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三线建设回顾及思考

    ◎田姝

    三线建设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在国际局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为加强战备而进行的一次以国防工业为中心，牵动全局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其投入之多、规模之大、动员之广、行动之快、时间之长，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改变国民经济布局的重大战略部署。重庆作为全国三线建设的中心城市之一，在建设过程中受益匪浅，在一定程度上壮大了老工业基地的经济实力，加快了城市现代化的进程。

    一、重庆成为三线建设重点地区的原因

    1964年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正式宣布三线建设的目标和布局。其中包括：在纵深地区，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设想，用三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把重庆地区，包括从綦江到鄂西的长江上游地区，以重钢为原材料基地，建设成能够制造常规武器和某些重要机器设备的基地；在机械工业方面，以重庆为中心，逐步建立西南的机床、汽车、仪表和直接为国防服务的动力机械工业；规划了以长江上游重庆至万县为中心的造船工业基地。重庆由于自身较强的工业实力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了全国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

    首先，重庆作为西南地区发达的工商业重镇，工业发展的历史较早，综合配套能力较强，特别是以机械、冶金、化工为主导的重工业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远在巴国时期，重庆地区的手工业就具有了相当水平，能够生产铜兵器、陶器、铁斧、纺织品及伞子盐等产品。19世纪末的开埠使重庆成为中国西部地区近代工业最早兴起的城市，工业产品也由火柴逐步扩展到棉织、玻璃、采矿、航运、电灯等行业。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沿海和内地200多家工厂随之迁渝，其中包括机器制造、化学、纺织、冶金等。重庆迅速成为战时中国大后方唯一的工业门类较齐全的综合性工业基地，现代工业得到一定程度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恢复重建和继续发展，进一步开启了重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

    其次，重庆的兵器工业本身具有相当雄厚的基础。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从南京、上海、广东、湖南、湖北等地向四川重庆先后迁入并新建了一批兵工厂。当时除去东北，全国军火工业的大部分都靠重庆生产。重庆的几大老厂（望江、长安、建设、嘉陵、长江、江陵）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五”和“二五”时期对其进行了扩建，1956年又引进并消化了苏联的制式武器，实力更加雄厚。

    再次，重庆地处长江上游，两江环抱，前有三峡天险，背靠大西南腹地，具有优越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能源条件；长江黄金水道直达中下游发达城市及东部沿海，为重庆的工业产品输出创造了条件；丰富的煤、天然气、铁、有色金属及各种非金属矿产资源为工业生产提供了能源和物资。为此，历来作为我国战略后方重要工业基地的重庆肩负起了三线建设的历史使命。

    二、三线建设在重庆的几个重要阶段

    重庆地区的三线建设大致经历了1964年至1966年的建设高潮、1967年至1969年的基本停顿和20世纪70年代的恢复续建三个阶段。

    （一）1964年下半年到1966年底是三线建设的决定性阶段

    首先是沿海大批企事业单位的内迁。迁建主要采取整体搬迁和部分搬迁的形式。据不完全统计，从1964年到1965年底，从北京、上海、辽宁等12个省市迁入重庆地区60个企事业单位（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重庆市志》第一卷，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99页。）。其中，浦陵机器厂迅速迁建的经验，被西南三线建委作为典型，向整个西南三线内迁企业推广。大量的搬迁带来了交通运输的空前繁荣，因此交通项目的新建、扩建也同时加紧。1965年，国家对九龙坡煤炭和钢铁码头进行了扩建，还投资新建了李家沱和苗儿沱机械化作业线码头，已有的朝天门红岩码头和江北打鱼湾码头也新建了机械化作业线。1966年，重庆市第一座跨大江的城市公路大桥——嘉陵江大桥建成通车。交通运输状况的改善，促进了重庆三线建设的发展和生产能力的开发。

    其次是常规兵器工业主体部分建设任务的提前完成。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的建设，主要包括长安机器厂、望江机器厂、江陵机器厂、建设机床厂、空气压缩机厂、长江电工厂、嘉陵机器厂等老厂的改扩建和红山、庆岩、红泉、晋江、青江、华川、红宇、青山、华江、长风、益民、虎溪、庆江、渝州齿轮等一批机械厂及研究所的新建。在建设过程中，有计划地推行厂社结合、工农并举和老厂带新厂的方法，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确保重点项目的完成。仅1965年一年就打了15个国家安排的“歼灭战”项目（鲁大东：《重庆地区三线建设情况汇报提纲》，重庆市档案馆资料1001-16-78。），同时在建的三线重点建设项目共107个，投资达2.5亿元。（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重庆市志》第一卷，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99页。）到1966年底，常规兵器工业新厂的建设和中央各部为重庆兵器工业配套与配合的项目，基本完成计划。这样，原定3年建成常规兵器工业主体部分的计划，提前一年左右基本完成。

    此外，与兵器工业基地配套的大批船舶、电子、航天国防工业和冶金、化工、机械等工业项目也是在这三年间开工建设的。如1964年11月，重庆汽车发动机厂引进了法国贝利埃公司MC640高速大功率柴油机生产技术，为红岩CQ261重型军用越野车配套；1965年3月，以马鞍山黑色冶金设计院为主，鞍钢设计院配合新建了重钢刘家坝中板厂；1966年12月，六机部正式批准了川东造船厂、重庆造船厂和涪陵快艇厂的建设计划，在永川、江津、涪陵、万县沿江一线，相继开始了船舶工业基地建设。

    （二）1967年至1969年底是三线建设的基本停顿阶段

    由于“文革”的干扰破坏，全市工农业总产值锐减，重庆乃至整个四川的三线建设基本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三线建设兵器工业指挥部也不复存在。重庆是“文革”武斗的重灾区，各造反派在大规模武斗中动用了重机枪、大炮、坦克、装甲车、巡逻艇等武器，一些大型国防企业如建设机床厂、望江机器厂、东风造船厂等的军械库和成品车间的弹药被造反派抢来用于武斗，并向社会扩散，造成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1968年1月5日，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在向国家建委报告时说：“‘文化大革命’已经使西南瘫痪，三线建设已无法开展工作。”（汪红娟：《“文革”时期三线建设述略》，《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5年10月第26卷5期，第112页。）

    （三）20世纪70年代是三线建设的恢复阶段

    1969年中苏边界发生武装冲突，引起中央的高度关注。6月，中央召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亲自督促、主抓恢复三线建设工作。12月，中央对四川若干问题进行了批示，提出恢复四川三线建设，并成立四川三线建设领导小组。随后，市革委也成立了重庆地区三线建设分组。1970年4月，四川省革委、成都军区召开了关于部署三线建设的“七〇四”会议。于是，从1970年开始，三线建设得以恢复进行。

    为了尽快克服“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损失，适应三线建设的需要，市革委于1969年对三线重点工程安排落实了8个“歼灭战”项目（《当代四川》丛书编辑部：《长江上游经济中心重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206页。）；1970年招收了部分家居城镇的高小毕业超龄生进厂当工人，以充实重点建设、三线建设和军工厂矿，并提出在市机械、交通系统进行自制汽车、自制机床、产品配套、化肥设备等4项“歼灭战”的规划（胡大牛：《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与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年版，第177-178页。），还编成了《重庆市“四五”国民经济计划发展纲要》；1971年中共重庆市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号召全市人民“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1973年制定了加强轻工业发展的规划。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对国民经济的严重破坏和这些年来基本建设投资不断膨胀并过分集中在重工业方面，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出现严重失调现象，国家为了加强对基本建设的管理，压缩规模，调整投资方向，因此对三线建设的投资逐年减少。从1973年起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主要工作是进行原有项目的续建、收尾配套。重庆地区这一阶段兴建的大型项目主要有襄渝铁路、四川维尼纶厂等。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各条战线进行全面整顿，三线建设走上“调整、改造、配套、挖潜”的新路。此后一段时期，嘉陵摩托的成功开发，松藻煤矿、天府煤矿相继成立矿务局，大大增强了企业活力。重庆经过大三线建设形成的工业实力，也因此不断进步并持续稳定发展，在西南地区和四川省占据了重要地位。1980年，重庆市实现工业总产值占西南地区（四川、云南、贵州三省）的1/5、占四川省的1/4。（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重庆市志》第一卷，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

    三、三线建设得以迅速推进的保证

    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刚刚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虽然国民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但整体国力还较弱。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证大规模的三线建设顺利推进并达到高潮。

    （一）建立了有高度权威的领导指挥体系

    为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集中力量加强对整个西南三线建设的领导，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65年初颁布《关于西南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批准成立了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李井泉任主任，程子华、阎秀峰任副主任，委员由国务院各部负责人和云、贵、川3省负责人担任，以后又增加彭德怀、钱敏任副主任。其主要任务是：领导和督促检查中央各部负责的基建项目按国家要求的规模、质量、进度进行建设；领导和督促检查各有关省、市在人力、地方建筑材料、地方协作产品、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等方面对各建设项目的支援；领导和督促检查由各省、市负责的地方建设项目的进行。此后，根据中央指示，其下又设立了重庆地区常规兵器配套建设指挥部，由五机部副部长朱光任总指挥，重庆市委书记鲁大东任副总指挥，具体负责重庆地区的三线建设。

    （二）对重大项目实行现场党委领导下的指挥部和政治部制度

    为了集中力量打好“歼灭战”，在浦陵机器厂打“歼灭战”试点取得初步经验后，各重点建设单位普遍取消了甲乙方承包制度，建立了由建设、施工、设计等单位和当地党委组成的现场党委，在其领导下进一步设立现场指挥部和政治部。其一般由建设单位负责同志担任党委书记，施工单位负责同志担任指挥长，实行统一领导、集中指挥、分工负责、协同作战。凡参加现场工作的单位，都归现场党委和指挥部领导，实行一套机构、一套人马。这种制度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是比较高效的，它强化了党的领导，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多头领导、各自为政的局面，对加快三线建设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三）统一的物资供应体制

    当时中央物资部在西南设立了三线物资指挥部，在几个大地方，如重庆、成都、自贡设立了地区物资局。重庆地区物资局不归重庆市政府管，直属中央物资部，打破传统行政区划来组织物资供应，消除了行业、地区的界限，节约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如红岩机器厂的中型项目，通常要五六个人采购统配物资，但实际上按照“划转指标，就地就近统一供应”的方式，只需配备一名采购员。因此，尽管三线建设时期使用那么多的物资，却从未见采购员满天飞的现象。这些都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为了实现建设上的高效，在体制上的一些创新。

    （四）中央领导的大力支持

    重庆地区的三线建设始终得到了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许多领导人都曾先后视察过重庆。早在1964年11月作出三线建设决策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富春、薄一波等一行32人就曾来渝视察。1965年9月24日，周恩来陪同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访渝时，专门抽出时间在潘家坪招待所部署白市驿机场扩建为二级机场的有关问题。此后，在前往武汉的途中，他又利用外事活动的空闲听取了重庆市委书记鲁大东关于三线建设情况和经验的汇报，并作出许多重要指示。11月中旬，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到重庆视察军工企业，先后参观了建设、重钢、长安等厂，并在住所召集了5次会议主要听取有关三线工作的汇报，对重庆长江以南的高炮生产基地、长江以北的光学仪器和核工业基地、长江沿线的造船基地及配套的研究所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论证，为重庆兵器工业基地和机械制造工业基地的形成，作出了不懈努力和重要贡献。同年12月中旬，彭德怀作为西南三线建设副主任也对重庆地区的三线厂矿进行了视察。

    此外，大批勘察设计部门、工程兵部队、施工单位和广大民工也为重庆地区的三线建设付出了辛勤劳动，作出了重大贡献。当时，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时代感召下，数以万计的三线建设者们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大西南的深山峡谷，来到山城重庆。他们扎根山区、露宿风餐、肩挑背扛，克服重重困难，用辛勤和汗水建起了无数的大中型工矿企业和科研单位，保证了三线建设的顺利进行。

    四、对三线建设的历史思考

    三线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庆当代历史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它对重庆的工业实力、道路交通、城镇建设等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三线建设取得的成就

    一是壮大了老工业基地实力，促进了重庆综合性工业体系的形成。大批三线项目的建成投产，极大地增强了重庆的国防工业实力，尤其是在常规兵器生产方面具有相当规模，能够生产各种枪支、大口径炮、轻型坦克车辆、特种装备及其配套的各种光学仪器、弹药、化工等产品。国防船舶工业也可以生产包括潜艇在内的多种舰船和船舶配件。与此同时，三线建设进一步改善了重庆的工业结构。除化工、纺织、食品等传统产业的生产能力得到不同程度提升外，还初步奠定了以通信设备制造为主的电子工业基础。这样，重庆形成了以国防、民用机械、冶金、化工工业为骨干，轻纺工业相应发展，门类较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

    二是改善了交通状况，奠定了重庆城市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的基础。三线建设时期修建的川黔、襄渝铁路打开了重庆与外界交流的大门，从根本上改变了交通闭塞落后的状况；牛角沱嘉陵江大桥、合川涪江大桥、北碚朝阳嘉陵江大桥和石板坡长江大桥的修建，改写了重庆无公路桥的历史，打通了制约重庆市域交通的瓶颈；重庆港的扩建和长江、嘉陵江十几个码头的建设，以及白市驿机场的改扩建，大大增强了重庆航运业和航空业的吞吐能力。总之，铁路干线与长江黄金水道，再加上航空运输和公路运输，形成了立体交通网络的雏形，大大改善了重庆的交通状况。

    三是带动了沿线经济，使重庆初步形成职能各异的现代城镇体系。一些大型工业项目的实施，不仅对重庆中心城区的拓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还带动了沿线经济和小城镇的发展。例如，四川仪表总厂以及下辖10多个分厂的建设，促使北碚城镇发展成为重庆仪器仪表工业基地；四川染料厂、四川维尼纶厂、长寿化工厂等骨干企业的集中建设，促成了长寿化工城的发展；大批三线军工企业的兴建，加上改建后的冶金、采掘工业，使綦江成为以机械工业为主的卫星城；大型企业西南铝加工厂的兴建，使巴县西彭由原来以生产稻谷、柑橘为主的农村变成了以有色金属加工为主的小城镇。此外，双桥区路铺镇也因大型企业四川汽车制造厂的选点新建，发展成为我国重型汽车工业基地。

    （二）三线建设存在的问题

    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三线建设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战略举措，其主要目的在于建立以国防工业为主导的后方基地。因此，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原因，也存在一些严重问题。

    一是移民搬迁问题。据当时不完全统计，三线移民有来自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约50万人。从宏观上来看，移民为重庆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各地来的主要是优秀的熟练技工、科技人才和管理人员，因此当时流传着“精兵强将上三线”“好人好马上三线”的说法。他们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大大增强了重庆地区的科技实力。此外，大量移民的涌入对重庆的城市文化和人们的生存状态也产生了巨大影响。移民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有机融合，形成了今天重庆人热情好客、开放趋新、接纳五湖四海的宽广和包容的品格，为重庆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

    但从微观上来看，移民也带来了一些不利因素。由于三线建设是临战状态的生产力大调整，因此大量的企事业单位搬迁安置在偏远山区，这必然导致移居到当地的三线职工子女在教育、就业、婚姻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都难以解决。职工大多内部通婚，工厂招工也只有大量吸收本厂职工子女。时间一长，造成企事业单位内部近亲繁殖、关系复杂、难于管理。因为远离城市，交通信息不便，又进一步造成人文环境的退化。此外，搬迁企业建厂需征用农民土地。为了缓解工农之间的紧张关系，当时采取了“三不四要”（尽量不占良田好土、尽量不拆民房和搬迁社员、不搞高标准民用建筑，要支援农业用水、用电、用肥和养猪用潲水）的建厂原则。但农民用水用电长期由工厂免费提供，无形中增加了工厂的支出，还导致工厂管理不便、治安混乱。

    二是布局选址问题。三线建设的宏观均衡布局战略是正确的，问题却出在具体布局选址上，这是三线建设备受指责的一个主要方面，也是后来三线调整改造着力解决的问题。建设中片面执行“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缺乏实践基础和科学规划，使一些企业特别是军工企业，建在地质气候有灾害隐患的地方，直接影响企业的生存发展。有的企事业单位位于深山峡谷之中，长期面临山洪暴发、泥石流冲击、滑坡塌方崩陷的危险。如国营红山铸造厂平均每年遭受滑坡5000立方以上，在1975年的洪水中有60%的建筑物被淹；有的单位建在有矿藏资源的地层上，随着开采量的增大，厂房建筑地基不稳，出现裂缝、下沉、塌陷等问题。如国营双溪机械厂因为厂址下面大量铁矿的开采，严重威胁工厂安全；有的单位建在旱涝期水位起伏较大的江河边，或是没有考虑长远建设规划的淹没区内。如万县的重庆衡山机械厂、重庆长江涂装机械厂等一批船舶工业，平时就有洪水危险，三峡工程上马后，又被规划的水库淹没（王瑞：《坚持改革精神，以调整促生产，切实搞好三线企事业单位的调整》，重庆市档案馆1049-5-527。）；有的项目钻山太深，过于分散，运输线路长，原材料、产品的进出十分不便，协作配套件亦不能按时互相提供，不仅增大了投资，也影响了生产、信息交流和科研技术的发展。这一问题特别是在产品结构复杂，互相协作配套厂较多的大口径火炮行业和光学行业尤为突出。这些工厂均按专业分工建成，独立生产一个产品的能力很差，每年的运输费用比在市郊工厂高出15%~20%。还有第24、26、54、62所等科研院所，因为交通不便，信息资料闭塞，造成产品开发滞后，技术交流协作和成果推广都比较困难。

    三是投资比例问题。在基本建设投资上过分向国防和重工业倾斜，致使投资比例失调，特别是城市建设资金短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国力还较为贫弱，但为了建设常规兵器基地所依赖的重工业又以资本密集型为特点，因此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负面影响对重庆尤为突出，主要表现为城市建设资金的短缺。三线建设时期，重庆虽然是核心建设地区，但国家的高投入基本用于重工业生产，城市建设投资比例不仅未增加，反而呈下降趋势。无论是居民住宅，还是城市供水；无论是公共交通，还是学校建设，大都处于滞后状态。

    但应该指出的是，三线建设时期，重庆城市建设滞后于工业建设，绝非重庆的特殊现象，而是在全国带有普遍性的。究其原委，除政策导向失误，投资比例失调等因素外，从主观上看，主要是由于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对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缺乏充分的或正确的认识，在指导思想上人为地将工业建设与城市建设割裂开来。这样的指导方针最终导致轻工业、服务业和城市建设长期被忽略，而重工业一枝独秀的局面。（张风琦：《论三线建设与重庆城市现代化》，《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第81页。）

    四是条块分割问题。三线建设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主导行为，由国家集中动员全国力量来完成开发任务。国家是唯一的投资主体；所有制结构是单一的国有经济；调节机制是国家计划和行政命令；开发的格局是依靠国内自有资金和资源，发展封闭的内向型经济。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掌管经济是按行政区域来管理和配置资源的。而当时的重庆作为四川的一个省辖市，其经济活动局限于狭小的范围内，严重制约了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作用的发挥。尽管1964年至1967年三线建设的前期，中央对重庆实行了计划单列，但重庆计划管理体制仍接受中央和四川省的双重领导，并以省领导为主，经济社会各种事业发展许多方面的计划仍由省统筹安排。这就大大削弱了重庆与周边地区的经济联系，逐步转变为一个单一的工业城市。

    此外，三线时期，随着大批中央企业和省属企业的建立，自上而下的工业“垂直领导”进一步强化，企业关系更加复杂，条块分割更加严重，极大地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最为典型的就是重庆的军工企业。由于军工的管理体制是由中央直接控制，军品任务由上级统一下达，并统一生产调度和技术协调，与地方在经济上联系很少。这种高度集中的集权型管理体制，使军工企业处于自成体系、自我循环的封闭状态，与民品生产截然分开，地方政府无法对军工企业的产供销进行综合平衡和管理，这既不利于军工企业自身的发展，更不利于地区经济的协调。在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复杂的条块分割中，重庆的发展长期处于中央、省、市属企业相互不能协调，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能统筹的矛盾之中，从而制约了城市经济发展的潜力。

    三线建设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因此出现上述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今天，尽管我国已从高度的计划经济步入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国际形势也由紧张趋于缓和，但认真总结和正确认识这些问题，对于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仍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我们应当从中吸取宝贵的经验教训，从而指导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正确处理好计划与市场、中央与地方、速度与效益等关系，在实践基础上制定切合实际的发展规划，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之路。半个世纪前，重庆作为西部地区三线建设的重点城市，光荣而圆满地完成了历史赋予的重任。五十年后，重庆作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在西部大开发和新时期国家战略中将肩负起更为艰巨的历史重任。

    （作者单位：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陕西的三线建设历程

    ◎柴云

    陕西作为三线建设的重要地区，得到了国家的重点投资，投资与建设规模仅次于四川省，居全国第二。在三线建设期间，国家在陕西投入了200多亿元，进行了110多项重点项目的建设。三线建设使陕西的交通运输、能源工业、国防科技工业、原材料工业、电子工业、机械制造工业等行业都有了显著的发展，改善了工业布局，工业实力大为增强。三线建设使全省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及各项社会事业都得到了很大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陕西的经济格局。陕西同时也是三线调整改造的重点地区之一。国家在陕西实施了三线调整项目40个，共投资25.84亿元，搬迁职工7万余人，使三线建设的遗留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促进了陕西地方经济的发展。三线建设为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下的陕西大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技术和人才基础，对当代陕西的社会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陕西是全国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之一

    陕西省地处中国中部偏东靠北，黄河中游西岸。地域西起东经105°29 '，东至东经111°15 '。东西跨有经度5°45 '，直线距离510公里；南起北纬31°42 '，北至北纬39°35 '。南北跨有纬度7°54 '，直线距离863公里。南北狭长，地形复杂，有山地、平原、高原、盆地和峡谷，其地理特征分为陕北黄土高原、关中渭河平原和陕南秦巴山地三大自然区域。东连山西、河南，西通甘肃、宁夏，南接湖北、四川，北阻内蒙西。全省面积20.56万平方公里。其地“居天下之上游，据建瓴之形势”，是屏障北疆，扼守西北，连接西南、华北和中原战区的战略要地。

    （一）陕西具备三线建设的基本条件

    第一，陕西地处内陆腹地，有建设战略大后方必须的地理环境。陕西是中国西北地区东部的要地，是我国东部通往西北的咽喉，通往西南的交通要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战略位置非常重要。西汉时期，萧何曾从战略的角度向刘邦进谏：“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至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明末清初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在其所著的《读史方舆纪要》中指出：“陕西山川四塞，形胜甲于天下，为自古建都重地，雄长于兹者，诚足以奄有中原矣。”境内地形复杂，山川纵横。中部有八百里的关中平原和巍峨峥嵘的秦岭，东有西岳华山和黄河天险，南有富饶的汉中盆地和层峦叠嶂的大巴山脉，西有绵延起伏的关山、陇山和千山山脉，北是壮阔浑厚的黄土高原和沟壑纵横的丘陵地带。高原占全省总面积的48%，山地占36%。依照“分散、靠山、隐蔽”原则，这种战略地位和地理特点，十分符合中共中央在内地、大山区建设“大三线”的要求，是建设的理想之地。

    第二，陕西有初步的工业基础和交通条件。工业方面，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统计资料：在当年陕西的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总产值仅占18.8%，其中轻工业占14.8%，重工业只占4%。为改善陕西落后的交通条件和基础工业，国家在陕西投入了巨量的资金。围绕“156项重点工程”在陕西的24个项目，开始了在陕西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经过“一五”计划、“二五”计划时期的建设，陕西省的工农业得到加强，先后建成了58个大中型项目，扩建了一批重点企业。到1965年，全省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达到61.5%。陕西的工业生产能力大幅提高，工业产品成倍增加，形成了以机械、纺织、煤炭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基地。交通方面，宝成铁路建成通车，政府对陇海铁路、咸铜铁路进行了改扩建，修建了西安至万源、洛华、西安至窑店等干线公路，新建了大量的简易公路。同时以西安为中心，修建了四面辐射的铁路和公路，交通网初具规模，交通运输闭塞的状况得到改变。此外，教育方面，以西安为中心的高等教育基地初步形成，大批科技人才通过大专院校的培养逐渐成长，陕西的科技实力大为增强。

    第三，陕西的农业建设和技术改造初见成效。全省劳动力资源充足，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关中平原是我国著名的粮棉生产基地之一，汉中盆地是西北地区最大的稻谷生产地区，渭北是陕西的粮仓，陕北是全省的林牧业基地，秦巴山区是全省最大的林业基地，生物资源也很丰富。新中国成立后，陕西省农村掀起兴修水利的热潮，抵御水旱灾害的能力大为增强，农业生产的条件大为改善。同时支农工业迅速发展，有力地支援了农业建设。陕西省建成了省、地、县三级农业科技推广机构，在研究和推广新型农业技术和优良品种方面成效显著。到1965年，全省灌溉面积达943.2万亩，造林面积2288万亩，机械和半机械化农业机具保有量在2万件以上，农业机械总动力为33.01万马力，粮食总产量突破100亿斤大关。1965年，陕西有人口2000万，平时建设可动员一大部分劳动力，战时又有充分的兵员补充，劳动力资源充足。全省矿产资源探明的有62种，产地436处，储量具全国第一位的有3种，第二位的有2种，第三位的有8种，居前十位的有39种，特别是煤炭资源储量大、品种全、质量高、分布广，探明储量达1216亿吨，远景储量2658亿吨，是全国最大的优质造气煤基地之一。

    （二）三线建设在陕西的规划布局和建设进程

    根据国家“大三线”的部署，要在三线地区建一批新厂，扩建部分老厂；把一线具有战略意义的“独生子”企业和配合后方建设的必需工厂迁到三线；组织全国工业生产为三线建设提供设备和材料。中央工作会议之后，被确定为国家三线建设重点地区的陕西立即行动起来，配合中央部署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1964年12月12日，中共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胡耀邦在省委机关党的负责干部座谈会上传达了5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三线建设战略决策。胡耀邦指出：“我们陕西是处在第三线的地位，这个地位很重要，任务很重要，岗位很光荣。”起初地方并没有专门的组织机构统一领导、协调三线建设，随着建设日渐大规模开展，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日益增多，因此中央要求在各建设地区成立以主管部门为主，有地方政府、军队、施工单位、设计单位和物资部门参加的领导小组和指挥部。12月20日，省委通知：“除省委决定成立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外，西安市、宝鸡、咸阳、渭南、汉中地委，宝鸡、咸阳、铜川市委，也要成立三线建设领导小组，由一副书记挂帅。”“各级党委应将三线建设列入议事日程，定期检查和讨论，及时研究解决问题，加强具体领导。”胡耀邦于1965年初亲自到建设重点的陕南地区检查工作，并就交通运输、材料、副食品供应等问题作了指示。1966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任主任，王林、安志文、李广仁、宋平任副主任，统一领导和组织西北的三线建设工作。3月29日，中共陕西省委工作会议指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必须用最大的努力加强对三线建设的支援和领导，保证按质按量地完成大小三线的建设任务。”4月1日，陕西省三线建设委员会成立，具体组织和领导陕西省的三线建设。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共中央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和陕西省三线建设委员会相继停止工作。1968年5月，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8月14日，在革命委员会生产组下设置了内地建设办公室。12月1日，又将内地建设办公室交省革命委员会三线建设指挥部领导。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三线建设的领导，12月5日，省革命委员会决定成立基本建设指挥部，领导陕西的三线建设。其后，在三线建设任务比较重的宝鸡、汉中、安康、咸阳、渭南、商洛、西安等地市的革命委员会中，也设立了相应的基本建设指挥机构，统一领导和管理陕西各地的三线建设。

    大规模建设时期的陕西三线建设，大致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64年至1969年3月，主要是中央来陕单位内迁；第二个阶段，从1969年4月到1979年底，按照规划在陕西建设了一批三线企业。

    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陕西省委省政府积极推进国家安排的三线建设项目。为配合中央来陕单位内迁，陕西省在“三五”计划中提出：经过5年努力，保证内迁单位能够加快建设，并按计划完成建设任务。这一阶段的一项重点工作主要是向中央各部准备迁陕单位提供自然、地理、经济等各方面的资料，提出建议，配合中央各部相关单位和人员到各地勘察、选择厂址。当时来陕西省选择厂址的有中央各部委的30多个部门，他们勘访了44个县市，除了榆林地区外，其他各地区都有涉及。经过大量工作，初步选定了243个点。对于国家的三线建设任务，陕西全力配合，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全力保证内迁工作的顺利进行。为此，陕西省1965年的计划中大大压缩了非生产性建设和事业的费用，不再安排楼、堂、馆、所的建设项目，优先进行各内迁单位的建设项目，从建筑材料、施工力量、交通建设、农业生产、生活保障等各方面，给予了最大的支持。除了主体项目，陕西省还从基建、人员等各方面全力配备，完善新设工业点所需要的商业网、学校、医院等服务设施。

    “三五”期间，陕西计划初步建设的243个项目，都是依据“分散、靠山、隐蔽”的原则进行选址的。这些项目中有一小部分是在已有的工业城市与老企业相配套，大部分则独立分布在陕西各地，拟建设成新的工业点。其分布情况是：西安地区30个，渭南地区40个，咸阳地区9个，宝鸡地区24个，汉中地区74个，安康地区31个，商洛地区13个，延安地区12个。二百多个项目中，大部分是高、精、尖的机械工业和国防工业以及尖端的科学研究单位，另外还有一些仓库、学校、勘察设计院等。在建设中，除了依照“分散、靠山、隐蔽”的原则外，还遵循了不占良田、少占耕地、少迁居民的方针。

    1969年3月，中苏爆发珍宝岛冲突，由于局势紧张，中央进一步对国防安全提出了要求，战备工作升级，三线建设的任务和规模骤然加大，速度要求也随之加快，大规模的三线建设迅速开展起来。在此背景下，1969年4月，兰州军区召开陕、甘、宁、青西北四省（区）三线建设座谈会。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国防工办、国防科工委和16个有关部委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抓紧‘三线建设’、随时准备打仗”的精神和“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对四省（区）的三线建设情况进行了检查总结，着重讨论安排了四省（区）三线建设的组织领导工作，工业、农业、国防、交通等建设的七年（1969—1975）规划以及工业布局和大中型项目的定点等问题。会议确定，工业过分集中的西安、兰州、宝鸡、咸阳等城市，今后不再摆大中精尖建设项目；已建成的军工短线和“独生子”项目，要另选第二厂址，准备战时搬出；要充分利用公共基础，支援工农业生产，促进三线建设。陕西的建设目标任务是：在原有布局的基础上，适当发展关中、汉中地区，积极发展商洛、安康和陕北地区。

    在工业建设方面，准备建设一大批项目，其中国防工业有：航空微电机厂、航空自动控制厂、引导测高雷达厂、航空助力器厂、航空工具厂、精密铸造厂、航空液压泵厂、中程警戒雷达厂、载波机厂、超高频电子管厂等29个项目；地方项目有：延安无线电厂、延安电器厂、延安半导体厂、西安无线电厂、西安半导体厂、陕西元件厂等；基础工业有：汉钢、金堆城钼矿一期、二期工程，西北耐火材料厂，陕西铝厂，山阳汞厂、略阳钢铁厂、陕西红星钢铁厂、宁强钢铁厂、铜川铝厂等项目；机械工业有：印刷机械厂、普通机床厂、锻压机械厂、铸造机械厂、皮带运输机厂等项目；化学工业有：靖边联合制碱厂、汉中制药厂、陕西化肥厂、陕北化肥厂、陕南石油化工厂、陕西维尼纶厂、陕西硫酸厂、陕北烧碱厂、汉中化工厂、陕西硝酸厂、陕西磷肥厂等项目。

    在能源工业建设方面，除了充分挖掘已有煤田潜力，大力发展节约用煤外，陕西省还加快开发韩城、黄陵矿区，扩建靖边等煤田，同时积极建设一批归地、县所有的小煤窑。为根本解决关中、陕南地区缺电状况，在华阴县境内华山脚下建设总装机容量105万千瓦的秦岭发电厂，在韩城、安康、靖边、蒲城、黄陵等地各再建一个火电厂，在石泉、石庙沟等地建设水电站，架设西安到韩城、韩城到陕南33万伏高压输电线路，架设关中到汉中22万伏输变电线路，架设汉中到阳平关、陇县到千阳、千阳到宝鸡等的11万伏输电线路。

    在交通运输方面，集中力量建设西安到侯马、西安到延安、西安到安康、阳平关到安康以及襄渝铁路陕西段等铁路工程。修建兰州至宜川、西安至万县、周至至洋县等公路干线，为支援襄渝铁路和阳安铁路建设，在安康和商洛地区修建5条支线公路。同时，动工修建19条三线建设专用公路。

    与1965年的计划相比，兰州军区西北三线建设座谈会提出的有关陕西的规划设想以及陕西小三线建设项目规划，在地理布局上基本一致，只是更加具体，更加注重各方面的协调。但是，这次的计划过于求全，各行各业在全省各地都有项目上马，虽然主观上是想尽量配合当地三线建设，做到取材方便，但却忽视了当地的自然环境、资源、技术等客观条件是否合适。使得许多项目在选址上没有以科学论证为先，造成了建设过程中及以后的一系列隐患和问题。

    （三）三线建设的全面实施优化了陕西经济布局

    根据国家在陕西开展三线建设的布局安排，陕西将大致形成几个各具特色的经济区域：陇海铁路沿线及其两侧是陕西的粮棉高产区，交通方便，城镇较多，企业集中。准备在城市和铁路两侧利用一些老工业点和现有厂房，建一些配套协作的企业，形成以机械、化工和纺织为主的综合性的工业区；西侯铁路沿线地区是粮棉高产地区，煤炭资源丰富。西侯铁路建成后，这里将形成以煤炭、化工为主，机械工业为辅的工业区；铜川地区以粮食生产为主，木材蓄量较多，靠山隐蔽，拥有较丰富的水资源和煤炭资源，除了开发煤炭工业和建筑材料工业外，还准备建立一些国防工业项目；汉中、安康、商洛地区地处陕南秦巴山区，区内山脉纵横，地况隐蔽，水资源丰富。汉中地区出产大量水稻和油菜，粮油供应充足，安康地区土特产比较丰富，商洛地区地处陕西东南部，与鄂豫两省交界，向来为战略要地，这几个地区主要安排了国防工业和精密机床、仪表、电子工业；延安地区项目较少，多为陕西省自行安排的项目；榆林地区靠近边境，畜牧业发达，煤炭资源比较多，但交通运输不方便，粮食产量低，基本没有安排大项目。

    通过规划建设，陕西将成为一个包括国防工业、机床生产、仪表制造等工业门类在内的以机械制造工业为主的后方基地，形成同时拥有化工、煤炭、有色金属工业和一定轻工业、纺织工业、手工业的工业体系。这种依据各地经济基础、特色和资源分布的布局，在今天看来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对发展区域经济、缩小各地区间经济差距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三线建设在陕西的艰难实施

    规模大、任务重的三线建设在陕西开展时，遇到了许多困难，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经济基础薄弱。1949年以前，陕西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现代工业几乎一片空白，最大的工业部门是纺织工业，而且机器陈旧，效率很低，别的工业只有一些旧式手工工业作坊。新中国建立后，经过“一五”计划、“二五”计划的建设，陕西工业的落后面貌有了很大改变。但由于原来基础差、工业门类不齐全、生产的规模和能力有限，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开始后，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等基础工业都无法为建设提供充足必要的保障，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建设的进展。二是受“文化大革命”干扰严重。三线建设自1964年开始，至1979年大规模的建设结束，大部分时期正逢“文化大革命”动乱，建设受到了严重干扰和破坏，陕西的三线建设也不例外。“左”的错误指导思想，恶劣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严重影响了建设的正常进行。特别是1967年，造反派向各级党政领导部门和各行各业夺权，造反派之间争权武斗，动乱局面愈演愈烈。全省许多地方正常的社会秩序、工作秩序和生产秩序无法维持，社会生活陷于全面混乱和瘫痪状态。三线建设也受到严重影响，建设材料严重不足，交通运输中断，许多项目被迫停顿，当年陕西省525个三线建设项目到10月底仅完成年计划的30%。此后，“清理阶级队伍”“干部下放”“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一系列政治运动都对建设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仅1976年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就使得全省应交付使用的建设项目比上年下降了19.1%。三是项目保密性强，协调管理难度大。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出发点就是为了备战，建立国防工业体系。所以许多建设项目都是属于机密乃至绝密的安全级别，大量项目由中央部委直属管理，相关省份的主要任务只是在单位选址、社会保障等方面起协调作用。由于国务院各部门往往是垂直下达建设任务，对地方上的统一调配、综合平衡资源缺乏考虑，这就使得建设过程中存在着缺乏统筹安排，无法最大限度、有效集中地利用资源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建设进展。四是地质条件复杂、技术难度高。由于要遵循“靠山、分散、隐蔽”的建设原则，陕西的三线建设项目大部分都分布在秦岭和巴山地区，秦巴山区虽然战略地位重要，但在地势奇诡、地貌复杂、交通不便的山区地带开厂设点、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困难却是前所未有的，建设的技术难度可想而知。又因为备战的需要，三线建设的工程项目质量要求高，施工时间紧，更加大了施工难度。

    （五）陕西配套实施的小三线建设

    在配合国家三线建设任务的同时，陕西根据自身状况，自行安排了一系列以交通、能源等基础工业和设施为主的建设项目，称之为地方“小三线”建设。

    在贯彻落实兰州军区西北三线建设座谈会提出的规划设想过程中，陕西省革委会于1969年4月29日下发了当年基本建设计划，除了安排大的建设项目外，特别提出要在县以下农村建设地段医院250个，同时以打“歼灭战”的方式完成地方小三线建设项目。同年，中共中央西北局计划委员会根据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制定的全国三线建设总体布局，编制了西北地区“小三线”建设三年规划，确定在陕西建设迫击炮厂、半自动步枪厂、导火索厂等8个地方军工厂。陕西还自行安排了大量的小三线建设项目，主要有：建设褒河的老君崖和武关河、石泉子午河的彭家湾、城固湑水河的大牯牛等四个小型发电站；改善西万、汉白、昌平、西包等公路干线，在城固、石泉、汉中以及渭南、周至、宝鸡等地的汉江、渭河上修筑30多座公路桥梁；新建三原到庆阳，周至到洋县，西安到宝鸡的环线以及疏散线路；建设西安到侯马、阳平关到城固的铁路线，徐家村到白水、铜川经焦坪到延安的铁路支线。为了配合解决三线项目建设中所需要的钢材、水泥、砖、瓦、沙石等建筑材料，陕西省投资建设了西安红星钢厂、略阳钢铁厂、渭北钢厂等地方钢铁企业；建设了延河水泥机械厂、建材机械厂，在各县大力创办小型水泥厂；建设了汉中石门水库、洛川石堡川友谊水库、宝鸡石头河水库、宝鸡冯家山水库等，提高了当地的防洪、灌溉和水产养殖能力；建设了兴平氮肥厂、临潼氮肥厂、宝鸡磷肥厂、陕西化肥厂，等等。

    小三线建设有力地配合了国家大三线建设，不仅为内迁企业和各大项目提供了及时的支持，也进一步完善了地方工业类别，促进了陕西本省和当地的经济发展。

    （六）新形势下的陕西三线建设调整改造

    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在陕西投入200多亿元进行了110多项重点项目的建设。这些项目的建设，既增强了我国的国防实力又增强了陕西的经济实力。陕西同时是三线调整的重点地区之一，经过“七五”到“十五”的调整搬迁，三线建设布局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大部分得到了解决。

    1979年到1983年间，国家从三个方面对三线建设做了初步调整：一是缩短基本战线、调整投资方向；二是把一些生产任务严重不足的企业转向民品生产；三是对极少数选址不当、难以维持生产，或者重复建设、重复生产的工厂和科研所，实行关、停、并、转、迁。这期间，陕西的部分三线项目厂所进行了合并或搬迁，如六〇七厂被并入七九五厂，被洪水冲毁的16所、35所、40所、41所等分别迁往河南、安徽等地进行重建。

    1983年，国家开始拟定“七五”计划，党中央、国务院从新的战略全局出发，于1983年底作出了对三线建设进行“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重大决策，逐步开展了三线企业产品结构调整和企业布局调整。1983年12月初，国务院成立了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西部八省一市相继成立了相应的机构。陕西省于1984年9月30日成立了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领导小组，下设三线调整办公室，领导陕西三线企业的调整改造。作为三线建设调整改造的重点地区，陕西省从“七五”到“九五”期间，经国家批准并实施调整的项目有40个，占全国三线调迁项目总数的近五分之一，总投资25.84亿元，搬迁职工7万余人。

    “七五”期间，陕西三线调迁主要是解决钻山太深，布局过于分散，险情严重、生存困难的“三类企业”的问题，其中列入国家计划的调迁项目19个，实际实施项目16个。其中有些撤销建制，就地转产；有些整体或部分搬迁到城市。“八五”期间，三线企业主要进行以脱险搬迁为主的布局调整，重点解决一些险情严重的三线单位迁建问题，陕西列入国家计划的项目共有15个，分别享受国家“双给”（给资金，给政策）或“单给”的政策优惠。“九五”期间，三线调迁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重点解决“八五”续建、收尾和完善问题，同时调迁少数在原地生存困难、非搬不可的项目，陕西共有12个国家计划的调迁项目。“九五”期间调迁项目的特点，一是国家资本金比例有所提高；二是一些中央项目与国家重点型号工程合并建设，提高了工程建设的速度和质量。“十五”期间，国家继续实行对三线企业的扶持政策，原则上不再增加新的项目，企业只享受增值税超基数返还的税收优惠政策。

    三线调整改造，对发挥三线企业作用，增强我国国防实力，合理调整生产力布局，稳定人才队伍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搬迁到大中城市周围的三线企业摆脱了自然环境给企业发展带来的制约，形成了相对集中的合理布局，成为城市新的经济亮点。地理位置的变迁，也进一步避免了人才流失，较好地保存了国防科技人才队伍。大批三线企业搬迁到西安后，形成了西安电子工业园区、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阎良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兵器科技产业基地等专业技术园区，提升了西安的国防经济实力，为西安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调迁企业的生产经营得到长足发展，实现了快速增长，进一步推动了企业的改革脱困和改组改制。

    二、三线建设夯实了陕西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

    三线建设时期，中央和有关部门在陕西安排的建设项目多达400余个，十余年间全省累计投资126.5亿。1970年至1973年的大规模建设高峰时期，国家在陕西每年的平均投资高达18.8亿元。通过三线建设，陕西的工业规模迅速扩大、生产能力迅速提高，农业基础条件得到空前改善，交通运输取得了重大成绩，科学技术水平大为提升，夯实了陕西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

    （一）三线建设改善了陕西基础设施

    为了尽快适应备战和工农业发展的需要，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对陕西的交通道路、通信等基础设施上投入了巨资，大力发展，其中尤以铁路建设为重。1964年，陕西省境内铁路正线里程为918.1公里，营业里程840.3公里，电气化铁路90.4公里，至1979年，全省铁路正线里程为2192.4公里，营业里程1472.1公里，电气化铁路599.1公里，分别比1964年增加1.39倍、0.75倍和5.63倍。全省累计铁路投资33.1亿元。这一时期建成的铁路线路主要有：襄渝铁路陕西段、阳安线（阳平关—安康）、西韩线（西安—韩城）、梅七线（梅家坪—七里镇）、西宝复线（西安—宝鸡）等。

    襄渝铁路东起湖北襄樊，西抵重庆，横贯鄂、陕、川、渝三省一区，是一条联通了中原和西南地区的交通大动脉，全长915.6公里。襄渝铁路中段在陕西安康与阳安铁路相通，在陕西境内经过紫阳、安康、旬阳、白河，长264公里，是襄渝铁路建设工程中地质情况最复杂、施工难度最艰巨的工段，自1969年12月开工建设。经过3年的艰苦会战，襄渝铁路陕西段的工程施工于1973年10月19日铺轨到达棕溪，至此与襄渝铁路全线贯通。但由于地质地形复杂，铺轨后病害点不断出现，故一直在进行收尾配套和病害工程整治工作，直到1978年6月才投入临时运营。1980年安康至襄樊段实现了牵引动力电气化，1981年7月1日正式营运。

    阳安铁路西起阳平关，东至安康县城，全长358公里，总投资8.12亿元，是三线建设时期陕西铁路的重点建设项目。1969年底开始建设，于1972年10月完成了全线铺轨工程，1976年9月全线交付营运，1978年实现电气化，是继宝成铁路之后，我国的第二条电气化铁路。阳安铁路的通车，对于加强陕西关中和陕南的交通联系，开发陕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保证了陕南地区的三线建设进程，对陕南乃至陕西的国民经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西韩铁路南起西安市阎良区，经富平、蒲城、大荔、澄城、合阳至韩城禹门口，全长209.6公里，总投资1.96亿元。自1958年4月开工修建，1962年停工，1970年复工修建，1975年2月建成交付营运。它的建成对于开发渭北煤田东部资源，加快渭北地区工农业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梅七铁路是铜川市境内梅家坪到七里镇的一条线路，全长124公里，1969年12月开始兴建，1984年12月建成，投资3.216亿元，是一条连接铜川市各重点工矿区的交通干线。

    除了铁路建设，公路建设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一时期修通了西万（西安—四川万源）、周洋（周至—洋县）、兰宜（兰州—宜川）等3条公路，陕西各地市县也修建了不少公路线。从1966年到1975年的10年间，全省公路建设投资达6.4亿元。到1979年，陕西全省公路里程达到33689公里，比1964年的13583公里增长1.48倍。

    邮电通信是三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保证三线内迁和新建厂矿的需要，国家投入了很大的资金陆续设置了重点厂矿的邮电支局，配套建设了专用通信网络。在此时期，西安火车站邮政枢纽工程开始筹建，增加了邮运车辆，增强了邮运能力。为了提高三线企事业单位的通信能力，1969年10月，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建设陕西至四川的微波通信，即205微波工程。到1973年，202（北京—西安）、205、207（西安—襄樊）、216（西安—兰州—西宁）、219（西安—延安）等5条微波干线在陕西省境内的微波电路1213.5公里和23个微波站的土建及138部微波收发讯机及附属设备安装工程已经建成。宝鸡—平凉、安康—万县的省际明线12路载波工程，西安—石泉的明线载波通信工程架设完成，增强了国内长途通信能力。省内长途通信建设主要加强了地区到所辖县和县间的通信网建设，新建和扩建了大中城市市内自动电话，同时重点解决了农村电话线路方面存在的县到农村交换点中继线少的问题。此外，国家还在陕西建造了一座大型短波国际电台，建设了一些小三线通信网，并将这些战备设施纳入平时通信网使用。经过十几年的建设，邮电事业得到了发展。

    （二）三线建设促进了陕西工业建设

    1949年以前，陕西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现代工业几乎一片空白，最大的工业部门是纺织工业，而且机器陈旧，效率很低，别的工业只有一些旧式手工工业作坊。新中国建立后，经过“一五”计划、“二五”计划的建设，陕西工业的落后面貌有了很大改变。但由于原来基础差、工业门类不齐全、生产的规模和能力有限，因此三线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陕西工业由点到面扩展的推动力，使“一五”“二五”计划期间工业资源过分集中在关中的城市工业格局，向陕南地区拓展。经过建设，陕西基本形成了比较雄厚的工业基础和具有一定规模的工业部门，拥有一批雄厚的生产技术装备。大批工厂和科研院所的内迁，提高了陕西科学技术创新能力和科研水平，给相对封闭落后的陕西带来了文化和文明。由于国家的大量投资、沿海地区工矿企业和研究机构的内迁，陕西出现了一批生产能力强、产品品质高、在国内同行业中居于重要地位的品牌企业，成为推动陕西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能源工业是三线建设的重点。陕西中部渭河北塬，从彬县经淳化、耀县，到铜川、白水、蒲城、澄城、合阳、韩城，东西沿展200余公里，南北宽10至20公里的地带，煤炭储量丰富，素有“渭北黑腰带”之称。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和地方加大了对渭北韩城、澄合、蒲白等煤田建设的投资。从1970年到1985年，累计投资21.02亿元，新建和改扩建矿井21对，新增原煤年产能力1212万吨。建成洗煤厂2座，年入洗原煤能力120万吨。到1985年，渭北煤炭基地固定资产投资达16亿元，拥有各种设备7万台（架），职工10.8万人，工程技术人员2200多人，建成矿井33对，生产能力1834万吨。韩城矿务局的桑树坪煤矿是我国第一座设计能力年产300万吨的大型煤矿，相应建成投产了煤机厂、水泥厂、砖瓦厂、火药厂及铁路专用线、公路、供水、输变电、通信等配套工程。同期，还投资新建了崔家沟煤矿和黄陵巷村煤矿，分别形成了年产原煤150万吨和90万吨的生产能力。

    国家对三线地区的电力工业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1966年到1979年间，陕西先后建成秦岭（一期）、韩城、渭河、略阳等4个大中型火力发电厂和石泉、石门两个水力发电厂，新增发电装机容量102.5万千瓦。发电量从1966年的18.3亿千瓦小时增长到1979年的71.3亿千瓦小时，增长2.89倍。秦岭发电厂坐落在陕西渭南华阴县华山脚下，设计装机容量105万千瓦，一期工程65万千瓦，是陕西当时单机容量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超高压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也是这一时期陕西最大的火力发电厂。1975年7月建成投产的石泉水力发电厂，是全省梯级开发汉江水力资源的第一个大型项目。电厂的拦水坝高65米，水库库容4.7亿立方米，装机3台，容量13.5万千瓦，年发电量6.5亿度。建成投产后，其在陕西电网中发挥着调峰、调频和事故备水的重大作用，对于改变陕西电力工业的布局，增强电网的供电能力，提高电力运行的灵活性、稳定性都有着很重要的作用。随着发电能力的迅速增长，相应建设了一批输变电工程。1972年6月，330千伏刘天关输变电工程建成投运。这条线路西起甘肃刘家峡水电站，东至陕西关中眉县汤峪，是我国当时自行设计、自制设备、自己施工的第一条330千伏超高压跨省送电线路。线路全长534公里，陕西境内168.4公里，设计输送容量42万千瓦，是国内这一时期距离最长、电压最高、输电量最大的输变电工程，也是中国电力工业开始向超高压、远距离、大容量传输发展的里程碑式工程。它的建成将陕西、甘肃、青海电网连接在一起，形成陕甘青电网，互调余缺，发挥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此外，还建成了石泉—西安枣园的22万伏高压输电线路，线路全长300公里，沿线设有洋县变电站、周至开关站和枣园变电站等相应的配套变电工程，它连通了陕西省的南北电网，将石泉水电厂的电能输送到了关中，促进了关中地区工农业的发展。1970年底，陕西全省发电装机容量49.70万千瓦，为1960年的1.35倍；1980年，全省装机容量143.07万千瓦，比1970年增加1.88倍。

    这一时期，陕西石油勘探步伐加快。1970年11月，兰州军区组成了陕甘宁石油勘探指挥部，在陕甘宁盆地展开了“石油会战”，从各有关方面抽调的5万多人在陕甘宁盆地南部陕北吴旗、志丹和洛河、葫芦河两地区1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域开展了大面积勘测探查，发现油田并很快打出了油井。到1976年，查明的油田面积有193平方公里，获得石油储量8800万吨，天然气储量9.8亿立方米。延长油矿扩建了延长、永坪两个老油田，新建了甘谷驿油田，1976年原油产量达到3万吨。长庆油田一分部建成的吴旗油田和直罗油田，采油能力各为5万吨。全省有延长、永坪、吴旗、直罗四个小炼油厂，炼油能力15万吨。长庆油田的建成，缓解了我国石油生产东油西调的紧张局面。

    三线建设是以战备为中心进行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国防科技工业是重点投资建设对象。在“一五”“二五”计划时期，国家就在陕西投资兴建了一批国防科技工业重点企事业单位。三线建设开始后，陕西的国防工业成为建设重点。从1964年到1979年间，国家在陕西投资29.92亿元，在汉中、安康、宝鸡、商洛等地区和关中沿山地带建设了国防科技工业项目117个，其中生产企业60个，研究所26个，院、校、队、站、库31个，涉及航空、航天、电子、兵器、核工业等工业门类。此外还规划建设了地方军工厂。这些项目中有生产企业，有科研院所，它们的建成使陕西的国防科技工业从科研、设计、试制、生产等方面形成了完整的配套体系，这些科研机构和生产企业研制出了多项先进技术，在航空、航天、电子等领域取得了许多重大科技成果，为我国的国防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陕西航空工业从“一五”计划开始建设，到“二五”已初具规模。三线建设开始后，除了继续完善、加强以西安为中心的航空科研工业体系外，我国又在陕西投资建成了大型运输机生产基地和飞机试验试飞中心，先后建成投产的大中型项目有30多个。形成了包括飞机制造、航空发动机、辅机和专业化组件部件制造、航空教育科学研究等在内的航空工业基地，拥有了比较完整的科研试验手段和实力较强的科研、设计和生产力量。西安飞机制造公司是重点企业，它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建设，经过三线建设时期的发展，形成了综合生产能力较强的专业企业，为我国民航事业的发展和国防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1970年至1980年投资6亿多元在汉中建设的〇一二基地，主要生产军用运输机，是我国大型运输飞机制造企业。它的建成改善了中国航空工业布局，促进了陕西汉中地区工业交通、文化事业的发展。

    1961年，在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的统一领导下，经过选点，将陕西列为航天工业三线建设的重要地区。1965年，国家确定在陕西省建设航天工业科研生产基地，在蓝田、凤县、临潼、长安、户县、西安等地先后建设〇六三、〇六七基地。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发展，已建成了以研究、生产液体和固体发动机为主体，包括卫星专用电子设备、卫星地面测控计算中心、微电子和集成电路在内的配套航天科研生产体系，成为我国航天工业的一个重要基地。

    1966年至1976年，国家先后在陕西宝鸡、凤县、眉县、略阳、商洛、渭南和铜川等地建设了28个电子工业研究所和电子元器件生产企业，其中工厂15个，研究所7个，其他事业单位6个，加上地方投资建设的30多个小型电子工业企业，基本上形成了从元件、器件、仪器、仪表、专用设备到整机生产的完整体系。其在发展过程中，进一步加强了精密测量、大型雷达天线、高频电真空技术等重大科研项目的研制，基本实现了国家在陕西建立电子工业基地的设想。

    三线建设时期陕西核工业发展迅速，自1966年开始，铀矿地质队伍大量调入陕西，核专用设备和核仪器工厂迅速建立，核燃料及燃料元件、轻材料厂动工兴建，形成和具备了较为系统的核原料地质勘探、矿山开采、核工业控制设备、测试仪表、高压容器的研制和生产能力，为我国进行核弹、洲际导弹、水下潜艇导弹的试验作出了重要贡献。

    1965年，陕西兵器工业按照改善布局、扩大品种、增加产量、提高水平的原则作了规划，新建和迁入了11个兵器工业企事业单位，包括专业研究所、试验场、制造厂等，基本建设投资近亿元。其专业涉及光学仪器制造、兵器制导技术、火控雷达等，使陕西具备了从研究到设计、试制、生产各种常规兵器的能力，成为我国兵器工业的重要基地。

    经过十几年的建设，陕西拥有了较为齐全的国防科技工业门类，到1980年，陕西国防科技工业固定资产原值达46亿元，较之1964年增长了2.8倍，成为全国国防科技工业的重要基地。

    三线地区机械工业的建设，是按照既能为军事工业配套，又能为国民经济提供重要装备的原则进行规划的。从1965年至1980年，国家累计在陕西投资11.91亿元用于机械工业基本建设。其中1966年至1975年10年间，陕西省机械工业系统共建成大中小项目56个，完成总投资88115万元，占全国机械工业同期总投资额的7.7%，居全国第三位，新建了陕西汽车制造厂、陕西压延设备厂、陕西汽车齿轮厂、陕西鼓风机厂、黄河工程机械厂、汉江油泵油嘴厂、汉江机床厂、汉川机床厂、汉江工具厂等。陕西汽车制造厂于1968年6月在陕西岐山县开始筹建，1977年12月建成正式投产，主要生产军用工程抢险车、导弹运输车和发射车、火箭炮车、雷达车、越野加油车等汽车底盘军车产品。20世纪80年代，陕汽厂纳入国家三线调整计划，进行了资产重组，现拥有员工3.5万人，资产总额292亿元，是我国西北地区最大的制造型企业。陕西汽车齿轮厂于1968年在岐山县筹建，1970年部分投产，1976年正式交付使用，是当时国家规模最大的汽车齿轮生产专业工厂之一。1984年进行布局调整，后又纳入国家三线调整计划，生产的产品广泛应用于重型越野汽车、载重汽车、各种抢险车上，成为中国齿轮工业的领航者和排头兵。

    三线建设开始后，国家对冶金工业进行了重点投资。在陕西新建了略阳钢铁厂、陕西焦化厂、西安焦化厂、西北耐火材料厂、陕西精密合金厂等冶金企业，并对原有的企业进行了改造完善。陕西钢厂和西北耐火材料厂被列为全国重点钢铁企业。1966年至1980年间，全省冶金系统基本建设投资达64183万元。1964年，陕西全省冶金工业总产值为904.7万元，其中钢铁工业产值114.00万元，冶金机械工业产值790.70万元；到1979年，全省冶金工业总产值为23313.4万元，钢铁工业产值19557.10万元，冶金机械工业产值3476.10万元，比1964年分别增长23.67倍、170.55倍和3.74倍。陕西冶金工业的特钢生产、耐火材料生产以及冶金机械修造能力，在西北地区乃至全国，都占有了一定的地位，为我国的电子、宇航、军工等部门和尖端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这一时期，国家先后在陕西投资兴建了宝鸡有色金属加工厂、西北金属研究院、金堆城钼业公司、西北半导体材料厂、华山有色冶金机械厂等大型企业。其中宝鸡有色金属加工厂是以生产加工钛材为主的稀有金属加工厂。工厂1965年动工兴建，1975年建成。到1985年，累计投资2.53亿元，占地1429亩，建筑面积40.24万平方米，拥有设备1848台（套），仪器451台（套），设备具有当时国际先进水平。投产以来，工厂生产的钛、锆、钨、钼、钽、铌、铼、钒、金、银、铱、钯等稀有色金属、贵金属和超导体加工材，在氢弹、导弹、核潜艇、卫星、飞机制造、氯碱、制盐、冶金、化工、纺织、医药等领域被广泛运用，为我国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作出了重大贡献。金堆城钼矿床储量大，并伴生硫、铜、铼、硒等多种有价元素，国家于1966年开始投资建设，是同期建成的我国最大的钼业生产基地和研究中心。1968年投资建设的西北半导体材料厂，是国家为解决对半导体硅材料的需求在陕西华县投资建设的，主要生产多晶硅、单晶硅、进行硅片加工等，它的建成为西北地区的电子工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三）三线建设促进了陕西城镇建设

    三线建设“靠山、分散、隐蔽”的布局原则，决定了项目布点远离大中城市和人口密集地区，大批工厂和科研院所的内迁，不仅提高了陕西科学技术创新能力和科研水平，也给相对封闭落后的陕西带来了文化和文明，项目建设所到之处得到了发展机遇，进一步带动了当地经济和社会的繁荣。随着大批资金、工业设施的投入，铁路、公路、邮路不停延伸开辟，矿产资源不断开发，陕西一些历史悠久的城镇被注入了新鲜血液，成为现代化的工业科技都市和交通枢纽，同时形成了一批新型工业城市。

    宝鸡市是陕西第二大城市，是连接西南、中原、西北地区重要节点的交通枢纽，陇海铁路、宝成铁路、宝中铁路在这里交会。三线建设期间，国家投资11.8亿元，在宝鸡建成了航天、电子、兵器、机械和有色金属工业等21个企事业单位。航天工业形成了科研、生产、试验的完整体系，成为航天产业的一个重要基地；电子工业拥有从元器件、仪器仪表到整机生产的配套体系；有色金属工业方面建成了我国最大的钛材加工企业。

    汉中市是陕西南部的最大城市和商品集散地。三线建设期间，汉中成为国家的重点建设地区，从1964年到1975年，先后建成了阳安铁路、周城公路，改建了西万公路，建设了航空工业、核工业、机械工业、冶金工业、化工工业、建材工业、电力工业等比较齐全完整的工业体系。到1970年，汉中地区基本建设投资增加到20亿，占陕西省基建总投资的50%，共安排项目62个，建成中央、省级84个项目，其中大中型项目62个（不含地方工业项目），总投资53.1亿元。1966年，第一机械工业部投资1.2亿元，在汉中建立了4个机床、工具企业，生产精密磨床和大型复杂刀具、量具等产品。20世纪70年代初，国家又投入大量资金，建设了以生产军用运输机为主、拥有23个企事业单位的航空工业基地。到1985年，这些三线建设项目的工业产值，占汉中市工业总产值的68.4%。

    新中国成立前，铜川的经济发展缓慢。20世纪60年代，扩建铜川煤矿是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煤矿的建设带动了铜川的城市建设，铁路、公路建设的进一步改善，更加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到1985年，铜川煤矿产煤达1092万吨，并在此新建了9个机械、电子、航空、兵器等各类企事业单位，铜川形成了以煤炭、建材、冶金工业为骨干的产业群体和富有地方特色的工业体系，城市规模扩大。

    （四）三线建设提升了陕西科学技术水平，促进了陕西特色优势产业的形成和发展

    三线建设时期，陕西新建工业、医药卫生、基础科学等研究所20个，先后完成科研项目数千百个。其中四线三辊蒲壁管材冷轧机、二十辊可逆蒲带材冷轧机、微型气体回热式制冷机、33万伏超高压输变电设备、一千安培大功率可控硅元件、5000米石油钻机等，属全国首创。围绕着渭北煤炭基地生产建设，国家先后在西安、渭南等地建立了一批地质勘探、设计、施工、煤机制造和科研教育等单位，其中包括西安煤矿设计研究院、陕西煤炭建设公司、陕西煤田地质勘探公司、煤炭部西安航测遥感公司、西安矿业学院等。在农业技术方面，在继续扩大发展原有的陕西省农林科学院、省水利科学研究所、省林业研究所、省棉花研究所、省果树研究所、省蚕桑研究所的同时，新建了陕西省畜牧兽医研究所和水产研究所，全省各地、市、县普遍建立了农业科学试验站，开展了农林作物良种选育、畜禽良种繁殖、水土保持、地下水合理开发利用、沙漠造林、秦巴山区林副特产试验、高效低毒农药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机具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有12项成果参加了全国农业科技成果展览。

    三线建设对陕西经济社会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当时，时至今日，三线各企事业单位仍然在陕西的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经历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规模建设、八九十年代的调整改造后，航天六院、四院、五院西安分院、西安骊山微电子等一批国防高科技企业厂所，在陕西落脚扎根，奠定了陕西航空航天、电子高技术产业的基础，使得陕西在国家航空航天事业方面的地位举足轻重，在我国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等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三线企业调整中，大量项目调迁至西安，逐步发展形成了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航天科技产业基地、电子工业园区等独具特色的技术区域，在城市硬件和科技软件方面均有飞速发展，为西安经济带来新的活力。

    （五）三线建设为陕西留下了的丰富的工业遗产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线建设为我国中西部地区构建了现代工业的基本框架，促进了内陆腹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在以“备战”为动因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在“靠山、分散、隐蔽”的建设方针下，在选择确定项目地址时，许多项目都安排在远离市镇的偏远山区地带。“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把数以百万计的优秀建设者从祖国四面八方汇聚在了三线地区的深山密林和大漠荒原，用青春、汗水、鲜血和生命铸就了共和国建设史上的辉煌一页。三线建设者足迹所到之处，都为当地留下了独具特殊影响的现代工业文明旧址。三线建设时期建成的工业企业，有的至今仍然在当地发挥着支柱产业的作用。同时，还有更多的三线建设时期建成的工业企业随着三线建设的调整改造迁移到了城市，被遗留空置的厂房和生活区在默默诉说着当年的荣光。三线工业企业旧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改变旧中国落后面貌的重要历史见证，是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活教材。陕西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国家在陕西布局的110多项重点项目，建成的152个大中型骨干企业和科研单位，也使陕西成为三线建设旧址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把陕西的三线建设旧址保护好、开发利用好，对于促进陕西现代化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三线建设是新中国建设史上不可磨灭的光辉一页。到1980年底，国家在三线地区建成了868个企业和研究机构，生产能力约占全国的一半，形成固定资产原值231亿元，大大改变了我国工业的布局。同时，为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三线企业“依山傍水扎大营”，大都建设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尤其是分布在中部和西南部广大山区，有的甚至是在不通水电道路的不毛之地。在三线建设过程中，广大工人、干部、科技人员、解放军官兵和民工为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作者单位：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广西三线建设历程及其影响

    ◎李艺

    一、广西的援越抗美斗争与三线建设

    （一）广西是援越抗美斗争的前沿

    广西壮族自治区位于中国华南地区西部，从东至西分别与广东、湖南、贵州、云南四省接壤，南濒北部湾，西南与越南毗邻，东起北仑河口，西至桂滇交界处之各达村。边境线经钦州、南宁、百色专区的东兴、宁明、凭祥、龙州、大新、靖西、那坡7县（市），有26个乡、485个村镇与越南相邻，边境线长1020公里。20世纪60年代初期，国民党武装特务在美国的支持下，屡犯我国沿海一些地区，妄图建立大规模进犯大陆的“游击走廊”，使北部湾沿海成为偷渡的主要目标之一。而广西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的十万大山与地处北部湾沿海的广东省湛江专区原钦廉四属地区相毗邻，一旦敌人偷渡成功，必然窜入十万大山建立据点，敌人空投的目标也会是十万大山。自治区党委认为，当前的行政区域，把北部湾沿海和十万大山分属广东、广西两省区，对敌斗争不利。为了便于掌握南面沿海情况，加强原钦廉四属地区和十万大山对敌斗争方面与广西的直接联系，建议将钦州专区重新划归广西。于是，1964年7月就此问题正式向中共中央中南局提交了书面报告（何绍榜：《韦国清上将主政广西二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67-269页。），引起了国务院、中南局和解放军总参谋部的高度重视，三方面均认为从战备和建设的角度，把原钦廉四属地区划归广西是必要的。1965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广东省原钦廉四属地区的合浦县、灵山县、钦州壮族自治县、东兴各族自治县及北海市重新划归广西管辖，设立钦州专区，专区治所在钦州县，将位于十万大山北麓的南宁专区上思县划归钦州专区。7月，经国务院批准，恢复浦北县；经中共中央批准，复设钦州地委。这一决策使广西拥有出海口和北部湾的广阔的海域，海岸线长1595公里，大小岛、礁800多个，成为全国有陆海边防的少数省（区）之一。

    广西地处祖国南大门，兼有海陆空边防，在军事上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是国防一线地区。广西腹地地形以山区丘陵为主，中部的盆地平原多在山地之间，有利于防御作战和后方基地建设，是广州战区之西翼。本区水系发达，江河纵横，水陆交通比较便利，东出梧州沿西江而下，可支援广州地区作战，沿黎（塘）湛（江）铁路南下或由北部湾沿岸出海，可支援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作战，西出百色、田东可支援云南边界作战，湘桂、黔桂铁路直通战略纵深。在未来战争中，是防御敌人从海陆入侵、北犯中原的重要战略防御地带，对支援全国战场将发挥重要作用。（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办公室编：《广西通志·军事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965年1月起，美空军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同时，美国飞机也不断入侵中国广西等边境地区进行侦察、骚扰，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自1964年越南战争升级后，自治区党委就提出为了保卫祖国的安全，必须做好迎接战争的准备工作。为防止美国飞机空袭，1964年8月，自治区战备领导小组要求各地组织力量，修建防空工事。至10月底，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北海等5个市和东兴、宁明、龙州、玉林、凭祥等5个县（市），共清理山洞近500个，修建各类防空洞近2万个，挖掘各类防空坑道、防空壕近10万米，可解决当地60%城镇人口的防空隐蔽问题。到1965年10月，群众性的大挖防空掩体热潮推向全自治区。1970年，5个市组织了建设防空掩体大会战，使防空掩体由一家一户到几个、几十个单位联片成网。从1965年9月起，自治区战备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制定战时城市人口和物资疏散方案：在南宁、凭祥、北海3市和东兴县城实行职工家属早期疏散措施。

    随着越南战争的不断升级，1965年4月，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尽一切可能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5月，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结合广西实际，做好动员教育工作，建立战备领导机构，加强民兵建设，做好防空、治安等工作。党委随即成立自治区战备领导小组，由覃应机、刘重桂、贺万华等自治区和广西军区领导成员组成。同年6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出援越工程队秘密通过广西凭祥友谊关进入越南，拉开了中国援越抗美斗争的序幕。地处援越抗美斗争前沿的广西坚决响应中央的号召，1965年8月，广西军区组建了凭祥指挥所，负责统一组织指挥出入凭祥地区援越抗美部队的开进、军检工作，并与有关部门密切协作，保障军用物资的输送线路畅通。1966年8月，广西公安总队改编为广西军区建制，各边防检查站和边境工作站统归广西军区领导。

    1965年至1973年越南战争结束，中国分期分批派出援越部队32万人，其中最高年份人数为17万人。此外，中国还向越南提供武器装备和其他各种物资，这些无偿的军事援助数额巨大，全部费用按当时国际价格计算达200多亿美元。当时中国援越的大部分人员及大批武器装备、物资大都从广西方向出境。为更好地支援前线，1965年6月，中共中央中南局、广州军区发出《关于广西支前问题的联合通知》，对广西支前工作作出指示。根据通知精神，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自治区战备领导小组研究部署解决驻军和过境部队物资供应、处理凭祥车站积压物资等问题和加强自治区战备领导小组力量等方面的工作，从上到下成立相应的办事机构，代号2号办公室、2号供应站，统一物资的筹措和供应。

    （二）广西三线建设的部署及实施

    1.广西三线建设的部署

    作为援越抗美前线的广西，自治区党委在调动和组织力量保障中国援越部队的后勤供应、支援部队作战的同时，积极开展战备工作，把经济建设工作重心由和平发展向准备战争转移。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自治区于1964年7月4日召开三级干部会议，首次讨论和安排三线建设。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每个省区都应有自己的三线”的指示精神，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在广西境内划分三线地区，作为调整经济布局的重大措施。

    由于广西三线建设的主要项目大部分位于红水河和龙江上游、中游石山地区，分属柳州、百色、南宁3个专区，不利于统筹安排三线建设和备战工作。为了便于三线建设领导和一旦发生战争便于指挥，1965年5月10日，自治区党委向中南局并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呈报《关于建立河池地委的请示》，提出从南宁、柳州、百色3个专区共划出10个县、199万人，新建河池专区。当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河池专区，治所在河池县金城江镇。所辖区域包括原柳州专区的河池、宜山、罗城、环江、南丹、天峨6个县，原百色专区的东兰、凤山和巴马瑶族自治县3个县，原南宁专区的都安瑶族自治县。7月中旬，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委联合发出《关于设立河池、钦州地委和河池、钦州专员公署的通知》。从8月1日起，河池专区正式行文办公。经调整后广西行政区划含4个市、8个专区、82个县（自治县、市），其中桂林、柳州、河池、百色等专区所有县市，还有南宁专区的武鸣、上林、崇左、宁明、龙州、大新、天等、隆安、马山、扶绥，钦州专区的上思、东兴，梧州专区的钟山、贺县、蒙山、昭平、富川，玉林专区的平南县等64个县市（1965年5月21日中南计委、经委办公室（65）计资综字11号文《广东、广西、湖南后方地区县市名单》。），列为后方地区，就是经常讲的“小三线”地区。

    1965年11月中旬，自治区党委召开二届四次全体会议，传达贯彻于9、10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以及会议批准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草案）》（简称汇报提纲），全面部署三线建设。在计划安排指导思想上，由以农业为中心，解决群众的吃、穿、用方面的问题及增加农民收入，转变为以战备为中心、加强国防建设、保证军需民用、保证国家安全，从而把整个国民经济建设纳入国防经济的轨道；在资金项目的安排上，由过去的农业项目优先，按农轻重顺序安排，转变为国防建设优先，按国防、重工业、农业、轻工业顺序安排；在区域分布上，建设重点也从中心城市、较发达地区转向桂西、桂西北等后发达地区。目标为在三四年内，要全力以赴地把广西建设成为以桂西、桂北为重点，各方可以相互支援和照应的巩固的后方基地。为实现这一目标，要求在二、三年内要完成如下任务：建设一批地方军工厂，包括枪支、子弹、手榴弹和炸药的制造厂；从大城市搬迁一些小工厂到三线地区，在三线地区兴建一些必要的小煤矿、小电厂和配套工厂，以保证军工企业的建设和战时的供应；搞好已有公路、桥梁、渡口和通信设施；改建、新建相关的运输、通信设施和边境江河防护工程；修建一批粮食、原盐、汽油等战略物资仓库；加强后方地区农业建设，特别是山区建设；迁建或新建一些必须的医院、学校；建设省委和军区机关的防护工程。为保证三线建设工作的有效实施，自治区有关部门和重点地区、县、工程项目，都设立了专门办公室、领导小组、指挥部，作为专职领导机构，从组织上提供保障。

    1969年，由于中苏边境发生军事冲突，国际形势更趋紧张，我国在建设上强调要和“帝、修、反”抢时间，争速度，加快三线建设和包括各地自成体系的“小三线”建设。20世纪70年代国家大三线的范围有所扩大，按照国家计委《关于“四五”纲要（草案）》的解释：广西的西北即河池地区列入了国家大三线的范围。

    广西根据中央的部署以及1970年全国计划会议的安排，全面加强三线建设。提出要把对付国外敌人的突然袭击和大规模入侵当作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强调要集中力量建设三线战略后方。要求“四五”期间把广西建成在外敌人侵、分割作战的情况下，能够独立作战，取而胜之的战略基地。要建成一批中小型钢铁企业；建成一批冶金、国防、机械、燃料动力、化学工业企业；建成比较强大的农业，到1975年，实现农业人口平均每人拥有一亩高产稳产农田，耕作机械化程度达到40%到50%；“五小”工业要有较大发展，形成为农业服务的地方工业体系；1972年煤炭要实现自给，扭转北煤南运状况；要大办机械工业，提高各行业自我武装的能力；轻工业产品要实现自给。同时还强调工业建设要坚持大分散，小集中，工厂布点要“靠山、分散、隐蔽”，特殊、重要工厂的关键设备和车间要“进洞”。为激励各地的积极性，自治区革委会还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抓备战，促进国民经济新飞跃”的口号。

    2.广西的三线建设的实施

    三线建设在1964年提出、讨论和做出决策，1965年开始实施，到1980年基本结束，时间跨度为三个五年计划，历时十七年。整个三线建设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4年至1968年）为开始实施阶段，重点是国防工业、中越边境和三线战略后方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广西的经济实力，要开展如此浩大的工程建设是困难的，但是由于中央的支持，各项建设开头顺利。1966年，全自治区投入经济建设的资金达4.36亿元，占当年财政支出的61.24%，比上年增长15.34%。一批三线建设项目先后动工；数以万计的民工到三线地区支援项目建设；各地迅速掀起农田水利建设高潮，动工修建的大小水利工程达4.4万个。同年11月，“文化大革命”在广西全境开展以后，社会秩序大乱，各项建设事业无法正常进行；地方财政收入大幅度下降，用于经济建设的资金连年缩减，1968年投入仅相当于1966年的52.04%。三线建设遭受干扰破坏，每年都有一些建设项目不能按计划搬迁，扩建和新建、在建项目的施工进度也大受影响，由此造成大批三线建设项目无法按计划竣工。

    第二阶段（1969年至1973年）为全面建设阶段。1969年3月，苏联边防军侵入我国黑龙江珍宝岛事件后，我国面临南线抗美援越、北线抵御百万强敌的两线作战态势。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加快三线建设的步伐。为实现上述目标，广西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增加投入经济建设资金，1971年为7.6亿元。此后4年，每年都超过9亿元，五年累计投入43.92亿元，比“三五”期间的21.78亿元增加1倍多，占同期财政总支出由“三五”期间的63.59%增加到71.34%。还组织煤炭、钢铁、化肥、农机、电能生产“大会战”，掀起了三线建设的第二次高潮。

    第三阶段（1973年至1980年）为填平补齐配套收尾阶段。1971年后，国际政治形势趋于缓和。1972年，中美、中日建交。1973年3月，美国从南越撤出最后一批军队，从而结束了对越南将近10年之久的侵略战争。在国内，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林彪提出的“用战争的观点审查一切”的观点随之遭到批判；随着越南战争结束，中国也完成了援越抗美的任务。同时，由于财力有限，国家开始调整建设步伐，控制基本建设规模。1973年7月，国家对“四五”计划作了修改，降低了一些高指标，强调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三线建设规模要收缩，把三线建设的主要精力转向企业的配套和生产组织上来，以求尽快发挥效益。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国务院对三线企事业中提出了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方针和方法，但由于“四人帮”的阻挠，这些整顿并没能真正进行到底。直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工业继续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调整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发展轻纺工业和各种消费品生产，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广西的三线建设基本结束。此后进入调整、改革的时期。

    二、三线建设的成就

    1966年初，自治区党委确定以“进一步改变广西面貌，准备一个好战场”作为广西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开始实施三线建设。广西三线“战备项目建设”以农业、国防工业、交通基础设施、基础工业等为主要内容。其主要方面有：

    （一）国防工业建设

    国防工业是指研制、生产军事装备部门的总称，亦称军事工业。它包括枪炮、弹药、坦克、装甲车辆、工程机具、军用飞机、军用舰艇、军用电子设备、火箭和导弹、核武器、军用航天器以及其他军事装备等国有企业部门。广西以桂西北为建设中心，在全自治区建设了兵器工业、军用电子工业、军用船舶工业、航天航空工业、核工业的33个国防企事业单位，并建成4条军工动员生产线，军工动员企业55家，是建国后广西国防工业最为繁荣的时期。

    在兵器工业方面。广西在百色、河池、融水、桂林等地先后建立了广西建华机械厂、广西大华化工厂、广西人民机械厂、广西龙江机械厂、广西东江工具模具厂（1991年改称广西南宁模具中心）、广西峻岭机器厂、广西星火机械厂等7个兵器工业企业。经过这一时期的建设，广西兵器工业工厂的范围、数量、规模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工厂由柳州扩展到桂林、百色、河池等地。

    军用电子工业主要集中于桂林。到1980年，广西军用电子工业由原来唯一的桂林机械学校附属工厂发展到桂林长海机器厂、桂林漓江无线电厂和桂林激光通信研究所等，职工人数由150多人增至5223人，设备5024台。产品扩展到多种：攻击雷达、敌我识别器、干扰机、散射通信机以及各种类型的光纤通信整机及部件、附件。此外，南宁无线电四厂还承担某些军需、军用产品的研制、生产。

    军用船舶工业方面，广西的军用船舶工业是随着加强海军建设，保卫海防和援越抗美，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1964年11月，六机部在上海召开“6411”会议，根据中央的布置，作出在广西建船厂的决定。国家先后在广西柳州兴建西江造船厂，在梧州兴建桂江造船厂、华南船舶机械厂及四个配套厂，即梧州船用机械厂、梧州船用开关厂、梧州船用锻铸件厂、梧州锚链厂。此外，国家在东兴建企沙船厂，1970年建成后至1972年间的主要任务是修造援越抗美船舶。

    航天航空工业方面，从1965年至1979年，国家在广西先后建设了桂林长虹机械厂、桂林曙光橡胶工业研究所、柳州长虹机械厂和桂林航天工业高等专科学校等4家航天航空企事业单位（原为桂林电机厂）。广西航天航空工业为国防生产导弹及配套产品和航天器件配套产品，负责军用飞机的维修和飞机零配件的生产等。

    （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西通志·交通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公路建设方面，为抗美援越，保卫边疆，建设后方，1964年起，广西开展了大规模的战备公路建设。既有中越两国协定接线的项目，又有国家和中央军委的项目；既有干线公路，又有支线公路，如修建凭祥、龙州、靖西、大新等县的沿边公路。第一，在修建一批战备干线公路方面，新建全长900多公里的龙邦至桂林公路；修建改建崇左至水口、崇左至宁明、台马至防城港、南友公路的宁明至友谊关路段等一批国防公路，新建与越南接线的宁明北江至板烂公路。第二，修建凭祥至平而关、凭祥至鹰阳关、那坡百合至弄合、宁明至爱店公路。第三，改建南宁通往周边县的公路。为适应战备需要，开展“灭渡建桥”，修建了跨越左江支流的宁明大桥、跨越右江的田阳县那坡大桥、跨越红水河的东兰县安篓大桥等永久性大桥。1966年至1976年，广西共完成战备公路和独立大桥工程46项。

    铁路建设方面，为适应战备需要，1965年，经铁道批准，柳州铁路局对黔桂铁路的线路、机务、电务、给水、电力、房建进行配套和扩建，至1975年完工。为加强三线战略后方的建设，1970年8月，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修建枝柳（枝城至柳州）铁路。9月，成立枝柳铁路广西会战指挥部，先后组织40万民兵，组成民兵团（独立营）、连、排开展铁路“大会战”，至1978年12月通车。1970年至1976年，柳州铁路局共新建改建铁路541.2公里。为了开发广西煤炭、金属矿产资源，1969年至1976年，广西先后投资新建桂林至海洋、三岔至罗城、金城江至上朝、普洛至更班4条地方铁路，改建来宾至合山铁路。

    整治航道方面，整治右江和红水河航道。右江和红水河流域是广西三线建设的主要区域。为改善航运条件，保证战时航运需要，1965年，中央根据援越抗美的需要，下达了右江南宁至百色的航道整治工程。1965年至1967年，共抽调6000名员工投入550万元对100多个险滩进行爆破疏通。

    港口建设方面，中央投资的防城港战备项目，由广西组织实施。1970年，防城港第一阶段工程完工。1972年8月启用。1973年10月，防城港第二阶段工程动工，建设两个万吨级深水泊位，成为对外贸易港口。1975年，第一个万吨码头建成，从此结束了广西没有深水码头的历史。

    （三）基础工业建设

    从战备需要和在三线地区建立起以国防工业为中心、门类齐全的战略后方基地的要求出发，在加强国防工业建设的同时，广西坚持“平战结合”，相应加强了原材料、能源等基础工业和机械工业的建设。

    1.原材料工业建设

    在原材料工业中，冶金工业投资最多，其中钢铁工业又占冶金投资的多数。1965年自治区党委决定钢铁工业复产续建，1962年全部停产停建的柳州钢铁厂、贵县钢铁厂等钢铁企业恢复生产或建设。根据毛泽东关于各省都要搞点钢和制造武器以及中央关于各省都要能生产一定数量的钢，建立“大小结合、星罗棋布”的钢铁工业布局的要求，1970年4月，广西召开计划会议，要求狠抓钢铁、煤炭，为建设独立的工业体系打下基础，重点建设柳州钢铁厂和宜山中薄板厂。5月，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柳州钢铁厂基本建设大会战指挥部，组织31个单位，5000多人参加柳州钢铁厂工程建设会战，基本建设总投资达3.0603亿元。到1976年，柳州钢铁厂（今柳州钢铁（集团）公司）的屯秋铁矿、炼铁高炉、炼钢电炉、转炉、轧钢轧机等工程相继建成投产。曾下马停建的贵县钢铁厂（后改称贵港钢铁总公司）、鹿寨炼铁厂（后改称鹿寨化肥总厂）、桂林钢厂、南宁市钢铁厂、横县钢铁厂、雅脉钢铁厂、中渡炼铁厂、灵川钢铁厂（后改称桂林铁合金总厂）、河池钢厂等先后建成投产，广西中小结合的钢铁企业格局开始形成。南宁、黎塘、桂林耐火材料厂和梧州碳素厂也陆续建成投产。

    在钢铁工业复产续建的同时，广西锰矿进入生产建设的兴旺时期。1966年起，加快重点矿山建设，自治区直属八一锰矿、大新锰矿、木圭锰矿、龙头锰矿被列为国家大中型项目进行建设。从1973年起，冶金工业部加大对平乐、荔浦、武宣、钦州等13个县办锰矿的投资。

    有色金属的丰富资源是三线地区的一大优势。三线建设期间，国家对三线地区有色金属工业加大投资，除对原有企业进行改建扩建外，还新建一批企业，以满足国防工业和人民生活的需要。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期，德胜铝厂、玉林地区铝厂、梧州地区龟石电站铝厂、贵县铝厂、灵山铝厂等一批小铝厂相继建成，再加上南宁铝厂改造，广西铝的年生产能力已达到5000吨。广西还建设了柳州市有色冶炼总厂、南宁市冶炼厂、佛子冲铅锌矿等有色金属企业。对平桂矿务局、大厂矿务局、栗木锡矿等大型锡企业改建扩建，尤其是1965年6月，经地质勘探探明，大厂是一个特大型多金属矿床。1966年，大厂矿务局转入了大型现代化锡基地建设的阶段。

    化学工业的建设主要是为国防军工配套的橡胶、医药、炸药以及为农业服务的化肥和其他化工项目。1966年至1968年，根据国家战备布局的需要，中国橡胶工业总公司着手进行全国性的橡胶加工行业统一规划和建设，安排近2000万元，将沈阳第三橡胶厂、沈阳橡胶机械厂和广州十一橡胶厂的部分设备和人员迁到桂林，组建桂林橡胶制品厂、桂林乳胶厂和桂林橡胶机械厂。还兴建了桂林轮胎厂。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期，化学工业部又建立桂林橡胶工业设计院和桂林曙光橡胶工业研究所。从此，桂林形成了从科研、设计到生产和橡胶机械等配套比较完整，生产品种比较齐全的重要橡胶加工工业基地。

    “化肥会战”。三线建设中，自治区党委将建设化肥厂纳入战备工程的总体规划，平时生产化肥，是建设高产稳产农田的需要；战时改产炸药，为制造手榴弹、地雷等武器提供原料。广西“三五”计划提出，有条件的县都要搞化肥厂。广西各级政府抓住时机积极发展化肥工业，使广西的化肥工业从1966年起进入了大建设大发展阶段。1966年广西第一个中型氮肥企业——柳州化肥厂开始筹建，次年即投入生产。至1969年共增加了18家化肥企业投入生产。70年代，广西各级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加快化肥工业发展。1972年，自治区计划会议提出：“要大力发展化肥、农药。大、小氮肥厂建设都要抓紧，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平均每县有一个小氮肥厂。”为搞好化肥会战，1973年10月，自治区成立小化肥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专门负责小氮肥的计划、协调工作，及时解决小氮肥建设中的问题。期间，自治区小化肥办公室动员了30家机械企业为小氮肥制造成套设备和备品备件，配备设备。另外，每年组织大批土特产和有色金属原料与上海协作，换回一批小氮肥的机器设备，确保全自治区大办小氮肥建设的需要。仅1973年，全广西就审定批复了17家新氮肥厂的建设。至1973年底，广西化肥企业由1965年的16家增加到87家，基本实现每县建一个小氮肥厂的目标。

    2.能源工业是三线地区建设的一个重点部门，广西三线能源建设的重点是煤炭和电力工业

    煤炭工业。1969年2月全国计划会议要求：江南地区“力争三年到五年，改变北煤南运”。煤炭工业部要求广西用煤“要做到基本自给”。自治区提出：“保证钢、铁、煤三项重点生产建设”。广西煤炭工业系统职工响应中央的号召，贯彻自治区和煤炭工业部的“老矿挖潜，新井快建，小煤窑大发展”的路子，安排发展计划，组织会战，并建立健全以责任制为中心的各种有利生产发展规章制度，掀起了生产建设新高潮，加快罗城煤矿建设，扩建合山、东罗、右江等老矿区，新建了红茂矿区等工程，并扶持地、市、县、社队煤矿的发展。

    “电能会战”。贯彻“水主火辅，大中小并举，多搞中小”的方针，重点在桂西北三线地区。水电以开发龙江梯级电站为重点，从1966年开始，到1972年已先后建成了六甲、拉浪、洛东、拔贡等4个水电站。另外还在其他河流建成了麻石、那板、合面狮等一批中小型水电站。1975年又开工兴建广西第一座大型水电站——大化水电站。火电方面，扩建广西第一座火电发电站——合山火电厂，新建桂林、田东、钦州等地火电厂。在电网建设方面，南宁柳州电网先后扩展到河池、桂林、玉林、钦州等地区，形成了广西电网。至1976年，全区装机容量为134.44万千瓦（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西通志·电力工业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解决了三线建设的用电问题。

    3.机械工业的建设，按照既能为军事工业配套，又能为国民经济提供重要装备的原则进行规划

    1966年至1978年，是广西机械工业进行“三线建设”和大办农业机械时期。根据自治区党委关于加强备战和建设三线的部署，广西机械工业系统从1966年起，先后从柳州机械厂等自治区内几家骨干企业中抽调部分技术力量和设备，到百色、河池等三线地区建立6家新的机械工厂以及6家地方军工厂。后来，根据国家机械工业部安排和有关省市支援，又接受上海、西安、杭州、哈尔滨等地5家机械厂，将他们分迁到柳州、桂林等地建立新的机械工厂。

    三、广西三线建设的意义和作用

    三线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用特定的方式，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按照预定的目标进行的一次以国防工业为中心的、牵动全局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尽管在建设过程中存在建设规模过大，战线拉得太长；选点过于分散，布局不够合理；违反基建程序，片面追求施工进度；配套建设不够，综合生产能力很弱，投资效益差；生活设施不足，建筑标准过低等等问题。从历史的考察来说，三线建设的决策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

    （一）直接支持了援越抗美斗争和保卫边疆的需要

    广西三线地区与边境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方便了援越部队各种军需物资的运送。建成枝柳铁路，连通黔桂铁路、湘桂铁路，使西南大后方的战略物资可以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广西边境，为援越抗美和保卫边疆、巩固边防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广西建成了若干必要的军用机场、码头、港口，加强和改善了边防交通、通信设施。防城港的建设就是为了在铁路运输受阻的情况下，保证援越抗美的物资不中断而开展的隐蔽航道战备项目，由广西组织实施。1972年8月，由于美军对越南发动新攻势，轰炸北越的铁路、公路、桥梁，致使陆路运输中断，中越开辟海上隐蔽运输航线（亦称为胡志明小道），9个月中，大批援越物资由防城港运往越南，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1994年统计，广西国防工业有兵器、军用船舶、军用电子、航天航空和核工业的企事业单位33个，其中机械加工厂9个（大型4个），化工厂2个，造船2个（大型1个），船用机械厂5个，矿厂1个，地质队3个，研究所2个，学校3个（不含厂办学校），商业公司4个，招待所2个（不含厂办招待所），属地师级单位7个（长海、漓江、电子工业学院、电机厂、长虹厂、长虹公司、航天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形成可批量生产团以下轻武器的能力：研制和生产手榴弹、地雷、枪支、子弹、雷达、微波通信设备、各种舰船、航天用继电器、接插件、航空零配件、航空设备、各种炸药、雷管、导火索、导弹、轮胎，还修理各种飞机，直接供给援越抗美战场和边防。1965年6月，周恩来在分析援越抗美斗争形势指出：“雷达太落后了，要赶上去。总参谋部提出任务，加快搞，没有雷达，根本谈不上反干扰问题，将来海空军行动更困难。”毛泽东根据参加援越抗美斗争的部队的反映，于1967年7月7日指出：“要狠抓一下雷达，光学仪器、指挥仪，要减轻重量、提高质量、增加数量。”桂林雷达工业正是基于扩大雷达生产，满足战备需要发展起来的。

    广西还建成了可供战时动员的民用工业企业55家，形成较强的军工动员的生产能力；粮食生产由1965年的610.05万吨增至1980年的1190万吨（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编：《崛起的壮乡——新中国五十年（广西卷·资料篇）》，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增加了近1倍；17年中仅有3个年头比上年产量略减。这为加强边防、建设巩固的战略后方创造了条件。

    （二）三线建设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在三线建设中，广西先后成为小三线和大三线地区，获得了国家更多的投资和人才、设备、技术的支援，一批水利、交通、通信设施投入使用，改善了三线地区以及广西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国民经济得到了发展。1964年工农业生产总值为32.08亿元，1980年增至141.95亿元。（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编：《崛起的壮乡——新中国五十年（广西卷·资料篇）》，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三五”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为5.1%，其中第一产业为2.6%，第二产业为5.3%，第三产业为8.7%；“四五”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6%，其中第一产业为6.2%，第二产业为15.05%，第三产业为9.9%。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三五”时期为5.1%，“四五”时期为16.5%。财政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三五”时期为8.5%，“四五”时期为8.6%。（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编：《崛起的壮乡——新中国五十年（广西卷·资料篇）》，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在支持援越抗美斗争取得胜利的同时，仍基本满足了人民的物质生活需求（虽然层次较低），也积累了一定的物质条件，为下一阶段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三）改善了广西工业布局

    由于历史的原因，三线地区的百色、河池、柳州、桂林地区的工业企业很少。三线建设使广西的一些传统城市如桂林、柳州得到发展，如桂林形成了电子、纺织、橡胶、医药等特色工业产业，柳州的机械、钢铁、机电、纺织等工业行业也成绩显著，焕发了活力；而随着铁路的修通、矿产资源的开采，工厂的兴建，一些偏僻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面貌有很大改观，金城江、宜山、融水、罗城、环江也逐步繁荣。三线建设的布局和投资方向重点在三线地区，这些地区的工业得到发展，较大地改变了广西工业的版图。1966年至1975年，全自治区新建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1571个，使全自治区的工业企业增至2910个，其中地方企业从1132个增至2884个，安排在上述三线地区的共675个，占新建总数的43%，使4地区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总数从1966年的439个增加到1114个，占全自治区工业企业总数的比重由33%增至38%；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6%增至20%，从而巩固了三线地区发展工业的基础。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党史研究室）

    三线建设和湖北现代工业基地的形成

    ◎何文 邹东山

    1964年到1980年，我国在内地的十几个省、自治区开展了一场以战备为中心、以工业交通和国防科技为基础的大规模基本建设，称为三线建设。湖北省的西部地区是国家划定的三线地区，一批重点工业项目相继落户湖北。湖北省委、省政府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优先支持国家重点项目建设，全省上下发扬艰苦创业精神，确保了国家重点项目的顺利建成。这些重点工业项目的完成，虽然是从战备的角度出发的，但其建设和发展客观上不仅关系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大局，而且对湖北工业以至于湖北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此同时，全省围绕国家重点项目建设，积极发展地方工业，以国家重点项目建设带动地方工业发展，以地方工业发展服务和保证国家重点项目建设。通过这一时期的投资建设，湖北初步建立了国民经济的主要优势产业，形成以钢铁、汽车、电力、化工等为主体的现代工业基地。

    一、三线建设的部署推动湖北现代工业布局大调整

    加强三线建设，是党中央、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作出的战略决策，旨在满足当时备战的需要和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布局。三线建设从1965年起拉开“大会战”的序幕。其决策和实施，大体分为两个时期：前五年即“三五”计划时期，主要是以西南为重点开展三线建设。后五年即“四五”计划时期，三线建设的重点转向“三西”（豫西、鄂西、湘西）地区，同时继续进行大西南的建设。

    湖北是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之一，“三五”和“四五”时期，湖北投资规模名列全国第2位和第3位。（陈夕总主编：中共党史专题资料丛书《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23页。）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加快三线后方建设的战略决策，湖北省委、省政府把三线建设作为湖北“三五”和“四五”期间基本建设的重点。在指导方针上，由大力发展农业、解决人民的吃穿用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任务，转变为以备战为中心、一切经济建设都要为防御侵略战争服务；在建设布局上，围绕三线战略后方的建设，将新建项目安排和分布于郧阳（今十堰市）、襄阳、宜昌、荆州4个地区；在工厂建设上，坚决贯彻“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

    湖北的三线建设在“三五”计划末期开始大规模地进行，全省建设重点由以武汉地区为中心逐步向鄂西、鄂西北地区转移。在鄂西、鄂西北地区，国家重点安排了电力、铁路、汽车制造、石油化工等工业部门建设。电力方面，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建设，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及黄龙滩水电站、沙市、松木坪中型热电站、汉丹四回220千伏变电线路建成投产，动工兴建平（河南平顶山）武（武昌）、葛（葛洲坝）双（河）、葛（葛洲坝）武（武昌）3条50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铁路方面，连接我国中南、西南地区的重要铁路干线——由湖北襄樊到重庆的襄渝铁路开工兴建，由河南焦作至湖北枝城的焦枝铁路、由湖北枝城到广西柳州的枝柳铁路也相继开工。机械工业方面，在鄂西北的十堰，第二汽车制造厂开工建设，与之配套的项目，如襄阳轴承厂、东风轮胎厂等十几个机械、化工厂也相继开工建设。石油化工和建材工业方面，江汉油田、荆门热电厂、荆门水泥厂、光化（今襄阳市老河口市）水泥厂相继开工，并建成投产。同时，在武汉、黄石地区，国家建设项目仍以重工业为主，武汉钢铁公司开始按照钢、铁各400万吨规模进行扩建和配套，建成武钢“一米七”轧钢工程，改扩建大冶钢厂、黄石热电厂，续建大冶有色金属公司及青山热电厂先后开始第三至五期扩建工程，新建武汉石油化工总厂及富水、白莲河、陆水等中型水电站。

    在三线建设过程中，虽然国家和湖北省都将重点移向西部地区，但是考虑到武汉的地理优势和工业基础，仍然没有放弃对武汉工业发展的支持。国家在武汉地区的投资项目不多，但投资额度很大，建设项目绝大部分为重工业。武汉钢铁公司开始按钢、铁各400万吨规模进行扩建和配套，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上马及大冶钢厂、黄石热电厂、大冶有色金属公司及青山热电厂的新建、扩建，进一步促进了武汉重工业中心地位的确立。

    从布局看，三线建设改变了湖北工业布局的特点。一是使湖北工业在地区布局上开始由鄂东向鄂西发展。湖北是我国近代工业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前，工业布局主要集中在鄂东南，而广大的鄂西北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工业。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落点鄂西北，这就有利于改变湖北工业地区结构畸形、分布不合理、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二是使湖北工业布局越来越接近资源产地。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北的工业主要分布在鄂东南，而矿产、森林、水力、土特产等资源主要分布在鄂西北，工业背离资源的现象十分严重。三线建设开始，随着工业布局的西移，就使工业的布局和资源的利用渐趋一致。三是工业布局以几个城市为基点，以交通动脉线为连接，促进了工业各具特色的城市群兴起。如鄂东南武汉、黄石、鄂城以武大线（武昌—大冶）为连接，形成以冶金、建材等行业为主的工业城市群。鄂西北襄樊、十堰以汉丹线（汉口—丹江口）为连接，形成以汽车、电子、轻纺行业为主的工业城市群。鄂西以宜昌、沙市、荆门等城市为基点，以长江及焦枝线（焦作—枝城）为连接，形成以电力、石化、轻纺等行业为主的工业城市群。

    二、“五大会战”促进湖北现代工业支柱产业大发展

    三线建设期间，湖北工业建设项目较多、任务较多、时间很紧，还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为了完成建设任务，在许多大型工程建设中，快速集中全国各地的设计人员和建设者，广泛开展“大会战”，以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文化大革命”对大型工程项目建设的冲击和破坏，缩短工程建设工期。以钢铁、汽车、石油、电力、化肥为主的“五大会战”，在荆楚大地掀起了现代工业建设新高潮，促成了五个现代工业产业的长足发展，形成了五个产业基地。

    “钢铁会战”促进冶金工业发展。“文化大革命”前半期，湖北钢铁工业顺承了1962年以来的徘徊状态。1966年至1968年，湖北钢铁生产形势急转直下，正常的生产秩序被打乱，生产水平和经济效益快速回落。1969年，随着国家大规模进行大、小三线建设，湖北省钢铁工业开始走出低谷，特别是1970年毛主席提出结束钢铁工业十年徘徊局面的口号后，钢铁工业获得大力发展的契机。1972年，国家计划委员会批准《关于进口一米七轧机问题的报告》，1974年该工程在武钢破土动工，武钢年产钢铁各400万吨（简称双四百）扩建工程、大冶钢厂配套改造措施工程正式启动，大冶有色金属公司建设工程步伐加快，1970年建成铜绿山铜铁矿，1974年建成丰山铜矿，同时建成了利用炼铜转炉烟气制酸的硫酸车间与化肥厂。一大批中小冶金企业建设，也成为这一时期湖北冶金工业发展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到1978年，全省钢铁产量首次突破300万吨，粗铜产量达4.4万吨，铜产量超过1万吨，为冶金工业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比较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鄂东地区武汉、鄂城、黄石一带有“鄂东冶金走廊”之称。

    “汽车会战”促进湖北汽车工业基地建设。新中国建立前，湖北省除国民党军政联勤总部四〇三汽车修理厂和武汉三镇仅有的几家靠进口配件修理汽车的小厂外，没有汽车制造工业。新中国建立以后，湖北对于发展汽车工业极为重视，先后拨专款，改建、扩建了武汉汽车配件厂和省交通厅客车修配厂等，从而开始汽车配件生产，发展汽车制造业。1965年，中共机械工业部党组向中共中央和周恩来总理报送了《关于中型载重汽车生产基地——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建设方案》。经批准，该厂落户湖北十堰后，经过充分准备，1969年10月，来自全国30多家工厂、设计院和建筑单位的建设者以及竹山、竹溪、随县、大悟、枣阳、汉川、汉阳县的2.5万多民工，共约10万人，汇集在十堰周围数十公里的工地上，拉开了建设二汽的序幕。二汽的建设者们发扬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革命精神，并采取了一系列加快工程建设的措施，按总体规划和不同情况分阶段制定具体目标，组织诸如防洪工程、非标设备制造、工程设计、设备调试攻关等“大会战”。在中央和湖北省委的领导和支持下，经全体建设者的共同努力，1975年形成了第一个基本车型——2.5吨越野车的生产能力。到1985年，已建立十堰、襄樊两个基地，能生产东风牌2.5吨、3.5吨越野车和5吨载重汽车三个基本型，形成了年产10万辆车的生产能力。第二汽车制造厂建成投产后，全行业以二汽建设为龙头，一大批配套企业陆续开始建设。借此机会，湖北地方汽车工业得到较快发展。经过“三五”和“四五”两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汽车工业成为湖北省的支柱产业之一，以十堰市为中心的汽车工业基地已经形成，十堰市也于1973年改为省直辖市。

    “石油会战”促进湖北石化工业发展。湖北的石油工业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崛起的一个新兴工业。1969年初，石油工业部向国务院提出《关于在湖北省江汉地区组织石油勘探会战的报告》，同年6月，国务院批准在江汉开展石油勘探会战，周恩来总理确定由康世恩负责筹划此事，并根据当时“文革”动乱的形势，决定会战由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8月正式成立江汉石油勘探会战指挥部、中共江汉石油勘探会战指挥部临时委员会。10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听取了江汉石油勘探会战指挥部的工作汇报，对江汉石油会战的方针和任务作了指示。据此，会战指挥部制定了江汉石油会战的总体规划方案，要求通过石油会战，把江汉油田逐步建设成为石油勘探基地、原油生产基地、石油加工基地、石油机械制造基地、石油科研教育基地和农副业生产基地。经过2年多的会战，初步形成了由地质勘探、油田开发、石油炼制、石油机械制造和科学研究等单位组成的综合石油基地。1972年会战结束后，成立了江汉石油管理局。石油工业的发展带动了石油化学工业的发展。荆门炼油厂1972年已初具规模，1973年进行试生产，1975年纳入国家炼油生产计划，开始正常生产，成为湖北石化基地的骨干企业。武汉钢铁公司炼油厂（1972年4月并归武汉石化工厂）和武汉石油化工厂先后于1971年6月和1972年4月动工兴建。经过几年的建设，1976年，全省生产原油88.67万吨，天然气1423万立方米，原油产量136.67万吨，完成工业总产值39759万元。

    “电力会战”促进湖北电力工业发展。为了满足湖北国民经济重心西移对电力的需要，“三五”和“四五”期间，湖北省加快了高参数大容量电厂和高电压大电网建设。在电源建设上，在扩建和新建青山热电厂、沙市热电厂、松木坪电厂的同时，加大了火电开发的力度，在位于负荷中心的武汉、黄石和荆州地区扩建、新建了一批火电厂。新建的荆门热电厂装机总容量62.5万千瓦，是位于湖北中部的一座大型火电厂。湖北水力资源丰富，尤其是鄂西北地区有不少大容量电源的开发点，开发水电是湖北电源建设的优势。通过电力会战，丹江口水力发电厂、葛洲坝水力发电厂等大型水电厂，白莲河、富水、陆水等中型水电厂陆续开工和建成。在输变电建设上，1969年7月至1979年9月，共建成4回220千伏丹汉输电线路，总长度1500余公里，从鄂西北至鄂东贯穿全省，并建成胡集、马口、随县、武钢等220千伏变电站，主网供电范围由1968年的16个县扩大到62个县，基本建成了全省统一电网。

    “化肥会战”促进湖北农用化工工业的发展。化肥工业是湖北化学工业的主要行业。新中国成立后，化学工业贯彻执行为农业服务的方针，把发展化肥工业放在首要位置，陆续兴建了一批小氮肥、小磷肥企业。为加强对小氮肥厂建设的领导，1970年4月，湖北省成立了省化肥会战领导小组，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开展会战。武汉市和承担制造化肥设备的有关地、县也成立了相应的领导小组，参加会战的各厂均有专门领导班子负责抓此项工作，及时解决建设中的问题。到1975年，全省建成了62个小化肥厂，安装了64套小氮肥装置，合成氨生产能力达到21.3万吨，碳酸氢铵生产能力达到85.2万吨，为支援农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化肥工业开始转向大中型氮肥厂建设，湖北化肥厂、湖北省化工厂和鄂西化工厂等企业陆续兴建。湖北化肥厂的合成氨装置从美国引进，尿素装置从荷兰引进，设备和工艺具有七十年代世界先进水平。该厂1979年建成投产，改变了湖北省氮肥品种单一的状况。

    三、“五大铁路干线”推进湖北基础设施大改善

    以铁路建设为核心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一直作为湖北现代工业发展的先行官处于优先地位。为服务三线重点工程建设，“三五”“四五”计划的10年间，湖北全省相继完成襄（樊）渝（重庆）、焦（作）枝（城）、枝（城）柳（州）、（北）京广（州）复线、武（昌）大（冶）复线等5大铁路干线湖北段工程，以及部分配套支线铁路的建设任务。

    襄渝铁路，是一条入蜀干道，连结我国中南、西南地区。这条重要铁路干线，东起湖北襄樊，西至四川重庆，正线全长915.6公里，湖北境内230公里。该路于1969年3月动工，湖北境内分两段施工，参加施工的民兵最多时达到13万余人。铁路分段建成后于1979年12月正式运营。自古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说，襄渝铁路穿山越岭，如武当山隧道就有5公里，是当时国内闻名的长、大隧道。襄渝铁路的建成，对加强战备、巩固国防，开发鄂西北、陕南、川东地区，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焦柳铁路，号称“第二京广线”，是我国南北纵向的第二条大干线。由于该线南携广西，北联山西，经由豫西、鄂西、湘西，又被周恩来总理誉为贯通“五西”的大干线。该铁路修建时以湖北枝城为中轴，分为焦枝铁路和枝柳铁路。焦枝铁路，由河南焦作至湖北枝城，正线全长753.3公里，湖北境内全长274.5公里。该路于1969年11月动工，仅这年冬天，湖北即动员40万民工投入施工。经过8个月的奋战，铁路于1970年7月1日基本建成通车。焦枝铁路在洛阳与陇海铁路相交，在焦作、洛阳、襄樊有数条联络线与京广铁路相连接，它的建成通车对沟通城乡物资交流，缓和我国南北交通紧张的局面，促进中南地区工业生产和山区建设，加强战备具有重要意义。柳枝铁路，由湖北枝城至广西柳州，正线全长885公里，湖北境内51公里。1970年5月破土动工，1978年12月全线修通。

    京广线是我国南北交通大动脉。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建设事业步伐日益加快，作为南北交通支柱的京广铁路，列车密度经常处于饱和状态，严重阻碍南粮北运、北煤南运，各种建设物资滞运极为突出。为了扭转这种被动局面，提高运输能力，国家决定修建京广复线。湖北境内的京广复线工程分为两段：北段从孝子店至丹水池，全长151.88延长公里，于1958年10月动工，1961年9月投入运营；南段从武昌至蒲圻，全长298.1延长公里，也于1958年10月开工，1969年9月投入运行。同时，沿线主要车站的站场进行了扩建工作，提高了运输效率，缓解了运输量与运输能力的矛盾。

    武大铁路，由武昌至大冶，全长96.26公里，修成于1957年。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武钢四号高炉建成投产，对矿石与燃料的需求量倍增。1970年8月17日，国家批准修建从武昌至铁山的复线，即武大复线。复线工程于1970年8月1日破土动工，1971年10月竣工通车，全长79.1公里。武大线和武大复线的修建，不仅促进了武汉和黄石两个城市的发展，而且不久将与建设中的大沙线（大冶至江西九江的沙河镇）接轨，成为沟通华中和东南沿线的铁路捷径。

    全省公路建设和水上运输事业也取得了长足发展。公路建设方面，到1976年，全省公路里程达到39151公里，比1966年增长69.1%，基本实现县县通公路，有80%以上的乡镇通了汽车，70%以上的乡镇通了客班车，基本形成四通八达的运输网络。水上运输方面，湖北省对长江、汉江航道进行了治理维护，新建了部分新港区，分批组织地方中小港口装卸机械化会战，提高港口机械化作业水平，增加了港口吞吐能力。到1975年，全省航运总吞吐能力达到3500多万吨。

    铁路干线建设极大地改善了湖北交通基础设施状况，不仅使湖北通过铁路与全国各地的联系更加便捷、紧密，“九省通衢”的地位进一步强化，而且带动和支撑湖北产业布局的展开及新兴产业的发展。襄渝、焦枝铁路建成通车，为我省工业的西移提供了有利条件。它在地理上将武汉、宜昌、襄樊3市连成了“三角形”的地区结构，使武汉、襄樊、宜昌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布局在武汉的“一米七”轧机、布局在十堰、襄樊地区的“二汽”、布局在宜昌的“葛洲坝”（“三三〇”）则成了这个三角形三个顶点的耀眼明珠，成了湖北那个时期工业建设成就的主要标志。在这个三角形内，不但有全国富饶的粮棉油生产基地——江汉平原，而且先后建成了江汉油田、荆门炼油厂、湖北化工厂、湖北化肥厂、荆襄磷矿等一批大中型工业企业，这个三角区域的总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90%以上，成为湖北的“金三角”。

    不可否认，由于当时的特殊环境，三线建设也存在许多问题，如过分突出战备因素、忽视经济规律、投资比例不协调，造成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严重失调；过分强调“靠山、分散、进洞”原则，投资效益差，浪费严重，遗留的任务很多。尽管如此，三线建设仍然是湖北经济建设史上的空前壮举，在全国三线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三线建设的经验教训，对当前调结构、转方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增强“三个自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作者单位：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

    湖南三线工业建设的成就与经验

    ◎夏远生

    加快三线建设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1964年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其出发点是为了积极应对可能突然发生的外来侵略战争。湖南西部地区被国家列入西南大三线建设范围。主要包括今湘西自治州、怀化市、邵阳市、娄底市、张家界市、常德市、益阳市在内的43个县市区，总面积10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50%。

    一、十年建设功效显著

    （一）全省动员全力以赴

    从1965年起的10余年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湖南调集大批建设力量，进行声势浩大的三线建设。湖南省党政军主要领导挂帅，组建强有力的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和国防战备领导小组，负责大三线、小三线建设的总体部署、全民动员、战略规划和精心组织。首先是以国防工业为主体的19个大中型项目在湘西地区相继动工兴建。接着是1969年3月苏联军队入侵中国珍宝岛地区流血事件发生后，三线建设再掀高潮，又有35个大中型项目投入施工。

    湖南三线地区，土地面积接近全省土地总面积的50%，耕地面积占全省耕地面积的43%；总人口1584万，占全省总人口的40%。境内除西北及中部有一片平原盆地外，大都是山区，交通不便，区域偏僻，经济比较落后。但这些地区又有着进行三线建设的有利条件和丰富资源。地形地理位置特殊，武陵、雪峰两大山脉横亘东北、西南，跨地广阔，山势雄峻，构成天然的屏障；自然资源丰富，具有广阔的开发潜力与前景，木材、楠竹占全省总蓄积量的45%，有煤、铁、铝、锌、铜、锡等多种矿产，水能蕴藏量丰富，能为三线建设提供必需的动力资源，地方建筑材料可就地取材就地生产供应。

    根据中央提出的“立足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的“三五”计划建设方针，省委和省人委研究及时调整了湖南“三五”计划的基本方针和任务，从以解决吃穿用为中心转变到以备战为中心，并将全省经济建设的重心由原来的长（沙）、株（洲）、潭（湘潭）、衡（阳）四市及京广铁路沿线，逐步移向西部山区，重点抓好大力发展农业和加强三线建设的工作，指示有关部门专门制定了《湘西地区三五期间地方工业生产发展规划》，1967年又作了进一步的修订完善，出台了《关于三五期内后三年湘西大三线地区建设的主要设想》。同时，根据中央关于各省要建设自己的小三线的指示，决定将涟源、新化、安化、益阳、衡阳、双牌、道县、长沙等10个县市划为本省的小三线地区，投资建设一批生产半自动步枪、轻机枪、高射机枪、迫击炮、地雷等常规武器的中型地方军工企业。

    （二）大山苏醒湘西沸腾

    三线建设开工兴建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工程，星罗棋布大湘西。包括湘黔铁路、枝柳铁路、凤滩水电站、金竹山火电厂、资江氮肥厂、湘西仪器仪表厂、浦沅工程机械厂、湘澧盐矿、湖南印刷机械厂、邵阳第二纺织机械厂等新的工业企业开工建设。同时，涟源钢铁厂、涟邵煤矿、柘溪水电站等扩建项目同时铺开。

    根据中央作出的决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对湘西地区建设相继提出了规划和设想。三机部拟在沅陵、大庸一带建设部分企业；四机部拟定在黔阳、怀化一带建设部分企业；五机部拟定在溆浦、邵阳一带建设部分企业；六机部拟定在慈利、石门等地建设部分企业；七机部拟定在隆回、洞口、新邵一带建设部分企业；一机部、化工部、轻工部也拟定在冷水江、邵阳、洪江、常德等地新建或搬迁部分骨干企业；铁道部、交通部、水电部、煤炭部也积极制定了湘西建设规划。中央拟定在湘西建设的大中型项目有70余个，其中军工性质的40个项目，民用性质的28个项目。

    从1965年起，国务院和湖南省上下一盘棋，调集大批基本建设队伍和工程物资，浩浩荡荡开进湘西地区，展开了声势浩大的三线建设。同时，为了配合三线建设和山区开发，湖南省委决定，将全省地方工业建设中心逐步转移至湘西地区，主要是建设一些为国防工业和农业配套服务的能源、建材、通用机械、轻纺和交通运输业等；大力发展地方小型工业，采取优惠政策，支持地县及社队发展小机械、小煤窑、小化肥、小水泥、小水电、小有色金属。仅1970年，全省新建小铁厂24个，增加冶炼能力4.6万吨；小氮肥厂17个，新增合成氨生产能力5000吨；小有色金属矿131个，新增矿石开采能力1万吨；小水电站813处，新增发电装机容量2.6万千瓦。

    为了加快湖南三线建设，省里和国家有关部委不仅组织老军工单位支援新厂建设，而且从省、地、县的各行业抽调了大批人力物力协同作战和支援。省内一些企业事业单位选拔了一批思想好、身体好、技术好的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到三线军工单位工作，从地方选择一批基础好的工厂，连人“带马”作为三线企业的班底工厂。

    中央、省委从军队和地方抽调大批干部和近200万民工，以民兵建制形式开赴湘西，参加各项工程建设。仅参加湘黔和枝柳两条铁路建设的民工就达百万人。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在湖南建设史上都是空前的。1971年进行第四个五年计划建设后，三线建设仍占显位，除完成“三五”时期结转下来的全部在建项目外，又增加湖南维尼纶厂、湖南拖拉机制造厂等10个大中型项目，使得在湘西地区的大中型建设项目达到71个，计划投资总额达45亿元，占全省当时基本建设投资的70%以上。

    1965年2月22日，根据中央指示，湖南省委决定成立国防战备领导小组，由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任组长，具体领导战备方面的综合工作，组织三线建设，湖南三线工业建设开始进入高潮。国家计划投资10多亿元，在湖南兴建一批国防军工企业和交通、能源等基础工业和军民两用项目。1970年后，三线建设进入第二次高潮，国家计划继续投资30多亿元，在湘西兴建一批大型高、精、尖重大项目，包括电讯、计算机、航空航天、直升机制造等。这样，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前期在湖南中西部地区主要安排大三线项目43个，小三线项目15个，使湖南一跃成为国防军工基地之一。

    （三）“十年建成工业省”激励奋进

    为配合三线建设和发展地方工业，湖南省委还提出建立本省“小而全”工业体系，实现毛泽东提出的“十年基本建成工业省”目标。一方面重点建设一批为国防工业和农业配套服务的能源、建材、通用机械、轻纺和交通运输业等；另一方面采取优惠政策，大力支持地县及社队发展小机械、小煤窑、小化肥、小水泥、小水电、小有色金属等地方小型工业。

    1973年后，湖南三线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填平补齐，使在建项目尽快竣工投产，形成生产能力。通过大规模三线建设，建起航空、航天、电子、兵器、核工业等40多个军工和电力、煤炭、钢铁、机械、化纤等近30个民用大中型骨干企业，使湖南成为国防工业生产能力较强、品种门类较多的一个省份和国防工业基地之一，增强了湖南工业的整体实力，改变了湖南工业布局，对发展湖南基础骨干企业和地方小型企业，开发山区资源，振兴西部经济，带动经济回升和发展，起到积极作用。特别是1972年10月和1978年12月纵贯全省的湘黔铁路、枝柳铁路湖南段的建成通车，使湖南的交通运输状况发生根本改变，为怀化市发展为“火车拖来的城市”奠定了基础；金竹山火电厂、凤滩水电站、柘溪水电站等一批大中型水、火电站的建成和扩建，涟源、新化、石门、慈利、辰溪、溆浦、会同等地一大批大中小煤矿的建成投产，以及一批高压输电线路的建成，使全省能源工业有了显著发展，湘西地区的工农业生产用电和人民生活用电基本上得到解决。

    通过大规模三线建设，一大批军工项目建成投产，使湖南成为国家国防工业生产能力较强、品种门类较多的一个省份，成为国防军工基地之一。同时一大批民用和基础工业建成，较大地增强了湖南工业的整体实力，改变了湖南工业布局。湘西地区工业生产力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一大批新型工业城如怀化、冷水江、娄底、邵阳等市拔地而起，对开发山区资源，振兴西部地区经济，以及带动湖南经济的回升，起到了积极作用。

    总之，湖南三线建设历时十年，大批工业重点工程建成投产，食品、石化、建材、轻纺、医药等工业门类成长壮大；一些新兴工业部门，如航天工业、汽车工业、电子工业、有机合成工业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发展起来。到1978年，全省有工业大门类15个，相对完整、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在短时间内艰难初创、努力兴建起来。许多重点项目填补了湖南省的空白，并发展成为所在工业行业的骨干和支柱。

    二、毛泽东对湖南三线工业建设悉心指导

    （一）加快大小三线建设

    1965年5月中旬，中央军委召开备战会议。当时，毛泽东正在长沙，针对三线建设和战备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意见。包括一旦战争爆发后我们应该采取的作战方针，加快大小三线的建设、现代化武器的研制、军事资材和粮食的储备等。对此他提出了许多周密、具体的重要意见。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第二书记王延春，曾给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谭震林、陶铸副总理写信：“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和‘藏粮于民、藏富于民’的指示，中央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立足于战争，把国防建设和三线建设摆在第一位的方针，我们完全拥护。从打仗来说，湖南地处战略要地，是前线的后方，是大后方的前沿，既有大三线，又有小三线，任务繁重而又光荣，但我们有许多方面的工作情况却跟不上战争的需要。特别是农业生产的情况，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要求差距甚大。”“请求中央和中南局，在水利投资和化肥分配方面，给以可能的支持，使我们更快一些克服落后赶上先进”。

    （二）抓紧三线钢铁工业建设

    毛泽东历来重视重工业，强调“三线建设，我们把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基地和铁路都搞起来了，那时打起来就不怕了。”1966年2月，毛泽东在长沙视察工作。2月23日，他审阅了周恩来转来的余秋里《关于西南、西北大三线建设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汇报提纲》。毛泽东对余秋里报告提出的钢铁生产问题极为关注，在好几个地方划了线，强调了下列问题：“突出的问题还是钢铁工业跟不上，钢铁工业的核心又是矿山建设问题。”“经过一年来的实践，看来，三线地区的钢铁工业建设，也是有条件加快的。”“要抓两手，一是抓紧攀枝花和酒钢的建设。另一手是抓新探明的几个建设条件较好的富矿。”

    毛泽东接见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第二书记王延春，书记李瑞山、华国锋，候补书记苏钢，谆谆告诫：“三线建设要注意发展钢铁生产。”

    （三）规划农业机械化

    1966年2月，毛泽东回湖南调研考察。他接见省委书记张平化、王延春、李瑞山、华国锋、苏钢，谈当前工作，开门见山地说：“这个农业机械化，你们中南局讨论了没有。值得各省注意，湖北比河南怎样？”毛泽东指的是机械制造能力。张平化他们回答说湖南机械制造能力是中南倒数第二，但有了一定的基础。毛泽东鼓励他们：“湖南亦有了一定基础，要自己搞，要有个规划，有个设想。”毛泽东对机械制造能力的关注，是对机械制造工业的期待和呼唤，因为机械化生产是中国也是湖南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四）关心长沙工学院教学科研

    三线建设开始后，一批军工企业、重点军工科研院所、军事工业院校从全国各地迁入湖南，包括1970年7月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南迁湖南的长沙工学院。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学院临时党委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周恩来呈送《关于请求恢复或重建军事工程学院的报告》。长沙工学院一批科研项目，是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周恩来总理亲自组织、列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专案的国家重点工程，坚持“以教学为主，积极开展科学研究”的方针，走“教学、科研、生产”、“研究设计、部队使用、生产工厂”、“教师、工人、干部”三个三结合的科研道路，艰苦奋斗，勇攀高峰，为国争光，取得丰硕成果。1975年，国防科委根据邓小平指示，提出以长沙工学院为基础筹建国防科技大学方案。1978年正式改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从1953年“哈军工”创办至今一直是现代中国国防科学技术的象征。学校秉承“厚德博学、强军兴国”校训，为国家和军队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在载人航天等重大科技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以“银河”“天河”系列巨型计算机为代表的一大批科研成果。

    （五）决策湘黔铁路建设方案

    1970年3月上旬，毛泽东审阅周恩来3月8日报送的铁道部军管会《关于湘黔铁路方案比选情况的请示报告》。周恩来在送阅报告中说：“湘黔铁路选线问题，经铁道部仔细研究和比较，并经过踏勘和审查资料，又征求湖南、贵州两省革委会和军区意见，均认为‘贵阳接轨方案’较‘遵义接轨方案’为好。”毛泽东批示：“照总理意见办。”8月25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下达修建湘黔、枝柳铁路命令，以广州、昆明军区为主，在怀化组成“湘黔、枝柳铁路会战总指挥部”，湖南、贵州和广西分别成立铁路会战指挥部，各负责其本省区境内的铁路修建工作。

    湘黔铁路和枝柳铁路的建成，对于构建国家战略通道，促进西南地区能源开发、调整交通运输和工业布局，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建设战略大后方，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怀化市由一个不满2000人的榆树湾小镇发展成为拥有30多万人的中等城市，成为湘西地区的交通枢纽和物资聚散中心，被誉为“火车拖来的城市”。怀化成为东中部地区通往大西南的“桥头堡”，经济辐射面达湘鄂渝黔桂五省边区44个县市、9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区域。

    （六）提出湘西开发建设

    1964年10月1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谈到三线建设时，强调说：“总而言之，向云贵川、陕甘宁挤，还有个湘西、鄂西、豫西。”在毛泽东的战略布局中，湖南是一颗重要的棋子。湖南位于我国东南腹地，长江中游，是连接东部沿海与西部内陆的桥梁，战略地位相当重要。湘西更是建设后方战略基地的“天然良港”，境内沟壑纵横，溪河密布，峰峦起伏，洞穴连绵，武陵山脉由东北向西南斜贯全境，西部与云贵高原相连，北部与鄂西山地交境，东南以雪峰山为屏障，平均海拔800—1200米，是国防工矿企业进山进洞的理想之地。军事上进可攻，退可守，所以，湘西被列入国家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经过多年奋战，建成了中国湘西常规兵器工业基地。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湖南省确定以湘西为重点开展三线建设，要求“狠抓湘西大三线和国防工业建设”；“加快农业机械化进程”；“狠抓原材料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大打矿山之仗”；“发展科学技术，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湘西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条件。位于湘西溆浦大江口的湖南维尼纶厂，是经毛泽东提议于1971年11月开工建设的第一批维尼纶生产企业，现已从单一生产型企业发展成为集化工、化纤、纺织、建材于一体的国家大型一档企业——湖南省湘维有限公司。为落实毛泽东“备战、备荒、为人民”“三线建设要抓紧”的指示，1968年国家计委批准洞口县—绥宁—通道—靖县公路扩改建六级，新建洞口公路大桥，撤销洞口人力汽车渡口。1969年七一纪念日，桥成撤渡，洞靖全线建成六级公路，使湘西地区公路交通得到极大改善。

    （七）指明十年建成工业省方向

    1969年6月28日，毛泽东在长沙接见湖南省党政军负责人黎原、华国锋，听取湖南工作汇报，指示说：“党的九大以后要抓革命，促生产，‘湖广熟天下足’，中南各省要抓好农业生产和粮食生产，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毛泽东强调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要求湖南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特别是首次明确提出“湖南10年建成工业省”的建设目标。当他了解了湖南煤炭工业生产情况和澧水一带发现大盐矿的消息，十分兴奋，强调要“扭转北煤南运”，发展湖南煤炭工业。他赞成湖南省建设湘澧盐矿的决定，以“备战、备荒、为人民”，解决人民生活用盐和工业原料用盐的问题。闻讯大盐矿已开始出盐时，他连声称赞说：“好！好！好！”该盐矿竣工投产，成为国内井矿盐较大的水采真空制盐企业，为解决全国2亿人口的食盐需要作出了贡献。

    1970年4月11日晚上，毛泽东在长沙接见湖南省负责人华国锋、卜占亚；4月13日，又接见黎原、华国锋、卜占亚。他同湖南党政军负责人先后两次谈话，主要谈的是国际形势、备战备荒、三线建设和内地建设，直截了当地征询湖南能不能10年建成工业省。他关注的重点是三线建设和内地建设，湖南由农业省建成工业省是他思考已久的事情。毛泽东特别强调：“湖南几百年都是农业省，我看不妥，十年二十年湖南就可以变成工业省。”

    1970年9月10日至13日，毛泽东在长沙大托铺停靠的专列上，与湖南省党政军负责人华国锋、卜占亚、杨大易谈话，第三次明确提出：“你们湖南什么时候可以建成工业省？”

    华国锋向毛泽东汇报了湖南正在建设中的湘黔铁路、枝柳铁路湖南段和凤滩水电站、资江氮肥厂、省维尼纶厂等大型三线建设项目的进展情况，代表省委表示：湖南一定抓紧工业基础建设，落实主席建成工业省的指示。

    毛泽东视察湖南工作时，抓住三线建设的有利时机，多次向湖南省委提出建设工业省的问题，为内地工业建设鼓劲加油、指引方向。

    以华国锋为第一书记的湖南省委积极落实毛泽东的重要指示，从思想认识上和工作部署上积极行动起来，不仅迅速研究制定了“鼓足干劲，争取十年建成工业省”的初步计划，而且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用于工业省的建设，大力推进三线工业。特别是1976年以后，湖南组织进行了电力、煤炭、钢铁、农机、化肥生产建设5个“大会战”。经过不懈努力，全省农业基础有了较大的增强，工业落后状况有了一定的改变，生产力布局有所调整、改善，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的建设加快了速度。到1980年，全省实现工业产值176亿元，比1970年增长1.9倍，平均每年增长38%。

    三、三线工业建设经验教训弥足珍贵

    （一）工业布局对于一省一地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对于湖南这样的农业大省、内地偏僻省份而言，工业基础薄弱、工业布局严重失衡，是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通过三线工业建设的强力推动，湖南省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工业基础薄弱的困难，改善了工业布局，意义深远。“全省上下，通力支援，加速三线建设”，从根本上改变和改善了湖南省工业布局，增强了湖南工业的整体实力，对发展湖南基础骨干企业和地方小型企业，开发山区资源，振兴西部经济，带动经济回升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工业建设是一省一地经济建设的龙头

    湖南三线工业建设的历史证明，没有近现代工业的发展，所谓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回顾湖南涟钢、湘钢乃至华菱钢铁集团的创业发展史，不能不提到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和决策指导。“以钢为纲”的口号可以商榷，但是没有钢铁工业，现代化无从谈起。毛泽东当年规划的“湖南十年建成工业省”的蓝图，为改革开放以后湖南新型工业化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可以说是筚路蓝缕以启坦途。湖南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开拓工业省建设，致力于建设一批大中型骨干企业，推动三线建设和工业学大庆，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后来推进新型工业化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三）党委政府抓工业是领导决策的题中之义

    湖南省党政军负责人华国锋等人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学习领会、贯彻执行工业省建设的指示精神，较早地把建成工业省问题作为湖南的头等大事来抓。一抓十年，初见成效。“文革”前的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副省长孙国治，1970年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副组长，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他全力以赴，艰苦奋斗，落实建设工业省的工作。

    （四）三线建设靠的是广大工程建设者艰苦创业和无私奉献

    三线建设项目进山很深，白手起家，靠的是广大工程建设者和全省人民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全省组织几万人的建筑安装队伍和几十万民兵，投入三线建设攻坚战。为了尽快修通进点公路，广大民兵和建筑工人披星戴月，常年奋战。找水源困难，水文队和民兵便翻山越岭，钻山打洞，有的找到了地表水，有的靠山涧拦坝，修建小型水库或砌火口井蓄水。通电工程更为艰难，在荆棘丛生的地段，在坚硬的土层和砂石上挖坑，靠肩扛手抬把水泥和电杆、高压线拖上山，完全靠人力竖电杆、拉电线，从深沟峡谷中架设起登山和悬空的输电线路。大批材料运进现场，往往是公路修到哪里，汽车马车运输的物资就卸到哪里，余下的一段崎岖山路，就由民兵和工人身背肩扛运到工地现场。筹建初期，都是因陋就简，风餐露宿，借住民房，或者是住在自己动手搭建的简易工棚内。正是三线建设者这种吃苦耐劳精神，大大加快了重点工程建设速度。

    （五）“备战”为出发点的三线建设需要适时调整

    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三线建设强调“山、散、洞”——“靠山、分散、隐蔽”，造成了投产难、效率低、浪费多、损失大等诸多毛病。其“后遗症”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国民经济调整和改革中才逐步得以艰难解决。

    1983年以来，湖南省38家三线军工企业从湘中、湘南、湘西崇山峻岭中走出，迁往大中城市，进行“军转民”二次创业。三线企业锐意改革，大胆创新，咬紧牙关搞技改，追踪市场搞开发。从沅陵搬迁到望城的中南传动机械厂生产的液压传动变速箱，成为数十家汽车生产厂家的配套产品；湖南江滨机器集团公司从溆浦和安化迁到湘潭，利用技术优势，与北京理工大学、湖南大学、中南大学等合作，使活塞产品由搬迁前的1个品种发展到30多个系列300多个品种，产量由不足1万件增加到300万件，国内车用柴油机活塞市场占有率达到30%。这些改革转型的三线企业，是湖南三线工业建设的历史缩影，也是现实希望。

    （作者单位：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甘肃三线建设及启示

    ◎杨元忠 李荣珍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由于我国周边地区受到外来势力的严重威胁，中共中央逐步考虑调整战略布局。在酝酿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了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三线地区具体来说包括西南的四川、贵州、云南，西北的陕西、青海和甘肃的大部分地区。本着建设全国战略大后方的初衷，1964年到1980年，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在陇原大地兴起。

    一、甘肃三线建设的概况

    自古以来，甘肃就是中原连接西北及中西亚的交通要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和经济地位。甘肃三线建设是按照中央对西北地区的总体战略布局开展的。1964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在西安召开西北地区迁厂工作和“三五”规划会议，明确了西北地区三线建设的总体安排，要求西北地区在1964年后的若干年内，建立起一个以酒钢为中心，能生产常规武器，并且具有相应原材料和必要的机械制造能力的工业基地；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相适应的、比较完整的巩固可靠的战略后方。在这个总体设想下，中央要求甘肃从冶金、机械、铁路建设、石油化工、轻工业以及建材工业等方面进行项目建设。

    比较准确地讲，甘肃三线建设从1964年10月开始讨论，1965年全面展开，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和一个调整过程：“第一阶段是1965年和‘三五’时期（1966年至1970年），基本建设投入资金52.99亿元；第二阶段是‘四五’和‘五五’时期（1971年至1980年），基本建设投入资金102.54亿元。两个阶段中，共安排建设项目700多个。”（甘肃省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甘肃三线建设》，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页。）1980年以后，按照党和国家“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三线建设也开始进行调整。

    在第一阶段中，主要工作是增加工业项目总体容量，打好基础，配合中央来甘单位的内迁。甘肃“三五”计划的初步设想既抓住交通和能源建设这个三线建设的重点，同时也注重农业的布局和发展，提出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进行农业技术改造，重点是抓紧建设河西地区的农业。”（甘肃省计划委员会档案：《关于甘肃省“三五”规划的初步设想》，卷宗号：144.587。）1965年，国家确定迁来甘肃项目33个。迁建项目当年完成了28项，建成并投产的有长虹电焊条厂、长通电缆厂等，半年时间里，为甘肃增加了电焊条、电线、电表等新产品。“三五”期间，甘肃的工业布局除原有的几个工业地区外，新建项目分布在新的“九点一线”（九点即酒泉、张掖、永登、红古、靖远、临夏、定西、天水、平凉，一线即白银至靖远宝积山的铁路线）上，加上一些军工产业，形成了点线结合、相互补充、分散隐蔽与经济合理紧密结合的形势，甘肃省基础工业的建设得到加强。但由于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农田水利建设及农业生产缓慢发展。

    第二阶段开始于1969年。在1969年召开的“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强调要准备打仗，全国三线建设掀起高潮。随之，甘肃三线建设也加快了速度，加快建设酒泉钢铁公司、刘家峡水电站以及以仪表、低压电器、农机器具制造等为特色的其他一些企业，“采用了‘大会战’和‘小型会战’的形式，调集人力、财力、物力重点突破，促进了工程进度。”（当代中国的甘肃编委会：《当代中国的甘肃（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页。）1969年，刘家峡水电站开始发电，次年，酒钢开始大量生产生铁。由于甘肃是中央确定的三线建设的重点建设地区，除了当时原有的一些建设项目被确定为重点建设工程外，还陆续从外地迁来一些企业。1969年到1970年，由上海、哈尔滨、南京、长春等地迁入甘肃后组建的天水长城精密电表厂、甘肃光学仪器厂等企业也开始投产。利用三线建设投资加大的有利时机，甘肃改建、扩建的一些企业也陆续开始发挥效益。

    和其他地区一样，甘肃三线建设调整过程也比较漫长。为了搞好三线建设的调整改造，充分发挥三线企业的作用，1983年12月国务院成立了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1984年6月，经国家计委同意，甘肃省纳入规划范围，甘肃省的负责同志为国务院三线办公室领导成员。对三线企业进行布局上的调整，主要是解决三线建设中由于选址不当、规模过大、布局过散所带来的遗留问题。甘肃省人民政府党组于1984年7月31日第16次会议上，决定成立省三线建设改造规划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据统计，在“‘七五’（1986—1990）时期，甘肃调整改造项目实际8项，总投资22538.99万元，总建筑面积304483.53平方米。”（甘肃省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甘肃三线建设》，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页。）“八五”期间，主要是针对少数存在严重险情的企事业单位进行搬迁和就地调整。“‘八五’项目实际完成投资95332万元，竣工建筑面积82.30万平方米，调迁职工2.11万人。”（甘肃省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甘肃三线调整改造总结文集》（内部材料），2008年，第10页。）甘肃三线建设的调整工作持续到“十一五”期间。经过长期调整改造，一批受自然灾害和地理位置等制约严重的三线项目，“基本解决了三线建设时期遗留的主要问题和突出矛盾，基础设施条件、生产能力、技术装备、生产生活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为三线单位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甘肃省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甘肃三线调整改造总结文集》（内部材料），2008年，第11页。）

    二、甘肃三线建设的特点

    自三线建设于1965年全面开始后，国家先后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陆续从北京、天津、上海以及东北等大中城市，调配数万党员干部及技术人员，迁建多个企业和工厂，在陇原上百个工地展开建设大会战。甘肃省认真贯彻“保三线、保军工、保基础工业”的方针，配合国家大政方针，积极配套建设地方工业项目，对加强后方建设、巩固国防、加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甘肃三线建设有下面几个显著特点。

    （一）启动迅速

    1964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三线建设问题。年底，西南、西北三线建设委员会相继成立。之前在9月28日，甘肃省就成立了三线建设小组，建设小组的主要任务是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和国家计划对甘肃三线建设进行合理布局、协助中央各部做好选厂和迁厂工作、拟定全省的迁厂计划、领导督促地方军工企业和地方工业的建设等等。甘肃设置三线建设办公室，负责办理日常工作，随之也建立了自上而下的组织指挥机构。同年就初步选定了一些厂址和路线，确定了甘肃三线建设的总体布局，次年甘肃三线建设全面展开。

    （二）迁建项目重点突出且涵盖广泛

    据统计，至1980年，国家和地方围绕三线建设累计投资甘肃155.53亿元，新建、迁建和重点改造企事业单位156个，有计划、分步骤、大规模地在甘肃展开了军工、电子、机械、化工、钢铁、有色金属、电力、煤炭、公路、铁路等国防科技工业及能源、原材料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汪红娟：《甘肃三线建设述论》，河西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特别是钢铁、石油化工、航天军工等重点产业初具规模并为长期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集全省力量进行建设

    三线建设开始后，国家发出“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和动员，甘肃省三线建设得到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持。三线搬迁企业来自东南、东北等地区的大中城市，他们派出优秀团队来到陇原大地，将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带到了甘肃。甘肃也是举全省之力，在人力、物力上保证三线建设。为保证内迁工作的顺利进行，甘肃省要求各地做好协调配套和各项服务工作。在配合做好选址定点勘察、复查工作基础上，要“向中央来甘有关单位提供可以利用的下马厂址的自然、经济等资料，对于将要新设的工业点所需要的商业网、学校、医院等服务设施，要尽量做好准备。地方建设要配合三线建设任务。对于三线建设所需要的建筑材料、施工力量、交通建设以及农业生产，要求各部门尽最大努力作好安排。”（甘肃省计划委员会档案：《关于三线建设情况汇报（第三次）》，卷宗号：144，1，586。）为了配合三线建设，保证在资金有限情况下顺利进行内迁，甘肃省在1965年压缩了非生产性建设和事业的费用，不再安排楼堂馆所建设项目。

    三、甘肃三线建设的成就

    三线建设奠定了甘肃经济发展的基础，改变了甘肃生产力布局，开发了能源与原材料等优势资源，形成了冶金、有色金属、机械及电子等拥有雄厚实力且成为长期支柱的工业基地，建立了比较强大的、在全国比较有影响的国防科技工业，改善了交通运输的落后状况。1965年到1980年，甘肃有计划、分步骤、大规模地展开了军工、电子、机械、化工、钢铁、有色金属、电力、煤炭、公路、铁路等国防科技工业及能源、原材料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相继建成了冶金有色行业的酒泉钢铁公司、西北铁合金厂、兰州碳素厂、兰州铝厂、甘肃铝厂、连城铝厂、金川公司等；石油、化工行业的兰化公司；能源电力行业的刘家峡、八盘峡、碧口等大型水电站、长庆油田和靖远矿区；国防军工行业的酒泉卫星发射基地；核工业、兵器工业、航空工业及航天等领域的工业企业及科研院所；电子工业的兰新厂、长风机器厂、天光集成电路厂、永红器材厂等工厂，极大地促进了甘肃省冶金、有色金属、机械电子等的发展，使国防科技电子工业从无到有，并具有了航空航天高尖端科学技术，形成了常规武器生产的基本体系和比较强大的国防科技工业实力。”（汪红娟：《甘肃三线建设述论》，河西学院学报，2008（3）。）“在1965年至1975年，甘肃省全民所有制企业由600多个增加到1300多个。”（甘肃省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甘肃三线建设》，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页。）“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由1964年的28.67亿元增加到1980年的137.21亿元，增长3.8倍。”（甘肃省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甘肃三线建设》，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甘肃工业“经过几十年的大发展，许多项目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乃至在全国声誉鹊起，独占鳌头。镍、钴和铂族贵金属产量以及稀土化合物等的产量均居全国第一。10种有色金属位居全国第二。硫酸、烧碱、水泥、平板玻璃、合成橡胶、碳素制品、塑料、乙烯、铁合金、石油机械设备等产品在全国占有相当比重。”（杨兴茂：甘肃近百年五次大开发纪略（四），档案，2001，4。）同时，三线建设也推动了嘉峪关、金昌等城市的兴起，壮大了兰州、天水等城市的建设，带动了落后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进步，有力促进了甘肃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四、甘肃三线建设的现实启示

    甘肃三线建设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是全国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三线建设对于促进甘肃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提高生产力水平和推动资源开发利用及全省经济社会稳步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是利当前、惠长远的重大战略举措，在促进甘肃乃至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国家国防总战略以及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启示。

    （一）为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提供借鉴

    三线建设的主要目标就是为了国防的需要而调整生产力布局，重点是发展军工和重工，以建立国家的战略后方基地。由于对战争可能性估计过高，导致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需要久久为功。甘肃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三线建设项目基础上，着眼于全省内生增长能力的提升，要深思熟虑，科学论证，在继续强化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的基础上，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为国防科技发展和夯筑坚固的战略后方打实基础。

    （二）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借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甘肃地处西部内陆，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在全面深化改革战略框架下，必须立足资源优势和向西开放重要通道的区位优势，在筹建富民兴陇大业过程中，进一步追求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开发开放模式，在对三线建设项目进行长期调整改造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三）为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提供借鉴

    “一带一路”大战略，是新形势下统筹国内与国际两大因素，汲取历史智慧，立足当下，谋划未来的通盘战略构想。甘肃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历史积淀和现实资源都很丰富，三线建设时期实施的诸多项目也分布在这一条“黄金带”上。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要发挥“丝路孔道”的独特作用，立足三线建设的坚实基础，以全省核心产业为中心，坚持交流合作、优势互补，不断为转型跨越创造良好的内部和外部条件。

    综上所述，甘肃三线建设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取得了具有深远影响的丰硕成果，这不仅得益于三线地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全力参与和支持，更是这一历史时期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智慧和心血的结晶。新形势下，甘肃三线建设的一些项目仍然具有强大发展潜力，在较长时期内，会持续对甘肃经济转型跨越和富民兴陇大业乃至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

    （作者单位：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

    三线建设对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和影响

    ◎赵立伟

    河南的三线建设，分布在京广线以西地区的洛阳、三门峡、南阳、平顶山、鹤壁、焦作6市和安阳、新乡市的部分地区，共28个县市，约占河南土地面积的1/2左右。三线建设的时间集中在1964年至1978年，中间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有过短暂停滞。整体来说，如此长时间的、大规模的集中进行建设，给河南的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建设带来了重大的机遇。三线建设的进行对河南当时及改革开放以后的国民经济、工业建设、城市发展和交通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一、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三线建设为河南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央作出三线建设的决策和部署后，河南省委对三线建设工作十分重视。在20世纪60年代初三线建设确定之始，就专门组建了省委国防工业办公室，负责三线建设的规划实施、工作协调等具体组织领导工作。1964年3月，根据国家计委的通知，河南开始着手制定河南省第三个五年计划。1965年9月，河南省计委按照中央提出的“‘三五’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打仗出发，把加强国防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改变工业格局，发展农业，大体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充分发挥一、二线的生产潜力，有目标有重点地发展新技术”的方针，在《“三五”计划初步设想（草案）》中提出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支援国家三线建设，加速河南后方基地的建设”。1966年8月，省计委又制定出《河南省第三个五年计划轮廓设想（草案）》，这个《轮廓设想》虽然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的，但是也提出要“积极进行备战，加速大小三线建设”。1964年12月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确定，1965年和以后一个时期基本建设的中心，是集中力量建设三线，采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我国纵深地区建立一个工农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

    三线建设虽然从1964年就开始建设，1964和1965两年也陆续上马了一些重大项目，但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很多项目便由于持续的动乱处于停滞状态。1968年初，河南省革委会成立后，全省局面逐渐趋于稳定。随着局势的稳定，1969年以后，三线建设也重新大规模、高速度地展开，许多建设项目又继续建设，新的项目又陆续上马。整个三线建设时期，大规模的三线企业从豫西南的伏牛山到豫西北的太行山下，纷纷兴建投产。全省基本建成具有现代化生产能力的大中型军工企业66家，职工人数达8万多人，累计完成投资款139686.5万元。三线建设的进行对河南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1978年河南社会总产值达到326.08亿元，比1964年增长了3倍多，其中工业总产值1978年达到170.82亿元，比1964年增长了近4.3倍（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版，第529页。），这其中三线建设又占了很大的比例，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动乱的社会环境使正常的经济建设受到非常大的影响，而三线建设的项目由于是国家建设的重点，因此在经费和政治环境上都基本得到了保障，这些项目的有序开展同时带动了地方许多配套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可以说，三线建设的开展为河南社会经济能够在“文化大革命”中得以保持较快速度的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对河南的工业基础、工业布局和工业结构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三线建设前，河南的工业发展基本上集中在纺织、电力、煤炭、冶金等传统行业，分布地域也主要是在郑州、洛阳、安阳、焦作等传统工业城市，无论是行业结构还是地域格局都不够均衡。三线建设开始后，大批工业项目尤其是国防科技企业开始在河南兴建，还有一大批重点企业搬迁到河南，在三线建设的带动下，河南工业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

    三线建设时期，河南建成了相对完善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三线建设之前，河南全省仅有3家军工企业，从1964年三线建设开始后，河南兴建了坦克、高炮等制造厂。1965年，河南先后兴建了从事军事武器弹药生产的6家工厂和从事爆破器材生产的5家工厂，还兴建了从事工业模具、汽车维修2个工厂和军工医院，共15个地方军工企业、事业单位。根据国家国防工业布局的战略决策，还新建和迁建了6家国防科研单位。小三线军工企业的建成，形成了半自动步枪、迫击炮、轻机枪，以及各种子弹、导弹的批量生产能力。河南集中了全省各方面干部和群众中的精干力量，参加到军工企业的建设中来。在“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下，参加三线建设的干部群众，争先恐后，以主人翁的高度责任感，抢时间、争速度，相继建成的军工厂达500多家，累计完成投资近14亿元。

    与国防工业密切相关的能源、冶金等工业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三线建设时期，河南除继续扩建平顶山、焦作、鹤壁、义马4个国家统配大煤矿外，还兴建投产县以上地方矿井67对，总设计能力近90万吨/年，同时开办了一大批社队小煤矿。1964年全省原煤产量仅为1661万吨，1978年已达到5845万吨。（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版，第540页。）在电力工业方面，这一时期豫西地区新建了博爱丹河电厂、平顶山火电厂、平顶山姚孟电厂等大电厂，同时扩建了一大批中小电厂。全省的发电量也迅速提高，1978年全省发电量达到130.68亿千瓦小时，比1964年的17.60亿千瓦小时（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版，第540页。）增加了6.4倍。冶金工业是河南三线建设的重点之一，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非常重视钢铁工业的发展。1970年，数度搬迁的特厚钢板厂落户到平顶山舞阳县，舞钢的建成投产宣告了中国永远结束了不能生产特宽特厚钢板的历史。同时安阳钢铁厂也进行了扩建，生产能力和质量都不断提高。1978年全省钢产量达到54.22万吨，比1964年增长8.1倍，即使与大跃进时期——1960年钢产量的高峰15.25万吨相比也增长了近2.6倍。（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版，第540页。）能源工业和冶金工业的发展和产量的持续增长，为国防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同时也为其他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此外，其他基础工业如石化、有色金属、建材、化学、机械、电子等都得到了稳步发展。三线建设为河南打下了现代工业的基础，使河南形成了更加完善的工业体系，在工业布局上，这些企业主要分布在豫西地区，使地处山区、交通闭塞、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豫西地区，成长为新兴的国家现代工业基地。豫西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业、商业、文教卫生事业的跟进，使当地的生产力大为提高，也促进了河南全省各地区工业的协调发展。

    三线企业开始调整改造以后，许多国防科技企业由偏僻山区向洛阳、信阳、南阳、新乡、许昌、郑州等中心城市进行搬迁并进行改造，通过搬迁改造，改变了全省国防科技企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1982年，河南又开展了豫西国土规划工作，这个规划在地域范围上与三线建设基本重合，许多规划就是在三线建设的基础上展开的。2012年11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中原经济区规划》（2012—2020年），在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的规划中，有很多工业布局如建设漯河、鹤壁、信阳、南阳、蚌埠、晋城等电子信息产业基地等，也都是按三线建设中有传统优势的地区进行规划的。我们可以看出，在三线建设中形成的河南工业体系和格局对河南今天工业的发展和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对河南城市的整体格局和中西部城市的建设与发展有重要影响

    河南三线建设的重点是京广线以西的豫西和豫西南地区，主要是洛阳、三门峡、南阳、平顶山、鹤壁、焦作和安阳、新乡的部分地区，这些地区相比较河南东部地区来说，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城市规模相对较小。三线建设开始后，大规模的国防工业建设及能源、电子、化工、交通运输等工业和基础设施陆续在这些地区开始建设，还有全省乃至全国的沿海地区的重要工业企业也向豫西地区进行搬迁。众多工业项目建设使得落后的豫西地区及豫西的中小城市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三线建设宏大的投资规模和较高的技术起点为豫西地区奠定了现代工业和现代科技的基础，使偏僻的豫西地区的生产力大为提高，其地区的中小城市也获得了较快发展，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河南的城市格局。

    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洛阳，洛阳作为“九朝古都”，自宋代以后便开始逐渐衰落，到解放前夕洛阳全城只有6.5万人，市区面积只有4.5平方公里，只能算得上是一个小城镇。“一五”计划期间，洛阳由于深处内陆的地理位置，一大批大中型企业在洛阳建设。三线建设期间，国家又在洛阳新建和扩建了一大批大中型国防企业和基础工业，共建设了5个军工厂、5个交通项目和战备仓库。到70年代末，洛阳已建成许多工业企业，成为国家机械工业的主要生产基地。实力雄厚的洛阳市机械工业，是豫西地区经济技术改造的基础。国家还在洛阳建立了一批军用和民用的科技研究机构，科技人员拥有人数占全省的1/3。该市拥有中央、省、市和厂办科研设计院、研究所50多家，占全省的23%，有大型科研仪器250台，占全省80%。除机械工业外，洛阳还大力发展了建材工业、电子工业、冶金工业、化学工业和轻纺工业。三线建设大力促进了洛阳的经济繁荣、城市人口和职工人数的迅速增长，1978年，洛阳市镇人口达到110.3万人，职工人数达到41万人，分别比1964年增长36%和105%。（洛阳统计局：《洛阳五十年》（1949-1999），第143、144页。）

    因煤炭兴起的城市平顶山也是一个典型。解放前，平顶山还是一片荒山野岭。经过国家有计划地大力开发煤炭资源，迅速改变了面貌。到1970年，平顶山掀起了以煤炭为中心的建设高潮，当年，平顶山矿务局生产原煤683万吨，到1972年，突破1000万吨大关，达到年产1050万吨，居全国第三位，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煤炭生产基地。在这个时期，平顶山矿务局又兴建了一座自行设计施工的、生产能力为300万吨的大型现代化矿井，其他矿井也进行了技术改造。70年代中期，平顶山市先后建成了绢纺厂、高压开关厂、平顶山电厂、姚孟电厂、田庄洗煤厂、煤矿机械厂、水泥厂、食品厂、纺织厂等重点企业；地方各部门还建设了制革厂、铅制品厂、被单厂、造纸厂、制药厂、服装厂等10多个中小企业。这些项目的建成，使平顶山初步形成了有一定规模的工业体系，从此，一座以平煤为主、综合发展的现代化工业新城——平顶山市，耸立在中州大地。

    还有焦作，其原是新乡地区的一个矿区。三线建设时期，在国家大力投资开发煤炭资源的同时，焦作利用附近丰富的资源优势，兴建了电力、焦炭、化工、机械、建材、纺织、食品、纯碱、电石、乙炔炭黑、橡胶制品、矿山机械、水泥、卫生陶瓷等一大批企业，产品在全国均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工业的综合发展，“建国18年以来始终居于第一位的煤炭工业1967年屈居第二，产业比重下降为16.9%，1970年退居第三，产业比重为14.89%。”“到1976年，机械工业又上升到第一位，化工第二，煤炭第三，电力第四。”（河南省焦作市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编：《焦作经济》，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

    南阳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三线建设。南阳位居河南省西南，交通闭塞，几乎没有称得上工业的企业。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在南阳重点投资。从1971年至1975年期间，13家军工企业在南阳建成投产，这些企业的兴建有力地促进了南阳地方工业的发展。焦枝铁路通车后，南阳的交通条件大为改善，石油、采矿、军工工业的建立，使重工业获得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渐上升，到1978年轻重工业产值之比为一比一。由于经济的发展，南阳市的规模不断扩大，1980年城区人口达到17万人。（何郝炬、向嘉贵主编：《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第393页。）

    三线建设时期，得到迅速发展的城市还有三门峡和鹤壁。这一时期，国家在三门峡市建设一批国防工业以及机械、电力、有色金属工业等，其中水电机械工业和矿山机械产品，在全国占有一定的地位，使得三门峡成为新兴的工业城市；鹤壁在三线建设时期，除发展传统的煤炭工业外，还突出地发展了电力、电子、橡胶制品、陶瓷、耐火材料等工业。1980年，鹤壁人口达到15万人，（何郝炬、向嘉贵主编：《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第392页。）成了一个经济综合发展的省辖市。

    2005年，河南制定了《中原城市群总体发展规划纲要》，确定以郑州为中心，包括洛阳、开封、新乡、焦作、许昌、平顶山、漯河、济源共9个省辖（管）市为节点构成的紧密联系圈，在这9个城市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洛阳、焦作、平顶山、济源等城市都是在三线建设中兴起或获得发展的，同时这几个城市的战略规划的重点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三线建设时期的工业结构特点为基础的，由此可以看出，三线建设的进行使河南的城市发展获得了一个良好机遇，豫西的许多中小城市在三线建设中得以兴起，河南全省的城市格局和城市发展都与三线建设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四、对河南交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交通建设也是三线建设的重点之一，在三线建设期间，河南的铁路和公路建设都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在铁路方面，河南开展了“焦枝铁路大会战”和“太焦铁路大会战”两个“战役”。在公路建设方面，河南按照中央“三线公路要抓紧”的指示，三线的工厂定点在哪里，公路就立即修到哪里。

    焦枝铁路是河南在三线建设中的著名工程之一。焦枝铁路干线从1969年11月开工，到1970年7月接通，8个月基本建成，其速度之快，在全国铁路修建史上前所未有。之后，又用了5年时间完成收尾工程，1975年7月开始运营，共投资10.75亿元。这条铁路北起河南省焦作，南至湖北省长江南岸的枝城，全长753.4公里，是联结山西、豫西、鄂西的又一南北重要干线，它与枝柳线相联成为京广线的分流线。焦枝铁路在洛阳和陇海铁路相交叉，在焦作、洛阳、宝丰有数条联络线和京广铁路相连接。整个焦枝线联结了豫中、豫西、鄂中、鄂西，成为促进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纽带和桥梁，是晋煤外运、豫煤南运的重要通道，是南阳油田、江汉油田产品外运的主渠道，对京广线起到了重要的分流作用，对战争时期的军事运输，更有不可估量的国防意义。

    这一时期还进行了“太焦铁路大会战”，时间为1973年12月至1974年12月，经过数以万计的铁路职工和晋、豫两省民工的架桥凿洞，艰苦奋战，终于建成。它与同蒲、焦枝、柳枝、湘桂、黎湛铁路共同构成山西大同到柳州、湛江的南北通道，成为晋煤、豫煤南运的大通道。

    围绕京广、陇海、焦枝三条铁路干线，河南境内还建设了很多支线。如安阳—李珍、汤阳—鹤壁、孟庙—平顶山—宝丰、平顶山—舞钢、洛阳—宜阳等。这些支线的建成，保证了各厂矿企业对原料、燃料和产品运输的需要。到1975年底，河南省境内中央铁路长度达1985.6公里，比1965年的1456公里增长36%。与此同时，地方铁路建设也掀起热潮。1966到1975年，全省地方铁路通车里程达1014公里，比1965年的288公里增加726公里，增长2.5倍。（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指导委员会编著：《河南省情》，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6页。）

    在公路建设方面，三线建设期间，河南先后修建了洛阳至灵宝公路，潼关至连云港国道干线公路中的河南段，洛阳至潼关公路。同时还修建了一些南北走向的干线公路。如卢氏朱阳关的国防公路和由郑州北通石家庄、南通武胜关的跨省公路干线。为了加强县与县间的经济联系，豫西地区几乎县县乡乡都修建了公路。截至1975年，全省每百平方公里面积有公路1613公里，比1965年提高3倍以上，每百公里有汽车140辆，比1965年增加1.5倍。（何郝炬、向嘉贵主编：《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第378页。）1960年以前，公路的路面都是中级或低级路面，雨天不能通车。1970年，铺沥青的次高级路面2174公里，占公路总里程的15.5%，到1975年为19410公里，占公路总里程的72%。全省形成了国道、省道、县道相互交织的公路网。

    可以说，在三线建设时期，河南交通事业的发展是空前的，在这一时期修建的大量铁路和公路有力地促进了全省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个交通网的初步形成，奠定了河南交通在全国的重要地位，也为河南改革开放后交通事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总的来说，三线建设时期是河南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河南的社会经济能够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特殊时期取得进步，在很大程度上赖于三线建设的开展。三线建设的进行，不仅创造了可供利用的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也积累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财富，更为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快速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的经验教训。河南当今的经济布局、工业结构和城市格局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三线建设。

    （作者单位：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三线建设与山西经济建设

    ◎田晓晴

    三线建设，是针对当时可能出现的战争危险，在全国战略大后方进行的以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为主体的大规模基本建设。山西属于西北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之一，从1965年开始，相继在管涔山区、吕梁山区、中条山区、太行山区开展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研究山西三线建设，梳理三线建设对山西经济建设的影响，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六七十年代山西的基本建设情况，而且对于今天的山西走出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新路子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山西被列入全国三线建设地区之一的原因分析

    山西乃“华北屋脊”，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特殊的地理环境、得天独厚的煤炭资源及其他资源、较好的国防工业基础为三线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是山西广大地区被划入三线建设范围的主要原因。

    山西作为内陆省份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东瞰河北，西望陕西，南邻河南，北接内蒙，雄踞黄河中游左岸的黄土高原之上。地形条件十分复杂，四周环山，山脉纵横交错，东部为太行山，西部为吕梁山，中南部有中条山和太岳山，北部有恒山、五台山、管涔山分布其间，山地面积约占全省总面积的80%以上。

    山西作为资源型省份具有极为丰富的矿产资源。煤炭是山西最大的优势资源，素有“中国煤文化的发祥地”之称，是我国历史上发现和利用煤炭最早的地区之一。山西作为我国主要的煤炭能源生产基地，含煤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39.6%，分布于94个县、市。全省煤炭探明保有储量2238.7亿吨，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居全国之首。除煤炭资源外，铝土、铁矿、铜、耐火粘土、石膏等不仅储量丰富，且品种齐全，在全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山西作为全国大后方之一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具有较好的国防工业基础。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较好，山西被视为全国的大后方之一。“一五”“二五”期间，飞机、坦克、火炮、炮弹等重型武器装备等许多项目安排在太原、大同等地建设。特别是在“一五”计划时期，国家在对山西军事工业老厂进行扩建改建的同时，投资6亿元新建了一批大型国防工业企业，在苏联援建的156项大型骨干工程中，设在山西的国防工业有晋西机器厂、江阳化工厂、兴安化学材料厂、新华化工厂、汾西机器厂、平阳机械厂、山西柴油机厂和大众机械厂等8个项目，此外还有当时隶属于军委总军械部的太谷利民机械厂。这些项目的建成投产，不仅提高了山西军工的生产能力和水平，也为扩大山西国防工业生产能力，特别是三线建设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基于以上主要原因的考虑，山西属于调整国防工业布局的行列中。1964年下半年，国家经踏勘初步确定了全国三线地区的工业布局。山西的广大地区被划入三线建设范围，确定五台山、管涔山区为北京市的战备后方基地，以长治市为中心的太行山区为天津市的战备后方基地，吕梁山区为太原市的战备后方基地。1970年初，国家又将晋南中条山区作为中国的坦克基地。

    二、山西三线建设的历程回顾

    同全国一样，山西三线建设是在突出战备和“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进行的。1965年至1966年，是三线建设的第一个高潮，建设的重点是国防工业项目搬迁和新建。1967年至1968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和破坏，三线建设项目除少数坚持施工外，大多数处于停工半停工状态。据统计，1966年山西基本建设投资65584万元，比1965年增长21.9%；1967年投资38002万元，比1966年减少42.1%；1968年投资40948万元，虽然比1967年有所增长，但仍比1966年减少38%。1969年至1970年，珍宝岛中苏武装冲突事件后，全国进入了严峻的备战局面，三线建设作为当务之急重新得到恢复。山西基本建设投资开始回升，按照优先安排、重点保证、抓紧抢修的原则，三线建设工程又一次迅速铺开，投资额急剧膨胀，形成一个新的建设高潮。山西三线建设后期的许多重点项目，大都是在这一时期完工投产或完成主体工程的。1971年以后，由于“文化大革命”对国民经济的严重破坏，以及基本建设投资过于集中在以国防工业为重点的重工业方面，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出现严重失调。因此，从1972年起，国家加强了对基本建设的管理，压缩基建规模，调整投资方向，山西对三线建设的投资也逐年减少。从1973年起，山西三线建设基本上不再铺新的摊子，主要进行已开工项目的收尾和配套工程的建设。到1980年，国家经济战略方针实行重大转变，山西三线建设基本结束。

    三线建设期间，山西在中央各部门和地方各级密切配合下，通过建立层层的工作机构组织实施，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相继在管涔、太行和中条山区进行大三线军工项目建设，在吕梁、太岳山区进行地方军工项目建设，在太谷、侯马等4县进行了其他军工三线项目的建设。还开始了一批“小三线”军工建设，包括为地方军工相配套服务的项目。据统计，三线建设时期，山西基本建设新增固定资产100.4亿元，15年年均新增固定资产6.69亿元。在三线建设具体项目的组织实施上，采取了指挥部的形式。设有工程建设指挥部，既管理工程建设，又管理设计和施工队伍，是一种按战时动员体制组织起来的高度集中的建设管理方式。

    根据“靠山、分散、隐蔽”的布局方针，三线建设大部分工厂选择在深山老林中，自然环境、物质基础、生活条件等都非常艰苦。工厂远离交通干线，有的车间还要进山洞，职工住宅也大都分散在离厂区较远的地方，给基本建设造成很大困难。广大建设者们贯彻“先生产后生活”“生产从精生活从简”的原则，怀着为三线建设的献身理想，发扬“干打垒”精神，不畏艰险，不计较个人得失。他们风餐露宿，顶风雨，战寒暑，以工地为家，以艰苦为荣，战胜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恶劣的自然条件。当时国家实行粮食定量供应，品种单一，有些职工家属上不了户口，口粮只供高粱面，形成了“红面户”。他们无怨无悔，依旧坚持建设和生产，保证了建设按计划完成。

    在“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下，三线建设得到了各地的大力支援。据不完全统计，1965年至1975年10年间，仅山西柴油机厂、晋西机器厂、汾西机器厂、新华化工厂、大众机械厂、兴安化学材料厂、晋安化工厂、淮海机械厂、惠丰机械厂等企业就向三线各厂输送干部职工1万余人，有的工厂还将关键设备调配给新厂安装。当地农民群众像当年支援解放军那样，积极支援三线建设，他们腾出自己的住房，烧茶送水，为三线建设争作贡献。外省老厂、民用企业及地方企业支援山西三线建设的职工也有1万余人。山西也抽调万余名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到外地支援国家战略大后方基地的建设，支援成昆铁路等建设。

    三、三线建设为山西工业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持续到80年代的三线建设，大体经历了15年时间。虽然是以战备为中心，但在客观上初步改变国家基础工业东西部布局不合理状况的基础上，山西初步建立起一批以能源、交通为基础，国防、科技为重点，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相配套，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战略后方基地，为山西工业体系的形成和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三线建设给山西经济发展带来的正面效应。

    三线建设使山西成为一个重要的军工和科研基地。三线建设的重点和中心是国防工业建设。山西建成了管涔山区的宁武高炮厂、晋南坦克基地、晋东南山区的电子工业基地和吕梁山区的地方军工基地，还有航天工业部所属的国营清华机械厂、晋宇科学仪器厂等其他项目。其中，宁武高炮厂建设包括新建国营长城机械厂、国营烽火机械厂、国营恒光机械厂3个项目。晋南中条山地区坦克基地建设，即“五四一”工程，建成了7个厂和6个辅助单位，初步形成了既生产军品又生产民品的大型联合企业。晋东南电子工业基地建设，建成了东方红机械厂、永明无线电器材厂等8个项目，改善了山西电子工业基础薄弱的局面，为我国国防建设和国防重大工程配套生产了许多技术先进的电子设备，增添了一支掌握电子技术的有生力量。地方军工建设建成了山西建设机械厂、山西新建机器厂、金星工具厂、山西晋丰机械厂、山西红星农机厂、山西前进机器厂、火炬机械厂等7个厂，还建立了与地方军工配套的阳泉曲仓库、晋光电厂、红旗铅矿、山西橡胶厂等项目。这些工厂和生产线的建成，在改善国防工业布局的基础上，增加了武器生产品种和数量，改进了武器的性能。后经过调整改造，山西的军事工业形成了以兵器工业为主，陆海空及航天工业配套的军工产品生产格局，生产的产品主要有枪械、火炮、枪弹、炮弹、导弹、火炸药、水中兵器、航空仪表、卫星遥测跟踪接收设备、火箭、卫星发射地面设备、防化设备、坦克及装甲运输车、高炮指挥仪、电子元器件等。

    三线建设使山西军工的科研和教学力量大为增强。三线建设期间，山西先后内迁、新建和扩充了一批军工科研机构，建设起一批门类比较齐全、设备比较精密配套，技术力量比较雄厚的科研、生产基地。这些企业引进了一批国内外先进设备，而且拥有一批高素质的工程技术人员。如“五四一”工程建设中，工程技术人员自力更生，自行安装了引进自动生产线，并在外方技术指导谈判破裂的情况下，依靠自身的力量攻克负载联动试车的难关，受到五机部的奖励。山西的这支科研队伍从仿制到自行研究设计，先后从事了新型火炮、炮弹、反坦克导弹、发射药、发动机、指挥控制系统、核辐射防护、磁性材料、机电工艺、航天配套设备等技术和装备的研究，同时研究和开发了大量适合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需要的民用产品，为提高我国的国防现代化水平起了重要作用，也为服务我国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三线建设使山西工业基础薄弱的状况大为改善。冶金、化学、机械、电子、建材、轻纺等基础工业，先后建成了一批现代工业企业，主要产品生产能力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钢铁工业方面，太原钢铁公司初步形成了年产100万吨规模的大型特殊钢联合企业。临汾钢铁厂由过去只生产铁的企业变为能够生产生铁、钢材、焦炭、化工等多种产品的联合企业。被定为“小三线”军工合金钢企业长治钢铁厂，基本上形成14万吨钢、14.5万吨生铁、6.6万吨钢材的生产能力。化学工业方面，山西对太原化肥厂、太原化工厂、太原磷肥厂、太原制药厂等企业进行了扩建和填平补齐，在北起大同南至永济的同蒲铁路沿线建设了化肥、农药、橡胶加工、无机盐、合成橡胶和化工机械等一批中型企业，改变了山西化学工业的布局，化学工业产品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但能够自给，而且开始调出支援其他省市。机械工业方面，山西逐步形成了包括重型机械制造、矿山机械制造、通用机械制造、机床工具制造、汽车制造、农机制造、电机电器制造、仪器仪表和基础件制造等门类较为齐全的机械工业体系，到1979年全省机械工业固定资产原值达到38.75亿元。电子工业方面，山西初步形成了以太原、大同、阳泉、长治和晋东南华北通讯器材和电子计算机后方基地为主体的“四市一线”布局。建材工业方面，山西发展了新的工业部门，改善生产工艺，增加建材产品品种，填补了一些缺门和空白，平板玻璃、压延玻璃、建筑卫生陶瓷、铸石、云母制品、玻璃钢制品等生产企业相继建成投产。轻纺工业方面，山西配合三线建设需要，大同化纤厂、太原涤纶厂、山西第一维尼纶厂和山西锦纶厂等化纤工业的建成和投产，奠定了山西化纤工业的基础。

    三线建设为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能源工业的重点是煤炭和电力工业。从1966年至1975年，山西中央直属煤矿完成投资5.37亿元，新建矿井2对，恢复建设矿井1对，开工改扩建矿井11对。地方国营煤矿累计完成投资1.94亿元，新建矿井17对，改扩建20对，年新增生产能力863万吨。山西地方煤矿还投资1354.6万元，建成铁路专用线6条，总长度为32.46公里。这是山西能源重化工建设的前提和基础。“五五”时期，是山西能源基地建设的准备和开始时期。期间，大同矿区和阳泉矿区被国家列为全国年产5000万吨煤的煤炭基地，太原西山矿区和晋东南矿区被列为全国年产3000万吨煤的煤炭基地，汾西、乡宁、朔县被列为年产2000万吨煤的煤炭基地。经过5年的基本建设和挖潜改造，山西省共新建、扩建矿井15对，年生产能力增加到1589万吨。一批批矿井的建成投产使山西具备了建设现代煤炭矿井的基础。电力工业根据国防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的需要，采取火电、水电并举，大中小型相结合的方针，安排和新建娘子关、霍县、神头3个大型火力电厂。其中，娘子关电厂是山西省建设的第一座单机容量为10万千瓦的大型火电厂，1975年12月1号、2号机组建成投产后，强大的电流通过110千伏输电线路送往石家庄、阳泉、太原等地，开始为晋冀两省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输变电建设也相应地有了较大发展，娘榆线、榆霍线、榆太线的建成，将太原、阳泉、娘子关、霍县等骨干电厂和主要枢纽变电站连接起来，形成了山西220千伏电网骨架。此外，山西省还进行了太原、晋南、晋北、晋东南4个地区性110千伏电网工程的建设，将山西全境的电厂和主要变电站联结起来，形成了山西电力主网的骨架，使山西电网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线建设使山西交通落后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铁路建设方面，三线建设时期，国家累计投资10.54亿元，在山西修建了京原线石景山至枣林段、太焦线修文至五阳段、邯长线涉县至长治段三条铁路干线。京原线石景山至枣林段铁路的建成，开辟了山西直达北京的铁路通道，增加了晋煤外运的能力，促进了铁路沿线原平、代县、繁峙、五台、浑源、灵丘、广灵等县经济的发展。太焦线修文至五阳段铁路的建成通车，为开发太行、太岳山区的自然资源，促进革命老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邯长线涉县至长治铁路全线贯通，成为晋煤外运的另一条重要通道。山西省还兴建了南同蒲铁路二峰山支线、北同蒲铁路宁武至岢岚支线，以及京包线郭磊庄至大同段双线、月山至晋城双线铁路。公路建设方面，1965年至1972年，国家对山西的小三线公路和国防公路建设专项投资12836万元，兴建了31项公路建设工程，新建、改建公路共2580公里，新建大中桥梁173座。国家还对石太线石家庄至阳泉段铁路进行了电气化改造，使之成为我国第一条双线电气化铁路。这些铁路公路的建设，初步改变了一些地区交通闭塞的状况，对以后地方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三线建设的历史局限和现实启示

    山西三线建设作为六七十年代国家统一建设项目之一，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由于种种原因，也存在着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如过分突出战备因素，忽视经济规律，投资比例不协调，造成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比例严重失调；可行性研究不足，对工业的投入大而产出低，许多企业经济效益低下；片面追求施工速度，进程过快、过急，且多次变更，后来又将部分三线工厂从山区迁往城市，造成了财力、人力的浪费严重，加重了地方财政负担；过分强调“靠山、分散、进洞”原则，工厂远离交通干线，交通运输不便，山间小路崎岖不平，大量进场物资用肩挑人抬手搬运，增加了劳动强度，也增加了产品成本。“五四一”工程分布在运城、临汾两个地区的4个县境蜿蜒130公里的山区，1979年由17个项目压缩为7个后，共计损失3200多万元。宁武三厂，由于选址不当，每逢下雨，洪水汇集厂区，严重威胁工厂安全，不仅增加了投资费用，而且在1979年被迫停产，1982年不得不撤销，厂地全部报废，损失近亿元。这些问题的存在，使投入巨大资金的三线建设项目未能充分发挥作用，设备的利用率很低，经济效益不是很乐观。三线建设的历史局限，其教训也是深刻的。80年代后，绝大部分企业又转产民用产品，有的甚至转产都困难，留下了诸多问题，对全省工业乃至国民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某些消极影响。

    尽管如此，三线建设仍然是山西乃至全国经济建设史上空前的壮举，三线建设在山西取得的成就是不可否认的。广大干部、工人、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表现出的艰苦奋斗精神，是永远值得发扬的宝贵精神财富。

    从中可以受到如下启迪：首先，必须从实际出发，合理调整生产布局。山西属中西部欠发达省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在调整产业结构的过程中，应在充分的科学论证基础上，合理调整现有生产布局，逐步发现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培育新的经济体系，探索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新路径。其次，必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讲求投资的最佳经济效益。在项目投资上，只有把握市场，优化投资结构，才能提高山西地区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第三，必须以科学和创新为动力，有效发挥山西铝土矿和煤层气资源优势，坚持以开放促开发，以开发促改革，以改革推动开放，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第四，必须继续保持和传承三线建设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在坚持深化改革和开放的今天，它仍然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山西经济的整体素质，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主动应对挑战，使老工业基地焕发新的活力。

    （作者单位：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云南的三线建设

    ◎杨新旗

    云南地处西南边疆，既是战略后方，又为战略前线，是三线建设中的重要省份之一。

    1964年8月，云南省委成立战备领导小组，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任组长。1965年3月，根据中央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的要求，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决定成立云南省国防工业委员会，由赵健民任主任委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郭超任副主任委员，省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杨德讲任办公室主任，领导组织三线建设全面工作。

    一、云南省三线建设进程

    （一）交通运输方面的建设

    以铁路建设为先导，加强交通建设。在三线建设中以铁路工程为重点推动国防交通建设。1964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加速西南铁路建设，因国民经济调整而停工的成昆、贵昆铁路全面复工。随着三线建设的开展和加强战备的形势需要，根据云南的特殊地理位置，中央确定在云南修建一批一线公路、战略公路，以及国防迂回线、支前运输线、疏散线等。到1973年止，两条铁路和8条国防公路建成通车，全省公路通车里程已达3.96万公里。

    1964年8月，中央决定加快修建成昆、川黔、贵昆三条铁路，其中，成昆铁路全长1090公里，云南境内有293公里。1958年开工，后停建。1964年中央要求复工建设，1966年进入施工高潮，“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建设工作遭受干扰而停顿，1969年重新启动。至1970年7月1日，铁路全线通车。成昆铁路从勘测设计到施工，始终得到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及云南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和支援。在勘测设计阶段，省委、昆明军区党委、省人民政府参与研究确定铁路站点、线路方向等重大方案。全省相关各级政府及时提供经济、政治、社会、地质等资料，从人力、物力、住房等方面给予极大的支援。1964年全面复工后，云南省成立以副省长郭超为主任委员的支援铁路建设委员会，沿线各专州、县也建立了支援铁路建设的专门机构。各地动员和组织了大批民工参加修建，仅铁道兵施工范围内就有民工1.8万多人配合修路。交通部门和军区组织车队支援施工运输，沿线各专州、县组织马车队参加短途运输，老百姓赶马帮，或人背肩挑给施工单位送生活用品。沿线各级人民政府帮助施工部门认真做好土地征用、移民搬迁等工作。

    三线建设时期，云南省还建成了贵昆铁路。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将滇黔铁路、内昆铁路列入修建计划。1962年，铁道部确定滇黔铁路贵阳至树舍段和内昆铁路树舍至昆明段合并，称贵昆铁路，全长620.7公里，是云、贵、川三省和祖国各地紧密联系的纽带，为中国西南地区铁路重要干线。贵昆铁路1958年8月开始施工。1961年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工程陆续缩减，转入重点工程施工。三线建设确定后，1964年8月，党中央决定全面复工，经过一年多的全力奋战，贵昆铁路观音岩大桥接轨通车，1966年7月1日交昆明铁路局接管，1970年12月交付运营。成昆、贵昆铁路建成通车之后，云南又修建了30.4公里的昆阳铁路支线，开辟了云南磷矿外运通道，完成了蒙自至石屏宝秀的米轨铁路改建工程。

    贵昆铁路和成昆铁路建成通车有力推动云南公路交通建设。结合贯彻党中央“要准备打仗”的指示，云南完成国防公路和地方公路建设的8条重要的国防、边防公路和经济干线，修建了红旗桥、景云桥、继红桥（霁虹桥）、永保桥、向阳桥等大中型桥梁35座。到1976年底，全省公路里程达4.08万公里，比1965年的2.37万公里增加1.71万公里。

    （二）钢铁工业方面的建设

    首先，云南积极配合支援攀枝花重工业基地建设。在配合支援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围绕“攀钢”基地建设过程中，云南在相关资源，人力、物力等方面予以大力支持。把永仁县的部分区域和大煤田按建制划归攀枝花、全力修筑通往“攀钢”的运输公路、投入大量的民兵参加施工等等。

    根据国务院要求，1965年10月15日，云南省永仁县仁和区所辖的田房、灰老、纳拉、阿署达、鱼塘、竹木山、混洒拉、仁和、土城、总发、灰美来、中坝、学房、兴隆、太平、红石岩、灰嘎；大田区所辖的大田、片那立、云麓、啊拉、官房、起查拉、永富、大竹、望牛、新村27个公社正式划归渡口市隶属；同年12月16日，云南省华坪县大兴区所辖平江、玉泉、和平、新华、布德、少义、新生、共和、新民、福田10个公社划入渡口市；1974年11月8日，经国务院批准，云南省永仁县的大龙潭、和平地两个公社划归渡口市。至此，为国家建设攀钢基地，云南共划出39个公社。

    从1964年9月开始到1965年12月，云南省承担了攀枝花工业区2094.55万元投资的建设任务，包括平地至大渡口公路改建工程、南华至拉鲊公路改建工程、渡口砖瓦厂、渡口招待所、丙草岗农场和渡口采沙场等。仅物资系统供应的各项生产建设物资：木材18541立方米，水泥5240吨，钢材1065.5吨，种类机电56台，线材2600余吨，石棉水泥瓦10600张，炸药30吨等。并按要求保证了烟、茶、糖、菜、肉、粮食的供应和调发。在此基础上，云南围绕建设另行安排239.05万元，先后投入劳动力14500人，其中，公路建设1万人，基本建设2300人，工业生产1100多人，商业人员300人和招待所等450人。攀枝花工业区地处川滇交界，建设初期的物资运输任务，中央下达给两省负责。在省委统一部署下，现工业区关联的铁路支线建设、运输公路建设等各部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支援和参与“攀钢”基地建设。

    其次，云南积极响应三线工厂大搬迁。1965年8月，根据党中央调整一线，建设三线的要求，国家建委主持召开全国搬迁计划工作会议，确定国家计委、经委和中央有关部门决定将上海、沈阳等地部分工厂迁到云南的决策。搬迁工作立足于战争，对项目实行“大分散、小集中”的原则。鞍钢2座焦炉和回收设备迁到昆明钢铁厂，沈阳橡胶轮胎厂迁到昆阳县原县红旗机械厂旧址，上海振华油漆厂、上海国华染料厂、上海永光树脂厂迁滇并入昆明金殿化工厂，上海冶炼厂金属锗车间迁到会泽矿务局。此后，又有几批工厂以及工程技术人员搬迁到云南。

    最后，对昆明钢铁重点企业进行建设。昆明钢铁重点企业建设是三线建设重点的建设项目。1965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把昆明钢铁公司第二次扩建工程列入三线建设重点项目。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到云南视察工作，要求西南地区钢的生产能力由原来的150万吨增加到300万吨，要求把煤炭、机械以及整个工业生产规模和速度进行相应调整。1966年3月，国家计委确定昆钢扩建规模为年产钢55万吨、铁60万吨，同时决定昆钢扩建工程由上海市支援建设。根据国家扩建昆明钢铁厂的要求，1966年4月，省委决定成立会战指挥部，由省委常委岳肖峡领导，具体负责昆明钢铁厂第二次扩建工作。上海市派出大批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分批到昆明钢铁厂帮助工作。重庆、鞍山、武汉等钢铁设计单位也派来技术、设计队伍。经过几年的奋战，到1970年11月22日，昆明钢铁厂建成了云南省第一座现代化纯氧顶吹转炉，次年又建成投产云南省第一个薄板车间，结束了云南不能生产板材的历史。昆钢二期工程扩建，带动了解放军化肥厂、昆阳磷矿、云南仪表厂、东川矿务局、云南冶炼厂、云南锡业公司、会泽铅锌矿、羊场煤矿等新建扩建项目。

    （三）其他工业的建设

    云南船舶工业基地建设方面。中央确定云南为三线建设中的船舶工业基地，包括船舶工业、船舶设备和水下武器试验等方面。国家先后在安宁兴建西南曙光机械厂和西南向阳机械厂，在马龙建立西南云水机械厂、西南高峰机械厂和西南东光机械厂，还有七〇五所和西南物资供应站；船舶设备方面兴建五〇一二厂（云南昆船第一机械公司）、五〇二二厂（云南昆船第二机械公司）、五〇三二厂（云南昆船电子设备公司）；七五〇试验场（昆明船舶设备研究试验中心）。1966年在抚仙湖建成的七五〇试验场，主要进行水下武器综合性大型试验场和水下防卫武器研发，是我国水中装备唯一的集科研、生产、试验三位一体的科研事业单位。另外，航天工业方面，1969年云南兴建了西南红云机械厂和西南胜利机械厂等。

    常规兵器生产基地建设方面。1965年11月，中共中央西南局国防工业办公室召开云、贵、川3省地方军工座谈会，要求将地方兵器工业的布局重点放在云南。根据规划，云南被确定为常规兵器生产基地，生产项目包括：迫击炮弹、火箭弹、手榴弹、地雷、步枪弹、机枪弹、半自动步枪、轻机枪、高射机枪、高射机枪弹，各种引信、雷管、炸药等，还包括配套生产项目。国家第一、第三、第五机械工业部先后在云南建设生产精密机床、飞机配套、大型精密测试仪器、光学仪表、大口径炮、氧气仪表等项目。兵器工业二九八厂（后云南北方光电仪器有限公司）、三五六厂（兵器装备：云南西仪工业有限公司）和二一一所（兵器研究：昆明物理研究所）等也在云南建成。到1970年8月止，国家先后在云南建成包括各种常规武器及模具工装制造和电力供应配套的12个厂。

    国防机械工业建设方面。1964年，国家计委和第一机械工业部在昆明召开西南地区机械工业专业化协作规划会议，确定机械工业在三线建设中的布局问题，调整新布局，增加新的门类。在此背景下，先后改建和新建有昆明机床厂、云南重机厂、昆明电线厂、昆明电机厂、云南轴承厂和云南仪表厂、云南林业机械厂、昆明煤矿机械厂、云南煤矿机械厂等企业。同时，先后在寻甸组建了云南红星机械厂、云南跃进机械厂等企业，在禄丰组建西南春光机械厂等工厂。“四五”期间，按一机部搬迁、分迁计划，先后在云南建成铣床、磨床、锻压设备、压铸机、筑路机械、风动工具配件等重要工厂，煤机、轻机、林机、冶金机械等厂，完成重机厂、电线厂、化工机械厂、建筑机器厂的扩建，完成轴承厂的续建和无线电元件器材厂的新建任务，至此全省机械工业骨干力量基本配套。各工厂提高各种零部件自配水平，以做到省内所需的各种专用、通用、非标准设备和电子工业各种器件、元件、测试仪器，自己制造，自己配套，自己供给。

    新兴电子工业建设方面。电子工业是中国新兴的工业，国家在1963年到1968年投入5.29亿新建52个电子项目。国家配套电子技术装备各工业部门在云南投入了无线电军用通信设备、计算机、有线通信设备、广播电视发射与接收设备、无线电测量仪器、电子管、半导体器件、无线电元件及专用设备等项目，云南省委成立“三电”领导小组办公室、电子工业局等机构，领导开展工作。1970年，电子工业部在云南兴建昆明春光器材厂，之后，全省开展电子工业的生产、建设，并相继在昆明及各地州（市）、县都兴办电子工业厂点，至1971年全省已经建有53个厂点。

    建筑材料生产建设方面。三线建设期间，国家批准云南恢复建设一批在国民经济调整中停工的企业。1965年2月，批准恢复建设开远水泥厂，设计规模年产水泥27万吨。1966年7月，开远水泥厂复建工程动工。1969年12月，该厂第一条生产工艺线建成投产，1970年第二条生产工艺线建成，工程全部竣工。它是全省仅次于昆明水泥厂的第二个大中型机械化水泥生产企业。1965年4月，国家批准复建昆明平板玻璃厂，设计规模为年产平板玻璃75万标准箱，1970年8月建成投产。

    基础工业建设的规模性开展，为云南工业建设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直接带动云南工业的独立自主发展，云南原材料和轻纺工业产品基本自给，能成套生产全省所需要的主要设备和常规兵器，交通运输基本适应比较独立的“小而全”的地方工业体系，为国家提供了更多的钢铁、有色金属、稀有金属、木材、橡胶等重要的战略物资，改变了长期以来“以原料换产品”的被动局面。

    二、云南省三线建设成就

    云南三线建设规模之大，项目之多，成就之显著，影响之深远，在云南工业建设史和社会经济发展史上是空前的。仅1965年中央大投入，动工兴建的一批工交项目，基建投资总额就达8.2亿，是1946年的2倍多。工业总产值20.31亿，比1964年16.36亿增长24.14%。

    三线建设增强了国防力量，巩固了国防战略。三线建设大大地增强了云南的国防科技工业综合实力。在三线建设以前，云南只有生产军用光学器具和常规武器的三五六厂、二九八厂和属于核工业勘探的二〇九大队等3个企事业单位。为了“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防止“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党中央决定集中力量建设三线，通过沿海工厂内迁和沿海各省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对云南给予支持，云南迅速发展成为包括航天、船舶、核矿冶、核工业、兵器、地方军工、民用爆破器材、民品军工配套等门类齐全的科研、试制、生产基地，发展有企事业单位40多个，职工3万人，高职院校1所，科技实力增强，成为国防建设的一支重要生力军。

    三线建设改变了云南交通闭塞的局面。成昆铁路、贵昆铁路的建成通车，宣告云南省结束了没有标准轨铁路与全国铁路接轨的历史。以铁路建设推动和促进云南的公路建设，改变了云南交通闭塞情况，改善了西南地区的交通状况、密切了西南边疆与全国各地的联系、促进了云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交通条件的改善促进了煤炭资源、有色金属资源和森林、水力资源的开发，加速了云南经济社会建设发展；成昆、贵昆铁路连通川、滇两省，各支线、专用线贯通了世代隔绝的各少数民族地区，加强和改善了沿途彝、苗、藏、傈僳、白、回、傣等少数民族的关系，对开发沿线少数民族地区丰富的资源，促进西南边疆民族团结、社会进步，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巩固国防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在贵昆、成昆的带动下，云南铁路建设迅速发展起来，先后开通建设东川支线、羊场支线、盘西支线、昆阳支线和罗次支线，1976年，全省营业铁路里程达1682公里，比1965年的1261公里，增加了421公里，客运增加86%，货运增加57%。新增公路9975公里，改建1061公里；到1976年全省公路通车里程达4.09万公里，比1965年增加1.77倍。

    三线建设完善了云南地方工业体系。三线建设围绕“战略后方基地建设”的目标，“大办工业”，扩大工业建设规模。在三线建设的推动下，国家对云南的大规模投入大大改变了云南地方工业基础薄弱的落后面貌，促进了云南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也为云南工程设计、技术、施工人员和产业工人的成长创造了条件。以国防工业、交通建设奠定了云南的基础工业，完善了云南地方工业体系。新建项目包括铜、铝、锰、煤矿、电站、输电线路、变电站、机械、化肥、玻璃、卷烟、造纸等18个厂矿和9个制糖厂，原料加工的主要项目除增加中薄钢板、无缝钢管、水泥、平板玻璃等建材外，还有机械、化工、轮胎、造纸、卷烟、制糖等。从原料输出逐步转移到原料加工和成品制造，改变了原来“以原料换成品”的工业结构。

    三线建设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贯彻党中央三线建设战略，云南省提出“工业合理布局，形成‘小而全’、满足吃穿用打（仗），并为国家作出一定贡献的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的目标。在交通改善、中央投入、工厂搬迁、沿海省市援助的大背景和条件下，云南全省大办小钢铁、小煤矿、小化肥、小电力、小金属、小水泥、小机械等为农业服务的地方工业，改变了云南工业经济的结构，扩大了中小企业在工业企业中的比重，使中小企业能按照专业化和分工协作的原则，进行合理分工，为大企业起到补充作用。更重要的是，小企业能更好地利用本地资源，不仅增强了地方经济实力，改善了从单一的农业经济面貌，提高农业外收入水平，并为后来乡镇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小水电的建设，每年新增5万—7万千瓦，到1975年，地方小水电站装机达到40—50万千瓦，实现大电网供电，保证50%~60%的生产队用上电；“云天化”及云南氮肥厂、红河州磷肥厂等一批大中型生产化肥企业建成投产，驻昆解放军化肥厂二期扩建工程竣工；云南省1975年比1966年，化肥产量增加118.98万吨，化肥施用量由18.5万吨增至65.4万吨，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科学化水平。

    三、云南三线建设的调整改造

    由于贯彻“靠山、分散、进洞”的方针，注重战备要求，全省三线建设的企业布局不合理，经济效益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共中央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从1978年开始，国务院对国防科技工业提出的“军民结合”的调整方针进行了一些调整。到1983年底，根据国内经济发展的形势和以后建设的需要，国务院把“三线建设”的调整改造提到了议事日程。从“七五”计划开始，进行了三线建设布局的调整改造。云南列入三线调整改造计划的企事业单位共计30个，其中军工企事业单位有25个。

    根据国家对三线企业进行调整改造的方针政策，云南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并先后制定出台了扶持政策，昆明、曲靖等州市也下发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文件，增强了被调整企业自我发展的能力，促进了企业调整改造的进程。在调整改造中，云南国防科技工业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由于军工企业建设之初进山太深，交通不便，产品成本高，在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在困难面前，军工企业坚持“军民结合”的方针，提出了不怕产值低、不怕利润少、不怕品种杂、不怕批量小、不怕难度大的“五不怕”精神，坚定不移地实行调整改造，坚持三线调整与发展云南经济相结合，优化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增强企业的发展后劲。三线调整改造与企业改组改制相结合，优化资本结构、盘活资产、搞活企业。兵器工业、船舶工业、电子工业、航天工业等系统的军工调整企业，在调整建设过程中，贯彻“保军转民”的方针，积极探索开发民用产品的新路子，进行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优化了产品结构，创造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对一些三线军工企业，积极进行改组改制，激发企业活力，对民用企事业单位的调整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船舶、航天工业的调整初见成效。云南省把西南曙光机械厂、西南向阳机械厂、西南云水机械厂、西南高峰机械厂、西南东光机械厂等5家军工厂合并成立昆明船舶工业公司，走“军地结合”公司化运作的路子。同时，合并云南昆船第一机械公司（五〇一二厂）、云南昆船第二机械公司（五〇二二厂）、云南昆船电子设备公司（五〇三二厂）和昆明船舶设备研究试验中心（七五〇试验场），成立昆明船舶设备集团有限公司。到上世纪90年代末，昆船工业区占地63顷，职工7000余人，工业区总资产达15亿。云南省建立的云南航天工业总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为国有大二型企业，职工3000多人，总资产2.69亿元。

    军工兵器配套企业调整改造卓有成效。1966年始建于陆良的云南燃料一厂，原来生产军用发火器材和起爆器材，上世纪80年代调整改造后，成立云南燃一有限责任公司，成为民用起爆器骨干生产厂家，全国百强企业。同期建于楚雄西郊的云南燃料二厂，进行“军民结合”后，改名为“云南天力生物发酵厂”，成为国家大型综合性企业，拥有固定资产2亿多元，成为全国民用爆破器材生产骨干企业；云南机器三厂转军品生产为军、民品生产后，通过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军工产品质量保证体系”考评，从1983年开始连续12年盈利。军工调整改造的企事业中有的把企业发展到国外，产品销售到外国。如云南包装厂，不仅在国内文山、宣威建炸药分厂，与昆明联办“云南东大水泥厂”，还与老挝合资创建“寮云实业有限公司”，把事业做到了国外。云南模具二厂，军转民后生产自行车和轻型汽车配件，其中购物车产品出口美国，把产品卖到国外。

    围绕三线建设，云南新建了一批国防科技工业的企事业单位，改建、扩建了一批军用和民用企事业单位，还从沿海迁来一批企事业单位。提高了云南科学技术水平，壮大了云南的经济实力，大大改变了云南地方工业基础薄弱的落后面貌，促进了云南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也为云南工程设计、技术、施工人员和产业工人的成长创造了条件。

    （作者单位：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三线建设在贵州的曲折历程和巨大成就

    ◎覃爱华 谭玲

    20世纪60年代，中共中央基于国际形势的严峻以及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外敌入侵，决定在西北、西南地区进行三线建设，贵州是西南三线建设的重点之一，从1964年下半年开始，三线建设即在贵州启动。

    一、三线建设在全省的布局及初步展开

    根据中央的一系列指示，1964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中共中央西南局和国家计委在四川西昌召开会议，对西南三线建设进行具体部署。明确贵州是西南三线建设的重点之一，并对一些重大项目的建设作了初步安排。1964年9月，中共贵州省委作出决定，由省计委、省经委及省级有关厅局负责人组成迁建领导工作小组，设立重点建设办公室。同年10月23日至11月10日，省委召开工作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讨论支援三线建设的问题。随后，贵州省正式成立支援三线建设领导小组。（何郝炬、向嘉贵主编：《三线建设与西南大开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第181页。）

    贵州地处西南地区的东南前沿，是东南沿海通向大西南纵深腹地的过渡地带，在全国三线建设中战略地位突出。贵州又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山区，交通闭塞。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充分发挥贵州在西南战略大后方中的地位和作用，国家在贵州部署了一批交通、能源、原材料以及国防科技工业的重点建设项目和生产基地，这是贵州历史上第一次被纳入国家的重点建设。

    贵州的三线建设，仅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以下简称“三五”）期间，全省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就达46.26亿元，占全国三线地区同期基本建设投资计划总额的12.8%。这一时期，贵州除要重点建设一批国防科技工业项目外，列入计划的民用重点项目也有92项。

    1965年1月，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七机械工业部和第四机械工业部相继在贵州建立了办事处或筹备处；煤炭工业部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也同时在贵州六枝成立，并随即成立了六枝、盘县、水城3个矿区指挥部。

    贵州的三线建设重点是铁路建设、煤炭基地建设、国防科技工业基地建设、重点工业部门的建设等方面。

    在铁路建设方面。交通闭塞是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制约因素。由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使得曾经开始动工修建的川黔、贵昆、湘黔三条铁路干线相继停工。加强贵州的铁路交通建设，既是改变贵州落后面貌的关键措施，也是三线建设的战略需要。中共中央、国务院要求贵州把铁路、电力建设放在首位，抓紧川黔铁路的配套收尾，集中力量建设滇黔线，同时加紧湘黔线的勘探设计，并决定西南铁路建设指挥部设在安顺，由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和铁道兵副司令员郭维诚任正副指挥。1964年8月，贵州决定迅速修建川黔铁路、贵昆铁路和联接四川与云南的成昆铁路。同年9月，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主持，组成了有铁道兵、铁道部和有关部门主要领导人参加的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下设工地指挥部、技术委员会和地方支援铁路修建委员会。工地指挥部具体部署了先取川黔再取贵昆、然后会战成昆的施工计划。随后，从全国各地调集的铁道兵和铁道、煤炭、冶金等系统的施工队伍，连同当地民兵组成筑路大军，开始恢复川黔、贵昆铁路的建设。1965年川黔铁路建成通车；1966年贵昆铁路建成通车；1972年湘黔铁路建成通车。3条铁路干线相继建成通车，使川、黔、滇三省铁路联成一体，改变了贵州交通运输落后的状况，为贵州矿产资源开发和加强工业、国防建设创造了前提条件。

    在煤炭基地建设方面。1964年，根据三线建设战略部署，国家确定大规模开发六盘水地区的煤炭资源，主要任务是为了与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相互配套并满足西南三线建设的需求。

    “六盘水”位于贵州西部，包括六枝、盘县、水城，总面积1万平方公里。六盘水煤炭资源丰富，探明储量达150亿吨，占全省煤炭总储量的30.7%。1965年1月，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在六枝成立。随后相继成立了六枝、盘县、水城3个矿区指挥部，组建了水城煤矿设计院。基地建设采取了“大会战”的形式，所有矿井和矿区、厂区的建设，均实行老区带新区的办法，即煤矿老区的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工人以及部分施工设施成建制地调往新区，从建设到生产一包到底。根据煤炭工业部《关于抽调施工、地质、设计等力量支援西南煤矿建设的指示》，先后被抽调到贵州的施工单位有：黑龙江鹤岗煤建公司、辽宁阜新清河门工程处、四川煤矿基建公司、北京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山西建筑公司、华东煤矿工业公司（基建二、六、八处）、山东煤矿基建局、平顶山基建公司群英队、双鸭山矿务局红火箭队；地勘单位有：吉林112队、中南129队、广东152队、云南198队、京西勘探队、河北峰峰水文队、山西煤田地质制图室；设计单位有：武汉煤矿设计研究院、重庆煤矿设计研究院；制造单位有：徐州煤矿机械制造厂、杜集机械厂、抚顺矿灯厂、抚顺火药厂等。

    1966年，六盘水煤炭基地建设进入高潮，大小“会战”在六枝、盘县、水城三个矿区展开，“会战”中，广大干部、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日夜奋战，创下了老鹰山竖井创月进105米、汪家寨斜井创月进220米、大用平硐创月进360米等全国纪录。

    1967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日趋严重，六盘水煤矿基地的建设一度陷于停顿、瘫痪状态。直到1969年4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表关于要求“以大局为重，以三线建设为重，全力以赴，保证1970年7月渡口钢铁厂出铁”的讲话以后，六盘水煤炭基地的建设才有了转机。1970年4月24日，水城矿区从野马寨车站开出第一列煤车，驶往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标志着六盘水煤矿基地开始发挥与攀钢的配套作用。到1978年，六盘水煤炭基地已初具规模。据统计，从1965年到1978年的14年中，六盘水煤炭基地累计完成基本建设投资14.6亿元，新增固定资产10.27亿元；开工建设矿井23对，设计能力1210万吨；交付生产矿井21对，设计能力1000万吨；建成洗煤厂4座，入洗原煤能力470万吨。与此同时，还建成了一系列矿区配套工程。六盘水煤炭基地的建设，从根本上改变了贵州煤炭工业的落后面貌。1978年，全省原煤产量达到1669万吨，比1965年增长4.8倍。

    在国防科技工业基地建设方面。国防科技工业是贵州三线建设的重点，主要内容是建设航空、航天、国防电子三大工业基地。此外，还有兵器工业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空军后勤部分别安排的部分建设项目。

    第一，航空工业基地建设方面。根据三线建设的总体安排，第三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部前身）按照“小规模、专业化、大协作”的原则和“先建缺门短线的辅机工厂，后建主机厂；先发动机，后飞机；先品种，后数量；一套套、一片片分批分期建设”的步骤，确定在贵州安顺地区兴建一套歼击机工厂，建成一个航空工业基地，即〇一一基地。1964年11月，第三机械工业部从北京、上海、天津、保定、西安、成都等地抽调191人组成先遣组到贵州，开始航空工业基地的筹建工作。1965年2月，第三机械工业部在贵州正式设立了办事处。从1965年起，全国16个省、市的35个对口分迁、包建、援建基地建设的一、二线航空工厂，共组织了1万多名优秀工人、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领导干部奔赴贵州，在艰苦的条件下，开始大规模的基本建设。这一年，先后有34个企业、12个辅助项目上马。先期分迁到贵州的贵阳电机厂、华阳电工厂、天义电工厂实现了当年设计、当年施工、当年投产的目标。到1969年，航空工业基地已有18个企业建成投产。1970年5月，基地成功地进行了首台涡喷7发动机总装试车，1974年试制成功歼6原型飞机，1975年研制出歼6甲全天候歼击机，到1978年底，已生产数百架飞机、数百台航空发动机、近百发空空导弹以及数百万台、套、件机载产品。

    第二，航天工业基地建设方面。航天工业基地是第七机械工业部（航天工业部前身）按照“型号为纲、地区配套”的原则，确定在贵州遵义地区新建导弹、火箭的研究、设计、生产基地，即〇六一基地。1964年9月，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统一组织的国防工业第六路踏勘小组开始在贵州黔北地区踏勘选点。1965年3月，由七机部二院和上海机电二局派出的首批人员到达遵义，开始筹建工作，经过进一步踏勘选点和调整，选定了各个项目的建设地址。同年8月，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批准了基地建设布局方案。1966年初，中共中央批转了《关于加速黔北基地的报告》，批准了工程建设规模和工程指挥部的组成，作出了工程由“两部”（七机部、建工部）、“两地”（上海市、贵州省）负责包建的决策，明确了“两部”“两地”的主要任务和分工，并将整个工程列为全国重点建设项目之一。随后，各厂的筹建班子很快建立并进入基地，来自北京、上海、西安、沈阳等市的筹建人员和河北、四川、福建等省的施工、勘探、设计人员，汇成一支2万多人的建设大军，全面展开了航天工业基地的建设。但从1967年起，由于“文化大革命”运动导致的全面混乱，基地建设受到很大干扰。直到1970年3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对工程实行军事管制以后（1973年结束），一度放慢的建设步伐才得以加快，当年就有14个工厂先后建成投产。12月，首批导弹试生产成功并交付部队。基地初步建成投产以后，为了实现科研、生产的配套，建成“又生产又科研，以生产为主的综合基地”，基地提出了“全面跃进，突出地面，补缺漏，力争配套”的方针，于1971年底基本建成了初具规模、航天产品完整配套的生产体系，并生产出首批地面装备和车辆，开始进行新型号产品的研究设计。到1978年，贵州省已先后进行了多个型号航天产品的研制和多种型号产品的配套研制与批量生产，取得了一批预先研究和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应用等成果，基本上形成了航天产品型号预先研究、型号研制、工艺配套、批量生产的格局。

    第三，电子工业基地建设方面，在建设航空、航天工业基地的同时，第四机械工业部根据三线建设的要求，确定在贵州建设一个以生产军工产品为主的电子工业基地，即〇八三基地。1964年9月至11月，第四机械工业部、国防部第十研究院参加国务院国防工办组织的国防工业第十踏勘组，到贵州进行了实地踏勘，提出了围绕凯里、都匀两地集中建设国防电子工业基地的初步设想。1965年2月，第四机械工业部在贵州设立了基本建设筹备处，并对电子工业厂址进行复勘定点。同年9月，成立了有地方有关领导人参加的〇八三工程指挥部。根据国家的统一部署，第四机械工业部和有关省、市确定了一批大、中型电子企、事业单位以搬迁、包建等方式支援贵州。由于各方面的积极努力，基地的基本建设进展很快，1965年就有南丰机械厂、凯旋机械厂和西南雷达技术研究所相继开工。南丰机械厂的建设仅用了1年的时间，1966年就生产出了当时国内较先进的中型电子计算机。从1967年起，受“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冲及，基地建设速度放慢。为了保证基地建设，继1969年对基地实行军事管制以后，我国又于1970年派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援基地建设。1969年至1971年间，基地又有四一四医院、四一八医院、贵州无线电工业学校、四〇一〇库、〇八三基地通信总站等先后动工建设。到1972年，贵州国防工业科技工业三大基地的绝大多数企、事业单位基本建成，投产的生产企业已达74个。在继续进行基本建设中，基地还先后试制、生产了雷达、电子对抗设备、军用电台等产品和一大批元器件。1977年，基地成功研制国内第一个数字控制试验卫星地面站，为国内通信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三线建设中，贵州省相应地进行了电力、冶金、机械、化工、建材等工业部门的建设，形成了贵州工业化的基础。

    二、三线建设的曲折发展

    由于三线建设大部分时间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因此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

    （一）“文化大革命”对贵州三线建设的冲击和影响

    从1967年起，“文化大革命”愈演愈烈，动乱加剧，贵州的三线建设受到很大干扰。这一年，由于各级领导机构被造反派“夺权”，全国上下开始一片混乱，规模越来越大的“大串联”，加剧了铁路运输的紧张局面，武斗事件和各行各业停产“闹革命”，给企业搬迁和项目施工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三线建设所需物资严重短缺，一些建设项目所急需的材料和设备，不得不采取“军运”的办法来保证，这种状态一直延缓到1969年。1967年到1969年3年间，全省基本建设投资一共只完成12.06亿元。在这3年中，每年都有一些项目不能按计划搬迁或完工，一些在建项目也都大大放慢了施工进度，不少重要工程被迫停工。

    1969年底和1970年初，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对〇八三、〇一一、〇六一三大工程指挥部相继实行军事管制（到1973年结束），1970年，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派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援三线工程基本建设，迅速稳定了局势，建设才得以恢复。

    （二）“文革”后期三线建设取得的成就

    1970年，国家提出了在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四个五年计划（以下简称“四五计划”）期间，要狠抓备战，集中力量建设战略后方，建立不同水平、各有特色、大力协同的经济协作区，初步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总要求，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三线建设的继续开展。

    1971年9月，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调整建设步伐，明确三线建设不再铺新摊子。不久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三线建设又较为顺利发展起来。因此，1971年前后，贵州三线建设出现了第二个高潮，除了继续进行搬迁企业的工作外，重点是续建和改建、扩建国防科技工业、煤炭工业、冶金工业、电力工业的大中型项目以及进行铁路建设。1971年是贵州三线建设中安排基本建设投资最多、新增生产能力最多的一年。全省实际完成基本建设投资16.35亿元，超计划11.9%，比上年实际增长32.6%。1972年，国家针对经济工作中暴露出来的粮食销量、工资总额和职工人数“三个突破”的问题，对年度计划的安排进行了调整，强调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三线建设的地位开始改变，建设规模转向收缩。但是，由于贵州的建设项目已全面铺开，客观上还无法进行很快的收缩。到年底，全省实际完成基本建设投资11.48亿元，超计划12.5%。

    1973年，全省基本建设投资计划额比上年实际减少了33.7%，中央有关部门也开始撤走建设人员。由于基本建设投资和建设人员的减少，全省绝大多数在建项目被迫作了调整，有的削减了单项工程，有的缩小了建设规模，有的确定延长建设工期。这一年，全省实际完成基本建设投资7.54亿元，比上年实际减少34.3%，1974年，全省基本建设规模继续收缩，有9个在建项目被列为停建或缓建项目，已列入“三五”计划和“四五”（1971—1975年）计划而未动工的建设项目，也都被压缩不再开工。全省全年实际完成基本建设投资只有5.45亿元，其中中央直属项目完成3.58亿元，占65.7%。1975年各部门进行整顿，生产建设情况有所好转，但全省实际完成的基本建设投资也只有6.85亿元。1976年，全省安排的34项大中型项目都是继续进行扫尾工程。全年实际完成基本建设投资6.02亿元，其中中央直属项目完成3.89亿元，占64.6%。

    这一时期，虽然受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严重冲击，但不少科技人员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中，坚守岗位，坚持科学研究，仍然取得一批重要的科技成果，作出了积极贡献。

    三、贵州三线建设的主要成就及其影响

    三线建设在贵州历经了十多年时间，所取得的成绩是突出的，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为贵州的大开发奠定了好的基础。但是由于客观的一些因素，三线建设也存在规划不科学，项目的布局有盲目性等问题。

    （一）三线建设的主要成就

    据1964年至1976年的统计，全省累计完成基本建设投资98.93亿元。其中，中央直属项目完成76.37亿元，占72.2%，地方项目完成22.56亿元，占22.8%。13年中，全省新增固定资产54.24亿元，相当于1950年至1963年贵州新增固定资产的3.49倍。这一时期的建设主要是生产性建设，13年中全省完成的生产性建设投资为87.36亿元，占总投资的88.3%；完成非生产性建设投资11.57亿元，占总投资的11.7%。基本建设任务完成得最多的是工业部门（主要是重工业）和交通运输部门（主要是铁路建设）。在13年内累计完成的基本建设总投资中，铁路建设占18.1%，国防科技工业占17.5%，煤炭工业占14.7%，电力工业占8.9%，冶金工业占9.7%，机械电子工业占4.8%，化学工业占7.5%，建筑材料工业占1.9%。

    经过三线建设，贵州的综合经济实力迅速增强，产业结构有了很大变化。1978年与1965年相比，全省国民生产总值由24.42亿元增加到46.62亿元，增长90.9%；国民收入总额由22.01亿元增加到41.62亿元，增长89.1%；地方财政收入由3.35亿元增加到6.26亿元，增长86.9%。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的比重由1965年的62.4%下降为1978年的41.7%，下降20.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比重由23.1%上升到40.4%，上升17.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比重由14.5%上升到17.9%，上升3.4个百分点。

    三线建设使贵州增加了一大批工业企业，改变了全省的工业布局和工业的内部结构，工业生产能力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工业基础落后的状况得到根本改变。到1976年底，全省工业企业已有6798个，比1965年增加81.1%，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有1834个，增加19.3%，所增加的多数是大、中型企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拥有的固定资产原值达57.9亿元，比1965年增加5.54倍，职工达46.72万人，比1965年增加2.56倍。由于建设项目是以贵阳为中心、沿铁路干线两侧展开的，因而工业布局有了很大变化，贵阳、六盘水、遵义、安顺、都匀、凯里等已成为省内重要的工业中心。从工业内部结构看，国防科技工业、煤炭工业、电力工业、冶金工业、民用机械电子工业、化学工业等成为优势部门。国防科技工业的生产企业，绝大多数都是技术力量雄厚、设备先进、自动化程度较高的大、中型企业。

    三线建设期间，川黔铁路、贵昆铁路、湘黔铁路三条干线相继建成通车，同时建成了湖林、开阳、水大等铁路支线，加上原已建成通车的黔桂铁路，到1976年，省境内铁路干线、支线通车里程已达1365公里，每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通车里程达到77.5公里，路网密度已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此外，一些厂矿还建成铁路专用线共123条，总长265公里。铁路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较大地改变了贵州交通闭塞的落后状况，加强了贵州与全国各地的经济社会联系。

    在三线建设中，由于一部分科研单位、教学单位和一大批工业企业内迁，这给贵州带来了大批科研、教学、工程技术人员和大量较为先进的设备，迅速拓宽了贵州的科学技术领域，大大增强了全省科学技术方面的实力。经过三线建设，贵州的科学技术队伍已发展为包括中央各部属研究院（所）、中国科学院所属研究所、国防科技工业部门科研单位、地方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在内的“五路大军”，这是开创贵州经济建设新局面、促进贵州社会进步的一支重要力量。

    三线建设还给贵州城镇带来了发展机遇。为了适应三线建设的需要，贵州1966年恢复了安顺、都匀市的建制。随着新建铁路干线的通车、工业布局的展开和矿产资源的开发，原有的一些城镇焕发了青春，增强了经济实力，同时新的城市和一大批功能不同、各具特色的工矿区也迅速形成，它们逐步成为一定区域的经济和文化中心。1978年12月，国务院批准将六盘水设为贵州的第二个省辖市。到1978年末，贵州的建制市已增加到5个，城镇人口增至323.97万，比1965年末增长了43.6%，城镇人口已占全省总人口的12.1%。

    贵州人民为支援三线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贵州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全力以赴，积极支持国家战略布局，1965年4月21日，贵州省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办理国家基本建设用地征拨手续的通知”，征拨有关地区的土地给国防工业企事业建设单位使用，保证三线建设的用地需要。同年5月，贵州省委成立省委军工领导小组和省委国防工业办公室，负责全省国防工业建设的组织协调工作。6月，贵州省政府决定将部分地方企业单位的厂址、厂房划给国防企业使用，以支持三线建设快速开工。同时，省国防工业领导小组还要求计划、物资等部门安排落实，为畅通基建材料提供保障。贵州各地方党委、政府与三线建设单位亲如一家，像战争年代支援前线打仗一样，组织当地群众浩浩荡荡开进工地参加三线建设，帮助解决施工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

    湘黔铁路作为党中央大三线战略的重要工程，1970年开始大规模建设。贵州湖南两省共动员了80万民兵进行会战，1970年9月起，贵州相关各县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父送子、妻送郎，成千上万基干民兵队伍开赴湘黔铁路建设“大会战”的动人场景，在当时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参战的民兵们历时两年，在条件差、待遇低的工作环境下，顶烈日、冒酷暑、战风雪、斗淫雨，硬是肩挑、背扛、手拉，圆满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上百名贵州民兵牺牲在了“会战”的战场。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三线建设时期，建设者们表现出来的那种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精神；那种勇于奉献、忘我劳动的精神。三线建设项目一般都摆在远离大城市的环境艰苦、交通不便的山区。而参加三线建设的干部群众，大多数都是来自生活条件较好的大城市。广大建设者胸怀对祖国的忠诚，心系国家民族的安危，在“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下，接到参加三线建设的调令后，短短几天时间，草草安排好家事，就告别亲人踏上了征程。到达目的地后，施工区既无住房又不通公路，不通水电。开始阶段，吃的是干咸菜，住帐篷、席棚或租用民房，有的干脆住在山洞里，以后又自己动手修建“干打垒”（用石料和泥土为墙的简易住房），生产上创“高标准”，生活上则自觉承受“低标准”而毫无怨言。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数十年如一日、默默无闻地工作着、生活着，为了祖国的国防建设、工业建设贡献了自己宝贵的青春和聪明才智，创造了三线精神。三线精神凝聚了三线人在三线建设中高度发扬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它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然是十分珍贵的。

    （二）贵州三线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影响

    三线建设主要是立足于战备需要进行的。为了应对即将发生的战争，就要抢时间、争速度。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三线建设来不及进行周密、综合、科学的规划，许多项目的布点和建设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目性。

    第一，投资过分地向以国防工业为中心的重工业倾斜，没有相应的把农业和轻工业搞上去，造成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形成“重工业越来越重，轻工业越来越轻”的现象。此外，过分强调“先生产，后生活”，三线建设非生产性投资很少，城市公用设施和住宅建设不能满足最基本的需要，致使许多企业和科研单位的职工住宅条件恶劣，生活十分不便。这既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又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改善。

    第二，由于当时的形势，国家对三线建设的进程要求过快、过急，计划不周，对基础设施建设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许多项目仓促上马，不能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工程建设是“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有的项目在定点时未经周密的地质勘探和自然资源、生产环境的可行性研究，盲目定点；有的项目前期准备工作不足，盲目施工；有的项目施工忽视工程质量。因此，留下了一些后遗症，造成了一些浪费和损失。

    第三，在厂址选择上片面强调“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工业布点过于分散、隐蔽，企业为了在山沟里独立生存，不得不搞“小而全”“大而全”，尽可能做到配套成龙，一个企业一个社会，无城镇依托，形成“工厂办社会”的状况，企业负担沉重，对城市化进程推动不大，加之选点不当，环境恶劣，不少工厂后来被迫搬迁重建，造成较大损失。

    第四，国防工业和为军工配套服务的民用工业，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与地方经济和人民生活隔绝，加之军工企业产品单一，设备专用，分工过细，在军品减少或型号取消的情况下，转型难度很大，因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提高均受到制约。

    贵州的三线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用特定的方式，按照预定的目标进行的一次以国防工业为中心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实践证明，党中央当初作出的三线建设的决策是正确的，虽然其中有十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但由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广大干部、科研人员、工人的艰辛劳动、奋发有为、排除干扰，在曲折发展中，建设仍取得一定进展。贵州的三线建设，成绩是主要的，它是贵州有史以来经济建设的一次大开发、大发展。三线建设所形成的巨大的物质技术力量，对贵州生产力资源的开发、增强贵州的经济实力，都有着重大的意义和作用；为贵州在新历史时期打破封闭、扩大开放等，创造了很好的条件。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贵州三线建设的潜力和优势逐步得到发挥，为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更大的贡献。

    （作者单位：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

    传承三线精神着力推进新常态下宁夏新发展

    ◎余剑雄 张瑾

    20世纪60年代，党中央将三线建设提到了关系国家安危的战略地位，对国民经济布局进行了大调整。被划入三线建设范围的宁夏，实施了一大批重点工程建设，从而大大增强了宁夏的工业基础和经济实力。历经半个世纪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当前，经济发展转入新常态，宁夏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如何传承三线精神，更好地适应新常态、谋求新发展，加快开放富裕和谐美丽宁夏的建设步伐，是摆在全区回汉各族人民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宁夏三线建设的历史进程

    （一）宁夏三线建设的兴起

    从1965年初开始，三线建设中一些被列为国家或有关部委重点项目的大中型骨干企业，在宁夏各地陆续建成投产。7月，由石家庄拖拉机配件厂迁建的以生产拖拉机、内燃机、汽油机活塞和活塞环为主的吴忠配件厂，在吴忠建成投产。10月，由北京仪器厂迁建的以生产电子式万能拉力试验机、机械式万能拉力试验机、扭转试验机等为主的青山试验机厂，在青铜峡建成投产；由大连机床厂迁建的以生产数控车床、仿型车床、组合车床、铣端面钻中心孔机床等为主的长城机床厂，在银川建成投产。11月，由大连起重机器厂迁建的以生产起重机、减速器等为主的银川起重机器厂，在银川建成投产。12月，由沈阳中捷人民友谊厂迁建的以生产方柱立式钻床、珩磨机床等为主的大河机床厂，在中卫县建成投产；由青岛橡胶二厂和沈阳第三橡胶厂部分合并迁建的以生产载重汽车轮胎、轻卡汽车轮胎、轿车轮胎、航空轮胎、子午线轮胎、农用轮胎及航空轮胎翻新等的银川橡胶厂，在银川基本建成投产。年底，由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435室、436室、215室合并迁建的全国最大的钽、铌、铍生产科研基地和全国唯一的铍材料研究中心的宁夏有色金属冶炼厂，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建成投产。1965年在宁夏的迁建项目共17个，其中搬迁14个，新建3个。

    1966年初，又有两家重点企业建成投产。2月，由大连仪表厂迁建的以生产插入式、圆环式涡漩流量计等流量、压力类仪表为主的银河仪表厂，在银川建成投产。3月，由上海自动化仪表七厂迁建的国内规模最大的调节阀生产厂吴忠仪表厂，在吴忠县建成投产。同时，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调整时下马的许多企业，在三线建设的推动下也纷纷恢复建设和生产，使宁夏经济建设继50年代末期之后，在1965年至1966年又兴起了一次建设高潮。

    （二）宁夏三线建设的全面展开

    1969年，因“文化大革命”混乱局面而停止的三线建设又继续进行。9月，由沈阳中捷人民友谊厂迁建的，以生产全国主要机床厂所需机床铸件为主的长城机床铸造厂在银川建成投产。10月，由辽宁瓦房店轴承厂迁建的，以生产广泛用于铁路、石油、化工、冶金所需各类轴承为主的西北轴承厂在平罗县大水沟建成投产；由天津红旗仪器厂迁建的，以生产硬度计、冲击试验机、蠕变及持久强度试验机、包装容器试验机等为主的吴忠微型试验仪器厂，在吴忠县建成投产。1970年4月，由山东七三二厂迁建的，以生产军用配套设备等为主的兴庆机器厂在银川建成投产。8月，青铜峡铝厂建成投产。9月，由河北省张家口煤矿机械厂、安徽淮南煤矿机械厂、辽宁抚顺煤矿机械厂迁建的，以生产综采普采刮板机、车载机、破碎机、皮带机、洗选设备、矿井专用设备、各类防爆电机等为主的西北煤矿机械一、二、三厂在石嘴山市大武口附近建成投产。这些企业拥有较雄厚的技术力量和较先进的经营管理能力，不仅填补了自治区新兴工业的空白，而且改善了自治区的工业布局，极大地增强了自治区的工业基础和经济实力，使宁夏工业建设的面貌有了显著变化。

    （三）宁夏三线建设的深入推进

    至1976年10月，由吉林省五四二厂迁建的清河机械厂在固原县又建成投产。加上“文化大革命”前夕三线建设中由外地迁宁大中型企业的建成投产，这些企业从技术、设备和管理等方面支援、促进了自治区原有一些中小型地方工业企业的生产。生产起重设备的银川起重机器厂，生产能力一再提升，产品1968年突破了徘徊于60吨至80吨之间的局面，达到107吨，1970年猛增到746吨，1973年又发展到1531吨。随着这批迁建企业的兴建和整个工业生产的发展，银川标准件厂、银川机床修配厂、贺兰电机厂、银川电线厂等一批中小型配套企业也先后建成投产，增强了工业企业相互协作的能力，加上电力、建材、化工及轻工业的较快发展，宁夏初步形成了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

    二、宁夏三线建设的历史成就

    三线建设实质上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一次重大调整，是沿海工业生产能力向内地腹地的一次大推进，是先进的工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向落后地区的传播和扩散，对宁夏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改善了宁夏生产力布局，夯实了宁夏工业建设基础

    通过三线建设，宁夏全区的生产力布局及工业布局明显改善，工业产品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一些新兴的工业行业逐渐形成并初步发挥了优势，一些企业由于拥有较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产品很快畅销全国。三线建设还带动了交通运输、日用化工、冶炼等地方工业的较快发展。1970年12月，自治区自行设计施工的长452.7米的第一座黄河公路大桥——叶盛黄河公路大桥建成通车。1972年底，全长508公里的银川至兰州218微波工程破土动工（1977年10月1日竣工投入使用），开始利用微波电路传送中央电视台的彩色电视节日。1974年6月，设计年产烧碱1000吨和液氯、盐酸各500吨的宁夏日用化工厂建成投产。1974年底，设计年产10万吨的贺兰山磷矿建成投产。1975年9月，银川市自行设计、施工，采用箱涵顶新技术的纬六路与包兰铁路立体交叉工程建成通车。同年9月30日，设计年产冶金焦10万吨的第一座大型焦炉在宁夏钢铁厂建成投产。1976年1月，宁夏将开采原盐已有160多年历史的吉兰泰盐场，改建成了全国第一座大型机械化湖盐场。交通运输也随着铁路、公路的增加而改善，货物周转量和客运量较1965年分别有了50多倍和6倍多的增长。宁夏一直不能生产的大型机床、配套轴承、矿山机械及各种精密仪器仪表开始问世，煤炭、机械制造、铝锭、轮胎、合成氨、农用化肥、小型拖拉机、卷烟、日用化工、轻纺等工业产品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门类较齐全。因此，从1970年起自治区工业总产值一跃超过农业总产值而且稳步上升，到1975年，工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0.7%。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使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发生了根本变化，由1965年的40.0%上升到1976年的70.8%，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利税总额较1965年上升了563.4%。

    （二）许多新兴工业从无到有，填补了宁夏工业的空白

    在内地迁宁企业的带动下，宁夏的工业发展速度大大加快，促进了经济的全面发展。1969年2月，银川机修厂建成铸钢车间并炼成了第一炉钢。同年，大河机床厂研制成功自动控制高精度立式钻床，填补了全国机器制造业的一项空白。1970年7月，在甘肃、青海等兄弟省（区）的大力支援下，银川汽车修配厂的工人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成功试制出了“六盘山”牌4吨载重汽车。1970年10月底，吴忠材料试验机厂制成宁夏第一台中国式大型单晶炉，并拉出了第一炉合格的单晶硅。同年底，自治区第一座现代化糖厂——银川糖厂建成投产，生产出“六盘山”牌白砂糖，结束了没有制糖工业的历史。1972年9月25日，拥有1000个精纺纱锭、设计能力年产绒线700吨的第一座现代化绒线厂——灵武绒线厂建成投产。至此，纺织工业蓬勃发展，初步形成了具有棉纺、毛纺、亚麻纺、针织、绒线等行业的纺织工业系统，全区纺织工业总产值每年平均递增18%，给国家提供积累资金近亿元。

    三、以三线精神为动力，实现新常态下宁夏新发展

    三线建设是新中国建设不可磨灭的一页，广大的建设大军在努力完成许多宏大建设工程项目的同时，也创造了以“奉献、协作、创业、创新”为主要内容的三线精神。三线精神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是宁夏回汉各族人民精神家园的重要渊源之一。在坚持和弘扬三线精神的基础上，宁夏形成了“务实苦干、负重拼搏、开放合作、团结包容”的精神风貌和作风，这是激励全区各族人民奋勇前行，不断取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以三线精神为动力，以宁夏精神为引领，宁夏回汉各族人民适应新常态、谋求新发展，形成加快开放富裕和谐美丽宁夏的建设步伐，奋力开拓宁夏经济发展的新局面。

    （一）以三线精神为基础，构筑宁夏发展的精神高地

    要把弘扬三线精神与宁夏精神结合起来，构建宁夏加快发展、跨越发展的精神高地；把三线精神传承好、弘扬好，用三线精神增强全区人民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引导和激励干部群众在新的实践中奉献建设家乡的智慧和力量，共同努力开创新的业绩。

    要以三线精神释放文化张力。进一步加大“三线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开发、利用力度，努力把宁夏建设成为“三线文化”的聚集区、展示区、辐射带，不断彰显“三线文化”魅力，增强宁夏文化软实力；积极开展三线建设史料征集研究、实物抢救、旧址保护、人物访谈等工作，全力收集抢救保护三线建设历史资料；加强三线建设的博物馆建设，进一步丰富三线建设博物馆馆藏，增加博物馆的历史厚重感和内容丰富性；深入实施“一套书、一首歌、一个场馆、一部电视剧、一套文艺节目、一批三线建设遗址”的“六个一”工程，把三线精神组织成可读、可看、可听、可唱、可演、可参观体验的实体，打造宁夏三线文化“独创本”。

    要以三线精神弘扬优良作风。把弘扬三线精神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结合起来，持续深入抓好党的作风建设；大力加强思想教育，通过编发三线建设干部读本、学生读本，让三线精神走进课堂，用三线精神教育人、引导人、激励人，确保思想不滑坡、精神不颓废、作风不飘浮、意志不懈怠；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对照三线精神，深入开展“三严三实”活动，解决好与共产党员的人生观价值观背道而驰、与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相符合、与三线精神形成强烈反差的突出问题，保持党内充满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始终做到为民务实清廉。

    （二）弘扬三线精神，谱写“一带一路”战略的宁夏篇章

    三线建设形成的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对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在宁夏的实施有着重要意义。对内对外开放是经济新常态的基本要求，也是新常态下宁夏经济运行的基本态势。中央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并出台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规划》，把宁夏定位为“推进主要面向阿拉伯国家及世界穆斯林地区开展交流合作的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把银川定位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节点城市”。这是宁夏进一步深化对内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是宁夏进一步“走出去、引进来”的战略机遇，也是宁夏在新常态下进一步加快自身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源泉。因此，我们要抓住机遇，以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支点为引领，全力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和中阿博览会两个“金字品牌”，建好中阿空中、网上、陆上丝绸之路通道，着力打造中阿国际贸易投资便利化、金融合作、人文交流示范区。

    具体来讲，一是要先行先试、重点突破，把国家的规划研究透，制定好《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宁夏规划》，确定好目标、任务、项目和政策措施；要加快宁东基地、银川综合保税区、滨河新区、生态纺织产业示范园的贺兰园区和灵武园区、利通区生态纺织产业园、银川空港物流园区等的深度融合发展，努力争取成立国家级经济开发新区，成为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的突破口；要在金融、投资、电子商务、通道建设和对外投资合作等方面找准几个能抓在手上的战略性举措，选准突破口，盯住几件具体事来做，逐步见到成效；要加快推进中阿贸易投资便利化，吸引更多的外贸企业来宁开展业务。二是要创新机制，办好中阿博览会，力求既要服务国家总体外交战略，争取把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的一些重要活动放在宁夏，又要扎实推进中阿务实合作，并根据双方的合作意向和需求，实实在在地落地一些合作项目。三是要推进与区外知名企业和兄弟省区市的合作，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不断加强与有关省区市的协作，加强与区外有关企业的战略合作。“一带一路”将是宁夏深化改革，产业升级的巨大推动力。当年三线建设在宁夏从艰苦创业、白手起家到调整改造，再面向市场经济，为“一带一路”在宁夏的实施奠定了基础。当年三线建设有一句著名的口号是“好人好马上三线”，我们相信在中央“一带一路”战略指引下，必将会出现“好人好马”为“一带一路”贡献力量的大好局面。

    （作者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党史研究室）

    青海三线建设研究报告

    ◎魏守良 张娟娟

    1965年至1979年的青海三线建设，横贯三个五年发展计划，对青海工业化进程、人口和人力资源的增长、区域发展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通过对青海三线建设的历史回顾与考察调研，形成了如下研究报告。

    一、青海三线建设的发展历程及其成就

    青海由于自身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等因素成为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之一。中共青海省委、省人民政府根据中央的指示和决定，开始着手部署三线建设工作。1964年7月，青海省委四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确定：“今后的工作任务中，涉及建设一批小型军工厂的内容，必须坚决贯彻中央指示精神，充分发动群众，依靠自力更生，解决吃、穿、用问题，为大规模建设做准备。”（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青海省历次党代表大会重要文献汇编（第一次至第五次）（下）》，第57页。）青海地处三线，建设的着眼点必须是：“一旦发生突发事件，不仅不依赖国家，做到自给，坚持斗争，而且尽力支援一、二线，支援国家。”（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青海省历次党代表大会重要文献汇编（第一次至第五次）（下）》，第64页。）11月18日至12月5日，全省计划工作会议确定，计划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抓紧进行三线建设，用整风精神开展经济革命，推动经济建设发展。”（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青海历史大事记（1932—2010）》，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100页。）1965年2月召开的省委四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确定1965年的主要任务是：“积极支援三线建设。我省地处全国腹地，是三线后方，根据地理位置和资源条件，适于建设一些重要工业。国家安排我省今年和‘三五’期间三线建设任务十分繁重，必须全力以赴，切实做好有关迁厂和支援建设等工作。”（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青海省历次党代表大会重要文献汇编（第一次至第五次）（下）》，第73页。）8月，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西北局工作会议精神，对三线建设等工作进行研究部署。（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青海历史大事记（1932—2010）》，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102页。）12月，省委召开全省计划、基建会议，着重讨论我省1966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基本建设工作，强调加强战备，加强对三线建设的支援。（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青海历史大事记（1932—2010）》，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104页。）

    从1965年3月开始三线建设企业陆续迁入青海，内迁工作一直持续到1979年，但主要是在1965年到1975年进行的，其中，1965年到1966年是青海三线建设企业内迁入青的高潮时期。

    综观青海三线建设的进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青海三线建设的高潮期（1965年—1966年）

    从1965年开始，国家向青海大量投资，发展以机械工业、军工、冶金、交通为重点的大三线建设。青海省1965年开始执行中央三线建设的方针，着手进行企业搬迁、勘察选址等工作。一批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国防工业、有色金属工业等项目相继由沿海和内地迁入青海，其中主要是军工企业及其配套企业。为了加强对三线建设的领导，中央、中央西北局和青海省相继成立了三线建设委员会、三线建设领导小组等机构。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坚实有力的组织领导下，1965年到1966年三线企业大规模迁入、建设，形成青海三线建设企业内迁、建成的高潮期。

    根据中央西北局1965年第一批搬迁西北地区的工业企业建设项目名单，该年份搬迁到青海省的工业企业总共4个项目，5060人，其中冶金一项约4000人。中央将本溪钢厂、石景山钢铁公司部分设备人员迁到青海西宁，建成为一个西北特殊钢厂，生产常规武器和民用的各种优质型材、锻材和各种冷拔钢材等；将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和部分设备人员（约500人，机床60至100台）迁往青海西宁，并入西宁机床厂，生产一号铣床、方形铣床，以解决军工需要及三线缺门品种；将上海力生机器厂部分设备和人员（300人，机床60台）迁往

    青海西宁，与青海通用机器厂合并，生产装岩机。该产品是全国短线，供三线建设矿山需要；将天津拖拉机厂齿轮车间和整个上海第二齿轮厂（共260人，设备129台）迁往青海西宁，并入西宁新生农牧机械厂。

    机械工业企业是青海三线建设的重点。1965年3月黑龙江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山东济南第一机床厂迁来青海，包建青海第一机床厂和第二机床厂（当年投入生产）。同年，第八机械工业部决定在西宁地区新建大型拖拉机制造基地，将上海第二汽车齿轮厂全部设备、人员迁至西宁，之后随着天津拖拉机厂、南昌齿轮厂等部分力量迁来青海，共同组建成青海齿轮厂；鞍山红旗拖拉机厂内迁青海，包建青海拖拉机制造厂（后更名青海工程机械厂）；天津动力机厂内迁青海，包建青海柴油机厂；洛阳拖拉机厂内迁青海，包建青海农机锻造厂（后更名青海锻造厂）、青海农机铸造厂（后更名青海铸造厂）、青海农机工具厂（后更名青海工具厂）；洛阳轴承厂迁来青海，建立青海海山轴承厂；北京微电机厂、天津微电机厂分迁部分设备、人员建立青海微电机厂；从上海力生机器厂内迁部分人员和设备充实了青海通用机械厂；从洛阳、天津内迁一批工人充实建成青海农牧机械厂。

    除机械工业外，还有冶金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化学工业、国防科技工业等工业企业相继迁入。冶金工业方面，1965年5月东北本溪钢厂迁来一部分设备和人员，在青海建立特殊钢厂，建厂时定名为冶金工业部青海五六厂，1972年8月经国务院决定改名为西宁钢厂。（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青海省志·计划志》，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页。）有色金属工业方面，青海省1966年开始筹建国家重要的有色金属冶炼和加工企业民和镁厂，1970年将之正式列为冶金部第四冶金建设公司的项目。化学工业方面，1965年光明化工厂从吉林、辽宁迁来青海，开始建设，1971年投入生产。1965年黎明化工厂由吉林化学工业公司、沈阳化工厂、沈阳油脂化工厂、京西化学公司、天津化工厂、大沽化工厂、北京化学研究院、上海化学研究院、太原新华化工厂内迁建成。内迁企业组建的还有青海制药厂、青海铝制品厂和一部分手工业工厂。

    （二）第二阶段：“文化大革命”干扰下的青海三线建设时期（1967年—1969年）

    在三线建设前期，“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战备为中心、加快三线建设为重点的“三五”计划受到严重冲击和破坏。正常的社会生产秩序被打乱，经济和其他事业受到严重干扰，青海省三线建设受到挫折。主要表现在：

    第一，工业企业内部管理混乱，难以维持正常生产。企业必要合理的规章

    制度，被视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管、卡、压”而废除，管理机构遭到冲击，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被下放，产品品种减少，质量下降，利润下降，亏损增加。不少厂矿陷入停产、半停产状态。据统计，1968年省属14家主要机械工业企业亏损8家，亏损额804万元，盈亏相抵后，净亏损150万元。（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青海省志·计划志》，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7页。）

    第二，许多三线建设项目遭到干扰，被迫停建或缓建。三线建设重要项目——青藏铁路建设计划同样未能幸免，被迫停建。直到1969年，为了适应战备的需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采取果断措施，推动“三五”计划建设重新在全国大规模展开，青藏铁路（西格段）的开工兴建才又提上议事日程。

    （三）第三阶段：青海三线建设的续建收尾期（1970年—1979年）

    1969年中苏边界发生武装冲突，引起党中央的高度关注。为了抵御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1970年，国家提出要在“四五”计划期间狠抓战备，集中力量建好战备后方，这才又促进了三线建设的恢复进行。

    1970年，青海工业总产值完成5.51亿元，比上年增长42.3%，有80多个工交（工业交通业）企业提前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73种主要产品超额完成了国家下达的生产任务，试制投产了260多种新产品，生产了“青海湖”牌载重汽车204辆。西宁钢厂部分投产，炼出了3万多吨优质钢并顺利出铁。晶体管、可控硅、单晶硅等的试制成功和投产，填补了青海省电子工业的空白。青海第二机床厂试制的全自动花键铣床达到了先进水平。

    1972年，国家针对经济工作中已经暴露出来的国民经济农轻重比例失调，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和“三个突破”（粮食销售、工资总额、职工人数）的问题，开始调整基本建设步伐，控制基本建设规模。但由于青海三线建设项目已经全面铺开，客观上无法迅速作出调整。因此，从1973年起，青海对三线建设进行了收缩调整。根据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国家对“四五”计划做的修改，“降低一些高指标，强调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三线建设规模要收缩”等部署和要求，青海省在1973年计划编制中也提出要按照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首位，切实加强基础工业，搞好国防工业，安排好轻工市场。工业发展计划抓好原料生产，支援农牧业；重工业重点抓好钢煤和水泥，迅速组织烧碱、电石、氢氧化钾等新产品的生产；机械工业正确处理主机与配套、配件的关系；轻工业重点抓好棉毛纺织品、原盐、精铝制品等市场继续产品生产等。（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青海省志·计划志》，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9页。）与各部门相应对的三线建设项目也做了压缩。直至1975年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调整，在整顿中求发展，青海工业生产状况才有所好转。

    三线建设后期，内迁企业基本投产，工业生产速度增长较快。1976年到1978年，青海工业生产仍然受到“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对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发展工业的指导思想仍沿用“走增加基本建设投资、扩大生产能力”的老路。省经委在组织实施机械工业生产计划时，还围绕1977年全国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在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口号进行、重点发展农业机械和农机配件，组织丰收1100型脱谷机大会战和西北五省“50”拖拉机“大会战”。青海省在扩建青海农业机械厂的同时，还新建了青海油泵油嘴厂，将西宁向阳农机厂改造、扩建成青海第二拖拉机配件厂。（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青海省志·经济贸易志》，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1979年，青海省内重工业产品拖拉机、内燃机、矿山机械、起重机械和拖拉机及汽车配件等产品产量均创历史最高纪录。但是，由于某些重工产品结构与青海经济发展结合不紧密，导致大型农业机械等重工业产品出现供过于求的现象。后在贯彻1979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中，出现不少重工业企业生产任务不足，产品产量大幅度减少的情况。因此青海省决定停建、缓建112个项目，关、停、并、转了青海钢铁厂、江仓煤矿、上庄硫铁矿、冷湖云母矿、部分军工企业和一批州、县农机修造厂等原料无保证、产品无销路的117个工业企业，对“五五”计划原定的工业产值、产品产量指标做了下调。经过调整的“五五”计划在青海省执行结果良好，工业总产值除1979年较上年略有下降外，其余各年份均保持上升势头。（翟松天、崔永红著：《青海经济史》（当代卷），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4页。）

    随着1979年援建青海省最后一个机械工业企业——黑龙江省哈尔滨量具刃具厂第二批部分人员和设备的迁入（与1966年8月建立的青海机床附件厂合并成立青海量具刃具厂），为三线建设在青海省的全面开展以及企业职工的大搬迁画上了句号。自此青海三线建设迁入企业基本投产运营。此后追加的投资多为解决三线建设的遗留问题，填平、补齐三线建设时期的各类建设项目。

    青海三线建设中，二二一厂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重点建设项目。新中国成立之初，接二连三地面临核威胁和险恶的国际形势，促使党和国家高层不得不从战略高度审视发展核工业及核武器的重要性。1957年5月，国家选定了四面环山，中间平地，人口稀少，地域宽阔，边远闭塞的青海金银滩作为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厂址。1958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代表中央批准了基地选址报告。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第一个核工业基地——国营二二一厂在青海省海晏县建立，从外省迁入万余名职工，并单独设立了一个行政区划单位，即青海矿区。1964年6月，基地建成并投入使用。1964年6月6日，全尺寸的聚合整体爆轰试验在二二一厂六分厂成功进行，这标志着爆炸原子弹的最后一道难关被攻克。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准时起爆。此后，二二一厂的科技人员和职工再接再厉，于1967年6月17日成功爆炸中国第一颗氢弹。我国前16次核爆炸的成品都是在二二一厂加工、装配和启运的，实现了武器化进程，生产出多种型号的战略核武器。

    二、三线建设对青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贡献和影响

    青海的三线建设规模之大，投入之多，成就之显著，影响之深远，在青海省建设史上是空前的。三线建设对青海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历史贡献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三线建设改变了青海的工业结构，奠定了青海工业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前，青海省工业生产十分落后，仅在民国28年到30年间，西宁市有所谓的“八大工厂”（在民国28—30年间，马步芳着手筹办海阳化学厂。海洋化学厂所属企业：火柴厂、修配厂、三酸厂、玻璃厂、制磷厂、洗毛厂、织呢厂、代水泥厂，即是后来人们常说的“八大工厂”。）等一些手工业小作坊。并且青海省原有的民用工业基本是以手工业为主的轻工业。新中国成立之初，青海省先后筹建了茶卡盐场、同仁伐木场、青海绒毛加工厂等国有工业企业和地方国营工厂，发展了机械、电力、化工、农畜产品加工等工业。此后，三线建设的全面展开，开启了青海工业快速发展的新阶段。随着以国防工业为中心，配套进行重型加工工业和重型原材料工业与能源交通建设等项目落地青海并建成投产，青海的工业布局和结构发生了改变，为青海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线建设使青海机械工业得到较快的发展。从1965年到1972年从内地共迁入或部分迁入青海的机械工业等企业31个，由此在青海组建工厂企业19个。同时，1.08万科技人员及职工来到青海，这些都为青海机械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加快青海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人员、技术、智力等的支持。同时，大量内地机械加工企业内迁到青海，使青海的机械工业总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64年的10%上升到1975年的31.24%，成为全省工业部门中的支柱产业。

    三线建设使青海国防工业形成了一定规模。青海的国防工业在三线建设中先后建立了水中兵器、常规兵器、军用电子产品等6个军工企业，形成了尖端武器与常规武器、地面武器与对空对海武器、军用通信装备与民用电子设备等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手段。青海省还先后试制生产了有线通信器材、高空测量仪、扬声器、家用电器、半导体制冷系列产品、太阳能系列产品、民用爆破器材等几十种民用产品，为战时转入军品生产进行了准备。

    三线建设加快了青海地方民用工业发展的速度。三线建设时期，青海地方工业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从加强战备，准备应付严重情况出发，本着更好地为农牧业、为市场、为大工业、为国防军工和出口创汇服务的要求，确立以发展农牧机械、提灌设备、汽车制造、毛纺、合成纤维和为大工业配套服务的修配、包装、协作件加工、辅助材料生产以及以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产品生产等7个重点地方民用工业的新建工程。在三线建设的带动下，青海省先后新建地方国营、集体工业企业552个，其中，在机械工业方面新建了青海农业机械厂、青海水电设备制造厂、青海综合电机厂（后更名青海变压器厂）、青海五七汽车配件厂（后更名青海发动机厂）、西宁汽车配件厂、西宁起重机械厂、西宁仪表厂、西宁压力表厂和一批州（市）、县农机修造厂等；电力工业得到发展，建成了桥头发电厂、朝阳水电厂、青海电化厂、西宁灯泡厂等；在电子工业方面，兴建了电子工业企业青海无线电一、二、三、四厂等。化学工业、冶金工业等也都兴建了工厂企业。

    此外，青海电力、冶金、有色金属冶炼和加工、化学、制药、轻纺等工业门类初步建立并得到发展。经过长期建设，国家重要的有色金属冶炼和加工企业——民和镁厂成为中国产镁基地。光明化工厂和黎明化工厂，成为青海化工行业骨干企业。青海制药厂、青海铝制品厂和一部分手工业工厂等的产品成为省内知名品牌。到1975年，青海工业总产值比1965年增长324 %，平均每年增长15.54 %。

    （二）三线建设促进了青海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

    青海特殊的地质发展和自然地理演化过程，孕育了具有强烈高原特色的多种自然资源。青海矿产资源十分丰富，主要矿产有：盐湖矿产（盐矿、钾盐、镁盐等）、能源矿产（石油、天然气、煤）、金属矿产（有色金属矿、贵金属矿产、稀有、稀土金属、黑色金属等）。青海三线建设前，由于工业化进程缓慢，还有大量资源尚待开发。正是由于三线建设的实施，青海加快了资源开发利用的步伐。比如，在优势矿产资源集中分布的柴达木盆地，各种盐类、能源矿产的大规模积聚为工业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地处柴达木盆地的涩北油气田是三线建设时期国家投巨资建设成的盐化、石油化工和油气生产基地。（《百年石油》编写组：《百年石油：1987—2000》，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414-417页。）三线建设时期又陆续建设了花土沟油田、跃进一号等。改革开放以来，青海把加快资源开发作为振兴青海的重要举措，以煤、铁、铅锌、钾盐等优势矿产为主，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综合利用的投入和开发步伐，初步建成了水电、盐化工、有色金属、石油天然气化工、畜牧业等“五大基地”。这“五大基地”很大程度上也是在青海三线建设时期建成的企业基础上形成的。

    （三）三线建设带动了青海省人口与人力资源的增长

    在青海的三线建设中，一大批工业企业迁入，不仅带来了一批先进设备，而且带来了大批工程技术人员、科研人员，迅速扩大了青海的科技队伍，增强了科技和生产实力。同时，大量随迁家属和施工队伍来到青海参加三线建设。这一时期，青海出现了历史上又一次移民潮，迁入人口规模扩大。1966年到1975年10年内，迁入迁出人口相抵后净迁入19.08万人，平均每年迁入19082人，10年内净迁入人数占同期人口增加总量的17.80%。

    青海省的三线建设不仅仅是物质、技术层面的大转移，也是外地劳动力对青海省劳动力总量和素质的大补充。新增的大批科技人员和相关人力资源，成为推动青海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有力提高了青海的生产力水平。但后期随着三线建设的结束，大批援建人员回到原籍（1980年以后除了个别年份外，出现规模性的人口外迁），当时流失的主要都是高技术人才，这使后来青海省经济发展中人才资源问题又一次明显地凸现出来了。

    （四）三线建设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线建设不仅留下了丰富的物质财富，而且也留下了宝贵的三线精神财富。青海省地处青藏高原腹地，号称“世界第三极”，是三线建设地区自然条件较为艰苦的一个省份。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青海不仅经济文化落后，交通不便，而且物质条件匮乏，生活环境艰苦，加上高寒缺氧的自然条件，对于当时中东部的随迁企业和职工来说，都是极大的困难和挑战。但是在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统一指挥和精心组织下，在“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下，全国各地一大批优秀建设者怀揣着“革命利为重，不怕艰苦，不怕苦难，胸怀壮志，四海为家”的革命理想来到了青海、扎根青海，和青海人民一起共同建设祖国战略大后方。在青海艰苦的条件下，万余名随迁职工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怀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希望，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建起了一座座工厂。在“文革”

    动乱中，更有不少建设者身处逆境继续坚持在岗位上。随着很多随迁职工在生活上适应了青海的艰苦条件，思想上转变了观念，在艰苦奋斗和奉献祖国的伟大精神的鼓舞下，不仅个人还有家庭都为青海省的三线建设作出了无私的奉献。他们在青海这片土地上毫无保留地贡献着自己的才智和青春。

    （五）三线建设促进了青海区域发展

    三线建设的选址原则是“靠山、分散、隐蔽”，决定了布点远离人口较密集和区域发展优势地区。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为确保三线建设按计划进行，在组织领导、资金投入、人力支援、物资供应等方面进行了全面部署和投入，促进了交通运输、城镇建设、社会经济、文化交流等进一步发展，青海区域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比如，新中国成立前，青海省的交通运输十分落后，没有铁路和民航，勉强可以通车的公路仅472公里，能行驶的民用汽车仅14辆。（翟松天、崔永红著：《青海经济史》（当代卷），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1页。）1964年下半年青海省被列为三线建设地区之一，国家陆续向青海调入建筑施工及勘察设计人员，建筑业施工能力大为增强。1965年西宁市城区开始铺设高级路面；经过三线建设，到1977年，兰青铁路建成并投入运营；青藏铁路一期工程西宁至格尔木，1958年分段开工建设，在1965年全国计划会议上被正式列为三线建设重点项目，1975年修至哈尔盖，1984年5月全段建成通车。铁路沿线海拔大部分在3000米以上，是中国第一条高原铁路；（《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铁道事业》（上册），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394-395页.）1974年格尔木民用机场建成。青海已经初步形成了由公路、铁路、民航组成的初具规模的综合运输体系，交通运输业的“瓶颈”得到了初步的有效缓解。历时15年的青海三线建设还加速了青海城镇化的步伐，促进了区域布局的调整，形成了以资源为中心的新型城镇数十座。如锡铁山镇，是以锡铁山矿务局的设置而形成的；茫崖镇也是因国家建材局茫崖石棉矿的建设而形成的；花土沟曾经荒无人烟，上世纪青海油田在这一地区建成了主力油田，花土沟遂成为重要城镇。西宁市、格尔木市等城镇，为了适应三线建设工业发展的需要，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大，同时通信线路、运输管道等开始建设，逐步发展成为重要交通枢纽城市。

    三线建设的全面展开促进了区域布局的调整，拉动了青海区域经济的发展，留下的交通工业、能源工业、机械制造工业、国防科技工业，甚至工业城镇等基础和优势，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青海建设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页，为改革开放及西部大开发提供了物质条件和社会稳定保障。

    青海三线建设15年，来自全国各地的三线建设者们作出了重大贡献，许许多多的人们付出了心血与青春。他们在开发青海、建设青海的艰难历程中也留下了宝贵的三线精神财富。三线精神同“柴达木精神”、“两弹”精神、“青藏铁路精神”、“五个特别”的青藏高原精神和“玉树抗震救灾精神”等一脉相承，不可分离。在新时期发扬光大三线建设者的历史功绩，传承和弘扬三线建设精神是必要的。三线精神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坚忍不拔、无私奉献精神。青海是三线建设较为艰苦的地区之一，来到青海的建设者首先要面对的就是高寒缺氧的恶劣自然条件，加之物资贫乏、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等难以想象的困难，单是思想观念上就存在不少的障碍。生活条件、风俗习惯、不服水土等等更不必说。正是有了坚忍不拔、无私奉献的精神，才坚定了他们扎根高原、奉献高原的信心和决心。二是艰苦创业、科学务实精神。三线建设，对于青海来说，是在一穷二白的工业基础上开始的，广大建设者们立足青海经济社会实际和自然环境现状开展建设，用科学的态度、务实的品质在艰难困苦中磨炼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艰苦创业精神，指引并激励建设者们十几年如一日战无不胜、勇往直前的创业实践。三是团结协作、攻坚克难精神。三线精神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广大建设者们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在艰苦的生产生活条件下，团结协作、攻坚克难，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三线精神再次生动诠释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深刻内涵，是新时期构建青海精神高地的一种重要精神。我们要铭记青海三线建设的历史，传颂三线建设的成就，弘扬崇高的三线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三线精神的时代价值，积极促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作者单位：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

    北京市小三线建设初探

    ◎谢荫明 张惠舰

    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北京市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开展了以军事工业为中心、以备战为目的的较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活动，即小三线建设。北京的小三线建设虽不如中西部地区开展的轰轰烈烈，但十多年的投入建设，对北京市的国防工程建设、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拟对北京小三线建设简要描述并对其作初步评价。

    一、小三线建设的提出及北京市国防工业情况

    （一）三线建设决策的形成

    所谓三线，是按照中国地理区域的特征，从战备的角度出发划分的。三线又有大小之分，西南、西北为大三线，全国一二线地区的腹地为小三线。

    如何在沿海一线地区城市的后方搞小三线建设，这个问题首先是由广东省提出的。1964年10月18日，广东省委向中央和中南局呈送《关于国防工业和三线备战工作的请示报告》，其中对广东的小三线建设进行了分析和部署。这份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批示“广东省是动起来了，请总理约瑞卿谈一下，或者周、罗和邓（小平）、彭（真）一起谈一下，是否可以将此报告转发第一线和第二线各省，叫他们也讨论一下自己的第三线问题，并向中央提出一个合乎他们具体情况的报告。无非是增加一批建设费，全国大约十五亿元左右，分二三年支付，可以解决一个长远的战略性的大问题。现在不为，后悔无及。”（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2页。）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和罗瑞卿组织有关部门就一二线省区的三线建设部署问题进行了研究讨论，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认为“抓紧一二两线各省、市、自治区的后方建设，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同意把这个报告和主席的指示转发给一线、二线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请他们根据具体情况，尽快地于十二月提出明年和今后三年加强后方建设和备战工作的具体规划，以便统筹安排，逐步实现。”（《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90页。）他们还对一二线省市后方建设和备战工作的内容作了初步规定，提出了在小三线建设中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毛泽东的批示和中央的有关文件下发后，一二线的省、市、自治区立即行动起来，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在自己的后方开始了选址建厂的工作，确定迁建、新建、续建项目，以军工、通信、交通等为主要内容的建设迅速地展开。这样，在大三线建设开展的基础上，小三线建设也拉开了序幕，二者紧密结合起来，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备战工作的高潮。

    （二）北京市小三线建设开展前国防工业情况

    解放前，北京的军事工业十分落后。1949年解放时，有原国民党联勤总部第七十兵工厂，主要是修造枪支、子弹；铁道兵团第三团修造厂，从事铁道装甲车修理；南苑机场修理厂，主要依靠进口器材进行飞机的维护与修理；此外还有几个枪械修造厂。这些厂所房屋破旧，设备简陋，生产方式落后。解放后，根据抗美援朝和发展国防工业的需要，北京市对这些厂所进行了调整和改组，在原第七十兵工厂的基础上组建了国营北京兴平机械厂，从事枪、炮、弹的生产；南苑机场修理厂组建为国营首都机械厂，从事飞机修理与配件制造；铁道装甲车修理厂组建为国营北京永定机械厂，从事装甲车和坦克修理；同时，组建了中国最大的一个广播发射机制造厂。这几个工厂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北京》（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42页。）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由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项目中的北京电子管厂、北京有线电厂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援建的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在东郊酒仙桥地区形成了中国最大的为国防工业服务的电子工业基地。1955年8月，为独立自主地发展中国的航空工业，建立了北京航空材料和航空制造工艺研究所。60年代初，北京市组建了北京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所和北京轻武器研究所，两所分别从事坦克、装甲车辆及轻武器的研究和试验。（北京地方志编辑委员会办公室编：《北京志·科学志·科学技术志》，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883页。）

    二、北京市小三线建设及调整情况

    北京市小三线从1964年底开始筹建，到80年代中期调整合并，经历了20多年的历程（北京市主要军工企业见下页附表）。建设过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小三线快速建设

    根据毛泽东关于建设三线战略后方的决策和中共中央关于各省市也要建设自己的小三线的指示，北京立即行动起来，着手进行小三线建设的筹备和实施工作。北京市委多次讨论建设北京后方问题。1964年11月，中央华北局召开北京经济协作区会议：“决定把北京市、河北省的张家口专区、山西的雁北专区共同组成一个经济协作区，也是一个战略区，平时北京对张家口地区、雁北地区加强经济上和技术上的支持和协作，加速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战时这两个地区就是北京的后方。这样就把战备的需要，同经济的长远发展结合起来。”会后，北京市制定了《关于建设北京后方的初步规划的报告》，指出：“由于北京东南为开阔平原，西北是山区，回旋余地小，除了在门头沟的斋堂地区和密云水库西北地区发展一些小规模的建设外，还需要和河北省的张家口地区、山西省的雁北专区共同组成起来，进行后方建设。”报告对北京市小三线建设项目进行规划，包括建设军工厂、军事公路和通信设施、迁建工厂到后方、支援后方地区农业建设等。同时，为了加快和协调小三线建设需要，1965年初，北京市委、市政府组建了由副市长兼计委主任王纯组长的北京市小三线建设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有市计委副主任宋汝棼、万一，市建委副主任董文兴等。建设及管理由市机械局负责。（根据原北京市小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苏兆林同志回忆整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小三线建设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为了加强对北京市小三线建设、北岳经济区建设和支援大三线建设工作的领导，1966年9月，北京市人民委员会成立经济区建设办公室。1967年3月，为保证军工厂的顺利生产，解放军奉命对军工企业派驻军管会，实行军管。同年，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工交城建组，负责小三线建设。（第九六〇厂厂志编辑部：《第九六〇厂厂志》（内部发行），2011年，第6-9页。）20世纪60年代末期，中苏之间爆发珍宝岛冲突，中国周边局势更加严峻，受到“文化大革命”冲击的三线建设再次受到高度的关注。1969年9月，北京卫戍区组建北京市小三线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吴德，副组长刘绍文、钟辉琨、杨寿山，后改为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小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同年，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市卫戍区国防工业办公室成立，主任陈耳东、副主任郑尊山。国防工办负责领导北京军工常规武器的生产建设和地方军工的管理。

    在小三线建设的初期，在市委有关部门的领导下，全市各个部门抽调人员，组成了一支作风优良、技术过硬的建设队伍，抽调人员的人事关系也相应地转到所在的工厂企业，成为小三线企业单位的固定工人。可贵的是，北京市小三线建设从人员到技术得到兄弟省市大力支持。后来，随着生产的增长和生活福利设施的扩大，人员不断增加。各工厂先后从大中专院校、复转军人、北京的初高中毕业生、职工子弟学校毕业生中招工，同时本地众多农民工转正成为工人，共同补充了大量人员。这样，北京市把来自各种渠道的劳动力组织在一起，投入到紧张的生产大潮中去，使小三线建设的人力资源有了保障。在建设资金问题上，中央对于一二线省市的后方建设所需的资金曾指示“所有的建设项目，都要贯彻执行‘勤俭建国，因陋就简’”，国家投资一部分，但地方一定要积极自筹资金，以减轻国家的负担。在保证国家投资充分利用的前提下，北京市尽量腾出资金用于后方建设。资金的落实，使小三线建设的顺利开展有了物资保障。

    这一时期主要建设项目有：北京第一农具厂（九六〇厂，在河北赤城后城地区，生产半自动步枪）、北京第二农具厂（九五五厂，在河北赤城后城地区，生产半自动步枪枪弹）、北京曙光机械厂（三一七厂，在河北蔚县，生产八二、六零及四零迫击炮）等三个军工厂；北京至河北蔚县公路、北京至河北后城公路、北京至山西原平公路等公路项目；密云潮河桥、房山马各庄桥、昌平小汤山桥等桥梁项目；北京延庆—河北后城线路、河北蔚县西合营—承德线路、北京板桥—门头沟线路、北京怀柔—昌平线路等通信线路。还有：8条军工生产线（北京计划委员会档案：《下达1967年地方军工及备战动员产品生产试制计划》，北京市档案馆，全宗号：5，目录号：1，案卷号：1400，第9-17页。）；延庆—后城输电线路、迫击炮厂输电线路、怀柔到琉璃庙输变电线路；河北蔚县电厂、河北灵邱化肥厂等配套工程项目。另外，北京市还搬迁市区一些企业到郊区生产。

    （二）20世纪70年代初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小三线稳步推进和局部调整

    70年代以后，随着中美、中日关系改善，国际形势变得缓和，北京的小三

    70年代以后，随着中美、中日关系改善，国际形势变得缓和，北京的小三线建设也逐渐缩小投资，放慢步伐。1971年4月，各机械工业部在京企业全部下放归北京市领导，由市国防工办管理。市属小三线军工厂也由市机械局转为市国防工办直接领导。1973年7月，北京市政府决定小三线军工厂由北京市国防工办移交给市机械局管理。1974年3月，北京市国防工办撤销，在市计划委员会设置军工处。1977年6月，北京市国防工业第一办公室成立，主要负责第七机械工业部在京的第一、二、五研究院及其所属企事业的科研、生产等管理。同年，成立北京市国防工业第二办公室，主要负责三、四、五、六机械部所属企业及地方军工的生产和管理工作。（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志·工业卷·机械工业志》，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41-45页。）

    这一时期建设项目主要是前一阶段工程的扫尾工作和因生产扩大而增加的生产设备、建设厂房及配套设施等。前一阶段开工建设的军工项目这一时期已投入生产并形成规模。如九六〇厂建成当年（1965年）就研制出17支7.62毫米半自动步枪，并通过鉴定。九五五厂建成当年（1965年）也试制成功7.62毫米枪弹，拥有年产2300万发的生产能力。1972年到1974年，该厂研制出56式7.62毫米普通钢漆枪弹的新工艺并通过鉴定，与复铜体产品一起投入批量生产；1966年三一七厂试制出5门53式82迫击炮。1969年研制出新40火箭筒，并通过国家技术鉴定。

    小三线建设主要是为了备战而开展的，因此，从中央到地方，都非常注意保密工作，许多军工企业都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但是，并不是说军事工业单位就此与外部隔绝了，由于严格的保密要求，北京小三线建设中与外国的交流比较晚。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些军事工业单位开始与中国的一些兄弟国家以及其他友好国家有外交往来。作为北京小三线建设的重要军工厂北京第一农具厂，20世纪70年代曾经接受过三次援外任务，分别是为阿尔巴尼亚培训军工企业技术工人、援助越南1万支半自动步枪及该厂和黑龙江六二六厂共同承担援助柬埔寨CC-19项目（后因越南入侵柬埔寨而中断）。（第九六〇厂厂志编辑部：《第九六〇厂厂志》（内部发行），2011年，第181页。）与此同时，小三线的各军工企业还根据自身的状况，通过出国考察，学习外国的管理经验，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生产设备，结合实际情况加以改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小三线建设中一些军事工业企业的生产能力。

    （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小三线全面调整

    由于小三线建设过程中，过分强调战略需要、“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过分推行“靠山、分散、隐蔽”的“山、散、洞”方针，造成了工厂大多建在了山沟里，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生活艰苦、调整困难。随着时间的推移，小三线军工厂的先天不足和后遗症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广大职工的后顾之忧和回城情绪越来越尖锐地反映出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1979年国家制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小三线军工厂迎来了调整的春天。

    1980年7月，北京市国防工业第一、第二办公室合并为北京市国防工业办公室。1983年12月北京市国防工业办公室并入市经济委员会，对外保留北京市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名义。为了有利于军民结合、军转民工作，从1981年1月起，小三线工厂从市国防工办划归市机械工业管理局领导，调整先从河北蔚县的三一七厂开始。为了便于领导，经国家计委、国务院国防工办批准，三一七厂移交给河北省领导。1981年1月，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国防工办的意见，制定了对其中5个小三线工厂的调整方案。即五〇六厂、五四一一厂保留军品生产线，九五五厂、九六〇厂、九一二三厂保留军工厂番号，改产民品。后来，经国务院国防科工委批准，撤销九五五、九六〇厂番号。九五五厂并入北京市制笔工业公司，成立北京制笔零件三厂。九六〇厂大部分人员此前已调入北京市各企业，最后三百余人并入北京市粉末冶金一厂。九一二三厂并入机械局液压工业公司。（第九六〇厂厂志编辑部：《第九六〇厂厂志》（内部发行），2011年，第9-10页。）北京小三线建设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落下帷幕。

    从1964年中央决定进行小三线建设开始，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入调整改造时期。北京的小三线建设历经20余年，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广大建设者的齐心协力下，北京着手进行小三线建设，在北京郊区、河北赤城、蔚县等地以及边远山区，通过有计划的迁建、改建、扩建和新建等方式，先后建立了多个军事工业企业，共完成投资三亿多元，拥有职工数万名，其中技术人员近万人，进一步增强了北京地方军工行业基础；通过在这些地区搞工厂建设，带动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修建的国防公路和通信设施，对北京对外交通的改善和促进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北京的小三线建设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是非常来之不易的。

    三、北京市“小三线”建设的历史评价

    邓小平指出：“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才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44页。）北京小三线建设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所进行的一种特殊的建设，对它必须坚持唯物辩证的、实事求是的观点，才能得到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

    （一）坚持了“自力更生、勤俭节约”原则

    三线建设开始后，党就号召各地要在建设中注意节俭，尽量减少出现浪费的现象。北京在小三线建设中，坚决贯彻了中央的指示，使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如城区的企业在向山区搬迁时，原有的机器设备都尽可能随之搬迁，使它们在新的环境中又得到了利用；原有的熟练工人，年轻的投入到生产建设中去，一些老工人则通过举办培训班，把技术传授给青年徒工的方式来继续发挥余热。在实际工作中，工人们为了节约资金，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结合实际搞建设的事例更是举不胜举。总之，坚持“自力更生、勤俭节约”的原则，使北京的小三线建设节约了大量资金，不但减轻了政府的负担，对企业的建设和生产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促进了落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赤城、宁武等地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北京市通过在这些地区搞小三线建设，修建现代化公路、通水电，带动这些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的军事工业企业在建厂后，就和附近村庄的农民搞一些合作项目，譬如吸收青壮年劳动力进厂，对他们进行培训，实行亦工亦农的劳动形式，既使农民增加了收入，又使工厂有了稳定可靠的劳动力来源。可以说，小三线建设虽然主要是为了备战，但在客观上促进了落后地区的发展和建设。

    （三）培养了一支人才队伍

    小三线建设集中了北京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其他省份也给北京支援了大量的人才。他们在工作中不辞辛苦，用坚强的意志克服了工作中和生活中的种种困难，为北京的小三线建设默默奉献着。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生产生活中，非常注重对青年工人的培养，通过不断的言传身教，把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青年工人。这样，经过二十年的小三线建设，北京从军事技术工人寥寥无几的状况，转而拥有了一支政治素质高、专业技术硬、工作能力强、经验丰富的人才队伍，这是小三线建设一项不可磨灭的功绩。

    （四）部分选址缺乏科学性

    中央提出，三线企业的选址，要执行“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因此，北京在搞小三线建设时，就因为大力贯彻此方针而出现了不少问题。如，有的企业强调分散，厂房绵延数十里，给施工建设和生产带来诸多不便；有的企业强调靠山，要求厂房倚山而建，甚至设备进洞，而在日后的生产中因为交通不便，因为山洞环境太差而被迫停产迁建，浪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有的企业强调隐蔽，特别是为了防空，要求厂房建成“民房式”，布局要实行村落化，而日后的实践证明，这样的做法对生产是极大的束缚。“分散、靠山、隐蔽”方针的片面执行，增加了建设的费用，给生产组织带来了不利的影响，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浪费。

    （五）忽视职工生活

    当时的口号是“先生产，后生活”，工人的生活标准属于当地最低的水平，饮食、居住环境都比较差，对于从事重体力劳动的民工来说，无疑是给已十分疲惫的身体又增加了负担。工人身体上如此，心理上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小三线建设中数以万计的工人，有许多是在异地工作的，和家人的异地生活成了不可避免的现象，这使身体劳累的工人，又要承受心理上的折磨。随着小三线建设的深入开展，市有关部门对这一现象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尽量把家属调到工人身边。但是，工人家属的工作、住房、子女的上学问题又突出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工人的精力，使小三线建设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北京市小三线建设是全国小三线建设的一个缩影，折射出我国国防战略发展和调整的一个侧面。北京市小三线建设走过曲折的道路，是广大干部职工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克服了重重困难，才使得北京的小三线建设得以不断发展。同时又是广大干部职工顾全大局、无私奉献、出山进城、再创辉煌的革命精神确保了国防战略调整的顺利实现。认真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对深刻理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是很有帮助的。

    （作者单位：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广东的小三线建设

    ◎杨汉卿 梁向阳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在内地的十几个省、自治区开展了一场以战备为中心、以工业交通和国防科技为重点的大规模的基本建设运动，即三线建设。三线指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及湖南、湖北、河南等内地地区，其中西南（云、贵、川）、西北地区（陕、甘、宁、青）称为大三线；二线指介于一、三线之间的中间地区。一、二线地区各自的腹地又称为小三线。三线建设主要是指三线和小三线地区的建设。广东地处华南沿海，是祖国的南大门，按照战备地域划分属于一线地区。而广东的韶关、梅县、肇庆以及海南岛的山区，由于自身特殊的地理条件和战略地位，被列为了广东小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

    一、广东省对小三线建设的部署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战备工作和三线建设问题的指示精神，广东省委按照中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指示的原则，加紧对国防工作和三线备战工作进行研究，着手进行规划。1964年10月18日，广东省委向中共中央和中南局提出《关于广东国防工业和三线备战工作的请示报告》。报告主要内容是：第一，加速地方军事工业的建设，计划于短期间内，在我省后方（连县、连山、连南一带）建立六个军工厂。包括小型枪厂，子弹厂，手榴弹厂、地雷厂，炸药厂，在海南建一个地雷厂和手榴弹厂和在海南建一个合成氨工厂（平时生产化肥，战时生产硝铵炸药）。此外，其余各专区各建立一个军械修配厂和手榴弹厂、地雷厂、子弹翻修厂。第二，为了加强三线建设，除考虑建设部分必要的原材料、燃料工业外，拟从广州等前沿城市中迁建部分民用工业。迁建的工业应该是“少而精”、“小而全”、机动灵活的，平时既能立足并有力地支援三线生产建设，战时又能迅速投入军需品生产。同时，后方的电力工业要有相应的发展。第三，交通、通信方面，主要是国防公路和国防通信网的建设。第四，加强物资储备和仓库建设。第五，加速后方农业和山区经济的发展。第六，适当加强文教、卫生建设。（参见广东省委：《关于广东国防工业和三线战备工作的请示报告》，1964年10月18日。）

    10月22日，毛泽东看到广东省委的报告，十分赞同地批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和罗瑞卿传阅，并写了以下批语：“广东省是动起来了，请总理约请瑞卿谈一下，或者周、罗和邓、彭一起谈一下，是否可以将此报告转发第一线和第二线各省，叫他们也讨论一下自己的第三线问题，并向中央提出一个合乎他们具体情况的报告。无非是增加一批建设经费，全国大约需十五亿左右，分两、三年支付，可以解决一个长远的战略性的大问题，现在不为，后悔莫及。”（毛泽东对广东省委《关于国防工业和三线备战工作报告》的批语，1964年10月22日。）10月29日，周恩来、罗瑞卿联名起草了《关于一二两线各省、市、区建设自己后方和备战工作的报告》。报告中说：“讨论中大家同意把广东省委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指示转发一线、二线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请他们根据具体情况，尽快于12月提出明年和今后3年加强后方建设和战备工作的具体规划。”（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067）》（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80页。）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一、二线的后方建设和战备工作的指示》，并转发了广东省委10月18日报告和毛泽东10月22日批语，要求各地“抓紧执行”（《中共中央批转周恩来、罗瑞卿关于一二线各省、市、区建设自己后方和战备工作的报告》，1964年11月3日。）。

    在中共中央统一部署下，为了加强对战备工作和三线建设的领导，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指挥机构纷纷筹建。1964年11月，广东省委成立了以省委书记处书记林李明为组长的广东省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具体领导全省战备方面的综合工作和组织三线建设。国防工业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工作由省经济工作委员会第四处负责。1965年6月又在广东省人民委员会（省人民政府）设立军工局（对外称广东省第二机械工业局），统管全省三线建设和军工企业、事业生产和建设。

    二、广东省小三线建设进程

    从1965年夏天起，广东小三线建设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并在1965年至1966年形成第一次高潮。1965年8月，全国搬迁工作会议召开，确定立足于战争，搬迁项目实行“大分散、小集中”原则，国防尖端项目的建设则实行“靠山、分散、隐蔽”原则，有的还要进洞，即“山、散、洞”原则。（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92页。）按照这一战略部署，广东省计划委员会根据广东省“三·五”计划提出的任务（广东省“三·五”计划提出的任务是：大力发展农业，加强基础工业，相应发展交通运输业，提出要建立以“五小工业”（小化肥、小农药、小水泥、小农机、小水电）为主的支农体系和“小三线”军事工业体系。），从立足战争出发，并结合各部门、各地区对战备工作提出的意见，于9月9日向广东省委上报了关于当前和1965年三线建设工作的初步方案，提出了如下规划：第一，加速地方军事工业的建设。计划在短时间内在广东后方连县、连南、连山一带建立小型枪厂、子弹厂、手榴弹厂、地雷厂、炸药厂。第二，为了加强三线建设，除考虑必要的原材料、燃料工业外，拟从广州等前线沿海城市迁建部分民用企业。迁建地点分散于韶关区的连县、连山、阳山、乐昌、乳源、仁化、南雄、始兴和肇庆区的封开、怀集、广宁一带。（刘田夫：《刘田夫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1995年版，第376页。）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一些对支援战备必需的民用企业整体或部分纷纷迁往韶关等山区发展。如广州黄埔吉山水力发电设备厂迁往韶关，建成韶关水轮机厂；广州黄埔吉山油泵油嘴厂迁往韶关，建成韶关油泵油嘴厂；梅县汽车配件厂一个车间迁往韶关，建成韶关齿轮厂；佛山动力机械厂迁往韶关，建成韶关柴油机厂；汕头蓄电池厂迁往怀集，建成怀集蓄电池厂等。广州市则以从化山区为小三线基地，将钢锋配件厂、珠江汽车配件厂、远程汽车电器厂、轴承厂等搬迁或在从化办分厂；各地区也设有小三线基地，迁进一批工厂。（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省志·机械工业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同时，按照“山、散、洞”的建设方针，广东在粤北、海南五指山地区共安排了44个小三线建设项目，计划总投资8278.55万元。（《广东省小三线建设第一个三年投资项目完成情况及1969年收尾计划》，1968年12月24日。）其中，地方军工10项：计划投资2918.41万元，主要建设项目有九八〇厂、九四六厂、九六六五厂、九六七一厂、五九六厂、八〇六厂、九六七五厂、九六五五厂、海南雷管导火索车间等；配套12项：计划投资2355.64万元，主要建设项目有通什水电站、海南氮肥厂硝铵车间、连县氮肥厂硝铵车间、海南铸造厂、海南木工厂、谭岭水电厂、星光工卡模具厂、毛丹电站、连南医院、粤北材料周转库、海口材料周转库等；公路11项：计划投资2324.5万元，主要建设项目有乳源坪溪至阳山岭背、佛冈前所至英德青塘、连县新浦至湖南江华、东兴防城至白龙尾、仁化至翁源新江、封开江口至广西梧州、德庆莫村至怀集诗洞、翁源坝子至始兴司前、怀集岗坪至广西信都、海南乐东番阳至琼中毛阳等；通信11项：计划投资680万元，主要建设项目有海南那大至通什三路载波及无线电工程、广州二站、韶关邮电修配所、连县至湖南邵阳三路载波工程、韶关迁站、连县至怀集至肇庆载波工程（包括肇庆迁站）、广州至始兴至连县三路载波工程等。一些工程项目战胜种种困难，只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到1966年初就基本建成投产。有的工厂还创造了当年设计、当年施工、当年投产的奇迹。

    但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政治运动压倒了经济建设，经济秩序完全被打乱。从中央到地方，负责三线建设的各级领导大多难逃厄运，被批判打倒的不计其数，三线建设难以正常进行。广东省“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经济管理机构都受到严重冲击，省计划委员会、省经济工作委员会及一些业务部门、职能部门都被撤销”，“大批工人、干部和部分农民离开岗位，卷入了旋涡”，“许多企业停工停产”（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653页。），广东小三线建设受到了严重干扰。

    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事件后，中共中央决定加快三线建设步伐。从1969年底开始，广东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工业建设突出小三线建设，实行“山、散、洞”战略疏散，在韶关、梅县、肇庆和海南等山区新建和迁建了一批小三线企业。在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全省小三线建设再次全面铺开。机械行业先后内迁韶关地区的企业有“省农机二厂、省有色金属冶金厂、水轮机厂、柴油机厂、油泵油嘴厂、齿轮厂等”，同时“新建和扩建了机床厂、挖掘机厂、轴承厂、工具厂、仪表厂、拖拉机厂、铸锻总厂等一批机械企业”（韶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韶关市志》（中），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825页。）。电子行业方面，1969年将“广州无线电元件二厂迁往连县，改名为东方红机械厂（又称八五三二厂）；随后又在连山县永和镇和连县郊区分别建立红权电器厂（又称八五〇〇厂）、先锋机械厂（又称八五七一厂）。”（韶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韶关市志》（中），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856页。）广东工学院也在这一时期搬迁到韶关山区腹地；这期间，韶关、梅县、肇庆等山区还兴建了一批小三线企业，如粤北新建了广东矿山通用机器厂、连南轴承厂等；1970年又在阳山县建立了北江钢铁厂，在韶关、梅县等地区兴建了韶关钢铁厂、大宝山矿、梅田矿务局、四望嶂矿物局等；此外，南水、泉水、长湖、潭岭等省骨干水电厂也陆续建成并网发电。（韶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韶关市志》（中），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48页。）

    1971年，根据广东省“四五”计划安排：全省的经济建设是继续狠抓战备，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后方。其主要特点是建立以粤北地区为中心的后方战略基地，建立比较独立的、平战结合的经济体系。广东“四五”期间，“全省基本建设投资的60%以上（其中工业投资的70%以上）放在这些地方。”（匡吉主编：《当代中国的广东》（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246页。）在政府政策、资金的强力推动下，一大批小三线项目陆续在粤北山区建立。以连阳地区为例，“到1972年，连阳地区三线建设共建成军工厂15间及战备仓库2间。先后建起了明华机械厂、卫国机械厂、岭南工具厂、七〇一厂、七〇二厂、东方红厂、七一三厂、七一四厂、星光厂、利华厂、一〇一厂、南方机械厂、南方修配厂、省半导体器件厂、红权电器厂、先锋机械厂等一批企业。”（韶关史志办公室、清远史志办公室著：《中国共产党韶关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10页。）

    小三线建设的热潮也推动了山区工业的急速发展。小三线建设时期，韶关地区“先后建起了华明机械厂、岭南工具厂、卫国机械厂、南方机械厂、南方修配厂、红权电器厂、先锋机械厂、半导体器件厂、利民制药厂等一批小三线企业；水轮机厂、齿轮厂、油泵油嘴厂、柴油机厂、棉织厂、新华印刷厂等一批企业由广州等地内迁韶关；韶关冶炼厂、凡口铅锌矿、韶关钢铁厂、大宝山矿、大岭冶炼厂、广东综合塑料厂、七四五矿等一批中央、省属企业陆续建成投产；韶关第一棉纺厂、韶关工具厂、铸锻总厂、轴承厂、无线电厂等一批地方工业纷纷上马；各县的小化肥厂、小水电厂、小水泥厂、小煤窑等企业也发展起来。”（韶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韶关市志》（上），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67页。）韶关工业初步形成了机电、机械、冶炼、化工、纺织、造纸、电子计算机、化肥等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

    1973年后，随着国际形势的缓和，特别是中美关系的解冻，中苏两国紧张关系也有所缓和，加之国家经济能力的制约，广东的基本建设规划有了较大的改变，基本上没有再上马过新的较大的项目。广东小三线建设此后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使在建工程尽快投入生产。

    三、广东省小三线建设的历史评价

    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叶的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实际上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一次大调整，是我国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到区域性发展结构的调整。它对广东小三线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第一，改善了小三线地区的交通状况，构筑了小三线地区立体交通网络的基础。三线建设时期，广东对小三线地区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据统计，“到1978年，广东国防工业累计投资4.2853亿元。”（当代广东研究会编：《岭南纪事》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2页。）这些资金投入于小三线建设，对于改变小三线地区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后面貌起了重要作用。以韶关为例，“从1964年至1972年间，随着韶关进行小三线建设，新建三级公路508公里，改建公路233公里，开通了直达湘南、桂东、赣南各县的干线。至1975年4月，全区公路建设全长已达7500多公里。全区所有的公社和80%的大队都通了汽车。”（韶关史志办公室、清远史志办公室著：《中国共产党韶关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11页。）第二，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工业基础，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三线建设时期，沿海城市的骨干企业搬迁三线地区，对于改变原工业集中在沿海的状态，调整工业发展的地区性结构起到积极的作用。如粤北的韶关市借助小三线建设，在17年的时间内就“从只有很少轻工业的小山城，发展成为广东省的重工业城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韶关市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韶关文史资料》第26辑，2000年11月，第141页。）。到1978年底，“全区工业企业达1781家（其中中央、省属企业73家），工业总产值达149744万元，比1965年增长4.59倍，占全区工农业总产值的66.2%。”（韶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韶关市志》（上），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67页。）第三，改变了小三线地区文化教育卫生落后的面貌。三线建设时期，沿海城市的文化、卫生事业机构的内迁，特别是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内迁，对于改变山区的文化、教育、卫生落后面貌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事实说明，三线建设对于我国的国防建设和社会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诚然，三线建设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又是根据战备要求，在“文化大革命”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进行的，不可避免地留下了一些不易解决或无法弥补的缺憾，给国民经济建设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主要表现：第一，广东等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三线建设时期，国家把大部分资金投向三线地区，导致沿海地区建设资金短缺，结果影响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到1978年，广东的工业基础仍然很薄弱。”（胡国民、彭建新著：《广东六十年代初的经济调整》，广东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253页。）第二，投资方向过分向国防和重工业倾斜，挤掉了一部分其他方面的资金，对于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影响。第三，基本建设投资效益差，损失浪费严重，大量资金没有形成生产力。如当年氮肥工业的建设，“以1斤化肥可增产3斤粮食的片面理由，要求每个县都要建一间氮肥厂，结果很多厂因不具备生产氮肥的条件而不能正常投产，造成很大浪费。”（匡吉主编：《当代中国的广东》（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582页。）第四，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原因，三线企业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由于过分强调战略需要和过于片面推行“靠山、分散、隐蔽”方针，使不少企业进山太深、布点也过于分散，企业组织生产困难很大，以致后来被迫“关、停、并、转”。许多三线企业刚刚建成即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造成严重的亏损和浪费。这些都是当时没有考虑到的后果，其历史的教训应当记取。

    （作者单位：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辽宁省支援三线建设概述

    ◎王意恒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我国中西部地区13个省、自治区进行的三线建设，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以战备为中心大规模开展国防、科技、工业生产、能源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基本建设，是新中国经济建设史上的空前壮举。辽宁省为支援三线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东北地区的工业比重大，城市人口多、负担重。在我国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研究工业战线调整时，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感到，如果能将东北一些企业调整到内地，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就此他曾经向毛泽东和中央讲了这个想法。（宋任穷著：《宋任穷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418页。）因此，中央决定进行三线建设，东北局是积极拥护的。

    辽宁属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点地区，地处沿海沿边，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比较多，因此支援三线建设的任务很重。辽宁支援三线建设的工作在东北局具体领导和部署下，由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处领导负责，并由经委具体负责实施。按照国务院的统一安排和东北局的具体部署，辽宁省从1964年下半年就开始了支援三线建设的工作。

    对于支援三线建设工作，中共辽宁省委认为这是一项较为长期的艰巨任务，也是一项光荣的任务，对此非常重视。

    一是抓了思想政治工作。按照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工人，先企业内部，后职工家属的方法进行动员。采取自动报名与领导批准相结合的办法。动员后报名比较踊跃，比如旅大市（今大连市）建筑公司在动员后，自动报名的职工达97.5%，其中态度坚定的占60%左右。对于调走的人，各市各系统都组织了大会欢送，并派负责干部护送。

    二是对家属进行了工作。各市支援单位一般都选派群众中有威信的干部组成家属工作小组或留守小组，专做家属工作，加强思想工作和解决各种具体问题。

    三是实行两手抓，一手抓搬迁，一手抓生产。人员、设备调走后，各地各部门一般都及时整顿劳动组织，调整机构，充实设备，做到减人不减产，促进生产高潮。（中共中央东北局文件1965年第42号：《东北局批转东北局计委支援“大三线”调人情况的简要报告》，1965年6月3日，第2-3页。）据不完全统计，到1965年5月，辽宁地区迁往内地和正在迁往内地的企业及技术支援项目共26个（均列入国家搬迁计划），调出约5万人左右（其中基本建设队伍近2万人）。其中，地方的企业项目有21个：（1）沈阳冶炼厂的高纯金属车间与上海九〇一厂金属粉末车间，共200人，迁往四川綦江一〇三厂。（2）大连钢厂两座5吨电炉（50人），迁往贵阳钢铁厂，建设一个优质钢厂。（3）沈阳东北制药六厂的麻醉药品车间和人员（60人），迁往宁夏中卫县，利用一个下马的铁厂作为厂址进行生产。（4）鞍钢第二中板厂全部设备和人员（460人），迁到四川重庆，并入重庆钢铁公司。（5）鞍钢第二薄板厂的全部设备与上海矽钢片厂1200毫米热轧板车间和相应辅助设施和人员（共2984人），迁到贵州遵义，建设遵义薄板厂。（6）本溪钢厂的5吨电炉4到5台，3吨半电炉1台，1吨、3吨、5吨汽锤各1台，小型轧机1套和石景山钢铁公司冷轧板车间（共868人），一并迁到青海西宁，并入西宁钢厂。（7）大连钢厂一、二钢丝车间部分设备，精密合金车间部分设备，与北京钢铁研究院的精密合金研究室的部分设备和人员（共950人），一并迁往陕西，建设成为一个特殊金属制品厂。（8）鞍钢钢丝绳厂的部分设备和人员（1238人），迁往宁夏石嘴山，建成石嘴山金属制品厂。（9）抚顺铝厂的矽铁电炉3台，人员500人，迁往甘肃兰州地区的河口，利用河口钢铁厂现有设施建成河口铁合金厂。（10）沈阳苏家屯加工厂的铅材加工车间与上海九〇一厂的钢管、钢棒车间，上海慎昌钢管厂（共200人），迁到甘肃白银厂（距白银市10公里的山沟里），建成西北铜加工厂。（11）抚顺铝厂的纯硅车间和人员（80人），迁到贵州都匀，建设成贵州纯硅厂，为机械工业提供纯硅原料。（12）大连起重机厂的部分设备和人员（300人），迁往宁夏银川，并入银川机械修配厂。（13）大连起重运输机厂（350人），迁往陕西宝鸡，并入新秦机器厂。（14）大连汽轮机厂与上海先锋电机厂、哈尔滨汽轮机厂的部分设备，以及压缩机研究所（共1050人），一并迁往贵州惠水地区。（15）大连油泵油嘴厂（170台设备，800人），迁往川北。年产油泵油嘴总成各1万缸，三对偶件16万只。（16）沈阳橡胶四厂生产特种橡胶杂品（军工用）的设备和人员（40人），迁往陕西咸阳，并入西北橡胶厂。（17）锦西化工公司机械厂的中压阀门车间与天津化工机械厂生产压缩机配件的设备、北京化工试验厂的高压阀门车间（人员共1129人），一并迁往四川泸州，并入泸州天然气化工厂。（18）抚顺石油二厂的合成润滑油车间（79台设备，100人），迁往四川隆昌。（19）大连机车车辆厂生产罐车的车间（3000人），迁往青海西宁地区。年产罐车2000辆。（20）沈阳桥梁厂的桥梁车间、山海关桥梁厂的道岔车间（共1000人），一并迁往陕西兴平。（21）沈阳油漆厂、大连油漆厂、天津油漆厂的部分设备和人员（350人），迁往甘肃天水，并入天水油漆厂。

    迁建企业是一线支援三线建设的一种主要形式。辽宁省委、各相关市委对支援工作高度重视，并且下了很大的决心，政治动员工作到位，各迁建单位顾全大局，充分体现出全国一盘棋的思想。由于在迁建中贯彻了“中心型、专业化”的原则，加上一线与三线的密切配合，老厂贯彻执行了“包迁、帮迁、包投产”的精神，所以收到了投资少、建设快、投产快的效果。同时，老厂把先进经验也带了过去。这批迁建企业与辽宁过去建新厂大不相同，走的弯路少，从投产之日起，就达到了较好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可以说，辽宁支援三线的工作做得很好，成绩很大。鞍钢第二中板厂是迁入重庆钢铁公司的一个机械化轧钢厂，鞍钢发扬了很高的风格，在迁厂时不仅为重庆钢铁公司配备了较强的领导班子，选拔了政治条件好、技术等级高（平均3.9级）的技术工人，而且对迁出的67个机组和390多台电机设备进行了全面检修。凡是有缺陷的部分，都进行了修理和更换，清除了所有电机设备的油垢、铁锈，并进行了喷漆、镀锌，检修质量都达到了技术标准。对2200多箱设备、备件的包装，做到了“不坏、不乱、不丢”，没有一件差错；重达7000多吨的设备装运241辆货车，经长途运输到达重钢时，全部完好无损。沈阳气体压缩机厂迁入重庆华中机械厂的59台设备，检修后基本上达到了原来出厂标准的有3/4，其余设备，也都满足了工艺要求。另外，许多迁出单位，不仅用良好设备支援内地，而且在调人的同时，还把职工日常生活用具如床、椅、桌、凳，甚至连扩音器都迁了去。可以说，迁建任务克服了许多困难，都很好地完成了搬迁和生产任务。

    搬迁的企业，有的是并入内地企业的，对内地企业起到了充实、提高或补缺的作用；有的是利用内地的下马工程进行安装建设的，节省了资金，加快了建设速度；有的是新建项目。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完成如此工程浩大的迁建工作，确实超出人们的预料和想象，迁建中表现出的办事高效率，严密的组织工作和广大干部职工呈现出的意气风发的精神，也是今天我们在各项建设中需要学习和发扬的。

    1965年9月，中央召开迁建工作会议。会后，为了解迁建工作情况，协调解决搬迁中的问题，东北局派东北局经委副主任孙洪志、黑龙江经委主任冯仲斌和辽宁省经委副主任薛泉等人组成赴西南、西北三线访问团，到成都、重庆、西安、西宁、兰州、银川等地访问了由东北地区迁往内地的52个单位。对这些单位的职工和家属进行了慰问，并听取了迁入地区的中央局、省、市委负责人对迁建工作的意见。孙洪志等人回到沈阳后，向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书记顾卓新作了书面汇报。宋任穷将这个汇报材料呈送给彭真、薄一波、余秋里和谷牧。后来，东北局就东北地区迁建工作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给中央写了报告。

    1966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做出的《关于老基地、老企业支援三线钢铁基地建设的决定》，辽宁省和鞍山钢铁公司还负责包建攀枝花钢铁基地和贵州水城铁厂。从筹建、施工到建成投产，从配备领导班子和技术骨干、提供设备和原材料到承担试验研究工作、提供技术资料和备品备件等，辽宁省和鞍山钢铁公司都非常重视，当作一项政治任务，全面负责，一包到底。

    在支援大三线建设的同时，东北局还根据中央提出的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的要求，部署在东北地区加强了小三线建设。辽宁省按照东北局的指示，在小后方迁建了一些常规兵器的工厂。1965年5月，河北、内蒙古和辽宁三省区在天津召开后方基地建设会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朱理治主持了会议。会议具体研究了三省区后方基地的军工建设、军工配套、交通通信、后方工业建设、粮食生产等问题。1966年9月，东北局在沈阳召开东北地区小三线基本建设和生产试制会议，讨论通过了小三线生产和建设的十条规定。会议指出，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在小三线建设中，在东北局和三省省委的具体领导下，经过参加小三线建设职工的积极努力，以及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同，在基本建设和生产试制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并初步摸索出一些经验。小三线建设项目，特别是军工，基本上贯彻执行了“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发挥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创业的精神。小三线建设整个形势是大好的，各项工作均有很大进步。（中共中央东北局文件1966年第94号：《东北局批转东北局计委、经委关于“东北区小三线基本建设和生产试制工作会议的报告”》，1966年10月18日，第3-12页。）由于当时已处于“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包括辽宁在内的东北三省关于小三线建设的方针和措施虽然有许多可取之处，但也打上了“左”的深深烙印，有些是不切合实际的。

    支援三线建设，虽然已经过去50多年了，但其影响是深远的，它在当时对于改变我国内地与沿海地区工业发展的不平衡，促进西南、西北地区和全国经济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辽宁省在支援三线建设中，体现出全国一盘棋思想和大局意识，发挥了老工业基地的优势和作用，输出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为西南、西北地区和全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作者单位：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

    上海小三线建设的历史回顾

    ◎黄金平

    上海小三线（即上海市后方基地）是上海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在安徽南部山区和浙江西部山区等地建设起来的，以生产常规兵器为主的综合性后方工业基地。自1965年开始着手建设，到1988年全部无偿移交给安徽省，历经24年，共建成81家全民所有制独立单位，职工及职工家属超过7万人，总投资7.52亿元，是全国各省市小三线建设中门类最全、人员最多、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后方工业基地。

    一、上海小三线建设的背景

    所谓三线，是指20世纪60年代将我国大陆地区由沿海、边疆地区向内地划分三道线，其中一线地区指沿海及边疆地区，如北京、上海、广东、福建、西藏、新疆、内蒙古等；二线地区是介于一、三线之间的中部地区；三线地区则包括属于内地的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省区。

    三线又分大三线和小三线，大三线是指我国西南的云、贵、川和西北的陕、甘、宁、青地区，小三线是指一、二线各省市自治区的后方腹地。例如，上海的小三线是安徽皖南、浙江西部及江西中部（吉安等地）。

    小三线建设的大背景是三线建设。中央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主要是从国防安全和经济形势的需要两方面来考虑的。

    面对我国周边紧张局势和经济形势，毛泽东在1964年到1965年间，多次指示“要准备打仗”，“第一线和第二线要搞三线”，“沿海各省市要搞点小的，属于地方军工厂”，“三线建设要抓紧”，“现在再不建设第三线，就如同大革命时期不下乡一样，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同时，还说“内地建设不好，我就一天也睡不好觉”，“有困难，要克服；钱不够，把我的工资拿出来，没有路，骑毛驴去”。1964年，党中央做出了迁建工作的决定，指示在三线地区进行大规模新建和扩建的同时，从一线往内地搬迁一些工厂，带过去设备和技术力量，以尽快建成战略后方基地，完成备战任务和改善工业布局。

    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精神，上海市委、市人委对上海工厂搬迁和生产任务安排等问题做了多次研究，逐步形成了在皖南、浙西等地建设上海小三线的思路。在1965年5月给中央的书面报告中，市委、市人委的基本设想是：按照华东局已指定的地方，在皖南黄山和浙江天目山一带建立上海的后方。在充分利用原有空关房屋的基础上，盖一些房屋，搞一些仓库，造一个医院，把市内的一些重要档案、文物、技术资料和一部分重要物资运去妥善保存。同时，打算搬迁若干研究所和实验工厂，在后方继续从事科学研究。保证在战时仍旧能够少量地生产一些同国防军工、三线建设有关的新材料、新设备等产品。上述科研单位，在战后可以作为恢复和发展上海工业生产的骨干力量。

    二、上海小三线的建设过程

    上海小三线从1965年选点筹建开始，到1988年，历时24个年头。这24年中，上海小三线大致分为四个时期：

    （一）从1965年5月到1971年底，是上海小三线基本建设时期

    这一时期，上海市委、市人委（市革委会）对上海后方的建设项目先后进行了六次规划，建立了上海市后方领导小组（对外称“229”工程指挥部，后改名为“812”指挥部）和“507”工程指挥部，先后由罗白桦、韩克辛、张克宽等人担任负责人，具体领导和组织上海小三线的选点、勘测、设计和施工、安装等工作。

    地质勘查和地形检测人员是上海小三线建设的开路先锋。1965年10月，第一批勘查、测量人员就来到皖南山区，打响了上海小三线建设第一炮。基本建设面临非常艰苦的工作环境，勘查、测量人员跋山涉水自己开路，自己扛机器设备，自己搭工棚，足迹遍及皖南和浙西山区，为上海小三线建设规划选点和基本建设立下了第一功。勘查、测量人员大量的艰苦工作，保证了上海小三线基本建设按计划开工。

    上海小三线施工力量主要由上海建工局所属建筑公司、安徽地方建筑公司和地方民工等三方面的人员组成。为承包上海小三线81个独立单位的基本建设任务，上海建工局派出第一、第二、第四建筑公司共12个建工大队、2个安装大队，约1万余人参加小三线建设。安徽地方共支援2个建工大队，约400人和大量的民工。上海小三线基建所需要的大量材料，除“三材”（即钢材、木材、水泥）和建设小五金由上海供应外，其他材料，如砖、瓦、石方、黄砂、石灰、毛竹等都就地取材。

    安徽省各级党政组织对上海小三线的基本建设十分重视，给予了极大的支持。皖南徽州专区、池州专区都有领导参加229指挥部（后为812指挥部）和507工程指挥部的领导工作；小三线建设涉及的县都指定一位县的领导和部门领导分工负责支援小三线建设工作；工区所在地县，都有一名县级领导参加工区领导小组工作；施工现场所在地都有数位公社、大队的负责同志参加施工现场建设领导小组。

    上海小三线基本建设是在上海市各综合部门、各包建局的密切协作、大力支援下进行的。除了上海建工局承包小三线基本建设任务外，小三线建设所需要的大量设备，部分是各包建局从现有设备中，将比较先进的部分成套、无偿地调拨给上海小三线。对小三线生产线安装中所缺的专用设备，各包建局组织行业各单位大力协作，进行自制。市交运局为满足小三线第一、二次规划项目基建的需要，派出两个车队，及时把大量物资送到建设工地。随着第三、四次规划小三线建设项目增多，布点分散，交运局根据市革会指示，于1969年上半年组织汽车、内河运输等单位，开辟了上海至湖州、长兴、泗安的水运和泗安至后方各建设点的陆运线路，较好地满足了小三线大规模基本建设和竣工投产后对运输力量的需要。

    上海小三线第一批单位的基建还未结束，上海市后方领导小组就着手研究搬迁工作。各包建单位党组织在搬迁宣传动员中，对职工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经过宣传动员，广大职工提高了对建设三线重要性的认识，激发起到小三线艰苦创业的豪情壮志。不少职工积极做好家属工作，踊跃报名，支援建设小三线的热潮在各个包建单位掀起，涌现出一大批以支援小三线为荣、以备战为重、服从组织决定、勇挑重担、勇于献身的干部和职工。

    上海小三线基本建设从1966年3月开始到1971年结束，历时6个年头，除6个单位基建处于扫尾阶段以及1971年以后零星规划8个单位外，60多个单位基本建设竣工，其中42个工厂陆续投产，以军工为主的综合性的上海后方基地在皖南山区已初具规模。

    （二）从1972年到1978年，是上海小三线军工生产大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上海小三线各单位相继试制和生产了大量军品和部分民用产品，按时按质按量地完成了各项战备任务，为武装军队，建设国防作出了贡献。

    一方面，建立统一的领导机构。1972初，上海小三线有42个工厂建成投产，职工3万余人，各级党政工团机构也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常规兵器的生产和配套能力。原来基本建设时期建立的机构体制，已明显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1973年3月，中共上海市委决定，成立中共上海后方基地党委。1973年4月，经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研究决定，同意将中共上海后方基地委员会定为市局一级机构，韩克辛任党委书记。1973年8月，上海市革委会工交组、市国防工办联合发出《关于上海后方基地所属单位组织领导关系问题的通知》。《通知》规定：后方基地党委对小三线所属单位的革命和生产建设实行统一领导；小三线生产、计划和物资供应渠道，仍由上海有关工业局归口管理；年度生产、财务计划，以有关工业局为主编制，与后方基地共同商定下达；后方基地建立机电、电子、化工、轻工四个工业公司，分别管理有关基层工厂，贵池钢厂等作为后方基地直属厂。1975年3月，经市委批准，王祥举任后方基地党委书记。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上海市委对后方基地党委进行了调整。

    另一方面，主要军工产品进行试制、配套和全面投产。上海小三线建设成功进行了新四〇火箭筒和火箭弹的试制和生产，五七高炮和五七榴弹的试制和生产。在军工生产发展时期，上海小三线除生产了新四〇火箭筒、火箭弹和五七高炮、五七榴弹两大主要产品外，还组织生产大量其他军用产品，如炸药、八二毫米无后坐力炮、67式木柄手榴弹、钢珠枪弹、水雷等，成功研制我国第一台数字式炮瞄指挥仪。

    （三）从1979年到1984年7月，是上海小三线军转民，实行军品民品生产相结合时期

    这一时期，上海小三线贯彻国防工业“军民结合，以民养军”的方针，积极开发民品。

    从1980年开始，由于国家压缩国防经费，军工生产任务急剧下降，民品生产项目一时又接不上，这给后方基地生产带来了很大困难。1981年，上海小三线上缴利润仅203万元，亏损企业达23户，约占全部企业的44.4%。与此同时，后方基地长期存在而未能解决的职工生活方面的各种实际问题也更加突出。

    1981年10月，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国防工办关于调整各省市自治区小三线军工厂报告的通知》，以及国务院、国防工办《下达小三线军工厂调整方案》的精神，按照“着重进行生产结构的调整，适当保留军品生产线，变单一军品生产为军民结合的生产结构”的原则，上海市政府对上海小三线17个军工厂进行了调整，撤销其中5个工厂。在保留的12个中，只有3个保留军品生产任务，其余均转产民品。

    在实行军转民过程中，上海小三线企业先后经历了调整生产方向和产品结构、改变业务领导体制、提高效益和扭亏增盈等几个阶段，通过几年的艰苦努力，民品生产不断发展，形成和基本形成电风扇、木壳台钟、离心水泵、电度表、电扇网罩等十条民品生产线。1984年，民品产值占总产值的88%，上海小三线基本完成军转民的重大改变。

    （四）从1984年8月到1988年，是上海小三线调整交接时期

    这一时期，上海小三线根据国务院对小三线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指示精神和经1985年国务院办公厅19号文件批准的上海市人民政府与安徽省人民政府商定的协议进行分期分批地交接。

    根据国务院的有关小三线的指示精神，1984年7月，上海市国防科工办提出了《关于上海小三线调整情况及其调整方案》。调整总的设想是：引导和组织上海小三线企业主要与郊县工业企业实行联合，与市属有关企业协作或者支援技术力量、劳动力，也可以与上海经济区内的各省市或其他省市实行联合；采用“收、交、关、改、撤”五种方法区别处理全部上海小三线企事业单位；上海小三线职工和家属中原从本市动员去的部分原则上可回本市郊区落户；由征地进厂的当地农民和不宜进大城市的人员，拟请安徽省就地安置。

    为此，1984年8月8日，中共上海市委召开常委会，研究了上海小三线的调整问题，确定了调整要“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要走联营的道路”，“帮助地方搞活一批企业”，“人员要分批返回市郊，确保社会安定”的指导思想。会后，组成了有16个委、办、局参加的联席会议，负责研究确定上海小三线调整的具体政策和实施步骤，研究解决有关的重大问题，并由市国防科工办、计委、经委、农委、劳动局，以及后方局抽调人员组成上海小三线协调办公室，负责处理日常工作各方面的协调事宜。

    1984年8月14日至19日，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国家计委和国防科工委召开了全国小三线工作会议。会议提出，对小三线的调整，“要因地制宜，因省制宜”，“怎么能快点搞活就怎么管理，由省、市、区人民政府决定”。上海市政府于1984年9月，召开了有关委、办、局负责同志参加的联席会议，传达了全国小三线工作会议精神。

    1985年1月24日，上海市市长汪道涵率领市计委、经委、国防科工办、财政局、工商银行、劳动局、后方基地管理局等单位的负责同志组成的政府代表团到合肥市与时任安徽省省长王郁昭以及省计委、经委、省国防工办、省财政厅、工商银行、劳动局的负责同志商谈上海在皖南小三线调整事宜，于1月28日签订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上海在皖南小三线调整和交接的商定协议》，并上报国务院。

    同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批复上海市、安徽省人民政府，同意上海市、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和交接的商定协议，明确“上海市将皖南小三线企业交给安徽省时，要办理财政划转手续”。

    1985年5月，由安徽省方面与上海市方面组成的联合领导小组根据“分类规划，调整改造、择优搞活、分期移交”的原则，确定上海在皖南的53个工厂、27个事业单位分三批进行交接。在安徽省、上海市联合领导小组的主持下，于1985年9月开始，召开多次会议，商定上海移交给安徽事宜。第一批交接工作始于1986年10月，至1988年4月，上海小三线在皖南的80个企事业单位全部移交给安徽当地，长达4年的交接工作结束。

    三、对上海小三线建设的思考

    上海小三线建设曾起过历史性的作用和贡献，但它毕竟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有其局限性。

    第一，上海小三线建设是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关于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当时紧急战备情况下的战备大动员，使大批军工干部和职工熟悉了在战时体制下能够迅速扩大轻武器生产能力，同时也是对企图发动侵略战争的一切敌对势力的一种威慑。

    第二，上海小三线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经济布局的一次大调整，上海小三线先后在皖南山区、浙西临安等地建设冶金、轻工、机电、化工、通信、运输、汽车制造、电力、建材、仪表和文教卫生等十个行业，并都已具备一定的规模和生产能力，这对皖南山区和浙西临安地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三，上海“小三线”建设改善了兵器工业的生产布局，为野战军、地方部队和民兵提供了大量轻武器装备。上海小三线生产的军品，在支援越南、柬埔寨等国人民反侵略战争和我国对越自卫反击战以及对外贸易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受到了兵器工业部的奖励。

    在上海小三线建设和发展期间，由于受到当年“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不可避免地留下了许多不易解决或无法弥补的缺憾，给国民经济建设造成大量损失。主要表现为：一是仓促上马，缺乏科学性。有些项目是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建成投产时因布局不合理不得不进行改建或扩建，造成浪费；有些项目为了追求速度，忽视工程质量，致使成为“豆腐渣”工程。二是片面追求经济结构上的“自成体系”。具体表现为在常规兵器方面追求自成体系和原材料、元器材、零部件方面的自行配套，造成战线长、摊子大、浪费严重、经济效益差，进而难以为继。三是片面追求“进山、分散、隐蔽”。工厂布局，远离城镇，依托山区，生产和生活设施不配套。小三线企业为了独立生存和发展，不得不追求自成体系，拨出资金建设商店、学校、医院等；同时，加之条件艰苦，管理不善，职工生活中出现的矛盾和困难，越积越多，职工怨声载道，难以安居乐业。最后，不得不全部撤出。

    但是，这24年来，上海小三线造就了一支能出征、肯吃苦、顾大局、守纪律的干部职工队伍和科技队伍。历年来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先进人物的干部职工有13人次，通过办学、上学和自学等多种途径培养大专以上毕业生500名，有工程师、主治医生、经济师等以上职称的工程技术、经济管理、医务教育人员有800多人。上海小三线回沪的广大干部、职工和工程技术人员，成为四个现代化建设和改造振兴上海的一支重要力量。

    （作者单位：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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