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反洋教斗争的起因

    十九世纪上半叶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清政府继续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严禁外国人在中国传教，法国等天主教会却不顾禁令，派遣传教士潜入内地，这些传教士进入内地后，以船坚炮利为后盾，无视中国的法律，并且以强力迫使清政府同其签订了诸多的不平等条约。中法《黄埔条约》允许传教士在五口设立教堂传教，中法《北京条约》更是允许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英国记者宓克曾指出：“传教一事，其谋始不臧，在以兵力强之使从，致中国国家，惭其臣庶。复因立约保教，此事愈为怨怒之媒，而耶稣教门，遂为举国所愤毒。”从此，传教士涌入中国内地，干涉地方行政，引发了矛盾，这是反洋教斗争的起因之一。

    二是中西思想意识形态的差异。基督教与中国传统的思想、信仰、风俗习惯不相容。封建官绅担心基督教的传播会引起人心大变，从而打乱统治秩序，因此从一开始就把基督教视为异端邪说，严加禁止。而传教士则想改变中国礼俗，反对敬神、祀天，引起群众反感。

    三是传教士挑拨教民与非教民之间的关系。少数信奉基督教的信徒依仗教会势力为非作歹，更激起群众对传教士的仇恨。

    四是传教士侵占庙宇，强买土地建立教堂，进一步激化矛盾。

    五是传教士包揽诉讼，曲庇教民，破坏中国司法权，引起乡绅和基层官员的强烈反感。

    自1856年广西西林发生地方当局处死非法潜入的法国传教士马祖父案（即西林教案）始，至1899年山东肥城教案止，凡四十余年，几乎年年有教案，处处有教案。四川人民反洋教斗争，是全国反洋教斗争的组成部分。由于外国教会操纵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对内地的长期渗透，四川作为天府之国，被法国统治者看重，法国人得酿德勒在《吞并四川策》中称“川省为第一注意之地”，故四川尤以法国传教士的天主教堂为最多，“至1892年，全川有天主堂161座，布道室1239处。”到1899年基督教在川建立教堂29个总堂，25个分堂。两教会竞相发展教民，以入教者的多少来评定传教的功过，造成“贤否杂进，美恶混淆”。在川的教徒们依仗洋人势力讹诈善良，包揽词讼，还运用各种手段掠夺非教百姓的资财，教民在川西诸县便占有30万亩良田，川民无不切齿。

    第二节 反洋教斗争的情况

    四川发生的反洋教斗争是从川东开始进而波及全川的。反洋教斗争都使用武力，因而多是袍哥人士参与或组织领导，起了一定的民族文化、民族宗教、民族伦理道德以及民族的基本利益的保护作用，反映了清统治者的腐败无能，表现出四川人民对以侵略、掠夺为目的的洋教的强烈不满，也表现出袍哥这种流氓无产阶级的斗争性。其中影响、规模最大的是酉阳教案、重庆教案、成都教案和大足教案。

    一、酉阳教案

    1862年，法国传教士邓司铎到酉阳传教，在小摇坝修建天主教堂“公信堂”，一些教民以传教士为护符，横行乡里，强迫群众奉教，激起士民怨愤。1865年2月，数百群众将公信堂捣毁。8月27日，酉阳民众又自发在县城集会游行，抗议教士教民欺凌平民。29日，有群众数十人到城隍庙与教士玛弼乐论理。玛氏出言不逊，逞凶打人，被群众殴毙。在法国公使威胁下，四川总督于1867年以处死1人，杖、徒、充军数人，由民众赔款8万两银结案。此次教案以护教抑民了结后，教士教民更加嚣张。1868年，法国教士李国在酉阳组织教堂武装，欺凌平民，激起公愤。1869年1月，民团首领何彩率众进城焚毁新修教堂，杀死李国。与酉阳毗邻的贵州群众也赶到酉阳参加反洋教斗争。教案发生后，酉阳知州派兵迫令民众缴械解散。华籍教士覃辅臣却乘机报复，率教堂武装杀死群众145人，伤700余人。在法国恫吓下，清政府以处死民众2人，杖、流被捕群众，赔款18000两白银结案，覃辅臣及不法教民在法国传教士的庇护下却逍遥法外。是为“酉阳教案”。

    二、重庆教案

    1862年，法国公使提出将重庆城内长安寺给予川东主教改建为天主堂。消息传出，引起重庆绅商的强烈反对。法方却坚持其无理要求，并向清廷施压。清廷害怕引起事端，令四川省尽快将长安寺交给天主教会，从而引发重庆民众打教。1863年3月，上千团勇和群众，将天主教最大的真元堂及教堂设的医馆等捣毁。事发后，四川总督立即将川东道吴镐撤职，并采取措施防止事态扩大。最后，法国主教范若瑟与重庆绅商于1864年达成协议：天主教不再要求将长安寺改建为教堂，重庆绅商付给范若瑟15万两白银作为赔偿，对打教者也不予深究。是为第一次重庆教案。

    第二次重庆教案发生在1886年，由美、英传教士购地建屋引起。1885年冬，美、英传教士分别在重庆鹅项岭、凉风垭、丛树碑购地建教堂、住所，遭到民众强烈反对。1886年7月1日，数百武童生及群众将美、英传教士在上述三地所建房屋全部捣毁。事后，成千上万群众又将城内教堂和教会建的医院、住宅捣毁，并与恃教欺民的教民罗元义发生冲突。罗指挥教会武装打死群众11人，伤22人，群众更加气愤，四处“打教”。在武童、民团的带动下，商人罢市，武童罢考，群众将重庆城内所余教堂及教会所建之各类房屋全都打毁。由此引起了川东30余州县反洋教的风潮以及毗邻重庆的鄂、黔各县的打教事件。事发后，英、美、法公使向清廷大肆要挟。川督只得派员至渝与重庆地方官会同处理此事。经与对方反复磋商，最后以处死凶手罗元义及民众首领2人，以银赎回英、美教士所购之地，并向英、美、法教会赔款白银26万余两结案。

    三、成都教案

    成都教案的情况如下：1895年，成都出现揭贴，对英美帮助日本侵略中国表示愤慨。5月28日端午掷果会上传教士与中国儿童发生口角后，传教士竟将儿童抓进教堂，从而引起暴动。英美教会传教士住宅及教会医馆当夜被焚。次日又焚毁美国美以美会、英国内地会、法国天主教堂三所，育婴堂和医馆各一所。打伤法主教杜昂。接着川西川南数十州、厅、县相继发生教案。英、美、法等国派军舰在长江示威，各国公使联衔抗议，要求严办高级官员。清政府又一次屈从，将川督刘秉璋革职，永不叙用。另有数名知州、知县被撤职，6名群众被处死，17名受军、流、枷、杖处罚，并向法国天主教赔偿白银94.8万两，英美等国新教4万两。

    四、其他地区的教案

    其他地区也发生了多起教案。1873年，川东主教范若瑟遣教士张紫兰潜赴黔江县建堂传教，司铎余克林等遍贴告示，内容多系不义无礼之词，激起民愤，导致反洋教风潮再兴。南充、营山等地教堂被毁。1876年，邻水、涪州等地群众相继焚毁教堂及教民房屋。

    1900年前后，北方义和团成员流散到四川，与哥老会中的仇教群众相结合，发动反洋教斗争。1900年，北方义和团成员河南人马某（回族）来到綦江县扶欢坝宣传“灭洋”主张，“降谕文，作诗歌，手不停挥，顷刻数千言，琅琅可诵。其说大都以保国灭夷为主，由是人益神之，而从者众矣。浸寻及于贵州桐梓县境，蔓延数百里，莫不响应。”其徒杨瀛峰、封百川等人在贵州桐梓县青羊市老场（与綦江青羊市新场同属一条街）聚众习神拳，制备旗帜二杆，一写“神兵”，二写“灭洋”。綦江县基督教教士王济安支使新场保正萧际云，挟嫌密告老场保正陈秀俊是聚众习拳、诋毁教士的主谋者，綦江县令庄定域带人亲往查访。九月三十日夜，杨瀛峰、封百川率数百人，愤怒地去新场焚毁萧际云房屋，复聚众以待官兵，一时“风声鹤唳，惊挠数邑”。川东道密饬所属，一体联防。后经川黔两省大吏带兵会剿始平。造成极大的震动。

    与此同时，川西温江、郫县、灌县、崇庆县一带，有哥老会首领吴直三领导的反洋教斗争。吴直三，字从英，温江县太平保三眼井人，生于同治五年（1866），以豪侠名乡里，投奔温江县雷拳师的武棚学练武艺，后在关帝庙开山立堂，自称吴大大王，其族弟吴庆熙称为吴二大王。1901年，吴直三效法余栋臣，提出“替国诛洋”的口号，通过哥老会的关系，在郫县和灌县共谋起事，先在清水浩（今温江县通平乡）与清军交锋。1902年进攻郫县，分兵袭击崇庆县的怀远镇。1902年十月，吴直三联络灌县崇义铺哥老首领宋书丞攻打崇义大石桥法国天主教堂。民国《灌县志》记载：“冬十月，劫崇义场教堂，汛弁官青云与堂勇管带许宪烈击之，及于温江县东岳庙，匪方饭，逾垣而出，赤体死斗，丁勇败退。匪窜河西马祖寺，无赖多附之。忽成都知府刘心源率队至，匪出不意，获十余人，戮之，遂灭迹。是役也，实会匪吴直三等谋乱，其初啸聚温江清水浩，官军击之，由郫县窜挠崇义场，与灌匪合，旋至土桥场，拒捕，汛弁几遇害，复窜河西，檄乡团会剿始肃清。”吴直三被俘，囚于郫县大狱。1903年，其族弟吴庆熙率众劫狱将他救出。1907年，吴直三参加同盟会。1911年9月20日，当他率领同志军救援郫县时，在德源乡花石桥战死。以吴直三为主力、以川西各地哥老会相互联合的反洋教斗争，分散各地，此起彼伏，并得到少数清朝地方官的同情和支持，成为四川总督的心腹之患。

    另外，这一时期出现了有个性特色的袍哥大爷。如唐廉江和廖敬之。

    1902年，重庆袍哥大爷唐廉江，同袍哥弟兄况春发、田得胜、廖敬之、沙国清、董云清等，在陕西街偶然遇到洋教堂司铎无理殴打中国人。地方官员奉承洋人，不但不秉公处理，反而责打中国人二百大板，激起围观民众的公愤。唐廉江挺身而前大呼打抱不平，于是民众将洋人和地方官痛打一顿。事后，教堂的洋神父逼迫重庆府县捉拿袍哥头子和打洋人者严办。廖敬之为了营救唐廉江出险，自行跑到巴县衙门自首，让唐廉江避往日本留学。廖敬之则被判无期徒刑，押回原籍遂宁执行。遂宁袍哥码头认为这是遂宁袍哥的莫大光荣，大办筵席，在监狱中送廖敬之出山，由“幺大”一步登天升为行一大爷，并在监狱中成立一道公口，掌旗执事。

    袍哥码头（公口）设在监狱中是前无先例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其实这也是对廖敬之，对袍哥重义的最高奖励，是对官府对封建王法的挑战，是袍哥史上很有特色的一道风景线。

    数年后，唐廉江由日本返蜀，专程赴成都设法营救廖敬之，并到遂宁狱中拜望廖敬之，被查获，关押三个月才释放。遂宁袍哥码头又代为具保，盛宴饯行，认为重庆袍哥最重义气。

    第三节 袍哥领导的大足教案

    大足教案是一个由四川袍哥领导以反洋教为起端而波及全川震动全国的一次起义。其策源地就是大足县的龙水镇。龙水镇距大足县城四十华里，位居全县中心，水陆交通发达，拥有近万人口，是该县农副业富庶区、手工业基地和工农业产品集散地，素称大足首善之区，为反洋教斗争提供了物力、财力等方面的便利条件。同时，龙水镇还是三教九流杂处之地，哥老会在这个地方有相当的势力，有四面公口（仁、义、礼、智），五堂人（仁字两堂，义、礼、智各一堂）。仁字两堂多为士绅，义、礼、智三堂各属小商贩、工人苦力、农民及市民，他们效法“桃园结义”，讲义气，抱不平。“一绅二粮三袍哥，外搭福音教”是龙水镇几支有势力的社会力量，彼此之间明争暗斗，镇情错综复杂。矛盾如箭在弦上，一引即发。

    1886年、1887年，大足县龙水镇人民因不满法国教士、教民的横行，曾两次拆毁龙水及附近地区的教堂。1890年，重修的教堂竣工，适逢当地灵官会期将至，法国教士彭若瑟害怕群众再次打教，要求大足县令禁止龙水镇举行灵官会，并召集上百教民，配备刀枪，藏于教堂内。8月4日灵官会这天，群众仍聚集龙水。此时又发生了教民打死群众和焚毁民房事件，激愤的群众因此奋起，捣毁教堂三处，公馆、医馆各一。事后，教士逼迫知县惩办为首人员。县令认为三次打教皆为富绅蒋赞臣指使，遂派兵捉拿。蒋避于其表兄余栋臣家。

    余栋臣是当地有名的袍哥大爷，据当时的报纸记载“余栋臣，大足龙水镇人，有兄弟四，姊妹二，贫不能自存，以负炭为生。有大膂力，秉性强悍，乡里以‘蛮子’称之。彼处多哥老会，余隶籍其间，俨然翘楚，为同党所推尊”。足见其家贫，力大，讲义气，而被推为哥老会首领。《民国重修大足县志》记载，“余栋臣、余翠屏、余海坪、唐翠屏、李昌儒、李玉亭者，哥老会魁桀也。于是投袂而起，以灭教相号召。”这里的灭教系指灭洋教。

    他们组织煤窑纸厂工人和挑贩百余人起事。8月8日余翠屏率人进攻龙水镇，杀死教民11人，毁房200余家。邻近的马跑场、蒋家坝民众，也焚毁教堂，群起响应。四川总督刘秉璋派桂天培带兵到大足镇压。嗣后，蒋赞臣投降官军，而余栋臣则率军转入山区坚持斗争。1893年，重庆关道张华奎与法国主教舒福隆议定，以赔偿白银5万两修建教堂，并允诺缉捕余栋臣结案。

    1898年4月，巴县知县王炽昌诱捕余栋臣，械送荣昌县监禁。消息传出，人心激愤。蒋赞臣、唐翠屏、张桂山等率众数百人劫狱营救，将余栋臣拥归大足。余栋臣当即宣布起义。哥老会党人踊跃参加，不到10天，聚众6000多人；推选余栋臣、蒋赞臣、唐翠屏等为正副首领。5月捕获巴黎外方传教会士华芳济为质，并公布其包揽词讼、强买田产等罪行。发布檄文，痛斥列强罪恶，宣称“自古夷狄之横，未有甚于今日者”。清政府派兵进剿，在三教场为张桂山所败，余栋臣分头攻打永川、江津、重庆、铜梁、内江、安岳等地，在铜梁又捕华籍司铎黄用中为质，各县纷纷响应，“计闹教三十余州县，焚毁教堂医馆二十余处”，震动全国。面对这一事态，清政府屡令川督剿抚兼施。10月，四川布政使王之春派统帅周万顺到余栋臣营内招抚，“准其自新”。蒋赞臣、余栋臣力主受抚，但张桂山等坚决反对，欲杀华芳济和周万顺。后周万顺亦被扣留。12月清政府决意进剿。次年1月余栋臣带华、周二人下山投降，张桂山等部离散，起义失败，终以清政府向法国赔偿白银118万两结案。

    第四节 四川袍哥反洋教斗争的意义

    “中法战争是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此以前，运动的倡导者基本上是封建官绅，所采用的方式多半是骚动或械斗；中法战争后，封建官绅逐渐从运动中退出，而城乡人民群众则开始起着主导作用。特别是运动卷入了越来越多的民间秘密结社成员，他们逐步居于运动的领导地位，而所用的方式也逐步发展为武装斗争的形式。”也就是说，中法战争之后，秘密社会不但卷入了反洋教运动，而且成为了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891年长江流域的反洋教起义，就是秘密结社组织发动的。民间秘密结社反教行为表达的三重意向，分别为维系团体利益、仇洋排外和反清排满，而仇洋排外还是主要的意向。现藏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哥老会成员吴才标（吴才标是活动在川黔楚边界的哥老会首领）的《出山简》是迄今发现的第一篇出于秘密结社的文字，道出了仇洋排外的思想：“又况镇华莫先于除害，中华之害起于外夷。大英、大法、俄罗斯、回鹘、日本群焉窥伺，中原鼎沸。而中原之揽大柄、操大权者，不思恢复之计，每每有议和者，抱薪救火，而甘牛后之羞，是何异于开门而揖盗乎？咱弟兄戮力同心，凡属夷种，悉皆荡之。”美国公使田贝在向美国国务院报告中说：“据说，秘密的会社是这些骚乱的根本原因。该项会社以长江流域为最多，他们都是反对外国人的。他们同时也是中国官吏最恐惧的对象。”上海《字林西报》则肯定“哥老会是这些骚乱的根本原因”。薛福成在《处置哥老会匪片》中，亦指出哥老会是这次斗争的发动者：“此次焚毁教堂，殴毙教士，传闻系哥老会匪散布揭帖，激发众怒，事起则率党纵火，事毕则潜踪四散。……迨入会者众，不免恃势滋事。今者教堂之衅，则又为从前所未有。”薛福成道出了一个重要事实，就是1891年长江流域反洋教斗争蔓延甚广，实是哥老会大力发动的结果。

    四川哥老会反洋教的时间比较早，而且产生的影响比较大，尤以川东为主。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原在四川已有相当基础的巴黎外方传教会即以重庆为据点，设立主教，管辖云、贵、川诸省教务。1877年，英国人在重庆建立了四川的第一个天主教堂，开始在四川传教。嗣后，美以美会、圣公会、伦敦会、公谊会、浸礼会、英美会等外国教会，相继侵入四川，大肆发展教徒，扩充教会势力。外国宗教势力的入侵，除了侵害到百姓的利益外，更要与中国本土的一些特殊集团发生矛盾，秘密会党和秘密教门往往成为反洋教的先锋。

    四川袍哥的反洋教斗争，是在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发生的，具有鲜明的反帝色彩。这些斗争在四川乃至中国南方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它们是“义和团运动”的前奏。以中法战争为转折点，四川袍哥反洋教亦具有反清的性质。主要是因为在民教矛盾尖锐的情况下，清政府往往庇护洋教势力，压制群众，势必把反洋教引入反清的道路上去，为辛亥革命的发生作了铺垫。

    但是，哥老会的反洋教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一是传入中国的洋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代表着比较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文化，而袍哥则是典型的封建帮会组织，因为洋教同中国的政治文化土壤“水土不服”，在本土的文化受到挑战的时候，长期卑微扭曲的心态再一次发挥到极致，成为反洋教的原始驱动力，使反洋教斗争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二是由于情绪化的东西太多，反洋教斗争往往一概地被认为是反文化侵略，而把教会所从事的慈善事业也加以严重的歪曲。中国的高等教育和西医在中国兴起，教会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从实际功能来说，教会给中国民众带来的福祗也是不可低估的。但受到盲目排外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封建势力的阻挠，随着洋教而进入中国的现代科技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推广，反而被作为异端邪说被官方和民间严加歪曲和打压。秘密结社在煽动仇洋情绪，编造谣言方面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哥老会的揭帖指责教会男女混杂，伤风败俗，进而声言教会迷拐幼孩，挖眼掏肠，剜心割肾。这实际上是对现代文明和科学实验的不理解甚至严重歪曲。三是袍哥对封建统治者对其利用加打压的真实面目认识不清。晚清士大夫对待基督教和国内的秘密结社，将二者违背儒家纲常之处相提并论，同加贬斥，甚至造谣附会。许大受《圣朝佐辟自叙》写道：“慨自罗祖、白莲、闻香等妖辈出，而男女以混而混，今天主之邪说，阳教人谨邪淫，阴以己行贪欲，而男女名不混，而实最混”。《藜藿亟言》一书甚至记述西洋人烹食小儿的传言，这些都与史实严重不符。清朝政府虽然对二者采取了不同的政策，但当民间秘密社会反洋教有灭洋扶清倾向的时候，还是有很多士大夫同情民众的举动。然而封建统治者只是利用民间力量来抗衡洋教，一旦达到目的，民间力量便又会遭到剿灭的命运，义和团就是明证。从这点而言，封建势力与洋教势力同样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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