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
一、三线决策：从重点抓手到全局方针
2001年3月，有位作者为新出版的《彭德怀在三线》写了篇书评，寄给北京某报，责任编辑大概是位年轻人吧，提笔就把文中的“彭德怀在三线”改为“彭德怀在三八线”。看来，在他的记忆库存中，搜索不到三线这个主题词，觉得是作者出现了笔误。
时光倒回半个世纪，“三线”却是一个实实在在影响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主题词。何谓三线，按毛泽东的构想，简单地说，就是东部沿海边疆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西部内地纵深地带为三线。何谓三线建设，就是加强三线地区的国防和经济建设，把东部沿海的一些工业转移到西部，改善沿海与内地工业布局不平衡的状况。
正式部署三线建设，是1964年5月间的事情。毛泽东做战略决策，一贯特点是善于找抓手，突出重点。搞三线建设，他反复讲四川的攀枝花，即为一例。1964年5月，毛泽东先后在南京、蚌埠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谈到国防建设时，他说：“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2页。）这是正式文献中能够查到的他第一次谈到攀枝花。毛泽东看重攀枝花，是因为那里有世界藏量第一第二的钒钛铁矿，地理位置也符合要求。为推动三线建设的决策，他紧紧抓住攀枝花钢铁基地不放，还说了一些很富个性色彩的话来表达急迫心情。诸如：“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攀枝花建不成，我睡不好觉”；“北京出了问题，有了攀枝花我就不怕了”；“攀钢建设不是钢铁问题，而是战略问题”。
这些个性化语言产生的感染力和动员力，在中央决策层产生的影响，可说是立竿见影。1964年5月28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讨论“三五”计划方针。他说：“昨天在主席那里谈的基本的一点，就是搞四川这个第三线，现在要准备，要着手。现在不着手，耽搁了时间，将来不利。要把西南这个战略方面打通。要搞成昆铁路，搞贵州的煤，搞西昌的铁矿和钢铁厂，以这个为重点，其他的都可以慢搞……主席着重地讲了攀枝花。”讲到这里，其他与会者纷纷插话。罗瑞卿：“主席说到西昌开会。”邓小平：“他说，大家如果不赞成，到成都开会。”周恩来：“他还问汽车通不通。”彭真：“一个是到那里开会，一个是把工资拿来搞攀枝花。”李富春：“是个大家下决心的问题。”在李富春谈到三线工业布局要重视攀枝花时，大家又分别插话。刘少奇：“现在不着手搞三线，时间来不及了。”邓小平：“先搞攀枝花。只能打歼灭战。多少年没有解决问题。现在是逼着我们先把西南的搞起来。”周恩来：“里头有战略问题。”（《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文献选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三线建设战略就这样在中央决策层达成共识。
当然，具体落实这个战略部署，则需要理性和客观。对此，毛泽东同样是先拿攀枝花说事。他讲：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毛糙”。（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598页。）要做到不毛糙，就需要确立合理的建设方针。毛泽东做决策，抓攀枝花这个重点，是为了推动三线建设这个全局，而三线建设这个全局，又属于“三五”计划这个更大全局中的重点内容。这样一来，要确立合理的三线建设方针，就必须融进对整个国民经济建设方针的思考，进而触及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探索。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有三个观点，非常明确。
一是搞经济建设，必须适合中国国情，按规律办事。1964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去我们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要改变计划方法，考虑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我们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为此，毛泽东一开始就提出“三五”计划要突出“一个屁股”（基础工业）和“两个拳头”（农业和国防工业），要把屁股坐稳，让两个拳头更加有力。他还对国家计委领导小组的人说，“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按客观规律来办事”。（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0-1021页。）
二是搞经济建设，要打歼灭战，基本建设不能拉得太长，规模上要留有余地。1964年11月26日，毛泽东听李富春汇报攀枝花钢铁基地有六个布点方案，明确表示：在宜宾布点，又没有煤，又没有铁路，还得修内昆铁路，还要疏浚金沙江，宜宾不要搞了。1965年6月16日，他听取“三五”计划编制和三线建设情况汇报，认为盘子太大了，“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少一点慢一点能达到。我看五年搞1080亿元的建设规模是大了，留的余地太少了。少搞些项目就能打歼灭战，大了歼灭不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3页。）毛泽东提出的“三五”计划规模，总盘子预计是800亿到900亿元，最后实际计划是850亿元，比当初设想的1080亿元少了230亿元。做这样的调整，显然是吸取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具体到三线建设项目如何打好歼灭战，毛泽东还在1965年1月23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提出，“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页。）
三是搞经济建设，不能脱离老百姓，必须保障人民生活。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听取“三五”计划编制和三线建设情况汇报时，明确讲：吃穿用不要降低现在水平，每年略有增加就好。大家想多搞，向老百姓征税征粮，多了会闹翻，不行的。“这是个原则问题”“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还说，“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3页。）稍后提出来的“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个著名口号，就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
为了落实三线建设战略，中央还成立了西南和西北两个三线建设委员会，国务院成立了三线建设办公室。攀枝花建设项目，则由周恩来安排部署，邓小平赴攀枝花决策指导，李富春、薄一波两位副总理具体负责。1966年上半年，国家部委有43名副部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到四川三线工地调研蹲点，大部分人都到了攀枝花。其中就有被毛泽东任命为西南三线建设第三副主任的彭德怀。彭老总不愧为军事家，他提出西南三线建设要保“一点、一线、一片”，一点指攀枝花，一线指成昆和贵昆铁路，一片指六盘水、重庆兵器工业基地。
三线建设从1964年到1980年，跨越三个五年计划，一共向西南和西北地区投资2050亿元，动员400多万军民参加。一大批三线企业和配套的科研院所，在当时有保密性质，在社会上很少宣传，加上半个世纪过去了，人们不太熟悉，或在情理之中。不能责怪那位把“彭德怀在三线”改为“彭德怀在三八线”的青年编辑，毕竟，他还记得时间更久远的抗美援朝战争。三线建设固然不像抗美援朝那样，全面而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国际国内的局面，但如果把三线建设放到广袤而相对落后的西部发展进程中，放到19世纪到21世纪民族复兴的历史变化中，作前后勾连，它的作用和影响，则别有一番风景。
二、西部梦想：从孙中山到毛泽东
从19世纪中期开始，一些仁人志士已经认识到，西部能否发展起来，发展得怎么样，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进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经略西部，解决东西部地区生产力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难题，近代以来已逐步凝结成为一种“西部梦”，成为中国梦的一部分。
这个梦想的触发点，毫无疑问是和中华民族应对外来侵略的被动局面联系在一起的。最先关注这个问题的是学术界。19世纪中期，以张穆、何秋涛等史家及其著述为代表的西北史地学兴起，即是对强邻四逼、边疆危机的敏锐反映，同时也将西部在御敌安边中的重要地位，突现了出来。1874年，在李鸿章、左宗棠、王文韶等清末重臣之间，爆发了一场东部海防和西部塞防孰轻孰重的争论。这场争论，一下子把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把西部和东部对国家安全具有的同等战略价值，摆到了人们面前。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民国。人们的西部梦想有了新的内容。孙中山制定庞大的救国实业计划，提出“由人满之省，徙于西北，垦发自然之富源”，率先把目光投向广袤的西部。1920年，他在为谢彬《新疆游记》写的序言中又说，未经开发的西部，“可为吾人殖民拓业之地，其兴起吾国前途之希望，实无穷也”。（谢彬：《新疆游记》，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还有个叫林竞的人，在其《亲历西北》一书的自序中，称西部是“国家之安危所系”，“西北之政治经济地位，均具有牵动世界之价值”，他呼吁国人，“应以全国之资力才力，从事经营”，“相率投荒，共作千秋万世之业”。（林竞：《亲历西北》，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页。）
抗日战争时期，西部成为全民抗战的大后方。大量机关、工厂和院校内迁，使人们对西部在推动民族复兴进程中的特殊作用，有了更具体的感受和认识。这当中，尤以一些学者为甚。1941年，陈寅恪在为朱延丰《突厥通考》写的序言中提出：“惟默察当今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则可以无疑。”（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44页。）历史学家钱穆1937年曾游历西部，深感“在同一国家之内，却存在有两个绝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太过悬殊，这真是一大问题。”当时，美国人华莱士从西北入境中国，对中国派出的欢迎使节说：“别人认为我从中国的后门进，实在我是从中国的大门进的呀！我经过了你们河西兰州一带，便想象到我们美国当年西部的开发。”这个说法，深深打动了钱穆，以至1951年他在台北的一次演讲中还讲到此事，并发挥说：“中国的新天地，就在中国之本身内部，回过头来，向内地跑，不仅如华莱士所说的像美国人开发西部般，我们却还兼带了恢复历史上汉唐精神的一种更要的意义。”“在这里，我们一定可以得到新刺激，一定可以产生新力量，并使国内各方面发展平衡”。（钱穆：《中国历史精神》，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112、113、116、117页。）
前人经略西部的梦想，总的来说，是立足于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的。但他们虽然看到了西部发展的巨大潜力和美好前景，但留下的是空谷回音般的呼吁，很难转换成切实的谋划和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经略和开发西部的梦想开始变成现实。开发西部，必须交通先行。新中国一建立，西部交通建设便紧锣密鼓地铺排开来。1952年成渝铁路建成通车，毛泽东题词说，“继续努力修筑天成路”；天兰铁路随后通车，又题词，“继续修筑兰新路”。急于开发之意，豁然跃出。修建康藏公路，有两条线路之争，毛泽东果断拍板，“采取南线为适宜”；康藏公路开工，他的题词是，“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1954年底康藏、青藏公路通车，他又题词，“巩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帮扶西部之情，溢于言表。
对于西部新疆、西藏的开发建设，毛泽东更有很深期待，很多设想。前些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分别同西藏、新疆合作编辑出版了《西藏工作文献选编》和《新疆工作文献选编》，里面收录毛泽东不少有关这两个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国防各方面建设的文献，中心意思是要帮助西藏、新疆尽快发展起来，这对全国的作用很大。他1959年甚至同班禅说到：各地都搞起了工业，只有西藏没有搞，西藏民主改革后也要办工业，要注意培养藏族的科学技术干部。
西部地区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建成的一批交通设施，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经略和开发西部的第一轮成果。毛泽东1952年和1953年还先后考察了郑州以下的黄河和武汉以下的长江，由此提出了开发利用西部水资源的两个宏大设想：长江三峡大坝和南水北调工程。这两个设想今天已经实现，成为中国发展史上的标志性工程。
发源于西部的黄河、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其上游流域是西部血脉和精粹所在。寄情西部的毛泽东，还设想骑马考察黄河、长江上游。他规划的具体行程是：沿黄河往上一直走到昆仑山，到达通天河，再从那里翻过山到长江的发源地，然后沿金沙江而下到长江。立志考察这些地方，自然与经略和开发西部有关。长征的时候，毛泽东和红军从西南云贵川到西北陕甘宁的路上，度过了中国革命最困难的岁月，随后长期经营陕甘宁地区，打下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基础。这样的经历，无疑使孕育两大母亲河的西部，给他留下特殊的印象，增益具体的认识。的确，毛泽东的一生，似乎像中国大地上一位没有终点的旅行者。地理意义上的游历，当然是以精神和社会层面的探索，以国家的改造和发展抱负为底蕴的。有人甚至做过这样的比喻，黄河犹如凸起的弓背，长江恰似拉满的弓弦，这两大母亲河把中华民族编织在了一支蓄势待发的箭上。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交会相撞的西部，仿佛是一具坚韧的骨骼，往东延伸的无数河流，则像是条条充盈的血脉，这西高东低的地貌走势，恰如一个民族准备腾飞崛起的身姿。按这个比喻，毛泽东骑马考察黄河、长江上游的计划，或许是要细细扣问西部的地理、资源、气象、人文、风俗：西部如何得发展？西部梦想如何得实现？
1964年8月，毛泽东准备骑马出发了。不巧的是，8月5日越南发生“北部湾事件”，美国军队开始轰炸越南北方，还调集大批舰艇，云集越南北方沿海一带，径直北向的战火，威胁到中国。8月6日早晨，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9页。）直到晚年，他还为失去这次骑马考察黄河、长江上游的机会遗憾再三。不过，也正是1964年取消远行计划的时候，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挟带西部梦想的三线建设，遂正式登场。
三、三线建设：从两个战略目标看效果
毛泽东为什么会提出三线建设战略？实施这个战略与西部梦想有什么实质关联？事实上，早在1956年开始谋划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方略时，毛泽东就向西部内地投去长远的战略目光。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6页。）这个设想，可视为三线建设的思想源头。同时表明，毛泽东1964年决策三线建设，有两个鲜明的战略目标。
三线建设的第一个战略目标，是在西部构筑备战基地。西部纵深地带，是保障国家安全天然的战略后方。一般认为，三线建设有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始于1964年，但两年后“文革”爆发，有些停顿。1969年3月，中苏之间爆发珍宝岛战斗，三线建设再掀高潮。当时的备战氛围很浓，中央高层还有人提出一个“北顶南放”的应对方针，即如果苏联从北边打过来，我们需要顶一下；如果美国军队从南边打进来，就放进来再打。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日益加紧对中国的战争威胁，是部署三线建设的直接起因。所以，毛泽东推动三线建设，几次讲要“同帝国主义争时间，同修正主义争时间”。他脑子里还常常浮现苏联在德国进攻面前准备不足的教训。1964年8月20日，他对搞计划工作的薄一波强调，要在新的战略方针下调整工业布局，“要好好地研究、吸取斯大林的经验教训，一不准备工事，二不准备敌人进攻，三不搬家，这就是教训。”
当然，战争有打和不打两种可能，我们要争取不打的可能。备战恰恰是争取这种可能的必要策略。毛泽东当时就说：“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7页。）这就是避免战争、争取和平的辩证法。在苏联和美国对中国都有战争威胁的情势下，搞三线建设这样的备战措施，等于是在西部纵深地带为国家安全购买了一份“保险”，不能因为后来没有出险，就轻松地指责花钱投保是浪费之举。中国在很困难的情况下，成功研制出至今未曾使用并宣布将来也不会首先使用的原子弹，也是这个道理。实践证明，三线建设筑起了国家安全的战略后方基地，为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同超级大国周旋赢得了时间和砝码。
三线建设的第二个战略目标，是平衡全国工业布局，促进西部的经济发展。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得很明确，70%的工业在沿海，30%的工业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1964年，经过“大跃进”之后的几年调整，发展势头起来了，在“三五”计划中突出三线建设这个重大战略，实现沿海与内地的工业布局均衡发展这个既定方略，也是水到渠成之势。为此，在部署三线建设时，毛泽东强调不要只是某一方面单项突进，要综合配套，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要同时并举，备战和长期建设要统筹考虑。1965年1月23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三线只修铁路，只规划煤和钢？应当是机械、化工、军工什么都有才好，还有煤气，四川那个地方就没有石油？西南搞不搞汽车厂？一定要搞个汽车厂。打起来还可以继续建设，你打你的，我建设我的。（《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90页。）这番话，事实上把三线建设看成了一根扁担，一头挑着国防战备的重任，一头挑着发展西部经济的重任。所以，邓小平1966年1月在军队政治工作会议上就说：“我们大小三线一抓，不仅国防意义很大，建设意义也是很大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1-1892页。）
在毛泽东看来，西部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利于打开对外经济交流的通道。早在1963年会见尼泊尔外宾时，毛泽东就谈到修建从西藏到尼泊尔的公路。他还说：我们现在还没有通往拉萨的铁路，等到铁路到了拉萨，和你们交流物资就方便了。一直到晚年，毛泽东还念兹在兹。1973年底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一行时又说：“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修一条铁路到你们边境。修了一条公路也没有多少用处。你们跟我们的西藏做生意，很少，要跟我们北京做生意，就得要修一条铁路到你们边境才有可能。我就是想修铁路这件事。”谈话中，毛泽东建议让外国驻华大使到中国各地去看看，在专门点了重工业基地东北三省后，又说：“我这个提议还包括四川、贵州这些偏僻地方”，“世界上就有那么一块地方，名曰中国嘛！这个地方有的地方有些事办得好，有些事办得不好呢。”（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9页。）“偏僻”的西部，发展不快，大概就是萦绕在他脑际办得不那么好的事情之一。
当然，三线建设战略是在特殊国际背景和计划经济条件下提出来，又是在“文革”严重干扰环境中实施的，难免挟带着时代的痕迹。诸如有的项目论证不充分，选址上过于强调靠山、分散和隐蔽，还有投入和产出比例问题，这些都不能说不是缺憾。但总体上讲，是瑕不掩瑜。说清难掩之“瑜”，则有三个问题需要回答。
第一，企业“搬家”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东部沿海的工业生产力？三线建设并不是把东部沿海的企业掏空。邓小平1964年10月13日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谈到这个问题时，态度很明确：“是把一线地区重要的技术力量、设备样机搬到后方去，是利用一线的技术力量发展三线。沿海地区的企业还要继续发展生产，搞机械化、自动化。”实际操作也是按这个思路进行的。三线建设固然影响了东部企业的强劲发展，但不至于伤筋动骨。以钢铁企业来说，“三五”计划就强调继续发展一二线的鞍钢、包钢、武钢、太钢等，并未因三线建设而伤了东部沿海基础工业的元气。
第二，三线企业效果到底怎么样？确有一些企业，存在先天不足，后来在发展中面临不少困难。不过，1984年，国务院三线办公室曾经开展全面调查，认为在所有1945个三线企业和科研院所中，建设成功的占48%，基本成功的占45%，没有发展前途的仅占7%。大体表明，三线建设这根扁担，确实挑起了两个战略要求的重担。
第三，三线建设对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作用如何？事实是，三线建设以前，虽然也讲要支援西部，但没有具体抓手，三线地区生产能力有限，靠自己发展始终较慢。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在过去比较落后和闭塞的西南、西北及湘鄂豫三省西部地区，初步形成了能源、钢铁、机械、电子、化工、汽车、军工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建起了一批具有高度文化和科技含量的科研院所，造就了攀枝花、六盘水、德阳、十堰、金昌、酒泉等一批新兴工业城市，自贡、绵阳、遵义、宝鸡、汉中、襄樊等古老城镇焕发了青春，成都、重庆、昆明、西安、太原、银川等西部的中心城市，经济和科技能力也因三线建设而显著增强。从1965年起，相继建成的川黔、贵昆、成昆、湘黔、襄渝、阳安、太焦、焦枝和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等10条干线，基本上打通了西部发展的脉络。这些成就，极大地改变了西部经济社会发展面貌，也使三线地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发生很大变化。西昌、攀枝花属于大凉山彝族地区，费孝通先生1991年到那里考察后，感慨地说：三线建设使西南荒塞地区整整进步了50年。这种进步，正是落实前人孜孜以求的西部梦想的一次比较集中的效果。
四、西部发展：从三线建设到“一带一路”
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内改革开放大潮的兴起，三线建设的战备意义自然下降，大部分三线企业随即进入调整改造时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三线企业将发挥怎样的作用，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对此，时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在1983年12月27日给国务院领导的一封信中提出，三线企业“可以继续调整我国不合理的工业布局，改变三线地区的落后面貌，促进内地经济的发展”。（朱元石主编：《共和国要事口述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6页。）三线建设的企业本来就有“剑”有“犁”，既有军工企业，也有基础工业，更不用说大量能源交通企业了。在调整改造中，三线企业“化剑为犁”，实现军民融合或军转民的转型发展，虽然历经痛苦，但对西部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来说，毕竟是有了相应的积累，奠定了物质、管理、技术和人才基础。如今西部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企业，便是三线建设时打下底子，调动积累，通过转型和二次创业，得以成功的。
需要明确的是，调整改造三线企业，并不意味着对三线建设战略的否定。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中，李先念参加了三线建设及其以后的调整改造全过程，他曾对人说：“当时建设三线的气魄很大，速度很快，确实振奋人心。三线建设从战争的观点来看是必要的；从改变我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来看，也是应该的。”（采访李先念原秘书程振声记录，2009年7月29日。）江泽民1991年4月视察攀枝花钢铁基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等三线重点工程后，得出的结论是：“总的讲，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调整改造三线企业，并不意味动摇了几代人经略和开发西部的梦想。改革开放兴起后，邓小平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在这个构想中，虽然东西部发展的优先程度不同，但东西部协调发展的基本方略没有变。邓小平说，“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8页。）江泽民1995年进一步提出：“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今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要更加重视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66页。）1999年6月正式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承接、发展了三线建设战略，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改善区域经济布局，推进西部现代化的重大举措。
今天，伴随着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协调区域发展，用更大精力发展西部的任务愈益凸显出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两大空间发展战略，都与西部有关，都为西部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能量，使经略西部的步伐迈得更快，更实了。
“长江经济带”建设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一样，着眼于国内区域的协调联动，意在以长江为纽带贯通东中西部，打造中国经济新支撑带。这个战略将进一步激发西部地区蕴藏的巨大经济潜力。
“一带一路”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开创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它与国内区域发展战略、对外开放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是相互联系的。仅就丝绸之路经济带来说，其战略走向中，就包括从我国西北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从我国西北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从我国西南经中南半岛至印度洋这样三个方向。这些战略走向，事实上统筹结合了此前实施的西部大开发，而且与推进由东向西梯度发展、培育区域经济支撑带相衔接。为改变近代以来我国国家安全、经济发展都要直接面向海洋从而受制于海洋的战略格局，打开了全新的思路和空间。实施这个战略，西部将由经济腹地变为面向世界的前沿，这就为西部的未来，提供了重大发展机遇，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展现了广阔发展舞台。今天回过头来看，当年三线建设开始形成的工业基地和产业格局，建设的重点骨干企业和铁路公路干线，都将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展现出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
近代以来积累的西部梦想，就这样一步步向我们靠近，一步步在我们眼前落实。毛泽东等在50年前提出和实施的三线建设战略，恰如西部梦想实现途中承上启下的里程碑，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牢牢记住了。
（作者单位：中央文献研究室）
充分认识三线建设在党史国史上的重要地位
◎吕世光
一、三线建设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1964年8月毛主席说：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子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透过这些话语，我们可以深切体会到主席和周总理等当时的决心。作为参与三线建设决策和组织实施的重要领导者邓小平同志，把三线建设作为当时经济工作的头等大事来抓，多次深入建设一线，亲临现场指导，统一思想认识，研究解决建设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有力地促进了三线建设战略任务的落实。在1964年至1980年贯穿三个五年计划的16年中，国家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及其他地区，投入2050余亿元巨资；400多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上万的民工，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风餐露宿、肩扛人挑，用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和科研院所，托起了一座座工业新城，攀枝花就是其中一颗璀璨明珠！
毋庸讳言，由于当时的特殊环境，三线建设决策及进程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其功绩是主要的，对问题我们应该客观地、历史地看待。1991年4月，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总的讲，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2011年10月，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小组会上对三线建设作出了肯定评价。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社会主义胜利和建设的成就决不能否定；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三线建设作为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经济工作的重要成就，理所当然地应给予充分肯定。如果把这一时期主要的经济工作三线建设都要否定，那其他工作就更不要谈了。
近几年出版的党史基本著作，特别是经党中央审定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对三线建设专门用两个目6000多字的篇幅叙述，并六处提到了攀枝花，明确地指出：“‘三五’计划的制定和三线建设的展开，是加快实现我国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步骤，对于改善我国国民经济布局、推进中西部落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有较大作用。三线建设的实施，对于提高国家的国防能力是完全必要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694页。）三线建设“是中国经济建设史上的空前壮举。”（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829页。）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和党史基本著作的鲜明表述，代表着党中央对三线建设的基本态度，也确立了三线建设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总之，正确评价三线建设是正确认识和评价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我们要以高度的历史自信和政治自觉，坚持和维护这一党史国史的恢宏篇章！
二、历史不能割断，前事往往是后事之因，后事往往又是前事之果
我们取得的改革开放、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是在改革开放前党和人民做出多方面准备的基础上进行的，三线建设就是这种准备的重要组成部分。三线建设的生动实践、积累的丰富经验、创造的伟大精神，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是改革开放和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基础、重要依据和不懈动力。
（一）三线建设形成的一系列经济、国防及科研等重大项目，构成了改革开放和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
中西部地区是支撑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区域，也是为国家提供安全保障的国防工业的密集区域。作为中西部地区经济支柱的工业及国防工业，大都与三线建设有着直接或间接的渊源关系。三线建设形成的重大工业、国防和科研项目，不仅促进了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及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也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准备了重要物质技术条件。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三线建设实现了建设我国战略大后方的目标，为保障国家长期和平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50年过去了，战争虽未爆发，但这不等于这个战略决策是错的。有的同志把这比喻为“上保险”，为防备重大的天灾人祸，上了保险，干其他事情心里可以更坦然些。如果没有这个“保险”，会发生什么，就没有底气。当然最好不要去理赔，但保险不能不上。
（二）三线建设积累的许多宝贵经验，为改革开放和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依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其基础和源头是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时期。三线建设作为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时期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一项重大实践活动，其积累的宝贵经验，为改革开放后党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参照。如兼顾地区均衡发展。三线建设开创了地区均衡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先河。从毛泽东的沿海与内地的关系的科学论断，到邓小平“两个大局”的设想，再到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我们党兼顾地区均衡发展的理念是一贯的，这是我们党坚持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又如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关系。三线建设实际上提出和实践了如何以国家核心需求为导向，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重大战略问题。再如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殊优势。三线建设是这一优势的集中体现。这一优势是我们能够办成一些其他国家难于想象的好事大事的重要原因。在当今条件下，我们仍必须继续保持和发扬这一优势。
（三）三线建设创造的伟大精神，为改革开放和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强大动力
党在长期斗争历程中形成了很多精神财富。如民主革命时期有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培育形成了很多创业精神，如大庆精神、大寨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红旗渠精神等，这些都已经被人们所熟知。事实上，三线建设精神和大庆精神，应该是当时工业建设一南一北的两面旗帜。当时喊出的“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四海为家”“哪里需要到哪里去”“我是一块砖、任党挪来任党搬”等豪言壮语，影响了几代人。在三线建设精神培养下，涌现出一大批先进模范人物。我们在研究和宣传三线建设历史的时候，应该高度关注、深入挖掘、广泛宣传千百万普通劳动者牺牲自我为国分忧的奉献精神和可歌可泣的先进事迹。三线建设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其开创的事业仍在延续，其创造的精神是永存的，这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竭动力。
三、三线建设在党史国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学术界、理论界要加大存史、用史的力度，进一步搞好三线建设的研究和宣传。
（一）应进一步深化对三线建设的研究
对三线建设大范围研究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这20多年来成果是丰硕的。如公布了一批档案资料、出版了一些回忆录、采访录、研究著作、画册；发表了许多论文、召开了一系列研讨会。但由于三线建设长期处于保密状态，相对公开出版的三线建设档案资料还不算太多，宏观研究大三线的论著多，专门研究地区和部门及小三线的论著少，个案解剖研究的少；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外交等方面的研究还需要深化，把三线建设放在开创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个历程中来研究和评价，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二）进一步加强对三线建设精神的研究和宣传
现在的问题是，三线精神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规范权威的表述。有的同志把三线建设精神概括为“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开拓进取、团结协作”（陈夕总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493页。），有的同志概括为“奉献精神、协作精神、创业精神、创新精神”（王蕾：《试述三线精神的核心内容与现实意义——以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史为中心的考察》，载《第十二届国史学术年会论文集》。）等。我们可以利用纪念三线建设50周年这样一个契机深入研究、统一认识并进行广泛宣传，这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党的作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应进一步加强对三线建设资料及旧址等文物的保护
建设三线建设博物馆是文物保护的重要方式。现在，已经建设了一些地区性的三线建设博物馆，如四川省广安市的三线工业遗址博物馆，贵州省六盘水市的贵州三线建设博物馆。博物馆中规模最大的，是攀枝花的三线建设博物馆。攀枝花是三线建设的成功典范，也应该建设最好的三线建设博物馆，以促进三线建设旧址和相关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和利用。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研究室）
三线建设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贡献
◎钱海皓
新中国成立后，在一代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取得了令全世界震惊的伟大成就。三线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就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篇章。
现在有许多人对当年的三线建设确实不了解。由于保密等原因，当时对三线建设这个伟大工程并没有做大力宣传，很多人至今根本不清楚它的情况和前因后果。这些年来有人对三线建设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在那么困难的日子里，动用了那么多人力物力财力，建起了一些无用的东西，这是劳民伤财的决策。持这种观点的人，实质上是在诋毁毛泽东，否定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战略决策。我觉得，我们作为唯物主义者，应以唯物史观来客观地分析和研究三线建设这段历史。
20世纪60年代中期启动的三线建设，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和我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及自然条件，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部署组织展开的。毛泽东主席曾三次批示，要求加快攀枝花的建设。三线建设以沿海一些重要工业向西南、西北省份（俗称大三线）和中部及沿海地区腹地（俗称小三线）转移为目标，以国防科技工业、铁路与公路干线、机械与能源以及原材料工业企业建设为重点，涵盖13个省和自治区，投入2000多亿元和上千万人力。三线建设是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史上辉煌的一幕，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我理解这种意义起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三线建设为我国建设起了确保国家安全的可靠的国防和战略后方基地。从20世纪60年代世界局势来看，美苏争夺世界霸权愈演愈烈，对中国构成了严重威胁。在我国原子弹将要研制成功时，美国就在策划对中国核设施进行侦察乃至袭击的行动。战争爆发与否和爆发的时间、规模是难以准确预料的，有准备比无准备要好，准备多一些比少一些要好。实施三线建设，展示了中华民族准备抗击任何来犯之敌、捍卫国家安全的决心。经过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在短短的10多年时间里，在广袤的三线地区建成了一大批比较完整配套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电子工业基地、航空工业基地和战略核武器科研生产基地，为我国建立雄厚的战略后方奠定了基础，至今仍然是我国国防建设的重要工业基地，为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与超级大国周旋赢得了时间与筹码，为中国此后的经济改革、和平发展创造了条件。
20世纪90年代初期，特别是海湾战争的爆发，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高科技优势发动了一系列战争行动，包括对伊拉克、南联盟等国进行空中精确打击。军事高科技的发展和战争形态的变化，使我国领导人再次关注和反思战备后方的建设问题，使我们对三线建设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实践证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今天，我们研制出并装备到部队的一大批先进武器装备，靠的就是那个时候打下的国防高科技基础。
第二，三线建设对于改变我国生产力布局和均衡东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三线建设的实施，在西部建成了将近2000个大中型工业交通基础设施，建立了包括攀枝花、六盘水、酒泉的钢铁和煤炭基地；酒泉、西昌的卫星发射基地；成昆、湘黔、襄渝、青藏（西格段）线的铁路；湖北的“二汽”，重庆的武器制造，贵州、陕西的飞机制造，葛洲坝、刘家峡的水电枢纽等在内的数千个企业和科研单位。1980年与1964年相比，三线地区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92倍。通过三线建设，一批新兴工业城市在西部荒山僻野中拔地而起，如攀枝花、六盘水、十堰、金昌过去都是荒山野岭，建设发展为著名的钢城、煤都、汽车城、镍都。几十个古老的县被注入了新鲜血液，成为现代化工业科技都市和交通枢纽。如四川的绵阳、德阳、自贡、乐山、泸州、广元，贵州的遵义、都匀、凯里、安顺，云南的曲靖，陕西的宝鸡、汉中、铜川，甘肃的天水，河南的平顶山、南阳，湖北的襄樊、宜昌，青海的格尔木等等。可以说，三线建设不仅为西部地区引进了先进的技术装备与管理方式，培养了大批技术和管理人才，也把城市文明的方方面面播洒进当地的社会生活，对国家调节东西部的经济差异和文化差异起到了重要作用。即使在今天，由三线建设带动起来的我国西部经济的战略地位也不容低估。
第三，三线建设为我国留下了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三线建设是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进行的，是全国军民积极响应、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报效祖国、准备打仗的情势下进行的，是在中国经济还比较困难、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的情况下进行的，是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指导下进行的，是在“文革”的严重干扰下展开的。因此，上千万人次的参与、四百万人员的迁徙、以举国之力在数百万平方公里上的偏远贫困地区先后开工上千个项目才成为可能。回眸当年，我们的三线建设者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用他们的青春热血甚至宝贵的生命，在中华大地上描绘出一幅宏大壮丽的图景，谱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由此形成的“艰苦创业、勇于创新、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三线精神，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来源。1993年4月9日，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题词：“让三线建设者的历史功绩和艰苦创业精神在新时期发扬光大”，既对三线建设作出了充分肯定，也指出了发扬艰苦创业精神的积极意义。
今天，我们回顾三线建设的奋斗历程，展示三线建设的辉煌成就，探讨三线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就是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三线建设精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三线建设的峥嵘岁月，令人难以忘怀。三线建设的光辉业绩，永载共和国史册。三线精神将得以世代传承。可以相信，三线建设的成就和精神，将进一步激励人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在十八大精神指引下，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
从三线建设到“一带一路”
◎陈东林
2013年，习近平同志代表党中央提出的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伟大战略构想——“一带一路”——和当年的三线建设有着发展经济、保障国家安全的共同点，也有着和平发展、扩大开放的明显区别。
一、三线建设和“一带一路”的相同点
（一）都是基于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提出的宏大经济建设战略
正如毛泽东当时考虑到外敌入侵而提出三线建设战略，将经济中心向西部转移一样，“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也首先是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经济总量已提升为世界第二，但与此同时，东部地区和海域也出现了新的不安定因素。美国、日本等作为中国的两大贸易伙伴和对手，在太平洋建立起针对中国的战略，美国提出重返亚太战略，这都是对我们东部形成争夺领海主权和海洋控制权威胁的重要地区，中国的石油和商业物流多数是通过东部海域进行贸易交流的。另外，东西部经济还在拉大，呈现东快西慢、海强陆慢，所以西部地区亟须加快发展。
（二）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大三线的区域战略方向基本相同
三线建设地区就大三线而言，主要是四川、贵州、云南和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个地区，毛泽东把这些地区称为战略后方。1973年他曾经提出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构想，这是中国联合西部的巴基斯坦、伊朗，直到欧洲的一条战略线，团结在这条线周围，共同反对霸权主义的战略威胁。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九个省市区与三线建设的区域相比较可以看出，除了新设的重庆直辖市之外，增加了新疆、贵州、广西，其他没有区别。事实上，贵州位于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之间，重要性也不亚于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向西发展，联合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俄罗斯、中非等二十多个国家，直到欧洲，这和当时的“一条线一大片”战略也是基本一致的。
二、“一带一路”给三线地区的启示
三线建设为“一带一路”地区提供基础，“一带一路”为三线地区提供机遇，三线建设在中西部地区建立起了1495个企业，极大改善了这一地区的生产力状况，高铁、资源、制造力，高科技知识等可以为建设“一带一路”提供丰富供应和有利资源。如攀钢生产的优质高铁铁轨、六盘水的建材等在“一带一路”建设当中都是重要的原料。如果没有三线建设，今天要进行“一带一路”经济带建设是不可能的，三线地区位于“一带一路”的起点，特别是西南地区，向北是陆上丝绸之路，渝新欧铁路就是从重庆经过新疆到欧洲的铁路；向南是海上丝绸之路，通过成昆铁路连接东南亚。邓小平在50年前视察攀枝花的时候说过，这里得天独厚，它指的什么呢？就是指以攀枝花为圆点，通过成昆铁路向两翼摆动，一翼摆动到成都，把钢铁产品运到成都，再从成都把机器设备运到攀枝花；另一翼通过六盘水向攀枝花摆动，把攀枝花的钢铁、铁矿运到六盘水，把六盘水的煤炭运到攀枝花。钟摆式的发展模式通过改革开放30多年已经扩大到整个四川和西南。今天可以这样比喻，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两个可以看成是世界范围的钟摆式发展，它的一摆就是北部的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另一摆就是南部的21世纪丝绸之路。那么西南地区，西北地区恰恰处于这个钟摆的夹角之中，是很有发展潜力的。
“一带一路”将是我国深化改革、产业升级的巨大驱动力，同时通过开辟这一通道，原材料、技术、资金等市场要素的交流平台将得到重大拓展。三线地区要发扬当年的艰苦创业、勇于创新的精神，三线建设应该说是我们新中国工业化三个初始化阶段的缩影，从艰苦创业，白手起家到调整改造，再到面向市场经济，在几十年之间迅速地克服了众多的困难。现在实施“一带一路”的经济战略，三线人要改变20世纪60年代的封闭状态，积极做西部开放拓展的先锋。这是一个新的历史使命。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
三线建设中的企业搬迁
◎董志凯
在确立三线建设决策的同时，毛泽东多次提出一、二线重要企业向三线搬迁。1964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强调从新的战略方针出发要重新布局工业，明确提出：一线要搬家，二线三线要加强。（陈夕总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73页。）由此，一线企业搬迁成为三线建设的重要一环。三线建设中的企业搬迁，既不同于日本侵华战火中企业被迫从沿海向内地转移，也不同于21世纪西部开发的做法。其中有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一、搬迁总体部署的特色
（一）低投资、紧运行
毛泽东于1964年强调三线建设时，国家的财政收入只有2800亿元，却要投资1000亿元。投资比例接近38%，当年1至4月财政出现支大于收的情况，决定了基建计划绝不能超过1000亿元预算。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只能按较低投资的方案安排三线建设。
面临财力限制，为了落实三线建设计划，在1964年8月国家计委召开的1965年年度计划座谈会上，计委主任李富春对原有城市的工业布局作了部署：调整第一线，积极建设第三线，就要控制第一线，特别是第一线的大城市。当时全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有14个，有9个在第一线，3个在第二线，两个在第三线。就是在第三线，从战略考虑也被认为目标太大了。因此，在工业布局上，第一线不上一个新项目；续建项目能够缩小规模的就缩小规模，能够“一分为二”的就准备“一分为二”；能够迁移的就迁移。
针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三线企业的建设实施对口帮建，以老带新，企业搬迁的运作十分紧迫。1964年9月国家计委作出初步部署后，当年就有29个项目迁建，涉及近万职工。在整个三线建设过程中，“低投资、紧运行”是贯穿始终的特点。
（二）建设三线与调整一线相结合
1964年全国计划会议之后，李富春于9月13日向毛泽东汇报了三线建设的初步部署和安排：提出建设第三线，必须与调整第一线相结合，采取“停、缩、搬、分、帮”五种办法。迁移的不仅是企业，还包括科学研究机构、设计机构和大专学校在内。
从1964年开始，把一些重要的工厂和车间，用一分为二或全搬的办法迁移到三线去。头两年冶金、一机、农机、化工、铁道、邮电六部先迁66个项目，加上军事工厂和其他行业迁的工厂，大约有100个左右的工厂或车间内迁。相应地，要把有关的科学研究机构、设计机构和大专学校内迁或一分为二。
对于一二三线大中城市的老企业，首先是上海、天津、沈阳、北京、广州、武汉、重庆七大城市的重要老企业，有计划地进行技术改造，以利于整个工业技术的发展和帮助三线建设。
凡是新建的工厂，必须是“小而分”，而不是“大而全”，必须尽可能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少占地，少用人，提高劳动生产率。非生产的建设，必须因陋就简。
国家经委与工交各部研究，提出了初步的搬家方案。冶金、一机、农机、化工、铁道、邮电、石油、地质、建工等九个部提出了初步迁厂方案。
搬迁项目的布点，要同三线地区整个工业布局统一安排。要认真贯彻执行毛泽东主席指示的多搞小城镇的方针，实行大分散、小集中，以达到战略隐蔽的目的。
在具体布点时，要兼顾国防安全和经济合理。少数国防尖端项目，必须按照“分散、靠山、隐蔽”的原则进行建设，有的甚至还要进洞。一般军工企业和民用工业的建设，应当尽可能靠近原料、燃料、水源、电源，并且把一些在生产上有密切联系的工厂成组地布置在一起，建成一些适当分散的工业点。（《全国搬迁工作会议纪要（草稿）》（1965年9月2日），陈夕总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182-185页。）
（三）各地从实际情况部署
承担搬迁任务的各大区均积极响应中央的三线建设决策部署，并结合各区实际情况提出实施要领。如：
时任东北局书记顾卓新结合以往东北经验提出：抗美援朝时，沈阳搬了18个工厂到黑龙江（当时称北满），结果哈尔滨、齐齐哈尔都有了大工厂，几年以后沈阳的这些工厂又搞起来了。这次搬了以后，有了战争不怕，没有战争更好，布局合理了，好东西发展了。过去经验证明，搬要做好动员工作。要成套地搬，多的先搞分厂，过两年再变成独立的厂。可否实行包的办法，譬如东北包西北，华东包西南。现在就要派人前去勘查，要条块结合起来。比如，鞍钢可以搬出4座高炉，1个钢厂，搬走以后，鞍钢能力还是三四百万吨。打起仗来，整个农村都是三线，必须把农村搞好，不能设想都退到老山林里去。
华北区提初步设想：关于一二三线的划分，京汉线以东和华北平原为一线，燕山、太行、吕梁、伊克昭盟、河套地区、晋西南为三线；其余地区为二线。为了更好地支援三线建设，一线还应抓紧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潜力，在高、精、尖、新方面多做一些工作。本区的三线建设应尽可能因陋就简，因地制宜，真正做到多、快、好、省。必须注意粮食、轻工产品、路、水、电的平衡配套。对过去已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地区（如包头），在这次调整工业布局中，应适当地进行填平补齐，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迁厂过程中，对疏散人口问题，应一并加以考虑。
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宋季文指出：关于沿海和内地的关系问题应该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正确的认识。搬家不是消极的，应该是积极的，是为了适应备战的要求，为了工业的合理布局，也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生产。从一线搬走一部分工厂以后，国家需要的许多军工、援外、出口、支农、市场等产品和财政收入，仍然要依靠一二线来解决。因此，一线留下来的工厂，一定要把生产搞好，一定要把工业革命搞好，一定要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增加收入。只有这样，才能为建设三线积累更多的资金，提供更多新的技术装备，输送更多的技术力量，也才能更好地担负起国家交给我们的各项任务。1958年以来的6年中，上海四分之三的基建投资用于老厂的改造。上海搞出来的一些新技术的厂应该搬到三线去，但可以留一些种子，在上海继续搞。搞起来以后，再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搬到内地去，采取细胞分裂的办法。
陕西认为，现有工厂都集中在陇海沿线的西安、宝鸡、咸阳等地。今后新建工厂，可以摆在汉中、西侯线和陇县等地。甘肃提出，可以在天水摆些精密机械和仪表厂，在张掖摆些重型机械工业，在靖远摆些化学工业。河西走廊长达1100公里，在沿线建厂完全适合分散、靠山、隐蔽的原则，只要修很短的铁路支线和公路线就可以建厂。青海认为，为了改变原盐生产集中在沿海的局面，应及早开发柯柯盐湖。宁夏提出，今后建厂可放在石嘴山、银川、青铜峡、吴忠地区，可以综合利用该区的煤炭，发展化学工业。新疆同志提出，库尔勒地区可以作为新工业点。
中南区李一清指出，二线是三线的前沿、一线的后卫，二线有搬（搬出去）、有接（搬进来）、有建（建设某些少数的或个别的新项目）。要保证重点，兼顾一般。有些产品可以有计划地多搞几个制造点。如造船工业，应该在武汉以上的长江沿岸地区以现有造船厂为基础加以充实、扩大、加强。搬家应做到通、快、省、稳。通就是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在此基础上做到快、省、稳。
二、搬迁项目的确立
长达十几年的三线建设有两次高潮。第一次是1964年至1966年。第二次是1969年至1971年。大规模的企业搬迁主要是在1964-1970年进行的。
（一）1964年搬厂的29个项目
经过全国计划会议讨论，确定在1964年立即动手迁建的共29个项目，9724人。其中，冶金部4项，550人；一机部2项，510人；农机部3项，1020人；化工部8项，2680人；石油部2项，110人；邮电部1项，820人；国防工业9项，4034人。
这29个项目中，到四川的14项，到贵州的6项，到江西的2项，到云南、陕西、宁夏、青海、内蒙古、湖南和河北省张家口的各1项。这些项目大都是迁到中小城镇或大城市的远郊区，只有少数几个工厂（或车间）迁到成都、重庆、贵阳市区，主要是加强那里已有的工厂的生产能力，而且人数不多。
（二）1965年搬迁的项目
中央确定第一批从一线搬往三线的项目原定226个，后经各部审查调整，撤销了18个，追加了6个，合计214个项目，至1965年上半年搬完了51个，预计到年底搬完127个，迁出职工约4.8万人，设备约6700台。
1965年1月，根据三线建设需要，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将沿海省份部分重点大学科系，搬迁至中西部地区建设分校，首批院校有7所，分别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内迁至四川绵阳（西南科技大学前身）；北京大学数学力学专业与技术物理系、无线电系，内迁至陕西汉中（陕西理工学院前身）；南京大学五个系内迁湖南常德桃源县开办分校（华南光电集团）；上海华东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在四川自贡建设分校（四川理工学院前身）；唐山铁道学院内迁至四川峨眉县（西南交通大学前身）；大连医学院南迁至贵州遵义（遵义医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内迁至四川合川（中国矿业大学前身）。
（三）第三个五年计划搬迁的项目
1965年8月21日，在全国基建工作会议上，谷牧作了三线建设搬迁工作报告，进一步讨论确定了今后搬迁的项目、原则及组织、政策。1966年计划搬迁建设152个项目。
第三个五年的搬迁规划，初步安排369个项目，加上1965年底可搬完的127个项目，1964年至1970年共搬迁近500个项目。从一线迁出的职工约19.8万人，设备约两万台。其中，1966年初步安排搬迁159个项目（包括1965年结转的87项），共需投资7.5亿元左右。根据国家计委、国家经委的报告，1964年到1970年底“三五”计划结束，“全国约有380个项目、145000名职工、38000多台设备从沿海迁往内地。”至1971年7月，“大约还有140多个没有完成。”（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关于内迁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报告附件，1971年7月14日。）总计全国由内地迁往三线地区的项目和企业，大约有520多个。（陈东林：《三线建设历史概述》，载陈夕总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
第三个五年搬迁的项目，主要是生产常规武器的军工企业，为军工配套的金属材料、机电产品、高能燃料、橡胶制品等企业，生产民用关键产品特别是生产三线缺门或短线产品的企业，以及为国防尖端军工服务的科学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重要专业等。
计划这批搬迁项目建成投产以后，加上新建的项目，三线地区的产品品种和生产能力将有很大的增长，凡是一线能够生产的产品，三线基本上都能够生产，我国工业布局将有很大的改善。但这一计划受“文革”干扰并未完成。
三五期间小三线建设开展的过程中，主要建小型属于地方的军工厂，大中型工厂远距离搬迁少。
企业搬出比较多的是一线地区，即沿海的几个大工业城市和大工业基地。其中最多的是东北和上海。如上海机电局从60年代至1977年就有近百家企业抽调4万多名职工和近万台设备支援大三线工业建设。（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机电工业对三线建设的贡献》，载倪同正主编：《三线风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0页。）
（四）抽调建设施工力量
除了工业交通系统的企业和设计单位搬迁外，建筑工程部、煤炭工业部下属建筑工程企业都抽调大批施工力量支援三线。如贵州六盘水矿区于1965-1966年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汇集了近4万建设大军，许多单位都是成建制调迁的。（贾伟：《水城矿区创业纪实》，载倪同正主编《三线风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3页。）又如1970年为确保“七一”出铁，冶金部一冶（武汉）、三冶（鞍山）、四冶（甘肃）、五冶（成都）、十三冶（太原）、十四冶（昆明）抽调精干施工力量与主力十九冶集中大会战。这是确保攀钢一号高炉1970年7月1日出铁的关键。
三、项目搬迁的实施
（一）搬迁的分工管理
为了加紧选厂、迁厂的各项工作，1964年12月13日，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发布《关于搬迁工作分工管理问题的通知》，要求工作必须按照统一计划、统一行动的原则进行。（甘肃省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甘肃三线建设》编辑部：《甘肃三线建设》，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76页。）具体包括：
凡是从一、二线迁往三线的工业交通企业、国防工业企业和科研、设计单位、大专院校，要由主管部门规划，报经中央批准后，立即行动；凡是没有规划或者有规划而没有经过中央批准的，都不得动手；
工业交通系统的企业和设计单位的搬迁计划，由国家经委负责审查；国防工业系统的企业和设计单位、教学研究单位、大专学校的搬迁计划，分别由国防工办、国家科委、文教办公室负责先行审查，送国家经委统一安排。搬迁项目中的扩建计划和迁入地点，由国家计委负责审定。
搬迁计划的组织执行，由有关各“口”分别负责，国家经委负责抓总。具体工作由国家经委、计委、科委、国防工办、文教办公室各指定一位副主任，组成5人小组负责。
（二）搬厂的具体做法
在组织执行搬迁中，针对上海、天津等地和各部对搬厂工作中提出的许多具体问题，国家经委作出规定：
“一分为二”的工厂（或车间）的关键设备或专用设备，应该首先满足三线的需要，有两套的搬走一套，只有一套的也坚决搬走。但是，如果时间来得及，可以另做一套支援三线；如果目前国家仓库中有现成可用的，也可以直接调到三线，不必拆迁。关键设备或专用设备搬走以后，不需要配套的就不配套了，必须配套的，不论是中央直属厂或地方厂，都由主管部进行统一安排在1965年的投资计划内。
“一分为二”的工厂（或车间），应该挑选优秀的管理干部、技术人员和生产工人成套输送，优先满足三线需要，保证新厂（或车间）及早投入生产。劳动力“一分为二”以后，原厂劳动力确实不足，需要补充时，按照企业的隶属关系，分别由主管部和省、市在1965年劳动计划中调剂解决。需要补充的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亦按照企业的隶属关系，分别由主管部和省、市从其他企业中调配。
（三）搬迁企业职工的工资和劳保福利待遇
处理搬迁企业职工的工资、劳保福利待遇问题是一项比较复杂的工作。搬迁单位多，职工人数也较多，又多是搬迁到边远、偏僻的地区，生活条件差。为此，有关地区和部门首先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教育职工服从国家需要。同时，对于职工的实际困难，也应尽可能地给予解决。（《国务院批转劳动部关于搬迁企业单位职工工资和劳保福利待遇问题暂行处理办法的通知》，1966年1月8日，陈夕总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205-207页。）国家经委1964年12月1日《关于搬厂工作中几个具体问题的规定》和国家建委1965年8月召开的全国迁建工作会议，对搬迁企业单位职工的工资、劳保福利待遇问题作了规定。总的原则是不降低也不提高：
搬迁企业单位职工的原工资标准高于迁入单位（地区）的工资标准的，暂时仍执行原工资标准；低于迁入单位（地区）的工资标准的，应执行迁入单位（地区）的工资标准。如果迁入地区没有同类产业时，可以参照迁入地区相近产业的工资标准进行比较和确定。搬迁企业单位职工的各种津贴、补贴和劳保福利待遇，都按照迁入单位（地区）的规定执行。原来享受地区生活费补贴、地区津贴、林区津贴待遇的搬迁企业职工，迁到没有上述三种补贴、津贴的地区，而其同居家属仍留居原地的，可以仍发给原上述补贴、津贴标准的50%。如果由补贴、津贴标准高的地区迁到标准低的地区，而同居家属仍留居原地的，除了执行迁入地区的标准以外，还可以发给两地标准差别的50%。职工同居家属仍留居原地的，原来享受的医疗待遇和职工原来享受的冬季取暖补贴，可以暂按原有规定继续享受，费用由迁入单位开支。搬迁企业单位职工连家迁去安家有困难的，可以发给安家补助费，标准为职工、家属每人5元，每户不超过30元，费用由搬迁费中开支；等等。
搬迁工厂的职工，其家属是否能马上带去，可跟迁入的地方商量办理。最好能携带家属；如果暂时不能携带，也应争取迅速创造条件，在最短期间搬去。此外，如果夫妻都在同一搬迁工厂（或车间）工作，应当允许全家搬去；夫妻分别在搬往两个不同地区的搬迁工厂工作，由各主管部和地方商量，要调到一个搬迁工厂或地区，一同迁走。留下的职工家属原来享受的医疗等福利待遇，一律不变。其费用由职工所在企业负担。
搬迁工厂的职工的防寒被服、蚊帐，需要补助的，经过职工民主评议酌予补助。所需棉花和布票由留给当地的机动布、棉花中解决；或者由工会救济工人的布、棉花中解决。所需费用由职工本人负担，一次支付有困难的，可以动员职工互助，或者由行政借支，分期扣还。对少数经济确有困难的职工可经过群众讨论，由工会的救济费给予适当补助。
1971年内迁职工的家属随迁的只占百分之二三十，大部分留在沿海，长期分居两地带来许多生活困难，而且每年探亲增加国家开支，耽误生产。1971年进一步明确了关于内迁职工家属的安置措施：迁入地区要主动与迁出地区协商，对家属内迁做出规划，并且根据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原则，自己动手解决房子问题，分期分批内迁。居住城镇吃商品粮的家属，不论迁出地区的城镇大小，应准予随职工内迁，并在内迁企业所在地落户口；家属户口在农村的，原则上也应当准予随同职工内迁，内迁后，可落农村户口，但个别确有困难的直系亲属，根据企业安置工作的条件，也可以落城镇户口。并规定内迁职工家属的工作安排办法。内迁职工的子女，已经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原则上不随职工内迁，需要照顾的（如独生子女），经迁入地区同意后亦可迁去。迁入地区可以招收为新工人，也可以和当地的知识青年一起，服从统一安排。（《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关于内迁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报告》（1971年3月8日），甘肃省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甘肃三线建设》编辑部：《甘肃三线建设》，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40-442页。）
（四）搬迁后遇到的新问题
至1965年中，西南三省已有14个迁建项目建成投产，有44个项目正在施工，还有38个项目在做施工准备工作。情况表明，从沿海地区整套地迁进人员和设备比平地起家要快得多，是加快三线建设的有效举措。
但是，这些搬迁项目，原来都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工厂同它进行协作，搬进内地以后，老的协作关系打断了，新的协作关系能否及时组织好，是一个大问题。工业生产中大的部件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协作，但是大量小的零部件只能就地组织供应。
西南地区的机械工业当时担负这样大量的协作任务很吃力。如果勉强这样做，就有把一般修配任务和支援农业任务挤掉的危险。因此国家建委报告：现在应当立即抓紧对西南现有机械工业进行适当的调整和改组，并新建必要的配套厂，以便尽早解决迁建项目的协作问题。今后在三线地区迁建和新建工厂，应当事先充分考虑协作条件，并加以妥善安排。
此外，随着企业搬迁与建设，三线建设中新建、扩建了一批城镇，对于城市规划、城市建设重视不足，安排不够合理也带来一系列问题。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
借鉴三线建设战略构想与实施经验构建中华民族携手共圆中国梦机制
◎郑有贵
三线建设，这一集建设国家战略大后方的战略纵深布局和改善沿海与内地生产力布局有机统一于一体的重大战略的实施，破解了中西部地区受制于“贫困陷阱”而无力推进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难题，增强了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的能力，为国家的整体发展与进步奠定了基础，为探索形成符合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借鉴三线建设战略构想和实施中的全国一盘棋、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成功经验，发挥政府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作用，构建帮带协作机制，传承和弘扬内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线精神，有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有助于构建形成整个中华民族携手共圆中国梦的良好机制。
一、三线建设战略构想和实施中发挥政府不可或缺作用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经验及其借鉴，有助于促进东中西部地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共圆中国梦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其要义之一，就是必须解决中西部地区生产力和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难题，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其目标之一，就是通过对全国生产力的均衡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通过跨越三个国家五年发展计划的三线建设战略的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三线企业历时23年的调整改造，以及三线建设中培育起来的骨干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三线建设的战略构想得以实现。也就是说，从历史与现实乃至更长远的未来发展看，三线建设不辱使命，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面，曾经有着并将持续发挥重大的作用。
首先，中西部地区迅速生成了以现代工业为引领力量的新的生产力，改善了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生产力布局失衡的格局。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就存在着生产力区域布局不合理的问题。早在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提出了改变沿海与内地生产力区域布局失衡的命题，指出：“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所谓沿海，是指辽宁、河北、北京、天津、河南东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6页。）1964年5月27日，在面临国外核武器打击威胁的紧张局势下，毛泽东在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还要有个地方。（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5页。）他在这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及其后的较短时间里指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要对帝国主义可能发动战争有准备。现在沿海地区搞这么大，不搬家不行。不仅工业交通部门的企业要搬，大学、科学院、设计院都要搬。总之，一线要搬家，三线、二线要加强，以改善我国工业布局。（何郝炬、何仁仲、向嘉贵：《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努力，三线建设在承担起建立国家战略大后方的战略纵深布局重任的同时，实现了国家生产力布局的改善。1952年至1978年，工业年平均增长率，内地为11.6%，比沿海的9.9%高1.7个百分点，比全国的10.5%高1.1个百分点；内地和边疆地区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份额，由29.2%提高到36.7%，钢铁、煤、电、金属切削机床、水泥、棉纱、机制纸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的比重，分别由8% ~30%上升到36%~60%。（李悦：《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人民日报》1981年12月15日。）
其次，三线建设迅速增强了中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一是通过三线建设，建成一大批比较完整配套的能源、原材料、机械、电子、航空、常规兵器、战略核武器工业基地。二是通过三线建设，成长起一大批骨干工业企业，成为引领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重要力量。三是在三线建设中，不仅实现了先进技术和优秀人才向中西部地区的聚集配置，还在攻克一道道技术难题和不断开拓创新中锻炼成长起一大批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并为当地输送和培养了多种人才，为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提供了科技和人才支撑。四是在三线建设中，实施了包括川黔、贵昆、成昆、湘黔、襄渝、阳安、太焦、焦枝和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等铁路干线及大量的公路建设项目（陈东林：《三线建设是必要的，成绩也是主要的》，《还历史的本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38页。），在较短时间内快速改变了中西部地区交通闭塞不畅的状况。五是在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建起一大批新的城市，如在山沟野岭成长起来的钢城攀枝花、煤都六盘水、汽车城十堰、镍都金昌，传统的小县城由于注入现代化工业要素而发展为都市和交通枢纽的绵阳、德阳、自贡、乐山、泸州、广元、遵义、都匀、凯里、安顺、曲靖、宝鸡、汉中、铜川、天水、平顶山、南阳、襄樊、宜昌、格尔木等（陈东林：《三线建设是必要的，成绩也是主要的》，《还历史的本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40页。），成为辐射带动周边乃至范围更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已有较好工业基础、被中央和四川省委定位为“西南三线地区的‘小上海’”（重庆市计划委员会：《重庆经济发展基本情况和今后设想》（1973年10月），重庆市档案馆藏，1080/2/519卷。）的重庆市，通过三线建设的实施促进了现代工业体系的构建和综合性工业城市的形成，很好地发挥着中心城市的作用。（张凤琦：《论三线建设与重庆城市现代化》，《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
在三线建设中，政府发挥的不可或缺作用，就是解决了资源向高收益地区流动，并发生马太效应或“循环累计因果关系”现象，进而使区域发展失衡更加严重的问题。旧中国区域发展失衡，是由于区位优势和市场调节共同作用所致。国民政府试图利用抗战迁都来解决西南地区经济落后的问题，但所制定的私营企业在西南地区的发展计划仅靠市场的力量无力实现，区域发展失衡的问题也没有能够加以遏制。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从大局出发，在20世纪50年代由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改变生产力布局的命题，到1964年面对战争严重威胁的国际形势果敢抉择，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开展大规模的三线建设。这是三线建设成功实施的经验，也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经验。有着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经历的三线建设者基于自己深深的体会肯定地说，如果完全靠市场手段而政府不采取强有力措施，三线建设战略实施不了，中西部地区要发展到当今水平是不可能的。
而今天，经过三线建设，经过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已有一定的基础，也具有了较强的自我发展能力。但是，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发展失衡的问题仍然存在，这对于整个中华民族共圆中国梦仍然是一个结构性约束因素。借鉴三线建设的经验，就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同时，要发挥好政府不可或缺的作用，解决因马太效应或“循环累计因果关系”而导致区域发展失衡更加严重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中央政府要统筹区域发展，通过区域发展战略和重大建设项目的统筹规划和实施，通过提供公共品而改善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通过对中西部地区在财政、税收、金融政策方面的倾斜，引导社会资本、科技、人才等生产要素向中西部地区聚集，进而形成促进中西部地区快速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
二、三线建设形成的帮带协作机制及其借鉴和发展，有助于促进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下全社会携手共圆中国梦
三线建设实际上是全国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先进物质装备、技术、人才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并实现发展的过程。这种大规模先进生产要素的成功转移和集聚，以及在此基础上能够形成有效的新的生产力，其中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在中央政府的统筹安排和建设祖国战略大后方的爱国主义旗帜召唤下，形成了各有关方面帮带协作，合力推进三线建设的机制。
三线建设中的帮带协作，不仅表现在项目建设工地各部门的帮带协作，更是在全国范围形成了帮带协作网。以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为例，中央要求有关部门和有关省市对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勘探、设计、施工、竣工投产采取“以老带新，对口承包，支援到底”的承包制，并明确钢铁由鞍钢和冶金工业部第一冶金建设公司承包，煤炭由阜新矿务局承包，电力由华东和华北电力管理局承包，建材由唐山水泥厂承包，林业由黑龙江、吉林林业局承包，交通和建工分别由中央两部所属单位承包，财贸、金融、医疗、公共交通等分别由上海、天津、北京及川滇等地负责。在重大科技攻关上，组织动员全国力量组成了多种团队，如组织全国冶金行业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各大钢厂的著名专家学者和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高炉炉长、工长以及技术人员共108人，联合攻克普通高炉冶炼高钒钛型钒钛磁铁矿的重大难题。在设备的设计和制造上，全国27个省、市的734个工业企业加紧为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制造所需要的设备。在物质运输上，交通部调集北京、辽宁、山东、河南、安徽5省市的汽车、驾驶员和领导干部组成五大车队，承担起为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运送所需物资的艰难而又危险的长途运输任务。
在当今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下，仍应借鉴和发展三线建设的帮带协作机制，助力整个中华民族携手共圆中国梦。所不同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当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帮带协作机制。
首先，构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间帮带协作机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高度重视解决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提出统筹区域发展的方略，并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一方面，中央实施国家扶贫开发、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等，从国家整体层面通过政策倾斜和实施重大建设项目等措施的引导，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发挥社会主义帮带协作精神，组织实施了中央有关部门、发达地区对口扶贫、援疆、援藏、援边等措施，以及对口承担灾后重建任务等，这些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三线建设所形成的帮带协作机制的传承和发展。先进帮后进，发达地区帮助落后地区，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只是需要注意，应当根据我国已经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变化，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同时，坚持社会主义帮带协作实现共同发展富裕的价值取向，并通过实施帮带协作项目，使帮带协作对象增强自我持续发展的能力。
其次，构建特色经济圈（带）的协同发展机制。在一个大的特色经济圈（带）内，各地区应当围绕共同的发展战略目标，统筹发展规划，打破行政区域限制，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合作机制，携手打造特色经济圈（带）。为此，需要处理好经济圈（带）中经济增长极与被辐射带动地区的关系，促进资源的就地就近综合开发利用，进而促进中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变成经济优势。以资源富集地区攀西—六盘水地区（区内能源、矿产、生物及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为例，早在三线建设启动之际，就根据资源特点和产业基础，设计了以产业链联接为导向的重庆、攀枝花、六盘水互为支撑发展的产业分工协作构想，这就是1965年邓小平提出的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两点一线”布局：以攀枝花为中心，通过成昆铁路线，向重庆和六盘水两点做钟摆式辐射，六盘水工业基地生产的煤炭运到攀枝花，攀枝花生产的钢铁运到重庆，重庆生产的机器运到攀枝花和六盘水。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进一步统筹推进攀西—六盘水地区发展，1990年国家计委批准《攀西—六盘水地区资源综合开发规划》，2012年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了“统筹攀西—六盘水经济区规划建设，强化资源集约开发和循环利用”的要求。未来在统筹攀西—六盘水经济圈的发展进程中，国家有关部门应当统一编制攀西—六盘水区域资源开发规划，四川、贵州、云南三省有关部门和地区也要强化“携手合作、共赢发展”观念，切实加强合作，从整个区域资源集约开发和循环利用出发，统筹区域内生产力布局，建立起以产业合作为重点、以项目建设为载体的资源综合开发机制，共同推动区域资源高效整合和产业聚集，促进相互间的经济协作和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区域经济整体竞争力的持续提高。
三、三线精神和三线文化资源的积极作用及其发挥，有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为共圆中国梦提供更加强大的精神动力
三线建设是在生产生活条件极其困苦的中西部地区的穷乡僻壤展开的。从全国各地挑选的三线建设者（当时的提法是“好人好马上三线”“精兵强将上三线”），离开生产生活条件舒适的地方，克服诸多困难，锤炼形成了为国家、为党、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勇于付出乃至牺牲，以及艰苦创业、团结协作、开拓创新的崇高的三线精神。三线精神是三线建设者创造一个又一个建设奇迹的力量源泉。
中共十八大提出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把广大人民团结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三线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生动而又具体的呈现，是弥足珍贵的财富，是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需要传承和弘扬历史积淀形成的以爱国和社会主义事业担当责任为价值取向的三线精神。1993年4月9日，江泽民题词：“让三线建设者的历史功绩和艰苦创业精神在新时期发扬光大。”（王春才主编：《蘑菇云作证》（中国大三线报告文学丛书之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大力弘扬三线精神和发挥好承载三线精神的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作用，有助于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有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有鉴于此，还应当进一步挖掘和发挥三线建设的精神和文化价值。
一是加强三线建设的研究和宣传。在很长时期内对三线建设实行严格保密制度下，对三线建设和三线精神的研究和宣传很不够，社会上对三线建设知之甚少。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三线建设对于探索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作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更为可贵的是，三线建设不仅是工业建设史、铁路建设史、城市建设史，还是一部弥足珍贵的爱国主义情怀史。应当加强对三线建设的研究和宣传，把三线精神融入国民教育，更好地汲取三线建设历史价值之源泉，为更好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生动而极具感染力的历史素材。
二是加强三线建设文物保护。三线建设留下了数量众多、种类丰富的工业遗产。据2007年贵州省六盘水市文物局对三线工业遗产的调查，全市拥有三线建设重要建筑46处、机器设备等48台（套）、生产生活工具等100余件。另外，还有一些厂房、车间、设备仍在使用中。随着生产的发展和技术装备的更新，有些三线企业的厂房、车间、设备等文物被拆除重建或淘汰，而淘汰的设备又被解体。鉴于三线建设文物的这一特性，应当增强对三线建设文物保护的紧迫感，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促进企业生产与文物保护的有机统一。在此基础上，将全国特别是13个省的三线建设遗址遗存整体打包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三是促进三线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在特殊年代的三线建设，形成和留下了内含时代特征明显，反映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有着独特历史、社会、科技价值的不可再得的文化资源，应当对其加以充分开发利用。鉴于三线文化资源的特点，可秉承“保护带发展，发展促保护”的原则，挖掘历史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寻求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和开发利用的结合和有机统一，发展三线旅游、三线影视、三线纪念品等文化产业，将其打造成三线建设地区尤其是攀枝花、六盘水等三线建设成功典范地区的特色品牌，并通过这一特色产业的发展，发挥其极强正能量的社会效益，以铭记三线建设历史，传颂三线建设成就，传承和弘扬三线精神，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更加生动活泼地开展起来。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
邓小平与三线建设
◎宋毅军
邓小平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继毛泽东之后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回顾和思考他参与决策并组织实施三线建设决策，为艰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发建设中西部地区、优化我国基础工业布局、促进现代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从而为遏止帝国主义军事威胁和防止帝国主义等反动势力可能突然发动的袭击、侵略作出的突出贡献，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同时也更加激起我们对他的深切怀念。
邓小平当时就认为，“一二三线建设，是战略问题”，“我们大小三线一抓，不仅国防意义大，建设意义也是很大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832页，第1891-1892页。）作为继邓小平之后的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江泽民这样评价：“总的讲，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江泽民1991年4月视察攀枝花钢铁基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等当年三线重点工程时的讲话。）可见，三线建设战略决策作出并指导实施，是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艰辛曲折的探索，是我们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关于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解读
从时空上看，横跨10年“文革”、长达20余年的三线建设及其调整改造，在中国经济建设史上规模空前，影响深远，在世界也实属罕见，世人瞩目。1964年至1965年的第一次建设高潮是初始奠基阶段；1969年至1971年的第二次建设高潮是全面展开延伸阶段；1978年至1985年为调整改造阶段。从特点来讲：一是作为我国经济建设中心环节和首要任务存在；二是作为国家大规模基本经济建设，决策的作出却主要是受非经济因素支配；三是投资集中、地域广大、时间持续。正因为如此，关于三线建设争论、研究由来已久，至今已有30多年。概括起来有三种意见。一是失大于得。二是有得有失。三是得大于失。笔者认为，第三种意见评价符合史实、公允客观，随着时间推移，将会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赞同。
在当时中国历史天空群星璀璨，交相辉映的政治星座中，毛泽东无疑是北斗星。在决策和指导三线建设历史过程中，毛泽东是最高决策人和组织实施的最高领导者。刘少奇是主要决策人和指导者。周恩来是主要决策人和组织实施的主要领导者。朱德是主要决策人，而且是身体力行实地调查的重要践行者。邓小平是三线建设重要决策人和组织实施的重要领导者。
邓小平在各种会议上的发言，解释了毛泽东关于开展三线建设的思想。（1）搞建设不但要有五年计划，而且应该有长远计划。在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计委就提出，要真正实现农轻重的次序、解决吃穿用和两个“拳头”的问题，基础工业要按照两个“拳头”来平衡。毛主席提出两个“拳头”，一个“屁股”，这是我们建设的一个完整的方针。（2）搞计划，就要考虑一、二、三线问题。原来，我们只提沿海与内地的关系，现在看来，内地也有二线、三线的问题。我们以前设想的计划，对农业、对国防、对文教的投资，虽然都没有完全满足，但注意得是比较好的。（3）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只能打“歼灭战”。要先修铁路，还要买一套氧气炼钢技术设备。买专利是很合算的，但是只买专利还不够，还要抢时间买设备，买到设备才是最大的胜利。买设备可以有选择。（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3-1814页。）（4）对第三个五年计划和今后的长期计划，一定要注意“两个拳头，一个屁股”，要加强基础工业建设。为应付各种情况，要有一、二、三线的配备，工业布局，一定要注意到后方。（5）毛泽东说搞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就是要出两个产品，一是发展生产力，一是保证中国不出修正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把中国出现修正主义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第三代、第四代。这个问题要引起我们的警惕。
1965年5月9日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可以说是三线建设决策作出以来，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关于国内外形势和开展三线建设任务的集中、系统、重要的阐述。
二、深入三线建设实地调查研究指导，确保三线建设战略任务的落实
为全面落实党中央、毛泽东关于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加快战略后方建设步伐，邓小平多次深入建设一线，亲临现场指导，统一思想认识，研究解决建设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有力地促进了三线建设战略任务的落实。通览三线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无不凝聚着邓小平的心血和智慧。
（一）1964年6月中央工作会议刚一结束，邓小平和李富春、薄一波、蔡畅等就赶往东北进行调查研究，以便落实工作会议精神
6月26日，邓小平视察了沈阳市机械工业生产工厂，针对当时辽宁机床工业产品落后、精密机床缺少的状况，站在全局的高度，肯定了沈阳机械工业生产在辽宁、东北乃至全国的重要地位，并着眼于全国基础工业布局，指出：沈阳的改造要由国家经委、计委组织进行。要打破中央、省、市的界限，这样才能都提高。7月10日至11日，邓小平在吉林省先后视察了第一汽车制造厂、吉林化学工业公司、丰满发电厂和左家特产研究所，7月11日晚，邓小平在黑龙江省参观了平坊飞机厂和铝加工厂，又专程前往大庆视察。他们视察了油田、矿井、管理局，炼油厂。随后又参观了生产子弹厂和林区。22日，邓小平约李富春、薄一波、杨尚昆听赶来的罗瑞卿讲军事工作问题。这次东北之行，实际上是他到“一线”去了解情况，是为随后的三线建设战略决策所做的第一次重要调查研究。回到北京不久，9月5日，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计划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三线建设要落实；一线调整要立即行动；基本建设投资，首先要保证三线建设的需要，其他方面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工业生产不论三线还是一线，都要发展。据此，国家计委修改后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草案）》明确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
（二）三线建设要特别注意布局问题，像机械工业那样可以搞成协作网，这是邓小平于1965年11月1日至12月7日和李富春、薄一波等赴四川、贵州、云南，考察三线建设情况时反复强调的问题
11月2日，邓小平在成都听取二机部负责人关于后方核工业基地选址情况的汇报。在了解到对新铀浓缩厂厂址问题有不同意见后，他和李井泉、程子华、吕正操及二机部选厂组、建设单位有关负责人乘火车前往实地进行考察。考察后认为，新选厂址合适。接着，邓小平视察了七八四厂、七一五厂，川西南威远气矿威基二井的机房、钻台，观看气田构造图、井位安排图，观看气井放喷。10日开始，邓小平先后视察纳溪天然气化工厂、二五五厂。在重庆听取有关方面负责人汇报三线建设项目的进展情况，视察二九六厂、二五六厂，观看坦克表演。14日，邓小平召集有关人员开会，研究三线建设中的问题。视察第三钢铁厂和四五六厂。
在听取汇报的插话和谈话中，邓小平对如何搞好三线建设提出了自己的意见。（1）三线建设委员会要特别注意布局问题，像机械工业，可以搞成协作网。除了搞大厂、主厂外，搞些小厂、卫星厂。机械工业的品种数量间存在着矛盾。一般的新产品不够，精密的、先进的产品更不够。机械工业要搞得快一些，特别是精密机床，不然被动得很。贵州的煤炭、云南的木材搞起来后，没有机械工业为其服务是不行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增加二三亿投资，搞100万台机床，主要要搞关键机床，使精密机床的比例达到30%。（2）在谈到第二汽车制造厂的选址问题时邓小平指出：四川交通不便，放汽车厂不适合，应该放在外边。可以沿川豫铁路，在鄂西、襄樊、光华一带选址。17日，邓小平召集有关人员开会，继续研究三线建设问题，参观重庆钢铁厂天燃氧炼钢车间和中板厂车间。22日，他在贵阳听取七机部二院负责人关于七机部黔北基地建设情况的汇报。指出：上海要帮助西北、西南解决好人才、技术和材料方面所面临的困难。（3）贵州要遍地开花搞林场，沿铁路、水路造林。贵州不做到比四川富，工作就算未做好。还指出：贵州汞的开采和生产用土办法不行，要等把藏量摸准了，搞现代化开采。将来贵州一定是大工业区。省委除了重点抓农业，解决粮食自给外，非把乌江水电站搞上去不可。23日，邓小平接见西南铁路工程局职工代表。后乘专列前往六枝煤矿视察。途中，他听取三机部贵阳地区办事处负责人汇报三机部在贵州地区的建设布点、建设规模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等。途经安顺时，接见铁道兵某部官兵。途经关寨时，视察滇黔铁路施工现场。（4）视察六枝煤矿，听取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负责人汇报六盘水矿区生产建设情况。在谈话中指出：看到西南有煤、有铁，我就放心了。不然，建好多工厂也没有用处。有煤、有铁，办好西南两个大型联合企业就有希望。对六枝煤矿负责人提出的北煤不南调，六盘水煤炭基地建成后，年产4000万吨煤，东调2000万吨，供应攀枝花钢铁基地1000万吨，贵州留1000万吨的方案给予肯定。指出：南方的煤炭基础在贵州。参观期间，为贵昆铁路六枝至水城段中的小站——关寨站题写站名。（5）要尽快建设好攀枝花钢铁基地。12月1日上午，邓小平乘汽车去渡口市。（1965年4月22日，经国务院批准，攀枝花特区改名为渡口市。1987年，渡口市更名为攀枝花市。）先后视察一锌矿、兰尖铁矿、弄弄坪厂址。代表中共中央，批准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建设方案。在听取渡口市负责人徐驰、安以文的汇报时指出：煤钢联盟，中心是煤。攀枝花是得天独厚的好地方。在弄弄坪建厂，是非常理想的。（6）12月3日，视察昆明钢铁厂。在听取厂负责人汇报时指出：云南的发展重点，从长期看，是有色金属，因为云南这方面条件特别好，“宝”很多。云南要搞成一个有色金属省。邓小平听取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负责人汇报工作后指出：民兵是个很大的力量，要把民兵组织起来，结成一条国防线。5日视察昆明机床厂。在参观该厂研发成功的光学坐标镗床时他说：昆明机床厂制造的精密机床，在全国很有名气，但产量太少，目前我国的精密机床还要靠进口。今天我来，主要想解决生产精密机床的问题，不然天天叫进口，进口几千台还叫不够，日子不好过呀！要解决精密机床的需求必须立足于国内生产。（7）12月7日，邓小平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听取余秋里等汇报西南钢铁工业的发展情况。在谈话中指出：工业还是以钢为纲。“三五”末期，西南西北的钢产量要达到500万吨规模，再加上二线生产的500万吨，打起仗来就不要紧了。整个工业质的提高，必须有一定的量做基础。昆明机床厂可以把普通机床的生产转让出去，集中力量搞精密的机床。还指出：“三五”期间，建设电站要考虑钢铁生产，考虑用户的需要。不要搞得点很多，很分散。
（三）1966年3月9日，邓小平和李富春、薄一波等离开北京到达西安，至4月4日返回北京
在20多天里，邓小平考察西北地区的三线建设情况，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重要意见。在询问西北机床生产能力后指出：总得要研究这个问题，要在三线建立机床生产能力。军工厂要向专业化发展，造点机床的零部件，还要做些民用的东西。搞粮食基地。西北粮食可以不调出，但每年要增加储备5亿斤，准备打仗。增加储备，是指放在国家粮库里；藏粮于民，是指生产队和群众增加粮食储备。群众手里有了储备粮就好办了。在兰州听到地方军工厂情况汇报时说：军工厂的产品价格，太贵了不行。要用低工资等办法来降低成本。要搞点民用产品，不然，要背上个大包袱。邓小平等还视察了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酒泉钢铁厂、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提出多培养一些干部，为发展第二套核燃料生产做准备。在视察西北导弹试验基地，观看地空导弹的发射，视察金川有色金属公司，参观露天采矿作业时，肯定了金川矿山资源是个不可多得的“金娃娃”，是我国的“聚宝盆”。具体询问了镍的生产流程、总回收率、资源综合利用等情况。他说：在国际上卡我们脖子、国内经济处于最困难的关键时刻，你们在祁连山下的戈壁滩上生产出国家急需的产品镍，真是为祖国争了光！你们要吃苦耐劳，向大庆人学习，争取多出镍，出好镍，为支援国防、加强战备贡献力量。在金银滩草原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邓小平参观基地模型厅、实验部、生产部、一分场一〇二车间等。（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9-1904页。）随后，视察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以及钻机分厂、容器分厂。
事实说明，“三五”计划的制定和三线建设的展开，是加快实现我国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步骤，对于提高国家的国防能力完全必要；对于改善我国国民经济布局、推进中西部落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有较大作用。本文论述是三线建设初始阶段，总的说，从决策开始到当中筹备，还是比较注意科学论证的，指导实施的新建、改建重点项目也是比较正确的。其成绩是包括在整个三线建设过程中的。
历史雄辩地证明，从总体上看“第一代领导”关于三线建设决策和指导实施是正确的。而对于三线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和积累的经验教训，作为核心的毛泽东无疑起了第一位的、最重要的作用，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也都起了重要作用。许多正确思想和决策是毛泽东提出来，得到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支持；其他领导人提出的正确意见，也是在毛泽东支持下作出决定付诸实施的。有的失误或是由他提出或是由他支持，有的甚至是由于他个人决断，集思广益不够的结果。不过，无论是伟大成就还是不小的失误，都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探索包括国防现代化在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过程中获得和发生的。正确地总结这些历史教训，也是在保存我们党的宝贵财富。
（作者单位：中央文献研究室）
正确评价三线建设意义重大
◎武力 王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他强调，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而要正确处理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尤其是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三线建设是一个不能回避、必须给予正确评价的重要历史事件。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三线建设是一个规模空前的重大经济建设举措。由于鲜明的时代特点，在现有的研究中对三线建设的评价看法各异，充斥着各种观点，其中有些以偏概全、歪曲丑化这段历史，有些不做科学分析，盲目赞美，历史虚无主义和“今不如昔”的调子并行。正确认识历史，是为了正确把握今天、设计明天的重要环节，是为了更好前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从宏观上正确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就必须澄清浑水，驱散迷雾，对三线建设进行态度鲜明的评价，宏观的、历史的、科学的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这场持续多年的大规模建设，是三线建设研究的题中应有之意。
一、三线建设的来龙去脉和得失
在分析三线建设的得失之前，必须首先厘清“三线”和“三线建设”这两个历史概念。所谓三线，指的是1964年至1978年那个特殊年代根据战略位置的重要性，由中国国境线依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即受外敌侵袭的可能性）向内地收缩，划三道线形成的地区。一线地区包括处于沿海和边疆的省区，三线地区包括基本属于内地的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7个省区及山西等省区靠内地的一部分，共涉及13个省区。西南、西北地区俗称为“大三线”，各省份自己靠近内地的腹地俗称“小三线”。二线地区指介于一、三线地区之间的中间地带。所谓“三线建设”，是指1964年中共中央针对严峻国际形势和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和周恩来、邓小平等亲自视察部署下，在三线地区进行的以建设国防工业为主导的大规模工业和交通建设。三线建设历时15年，共投资2052亿元。1983年开始，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又对全国三线企业进行了历时23年的调整改造，使之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
三线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到1980年底，国家在三线地区建成了868个企业和研究机构，生产能力约占全国的一半，形成固定资产原值231亿元。国家动员上千万工人、解放军、干部、科技人员在西部地区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建立起约2000个大中型企业和科研单位，包括攀枝花、六盘水、酒泉等钢铁、煤炭基地，酒泉、西昌卫星发射基地，成昆、湘黔、襄渝、青藏（西格段）等重要铁路干线，湖北中国第二汽车厂，重庆常规武器制造基地，贵州、陕西飞机制造和电子工业基地，葛洲坝、刘家峡水电枢纽等，至今仍然是中国中西部地区工业的支柱。三线建设所涉及的地区从一个个不毛之地的艰苦环境中建成中国西部的一个个生产基地，大大改变了我国工业的整体布局。当然，三线建设的决策和建设过程中存在着失误和偏差，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毋庸讳言。决策者在指导思想上确实存在对战争估计过于严重的偏差，三线建设上马仓促，工程的选址、规模等前期决策工作不够科学合理。在遭遇“文革”时，片面追求政治目标，忽视规律，进程过快、过急，造成了许多不应有的严重事故。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国际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中共中央认为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是有可能的。1983年，中央财经小组和国务院作出了对三线建设进行调整改造的战略决策。1999年，中共中央作出西部大开发的决策以后，三线企业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中通过各种方式改组变革。三线建设虽然结束了，但在三线建设中形成的基础设施、大中型企业、科研院校等仍在继续发挥作用。尤其是在三线建设中的大型机械制造和军工企业为发展新兴产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三线建设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经济和国防建设，因此它没有将投资的经济效益和机会成本放在第一位，投资结构和布局以及施工方式也显得仓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的投资里面实际上包含了国防费用和成本。同时，这种主要出于备战和国家安全的投资在客观上又兼顾了缓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状况，为经济落后的内地偏僻地区带来了现代工业技术、人才以及文化，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了拉动作用。
二、为什么对三线建设的评价莫衷一是
对于三线建设的评价莫衷一是，其中基本否定或认为得不偿失的评价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三线建设是以备战为主要目的搞的，花了这么多钱，既然大规模战争没有打，说明当时决策有误；二是从经济的角度看，在当时资金那么紧张的情况下，投资的机会成本很高，将那么多资金用于基础条件极差的三线地区和国防工业，远不如当时用于沿海地区和民用工业的经济效益高。
上述两种观点的形成是有其客观环境的。这就是1978年以后，一是世界的主要问题是和平与发展，我们党也转变了对形势的估计，认为大规模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二是我国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因此，一方面资金短缺，对资金运用的机会成本和效益看得很重；另一方面，三线建设进入调整时期，还需要国家投入很大的资金来保证搬迁和转产。三是20世纪80年代实施的“两个大局”设想、优先发展条件好的沿海地区，也使得对三线建设所体现的区域均衡发展思想提出了质疑。正是由于上述三个客观原因，使得自80年代以来对三线建设的评价莫衷一是，基本否定的声音不小。
由于篇幅的原因，这里只想简单谈谈如何正确看待三线建设。我们认为，对于三线建设的评价，一定要以历史的、辩证的眼光来看待。
第一，不能就经济论经济，就战争论战争，而应放在20世纪60年代特定的国际环境中看待。20世纪60年代的国际环境对中国而言充满了威胁。从世界局势来看，美苏争夺世界霸权事件不断，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不断扩大，苏联又发动对捷克斯洛伐克武装入侵，从国家间关系来看，在新疆塔城事件、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关系紧张；越战的升级和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中美关系紧张；中印边境武装冲突使得中印关系趋于紧张。在当时的决策者看来，战争是否爆发和爆发的时间、规模无法肯定地预料，因此有准备比无准备要好，准备多一些比少一些好。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把国家的安危寄托在不可预料的形势上，也不能完全用今天的国际形势和认识来断言昨天的判断。有材料证明，毛泽东作出三线建设决策时，研究了苏联卫国战争工业过于集中、主要交通枢纽和港口码头过于集中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等教训。毛泽东在通盘考虑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些见解。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危险，要对帝国主义可能发动战争有所准备。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沿海搞那么大，打起仗来是不行的，必须把三线的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搞起来，这样军事工业才有基础。
第二，要从开始三线建设时内地工业基础极端薄弱的客观情况来看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是中国的最基本国情。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面对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发展极不平衡的经济形势，选择了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改变落后农业国面貌的工业化战略。在战略实施中，沿海地区与内地经济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发展差异，特别是工业发展的较大差异成为阻碍。三线建设的上马，确实是以备战为中心的，但也有在工业化推进过程中改变我国经济布局、开发落后地区资源的长远考虑。同时，三线建设的决策是根据中央和地方各方面实际情况的变化来调整、充实的，力图利用计划经济体制集中调动资源的能力，重点开发建设内陆地区。三线建设开始后，新建项目向三线地区集中，国家还将一批工厂、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向内地进行了搬迁。到1971年底，全国约有380个工厂项目，14.5万人，3.8万台设备，从沿海迁往内地。三线建设在中国西北、西南掀起一轮工业建设的高潮，客观上形成了中国工业建设的一次战略性大转移，这对于改变我国旧有的不合理的工业布局、促进内地经济的全面发展是有巨大影响的。
三、我们应该从三线建设继承什么
三线建设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三线建设中所体现的艰苦奋斗和为国家、为人民的奉献精神，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
长达15年的三线建设形成了宝贵的三线精神。三线精神的内涵之一是艰苦奋斗的精神。作为三线建设布局的企业，根据毛泽东的思想，要使三线建设的企业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就要远离大中城市、分散布点，做到即使在打核战争的情况下，这些工厂和科研单位也打不烂、炸不垮，能继续坚持生产和科研、支援前线。战备和保密的需要，使得当时的三线企业都要“依山傍水扎大营”，建设在远离城市的地方。来自祖国大江南北，数百万的工人、知识分子、军人、干部等建设者们响应号召，打起背包，背井离乡，跋山涉水，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风餐露宿，肩扛人挑，用十几年的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上千座工矿、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在三线建设中形成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艰苦奋斗精神。三线精神的内涵之二是创业精神。在三线建设中，创业精神主要体现在自力更生。三线企业是在西方强权对新中国进行政治封锁、经济禁运和军事扼杀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其目的是为了深入开发西部资源、改变我国工业不均衡的布局，因此必须依靠自力更生的钻研精神。为了克服困难，获得发展，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需要打牢物质技术基础，不断积累自身经验。文化精神的内涵也在此过程中不断升华。正是精神力量的感召，三线企业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重大建设任务，甚至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深刻阐述了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的中国梦的丰富内涵。当前，深入研究和阐释三线精神的核心内容及其时代意义，并加以宣传和弘扬，从中汲取实现中国梦的有益精神力量，对今天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可能产生的浮躁思想和短视行为，鼓舞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道路上，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长期的重要指导意义。这充分说明，历史虽已远去，但是，党史、国史研究在今天树立和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凝聚人心、发掘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遗产方面具有特殊重要性。
四、从对三线建设评价看当代史研究的立场和方法
从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对三线建设评价的变化，尤其是最近几年有意或无意地贬低甚至丑化三线建设现象来看，我们可以从如何以正确的立场、方法来研究三线建设来寻找规律、总结经验。
第一，通过如何评价三线建设，看到在努力探索历史真相、客观评价事实的前提下，仍然有一个史学研究的立场问题。例如三线建设关乎中国的国家统一和安全问题，换句话说，关系到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如果我们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站在中国经济发展和改善区域经济布局的立场上去看，就不会以偏概全，横加指责，只见问题和缺点，而看不到国家根本利益和长远发展战略。同样的，如果我们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去研究问题，站在那一代为中国的安全和发展呕心沥血、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广大干部和职工的立场上去研究问题，就会感到历史研究的责任，感到为人民说话的责任，就会有强烈的代表人民群众书写历史和建立话语权的责任感。
第二，评价历史事件，应该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即将历史事件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下去评价。例如对三线建设，就应该将其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评价。如果我们关注到中央决策三线建设时的国际环境：越南战争升级、中印边境紧张、中苏关系恶化、美国构筑了《马尼拉条约》和《巴格达条约》对中国实行包围，就不会仅从投资的经济效益来评价三线建设了。而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对三线建设的评价，就是因为脱离了当时的历史条件，仅仅从投资的机会成本来计算，从后来大规模战争没有爆发的结果来判断三线建设的得失，认为三线建设得不偿失，这显然有悖于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其结论也必然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第三，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或重要人物，给后世留下的遗产，不仅有有形的，还有无形的，或称其为精神遗产。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文化，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最具现代性、最先进的组成部分。而这个文化的形成，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那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合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今天，我们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距中国梦实现的距离，从来没有这么近过，但是，毋庸讳言，我们在思想文化方面遇到的道德滑坡、失去信仰、失去理论自信的问题也从来没有这么严重过，腐败问题严重就是一个例子。在对外方面，我们的软实力与我们的硬实力相比，也显然处于差距甚大的状态。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就有可能功亏一篑，在距离登顶仅一步之遥时止步不前、甚至滑落，从而真的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以保证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必须对文化建设高度重视，充分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品质和传统，而近代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93年历史中所蕴含的优秀文化，最值得发掘、继承和弘扬。从三线建设来看，其所表现出来的“艰苦奋斗、勇于创新、集体主义、为国奉献”的精神，有助于我们今天确立和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通过这种实实在在的事例，增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吸引力和示范作用，提高其传播效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
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中的中央统筹与地方执行关系
◎江红英
20世纪60年代开始延续至80年代的三线建设，是新中国建设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战略部署，对以后国民经济结构和区域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迈入21世纪之际，中央又作出了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部署和决策。从三线建设到西部大开发，中央和地方党委政府在这两次重大战略部署和决策行动中关系非常紧密，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一、中央始终是战略的统筹者
无论是三线建设还是西部大开发，都是由中央而非地方党委政府作出的战略部署和决策。这个决策的过程基本上都体现为：中央主要负责同志提出设想；中央有关机构负责进行调研，并作出决策参考；成立专门机构负责具体事宜；召开相应的会议进行部署。
20世纪60年代初，根据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央作出了三线建设的决策。决策的最初提出者是毛泽东，其依据是1964年4月军委总参谋部提交的一份关于我国经济布局不适应未来战争需要的报告。在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他说：“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9、1200页。）由此，三线建设作为“三五”计划时期的重点被确定下来。此后，中央有关机构负责调研并很快参与到三线建设的规划部署中。西南、西北三线建设指挥部很快成立，负责组织中央有关部门在三线地区新建、扩建、迁建项目的计划协调和物资供应工作。国家计委、建委、经委等有关部门也有了明确的职责与分工：在三线建设新的工厂，扩建部分工厂，由国家计委负责组织；把一线地区全国仅此一家的重要工厂和配合后方建设所必需的工厂搬迁到三线，由国家建委负责组织；组织好全国的工业生产，为三线建设提供设备和材料，由国家经委负责。此后，三线建设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三线建设的决策和实施，完全体现出中央的战略统筹者地位和作用。
时隔30多年，在21世纪来临之前，中央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与当年提出三线建设一样，同样体现出中央是战略统筹者。“西部大开发从明确开发目标、部署重点任务，到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作用，合理界定开发范围，规划开发空间布局，明确开发重点任务，以及启动重大工程建设，无不体现出中央领导的宏观视角和深谋远虑。”（曾培炎：《西部大开发决策回顾》，中共党史出版社、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79页。）同三线建设一样，中央主要负责同志首先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江泽民从1995年起开始考虑实施邓小平提出的“两个大局”问题，并于1999年3月正式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思想。之后，中央有关机构负责进行调研，并作出决策参考。4月，国家计委相继召开了四个座谈会，分别听取部门、地方、专家对西部大开发的意见。在调研探讨过程中，出现了搞西部大开发是否正当时的疑虑，但最终国家计委“在认真学习领会江泽民同志讲话的基础上”，得出了“我国已经具备了开发西部的条件”（曾培炎：《西部大开发决策回顾》，中共党史出版社、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的结论。由此可见，中央主要负责同志的意见对西部大开发决策起了重要作用。1999年9月，西部大开发战略被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国家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在1999年的最后两个月里，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召开三次会议，专题听取国家计委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初步设想的汇报。2000年，国务院成立了由朱镕基总理任组长、19（后增至23）个部委主要负责人组成的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负责组织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西部地区开发的方针、政策和指示。
因此，对比三线建设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的形成，可以看出，虽然两次战略决策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作出的，但中央在其中所起的战略统筹作用是相同的，即中央在决策之际，考虑问题的角度或出发点以全国为“一盘棋”，着眼于全局。
二、地方党委政府始终是决策的执行者
中央在三线建设或西部大开发中始终起着战略统筹者的作用，其战略意图和统筹作用能否实现关键在地方党委政府的执行上。地方党委政府始终是决策的执行者。中央与地方党委政府之间的关系就是战略统筹者和决策执行者之间的关系。
在三线建设时期，中央一旦形成决策，地方党委政府的职责就是执行好中央的决策，自身并无决策权。以攀枝花建设为例，“毛主席提出建设攀枝花基地后，国家计委立即组织80多人的工作组，由程子华、王光伟两位副主任带领，到成都同西南局和四川省委商定建厂事宜。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的部分同志建议另选厂址，理由是攀枝花交通不便、人烟稀少，农业生产基础差。国家计委工作组对此展开了调查论证，但仍与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的意见不一致，最终攀枝花选址还是由毛泽东决定的：“乐山地址虽宽，但无铁无煤，如何搞钢铁？攀枝花有铁有煤，为什么不在那里建厂？钉子就钉在攀枝花！”（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4页。）当然，地方党委政府也参与战略决策，但作用只是局限在提建议、意见以及请示汇报上，并没有最后的战略决策权，最后的战略决策权在中央。
中央的意志占主导地位，这在西部大开发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地方党委政府的作用则集中体现在执行上。2000年“两会”期间，针对中央刚刚作出的西部大开发决策，西部各地方党委政府反应迅速，立即提出本地贯彻落实的具体政策、措施、办法。如“重庆要利用自身西南工商重镇、三峡库区和区位承东启西重要连接点的三大优势”；四川要“重点做好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经济结构调整、科教兴川和扩大开放‘五篇文章’”（曾培炎：《西部大开发决策回顾》，中共党史出版社、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95页。）；“内蒙古自治区提出要发展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屏障、主要能源资源开发区、向北开放的前沿阵地和保卫祖国的北大门等”；“云南、甘肃、西藏转变政府职能，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简化行政审批程序，取消和精简行政审批事项”；“贵州、广西壮族自治区对过去遇事少章法、做事随意性大的现象进行了反思，开始注重制定规划，完善政策”；“宁夏、青海、新疆等地想办法‘用活现有的，引进外来的，培养自己的’，出台了稳定、培养、使用现有人才和引进人才智力的若干规定。”（曾培炎：《西部大开发决策回顾》，中共党史出版社、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55页。）
从2000年至今，西部大开发从第一个十年进入第二个十年，中央出台了许多政策，如下发《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若干意见》等，《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也正在实施之中。地方党委政府作为中央决策的执行者，为贯彻落实中央各项政策做了大量有效工作。以退耕还林为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造林数量最多、投资规模最大、涉及范围最广、效果最为显著的重大生态工程，由于地方党委政府有效执行了中央的决策，截至2010年，“10年来退耕还林累计实施4亿亩；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有效保护了13.9亿亩森林资源，占全国森林的60%，新增森林面积9500万亩；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累计完成治理任务1.27亿亩，大气释尘量减少。”（新华网）
从三线建设到西部大开发，其中取得的巨大成就证明了中央的统筹与地方党委政府的执行决策都是成功的。这期间，跳越三四十年的时间跨度，经历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可以说，在三线建设和西部大开发中，中央和地方党委政府的职责定位和有效互动是建设西部、发展西部的一条成功经验。
从中央的战略统筹角度看，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统筹”与计划、命令本是题中之义，必然无可争辩地应加以运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的职能重点在培育市场和规范市场，理顺分配关系，建立各种激励机制，吸引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进入西部地区。但是，如果完全依靠市场来配置资源，那么资源必然会走向利益最大化的地区和领域。因此，必须通过中央的统筹来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中央充分考虑了这一点，出台了许多向西部倾斜的政策，尤其是在投资难以得到回报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从地方党委政府执行决策的角度看，无论是三线建设还是西部大开发，各级地方党委政府都坚决执行了中央决策，保证了中央政令的畅通。但是，西部大开发毕竟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的，因此，它与三线建设时期有所不同，地方党委政府在落实中央决策过程中，不仅提出意见和建议，而且自主提出具体开发项目，自主寻找市场资源与合作对象，结合地方实际用创新去解决西部大开发中的具体问题，“既保证中央政令畅通，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曾培炎：《西部大开发决策回顾》，中共党史出版社、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437页。）总之，地方党委政府在西部大开发中的参与度与自主性、积极性都与三线建设时期不能相提并论。
当然，中央与地方党委政府之间在远景与总体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可能会对近期或具体目标有所分歧。这个时候，中央的统筹仍然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也需要或者必须由中央进行统筹，这样才能跳出局部视野，以保障全局利益。如针对当时的投资冲动，“国家强调西部大开发起点要高，绝不搞重复建设，先把主要投资放在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上，对加工业发展采取了审慎的态度。”（曾培炎：《西部大开发决策回顾》，中共党史出版社、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318页。）
总之，无论是三线建设还是西部大开发，在中央与地方党委政府的关系中，不变的是二者战略统筹者和决策执行者的定位，变化的是战略统筹和执行决策的具体办法。“变”与“不变”都是客观历史条件的需要，总体上对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作者单位：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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