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承先
三线建设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一决策对全国经济布局产生了巨大影响，也为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在三线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四川各级党组织坚定不移落实中央的战略决策，不仅努力克服困难，做好后勤支援工作，而且充分利用三线建设项目落地的机会，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四川人民也为三线建设出力流汗，保证了三线建设项目的顺利进行。在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三线精神，至今仍熠熠生辉。
一、三线建设在四川取得的巨大成就和重要影响
四川曾是西南内陆欠发达省份，交通闭塞、工业基础薄弱，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但是自然资源十分丰富。三线建设期间，四川总投资规模达393亿元，新建、扩建、内迁以重工业为主的项目250多个，加上地方工业的发展，到1982年全省工业企业达到46339个，职工人数达到1033.09万人。四川现有的21个市（州）有19个都分布有三线建设项目。可以说，三线建设是四川建设史上的史诗，建设者们是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功臣和脊梁。
三线建设在四川取得的巨大成就和重要影响至少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使四川由原来国防军工基础薄弱的省份成为国家在内陆腹地的一个重要的国防工业和科研基地，四川初步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现代化工业体系。目前四川境内的科研院所和大型国企有很大部分是三线建设的产物，至今仍是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的骨干力量。
二是使四川的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有了质的改观，不仅适应当时战备的需要，而且为四川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是使四川崛起了一批新兴工业城市和新兴企业群体，如以攀枝花为中心的钢铁工业基地，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川南盐化为中心的天然气化工生产基地，以成都、德阳、绵阳、广元为中心的电子、重型机械、发电设备制造工业基地。
四是使四川经济社会得到长足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明显改善。其中尤其特殊的是，三线建设主要在四川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老、少、边、穷地区布点和展开，不仅带动了这些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而且促进了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五是为四川开辟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之路进行了探索，为西部大开发积累了经验。四川不仅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走在全国前列，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同样也走在全国前列。之所以如此，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有三线建设时期采取的一些特殊保障体制、措施、办法可以借鉴。西部大开发在四川取得的巨大成效也是因为有三线建设奠定的物质基础、实践经验和创新精神。
二、四川三线建设研究现状
要搞清楚新中国成立后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搞清楚新中国成立后四川各级党组织的经济战略决策，包括搞清楚四川大型国有企业的发展史，都离不开对四川三线建设的研究。研究这段历史，正确总结这段历史，有利于更好地理解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有利于弘扬艰苦奋斗、攻坚克难、勇于创业、无私奉献的精神，有利于更加清晰地认识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的来龙去脉。
研究四川三线建设是四川党史界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及各方力量共同努力下，四川三线建设研究队伍正在逐渐壮大，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活动，形成了一些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目前四川从事三线建设研究的主要是负有记史修志职能的机构和历史研究者、爱好者。一是四川省党史工作机构和地方志工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二是三线建设亲历者，通过口述回忆等多种方式开展了一些研究，其中不乏有分量的成果。这批人是目前四川三线建设研究的主力军。三是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专业研究人员。四是目前三线企业的相关工作人员。其中包括省国防科工系统的一些同志。他们在宣传军工文化、宣传企业发展历程、记述企业历史等具体工作中，涉及三线建设的研究。五是民间组织与个人，在开展保护四川三线工业遗产工作的过程中进行了一些研究。一些热心于三线建设的个人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也做了一些研究，其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三线建设研究分会四川的个人会员。
在研究队伍逐渐壮大的同时，四川三线建设研究活动也逐渐开展起来。研究者通过撰写学术文章、出版口述回忆资料及专著、举办学术研讨会等多种形式开展研究活动，取得了一定分量的研究成果。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向本次研讨会提供的《四川三线建设概况及研究综述》一文对此有较为详细的介绍。概述起来，主要成果体现在：
专题资料方面，主要有《当代四川》丛书编辑部编著的《当代四川大事辑要》，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执政中国》系列丛书第四卷中的《四川篇》，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四川省志·城建环保志》，攀枝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辑的《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1936-2000）》和《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料摘编》等。其中，口述回忆资料在目前出版的相关资料中占据重要分量。如《三线建设铸丰碑》（王春才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通过四川三线建设领导者、亲历者的回忆口述等记录了四川三线建设的发展历程和成就。此外，博物馆机构为陈展的需要也搜集整理了大量四川三线建设资料，如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广安市三线工业遗产陈列馆、万源航天博物馆、梓潼两弹城等。
专题研究和专著方面，目前还较为缺乏，但是不少研究者通过撰写论文对四川三线建设有一定程度的研究，据我们初步统计至少有50篇以上。在开展中国共产党四川地方历史第二卷的编写工作中，全省党史工作机构对四川全省及各地三线建设情况有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在《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1950-1978）》中专门开设一章《四川三线建设的展开》，来介绍四川三线建设的实施、成就以及存在的问题，这是四川三线建设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此外由四川省国防科工办编写的《四川地方军工史》可以算是四川三线建设研究中较为权威的专题研究史稿。
影视作品方面主要有：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和北京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的电影《彭德怀在三线》，攀枝花市委宣传部、文物管理所等拍摄的纪录片《三线往事》，由攀枝花建设亲历者发起拍摄的大型纪录片《炼魂》等。
虽然之前我们对三线建设作了一些研究，但研究的水平和成果与四川作为三线建设重点省份的地位还不相适应。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研究力量整合不够，研究关注点分散，没有形成在全国有影响力的权威的研究成果；口述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力度还不够；文献资料的查阅与使用不便，对研究工作也造成了很大影响。
为此，2014年以来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加强了三线建设研究，在全省党史系统启动了《三线建设在四川资料丛书》的编撰工作。2014年12月，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四川省中共党史学会在攀枝花市举行了四川党史界纪念三线建设50周年学术研讨会，这是四川党史界举办的第一次三线建设专题研讨会，会议邀请到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攀枝花市委领导，三线建设亲历者，四川有关市（州）委党史研究室以及攀枝花市相关部门代表参加，形成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为进一步深化四川三线建设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会后，我们又加强了与四川省国防科工办和四川省档案局的联系协作，以便整合各方面力量，将四川党史界对三线建设的研究带入新的境界。
三、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下一步研究计划
2015年1月，攀枝花市委、市政府提出由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攀枝花市委市政府联合主办中国三线建设研讨会，我们深感很有必要，同时也觉得这是一个学习、借鉴来自全国各地的该领域专家学者和相关省、市研究成果，聆听三线建设亲历者追忆历史，推动四川三线建设研究的绝好机会。能够成为这次研讨会的主办方之一，也是我们更好地发挥党史研究跟进现实、服务大局，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作用，服务四川省多点多极发展战略，为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提供经验启示和决策咨询的绝好机会。
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将以此次研讨会为新的起点，加大研究力度，提升研究水平，从六个方面切实抓好四川三线建设研究：一是把三线建设研究学术交流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开展起来，每年选取一个城市，举办一次三线建设研讨会，欢迎在座的专家学者参与。二是抓好《三线建设在四川资料丛书》的编撰出版工作。三是抓好三线建设在四川口述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四是全面展开三线建设旧址遗迹普查工作。五是进一步宣传和弘扬三线建设精神，做好党史资政育人工作。六是适时启动《四川三线建设史》的编写工作。
（作者单位：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关于加强四川三线建设研究的思考
◎马小彬
三线建设是1964年党中央基于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而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涉及全国中西部十三个省区。四川作为战略后方，是全国三线建设的重点区域，项目建设与投资约占全国的五分之一。三线建设使四川比较薄弱的工业逐渐建成为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和科研体系，对后来四川生产力布局、产业基础形成、资源开发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影响深远；三线建设的创业历程和丰功伟绩、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必将成为我们实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推进四川“三大发展战略”“两个跨越”的宝贵财富。本文将就加强四川三线建设研究提出个人浅见。
一、四川三线建设研究情况
（一）四川三线建设研究的情况
中央工作会确定三线建设以西南为重点，四川又作为西南三线建设的重点。为此，开展四川三线建设研究意义重大。近年来，四川三线建设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资料的搜集保护抢救及研究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主要有：
1.专著
2007年9月《攀西开发志》编纂委员会编辑出版《攀西开发志》（综合卷、攀枝花卷、凉山卷，共三卷），全面搜集整理攀西开发珍贵史料，全面回顾攀西人民艰苦创业，系统记载攀西开发中三线建设宝贵经验，为攀西开发提供有益启示。2009年政协自贡市委员会编纂了《三线建设纪实》一书，该书分纪实篇（1964—1978）、后续篇（1978—2008）、回忆篇，通过记录内迁自贡三线建设22家单位情况，翔实记录自贡三线建设实施、改造转制历程，自贡作为以盐化工业为主发展为有发电锅炉、机床制造、通用设备等机械工业，焊接材料、高分子合成材料、硬质合金材料等材料工业、小五金制造的轻工业等综合性工业城市的历史性转变。2014年郑有贵、张鸿春主编的《三线建设和西部大开发中的攀枝花——基于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和改革发展的研究》，是2011年9月、2012年6月8—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两次组织专家学者赴攀枝花市、凉山州开展三线建设国情调查、课题研究成果。该成果以史为鉴，以攀钢基地建设为典型案例，有针对性地从三线建设战略决策、资源勘探、技术研究和艰苦创业等方面，回顾总结了攀枝花由备战之需开展三线建设，后适应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建设和西部大开发改革创新的恢宏历程，是近期研究全国三线建设以及四川三线建设的一部有较高学术价值和理论成果的力作。
2.文献汇编
攀枝花市党史研究室、档案局编纂了《攀枝花三线建设文件资料汇集》《中国共产党攀枝花史稿》《中国共产党攀枝花历史大事记》，记述了1965—2001年攀枝花开发建设时期，渡口特区党委、渡口市革委、攀枝花市委领导攀枝花人民进行开发建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程，史料翔实丰富，有较高价值。
3.回忆录及报告文学
王春才主编《中国大三线报告文学丛书》（全4册）、《三线建设铸丰碑》（收录四川三线建设“三亲”回忆文章52篇），刊载大量记者采写的报告文学、亲历者的回忆和部门调查资料，有较高研究价值；何郝炬、向嘉贵主编《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主要收集四川参加三线建设领导工作的老同志文集，从国家战略层面探讨了三线建设，为西部大开发提供了历史借鉴。
4.志书论文
四川有关市州出版的市志、州志、县（区、市）志、《攀钢志》中大量记载了四川三线建设历史。不少四川三线建设企业也相继出版本企业三线建设者的口述史、回忆录，四川党史学界、高校学者相继发表研究四川三线建设的论文。
5.影视、展览
2010年攀枝花市委宣传部、文物管理所拍摄、凤凰卫视播放的《三线往事》（10集），以亲历者和研究者访谈为主，用大量珍贵的、不可再生的声像资料较为全面、客观、生动、真实、形象地记载了攀枝花建市37年以来开发建设、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历程。德阳、绵阳的企业也在拍有关三线建设的电视片。2014年5月16—17日，四川省国防科工办、中核集团八二一厂、广安市文广新局联合举办的“唤醒沉睡的记忆”——广安市三线建设工业遗产图片展走进广元中核集团八二一厂。本次活动共展出图片展板20张，发放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倡议书1000余份。通过展览激发大家对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的激情，促进了全社会对三线建设精神的传承。
2011年6月10日，在中国第六个文化遗产日到来之际，中国首个三线工业遗产陈列馆四川广安三线工业遗产陈列馆正式开馆。该馆以回归三线为设计的基本理念，外观上采取三线企业车间造型，墙面饰青砖，石灰勾缝，配以符合当时社会背景的红五角星，还原当时的建筑风格；内装上，完全还原老车间布局，让陈列品回归于旧环境当中。展示分三线概述、广安三线、难忘岁月和保护之路四大板块，从征集到的1000多件三线遗产实物中精选出15台老生产设备、60件老产品和150张老照片予以陈列展示，生动再现了20世纪60年代10家军工企业落户广安情景。
2014年2月8日正式开工修建的四川攀枝花三线建设博物馆，占地面积约60亩，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展览设计三线建设文化遗产、攀枝花历史沿革、民风民俗、经济社会建设成就区，以及“攀钢馆”“十九冶馆”“攀煤馆”“移民馆”等12个示范馆，通过工业遗迹陈列、还原三线建设者生产生活情景等方式，全方位展现1965年至1978年全国三线建设和攀枝花建设发展历程、历史意义和文化积淀；其文物征集同步进行，记录入库文物已达4000件以上。
6.学术研讨会
2014年12月25日，四川党史界纪念三线建设5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攀枝花市召开，来自全国以及省内成都、自贡、泸州、绵阳、广元、凉山等市（州）的党史学界110余名代表，遴选54篇论文探讨了三线建设的背景、布局、经验教训，老一辈革命家与三线建设，三线建设与四川各市（州）经济社会发展等内容。
（二）四川三线建设研究亟待加强
三线建设是我国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实施的重大经济建设，是我国当代史的重要篇章，总结三线建设创造的宝贵经验教训，对正在实施的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有着重要启示。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有关部委、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中国当代史研究所、四川人民出版社、党史学界、高校等先后编辑出版有关的档案资料、文件汇编、回忆录、采访录、口述史、专著及其论文，上海、贵州、云南等政协文史学习资料委员会也陆续编纂出版有关本省本地三线建设情况史料、论著，这给予四川三线建设研究有序开展以积极启迪。
总的看，有关四川三线建设的研究论著集中探讨了四川三线建设背景、有关地区（自贡、绵阳、攀枝花、广安、广元）及企业三线建设概况，三线建设对四川经济建设、城市建设、社会发展、生产力布局、缩小东西部差距的积极作用、经验教训，并将四川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作比较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攀西地区是西南地区、四川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得天独厚，研究攀西地区三线建设的成果丰硕。
但与全国有关省区三线建设研究相比，四川三线建设研究所出成果与四川三线建设在全国三线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不符，亟待加强。如目前涉及四川三线建设的大量文献还亟待抢救保护和开发利用，全省还没有一部系统、公开出版的反映四川三线建设的文献汇编；系统、全面、深入研究四川三线建设的专著不多；成果的作者以党史学界、高校学者以及四川三线建设的亲历者、领导同志为主，而高校历史学界、经济学界、地方志以及档案系统参与研究不多；发表的文章、论著从经济学、社会学、决策学研究的多，对企业、地区研究多；从经济史、体制机制等多角度研究领域亟待拓展、深入；也有学者把握史料不够充分；档案资料开放利用有限；同时改造转制企业情况下，大量三线建设的珍贵资料亟待抢救保护、科学整理和开发利用任重道远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在今后工作中认真研究，采取积极举措予以解决，为四川三线建设研究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学术环境，以促进研究工作深入发展。
二、加强四川三线建设的思考
四川是全国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是三线建设的主战场，在三线建设的研究上四川有关部门、学术界以及专家学者应勇于担当，要增强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加强三线建设文献档案资料的抢救保护和整理开发利用，以发挥四川在三线建设研究中提供资料和实证案例、促进全国三线建设研究的基础性作用。
（一）要提高认识，增强使命感和责任心
要充分认识三线建设特别是四川三线建设对我国经济建设、西部开发的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作用。全国三线建设对中国战略大后方建设，改变沿海和内地工业发展的不均衡状况，促进地区协调发展等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三线建设中锤炼出的三线建设精神也是党和国家的一笔宝贵财富。对此，有关部门、学界的专家学者、研究人员，特别是四川史学界、档案部门、地方志部门的专家、学者应充分发挥四川作为三线建设重点地区的优势，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学习党史、国史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统一到弘扬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财富、增强文化软实力和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上来，深化对三线建设研究的认识，不断增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心。
（二）要加强领导，明确规划和研究任务
首先，要加大各级党委政府对四川三线建设研究的领导力度。四川三线建设涉及面广、行业多、企业、科研单位多，要多角度、全方位加强对三线建设的深入研究，光靠学术界或者三线建设所涉及地区、企业单位是不够的，应通过各种形式向各级党委政府、有关部门广泛宣传呼吁，以引起重视和支持，并将研究工作纳入历史文化抢救保护项目，予以政策、经费支持，确保三线建设研究工作的保障有力。
其次，要发挥各职能部门的组织协调、规划引领作用。三线建设企业的主管部门涉及多家综合部门，三线企业改造转制后的情况各异，要发挥党史、地方志、档案部门的组织协调、研究编纂职能和资源作用，要加强协调，做好四川三线建设研究工作的顶层设计，要对有关党委政府以及政府相关部门、各级档案馆、公共图书馆、博物馆、三线企业所藏文献档案资料开展摸底调查；有步骤有序开展对三线建设档案、文献资料的抢救保护征集，特别是对已经改造转制的三线企业所藏档案资料、录音录像、照片、三线建设亲历者的“三亲”资料要采取积极举措予以抢救保护整理，以便今后能有效利用。
（三）要整合资源，采取积极措施，深化研究工作
各有关部门、学界专家学者要发挥各自优势，整合资源，继续深入挖掘四川三线建设的宝贵经验和精神财富，多出精品力作。要加大对三线建设精神的宣传和弘扬；加强对三线建设史料、文物和遗址的保护。要采用课题制、项目制以及向社会购买服务等形式，组织四川三线建设课题研究攻关，发挥社会各界、有关部门的专家、学者的作用，开展系统的、有针对性的研究工作。要不断丰富研究手段，通过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方志馆等收藏基地和利用中心的平台和窗口，及时抢救口述史料，保护利用好三线建设遗址，推动三线建设研究深入开展，促进研究成果类型的多样化，以满足社会各界对文化需求的多元化，发挥三线建设这个宝贵精神财富的文化传承和弘扬作用；要发挥史学界、档案部门、地方志部门、高校、企业多方积极性，通过学会协会平台开展学术交流，以推动四川三线建设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
（作者单位：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四川三线建设的历程
◎黄婷婷
四川由于历史条件、地理环境、资源等方面的原因，成为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对四川基本建设投资300多亿元，约占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国家在四川基本建设总投资的80%左右，在四川建成了300多个以国防科技为主的企业单位和科研院所（何郝炬等编：《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第115页。），形成了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交通能源、基础工业及国防工业体系，实现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在我国西部纵深地区建设一个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的目标。改革开放以后，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党和国家做出对三线企业进行调整改造的重大战略决策。经过“七五”和“八五”两个五年计划以及“九五”计划前两年的调整改造，四川省一大批原本陷入困境的三线企业融入市场竞争、改革开放的经济大潮，为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新世纪国防建设打下了较好的物质基础，创造了必要的外部条件。
一、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形成
（一）严峻的国际形势促使党中央下决心进行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是从酝酿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编制时的指导思想是抓“吃穿用”问题。但是20世纪60年代初险峻的国际局势直接影响着中国的经济战略决策。当时的中国外部正面临着几方面的威胁。内部在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方面问题很多，有些情况还相当严重。外有强敌，内有隐患，这些都使毛泽东感到焦虑。
在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从存在战争严重威胁的估计出发，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他特别强调应该在四川的攀枝花（攀枝花特区成立于1965年2月。1965年4月起，为保密需要对外往来称渡口市。1987年1月，国务院批准恢复为攀枝花市。）建立钢铁生产基地，并把与此相联系的交通、煤、电建设起来。6月6日，他更明确地提出三线建设的主张：“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9、1200页。）8月17日、20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两次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这次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这样就改变了“三五”计划最初的指导思想，确定了“三五”期间重点加强三线地区基础工业建设，建立战略大后方的新思路。
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后，各有关部门迅速展开西南、西北三线建设的具体部署，一是在三线建设新的工厂，扩建部分工厂，由国家计委负责组织；二是把一线地区全国仅此一家的重要工厂和配合后方建设所必需的工厂搬迁到三线，由国家建委负责组织；三是组织好全国的工业生产，为三线建设提供设备和材料，由国家经委负责。随后又分别成立了西南、西北三线建设指挥部，负责组织中央有关部门在三线地区新建、扩建、迁建项目的计划协调和物资供应工作。1964年10月30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并下发了国家计委提出的《1965年计划纲要（草案）》。这个计划的指导思想是“争取时间，积极建设三线战略后方，防备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总目标是“要争取多快好省的办法，在纵深山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大规模的三线建设随即轰轰烈烈地展开。
（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考察三线建设
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十分关心和重视三线建设，为了使三线建设决策更加符合实际，邓小平、彭真、贺龙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曾亲临三线视察，为三线建设战略决策更加科学合理提出发展建设思路，保证建设的顺利开展。
1965年11月初，邓小平同李富春、薄一波、余秋里、吕正操等中央部委的负责同志到四川、贵州、云南视察三线建设情况。11月3日，邓小平视察了德阳重型机械厂，11月8日、9日又来到自贡视察化工厂、盐厂和威远石油会战基地。11月12日，邓小平来到重庆视察军工企业生产情况。11月30日，邓小平来到攀枝花工业基地，代表党中央审定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总体方案。他观看了攀枝花工业基地建设规划的沙盘模型，冶金部副部长、攀枝花特区总指挥徐驰等同志向他做了详细的工作汇报。他对攀枝花建设感到十分高兴，认为攀枝花建设钢铁工业基地条件得天独厚，当即代表党中央同意了攀枝花的建设方案。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是1966年2月来四川视察三线建设的。在视察了攀枝花建设情况后，他很高兴地说：“攀枝花综合利用价值很大”，“我们有了十几年的建设经验，要用毛泽东思想融化这些经验，在渡口形成一条中国建设的道路。”（攀枝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攀枝花开放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2000年11月版，第1页。）
1965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贺龙来到四川视察，检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开展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贯彻落实情况。在重庆听取了四川省军工生产情况的汇报后，他一再强调战争什么时候打响谁也不知道，所以三线建设一定要争取时间，加快建设。他还明确反对当时流行的“大、洋、全”的做法，认为厂房建得大而分散，不利于生产，最好是建得小一些，多利用山洞，注意隐蔽。1966年3月，他再次来到四川视察。当时“山、散、洞”的方针刚刚提出，对正在建设中的攀枝花钢铁基地影响极大。到底进不进洞，怎样进洞，争议较大。3月13日，徐驰向贺龙汇报了关于攀枝花钢铁企业在车间布置上的修改方案。徐驰在汇报时说，钢铁厂原建设方案布置紧凑，经济合理，但不利于防空，为了做到既防空又经济合理，特区指挥部制定了两个方案，希望做到便于疏散同时又实事求是。贺龙听完汇报后指示，你们的想法很对，想法很好，同意你们的第二套方案。3月15日，贺龙一行来到攀枝花，察看了弄弄坪厂址、大渡口铁索吊桥、金沙江南岸地形、攀枝花建设规划沙盘模型等，对“山、散、洞”建设方案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没有必要分开，都是高山，不怕飞机轰炸。分散不好管理，集中好。”（攀枝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攀枝花开放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2000年11月版，第1页。）贺龙的指示解决了钢铁厂是否分散进洞的问题，从而加速了钢铁基地的建设进程。
在四川三线建设的过程中，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建委主任薄一波、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等都曾前去考察调研，解决了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保证了四川三线建设的顺利开展。
二、四川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
三线建设期间，四川省总投资规模达到393亿元，为1981年前国家对四川省工业总投资526.2亿元的74.9%。新建、扩建、内迁了以重工业为主的项目250多个，加上地方工业的发展，到1982年全省工业企业达到46339个，职工人数达到1033.09万人。四川的工业生产能力、生产力布局、生产部类和职工队伍都发生了根本变化。（林凌、顾宗枨：《四川省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见《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
（一）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
攀枝花的开发建设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独立自主进行的第一个特大型钢铁建设项目，也是三线建设第一阶段各方面倾注力量最多的一个重点建设项目。
攀枝花地区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尤其以钒钛磁铁矿及其伴生矿最为丰富。二氧化钛8亿多吨，占全国储量的94%，居世界第三位。五氧化二钒2000多万吨，占全国储量的69%，居世界第一位。早在1958年，中央就做出了开发攀枝花钒钛磁铁矿资源的决定。三线建设开始后，攀枝花以其储量丰富、完整配套的资源优势和地形险要的地理优势，被确定为三线建设最理想的钢铁工业基地。在1964年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三线建设首先要把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交通、煤、电建设起来。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他提出：“酒泉、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攀枝花建不成，我睡不好觉”，“攀枝花是战略问题，不是钢铁厂问题。”
开发建设攀枝花的决策形成后，建厂地点的选择成为当务之急。1964年6月23日，攀枝花调查工作组在成都集合，成员由国家各部委、中共中央西南局、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领导干部共400余人组成。工作组由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程子华带队，分若干专业小组，深入到攀西地区实地调查资源、交通、水源情况，研究配套建设资金、煤炭、电力和各矿山、工厂的条件，提出建设方案和厂址选择建议。8月中旬，调查组根据实地调查研究的情况，提出将攀枝花钢铁厂建在弄弄坪的意见。同月，中共中央西南局又召集云、贵、川三省党政军有关负责人研究厂址选择问题。关于厂址的选择主要有三种意见：一是认为钢铁厂宜近矿、近煤、近水、近林，主张建厂攀枝花弄弄坪；二是认为西昌地势开阔，场地平坦，农业基础好，主张建厂西昌牛郎坝；
三是少数同志认为乐山农产品比西昌丰富，且既有高山屏障，又有相对开阔的平地作基础，提出将厂址选在乐山。一时间，各种意见争论激烈，会议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为了选择到比较理想的厂址，也为了统一大家的思想，几种意见被同时反映到中央。为了解决这一重大问题，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于1964年10月25日至11月2日率领中央各部委和川滇两省负责人20余人，亲临攀枝花地区沿线实地考察，察看拟建钢铁厂的弄弄坪。11月5日，李富春、薄一波回到北京向毛泽东主席呈送了书面报告，详细介绍了攀枝花地区地理、自然、资源、规划等情况，分析总结了1958年前后开发建设攀枝花地区资源的经验教训。报告指出，攀枝花煤、铁、水、林俱全，各种辅助原料齐备，且地处内陆腹心，境内崇山峻岭，谷深流急，地形隐蔽，是建立战略后方工业基地的理想场所，开发建设可以以矿山为龙头，分期分批在攀枝花弄弄坪、贵州水城及云南宣威等处建厂，形成产品齐全、布局分散的钢铁体系，并认为弄弄坪最好，宜于首先建设。毛泽东肯定了钢铁厂选址弄弄坪的合理性，这一方案得到了最后确定。
攀枝花的开发和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是采用特殊的政策，用特殊的管理体制和特殊的方法进行的。攀枝花钢铁基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少见的特大型综合建设项目，工程浩大、项目繁多、涉及工种广泛，参建单位隶属于10多个不同的部门。要在毫无城市依托，交通闭塞、物资奇缺的荒山野岭建成如此巨大而复杂的工程，必须打破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建立权力高度集中的统一指挥系统，因此，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采取了由党中央、国务院直接指挥的高度集中的体制和方法，并从政策上给予人力、物力、财力的充分保证。
1965年2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西南局关于成立攀枝花工业区人民政府的报告，下达了《关于成立攀枝花特区人民委员会的批复》，规定攀枝花人民委员会仿效大庆的形式，实行政企合一，受冶金部和四川省双重领导。2月26日，党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确定攀枝花工业区成立特区党委和工地指挥部，受冶金部领导，统一指挥工业区建设，并任命冶金部副部长徐驰为特区党委书记兼工地指挥部总指挥，攀枝花特区党委和攀枝花特区总指挥部正式成立。
攀钢主体工厂和基础设施的总图布置与设计，是攀钢建设过程中的一个很大的难题。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所建设的一些大中型钢铁联合企业，一般都采用大平地、大厂区、大铁路、人字形的苏联模式，然而弄弄坪根本不具备这些条件。弄弄坪是较周围高山相对低矮的山坪，一面临金沙江，三面环山。设计人员坚持从实际出发，反复推敲，想方设法利用山坡，改造山坡，最后形成了一个既切合实际又经济合理的方案。
攀钢1970年6月29日炼出第一炉铁水；1975年9月一期工程基本建成。经过建设者们的精心设计、巧妙安排，在2.5平方公里的地带上建成了后来年产钢250万吨（包括二期工程）的大钢城，吨钢面积仅一平方米。
（二）铁路干线的修筑
四川四周为崇山峻岭所环绕，交通不便严重制约着四川经济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十分关心四川交通建设，四川省委也把改善交通状况作为重要工作来抓。三线建设时期，四川的铁路建设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期，相继修建了成昆铁路、襄渝铁路。由于特殊的地质条件，成昆铁路、襄渝铁路的修建堪称世界筑路史上的奇迹。
1.成昆铁路的修建
成昆铁路北起四川成都，南抵云南昆明，全长1100公里。南端在昆明与贵昆、昆河（内）铁路相通，北端在成都与宝成、成渝铁路相连，向北沿宝成铁路在宝鸡与陇海铁路接通，是我国西部的一条南北走向的铁路大动脉。
成昆铁路的勘测工作始于1952年。当时的西南铁路设计分局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成都至昆明长1000多公里、宽200多公里的范围内，提出了三条线路方案：东线全长1112公里；中线全长1033公里；西线全长1167公里。西线沿途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开发前景巨大；辐射范围13.6万平方公里，包括四川、云南的7个地、市和所属50个县、市，其中多数是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铁路干线的建设可以大大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线路靠近拟定建设中的攀枝花钢铁基地和龚嘴、铜街子水电站，能使铁路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考虑到这些因素，1955年国务院在召集专家反复研究后，最终确定采用西线方案。
1958年7月，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成昆铁路开始局部施工，主要进行成都至峨眉段的施工和峨眉以南线路的布勘定测。这以后，因为国民经济的调整，工程时断时续。1964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成昆铁路要快修，川黔铁路和贵昆（滇黔）铁路要快上，并把成昆、川黔、贵昆以及襄渝铁路作为西南三线建设的重要内容，四川的铁路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9月，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成立，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任总指挥，吕正操、刘建章等任副总指挥。指挥部下设工地指挥部、技术委员会和支援铁路建设委员会，统一领导和指挥成昆铁路的修建工作。总指挥部研究决定成昆铁路采取南北对进的方式施工，主攻北段，争取1968年“七一”建成通车。
成昆铁路从始发站成都出发，经四川盆地向大小凉山进发，然后又爬上海拔2000多米的云贵高原，沿途跨越大渡河、牛日河、安宁河、雅砻江、金沙江和龙川江。铁路沿线山高谷深，川大流急，地势险峻，地质结构复杂，在如此复杂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修筑长达1000多公里的铁路干线，其难度实属少见。广大的筑路人员充分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完成了一系列艰巨而繁重的任务。为了跨越地形障碍，全线建有桥梁991座，总长92.7公里，平均每1.7公里就有一座大中型桥梁；隧道及明洞427座，总长341公里，其中3公里以上的隧道9座，平均每2.5公里就有一座隧道。桥梁和隧道总长占线路总长度的39.4%，其工程之浩大之艰巨，在世界铁路建筑史上也是罕见的。施工高峰时筑路队伍达34万人。经过筑路员工和铁道兵指战员的艰苦努力，克服艰险复杂的地形、地质条件带来的重重困难，1970年7月1日，成昆铁路正式建成通车.
成昆铁路建成后，北接宝成铁路，可通陕西、甘肃；南经贵昆铁路，可通贵州；东接湘黔、黔桂线，可达株洲和柳州，形成了纵贯中国西南、西北地区的交通大动脉，大大缩短了祖国各地和西南边疆之间的距离。
2.襄渝铁路的修建
襄渝铁路东起湖北襄樊，西抵重庆，全长915.6公里。东端与汉丹、焦柳铁路相接，中段在陕西安康与阳安铁路相通，西端与成渝、川黔铁路相连，是我国西南地区连接中原腹地的又一条东西走向的重要铁路干线。沿途经过第二汽车制造厂、军工布点区和煤炭、钢铁、水泥等原材料开发带，对发展鄂西北、陕南、川东北地区的经济有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铁道部于1958年提出修建川豫铁路，准备从宝成线上四川境内的青白江出轨，东行至达县北上，在万源出大巴山进入陕西境内，经过陕西的紫阳、安康，沿汉水至湖北的朱家坡接汉丹线的莫家营到襄樊。从1959年到1961年，这个计划两次上马，又两次被调整停工。三线建设开始后，铁道部重新提出修建襄樊至成都的铁路即襄成铁路。1969年，中央指示这条铁路从湖北襄樊修到重庆并定名为襄渝铁路。中央同时还指示，要先修北头的莫家营至十堰段，以支援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建设，并要求1970年通车；西头达县至重庆段要求一年建成，以支援重庆地区军事工业的建设。1969年5月，周恩来指示，西南铁路由铁道兵统一指挥施工。12月，在接见铁道兵领导干部时又说，毛主席亲自确定了襄樊铁路的走向，这条铁路要快修，修好这条铁路，四川就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局面，天府之国的交通就活了。（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四川地方史专题纪事（社会主义时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9页。）
襄渝铁路地形之复杂，工程之艰巨，也是我国铁路修建史上少有的。铁路从1968年开始施工，到1973年10月全线建成通车，累计投资36.18亿元，最多时动用员工达82万余人。
此外，在三线建设前期建成通车的还有川黔铁路（1965年7月建成通车）和贵昆（滇黔）铁路（1966年3月建成通车）。以上4条铁路和湘黔、焦柳铁路的建成通车，不仅使川、黔、滇三省铁路连成一体，而且形成了川、黔、滇、鄂、湘五省的铁路运输网。加上已经建成通车的成渝、宝成和黔桂铁路，使整个西南地区与华中地区之间有了湘黔、襄渝两条钢铁通道，与西北和华南地区也有宝成和黔贵两条钢铁通道。这样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上比较闭塞的西南地区内部及对外交通运输的落后状况，从而为这一广大地区的矿产资源开发和工业、国防建设创造了基础条件。
（三）国防工业建设
三线建设的国防工业建设主要集中在四川、贵州、陕西三省和豫西、鄂西、湘西地区，总体上具有建设项目布点分散、门类繁多的特点。但从四川情况来看，却发展了从常规兵器到战略武器、从车辆船舶到航空航天的全面配套的国防工业体系，成为我国重要的国防工业基地。
1.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的建设
四川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被概括为“两基一线”，指的是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以及成昆铁路。之所以选择重庆作为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主要是由于重庆自身较强的工业实力。重庆历来就是全国特大城市，工业尤其是兵器工业本身就有一定基础，七大老兵工厂（长安机器厂、望江机器厂、江陵机器厂、建设机床厂、空气压缩机厂、嘉陵机器厂、长江电工厂）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作为综合性的老工业基地，重庆的配套能力也很强，原材料工业有一定的基础，能源、交通条件也比较好。
1964年9月11日，西南三线建设筹备小组根据中央的指示，成立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工业配套工作组。工作组成立后，进行了近一个月的调查研究和实地勘察，对基地的建设提出了一些设想。1965年1月25日，工作组向中央报送了《关于以重庆为中心常规武器配套规划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建设包括原有的七大老兵工厂的改建扩建和一批机械厂、研究所的新建（包括迁建）以及与之配套的冶金、化工、机械等方面重要项目的建设，主要生产各种枪支、高射武器、迫击炮、大口径炮、坦克车辆及其配套的光学仪器、弹药和炸药等轻重型武器装备。新建的机械厂有：红山、庆岩、红泉、晋江、青江等14个工厂以及两个研究所。
1964年下半年到1967年上半年是重庆兵器工业基地建设的高潮阶段，大部分企事业单位都在这一时期建成或者动工修建，大部分工厂以及研究所的搬迁也在这一时期完成。新建项目的勘查选址工作从1964年底就开始了，并进行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的现场设计。1965年3月开始路通、电通、水通和平整地基的“三通一平”工作，并且调集施工队伍，进行各项施工准备，5月份开始施工，到1965年底，当年要求完工的项目全部按时完成。1966年虽然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兵器工业基地新厂的建设基本上仍按原定计划进行，老厂的疏散搬迁和中央各部为重庆常规兵器工业配套与配合的项目，年底也基本上完成了计划。这样原定三年建成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主体部分的计划，提前一年左右基本完成。
重庆兵器工业基地总计投资15.23亿元，建设项目众多，工程技术也较为复杂，为了保证主体工程能够提前完成，建立了有高度权威的领导指挥体系。1965年，重庆地区常规兵器配套建设指挥部成立，由五机部副部长朱光和重庆市委书记鲁大东具体负责。对重大项目实行了指挥部体制，由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设计单位、物资供应部门、当地党委联合组成项目指挥部，指挥长由建设或施工单位一把手担任，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
从1964年至1978年，以重庆为中心的四川綦江、南桐、巴县、江津、永川、荣昌、大足、璧山、铜梁、北碚、长寿、合川等区县的山区及丘陵地区，先后新建、迁建了兵器、船舶、航天、电子、核工业等30多个军事工业企业、科研单位和80多个与之配套的机械、仪器仪表、冶金、橡胶、化工原料等一批大中型骨干企业。在重庆形成了门类较为齐备的以常规兵器制造为主，电子、造船、航天、核工业等相结合的国防工业生产体系。
2.航天航空工业建设
航天工业的三线建设按照型号为主、地区配套的原则进行，累计投资23.66亿元，在贵州、四川、陕西等地建成了比较完整的战术导弹和中、远程运载工具的研制基地，形成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发射中心。航空工业建设是三线国防工业建设的又一个重点，在四川建成了飞机设计、发动机高空模拟实验和风洞实验基地以及一批仪器仪表厂。
（1）航天工业建设。主要建成了四川航天工业基地和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卫星发射技术是一个国家尖端科技水平的集中代表。1969年，为了建设一个理想的大型航天发射场，国家选派了一批高级专家组成勘察组，在全国9个省区的81个县进行了勘测调查，提出16个选址方案上报中央。航天发射中心一般都建在低纬度地区，这样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地球自身的离心力，另一方面可以缩短地面到卫星轨道的距离，节省火箭的有效负荷。西昌纬度低、海拔高、一年之中晴好天气多，无污染，空气透明度高，具有天然发射场的优越条件。中央在最终决定在西昌附近的山谷中建设我国第三个卫星发射基地。1970年，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抽调的几十名干部来到西昌冕宁县，开始筹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建设所需物资和运输环节不能得到保证，直到1983年第一期工程才全部竣工并投入使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总部离西昌市西北约60公里，卫星发射场位于西昌市西北65公里处的大凉山峡谷腹地。卫星发射测试、指挥控制、跟踪测量、通信、气象、勤务保障六大系统的相应场区，都分散在峡谷之中的不同区域。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建成后，在1984年6月8日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颗地球同步轨道卫星。1986年，又成功发射了一颗实用通信广播卫星，标志着中国卫星发射从此由试验阶段进入实用阶段。
（2）航空工业建设。主要建成了歼击机生产基地、中国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研究所和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
四川是我国重要的歼击机研制生产基地，拥有中国技术水平最高的航空研究所之一的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和制造公司成都飞机工业公司。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建于1970年，是为了适应三线建设的需要，从沈阳飞机研究室分离出一部分人力物力迁移到成都成立的。该所主要从事飞机设计和航空航天多学科综合研究，是著名的歼击机总体设计研究单位。成都飞机工业公司代号一三二厂，是我国研制生产歼击机的重要基地。一三二厂于1964年建成，同年生产了我国第一架自行测绘设计试制的高亚音速全天候歼击机——歼5甲飞机。1989年7月，一三二厂与飞机设计研究所合并，组建为航空航天工业部成都飞机工业公司，实现了科研、生产一体化。
中国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研究所原名航空航天工业部航空喷气发动机研究所，主要从事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应用科学的研究，是全国航空发动机科研、设计、生产和使用单位的主要技术后方和试验研究基地。这家研究所拥有亚洲最大的高空模拟试车台，俗称高空台。1965年1月，国家做出决定，组建航空发动机研究所，并且把研究所的心脏——高空台列为重点建设项目。1969年，在经过多次勘查论证后，高空台最终选址绵阳地区。在选址的同时，高空台的总体方案也在设计中。高空台的设计建造是一场全国范围的跨行业大协作。在既无完整的技术资料，又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来自全国各科研院校的设计人员勇于探索，大胆实践，独立自主地完成了高空台的设计和建造。1971年，高空台一期工程设计完毕，1977年工程建设完工。
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始建于1965年，是为适应我国航空航天事业发展的需要，按照著名空气动力学专家钱学森教授、郭永怀教授构想的蓝图而组建的。中心包括5个研究所和1个加工厂，拥有性能配套的大中小风洞实验设备32座，包括低速、亚跨超声速、高超声速、激波风洞和弹道靶等各种试验设备，从1969年第一座风洞投产到20世纪90年代初，先后承担了近百种航空、航天飞行器型号的2000多项试验任务。
3.核工业建设
核工业在三线建设时期共安排了45项工程，投资54.3亿元。这些项目完全是我国自行设计、自制设备和自主建设的，采用了国内外近500项科技成果，接近当时国际先进水平。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前身是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1965年根据三线建设的部署，第九研究院迁址绵阳。1985年1月，为了适应对外交流的需要，九院改名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工程物理院是以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为主的理论、实验、设计、生产的综合体。
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是我国最早从事核聚变能源开发的专业研究院。1984年该院建成和调试成功的中国环流器一号代表了当时我国相关研究的最高水平，是我国受控核聚变发展道路上的里程碑。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是1965年从北京迁到四川峨眉山脚下的，到1985年建成了包括56个专业与学科的4个研究设计院、4个中心和1个设备制造厂，是我国高新技术领域与先进能源开发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研究设计院。
4.电子工业、船舶工业建设
四川电子工业基地主要沿铁路线分层次辐射布点，初步形成了成都、绵阳、广元、重庆4个各有所长的电子工业区，建成了23个大中型企业、6个研究所、1个设计院、5个职工医院和1所技校。主要产品为雷达、计算机、广播、电视、通信、专用设备、测量仪器和元器件8大类，尤其以元器件工业实力最为雄厚，能生产350个大系列、2000多个型号的产品。
船舶工程的三线建设，安排在川东、湖北宜昌和云南三地。川东船舶工业分布在重庆、江津、涪陵、万县沿长江两岸，由造船、造机、船用仪器仪表3个系统的23个企事业单位组成，形成了以重庆至万县为中心的造船工业基地，能够生产发动机、变速箱、成套船用仪器仪表以及部分舰船武器，制造中型军用舰船和潜水艇。船舶工业起点高，考虑周密，沿江布点，没有进山区，实行专业化分工，因此比较成功，有些工厂至今依然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三、四川地方党政机构在三线建设中的作用
整个三线建设，由于是在突出战备和与“文化大革命”几乎同步进行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开展的，所以建设进程波动起伏较大，面临各种困难局面。四川党政机构始终恪尽职守，不仅努力克服困难履行好后勤支援工作职责，同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及时向上级反映情况、争取支持。尽管步履维艰，但为四川三线建设任务的最终完成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服从中央安排，具体落实三线建设基本管理体制
三线建设采取了中央、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和各建设项目现场指挥部三级管理的形式。中央制定三线建设的方针、政策，决定三线建设的布局、项目和投资计划，审批三线建设委员会的实施计划。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是中央设在西南，具体领导和指挥三线建设的权力机构，它由中央有关部委、中共中央西南局和四川、贵州、云南三省的负责同志组成，主要职责是：贯彻执行中央关于三线建设的方针政策和建设计划；审定各建设项目的设计方案、厂址选择、施工计划；组织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各地方的协作配合，协调各方面的工作；确定各建设项目现场指挥部的负责人选；对中央方针政策的执行和建设计划的实施进行督促检查。现场指挥部由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所在地方党委及物资、银行等有关部门的代表组成，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指挥部首长负责制，一般以建设单位的负责人为“班长”，主要职责是具体实施中央和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批准的项目建设计划，统一指挥设计、施工、物资与资金的供应、地方支援等方面的工作，保证建设项目按部就班，按进度完成。（林凌、顾宗枨：《四川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在上述管理体制下，四川省建立了三线建设支援委员会，由省委书记负责，省人委有关厅局负责人组成，根据西南局三线建委的部署，负责搞好四川三线建设的后勤支援工作。
（二）坚持对三线建设的领导，保障重点项目顺利开展
1966年以后的几年间，“文化大革命”对三线建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和冲击，一些基层单位的建设者做了很大努力，但工程的进展仍十分艰难，许多建设工地处于半停工状态。对此，四川省党政机构及时向党中央进行汇报，千方百计采取措施，积极维护建设局面，确保三线建设重点项目向前推进。
1967年12月31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都军区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工业办公室，作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军工组和成都军区的工作部门，在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和成都军区直接领导下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指示，执行军区的具体安排，配合中央有关部门搞好四川地区国防工业的建设和生产。在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内设国防工业和重点建设两个办公室，在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和成都军区统一领导下，与生产指挥组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开展工作，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三线建设的方针、政策，根据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都军区的具体安排，配合中央有关部门，搞好四川地区重点建设单位的政治思想工作，支援并搞好重点建设工作。同时由军区国防工业办公室、重点建设办公室的负责人共同组成联席办公会议，负责处理这两个办公室的协调问题。
1969年9月，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都军区召开四川省三线建设座谈会，要求加强对三线建设的领导，各市、地、州革命委员会和军分区要派专人分工抓这件事，健全办事机构，配齐办事人员。12月，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都军区在《关于加速四川地区三线建设的请示报告》中再次提出要加强对三线建设的领导。随后四川省成立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对省内的三线建设实行统一领导，并在成都、重庆、自贡、攀枝花地区建立领导分组，负责一个地区范围的工作，改变了过去多头领导和无人负责的状态。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和成都军区还请求中央调给成都军区3000名军队干部，以便派到基层单位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领导。
1970年4月，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都军区召开了研究四川经济建设问题的“七四”会议。按照会议精神，四川省各级进一步加强了三线建设的组织领导工作。4月20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三线建设办公室成立，统一领导全省三线建设。四川省革命委员会还决定，进一步加强各地、市、州革命委员会原有的重点建设办公室，集中优势兵力首先保证完成120个项目中的46个重点项目，狠抓260多个续建工程的投产。这次会议是我省三线建设由停顿到恢复的转折点，这年6月29日，攀枝花钢铁基地出铁；7月1日，成昆铁路接轨通车。
（三）做好人员与物资保障工作，支援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所需的物资供应和生活保障对三线项目的顺利推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家在三线建设物资供应上采取按建设布局和经济合理的物资流向设置物资供应机构，就地组织物资供应的方法，在西南地区设置了物资部下属的指挥部。1965年，省委决定在重庆、成都、自贡、渡口等中心城市和重点建设地区设立物资局，统一负责所辖地区内建设项目所需的物资供应。四川省以及相关地市县的支援重点建设领导小组也随后成立，配合三线建设单位的工作，提供劳动力和物资保障。
1965年2月，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赵苍璧在成都主持召开了四川省支援重点建设工作会议，专门研究支援成昆铁路建设的问题。会议要求各地积极采取措施，从地方建筑材料、三类物资、市场物资、生活供应、劳动力调配以及地方交通运输等方面认真做好支援重点建设的工作。同时，中共四川省委还派出一个工作组到凉山州等地，实地调查研究有关支援重点建设方面的问题。
为了方便成昆铁路施工，四川公路部门职工提前一年新建和修复公路干线780多公里，地方公路1900公里，开辟引入便线、支线和环线约1100公里；为了保证筑路物资的运输，四川和一些兄弟省还专门派出车队承担运输任务。电力部门在四川境内的三个供电区段，仅用1年零8个月时间，就建起内燃电站27座，火力、水力电站各1座，沿线架设输电线900多公里，加上地方电力，使总电量达到11万千瓦。邮电通信部门在沿线架设通信线路14449对公里，保证每个新开工点都能立即通上电话。沿线各地还有各种“支铁”服务部，沿途人民组织了许多“支铁”义务队伍到工地义务服务。在工程紧张的时刻，四川地方党政机构还组织机关干部和工、青、妇各界人士前往重点工程参观慰问。
同时，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都军区也采取措施保证施工队伍和人员的相对稳定。1969年9月1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都军区召开国防工业战备工作会议，会议要求国防工业战线上的一切人员都要坚守岗位，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擅离工作或生产岗位，否则视情节予以处分，对煽动威胁职工擅离职守的人必须依法惩办，以此来进一步稳定局势。
1969年12月，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都军区《关于加速四川地区三线建设的请示报告》再次强调要狠抓交通运输、原料、材料、燃料的供应等三线建设的薄弱环节，大力改进三线建设的物资供应。这个报告是四川省三线建设由停顿到恢复的转折点。
四、三线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调整改造
（一）三线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三线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由于特殊历史原因，也存在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
1.投资建设规模盲目扩大，战线拉得太长
1965—1975年（也是三线集中建设的11年），我国累计完成基本建设投资2919.6亿元，三线地区共完成基本建设投资1269.67亿，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43.5%。（李彩华，姜大云：《我国大三线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东北师大学报》2005年第4期，第89页。）也就是说，这11年中国家投资于基本建设的资金有接近一半是用在了三线项目的建设上。1964年和1965年，三线建设项目第一次集中安排，这时候计划安排的规模还是比较合适的。但1969年庞大的军工体系建设计划使建设规模急剧膨胀，需要投入的资金越来越多，大大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承受范围。兵器工业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要新建项目95个、改扩建项目93个，船舶工业也相继在三线地区开工12个项目。由于各个系统齐头并进、战线过长，建设中又任意扩大规模、脱离实际，导致不少项目中途下马，真正建成的项目不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和浪费。
2.选点过于分散，布局不够合理
三线建设期间，几乎所有项目在厂址的选定上都执行了“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对于一些国防尖端工程采取这种方针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但是片面强调“山、散、洞”，盲目钻山进洞，布局过于分散，导致一大批现代化企业孤立地建在大山沟里，隔断了企业与企业、车间与车间之间的联系，造成大量人力物力的浪费。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所属厂、所分布在省内6个县（市）的崇山峻岭中，厂、所内部各单位之间最近相距6公里，远的达14公里。三线兵器工厂为了适应生产、生活需要，平均每50个人就要配备一辆汽车，每年耗油近万吨，仅运输一项就使成本提高15%。还有不少不该进洞的项目也进了洞，带来很多问题。
3.配套建设不够，综合生产能力很弱
三线建设从总体安排上看，综合平衡不够，重工业投入较多，轻工业投入较少；加工工业比重较大，原材料等基础工业比重较小。从国防科技工业来看，由于时间紧迫或资金不足等原因，不配套的状况是明显存在的。有的主机厂建成了，配套厂没有相应做出安排，或者刚开始建设就下马停建。有的主机厂在三线，配套厂却在一、二线，或者与此相反，如船舶工业，舰艇总装厂在三线，配套厂大部分在沿海；大型运输船舶总装厂建在沿海，而所需的大功率柴油机生产企业又建在三线。这种状况，造成长距离运输，生产时断时续。在不少三线企业中，生产车间建起来了，而辅助设施和动力系统却很薄弱；有的生产系统虽然已初具规模，但外部运输条件却没有相应地改善。这样，许多加工工业的工厂没有形成综合生产能力，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从沿海地区搬迁的企业大多采用调人、调设备的办法，使原厂一分为二。由于仓促搬迁、建厂，沿海地区原有的协作配套设施无法搬迁，企业有骨无肉，燃料、电力跟不上，生活设施、副食基地几乎没有兴建，给企业生产和职工生活带来很大困难。
（二）三线建设的调整改造
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审时度势，做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与此同时，我国经济重心由内地逐步向经济发达的东部特别是沿海地区转移。随着国家工作中心、政策及财政资金的转移，原本效益不佳的三线企业的困难更加凸显出来。为适应国家战略的转变，同时帮助三线企业走出困境，中央决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调整和改造三线企业。
1983年11月，国务院领导约见原四川省省长鲁大东、电子工业部部长、原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钱敏和国务院国防工办副主任郑汉涛，就三线建设调整改造问题进行了一次谈话，指出三线建设总的方针和规划就是调整改造、发挥作用，要通过调查、规划，扎实工作，使三线企业的作用很好地发挥出来。1983年12月，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在成都成立，三线地区的主要省份也先后成立了各自的三线调整办公室。1984年，四川省委、省政府决定组建四川省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在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领导下开展工作。
1984年8月，在对三线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国务院三线调整办公室决定把布局调整放在首位，对企业分别采取关、停、并、转、迁的办法进行调整。11月，国务院三线办公室在成都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七五”三线地区企事业单位调整方案》，确定调整121个单位，其中关停9个、迁建和部分迁建49个、迁并48个、全部转产15个。调整的范围主要是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河南、湖北、湖南和重庆，简称八省一市。
1985年，国家计委正式批准了四川省三线企事业第一批调整方案，共涉及39个三线企事业单位，四川三线建设的调整改造至此全面展开。
到1990年底，《三线地区企事业单位调整方案》确定的“七五”规划项目，大多数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累计迁出职工11万余人，竣工建筑面积500万平方米，完成投资总额约46亿元。“七五”项目基本完成后，国务院三线办又同有关方面一起制定了“八五”期间三线企事业单位调整方案。到1996年底，已有84个项目建成和基本建成，累计完成基建投资80亿元。（陈东林：《20世纪80年代后的三线建设大调整》，《党史博览》2004年第5期。）经过上述两个五年计划，三线建设尤其是四川三线建设在布局上存在的遗留问题和突出矛盾均得到不同程度的解决和缓解。
四川三线建设的调整改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调整企业布局。主要是对一些钻山太深、布局过散、厂址存在严重问题的企业，分别采取三种办法进行调整：首先是就地改善条件、调整产品方向；其次是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科研院、所在中心城市建立技术开发部；第三是在原址无法生存的企业，依托中心城市进行迁并或迁建。“七五”和“八五”期间四川列入国家三线调整的项目占全国的30%，投资规模占35%，均列国家首位。企业搬离偏远山区后，生产经营条件和生活环境都得到了极大改善，“八五”期间搬迁的企业，销售收入比搬迁前增长了近3倍。（何郝炬等编：《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第129页。）
二是调整产品结构。在国家国防战略由准备应付大规模战争转向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后，三线企业大都出现了军品订货锐减、生产任务不足、大量生产线闲置和企业亏损严重等诸多问题，而且这些企业的产品和生产结构单一，专业性很强，转向不易。因此四川三线企业调整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按照中央提出的“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十六字方针进行改造。1980年2月，四川省委指出，应该采取措施调动军工的积极性，把三线建设形成的军工力量运用于工业的改造和提高。省委要求军工各部门和企业要积极安排落实，认真组织好民品“拳头产品”。“六五”期间，四川有82%的军工企业有了支柱产品和稳定的配套产品，52%的企业民品产值占企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30%的企业做到了“以民养军”（杨超等编：《当代中国的四川》（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2页。）。
三是推动三线企业走向市场。三线企业的调整一开始就打上了市场经济的烙印，它既是国民经济的调整内容，又和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同步。依靠国家计划进行调整，三线企业的状况虽然有所改观，但规模经济的形成并不理想。1980年，四川省政府提出，军工民品的生产实行计划调节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国家计划指导，地方统筹安排。1983年，四川省委提出，探索军工生产和民用生产相结合的路子，是中央赋予重庆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一项重大任务，也是搞活西南经济、充分发挥大三线建设作用的一项重大决策。1986年10月，四川省委、省政府在关于《振兴四川经济的几个问题的意见》中，提出要围绕产品优势，组织有竞争力的企业集团，把产品打入省外和国际市场。许多企业抓住机遇，一方面采取主动走出去，发展横向经济联系，特别是到沿海开放城市或中心城市开窗口的办法，弥补自身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弱点；另一方面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一步巩固和发挥企业装备、人才的优势，使自身实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壮大。与此同时，国家和各地区党委、政府也通过组织专业性合作和工贸结合为主要内容的洽谈会，扶持三线企业产品出口、推动三线企业与地方企业组成生产经营协作联合体等方式，为三线企业走向市场经济积极创造条件。一大批三线军工企业在市场经济的洗礼中迅速壮大。
四是推动国防科研院所融入地方经济发展。长期以来我国对国防科研院所不同于一般科研机构的尖端性、超前性、强制性和保密性的特点比较重视，但对国防科研院所相同于一般科研机构的生产科技产品以及进一步转化科技成果的共性重视不够。三线国防科研院所是我国先进技术和优秀人才集中度最高的单位之一，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不但是科技强军和推进我国军事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也是加快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步伐的需要。1986年，四川省委指出，要尽快打破国防科技小天地、与国民经济建设分离的“两张皮”局面。在国民经济管理体系中，建立一种军民融合、军民一体化的新管理体制。以四川绵阳这个中等城市为例，新中国成立后这里聚集了大量代表国家水平的国防科研院所、许多重要科技领域的高层次人才和十分丰富的科研成果，其国防科技优势的充分转化和利用，对四川甚至西部的经济发展起到了辐射和带动作用。1991年10月，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国务院三线办决定，将绵阳作为全国“军转民科技兴市”试点城市。
五、四川三线建设的意义
20世纪60年代中期决策和展开的三线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采用特定的方式、按照预定的目标进行的一次以国防工业为中心、牵动全局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实践证明，三线建设的决策正确，成绩斐然，它对增强我国的经济和国防实力、改善生产力布局、促进内地资源的开发、带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都有着重大的作用和意义。四川是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国家对四川的投资也达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峰，四川三线建设所用资金约占中央对整个三线地区投资的近1/3。中央依靠高度集中的行政计划体制对四川三线建设的大规模投资，对四川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我国战略后方建立起配套完整的国防工业基地
三线建设最主要、最直接的目标是在我国西南、西北地区建设起一个配套设施基本完整的国防工业战略后方基地。经过10余年的努力，四川成为国家在内陆腹地的重要国防工业和科技基地，基本实现了预定目标。1965—1978年间，共建成国防科技工业企业、研究院所以及配套单位150多个，其中大中型企业占97%，固定资产原值占全国国防科技企业的17%和三线地区的32%，职工人数占全国国防科技工业的14.5%和三线地区的31.4%。（何郝炬等编：《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页。）从行业来看，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航空工业建成了中国技术水平最高的航空研究制造基地；航天事业建成了新的卫星发射中心；在核工业领域，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核动力院、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的先后成立，使四川的核能研究、生产、应用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经过三线建设，四川的国防科技工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行业和门类较齐全、技术装备较好、科技力量较强、能独立研制多种军品和民品的生产科研体系，成为我国战略发展后方基地的主要组成部分。特别是核工业和航天工业的建立，使“超级大国”垄断核武器、制造“核威胁”成为空话，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二）改善了生产力布局，建立起新兴工业基地
三线建设中，四川建成了300多个大中型企业，拥有了全部38个重工业门类，160个全国主要工业行业中的95%四川都有。除国防科技外，与之配套和服务的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发展很快。三线建设时期，国家集中力量发展四川的钢铁工业，主要建设项目有攀枝花钢铁基地、重庆钢铁基地、成都地区钢铁工厂，另外还有一批改建扩建项目。对有色金属工业累计投资100多亿元，除对原有企业进行改扩建以外，还在重庆建成了西南铝加工厂。三线化学工业的建设主要是为国防军工配套的重水、炸药、树脂、橡胶、医药以及为农业服务的化肥和其他化工项目，四川重点建设了峨眉水泥厂和西南玻璃厂等。
三线建设使四川的能源与矿产工业得到了长足发展。1950—1983年，国家对四川煤炭工业投资总计1003240万元，三线建设时期占60%以上；国家对四川的石油及天然气工业投资总计293063万元，三线建设时期占70%以上；同期国家对四川电子工业投资44686万元，三线建设时期占60%以上（卢周来：《三线建设与改造对四川省经济的影响及启示》，《军事经济研究》1996年第7期，第37页。）；1965—1979年，四川的铁矿石开采能力由40.69万吨增加到817.15万吨，炼铁能力由38.89万吨增加到271.69万吨，炼钢能力由59.56万吨增加到289.7万吨，钢铁生产能力由92.48万吨增加到251.85万吨，发电装机容量由83.47万千瓦增加到379.32万千瓦，水泥生产能力由117万吨增加到556.88万吨。（何郝炬等编：《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第133页。）经过三线建设，四川成为全国五大钢铁生产基地之一、四大电子工业基地之一、三大电站成套设备生产基地之一，机械工业形成了以重型矿山和工程机械制造、汽车、仪器仪表、农业机械等较完整的体系，天然气、水泥、化肥的制造能力也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三）使四川的基础设施有了质的改观
三线建设前，四川省的交通、能源、矿产、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十分落后。“蜀道难，难于上青天。”1964年以前，全省公路通车里程仅有9000多公里，铁路线也只有成渝、宝成、内宜、川黔四条。其中内宜线仅在四川境内，而成渝、宝成、川黔线都始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运载能力已经不能满足四川对外交流日益扩大的需要，严重制约着经济的发展。三线建设时期，国家不仅对成渝、宝成、川黔三路进行了改造（其中宝成线于1967年至1975年进行电气化改造，是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又新投资建设了两条重要省际铁路干线——成昆线与襄渝线（其中成昆线是我国第一条全线一次采用内燃机车牵引的一级干线）。同时，四川的公路建设也迅速发展，总里程增至8万多公里，约占全国的9%，位列全国第一。此外，三线建设期间的公路多为配合三线企业而修建，而这些企业分布较散、离大城市较远，因此这一时期的公路建设对解决四川偏远地区的交通难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期，为配合三线建设，四川的邮电通信事业也得到较快发展。
（四）新兴工业城市和企业群崛起，奠定了工业发展格局
三线建设前，四川的工业只集中在重庆、成都等几个大城市；经过三线建设，四川的工业布局进一步展开。随着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攀枝花为中心的钢铁工业基地，以川南盐化为中心的天然气化工生产基地，以成都、德阳、绵阳、广元为中心的电子、重型机械、发电设备制造工业基地的建立，四川的工业布局开始由几个中心城市向全省扩展，工业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也为四川经济更好地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新兴工业城市在荒原中崛起，古老的城镇焕发了青春。新建铁路的通车，矿产资源的开发，现代工业的布点，都使建设项目所在古老城镇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攀枝花是在三线建设中诞生的新兴城市的典型代表。此外，德阳、绵阳、广元、乐山、自贡、泸州等城市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三线建设的指导方针是，关键项目原则上不放在中心城市，但为了抢时间，也把一批基础工业和配套项目放在有一定条件的老工业城市，这样也使重庆、成都等中心城市的机械、电子、国防、轻纺和原材料工业得到了较大发展，增强了经济实力。
（五）使“老、少、边、穷”地区社会经济面貌得到改变
我国全国人口的约60%、少数民族人口的80%以上生活在内地。一般来说，内地人民生活水平低于沿海，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则更低一些。四川是一个多民族省，由于历史原因，甘孜、阿坝、凉山等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缓慢。三线建设在这些经济发展十分落后的地区布点和展开，特别是成昆和襄渝铁路的建成通车，大大促进了这些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例如大凉山地区的四川越西县，彝族人口占60%，过去由于交通闭塞，山区人民长期刀耕火种，货物全靠人扛马驮。成昆铁路修建后，铁路通过该县的里程约79公里，境内设有9个车站，全县有50多个乡镇通了汽车，交通环境的改善使经济发展的条件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些对于促进各民族的团结和共同繁荣，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协调发展，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作者单位：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四川三线建设研究综述
◎戴忠东 王癸鳕 赵黎
三线建设，是我国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从备战出发而进行的以国防工业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大后方建设，共投入资金2052亿元，安排了1100个建设项目。四川为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建成了300多个以国防科技为主的企业单位和科研院所，形成了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交通能源、基础工业及国防工业体系，实现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在我国西部纵深地区建设一个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的目标。改革开放后，特别是随着国家对三线企业的调整改造以及新世纪开始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学术界逐步开始加深对三线建设这一新中国经济建设史上的重大事件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四川的三线建设研究相应开展起来，并逐渐产生了一些研究成果。
一、四川三线建设研究队伍和研究状况
由于四川是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研究三线建设必不可少要研究四川的三线建设。随着历史的积淀，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三线建设对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愈加突显出来，四川各地党委政府也更加重视对三线建设的研究，从人、财、物上给予大力支持，攀枝花市委市政府就是其中的典型，攀枝花的三线建设研究也由此走在了各个市州的前列。与此同时，社会各界对四川三线建设的研究也更加关注，尤其是三线建设的亲历者不仅鼎力支持三线建设研究，而且亲自参与到研究活动中，原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改造办公室主任王春才同志就是其中的典型。在各方力量共同努力下，四川三线建设研究队伍逐渐扩大，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活动，形成了一些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一）四川三线建设研究队伍概况
从全国范围来看，研究三线建设的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四川三线建设问题。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的专家、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以及全国各地的三线建设研究专家，均对四川三线建设有所涉猎，并有一定的研究成果。就四川省而言，目前四川三线建设研究还没有专门的机构与队伍，但有相关的机构与队伍，主要是负有记史修志职能的机构和历史研究者、爱好者从事三线建设研究。
一是四川省党史工作机构和地方志工作机构的研究者。党史工作机构负有记史、研究之责，地方志工作机构负有记史、修志之责，三线建设研究是其中必然涉及的内容。
二是三线建设的亲历者。包括三线建设者和他们的家人，他们中有领导干部、有科研人员、有普通工人、有当地百姓。作为见证人，通过口述回忆等多种方式，他们开展了一些四川三线建设的研究，其中不乏有分量的成果。这批人是目前四川三线建设研究的主力军。
三是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专业研究人员。四川大学等大专院校、社会科学院等研究机构的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工业经济史等教学研究专家，在教学研究中对四川三线建设开展了相应的研究。
四是目前三线企业的相关工作人员。其中包括省国防科学工业系统的一些同志。他们在宣传军工文化、宣传企业发展历程、记述企业历史等具体工作中，涉及三线建设的研究。
五是民间组织与个人。如四川博物馆学会下设了工业遗产专业委员会，在开展保护四川三线工业遗产工作的过程中进行了一些三线建设研究。一些热心于三线建设的个人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也做了一些研究，其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三线建设研究分会四川的会员个人。
（二）四川三线建设研究活动和主要成果
四川三线建设研究活动近年逐渐开展起来，主要通过撰写学术文章、出版口述回忆等资料及专著，举办学术研讨等多种形式展开，并取得了一定成绩。
学术文章方面：笔者通过中国期刊网上查询到的与三线建设相关的论文200余篇，其中研究四川三线建设的有50篇以上。这些文章集中对三线建设决策的形成和实施过程、三线建设的进程和成就、三线建设功过的评价、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的关系、三线建设对本地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贡献等进行了研究。另外，还有几篇学位论文对攀枝花、川东等地三线建设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口述回忆方面：《当代四川要事实录》是一套口述史资料丛书（当代口述史丛书编委会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其中三线亲历者口述回忆建设历程，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三线建设铸丰碑》（王春才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通过四川三线建设领导者、亲历者的回忆口述等，记录了四川三线建设的发展历程和成就。《鲁大东纪念文集》（《鲁大东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通过对曾任四川省省长、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主任的鲁大东的生前回忆，再现了四川三线建设的历史片段。《中国大三线报告文学丛书》（王春才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三线风云》（倪同正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三线风云》第二集（余朝林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版）等，都有关于四川三线建设的专门篇章。如《三线风云》第二辑《可歌可泣》中《大三线有个“三江厂”的故事》，是三线建设亲历者对成都三江厂由创建、兴盛到衰败重组的回顾。目前，省国防科工办系统也正在进行口述资料的采访搜集工作。比较重要的口述回忆资料还有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的程子华《程子华回忆录》（程子华著，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曾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的钱敏等口述《我亲身经历的西南三线建设》（《文史博览》，2004年第1期）；曾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渡口特区党委第一书记兼总指挥长的徐驰《重游攀枝花，怀念周总理》等。
专题资料方面：在一些出版印刷的资料中可见四川三线建设相关资料，如《当代四川大事辑要》（《当代四川》丛书编辑部组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1950—1978）》和《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1979—1998）》（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四川省志·城建环保志》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版等。一些三线建设的地方部门也编写了当地的三线建设资料，攀枝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有数百万字的攀枝花建设资料集，如2000年编的《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1936—2000）》、2004年编的《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料摘编》等。目前，19个市州的党史系统在省委党史研究室统筹下，正在编撰《四川三线建设资料丛书》。除了文字资料，影视图片资料也是三线专题资料的重要内容。2010年由四川攀枝花市委宣传部、文物管理所等拍摄完成、在凤凰卫视播放的《三线往事》纪录片，分十集，以三线亲历者和研究者的访谈为主，突出了三线人的人生历程。2014年由攀枝花建设亲历者发起拍摄的大型纪录片《炼魂》也搜集了丰富的三线建设资料。此外，在四川三线建设的重要地区，当地拍摄的宣传片、纪录片中也录有一些当地三线建设资料。此外，博物馆机构为陈展的需要也搜集整理出了大量四川三线建设资料，如广安市三线工业遗产陈列馆、万源航天博物馆、梓潼两弹城和设在攀枝花的三线建设博物馆等。
专著方面：目前还缺乏四川三线建设研究专著，但在很多论著里对四川三线建设有所反映。如全省党史工作机构在零星专题研究的基础上，特别是在开展中国共产党四川地方历史第二卷的编写工作中，对四川全省及各地三线建设情况有了一定的研究。何郝炬、向嘉贵主编的《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是一部主要由四川参加三线建设领导工作的老同志编写的论文集，其中第六章专门介绍了四川三线建设的部署实施、评价启示等，论述了四川三线建设的历史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思路。由四川省国防科工办编写的《四川地方军工史》可算是四川三线建设研究中较为权威的专题研究史稿，但遗憾的是仅有约4万字的篇幅，主题也集中在军工企业，对四川三线建设的许多重大问题还没有深入地研究。目前，全省党史系统正在开展四川三线建设专题研究，期望与档案局、国防科工办等相关部门合作，在编撰《四川三线建设资料丛书》基础上，编写出《四川三线建设史》。
学术研讨方面：2014年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四川省中共党史学会主办，攀枝花市委党史研究室承办了四川党史界纪念三线建设50周年学术研讨会，这是全省党史系统召开的第一次大型的四川三线建设研讨会。会议围绕三线建设的历史背景，战略布局，宝贵精神，经验教训，老一辈革命家与三线建设，三线建设与四川各市州经济社会发展等内容展开了深入的探讨。2015年3月，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研究分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三线建设研究分会与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攀枝花市委又联合召开了全国性的三线建设研讨会。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拟每年举办一次三线建设的专题研讨会，推动四川三线建设研究。
（三）四川省档案馆藏的三线建设研究资料简况
对四川来说，研究三线建设最为重要的资料是档案。据笔者了解，四川省档案馆是现存四川三线建设档案资料较为全面、集中的地方，是研究四川三线建设查阅各类档案的首选之地。据初步了解，四川省建设委员会1991年11月移交到省档案馆的西南局三线委员会1964—1967年长期案卷78卷、永久案卷102卷，共计约37640页。1984年，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四川省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1993年10月，该办公室移交给省档案馆长期卷宗93卷、永久卷宗45卷，共计约23850页，时间跨度不仅包括三线调整改造时期，还包括整个三线建设时期，内容涉及四川三线建设规划、项目、建设、人员、工程、财务、调整、合并、撤销等各个方面。
四川省档案馆还藏有四川省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于1995年11月移交的档案，其中永久案卷目录显示，共涉及三线建设、小三线建设内容30卷，2400余页。2009年11月移交的永久案卷目录显示，涉及1984—1990年三线调整的内容6卷，675页。另外，省国防科工办现存部分军工类三线企业大事记和一些参考资料，也是重要的研究材料。
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里，四川省革委档案中也有部分涉及三线建设的内容：1966—1969年长期卷宗含三线建设内容14卷，共计2800余页；1970年长期卷宗含7卷，共计1539页；1971—1973年长期卷宗含2卷，共计101页；1974—1979年长期卷宗含1卷，共计194页；1966—1979年永久卷宗含13卷，共计约2322页。
四川省委工交政治部1963—1966年永久长期卷宗1969年移交到省档案馆档案，含三线建设案卷7卷，共计760页。
四川省生产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革委筹备组生产指挥部、生产指挥组、三线建设领导小组、省生产建设办公室1980年7月移交档案，1967—1975长期永久案卷含三线建设内容15卷，共计1677页。
（四）四川三线建设研究的薄弱环节
虽然四川三线建设研究有优势，但是研究的薄弱环节也非常明显。
首先，研究力量整合不够，研究关注点分散，没有形成在全国有影响力的权威研究成果。总体上，关于三线建设决策的一般性和重复性研究多，而从微观上来研究四川三线建设则不足；对中央和省级层面与三线建设关系的探讨较多，而对基层广大建设者和普通百姓与三线建设关系的研究少；对三线建设的经济成效关注较多，对三线建设的其他影响关注较少。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就资料而言，没有搜集整理出版涵盖四川三线建设各方面史料的资料集，这对推进研究工作、提升研究水平造成了一定影响。就专题研究而言，许多领域的研究或未涉及或未展开或未深入。就全面系统而言，也缺乏诸如《四川三线建设史》这样的权威专著。
其次，文字资料的查阅与使用不便。据调查，目前四川三线建设研究所涉及的绝大多数档案资料，仍处于保密状态。即使档案部门部分开放给研究者查阅目录，也只能作为研究使用，还不能公开出版。此外，一些三线企业的内部资料也散居各地，许多也属于保密状态。研究者缺乏档案资料，自然会对研究工作造成很大影响。
再次，口述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力度还不够。三线建设在四川大规模展开是1964年，当年三线建设的亲历者到今天大多年事已高，其中不少健康状况不好，有不少人已离世。虽然一些研究者通过采访他们已获取一些宝贵的口述资料，但还远远不够。因此抓紧时间，抢救三线建设口述资料，是目前必须提上议事日程之事。
综上可见，四川三线建设研究有队伍、有成果、有相当的基础，但也存在薄弱环节，研究的水平和成果与四川作为三线建设重点省份的地位还不相适应。因此，四川三线建设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站在新的起点上，把研究水平提升到新的高度。
二、四川三线建设研究的主要领域及主要观点
四川三线建设研究涉及多方面、多领域，研究关注的重点各有不同，角度也各有特色，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四川成为三线建设重要省份的原因及背景
三线建设的起因是复杂多样的。大部分学者除了从全国三线角度认为备战和改变工业布局是三线建设的两个主要原因，也从四川独特的资源、战略等优势方面分析了四川成为三线建设重要省份的原因。宁志一认为，四川的特殊地理位置及资源优势成为党中央考虑经济战略纵深配置的首选省，强调了第一代领导人决策三线既有备战的因素，也有改变中国西部地区经济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宁志一，《论三线建设与四川经济跨越式发展》，《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4期）。徐涛认为，四川在三线建设时期地位得以凸显，跟四川自身的地理环境、中共领导人的战略考虑及中国周边局势的变化有关。（徐涛，《四川三线建设略论》，《前沿》，2012年第2期）。何莉宏、冷伟认为，四川被誉为“天府之国”，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及较好的经济基础，成为三线建设规划中的一个重要省份。（何莉宏、冷伟，《小议四川与云南贵州的三线建设》，《社科纵横》，2011年第3期）。
（二）四川三线建设的实施过程和概况
三线建设的实施、调整时间跨度大，建设过程复杂，一些论著对其进行了描述，但并不细致。《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第二卷介绍了四川三线建设的决策实施过程。何郝炬等人主编的《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第六章具体介绍了四川三线建设的开展与实施情况。一些学者的论文也有一些记录。如樊丙庚记述了四川三线建设的组织过程和概况（樊丙庚，《四川三线建设》，《城市规划》，1988年第6期）。
（三）四川三线建设的总体评价
学者们大多综合分析了三线建设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普遍认为四川三线建设有利于国防安全，促进了西部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也有研究者指出，三线建设规模铺得过大，战线拉得过长，造成了严重的浪费与遗留问题；在布局方面过分强调“靠山、分散、隐蔽”，留下严重后患；忽视经济规律和科学管理，片面强调战备需要和军事化管理，使得经济效益和配套水平、综合能力低下等。宋宜昌的《三线建设的回顾与反思》论述了四川（含重庆）的三线建设成就，并从军备费用的角度将中国与美苏比较，得出“中国的发展成本都较低，成就都较大”的结论（宋宜昌，《三线建设的回顾与反思》，《战略与管理》，1996年3期）。由倪同正主编、王春才顾问，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三线风云：中国三线建设文选》，收录了郑友贵、陈东林、段娟等三人合作的《历史与现实结合视角的三线建设评价——基于四川、重庆三线建设的调研》一文。该文在对川渝两地的三线企业进行考察、分类的基础上，将其置于历史和现实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认为从生产力区域布局的战备构想、促进西部大开发和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实际绩效看，对三线建设应予以积极肯定。本书中有三篇文章以攀枝花和攀钢为典型范例进行了分析论证，段娟、王蕾、叶明勇三位学者分别著有《坚持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三线精神的核心内容与现实意义》《攀钢改革的历程及其成效》，着力点都放在三线建设者用他们的伟大实践创造出来的宝贵经验上，认为当年三线建设在如今西部大开发的高潮中乃至全国深化改革的实践中，仍然具有普遍的积极意义。当然，一些作者也总结了不少教训。例如，樊丙庚《四川三线建设》得出了四川三线建设中工业布局没有做到基地化，没有城市概念，先生产、后生活，生活向农村看齐，仓促上马、建设前期工作效果很差等教训。
（四）三线建设的调整改造
对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四川三线调整改造，学术界也有一定研究。卢周来对四川三线建设与改造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三线建设为四川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与潜力；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三线改造，又给予四川省经济发展以直接的带动力、推动力，并使之走向外向型发展道路（卢周来，《三线建设与改造对四川经济的影响及启示》，《军事经济研究》，1996年第7期）。三线调整改造涉及许多问题，已有学者研究了三线企业“半边户”家庭的生活问题、下岗职工的生存现状、三线人的身份认同与构建、三线单位的社会特征与社会生活和企业搬迁等问题。
（五）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对比研究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三线建设，把三线建设与如今的西部大开发加以比较研究。但具体就四川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对比研究的还是比较少。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何郝炬、向嘉贵主编的《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认为两次大开发虽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战略目标、体制背景、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的，但二者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并且在回顾四川三线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建设性意见。王庭科通过分析四川三线建设的一些实例，指出三线建设堪称西部大开发的先行，为西部大开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认为西部大开发不是三线建设简单的重复和延伸，不能走计划经济的老路（王庭科，《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党的文献》，2000年6期）。
（六）四川三线建设的区域研究
近些年来，不少研究者通过挖掘四川各市州三线建设档案材料，对各地三线建设的历程进行了回顾，并就三线建设对当地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其中，攀枝花三线建设研究的成果最多。例如，宁志一从经济决策的角度对开发攀枝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从开发建设攀枝花的时机、攀钢建厂地点的选择、管理体制的形成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共中央开发建设攀枝花是一个创新、科学合理的决策（宁志一，《论开发建设攀枝花战略决策的形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3期）。刘吕红、阙敏分析了三线建设与四川攀枝花城市形成的关系，认为攀枝花是一座年轻的资源型城市，其形成与三线建设紧密相关。攀枝花城市形成路径以攀钢基地为基础而形成攀枝花城市。影响攀枝花城市形成的因素主要有四个：形势判断是背景；资源禀赋是基础；区位特别是条件；政府组织是动力（刘吕红、阙敏，《三线建设与四川攀枝花城市的形成》，《唐都学刊》，2010年6期）。还有学者以攀枝花市为个案，指出可持续发展和发展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是因三线建设而兴，特别是资源型城市的一条发展之路（杨景全、李仲先、何青，《关于对三线城市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思考》，《攀枝花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向东对攀枝花地区的三线建设情况进行了综合研究（向东，《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攀枝花地区三线建设论述》，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此外，学者也对四川其他地区三线建设及其影响进行了研究。如从李秀中《成都60年：从三线建设到城乡一体化》一文中，可看出三线建设为成都城乡一体化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李秀中，《成都60年：从三线建设到城乡一体化》，《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9月23日A14版）。王小蓉认为广安因其丰富的资源优势和独特的地域优势而成为四川三线企业布点较为集中的地区，为三线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三线建设也对广安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小蓉，《略论三线建设在广安的发展及影响》，《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3期）。崔一楠、李群山《1965年四川广元对三线建设的支援》一文，分析了三线建设过程中广元地方党委政府和广大群众发挥的作用，说明了广元这个三线重镇在四川三线建设时期的重要性和重大影响（崔一楠、李群山，《1965年四川广元对三线建设的支援》，《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2期）。
（七）对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近年来，有不少研究者针对三线建设对全省、各地市州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现代化的影响进行了探讨。《三线建设铸丰碑》（王春才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收录了原四川省计经委主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辛文的《三线建设与四川产业基础的形成》一文，认为四川产业基础的形成得益于三线建设。原四川省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处处长赵伟的《三线建设铸成四川强大经济支柱》也认为三线建设带动了四川的经济发展。宁志一、刘晓兰则认为，三线建设给四川现代化建设带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机遇，极大地改变了四川经济的落后面貌，使四川在中国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宁志一、刘晓兰，《论三线建设与四川现代化进程》，《党史研究与教学》，1999年第6期）。宁志一还指出，四川以三线建设为契机，使本地的现代化建设上了一个大台阶，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对三线企业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宁志一，《论三线建设与四川经济跨越式发展》，《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4期）。周明长认为三线建设在四川省的全力推进，不仅使城市借此跃入国家工业化的主流进程，而且使其城市体系得以重塑。重工业城市快速崛起，成为四川省城市现代化的显著特征（周明长，《三线建设与四川省城市现代化》，《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1期）。有学者认为，三线建设的全面起步也开启了攀枝花的城市化进程（杨学平，《论三线建设与攀枝花城市化进程》，《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还有学者分析了三线建设企业和地区如何辐射周边的落后地区，为开发西部作贡献。李星星、罗勇主编的《攀西裂谷上的生长点——攀枝花经济辐射及民族关系》（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从社会学、民族学的角度研究三线建设企业和地区如何辐射中西部的落后地区的阶段性成果。
（八）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四川三线建设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三线建设的决策和实施，凝聚了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及彭德怀等中央领导人在当时复杂国际国内形势下的战略思考和筹划。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三线建设的调整改造，体现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与时俱进的开拓与探索。四川作为三线建设重中之重，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亲自视察，因此，对三线建设与领袖人物的相关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也有较多的研究成果，其中口述与回忆颇具特色。《三线建设铸丰碑》一书中，徐驰《重游攀枝花，怀念周总理》、王春才《彭德怀在三线》、胡昌旭《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薄一波同志回忆中央关于开发建设攀枝花的决策》、管开智《朱老总关怀泸天化》、《功盖天地、情暖二滩——我国两代领导人视察二滩纪实》等，既有研究成分，也有亲历者的口述成分。
（九）三线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研究
三线企业搬迁以后，不少原来的遗址也陷于封闭和荒废之中。如何利用这笔丰富的工业遗产，也成为学者们思考和研究的内容。王成平以广安三线工业遗产为例，对工业遗产的保护问题进行了探讨（王成平，《20世纪工业遗产保护刍议——对以广安三线工业遗产为例》，《四川文物》，2009年第1期）。孙霞、李群山认为，三线建设为绵阳建立国家科技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线建设时期留下的大量遗产亟待更好地保护、开发和利用。绵阳三线建设文化与精神应当成为绵阳新的文化名片和品牌（孙霞、李群山，《论绵阳三线建设文化遗产及其保护与开发》，《福建党史月刊》，2014年第16期）。
（作者单位：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浅议三线建设与成都的发展和变迁
◎陈鉴 黄蕾 王媛
一、三线建设对成都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驱动
三线建设开始实施后，国家采取迁建、新建、改建和扩建等多种形式，相继从沿海及全国各地全部或一分为二向成都区域迁入企业15个。其中：航空类4个，机械类8个，电子类3个。这些企业在成都军区国防工业办公室和省革委生产指挥组国防工业办公室、重点建设办公室的领导下，为增强成都科技创新实力，推动成都城市实现从传统的商贸型城市向现代工商业城市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型，为成都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发展现代高新技术产业奠定了工业经济基础。
（一）轻重工业得到重新布局
成都过去一直是个消费型城市，没有什么工业基础。1949年以前，成都全市工业总产值仅为1.08亿元，其中小手工业户1.4万户，占了全市工业总户数的98.8%；机械化、半机械化生产的工厂企业仅有一些规模很小的纺织厂、发电厂、提供修理服务的机械厂、汽车修配厂、农副产品加工厂、砖瓦厂。
1953年，国家156个重点项目中有4个落户成都。同年，一大批大型企业在成都东郊破土动工，当时东郊成为工业集中开发的热土。
1959年成都进入“跃进”式发展时期，工业建设热潮第一次急剧膨胀。经过“一五”“二五”时期的大规模建设，成都工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而且产业配套逐步完善，初具雏形和规模，为后来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20世纪60年代，在“一线”地区的一些重点企业迅速内迁成都的同时，国家投资新建、扩建、改建了成都飞机公司、成都发动机公司等大中型骨干军工企业。这一批企业的调迁、兴建和投产，充实了成都工业的实力，提高了技术装备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大大增强了成都机械制造、电子元件制造和军事装备制造能力，在全国同行业中占有重要位置。
而此时成都工业产品的门类增多，生产档次也相应提高，能够批量生产无缝钢管、汽车、机械成套设备、量具刃具、化肥、基础化工原料、抗菌素等上百个现代工业产品。无缝钢管、抗菌素、量具刃具等一批现代工业产品在全国达到领先水平。同时，成都还成为全国四大电子基地之一和歼击机、雷达生产基地之一。
抓住三线建设的机遇，成都先后新建了红光电子管厂、国光电子管厂、新都机械厂、峨眉机械厂、四川第一棉纺织厂、成都无线电一厂、成都锅炉修理厂、四川岷江机床电器厂、成都变压器厂、成都低压开关厂、成都电动机厂等大中型工业项目。中央为改变成都民用机械工业品种单一，主机与配件不配套的生产结构，一方面扩建了成都电线厂，成都电器厂等，另一方面陆续从上海、南京、无锡、天津、杭州等地抽调部分技术力量和设备，内迁援建了四川齿轮厂、成都配件厂、宁江机床厂、成都电动机厂、成都锅炉修理厂等一批现代机械工业企业。这些举措，有利于丰富成都市工业生产的门类，加强成都工业建设的规模和实力，促进成都向着现代工业中心城市发展。
20世纪80年代，在东郊不足4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就有169家，从业人员达15.3万人。无缝钢管产量和电缆产量均居全国第一，光学玻璃产量占全国60%。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成都工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国家对三线建设作出重大调整决策以后，一些难以维继的三线工业企业相继关停并转迁入成都。此期间，成都郫县和龙泉驿区等周边区（市）县从重庆市合川县和华蓥山市等地共迁入三线工业企业5个，成都本地军转地企业3个，新迁建、扩建、改建工业企业融入成都后，不仅调整了成都市的轻重工业结构，而且也带动了成都周边区（市）县经济的飞速发展。
在国家对三线建设决策作出重大调整后的2000年，占全市工业总产值52.4%，占全市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75%的成都东郊工业总产值，竟下降至20%以下，企业平均负债率达70%。在大批企业资不抵债，举步维艰，濒临破产之际，市政府对成都东郊工业也做出了外迁的重大决策。
2001年8月，成都市政府借鉴大连市的经验，批转了成都市经委《关于成都市东郊工业结构调整的思路和意见》，决定用“政府推动、企业为主、市场运作”的方式，成都市土地储备中心对搬迁企业的原厂土地进行“预收购”，提供搬迁所需的启动资金。腾出的土地交付市场拍卖，所得资金再与企业结算，企业所得资金全部用于搬迁改造。
按照成都工业布局发展规划，东郊253家中央、省、市国营大中型工业企业搬迁的方向锁定为龙泉、新都、青白江三地工业集中发展区。企业在搬迁的同时进行体制改革和技术革新，并与招商引资和环境保护相结合，被称为东郊工业结构调整的“成都方式”，供全国借鉴。
2003年，随着12批160户企业的陆续搬离，大批商业和住宅业的潜入，东郊工业区的土地从2002年的平均每亩90万元飙升至2007年的813万余元。东郊企业搬迁腾出土地1.5万亩，企业获得数百亿元收入，不仅为企业改制和技术改造提供了资金，还解决了许多历史遗留问题。
通过对三线工业企业的改建、扩建、外迁和接纳、重组，成都逐步建立完善在全国都比较先进的机械工业、电子工业、航空工业、冶金工业、化学工业等现代工业体系，为进一步推进现代工业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也为成都后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提档升级注入了活力。
2004年，成都市委市政府出台首部工业布局规划——《成都市工业布局发展规划纲要（2003年—2020年）》，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04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成都市工业结构出现的显著变化主要在于：乡镇企业、“三资”企业、到内地投资的沿海企业不断涌现；加之城市发展，城区工业企业开始外移；县域工业比重大幅提高，使工业呈现出多点分布，快速发展的格局；逐步形成的各类工业园区同时吸纳了大量的工业企业，成为现代工业发展的载体和增长极。这部规划纲要颁布后，全市116个工业园区归并整合为21个工业集中发展区。在此基础上，2005年明确了21个工业集中发展区和9个重点镇工业点的产业定位和空间布局。2008年，进一步确定了各区（市）县的“一区一主业”产业定位，工业布局不断优化。
近年，成都又结合新的发展需要，将各区（市）县的主导产业细化到二级产业门类，进一步明晰了中心城区和二、三圈层之间产业分工和配套协作关系，努力形成加工制造环节和生产服务环节相关联，中心城区总部经济、高新技术产业与近郊区县现代制造业，远郊县（市）加工工业、特色产业梯度发展的工业经济发展格局。
（二）城市竞争力得到极大增强
三线建设不仅是中国国防工业和经济建设布局的一次重大战略调整，而且也是中国城市现代化布局、结构与功能的一次全局性重构。作为三线建设指挥中心的成都市，在形势不断发展变迁、三线建设精神的助推下，逐步凸显城市的特色、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在国内城市建成面、户籍人口、GDP、综合实力指数排名中始终保持先进行列。
城市竞争力的加强，与城市发展空间的合理布局有着密切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成都城市的发展先后作过多次布局。1953年，成都市规划正式启动。1955年，川康合省后，国家批准成都市为省会城市，定位为精密仪器、机械制造及轻工业生产城市。1959年，在调整规划方案、确定成都城市远期目标（120万—150万人口）中，明确了开辟延伸成都市中心南北轴线干道、加强西面住宅区建设，扩大城市规模，由此成都城市发展实现了首次飞跃。1984年，国务院正式批准了成都市的总体规划，明确成都要积极发展小城镇，合理调整工业布局，市区内不再新建、扩建大中型工业企业项目，重视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继承历史文化传统，随之成都城市发展又迎来了第二次飞跃。2003年，成都作为全国14个试点城市之一，对城市的规模、范围、形态、布局又进行了重大调整，明确为“一区两带六走廊”、向东向南发展战略。首次建立城乡统筹理念，提出均衡化配置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及基础设施的要求，构建了全域一体发展格局。2004年11月底，引导城乡发展的重要专项规划和30个重点镇规划相继完成，这在我国是第一次从城市规划向城乡规划转变的重大实践，成都成为先行者，实现了城市发展第三次飞跃。如今，成都已基本实现中心城区与各区（市）县快速公交连接和放射加环状、带状、串珠式城市群，成都大都市格局已具雏形。城市的巨大变迁、功能的不断完善，为提高城市的竞争力奠定了基石，同时也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20世纪50至70年代，成都作为国家定位的生产工业项目，正是为提高城市竞争力打下了物质基础。到80年代，成都又被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重要的科技文化中心，特别是在90年代后，又列为西南地区科技、金融、商贸中心和交通、通信枢纽中心。进入21世纪，被确定为国家级旅游中心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在国家发展战略中，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从省会城市到“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变革，以及2013年成都《财富》全球论坛、世界华商大会在成都的召开，不仅提升了城市地位，而且有力地证明了成都从全国城市体系中跃升为全国城市发展的一大“新主体”。
1994年以来，成都市不仅规格提高，而且城市的规模也急剧扩大。2009年，中国城市发展能力资产负债分析报告显示，成都总面积12390平方公里，市区面积1418平方公里，而中心城区建成面积已达408.66平方公里，与解放初期成都城区的18平方公里相比，面积扩大了22.7倍。2010年在全国100个城市建成面积排行榜中，成都排第9位；城市中心区面积在全国排名第7位。实现城乡统筹、“四位一体”、科学发展的7年，基本形成了以中心城区为轴心，中小城市为纽带，小城镇为基础，城乡协调发展的城镇结构体系。2008年，全市30个镇城镇建设投资达69亿元，建成区面积扩大9.8平方公里。
截至2003年，成都市户籍人口总数已达1029万人，居全国城市人口第4位；人口年平均增长速度仅次于北京市；市区人口密度仅次于上海市；而且育龄群众比重达27%左右，比例明显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此外，全市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5%。2009年，在全国250个县级以上城市（4个直辖市、2个特别行政区、15个副省级城市、179个地级市、50个县级市）中，成都市以2341203人的人口数，排第12位。2000年至2013年的14年间，成都市户籍人口增加157万人，达到11877464人，常住人口从1013万增至1635万，其中主城区常住人口529.54万人。
与1959年成都市规划调整方案，即远期目标达到120万—150万人相比，40多年中，人口扩大近8~10倍。2010年中国城市综合实力百强排行，成都城市人口、经济、社会、基础设施、环境综合指数排名第11位。城市面积、人口数量的急剧增加，标志着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大。
三线建设的实施，不但推进了成都城市的嬗变，而且更为突出的是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进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成都的城市不仅彻底完成了由消费城市向工业和消费城市的转型，而且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2003年、2004年，成都市城市GDP在全国32个城市中均排名第10位。2010年，城市GDP排名在全国50个城市中，成都市以5500亿元排名第13位。同时，在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100强中，排第16位。这说明，近年来，成都市城市竞争力不断增强的原因，主要得益于三线建设时期对成都工业企业经济的整体布局、调整和充实，因而对后来的经济、城市发展起到了良好的铺垫作用。城乡统筹是促进城市发展、增强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土地是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源泉。
2003年，成都开始了以“三个集中”（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向集中居住区集中）为核心的城乡一体化建设，2008年初，又出台开启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将农村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破除二元结构的突破口。
在农村人财物净流出的大背景下，通过统筹城乡的发展战略，使得资本通过土地级差进入农村，另外，调整了产业布局，促进城乡协调发展。2007年，成都获批全国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对成都5年城乡一体化实践的认可。
二、正确认识三线建设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三线建设的是与非，或成功与失误，是不少学者争议的话题。笔者通过走访座谈和查阅有关大量资料，认为当时所有三线企业，之所以选址在地处偏远的山区，实属备战需要。
三线建设虽然是以战备为中心，但客观上初步改变了国家工业东西部布局的不合理状况，建成了一批以能源交通为基础、国防科技为重点、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相配套、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战略后方基地，建成了一批重要的铁路、公路干线和支线，促进了内地省区的经济和科技文化发展，给西部后来的建设提供了条件。如果没有当年的大规模建设来改善西部的工业、交通和科技基础状况，今天中国东部与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将更大。
三线建设中，全国工业总投资的1/8注入四川省，迅速将四川省培育成中国内地体系完整而重要的新兴工业基地。从工业门类来看，全国38个主要工业部门四川省均完整配套建设，全国主要工业行业约有160个，四川省有了95%。到1976年底，全省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已达211.08亿元，仅次于辽宁，居全国第2位。通过三线建设，四川省工业生产能力获得飞跃式增长，1979年与1964年相比，钢产量由占全国总产量的4.7%上升到8.5%，成品钢材产量由5.3%上升到7.6%，原煤由4.7%上升到6%，发电量由4.1%上升到5.5%，天然气和化肥产量居全国第一。四川省已成为全国著名的三大电站成套设备及冶金、建材生产基地之一、四大航空与电子工业及化学工业基地之一和五大航天、钢铁及船舶制造基地之一。1980年，四川省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22亿元，名列全国第一。与此同时，基于四川省三线城市工业建设首要目的是“面向打仗、面向全国、面向基本建设”，催生出这些城市的基本功能即外向型功能极为突出的新特点，再加之各城市兴建的不同工业部门均配置着国内最先进的人才、技术、设备及制度等，推动着四川省城市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对此，经济学家林凌曾在深入研究后指出，四川省三线建设所带动的川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水平跨越了50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四川省已经成为中国内地工业化的强劲内生动力之源，成为内地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主要支点之一。
三线建设是中国国防工业和经济建设布局的一次重大战略调整，它不仅大大增强了中国的国防能力，而且带动了三线地区企业的发展，同时也推进了三线地区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通过三线建设，成都逐步建立起在全国具有比较先进水平的机械工业、电子工业、航空工业、冶金工业、化学工业等现代工业体系，为成都后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提档升级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据资料记载，1965年，成都全市仅有工业企业2270户，工业总产值10.52亿元。1977年，全市有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4010户，工业总产值36.53亿元。
三线建设在四川省的全力推进，从根本上调整了成都工业和城市的性质及区域布局，完成了各（区）市、县工业化与城镇现代化发展要素的奠基，优化了全市发展的综合环境，更为成都各区域主要城镇和城镇体系的成长以及这些城镇在更大范围内的持续发展建构了坚实的发展之基。在三线建设的全过程中，成都市区不仅取得了相当程度的现代化成就，而且成为四川乃至中国城市体系中具有重大战略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成都城市的崛起既极大地扩展了新中国的国防工业和城市发展的基础，又对当今城市现代化发展产生了重要且深远的影响。
（作者单位：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
三线建设与绵阳的崛起
◎谭洪明
三线建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史上的一次重要战略部署，是一次倾全国之力而为之的浩大工程，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次国民经济、区域经济、战略安全布局、生产力布局的大调整。国家在绵阳境内进行的大规模、高强度的三线建设，为我国的国防、工业、科技作出了巨大贡献，写下了浓墨重彩的华章。
一、三线建设在绵阳的布点建设
绵阳（布点阶段绵阳为专区，含现在广元、德阳、遂宁部分地区）具备三线建设的地理条件，绵阳西部边缘地处龙门山脉，向南渐次降低，形成了四川盆地西北盆周地形，集山地、丘陵、平坝为一体，地势起伏但错落不大，加之宝成铁路和川陕公路斜贯全境，地方公路已通达各县及半数以上乡镇，交通通畅，是三线建设靠山、分散、隐蔽布点的理想环境，被中央规划为西南三线建设的重点区域。
1964年8月至1966年底，冶金部、一机部、四机部、核工业部、电力部、人民银行总行、铁道部、成都军区后勤部等所属一些重点建设单位，先后在绵阳地区选定项目26个，其中复建2个（西南重机厂和东方电机厂）、扩建1个（江油发电厂）、新建23个，包括利用原江油钢铁厂旧址开建长城钢厂以及新建西南金属制品厂、曙光公司（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东方汽轮机厂、0821基地配套生产炮瞄雷达的九厂一库一所和东河印制公司、三五三六厂、德阳至绵竹汉旺110千伏输变电线路、宝成铁路罗妙真至二郎庙复线工程等。“文革”初有绵阳跃进路四厂扩建以及在德阳新建耐火材料厂、玻璃纤维厂、树脂厂，在绵阳新建东方绝缘材料厂、解放军第一四〇九研究所（今西南应用磁学研究所）、解放军总字63820部队的研究试验机构（今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以及朝阳机械厂、普明机械厂。布点工作一直持续到1970年前后，累计在绵阳地区实施的三线建设项目近40个，使绵阳电子、冶金、机械等骨干工业行业初步形成。
（一）电子工业
三线建设加快了绵阳电子工业建厂速度，大批绵阳电子工业骨干企业顺利建成投产。1964年，长虹机器厂被列为重点项目继续建设，并于1965年11月经国家验收合格正式投产。1965年11月和1966年5月，涪江机器厂和涪江有线电厂也相继经国家验收合格正式投产。1966年3月23日，第四机械工业部第十一设计院由辽宁锦州市迁至绵阳县跃进路兴建；11月29日，主要为电子工业职工服务的部属医院，即四〇四职工医院住院部在跃进路竣工并交付使用。至此，以跃进路“四厂两院”为代表的绵阳电子工业群体雏形基本形成。在此基础上，绵阳红光电器厂和绵阳塑料电子器件厂也相继建立，军工电子企业生产能力、生产水平和生产规模得到进一步加强、提高和扩大，为绵阳电子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冶金工业
1964年2月，李富春副总理批示同意在江油建设总投资6.5亿元的长城钢厂（简称长钢）。长钢计划年产高温合金5315吨、特钢21万吨、成品钢材211万吨。1964年11月，西南金属制品厂与长钢两个项目在绵阳辖区正式定点、建设，这一举措使绵阳冶金工业在调整地方钢铁工业之后，进入国家大三线建设的新时期，绵阳专区一举成为国家重要的特钢基地。
（三）机械工业
1964年开始在绵阳陆续兴建大中型机械工业企业4家，进一步增强了绵阳机械工业实力。1965年2月，建立粮食部绵阳粮食机械厂。1965年，解放军成都军区利用绵阳专区轴承厂的基础兴建成都军区普明机械厂（现为四川省军区普明机械厂），当年建成投产，主要生产国防用品和汽车配件。
（四）航空工业
主要建成了中国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研究所和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中国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研究所原名航空航天工业部航空喷气发动机研究所，主要从事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应用科学的研究，是全国航空发动机科研、设计、生产和使用单位的主要技术后方和试验研究基地。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始建于1965年，是为适应中国航空航天事业发展的需要，按照著名空气动力学专家钱学森、郭永怀教授构想的蓝图而组建的。中心组建以来，形成了一个试验设备比较配套、研究手段比较齐全、技术力量比较雄厚的研究试验基地，是亚洲最大的空气动力学研究、试验机构。
（五）核工业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前身是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1965年根据三线建设的部署，第九研究院迁址绵阳。1985年1月，为了适应对外交流的需要，九院改名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目前中国工程物理院拥有12个研究所、100余个科研室和30多个生产车间及3万多台（套）各类先进设备仪器，拥有专业技术人员8000余名，是以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为主的理论、实验、设计、生产的综合体。
三线建设在绵阳建成了40多个以国防科技为主的企业单位和科研院所，形成了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交通能源、基础工业及国防工业体系。当然，由于三线建设是在“准备打仗”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一场大规模的建设，又强调了所谓“山、散、洞”的布局，因此难免出现一些比如投资过大、投入产出不成比例、配套建设不够等缺点，为调整改造增加了成本负担。但这些都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难以避免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中，三线建设某些重点工程的建设进度被迫放慢，但在党中央和四川省委正确领导下，在建设者们的努力与绵阳人民的大力支援下，三线建设项目陆续建成投产。从1965年起，国家冶金部、一机部、四机部、核工业部、电力部、人民银行总行、铁道部、成都军区后勤部等所属一些重点建设单位，先后在绵阳专区布点建设长城钢厂、朝阳机械厂、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等30多个三线建设项目，总投资超过20亿元。1966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四航校四团在绵阳县塘汛旧机场基础上动工兴建。3月，第四机械工业部第十一设计院由辽宁锦州市迁至绵阳。5月，涪江有线电厂建成，经国家验收合格正式投产。6月，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及所属研究所（厂）在绵阳、安县境内兴建。8月，西南金属制品厂辅助生产车间竣工。1967年4月，从事磁性材料与器件研究的第十研究院三十五所（今西南应用磁学研究所），在新建并基本完工的西南技术物理所的基础上进行扩建，并于1973年11月建成通过国家验收。8月，第二轻工业部决定投资40万元，在绵阳新建钢丝钳生产厂（后改为绵阳地区东风工具厂），并于1971年1月开始批量生产。10月，新建绵阳地区吹塑薄膜厂和四川缝衣针厂（由上海市东风针厂内迁）。年内，西南金属制品厂（1981年更名为国营八五七厂）竣工投产。1967年9月，东方绝缘材料厂由绵竹汉旺迁绵阳开元场龟山建设。为使中央在川三线建设工程摆脱“文革”开始造成的困难局面，省革委生产指挥组和军工组在1969年先后两次发文确定必须保证重点工程的建设进度，集中力量分期分批抢建。1969年后，建设进度得以加快，大多数在1971年以前竣工投产。1970年5月，部属朝阳机械厂迁绵阳，在原铁道兵学校校址扩建。西南电子工程研究所及西南应用电子研究所由宁夏迁梓潼县。1971年，第二重型机器厂基本建成。1973年，卫生部决定在绵阳建立医用电子仪器厂。建设周期稍长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和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也分别于1974年、1975年基本建成。这一大批三线工程的建成投产，不仅从量的方面壮大了绵阳工业经济实力，而且在质的方面优化了绵阳工业结构，从根本上改变了绵阳过去弱小、零散的工业格局，开始形成以绵阳、广元的电子工业，江油的冶金建材工业，德阳的大型及精密机器制造工业为主，沿宝成铁路一线呈带状发展的大工业框架。而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西南磁学研究所等一批高科技理论与应用研究机构的建成，不仅为绵阳后来成为国家重要科研基地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为绵阳建设科技城创造了条件。
国家于“二五”初期在绵阳开建的长虹机器厂等国防军工电子企业先后在“文革”前的1965年和1966年全部竣工投产，开始研制、试制和小批量生产相应的军工产品。“文革”期间生产虽受到严重干扰，但大多数职工仍坚守工作岗位，努力完成国家下达的军品研制、试制和成批生产任务。特别是1969年各厂实行军事管制以后，一些研制、试制成功的各型号机载雷达、载波机、应答机、侦察干扰设备等国防军工产品相继投入批量生产，产量逐年扩大，保障了军队现代化装备的供应。其中，涪江有线电厂生产的载波通信设备当时已成为通信兵部队的基本制式装备。按照中央“军民结合”的方针，长虹机器厂在1973年和1974年还先后试制成功306型47厘米黑白电视机和401型46厘米彩色电视机，为后来步入“军转民”辉煌道路奠定了基础。
1966年10月，四川三线建设重点工程长城钢厂部分投入生产。但长钢受“文革”的影响十分严重，后期建设缓慢，原计划从1965年至1968年用四年时间全部建成，但到1968年末，竟没有一个分厂完工，后来确定1970年建成的限期也因“文革”影响未能实现，许多工程、项目长期收不了尾，配不了套，直到1980年8月，计划中的第二十个车间才建成投产，工期耽误10年之久。
二、绵阳三线企业的调整改造
改革开放使各行各业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而三线建设企业却面临着资金匮乏、产品无出路的困境。为促进三线企业的发展，中央领导开始考虑对其进行调整和改造。1982年1月5日，邓小平同志提出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军养民”十六个字作为国防工业军民结合的指导方针。1983年12月3日，为了搞好三线建设的调整改造，充分发挥三线现有企业的作用，国务院决定成立“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1984年1月22日至26日，国务院三线调整办公室在北京召开第一次成员会议，确定了三线企业调整的指导思想，为绵阳地区三线企业的调整、改造指明了出路。
1984年2月19日至25日，四川省政府召开全省军民结合工作会议。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军民结合”的指示精神，要求全省军工科研、生产单位，在优先保证军品科研、生产任务的前提下，努力发展民品生产。此次会议后，绵阳地区军工科研、生产单位在服务方向、产品结构、组织结构、经营等方面逐步面向市场转变。
1985年绵阳建市后，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对外开放的扩大，国家各部委陆续把长虹机器厂、涪江机器厂等军工企业的管理权下放给地方。
结合工业发展和科研技术优势，绵阳于1986年4月开始初步探索“科技兴绵”战略，经过课题研究、战略规划等阶段，到1988年8月，中共绵阳市一届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绵阳市委关于实施“科技兴绵”战略的决定》，提出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促进科技同经济结合；建立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八个方面实施“科技兴绵”的战略。通过解放思想、创新观念，全市上下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地位，在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中，克服困难，开展了产业产品结构调整，以“科技兴农”“科技兴企”为重点的实践活动逐步在全市范围内推广。
1991年10月，原国家科委、国务院三线办联合将绵阳列为全国“军转民科技兴市”试点城市，实施“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实现军民结合，促进军工科技进入地方经济建设主战场，狠抓“军转民”技术商品化；第二步，实现军地结合、军民联合，特别是国防军工企事业单位与地方企业联合，充分利用国防军工技术建立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实现科技成果商品化、高新技术产业化；第三步，实现军地一体化，以军工企业为龙头建立和发展产业集团，形成规模效益，并逐步实现“军转民”技术及产品的国际化。
军转民绵阳科技兴市战略的实施，为三线企业吹来了一股暖风，通过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采取“嫁接”“组合”等方式给老企业注入活力，提高了工业品的档次和质量，促进了电子行业支柱型产业地位的形成，增强了市场竞争力。到1999年底，绵阳拥有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等国防科研院所18家，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有西南科技大学等大专院校6所，有大中型骨干企业50家。各类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10万人，两院院士21人，在许多重要科技领域聚集了大量高层次人才。
这一时期的发展模式为以后企业、科研院所，乃至区域经济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三、绵阳三线建设的快速发展
进入21世纪，国家间的竞争集中表现为前瞻性战略技术领域的竞争。各国政府都在制定新的国家科技战略，实施更加积极的科技政策，强化国家在重大科技领域的积极作用，提高国家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科技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绵阳雄厚的科技资源、较好的产业基础、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优美的城市环境，在西部大中城市中具有较强综合竞争力和影响力，特别是国防军工方面的特殊战略地位，受到了国家、省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中央认为绵阳具备了加快发展的巨大潜力，可以在西部地区实现率先发展并发挥示范和引领作用，并且在作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研究加快西部地区发展的过程中，逐步确定了依托绵阳科技优势，建立绵阳科技城的思路。
绵阳科技城建设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2001年7月3日，国务院以国函〔2001〕76号文件批复了《绵阳科技城发展纲要》，原则同意此纲要中关于绵阳科技城发展的指导思想、功能定位、发展重点及总体规划的意见。绵阳市按照“三年打基础，五年上台阶”的规划，全力推进科技城建设。一是创新体制、机制，为科技城建设营造良好氛围。遵循“绵阳实际+国际惯例+创新”的要求，在行政体制、投融资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国企体制等五个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绵阳市在全省率先成立了行政服务中心，实行“一站式办公，一条龙服务”；建立军地联席会议制度，促进国防科研院所实行“军民分线”，释放科技潜能，服务科技城建设；成立“绵阳市技术创新中心”“绵阳科技城生产力促进中心”和“绵阳市技术产权交易所”，为企业提供管理、技术、营销、金融等服务；以西南科技大学为代表的高等院校建立了开放式、联合办学新体制，促进产学研结合迅猛发展。二是加快开发园区建设，为企业发展搭建平台。在科技城范围内，先后建立了高新区、科创区、经开区、农科区、仙海区，形成了以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环保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食品等产业为支柱的工业结构体系。三是继续推进军转民工作，充分发挥军工企业和国防科研机构在科技城建设中的作用。在绵阳的国防科研院所按“军技民用、军民结合”的总要求和“军品定位、民品兴业”的指导思想，积极创新体制，以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为例，该院在环保、新材料、加速器及工业CT等重点军民两用技术研发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四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2004年，绵阳市委、市政府在长虹、九洲、双马、东材、华丰、矿机、方向机厂、燃气集团8家企业设立改制工作领导小组，全面打响了国有企业改革攻坚战。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改革取得重大成果，长虹集团与华丰集团实施了战略重组，长虹集团与长虹股份进行了财务重组；绵阳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经市政府授权整合绵阳富达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绵阳市高等级公路开发有限公司、绵江公路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组建了新的绵投公司；四川湖山股份有限公司结合股权分置改革，与四川九洲集团、四川九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施资产重组。
绵阳三线建设经历了布点建设、战略调整、快速发展等阶段，形成了许多成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绵阳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这些存在或已经消失的三线企业，不仅是社会主义建设辉煌历史的见证，也闪耀着伟大的时代精神，是绵阳的宝贵财富。
（作者单位：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三线建设对达州经济发展的促进
◎蒋吉平
一、三线建设在达州的建设项目
（一）重点工程建设
1966年，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决定将七机部三线建设的重点工程：六二和六四工程定址达州。六二基地是我国三线建设唯一运载火箭的科研生产基地。工程建设地址曾于1964年11月经国务院国防工业选点布局会议决定，定点甘肃天水地区，并于当年底开始筹建。1966年6月20日，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专委会议，决定六二工程布局于达州市的达县至万源一带。六四基地是我国海防战术火箭科研生产的三线基地，1965年3月曾定点陕西晋南地区。1966年9月25日，经中央专委会议批准，确定六四工程定点达县以南至大竹之间建设。1984年，基地工程建设先后通过竣工验收并形成配套生产能力。1986年4月，航天工业部决定将六四基地与六二基地合并，对外称为“四川航天工业总公司”。
（二）配套工程建设
1.襄渝铁路“渝达线”和“专用线”
襄渝铁路于1967年1月动工，全线主要由铁道兵负责。“渝达线”于1971年8月1日通车。六二基地专用铁路支线全程22.7公里，1973年通车。六四工程的专用铁路支线，因任务调整，于1972年停工下马。
2.505工程
长江工程505指挥部于1966年10月6日成立，主要任务是负责架设重庆狮子滩至万源的11万伏高压输电线路，建设万源、华蓥山的两座发电厂，以满足两个基地和整个襄渝铁路建设用电。11万伏高压线路于1970年“七一”按计划建成通电。万源发电厂两台机组总计容量2×1.2万千瓦。华蓥山发电厂共4台机组，总机容量30万千瓦。电网覆盖川、陕两省10多个县市，面积达2.5万平方公里，满足川东地区70%的用电量。
3.改造汉渝公路
为保证三线建设工程的交通运输，省委决定改造重庆至万源公路（又称三六二工程）。四川省交通局调集川交五、六、七、九等4个处约1.4万名职工开赴现场，达州市调集1.5万人参与施工。工程于1966年11月正式开工，70年代初基本结束。
二、三线建设对达州经济发展的促进
三线航天工业基地在达州的整个建设过程中，为达州地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一）三线建设初步改变了达州交通落后的历史状况，为川东交通枢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三线的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建设中，国家把发展交通事业放在优先地位加以安排。襄渝铁路在达州境内，南起望溪，北至官渡，贯穿渠县、达县、通川区、宣汉、万源市，途经19个区（镇）、38个乡（镇）、193个村，长252公里，其间设车站25个。现在襄渝铁路已成为达州市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重要依托。目前，达成铁路、达万铁路、达巴铁路与襄渝线交会，川渝陕鄂接合部的铁路网络已经建成。改善汉渝公路工程于1966年正式开工，70年代初基本完成了改善任务。与此同时，六二、六四工程基地修建的厂外公路有40多条，616公里，大大改善了达州山区交通落后状况。
（二）三线企业在资金、技术上积极支持地方工业，极大地推动达州经济的发展和科技进步
三线基地建设初期，先后在达州市投资近200万元，兴建了一批建材企业。六二基地投资兴建了达县建设水泥厂、万源县砖厂，改建了宣汉县机制砖厂；六四基地投资兴建了达县百节砖瓦厂，后来都无偿交给了地方转产使用。为帮助地方工业的电力供应，六四基地在达县境内投资修建了800输变电工程、平滩变电站和金刚变电站，建成后移交给达州供电局使用。为六二基地生产供电的513电厂建成后，也并入达州电网。1980年以来，地方大力举办“五小”工业，两个基地也给予大力支援。此外，达县地区棉纺厂（现川纺达棉）、蜀峰机床厂、新达水泵厂、大竹柏林化肥厂、大竹电线电缆厂等工厂的技术改造，都得到了基地的帮助，使这些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当地的骨干企业。
（三）为达州市农业发展提供了巨大支援
三线航天基地在建设中，为当地的村民和农业的发展给予了巨大的支援和帮助。一是大力支援驻地附近的村镇用水用电。基地建设以来，共打深水井100余口，引用河流水库地表处理场10多处，无偿支援当地农村水电费计1200多万元。二是支援农田基本建设。由于基地兴建占用了大量耕地，各单位按照上级关于“还田于农”的精神，为驻地农村改土造田，先后在工厂所在的沙滩河、刘家沟、乌木、土主、毛坝、白沙、八台等地，修建水库、拦水坝、抽水站20多座。三是支援了大批农用物资。基地建设20多年来，支援的物资共计1100多万元，还派出各种车辆5万多台次，累计行程100万公里，帮助地方运输支农物资。四是大力支援农村抢收抢种和抗灾救灾。1970年至1984年间，基地各单位共出动20万人次去农村帮助抢收抢种。基地职工还为灾区踊跃捐款捐物，职工个人共捐钱20多万元，粮票5万余斤。
（四）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提高了农民的市场意识
由于三线航天企事业单位分散建在山区，数万职工日常生活必需品需求量很大，这就给地方财贸、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随着工程建设的进展，各县区的工矿贸易公司应运而生，商业网点遍布三线各企事业单位。这些商业网点的设立，不仅解决了职工的部分副食供应，也为繁荣当地商业贸易、促进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三线职工所需的蔬菜、肉蛋等副食品，大都由当地解决，直接刺激了当地村民家禽、家畜饲养和种菜、养鱼的积极性。农民的市场经济意识也逐渐提高，出现了不少养猪、养鸡、养鱼和种菜专业户，拓宽了致富门路。
（五）促进了达州山区资源的开发
达州市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三线航天基地的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当地山区自然资源的开发。为使大巴山区的魔芋、银耳、茶叶等土特产提高加工质量，打开国际国内市场，由七三一七厂生产的魔芋精粉加工机和远红外银耳烘干机，以优惠价及时提供给用户，大大提高了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此外，基地还为当地县市研制了一批茶叶、香菇、木耳、中药材等土特产品的加工机械，为大巴山区土特产品打开销路、多创效益作出了贡献。同时，达州的各种矿产资源尤其是煤、铁、天然气得到了勘探、开采和利用，不断供应市场。
（六）为地方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
四川航天基地建设有小学、中学、中专、技校等10多所学校，这些学校除教育培养职工子女外，还为地方教育培养了大批人才。六二高级中学是省重点中学，从1983年建校以来，为白沙地区培养了一大批高中毕业生，部分考入大中专学校。航天工业学校建校10多年来，为达州市培养专业技术人员400余人，培养电大、职高毕业生300余人。川北技工学校是国家重点技校，建校20年来，为达州各县培养专业技术工人1000余人。航天中专校和川北技校为地方培养的这些专业人才，毕业回到各县市有关部门和企业，大都成为本单位本部门的技术骨干，不少人现已担任企事业的领导干部，为地方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单位：达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试论三线建设对乐山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雷家兴 税俊峰
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党中央关于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形成，地处大西南的乐山作为三线建设重点地区之一，一批重点项目在乐山布局及组织实施，对乐山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和影响。
一、三线建设项目在乐山的布局和实施
早在1964年，地委根据党中央关于“成昆铁路要快修”的指示，恢复了专署和有关县支铁领导小组。1965年1月，成立乐山专区支援国家重点建设领导小组，组织了近10万民工，配合铁道兵和桥梁、电务工程队近5万人的专业施工队伍，在从彭山县青龙场到金口河区的200多公里线路上施工。到1968年区境内铁路全线贯通并投入运营。成昆铁路自北向西经彭山、眉山、夹江、峨眉、沙湾、峨边、金口河等7个县（区），运营里程214公里，成为乐山的交通大动脉。
根据党和国家关于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一线（沿海）的重要工厂和重点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有计划地全部或部分搬迁到三线。依托成昆铁路高山深谷地带，布局了重要的大型国防军工、原材料和机械电子等具有当代先进技术水平的企业，乐山成为三线企业布局的重点地区之一。仅1964年9—12月，国家40多个部委到乐山选点建厂。1965年1月，省计委、省经委通知第一批迁建项目，1966年9月，省建委下达第一批项目，三线重点工程随即在乐山选址建设。
原材料工业：包括峨眉半导体材料厂（所）、乐山造纸厂、峨眉水泥厂、峨眉铁合金厂、长征制药厂等原材料工业企业，在本时期相继建成投产。
电力工业：包括岷江电厂、龚嘴水电站、铜街子水电站。
电子通信工业：包括眉山通信设备厂、星华仪器厂、建华仪器厂、建川机器厂等。
机械制造工业：包括东风电机厂、夹江水工机械厂、铁道部眉山车辆厂、乐山冶金机械轧辊厂等。
大型科研基地：包括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西南物理研究所（院），由唐山铁道学院内迁峨眉组建的西南交通大学。还有红华实业总公司（八一四厂）、地矿部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西南研究所等。
二、三线建设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在大规模开展三线建设的10多年时间里，20多家内迁企业，200多个厂矿、科研、设计单位的干部、工程技术、施工人员3万多人进入乐山，建成大中型项目20多个，完成基本建设投资35亿多元，对乐山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推动乐山地区搭建起工业经济骨架，形成了雄厚先进的工业生产能力
三线建设中建成的多个重大项目，具有当时国内最先进的技术，填补了乐山工业种类的空白，是乐山工业体系中的骨干。其规模、产品研发能力、产品质量等，在国内都有相当的知名度和影响。奠定了乐山地方工业的基础，形成了地方经济的支柱。
（二）大批科技人才集聚乐山，形成乐山人才优势
三线建设建成的20多个大中型项目，不但带来了生产线，而且带来了科研及产品研发力量，大批各方面科技人员集聚乐山，形成了乐山人才优势。
（三）直接带动了乐山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为适应大规模的三线建设需要，乐山的公路、桥梁、码头等其他基础设施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包括青衣江徐浩大桥、乐山岷江大桥、王浩儿大件码头、输变电站、天然气输气管道建设、公路建设等方面，为乐山工农业生产和民生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三线建设带动了地区配套工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等的发展
地委在大力支援国家三线重点建设的同时，加强了为农业和三线重点工程服务的地方工业建设。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兴起了以“五小”工业为主的地方工业建设高潮，各主要工业行业均建起了一批企业。全区工业企业逐步形成以大中型重点企业为骨干、地方中小型企业相应发展的组织结构。
（五）带动工业城镇及地区消费品市场发展
20多家内迁企业，动员国内200多个厂矿、科研、设计单位的干部、工程技术、施工人员3万多人进入乐山。加上随迁的员工家属汇聚乐山，使夹江、峨眉、五通桥、沙湾、金口河等地成为新兴的工业城镇，带动相关服务业发展。此外，随着企业建设和完工，也吸纳相当数量的当地城乡青年进厂务工，减轻了城镇就业压力，增加了城乡居民收入。企业学校、医院等附属设施的建设，也为当地社会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大批三线建设项目在乐山建成，并逐渐产生效益，使得乐山地区在经历10年“文化大革命”这样特殊的历史时期，工业经济和农业生产仍获得了相当的发展。到1976年，全区工业总产值达到10.63亿元，比“文化大革命”前1965年的2.74亿元增加了2.88倍。时至今日，大批三线企业仍为乐山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作者单位：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
三线建设对泸州发展的影响
◎刘学奇
地处川南的泸州，在三线建设“大分散”布局的推动下，城镇也获得较大规模的改造，城镇规模迅速扩大，政治体制越来越完善。1950年成立的泸州市人民政府，直隶川南行署，为川南行署直辖市，管辖城区、小市、蓝田、瓦窑坝四个区人民政府。到1983年，泸州市从宜宾地区划出，由泸县、合江、纳溪县，成立省辖泸州市，属地级市，1985年叙永、古蔺县划归泸州市管辖。泸州市由县级市升格到地级市，区域也随之扩大，泸州进入了中等城市行列。
三线建设使得泸州工业得到迅速发展。泸州工业基础较薄弱，解放前夕，工业只有酿造、加工、化工等几个行业的10多家企业和200多家手工业作坊，产值仅3000多万元。三线建设战略实施后，国家对泸州进行了大规模建设投资，泸州物质技术基础增强，工业发展突飞猛进。泸州化学工业，以天然气化工为主体。1960年建成的泸州天然气化工厂，是我国20世纪70年代初最大的尿素生产企业，拥有从美国和荷兰引进具有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合成氨、尿素生产成套设备，主要产品为合成氨、尿素等，年产尿素64万吨、合成氨40万吨，分别居全国第一、第二位；当时负责三线建设的李富春、彭德怀、邓小平等领导多次到泸天化视察，关心泸天化的发展，使泸天化发展成为“中国现代尿素工业的摇篮”“中国最大尿素和油脂化工生产基地”。1960年筹建，1976年建成的国营火炬化工厂，属国内最大201产品生产企业，是三线建设重点工程，被列入全国大型工业企业中的“大一型企业”。1976年，四川天然气化工厂开工建设，确定为天然气综合利用大型化工企业，1995年建成投产。建成后的四川天然气化工厂年产1000多吨有机硅、合成氨30万吨、尿素52万吨。随着泸州化工工业的不断发展，西南化工研究院从成都搬迁至泸州安富镇，从事天然气化工设计与研究，进行天然化工技术开发利用；四川石油管理局天然气研究所由四川隆昌迁到泸州邻玉镇，主要从事石油及天然气工业领域中新工艺、新产品、新方法和技术开发、推广应用的研究；化工部第七化工建设公司，也落户泸州安富镇，主要经营化工、石油化工成套装置的建筑、安装施工、大型设备塔灌的卸运、组对、焊接和吊装等业务。这些化工单位的迁入，进一步对推动泸州化工工业的发展，为全国化工工业发展作出了贡献。在加强新建化工企业发展的同时，注重对泸州原有化工企业的发展。中央兵工总局的二五五工厂，1957年定第二厂名为泸州化工厂，是一个解放前就有的老企业，在三线建设中得到更大的发展，主要生产的赛璐珞硝化棉被列为生产“红双喜”乒乓球的专用原料。硝基甲烷、乙基纤维素和聚阴离子纤维素为国内独家生产。还有轻工部在西南定点生产皮革化工产品的皮化厂；生产酶制剂的市酶制剂厂；年产硫铁矿30万吨，硫黄1.3万吨，疏精砂6万吨的大树硫铁矿等等，在三线建设战略的指导下，得到快速发展，并在全省同行业中占有重要位置。
三线建设助推泸州机械工业发展，使之成为泸州的又一优势产业。过去的泸州，只有简单的机械加工业，主要生产民用锅、刀具、农用机械等。随着三线建设战略的实施，一批机械企业内迁泸州。1964年抚顺挖掘机厂的一部分和上海工程机械厂的一部分迁往泸州市茜草坝，分别建成长江挖掘机厂和长江打桩机厂；上海工程机械厂液压车间与泸州通用机械制造厂合并，1970年更名为长江液压件厂；1965年初，北京起重机厂一部分迁来泸州茜草坝建成长江起重机厂。这些大型企业的迁入，使泸州机械工业由简单的机械加工发展到以生产液压起重机、液压挖掘机、液压元件、汽车配件等技术性强的产品上。同时，泸州液压基础件、汽车零部件工业的崛起，奠定了它在全国机械工业中的地位。到1990年全市机械工业企业发展到203个，机械工业总产值达30814万元。长江起重机厂、长江挖掘机厂、长江液压件厂、泸州交通机械厂跻身“中国机械工业500家最大企业”行列，泸州已被公认为我国工程机械九大生产基地之一。
三线建设战略的实施，泸州的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事业得到飞速发展，城市建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今的泸州水陆空立体交通设施完备，城市道路宽敞通达，集装箱码头、临港工业园区一派繁忙景象，泸州焕发出青春和活力。
（作者单位：泸州市纳溪区委党史办）
三线建设与华蓥市的建立
◎林明 张玮苇
一、三线建设者满怀爱国激情建厂，在华蓥率先走出了一条“工农结合”之路，成功创建了全国首个工农示范区，成为华蓥的立市之本
满怀爱国激情艰苦创业。1964年底起，国家在广安、岳池县所辖的华蓥山境内先后布点建设了9家三线军工企业。1965年开始，各军工企业的建设者陆续开进华蓥山，广安、岳池县委积极支持配合，分别成立了支援重点建设领导小组。首批三线建设者与当地民工一道，不畏艰险，开山平地、筑路建房。并通过夜以继日的劳动竞赛和大会战的方式，快速高效地完成了“三通一平”任务。
随着三线建设各项工程的推进，搬迁到华蓥山生活的工人、技术人员及其家属迅速增多，给山区带来了粮食、蔬菜、油料等各种生活物质供应更加紧缺的压力，且这个问题不可能长期依靠外地运输来解决。于是，军工建设单位与地方党政开始共同探索工农结合、厂社结合的路子，实行厂社挂钩、以厂带社、亦工亦农。
工农结合成为时代典范。由于华蓥山的三线建设启动早、进展快，投产迅速，很快受到西南三线建委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关切。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李井泉，三线建设副总指挥彭德怀等领导，多次到广安三线军工企业建设工地视察指导工作。1965年10月，李井泉到华蓥山区，视察正在新建的江华厂、金光厂、明光厂、华光厂。1966年1月，再次到华蓥山，视察明光仪器厂。李井泉代表中央、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亲临华蓥三线建设的军工企业视察，特别是他对“干打垒”“厂社结合”经验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很快见诸各大主流宣传媒体，华蓥山军工企业一时名声大振，成为全国推广学习的先进典型和样板。
全国首个“工农示范区”在华蓥诞生。随着工农业生产的互助发展，人口和劳动力不断增多，生产生活物质的供需量日益增大，为三线建设提供后勤保障服务的体系逐步走向市场化、社会化，原有的行政区划和管理体制已难以实现统一协调，促使行政区划实施必要的调整。1978年11月10日，华蓥工农示范区在国营明光仪器厂礼堂召开大会，宣告正式成立。
以工农示范区作为县级行政区划的称谓，这在新中国的国土上堪称第一。这是三线建设者在华蓥创造的一大奇迹和荣耀，他们坚持走“工农结合，城乡结合”道路是这一荣耀的来源之本，也是华蓥后来撤区建市之本。1979年10月5日，经国务院批准，改华蓥工农示范区为华云工农区，正式确定为县级行政管理区域。
二、三线建设者发挥资源优势，成功打造出军工、能源、建材三大产业基地，成为华蓥的立市之基
改变山区交通落后面貌。交通是改变山区落后面貌，促进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为此，从三线建设开始后，不仅中央在大的建设项目上作了总体规划安排，而且各三线建设单位与各级地方党政也共同努力争取配套设施建设，使华蓥山的铁路、公路、航运实现了全面贯通。1969年至1970年，经过两年多时间艰苦奋战，使襄渝铁路沿华蓥山穿境而过。襄渝铁路开启华蓥山铁路运输从无到有的历史，也激活了公路运输建设的快速提升。围绕三线建设的需要和当地的经济发展，由上级政府或当地政府出资，对主要公路干线进行了整治改造。整个华蓥山区交通条件的改善，使地方经济发展也乘上了时代的快车。
三大工业基地蓬勃兴起。1969年，华蓥山军工企业为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打出国威作出了重大贡献，军工基地由此走向兴旺，为华蓥其他配套产业的成长发展产生巨大的先导和助推作用。1969年5月，国家计划委员会拟将重庆水泥厂三号窑迁到广安双河，取名“川东北水泥厂”。1969年12月，中共中央在批转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加速四川地区三线建设的请示（中发[1969]89号）中，作出了“加速华蓥山煤田开发”的决定。在能源开发中，省革委和成都军区党委组建了“四川省华蓥山煤田会战指挥部”，绿水洞煤矿设计年产60万吨，李子垭煤矿设计年产45万吨，高顶山二煤矿设计年产15万吨，是当时全省少有的年产规模上百万吨的煤炭基地。在建材基地建设中，省革委从省级机关抽调40多名干部组建渠江水泥厂筹备组和建设指挥部，渠江水泥厂于1978年建成投产，年产能力达46万吨，号称“川东北最大的水泥厂”。这些三线企业不仅对国家有巨大的经济贡献，也对地方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拉动和示范影响，使华蓥山逐步成为了全国有影响力的军工、能源、建材产业基地。
三、三线建设者率先探索军转民道路，勇敢融入市场经济大潮，铸就了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成为华蓥的立市之魂
创造科技成果辉煌时代。华蓥山的三线军工企业，集聚了一批全国优秀的专业科技人才，20世纪70年代初，他们研究出了我国用于军事测距的第一代激光技术产品，制造的第一代激光瞄准仪装备军队，使中国军人告别了战斗中完全依赖肉眼进行观察测距的历史。1966—1978年，三线企业的科技人员在国家级刊物发表了《经合金加铝研究》等有影响力的论文。以74式高炮避开检查仪等为代表的大批创新产品荣获全国和四川省科技成果奖。这些科技成果在全国频频亮相获奖，使沉寂的华蓥山声名远扬。
率先探索军转民生产新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国际形势走向缓和，国家给三线军工企业下达的军品生产任务逐年减少，工厂的生存和发展面临严峻考验。华蓥军工企业率先探索出军工生产民品的新路。1973年3月，在五机部的协调下，明光厂开始与附近几家光学仪器厂联合开发和协作配套生产展品照相机。1974年3月，样机正式定名为珠江牌S-201型135单镜头反光照相机，开始批量试生产，1978年该产品荣获国家金龙奖。与此同时，各军工企业凭借各种位居全国领先地位的工艺水平和加工手段，从基础材料的研磨、成型、真空镀膜、光刻到精密光学仪器的研制、生产，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军转民道路。开发出照相机、望远镜、光学仪器玻璃、体育竞技枪弹等民用品。很快攻占高端市场，填补国内空白，以其质优、价廉、物美而闻名全国，不仅国内畅销，而且还出口创汇。
撑起一座新兴工业城市。面对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轨的巨大压力，华蓥三线企业迎难而上，自己独创的产品热销走俏，不仅经受住了市场经济的考验，而且带来了华蓥山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从1975年起，各三线企业的机关、职工住宅逐步告别了“干打垒”时代，街道和商贸市场开始纳入了规划建设。军工企业及各大工矿、铁路企业，分别办起了自己的职工医院、子弟学校、技术学校和职工大学，建有俱乐部、电影院共计15个。随着三线建设的政治、经济、文化成果在华蓥山区的壮大，城市基础建设和功能配套的日益成熟，特别是他们创新开拓精神在改革开放时代大放光彩，使华蓥工农区引领经济社会进步发展的承载和担当能力不断增强。1985年2月4日，四川省人民政府撤销华云工农区，设立华蓥市。省内与其同时设立的另外两个工农区均未获此殊荣。
“三线精神”在华蓥永放光芒。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华蓥市9个军工企业陆续搬迁，使华蓥市失去了经济支撑，与之伴生的地方产业及服务业纷纷关停倒闭，全市劳动失业率一度高达12.2%。但三线建设者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却深深地铭刻在人们心中，构成了整个城市奋发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动力。因此，从1993年华蓥市划归新成立的广安地区代管后，抓住机遇，迅速掀起“第二次创业”。华蓥建市近30年来，工业生产在全市经济中始终占主导地位，能源、建材企业依然是全省的重要生产基地，其生产技术和规模在川东北地区居领先地位，年产煤炭已达700万吨、水泥达500万吨。2013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10.8亿元、同比增长10.9%，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3.9亿元、增长21.1%。
（作者单位：广安市委党史研究室）
浅谈三线建设与自贡经济社会发展
◎陈静
具有悠久井盐历史的自贡，作为当时四川的第三大重要城市，担负起川南地区三线建设的重任，在三线建设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一、三线建设为自贡发展夯实工业基础
1694年，自贡市行政区划包括自流井、贡井、大安3个城市区，以及郊区28个公社和一个农场，共有人口56万，城市人口达25万之多。新中国成立后，大力发展盐卤与天然气的综合利用，建立了多种化学工业。特别是1958年市委提出化工城建设后，化学工业得到快速发展，成为自贡又一支柱产业，为老工业城市注入了新的活力。
1965年至1966年底，根据中央和省委的部署，自贡市把工作重点转向了抓三线建设，并成立了自贡重点建设委员会，由自贡、宜宾、内江三地市组成，成员由三地、市分管工业的书记、市长或专员组成，主任由自贡市委书记邱克难担任，具体负责内迁企事业单位的建设和安置工作。东方锅炉厂、东新电碳厂、自贡焊条厂等10家机械工业企业，晨光化工研究院、自贡炭黑设计研究所等2个化工生产研究单位，自贡电筒厂等4个轻工企业，四川平板玻璃厂、自贡油毡厂等2个建材企业，自贡硬质合金厂等冶金企业，共21个企事业单位先后迁建自贡。同时，三线建设使自贡形成了两个新的工业区域，即黄桷坪一带、舒平地区，扩大到四个工业区域，即邓关地区、鸿鹤镇地区、马冲口地区、贡井地区，形成了自贡工业新的布局。这些地区周边聚集了旺盛的人气，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商业的兴盛，交通的改善，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带动了整个城市的快速发展和社会进步。
据统计，1965年自贡全市完成工业生产总值17091万元，比国家计划超额9%，比上年增长5.55%；交通运输完成货运量114.6万吨，超计划25.45%，比上年增长42%；基本建设投资是历年来完成最多、最好、最快的一年，全市完成投资2290万元，比1964年增长65%。新建65个项目，全部建成或基本建成的有58个，占89.23%。粮食生产、经济作物获得丰收，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增产3%，生猪比上年增长21%，创历史最好水平。
三线建设改变了自贡的产业结构，实现了从以盐业、化工业为主，发展到包括发电锅炉、机床制造、通用设备等机械工业，焊接材料、高分子合成材料、硬质合金材料、碳石墨材料等新材料工业，小五金制造为主的轻工工业等综合型工业城市的历史性转变，为推进自贡工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三线建设为自贡缩小地区差距发挥了积极作用
正是三线建设中的基础性投资才打开了限制自贡经济发展的瓶颈。在三线建设时期，内迁至自贡的三线企事业单位共21个；利用自贡市关、停企业安排的三线项目有铸钢厂、长征机床厂、自贡中国电焊条厂；归口安排到市属正常生产企业组建的有高压阀门厂、机械一厂、硬质合金厂、可锻铸铁厂；完全新建的有东方锅炉厂、东新电碳厂、空压机厂等15个企业。新兴的电子工业开始起步，1966年新建无线电一厂。这个时期可以说是自贡工业大发展时期，以盐业、化工、机械、轻工、电子、建材为主，兼有冶金、食品等其他工业门类的工业基础逐步奠立。三线建设使自贡的工业产业得到快速发展，有力地改变了自贡工业结构和制造能力，自贡从盐业和盐化工业城市发展成为具有盐业、化工、机械、冶金等门类相对比较齐全的名副其实的综合性工业城市，成为四川一座重要的工业城市。在改变工业结构的同时，也带给自贡人民新观念、新思维，这为提升城市形象、提高城市品位奠定了新基石。
三线建设改变了自贡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布局，缩小了与周边地区的差距，带动了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堪称我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重大建设战略。
三、三线建设为自贡加快发展增添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线建设的伟大成就，是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依靠广大建设者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取得的，三线建设者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怀，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是自贡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的精神动力。
以自贡晨光化工研究院为例。晨光化工研究院是1965年三线建设时迁建到自贡的，作为化工部在我国西部部署的一系列化学军工企业和科研单位之一。按照化工部的规划，晨光院拟建成与军工生产配套的国内最先进的从事塑料和有机合成材料科研、开发、生产一体的企业单位。在当时工作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建设者们舍小家、顾大家，不计个人得失，夜以继日积极踊跃地投入到建厂房、安装设备的建设行列中。经过几年的努力，先后成功研制出毛主席水晶棺密封材料透明硅橡胶（581号产品），受到中央表彰；研制的羟基亚硝基氟橡，广泛地运用于火箭、导弹、航天仪器的密封，为我国航天事业和军事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三线建设期间，自贡建成了国内首座真空制盐装置，在盐卤综合利用和氯甲烷生产等方面开了国内之先河。并且在极短的时间内，让高分子材料、焊接材料、硬质合金、数控机床、发电锅炉、联碱生产、碳石墨材料等的科技水平跃居我国先进行列。这些都体现了自贡人民勇于开拓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三线建设者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勇于献身的精神，已在自贡人民的心中铸造了一座丰碑，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单位：自贡市委党史研究室）
广元三线建设的历程
◎张继刚
广元是三线建设的重要基地之一。国家先后在广元累计投资3.386亿元以上，建立了门类较为齐全的军工电子装备科研生产基地。同时，广元全力支援、保障和服务三线建设，作出了应有的历史贡献。三线建设极大改善了广元工业布局，提高了广元交通、能源、机械和基础设施承载能力，为今天的追赶跨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三线建设在广元的概况
广元是国家三线建设的重要布点之一，是四川三线建设四大工业区之一的川西（成都）工业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防工业基地、机械电子工业基地和工业兼交通枢纽之一。中央在四川开展三线建设时期，广元县由四川省绵阳专区辖，含14个区、2个镇、70个人民公社。从行政区划上讲，三线建设时广元县行政区域为现广元市市辖区利州区、朝天区、昭化区。
1964年下半年，第四机械工业部将广元确定为电子工业首批布点。1964年底，四机部、西南三线建委在广元—旺苍—青川布局了雷达、指挥仪、电子器件等电子工业集群。1965年初，广元即迎来了三线建设的高潮。〇八一基地是第四机械工业部规模最大的专业化企业。1965成立〇八二一筹建处、建设处、指挥部，1970年组建〇七二总厂，1974年组建〇八一基地，设八厂一库一所一校一院。先后有七八七厂、八八五厂、四一三〇厂、四一三一厂、四一七〇厂、四一九〇厂、四一九二厂、四五一二厂、四五二〇厂、四九六一厂，八〇六库，三十四研究所，四一〇职工医院、无线电技术学校。此外，1965年在广元建设或启动选址建设的还有七七九厂、八九三厂，铁道部内燃机车厂、齿轮厂、柴油机配件厂（后调至资阳），中商部石油库（三七六二石油库）、通用仓库，成都军区国防仓库（四九六〇仓库），河南省第四建筑公司，四机部安装公司、建工部一局安装一公司等。
除了上述工业企业，在广元县选址或建设的三线建设项目还有五洲化工厂（八二一厂）、江陵电缆厂（六〇八厂）、特大轴承厂、宝轮院转运站、解放军四八四四工程，以及二十二工程公司、二十三工程公司等。此外，现广元市辖区内的三线建设项目还包括，布局在旺苍县的东河印制公司（五一五厂），布局在剑阁县的第九研究院、曙光机械公司，布局青川县的万众机器厂（七八九厂）、新光电子厂（八七九厂）等。另外，广元也有宝成铁路、广元—旺苍支线等建设。但部分三线建设项目也有更换选址，或经合并、撤销等调整的情况。
三线建设中，在“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精神感召下，成千上万名抗战时期的老干部、老军工师傅、科技人员、大中专学生及工人，从成都、西安、兰州、宝鸡，从北京、上海、南京、无锡、沈阳等地分批调集广元。各地建筑大军和民工，解放军工程兵，先后汇集在广元进行三线大会战。三线建设为广元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工业基础，有力地促进了广元经济、科技和文化等事业的发展与进步，也为全国各地各行业输送了大批的人才和骨干。据统计，1985年，广元县工业总产值1.803亿元，而〇八一总产值即达到7298.2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40%。（广元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元县志》，四川辞书出版社版1994版，第416、448页。）
二、广元支援三线建设概况
广元经济基础薄弱、生产技术落后、生活物资匮乏，对三线建设的支援工作面临不小的挑战。在中央、四川省委、四川绵阳地委领导下，广元县委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团结带领党员干部、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尽最大努力支援和保障三线建设。广元的干部、群众把党的号召和祖国的需要当作使命，充分发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积极投入到支援三线建设的工作之中，在建材生产、蔬菜供应、组织劳动力以及提供配套商业服务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对三线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65年1月，广元成立支援三线建设领导小组，下设支援三线建设办公室（后改称支重办），负责整合全县人力、物力和财力，统一指挥和协调支援三线建设的各项工作。广元上下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形成了一股合力，向本地区的三线建设单位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援。
扩大建材生产。1965年2月，广元县支重办、计委、商业、供销、物资、交通等部门组成建筑材料办公室，负责管理协调三线项目所需的砖、瓦、沙、石等建材。5月，支重办采取“缩短战线、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在增加人员、更新设备、提高技术基础上，将原有砖瓦社扩建为机制砖瓦厂，使机制砖瓦厂的产砖量大幅度提升。机制砖瓦厂三套产砖设备日均产砖量增加40%以上。到1965年底，砖瓦厂年产机制砖1158万块，机瓦134.18万匹，产值约39.64万元（广元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元县志[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430.），成为广元砖瓦生产的核心企业。此外，广元县还在河西、东坝、大石、柳桥、荣山、宝轮等12个公社开办20多个小型砖瓦厂，组织农户利用农闲时为三线建设烧制砖瓦，1965年即向三线建设项目供应副业砖瓦2300余万匹。1965年4月，广元县在调查沙、石分布后，组建广元沙石厂并在嘉陵镇挑选青年劳动力，2月内向三线企业提供砂石约1.7万立方米。此外，在各级党组织动员下，嘉陵镇16个居委会的群众大力支持、热情参与，仅1965年5—7月即开采河沙6746立方米、碎石3890立方米，产值16.75万元。（崔一楠，李群山：《1965年四川广元对三线建设的支援》，《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2期，第104-110页.）1965年，广元县采集河沙3.1万余立方米，生产各类石料1.9万余立方米，除满足当年需要外，还保持了次年3—6个月用料的储备。在石灰生产方面，广元县石灰生产合作社利用嘉陵江、白龙江两岸丰富的石灰石和河滩卵石资源，加班加点，抢时间、争速度，保障三线建设的需要，1965年即生产石灰4500余吨，除满足当年需要外，并库存2000吨左右。
保障蔬菜供应。为了激发菜农的种植热情，根据绵阳专区文件，广元县委通过免除征购粮、定量补足口粮、超产奖励等措施调动和激励专业蔬菜队和菜农向三线建设单位供应蔬菜的积极性，并采取补助供应化肥、煤炭、布票等措施解决蔬菜队和菜农困难。此外，广元县还大力发展专业种植队、辅以兼业种植队，引进、繁育适合本地的优良品种，采用品种配套栽种的方式革新蔬菜生产、传授新技术等，粗细菜、调料结合，千方百计提高产量、丰富品种、增加供应。从1965年整个绵阳专区向三线建设单位提供蔬菜的统计情况看，广元的成绩比较突出。广元县生产队数量仅占绵阳专区20.3%，但蔬菜供应量约占绵阳专区总量的40%，而广元也基本保证了三线建设职工每人每天吃近1斤鲜菜。1965年底，广元蔬菜产量稳步上升，不仅满足了本地三线建设职工的需要，还支援重庆、旺苍等地蔬菜84.5万斤，加工干菜11万斤。提高产量的同时，广元县还丰富供应品种，除白菜、莴笋、黄瓜、四季豆、土豆、豆腐、豆芽等菜蔬外，还有鲜猪牛羊肉、腊肉、木耳、黄花、粉条、豆腐等品种。
组织劳动力。广元县委动员社员利用农闲时间，参与“三通一平”，即安装给水管道（通水）、架设电线（通电）、修建公路（通路），平整场地。以公社为单位，“分段划片，一包到底”。施工时，公社为连、大队为排、生产队为班，实行军事化管理，采取打“歼灭战”的方式完成。社员们吃、住在家，不需要三线建设单位提供粮食、炊事用具及临时工棚等物资。承担“三通一平”任务的公社基本上都形成了以电工、水管工、筑路工为骨干的班底，并采取“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提高社员技术水平。据统计，1965年，广元县直接间接支援重点建设的劳力达143万余个劳动日，修建、改建公路1.15千米，架设高压输电线1.2万米，铺设水管5830米，平整场地约8.16万平方米。（绵阳专区支重办公室：《地区有关局、司和有关县关于工厂贸易、商业网点和支重情况的汇报档案汇编》，绵阳档案馆，1965年第9期，第66-161页。）
供应三类物资。广元县积极组织货源，支援国家重点建设的需要。1965年，广元县即供应三线建设需要的文件柜92个，办公桌164张，单、双人床699架，椅557把、凳子120个，木架车21部、架板车24部。广元县五金厂为〇八二一、三七六二加工零件3412件、约6吨。供应杂竹26.1万斤、慈竹2000斤，各种竹席3341床，绳子1410斤，抬杠3030根，工具把2551根，箩筐118担，土箕1410担。大锤、锄头、十字镐等加工供应了600余件，木炭5000斤。（绵阳专区支重办公室：《地区有关局、司和有关县关于工厂贸易、商业网点和支重情况的汇报档案汇编》，绵阳档案馆，1965年第9期，第66-161页。）协助组织安排了劳保用品、五金交电等物资。通过旅馆和借调用民房、学校及单位用房，协助解决了河南省建四公司、内燃机车厂筹建处、四九六〇等的住房、仓库。广元供应的三类物资，基本满足了当年三线建设的需要，并储备部分预备来年需要。
配套商业服务。1965年初，广元县成立了工区贸易公司，增加服务人员，充实和整顿了住宿、饮食、蔬菜、百货、布匹、粮油、烟酒等行业，设蔬菜商店5个、合作商店4个、蔬菜供应组15个。单独成立了5个工区贸易商店，并在荣山、拣银岩、杨家岩、宝轮院、火车站等单设网点，到1965年底，广元商业网点供应人数达9万人，较1964年增长3倍。（绵阳专区支重办公室：《地区有关局、司和有关县关于工厂贸易、商业网点和支重情况的汇报档案汇编》，绵阳档案馆，1965年第9期，第66-161页。）应三线建设单位和职工要求，广元在交通较为便利的元坝、宝轮、河西等地新增多个综合百货商店、饭店和理发店，安排服务人员61名。此外，广元县还采取机动灵活的方式供货，常用生活资料、一般轻工业品和副食品由临近的商店定点供应；外调大宗商品选定商店划片区供应；香烟、糖、蛋类等计划商品定量供应给单位安排。在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的三线建设单位工地，广元县还设立临时供应点，企业集体购买的大宗商品送货上门。据统计，1965年工区贸易公司直接运送到三线建设单位的大宗商品就有近20种，从劳动工具到办公用品一应俱全，基本满足了三线建设需要。
（作者单位：广元市利州区委党史研究室）
三线建设与中国航天城西昌的崛起
◎罗艳
1964年，毛泽东根据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中共中央、国务院随之作出三线建设的重大部署，决定开展大规模的西南三线建设，其中又将四川攀西地区列为重点建设区域。在接下来短短的6年时间里，攀枝花成功建设成为我国重要的钢铁基地，一座新兴的钢铁之都屹立于当初的不毛之地，成为三线建设的成功典范。与攀枝花毗邻的西昌也因成昆铁路、卫星发射基地、四一〇钢铁厂、青山机场等一系列三线建设重大项目工程的实施带动了城市的发展，实现了西昌从一个三线建设前只有20余万人的农业渔村小县到如今拥有60余万人的现代化“中国航天城”的嬗变，实现了城市的第一次跨越和崛起。国家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为西昌的城市现代化进程带来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之后随着三线建设的调整改造和改革开放及西部大开发的持续推进，西昌逐步完成了从农业渔村小县到小城市再到现代化中等工业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腾飞跨越。
一、1958—1962年西昌工业基地建设——西昌三线建设的前奏
1958年3月，根据之前对西昌地区丰富矿产资源的考察，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作出建设西昌钢铁基地的决策。在这一决策的指引下，四川省委作出“两江陪嫁、全川支援、建设西昌”的决定。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规模建设在西昌展开了。由于建设是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开始的，加之“全国大炼钢铁运动”“反右倾”等斗争的影响，很多项目时间紧、要求急、准备差，急于上马。1961年至1962年，为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工业企业和基本建设进行大幅度调整，很多在建项目被迫下马或停建，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和损失，其中最令人惋惜的是成昆铁路的停建。
1958年至1962年，西昌工业基地建设虽然失误较大但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为之后西昌的三线建设打下了一个初步基础，是西昌三线建设的前奏。
二、三线建设全面推进与西昌航天城的形成
（一）三线建设重点工程对西昌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成昆铁路通车对西昌的影响。成昆铁路是三线建设最重要的一项工程，北起成都，南至昆明，沿线地势险要，地质条件复杂，气候多变，被称为“地质博物馆”。西昌位于成昆铁路全线正中，北距成都557公里，南离昆明543公里。1964年9月，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在西昌建立工地指挥部，南北两头同时施工，1970年7月1日上午，成昆铁路通车庆祝大会在西昌火车站隆重召开，成昆铁路建设大军及干部群众10万余人共同见证了成昆铁路通车的重要时刻。从此，成昆线开始发挥它西南生命线的作用。
在三线建设之前，成都—西昌—昆明1000余公里之间仅有一条108线公路，成昆铁路的修通，改变了西昌交通落后的状况，使天堑变通途，西昌与成昆铁路配套的公路建设也因此得到发展。经济学家林凌指出：“‘两点一线’带动川西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和经济水平提高，相当于跨越了50年。”西昌处于成昆铁路的中心，其对西昌的影响更是不言而喻，西昌从此成为成昆线上最重要的城市之一。
重点工业项目促成西昌城市工业体系的建立。随着三线建设在西昌地区的全面铺开，以西昌四一〇钢铁厂、太和铁矿、西昌矿山机械厂为代表的一批工业企业在西昌陆续恢复建设，并新建了一些企业。到1978年，初步形成包括轻工业、重工业、支农工业、商办工业的综合工业部类，整个西昌地区工业企业职工人数2万余人，为1957年的6.2倍，工业总产值2.1亿元，为1957年的7.75倍。在三线建设的推动下，西昌建立起以矿山开发、电力、建筑、机械、食品、公路交通、邮政电讯、轻化工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西昌迅速成为一座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工业城市。
青山机场的建成为西昌城市发展开辟了空中走廊。西昌青山机场的前身是西昌小庙机场，1958年由于中央建设西昌钢铁基地的决策开始恢复通航，但因航线单一，机场设施限制，不能跟上西昌三线建设发展的需要，取代小庙机场的青山机场建设随之列入三线建设项目。1967年，位于西昌市西北方向14公里处的青山机场开始建设，机场占地面积2520多亩，跨西昌市安宁镇、新胜乡、喜德县李子乡境，南北走向，机场与两侧高山平行。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机场建设历时8年才完成，于1975年建成投入试运营。虽然当时只开辟了成都—西昌—成都一条航线，旅客吞吐量仅为410~450人∕次，但青山机场的建立为三线建设开通了攀西地区到成都的空中走廊，不仅达到备战的重要目的，还为后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进入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市场创造了良好的交通条件。
卫星发射基地的建成与“中国航天城”的美名远扬。西昌卫星发射基地是我国三线建设的又一重点工程，1969年底到1970年8月，中央军委和国防科委选场勘察组，在经过对9省81县（市）的勘察筛选后，确定在西昌北面50公里处的沙坝建设卫星发射场（代号7201工程）。这里具有作为发射场和战略后方的天然优势：海拔高、纬度低、地形隐蔽、地质结构坚实，周围水源丰富稳定，成昆铁路和青山机场的建设为发射场提供了理想的交通和通信条件，因此各方面条件非常符合三线建设“靠山、分散、隐蔽”的建设方针。工程建设于1970年开始，于1982年建成并交付使用，1984年6月8日，成功发射我国第一颗地球同步轨道卫星，1985年10月，发射场正式对外开放，承揽外星发射业务，是中国对外开放最早、承担卫星发射最多、自动化程度较高、综合发射能力较强的航天发射场。西昌因此一举成为我国重要的航空、航天基地，享有“中国航天城”的美名，这极大地提高了西昌的城市知名度，增添了西昌作为现代科技城市的魅力，西昌作为“中国休斯顿”和“中国航天城”从此走向世界，享誉全球。
（二）西昌地区对三线建设的支援
从1964年下半年起，国家在攀西地区的三线建设全面展开后，全国各路建设大军迅速向西昌地区集结，仅修筑成昆铁路的铁道兵和铁路建设部门职工就达10多万人，加上森林、公路、地质、机场、电站及省、地属项目的建设职工等，总数在1966年达到30万人左右，已超过1963年西昌本县的人口——22.8万人。期间不时有中共中央、中央西南局、四川省各级领导到攀西地区视察建设情况，西昌迅速成为攀枝花钢铁基地和西昌地区三线建设的大后方。
西昌地区对三线建设的支援可谓是全民动员、全民参与。一是为广大建设者提供住房和建设用地。1965年、1966年就提供住房28万余平米，并先后统一为铁路、飞机场、卫星发射基地征用土地21606亩。二是组织生产、供应建材和三类物资。仅1965年至1966年就提供木材7006立方米，火砖484.5万匹，土砖140万匹，其他建设工具、材料等不计其数。三是做好粮食、副食、蔬菜的生产和供应。西昌地委将历年节约积存的2.5亿斤粮食供应三线建设大军，同时兴办各类食品厂为三线建设大军提供副食、蔬菜、肉食。四是修筑为重点建设服务的公路、设置各类粮油、百货服务网点，满足建设者们的生产生活需要。五是直接组织劳动力和民兵团参加攀钢建设。
西昌地区人民为支援国家三线建设作出了重要而积极的贡献。同时，为配合三线建设，西昌在三线建设初期也逐步建立起以城市交通、街道、邮政通信、水电、副食、轻化工等较为完备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三线建设为西昌的城市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西昌发展的关怀
三线建设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西南局及四川省委的领导，多次到西昌视察，带来了党和国家的亲切关怀，加快了西昌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毛泽东对西昌地区三线建设高度重视，在谈到成昆铁路的停修时曾说：“成昆铁路为什么停修了？你们不去安排，我要骑着毛驴下西昌。”针对经费紧缺问题，毛泽东说：“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办。”朱德、邓小平、彭德怀、贺龙、彭真、李富春、薄一波、郭沫若等一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深入到西南三线建设前沿的西昌地区视察，他们围绕西昌三线建设、成昆铁路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及当地人民生活、农业生产等开展调查研究，指导各项工作。邓小平盛赞“这里得天独厚”，彭德怀在螺髻山牧场吃饭后缴十元伙食费，郭沫若为三线建设深情赋诗，他们的高风亮节和艰苦朴素、实事求是的高贵品质和作风，一直激励着各级党组织和各族干部群众。他们的调查研究结果不仅给西昌地区各项工作以巨大的促进，也给各级党政组织及千千万万的三线建设人员以巨大的精神鼓舞。他们的到来也为西昌这座城市增添了丰厚的人文底蕴。
三、三线调整改造战略与改革开放带来西昌城市的飞速发展
由于三线建设工程大多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少项目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西昌的三线建设项目也受到城镇武斗的影响，在1967年到1968年武斗严重时，全区工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基本停止生产。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凉山，西昌凉山顺利实现合并，西昌设市，成为凉山州州府。凉山州委州政府转变思想，大力开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扩大开放，不断推进凉山经济社会发展，西昌迎来城市发展的春天。
1983年12月，国务院成立国家三线建设调整改造办公室，确定“把三线地区建设成为平战结合的战略后方基地，为国家国防现代化和国民经济现代化建设作贡献”的三线建设调整改造基本方针。西昌三线建设重点项目：西昌卫星发射基地、西昌青山机场、四一〇钢铁厂等一大批工业企业在三线调整战略和改革开放发展大潮中顺利实现军转民，不断与市场接轨，实现了可持续发展。如西昌卫星发射基地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1985年开始承揽国外卫星发射业务，迅速进入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市场，先后有数十颗著名卫星从这里飞向太空，成为我国重要的发射基地之一，发射基地逐渐成为西南旅游热线上的一颗明珠；青山机场成功转型为民用机场，并进行第二次扩建，扩建后的青山机场更加现代化、国际化，承揽的航空业务也逐渐增多，客货源日益充足，并与时俱进地发展了包机飞行、护林防火飞行、飞播林飞行、旅游飞行等多样化的航空业务，成功与市场接轨。
到2006年，西昌三线建设重点工程大都成功完成转型，并在国民经济现代化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实现了当初“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目标。西昌作为三线建设的重点城市也在改革开放后日新月异。1992年西昌编制完成《西昌市城市总体规划》并组织实施，1993年西昌被列为四川省城市综合体制改革试点城市，先后被命名为省“双拥模范城”、省“小康市”、“全国科普示范县（市）”。城市建设得到迅猛发展，陆空交通四通八达，工业经济实力雄厚，旅游发展方兴未艾，现代科技世界瞩目，社会事业全面提升，人民生活幸福安康，西昌已然成为一座现代化城市。
邓小平在1958年10月视察德阳工业建设时就曾预言，拿四川的城市来说，第一重庆，第二成都，将来第三是西昌，第四就是德阳了。当时小平同志所指的西昌应是包括之后设立特区的攀枝花市在内的整个西昌地区，如今，伟人的预言已成真，攀枝花崛起为钢铁之都，西昌崛起为中国航天城，攀西地区迅速发展为四川经济的重要增长极。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昌的城市发展更加迅速，2013年，整个西昌市人口近65万人，西昌享有全国“县域经济科学发展十大范例城市”“四川省十大最具活力县市”“中国航天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级森林城市”“中国旅游最令人向往的地方”“中国最值得去的十座城市”等荣誉。西昌——“一座春天栖息的城市”正以矫健的步伐，向百万人口的世界旅游城市、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的核心增长极、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四川南向大通道的综合交通枢纽、川滇结合部区域性中心城市不断迈进！
（作者单位：凉山州史志办公室）
德阳市三线建设研究概况
◎江红颖
认识德阳三线建设必须先回顾“二五”时期国家在德阳布局建设德阳工业区的历史。位于四川盆地成都平原东北部的德阳本是一个农业小县。国家从“二五”时期开始投入巨资建设西南重机厂（现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和德阳水力发电设备厂（现东方电机有限公司），并两次建立德阳工业区，旨在将德阳尽快建设成为具有“军民结合、平战两用”功能的全国性大型重型机械工业、动力设备制造基地，这为德阳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特别是1965年5月，国家在绵竹县汉旺镇（今德阳市辖）建设三线建设重点企业——东方汽轮机厂，使德阳成为三线建设重点地区。得益于德阳工业区建设奠定的良好基础，德阳成为三线建设重点县，并随着三线建设的发展，成为以重型机械、动力设备工业为主的新兴工业城市，全国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业基地。其城市发展呈三线工业“小集中”的平原工业区型重工业基地发展模式。这种城市发展模式较之“大分散布局”和“山、散、洞”方针指导下的三线项目布点的城市发展模式而言，无疑为德阳城市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先天优势。因此，了解德阳的历史就必须了解德阳工业区和三线建设在德阳的发展历程。德阳市相关科研单位从德阳建市之初就非常重视对德阳工业化和三线建设的相关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德阳三线建设概况
从1964年开始，按照中央部署，三线地区“大跃进”后下马的各重点企业、部分重要铁路线开始续建和扩建，大批沿海和东北重要国防科技国防工业、基础工业及民用工业内迁。1965年5月，国家决定由哈尔滨汽轮机厂包建东方汽轮机厂，落户绵竹县汉旺镇，加上“二五”时期开始建设的国家重点企业第二重型机器厂、东方电机厂续建并列为三线建设重点项目，德阳地区成为四川三线建设的重要地区。随后，原德阳工业区内大部分大中型企业、沿海内迁企业、本地新扩建项目以及服务于三线建设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工程等陆续开工或展开前期建设准备工作。
德阳的三线建设企业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新建项目。主要是由哈尔滨汽轮机厂包建的东方汽轮机厂。1965年5月，第一机械工业部决定在绵竹县汉旺镇开始建设东方汽轮机厂，1974年11月建成投产。该厂是我国三线建设时期建成的研究、设计、制造大型电站设备的高新技术企业，全国三大汽轮机制造基地之一。二是“二五”时期国家重点建设企业的续建和扩建。主要包括第二重型机器厂、东方电机厂等。第二重型机器厂、东方电机厂被列为1965—1969年度西南三线建设“歼灭战”项目。三是迁建项目。包括上海新业电工机械厂一分为二迁至德阳，利用东方电机厂的铸工车间为主厂房，建成东方电工机械厂；上海耀华玻璃厂部分内迁德阳，在罗江东外琵琶岩建设四川玻璃纤维厂等。此外还有内迁新建的科研事业单位。
伴随着这些三线企业的建设和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初，德阳基本形成以第二重型机器厂、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等企业为主的重型机械、发电设备、电工专业设备等生产能力，德阳县域工业化进程得到飞速发展，德阳三线建设的发展也促进三线建设新城——德阳市的建立和发展，邓小平同志1958年10月25日视察德阳工业区建设时的嘱托——“德阳将建设成为一个新的工业城市”最终成为现实。1983年8月，地级德阳市正式建立，成为因三线建设而建成的新兴工业城市。
二、德阳三线建设研究成果
德阳建市以来，德阳市委市政府和有关企业就非常重视对三线建设相关史料的征集和研究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果。目前，围绕德阳三线建设研究，德阳有关方面陆续出版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德阳》《工业新城德阳》《第二重型机器厂厂史》《东方汽轮机厂大事记》《中国二重五十年》《国器铸就——东方电机建设最具国际竞争力发电设备制造企业记实》《东汽精神》《东汽四十年》等专著。德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撰的《中国共产党德阳历史（1921-2011）》以较大篇幅概述了德阳三线建设及其深远意义。同时，“传承‘大三线’精神，铸就国之大器——东方电机‘三线国企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研究’报告”“德阳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研究”等课题也从不同角度对三线建设进行研究。此外，市委党史研究室以工业区和三线建设为背景写作的《邓小平与德阳城市现代化》一文，被收入中央党史研究室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论文集。
三、德阳市委党史研究室三线建设研究工作开展情况
2012年以来，德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确定把三线建设和德阳工业化建设作为工作重点，加强研究，并成立课题组，广泛征集史料，取得阶段性成果。
根据中央和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要求，德阳市委党史研究室承担中央党史研究室立项课题《三线建设在四川》子课题《三线建设在德阳》。为此，市委党史研究室成立《德阳工业区及三线建设史料选编》《德阳工业区及三线建设与德阳新型城镇化研究》等课题组。课题组自2013年以来，先后两次到四川省档案馆、德阳市档案馆、第二重型机器厂档案馆、东方电机厂档案馆、东方汽轮机厂档案馆、德阳市旌阳区档案馆、绵竹市档案馆及广汉市、什邡市三线建设企业等查阅收集整理相关资料，补充卷宗目录号，走访部分三线企业的建设者。同时，为了学习其他地区党史部门相关研究的成功经验，促进德阳三线建设研究，德阳市委党史研究室还到攀枝花市、六盘水市、遵义市等地学习考察。目前，整个课题研究正在有序地顺利开展，并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其中，《德阳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研究》（送审稿），约8万字，已通过课题评审会评审，正在修改完善；已完成《德阳工业区与三线建设大事记》，约15万字，并征集到部分珍贵照片；已完成《德阳工业区及三线建设史料选编》（三稿）约150万字的部分编校工作。将争取尽早出版《德阳工业区建设三线建设史料选编》（上、下册）、《德阳工业区建设及三线建设大事记》，并进一步组织开展德阳工业区及三线建设专题研究。
（作者单位：德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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