位川东大竹县南）人，字伯英。德宗光绪间进士，曾留学日本。1909年（宣统元年）四川谘议局成立，任议长。次年创办《蜀报》，宣传立宪，并到北京请愿，1911年复“铁路风潮”发生，任四川“保路同志会”会长。他只求保路，反对人民起义。10月“武昌起义”后，伙同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成都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自任都督，12月赵尔丰阴谋变乱，民军入城，另组军政府，他被迫去职。后虽拥袁，但未获重任，创办和主持北京《晨报》。袁死后，投靠段祺瑞。1917年7月段祺瑞二次组阁时，他任内务部次长，因受排挤，12月被迫辞职，逐渐脱离政治后不详。
罗纶（1876-1930），字梓卿，又字梓青，四川西充人。十四岁入县学，不久考入成都尊经书院，师从宋育仁、骆成骧。罗纶性敏善辩，擅长词章，很快就在成都文坛崭露头角。1902年，罗纶考中举人。1904年，罗纶应长寿县知事聘任，赴长寿任教督。罗在长寿力讲新学，主张学习西方变法，行君主立宪制的自强之道，同时又创修师范学堂和小学堂。罗纶在长寿任教督两年，开长寿风气之先，一时新人辈出，成绩斐然。
1906年春，罗纶应聘回乡，与张澜等创办顺庆府中学堂。罗任国文、历史教习。当时外患日亟，清廷腐朽，罗纶想以学校为救亡图存、自强革新的阵地，故常以民族、民权思想启示学生。
1908年秋，罗纶率学生及绅、商、工、农各界两千余人赴督府请愿，要求速开国会，名声大著。
1909年10月14日，四川咨议局在成都召开成立大会，罗纶被选为副议长，与志同道合的尊经书院学友、议长蒲殿俊等人共襄局务，领导四川的立宪运动。
罗纶任副议长期间，曾弹劾纠举“寻隙苛罚，滥施权力”的巡警道周肇祥；“任刑残酷，狱多冤滥”的崇庆州牧张溥；“横施威势”的道员饶凤操等贪官污吏，使其丢官撤职，为民所称快。
省咨议局成立后，立宪派人把整顿川汉铁路公司提上议事日程。在第一次会议期间，由罗纶领衔将《整理川汉铁路公司案》提交会议讨论，议定了组织董事局、修改公司章程、清查帐项、扫除锢习以昭商业信用、统一会计等整顿办法。会议结束后，罗纶等人即筹备召开川汉铁路股东大会。1909年11月26日，川汉铁路公司第一届股东大会开幕，到会股东代表六百余人，罗纶被选为临时议长，主持会议。
1911年5月，清政府皇族内阁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将川汉、粤汉两条铁路干线置于列强控制之下。罗纶等人在请求清政府收回成命无效后，认为政府“既夺川路，又夺门款，还要禁止言论电文的申诉”，因而决定抗争。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成立，罗纶担任大会主席，主持会议。会上推选蒲殿俊为同志会会长，罗纶为副会长兼交涉部长。号召“破约保路”、“文明争路”，并在各州县成立保路同志分会。会后，罗纶等人组织了到督府请愿的游行活动，影响很大。四川保路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6月19日，四国借款合同发表。罗纶异常愤慨，对借款合同逐条批注，驳诘请政府的卖国卖路行为，号召全川人民反对签订合同，保路救亡。8月5日，川汉铁路公司特别股东大会在成都召开，列席代表五百余人，罗纶当选为大会主席。
8月4日，川路股东全体会议公布了端方上奏清廷要求镇压川省保路电文，群情激愤，提出罢课罢市。此风潮从成都迅速遍及全川。
9月1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大会开会，决定通告，宣布“自本日起实行不纳正粮，不纳捐输”，“不担任外债分厘”。
9月5日，同盟会员朱国深等将所撰《川人自保商榷书》在股东会场散发。商榷书宣传四川独立，引起清政府恐慌。9月7日上午，四川总督赵尔丰将罗纶、蒲殿俊等九人诱至督署拘捕。面对气势汹汹的赵尔丰，罗纶镇定自若，侃侃而谈，有力地驳斥了赵尔丰的控词，使其无言以答。
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蒲殿俊任都督，朱庆澜任副都督，罗纶任招抚局长。12月8日在东较场阅兵时士兵哗变，成都一片混乱。兵变后，蒲殿俊等人仓皇而逃。罗纶等人却力挽狂澜，坚留在军政府内，号召同志军万余人入城会同尹昌衡所率新军平叛。
12月9日，省城军民代表会集于北较场，选尹昌衡为都督，罗纶为副都督兼安抚局长。10日，新的军政府成立，尹昌衡、罗纶发出通告，坚决镇压破坏分子。为了贯彻五族共和的政策，安抚已成惊弓之鸟的满族居民，罗纶将眷属送进满城暂住，以表示无诈骗相害之意。经过多方做工作，终于使成都的满城问题得到和平解决。
1912年初，成渝两地军政府合并，罗纶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但他对于军事却很少过问，主要精力用于从事文化教育事业。他在少城关帝庙地址创办戏曲改良社，培养川剧人才。又办《进化白话报》，开拓社会教育，输入新思想。
1912年7月，尹昌衡西征平藏乱，胡景伊任代理都督。胡投靠袁世凯，对罗纶进行排斥和攻击。罗纶愤而辞去军事参议院院长之职，回西充老家家居奉母。不久，罗纶被选为国会议员，与蒲殿俊联袂赴京。袁世凯复辟事起不久，罗纶返乡任顺庆中学教习。袁世凯称帝后，罗纶与张澜、钟体道等人在顺庆起义，组织川北护国军。罗纶为总参谋长，檄讨袁世凯。护国战争后，罗纶再到北京，任国会议员。
1921年，罗纶回乡办地方自治，任筹备处主任兼西充中学校长。
1922年，罗纶应国会之召赴京，因不愿受贿选曹锟为大总统，遂辞议员回家。
1925年，罗纶被选为四川善后会议代表，继选为审察长。晚年在家赋闲，两袖清风。1930年病逝。
第七节 保路运动时期其他袍哥人物
一、夏之时（1887-1950），四川合江人，17岁时受邹容《革命军》革命思想的影响，为寻求救国救民之道，东渡日本入东斌军校学军事，1905年在东京参加同盟会。1908年奉命返川，策动革命，在四川新军十七镇任步兵排长，暗中从事革命活动。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兴起后，他于11月5日在成都龙泉驿驻地策动新军200多人发动了震动全川的武装起义，处决了清军东路卫戍司令魏楚藩，被士兵推举为革命军总指挥。起义成功后，他率部东下重庆，一路上攻占了乐至、安岳、潼南，队伍扩大到900余人，此时，重庆的革命党人杨沧白、张培爵正在筹划起义，只是武力不足，夏之时义军的到来，给重庆革命党人以极大的支持。他们随即派人与兵临城下的夏之时取得联系，约定11月22日里应外合攻占重庆，并定这天为重庆独立日。
11月22日，夏之时率革命军从浮图关攻入重庆，重庆革命党人及绅商学各界数千人夹道欢迎。在朝天观举行的盛大集会上通电全国宣告重庆独立和重庆蜀军政府成立，重庆知府钮传善和巴县知县段荣嘉被押至会场跪地投降。次日，公推张培爵为蜀军政府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夏总揽蜀军政府军务。夏之时在重庆任副都督期间，组建革命武装，组织了步兵七标和一个炮兵营，积极准备西征和北伐，并协助吴玉章和张培爵平定了担任蜀军总司令的反动军人林绍泉的叛变阴谋，巩固了蜀军政府，自兼蜀军总司令。此后，夏之时坚持革命，又投入反袁、护国、护法之役，积极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1915年，原重庆都督张培爵被袁世凯杀害后，夏之时亲赴上海督促国民政府追认张培爵为烈士，并领衔募捐在重庆沧白路修建了张培爵纪念碑。1920年他因不满军阀专制，毅然退出军政界，1939年底回老家合江定居，晚年以书画文物自娱。二、张培爵（1876-1915）：字列五，号智涵，1876年12月5日生，荣昌县荣隆场人。五岁入私塾读书。1899年冒籍考入隆昌县学，为秀才。1902年赴省城乡试，未中，随即考入四川高等学堂。1904年，入四川高等学堂优级师范科学习，接触到新思想。是年冬，他与同校的叙府属同乡创设旅省叙属中学（今成都列五中学）。次年春，被选为旅省叙属同乡会会长，主办旅省叙属中学事宜。后又与同学廖绪初等分赴叙属各县，筹集办学经费，使学校得以发展。
1906年，中国同盟会派遣熊克武、黄复生等人回川发展组织。张培爵即由谢持介绍加入同盟会，并以叙属中学为据点，致力于革命。1907年夏，熊克武召集同盟会员三十余人密会于成都草堂寺，谋划在川发动武装起义，张培爵与会，并被推举负责联系学界力量参加起义。在张等人的努力下，叙属、资属中学入盟者数百人。后同盟会决定在成都发动起义。泸州、叙府响应。
9月8日，张培爵、黄方等人在成都走马街宝和店聚会，决定由张培爵组织指挥学生参加起义。起义前夕，消息泄露，清吏加强戒备，起义未发而止。杨维、黄方等被捕下狱，革命党人亡命各地。张培爵因身份未暴露，留守成都处理后事。
1908年，张培爵任旅省叙属中学学监，利用到叙属各县催收学款之机筹划川南革命活动。1910年，他应重庆府中学堂杨庶堪之约，任重庆府中学学监。杨庶堪是同盟会重庆支部负责人，张培爵抵渝后，二人通力协作，组织“己辛学社”，作为同盟会重庆支部的核心，以重庆为基地开展反清革命活动。
1911年5月，四川保路运动兴起，张培爵主张介入保路运动，以激扬人气。9月7日，“成都血案”发生后，川西同志军武装攻打成都，杨庶堪、张培爵等人决定趁机在重庆发动起义，由张培爵负责与各地反清武装力量、哥老会联系，筹集军火，策划清军起义。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后，张培爵派专人或写信催促各地革命党人来重庆共谋大举。因端方率鄂军途经重庆，同盟会重庆支部乃在重庆附近州县策动起义。
11月初，重庆上下州县已纷纷起义。18日，同盟会员夏之时率领的新军起义军也开抵江北。杨庶堪、张培爵速派朱之洪前去迎接，并请部队入城，共谋独立大计。11月22日，张培爵协同杨庶堪等率敢死队和同盟会控制的军队开赴朝天观举行起义大会。重庆官商学各界代表两三百人亦到会。革命党人押解重庆知府、巴县知县等清吏到来，命其交出印信，剪掉长发。清吏俯首听命。会上宣布蜀军政府成立，全场欢声雷动。是日，夏之时的军队入城。革命军振旅巡行，全城高悬汉字旗。次日，组织蜀军政府，张培爵被推举为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张、夏通电全国，宣布独立。张还签署颁发了《蜀军政府政纲》、《对内宣言》、《对外宣言》等，在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在重庆开山堂，组建袍哥组织“大汉公”。
在蜀军政府的影响和援助下，四川道府州县相继响应。随后成都也成立了大汉四川军政府。大汉四川军政府是四川总督赵尔丰与立宪派蒲殿俊等人妥协的产物。成都独立后，赵尔丰仍盘据于督署中，张培爵等认为这是“官绅一气”的大阴谋，乃派夏之时率军西征。成渝两地分别成立军政府，东西对峙，政令不一，且易发生内讧。双方电函相商，专使往来，最后由两地军政府代表张治祥、朱之洪在荣昌相会，议定合并草约十一条，于1912年2月宣告两地军政府合并。
3月初，张培爵率队赴成都。3月3日，张途经隆昌，与谢持等人举行行营会议，致电孙中山等人，正式表示谦让，推举尹昌衡为都督，自就副职，以勉尽国民之责。3月9日，张培爵抵达成都，11日，四川都督府正式宣布成立。尹昌衡、张培爵分别就任正副都督。不久，孙中山辞职，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张培爵在政治漩涡中受到牵制，不能施展抱负。尹昌衡又极力加强自己的势力，重用胡景伊等人。7月12日，袁世凯任命胡景伊为护理都督，另调张培爵为四川民政长。胡景伊上台后，进一步投靠袁世凯，排挤张培爵等同盟会员。9月，张培爵被袁世凯以“咨询”之名调赴北京。10月，张培爵北上，途经上海时，会见了孙中山、黄兴等人，汇报了四川局势，聆听了孙中山的指示，对袁世凯的野心有所了解。张在其家书中写道：“畅谈大局，真令人忧，以大局时状难以笔罄也。”
张培爵到北京后，即向袁世凯提出辞去四川民政长之职，出国考察政治。袁世凯以商谈川政为名，委以总统府高级顾问职务，留其长住北京，以便监视。
留京期间，张还就四川财政困难、在川设置大学等事，向袁世凯提出，以求解决。后经张奔走有关部门，得以部分解决。其时，宋教仁被刺，善后大借款诸事相继发生，张对袁世凯野心有了更深了解。闭门不出，每天以读史籍解除烦恼。
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张摆脱监视，潜往上海，欲赴重庆参加讨袁，但因川江航运受阻而未成。不久，讨袁失败，张遂北返，迁居天津英租界，与在重庆参与讨袁失败后逃出的邹杰一道开设袜厂，并以此为掩护秘密从事反袁活动。
袁世凯知道张培爵在四川极有威望，亟欲收买，授意内务总长提名张培爵为四川巡按使，但遭到张的拒绝。袁知其情况后，遂以卑劣手段，欲置张于死地，袁世凯手下遂派密探李捷三假意与张培爵为友。李声言愿意投资袜厂，扩大规模。1915年1月7日，李邀请张到华界四川饭店赴宴，车至途中，李以一卷纸交与张，说是合资经营合同，张未及审视，将其置于怀中。车停，军警四合，从张身上搜出纸卷，则为志诚团章程，均为反政府条文。张培爵遂被逮捕，后被押赴北京西郊宛平军政执法处监狱。1915年3月4日，张培爵被害于狱中。临刑时，他虽内心异常愤懑，仍神色自若。遗著有《张列五先生手札》。
第八节 荣县独立与王天杰吴玉章
1911年6月，四川保路运动风潮汹涌，保路同志会成立，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以“拒借洋款，废约保路”为宗旨，参加的群众达到数十万人，各地保路同志会也相继成立。同盟会派吴玉章回四川，组织宣传革命。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成都屠杀群众，制造血案。各地保路同志会纷纷揭竿而起。9月7日，吴玉章回到荣县老家。在荣县南门外遇到率师进城的龙鸣剑。看到吴玉章，龙鸣剑十分高兴：“你回来就好了！我们必须组织同志军，领导人民起来斗争才有出路。我马上到前线去，一切大计望你细心筹划。”吴玉章进城会晤另一位领导人王天杰，决定由龙鸣剑、王天杰率领起义军二千人开赴成都，吴玉章负责军队补给。出城门时，龙鸣剑拔剑起誓：“不杀赵尔丰，决不再入此门！”起义军走后不久，土豪劣绅便四处诬蔑起义军是土匪，蛊惑百姓抵制革命。吴玉章不但当面斥责这些反动土豪，还召开大会向荣县乡亲宣扬革命，在全县为起义军筹集军饷。此时的吴玉章，成为了革命的宣传者与领导者。9月下旬，开赴成都的义军失利，回到荣县。荣县县令逃逸，吴玉章与王天杰商议，决定宣布荣县独立。9月25日，荣县召开各界大会，吴玉章发表演说，宣布荣县独立，军政府也随即成立，荣县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的政权。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被时人誉为“首义实先天下”，荣县遂成为成都东南武装反清的中心。这与吴玉章的见识和气魄，实是分不开的。
王天杰近代民主革命烈士。字子骧，四川荣县人。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加入同盟会。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任荣县民团训练所督办，加入荣县袍哥，为行一大爷。同年五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后，他受同盟会委派与龙鸣剑等参加了四川的保路运动。“外以同志会为名，内行革命之事”，积极筹备起义，并联络哥老会等会党共同举事。赵而丰制造“成都血案”后，与龙鸣剑于同年八月借“民团训练所督办”名义起兵荣县，被举为四川东路革命军副统领。以哥老会首领名义发出急讯，集中二万武装，突入资州，直指成都，与龙鸣剑率军在仁寿，成都之间与赵尔丰军激战失利，遂转向嘉定（今乐山）方面。龙鸣剑病逝后，他率余部转向荣县，刚从日本归国的吴玉章前来主持四川同盟会工作，王天杰与吴一起率军夺取荣县政权，于公元1911年9月25日建立革命政府，宣布独立，不再承认清政府的合法地位。这时距武昌起义还有半个月之遥。荣县起义被称为是“首义实天下先”，这是辛亥革命中由同盟会员建立的第一个县政权，对于全川人民大举发动武装斗争及对武昌起义皆有所推动。四川光复后，任临时省议会议员，二次革命时相应讨袁，后在驰援重庆时被浮牺牲。
吴玉章：
吴玉章（1878-1966），原名永珊，字树人，1878年12月30日出生于四川省荣县双石桥蔡家堰。自小忠厚笃诚，坚韧沉毅，喜读史书，学识渊博，有“金玉文章”之誉。
清末，国势积弱。吴玉章于一九零三年东渡日本，谋强国之策。接受民主革命思想，一九零六年加入同盟会，任评议部评议员。在日八年，革命活动不断。一九一一年四月革命党人在广州起义，奉令购运军火。起义失败，返川领导保路运动。九月到荣县，加入王天杰的袍哥组织，助王天杰组织民军北上会攻成都，亲自训练民团，筹措粮饷，支援前线。民军挥师回荣，吴玉章不失时机，于九月二十五日宣布荣县独立，在全国率先脱离清王朝建立军政府。又赴内江，联络鄂军中党人处死清廷大臣端方，十一月二十六日领导内江独立。后乘夜赴渝，清除内乱，巩固了蜀军政府。民国初建，代表蜀军政府赴南京，出任参议院议员、大总统府秘书，助孙中山先生建政。袁世凯篡国，吴玉章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到法国，在法组建华法教育会，为国培养人才。一九一七年回国，在北京创办留法俭学预备学校，选送留法学生近两千人，周恩来、邓小平、王若飞、陈毅、聂荣臻等留法学生，都成为中国革命的栋梁。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培养革命人才，吴玉章功垂史册。
五四运动时期，吴玉章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四年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四川大学前身）校长，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组织马克思主义团体。一九二五年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奉党之命从事统战工作并参加北伐。后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大革命失败，遵党指示赴苏联，在苏联东方大学等校学习、任教，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世界和平会议。一九三八年回国参加民族抗战，被选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出任延安宪政促进会会长、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以花甲之龄为国培养各类人才，被尊为延安五老之一。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任中共代表赴渝出席政协会议。次年兼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为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建国，同反动势力作坚决斗争。一九四八年任华北大学校长。次年到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筹建，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出席开国大典。
吴玉章是中共六届、七届、八届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十七年，桃李遍天下。兼任国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全国教育工会主席、中国自然科学普及协会主席等职，兢兢业业，贡献卓越。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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