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鸣
20世纪60年代，党中央、国务院面对北有苏联陈兵百万、南有印度武装进攻、东有台湾反攻大陆、西有欧美国家封锁包围的严峻形势，从调整全国工业布局、巩固国防后方的战略高度出发，启动了三线建设战略。攀枝花以储量丰富、配套完整的资源优势、地势险要的地理优势和区位优势，被确定为三线建设最理想的钢铁工业基地。1965年3月4日，毛泽东同志作出同意成立攀枝花特区的“三·四”重要批示，拉开了三线建设攀枝花开发的雄伟大幕。建市之初，几十万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大军，凭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战天斗地，艰苦创业，在难以想象的困难条件下，完成了初始创业的历史使命，筑牢了城市发展的根基。改革开放以来，攀枝花发扬敢为人先的开创精神，开启了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成功转轨，形成了以资源综合利用为主的特色工业体系，在四川省率先迈入新兴大城市行列。进入新世纪，攀枝花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引，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全市发展格局和发展面貌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近年来，在历届市委、市政府奠定的坚实基础上，经过全市干部群众的团结拼搏、协力攻坚，攀枝花成功创建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被全域纳入攀西国家级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全面启动创建国家阳光康养试验区，正加快推进由钢铁之城向阳光花城、由工矿城市向现代宜居城市、由传统三线基地向开放城市转变的历史性跨越，区域性中心城市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
五十载风雨兼程，半世纪春华秋实。攀枝花50年开发建设，为国家大三线建设树立了成功典范，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为同心携手共筑伟大中国梦作出了先行探索，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给出了最好的回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曾精辟地将攀枝花概括为“毛泽东思想的产物，邓小平理论的成果”。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同志在对攀枝花的开发建设情况进行全面考察后认为：攀枝花的开发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取得的几项最重要的经济成就之一。
攀枝花从诞生到成长壮大，与三线建设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是三线建设催生了攀枝花、成就了攀枝花，攀枝花又反过来支撑了三线建设、升华了三线建设。回首三线建设的壮阔历程，铭记三线建设的丰功伟绩，挖掘三线建设的精神遗存，重塑三线建设的时代价值，就是要以此激励当代，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部署，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就是要以此展望未来，弘扬民族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作者单位：攀枝花市委）
三线建设精神——攀枝花崛起之灵魂
◎张剡
攀枝花位于川滇交界处，金沙江（泸水）与雅砻江（若水）在此交汇。古属梁州，系古代南方丝绸之路、川滇区域性交通要道，曾有诸葛亮在此“五月渡泸，深入不毛”。1965年建市，原称渡口，1987年经国务院更名为攀枝花，全市辖三区两县，面积7440平方公里，总人口123万，是新中国第一个资源开发特区和全国唯一以花命名的城市。
在50年前的新中国版图上，并没有攀枝花这座城市。1964年8月5日，美国借口军舰在北部湾遭到北越海军攻击，制造了旨在挑起战争的“北部湾事件”，战火延烧到我国南部地区，直接威胁到国家安全。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开展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一场贯穿三个五年计划，涉及13个省（自治区）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全面展开。由于攀枝花具备近山、近矿、近煤、近水、近林及炼钢炼铁各种辅助原料齐备的资源优势，以及地处内陆腹地、地势隐蔽、地形险要等地理优势，十分符合三线建设“靠山、分散、隐蔽”的布局原则，被确立为最理想的钢铁工业基地。1965年3月4日，毛主席亲笔批示开发建设攀枝花，由此而诞生一座城市，这一天即是攀枝花的建市纪念日。
作为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攀枝花的开发建设得到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各地的大力支持。数十万建设大军在党和国家的号召下，放弃优越的城市生活，奔赴这块亘古蛮荒之地。在无水、无电、无路、无车、无住房等极度艰苦的条件下，“天当罗帐地当床”“三块石头架个锅”，孕育并凝成“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开拓进取、团结协作、科学求实”的攀枝花精神，以顽强拼搏的意志和震撼人心的壮举，用青春和热血甚至宝贵的生命，在沟壑纵横的裂谷深处书写出战天斗地、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在不到新中国千分之一的土地上，攀枝花创造了突破“地质禁区”建成成昆铁路、普通高炉将“死矿”变“宝藏”、车轮上的工业基地等一个个人间奇迹，成为三线建设的娇子，在巩固国防、震慑侵略者、理顺中国工业和国防发展布局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之作用。
得益于三线建设奠定的扎实基础和对三线建设精神的弘扬传承，经过50年的开发建设，今天的攀枝花已经发展成中国西部重要的钢铁、钒钛、能源基地和新兴工业城市，先后荣获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四川省“环保模范城市”、四川省“文明城市”、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城市、中国钒钛之都等称号，成功跻身首批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全域纳入攀西国家级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目前，全市已形成年产铁650万吨、钢620万吨、钢材550万吨的综合生产能力；装机容量350万千瓦，年产煤炭1200万吨，是四川最大的能源基地；钒制品国内、国际市场占有率分别达80%和20%，钛精矿生产规模达200万吨左右，是全国最大的钒钛原料基地、钒钛钢生产基地和世界第二大钒产品生产基地。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等发展指标在四川省长期领先，城市综合竞争力处于四川省前列。
伟大的事业孕育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支撑伟大的事业。三线建设催生了百里钢城，孕育了钒钛之都和阳光花城，不仅创造了攀枝花从无到有、迅速崛起的巨大物质成果，还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三线建设所铸就的艰苦创业的拼搏精神、勇于创新的进取精神、团结协作的互助精神、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来源，更是感召和激励攀枝花自力更生、奋发进取、改革发展的重要精神财富。
以服务大局为己任，积极扛起钒钛战略资源创新开发大旗，加快建设中国钒钛之都。重点围绕攀西国家级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建设，以综合利用为核心、科技攻关为关键、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着力先行先试，突出创新驱动，加速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做大做强钒钛及相关产业，加快建设世界钒钛产品生产中心、质检中心、研发中心和交易中心，提高我国钒钛战略资源保障能力，增强国防和经济安全。力争2020年，钒钛及相关产业产值突破3000亿元，建成全球最大、国际领先的钒钛产业基地，切实把区域资源优势转化为国家的发展优势。
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等国家战略，加快建设四川南向开放门户。充分发挥长江上游第一城的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坚持扩大对外开放与深化区域合作相结合，以深化开放合作为导向，以畅通开放通道为枢纽，以搭建合作平台为支撑，全面对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联合川滇黔毗邻区域建设攀西—六盘水经济区，携手昆明、楚雄、丽江等市州共建攀昆经济带，把攀枝花加快建成北承成渝经济区、南接云南桥头堡、服务四川面向东南亚开放的交通枢纽、经贸中心、信息中心和人才中心。到2016年，市区形成“一环五射线”交通格局，市域内建成半小时城市经济圈和一小时县域经济圈，与周边县域形成两小时经济合作圈，与邻近大城市形成三小时经济协作圈。
以城乡统筹为抓手，大力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加快建设中国阳光花城。紧紧依托阳光、气候、花卉、果蔬等要素，统筹布局城镇功能，稳步推进老旧城区改造，建设一批新型旅游镇、工业镇、商贸镇，推动城市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城市空间有效拓展。全面发展社会事业，打造区域教育、文化、卫生高地，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大力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加强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深入实施全国文明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中国阳光康养旅游城市“五创联动”创建工作。力争通过5—10年的努力，将攀枝花打造成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阳光康养和休闲度假胜地。
（作者单位：攀枝花市政府）
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是三线建设的成功典范
◎秦万祥
1996年10月27日至29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来攀枝花视察时兴奋地说：“总的讲，攀枝花比原来想象的要好得多。在这么一个山沟里，建设起这么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物，是邓小平路线的成果。用十年发展眼光看，攀枝花将成为中国的一座著名城市。”朱镕基这段话是对攀枝花开发建设巨大成就的最好概括。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1978年5月至1987年3月，连续十年每年亲自主持召开一次“攀枝花资源综合利用科技联合攻关会议”，八次亲临攀枝花视察。每当谈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英明决策，开发建设攀枝花，建立国家战略大后方的重大战略意义和取得巨大成就时，都激动不已。在1981年3月召开的第四次综合利用会上，方毅说：“攀枝花是六十年代中期三线建设的重点。现在回头来看，三线建设中最有成效的工程，一是成昆铁路，二是攀枝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一个基地与国家的存亡是息息相关的。如果看不到攀枝花的战略地位，那是近视的，错误的。”在1983年4月召开的“钛应用推广”及“攀枝花资源综合利用”第六次会上，方毅再次指出，从60年代初期我们兴建攀枝花钢铁基地和成昆铁路，到70年代初正式投产、通车，都是完全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建设起来的，是很了不起的成就，是我国三线建设的两个好典型。1979年6月1日方毅在给中央的题为《关于攀枝花资源综合利用研究情况和若干建议》的报告里写到：“攀枝花已发展到30万人口的城市，有一支经验丰富的施工队伍，再利用我们的科技成果，这里可以很快形成生产我国特有的合金钢基地和生产钒、钛等战略物资的生产基地。”
一、为什么说攀枝花的开发建设是我国大三线建设的成功典范
（一）建设速度是快的
1965年开始小批量集结施工队伍，1966年大批量集结施工队伍，10多万人依山傍水安营扎寨。1967年底攀钢主厂区开始土石方场平，1968年土建工程开始施工，1969年开始设备安装。1970年7月1日，攀钢1000m3一号高炉正式出铁。与此相配套的冶金矿山、焦化厂、烧结厂、煤炭、电力、运输等完全建成投产。之后每年一个主体生产厂建成投产。1971年10月1日，具有年产150万吨钢生产能力的炼钢厂，第一台120吨氧气顶吹转炉建成出钢；1972年12月7日，具有年产125万吨轧制能力的1150mm初轧机建成投产，轧出钢坯；1974年8月16日，具有年产110万吨轧材能力的轨梁厂投产。这标志着攀钢从矿石—铁—钢—钢坯—钢材综合生产能力已经形成。同时也标志着攀钢一期工程基本建成。
从出铁到成材，只用了四年时间，在深山峡谷中，这种建设速度是没有过的。正如乔石委员长视察时所说：“攀钢的建设速度在全国同类钢铁企业中是最快的。”
（二）建设质量是好的
投产数十年，从煤炭矿山到冶金矿山，没有一条井巷出现垮塌，没有一个采场、采区出现过因矿产资源不实而荒废，没有一个矿井未达到设计生产能力；攀钢冶金主厂区，没有一个主体生产厂因工程质量而影响达产能力；攀钢焦化厂大容积焦炉20年无大修，被评为全国红旗焦炉；电力系统三座火电厂，共11台发电机组，没有一台因工程质量而影响生产能力的发挥。攀枝花整个工业基地处在地质灾害多发的深山峡谷，几十年来，没有一座主体厂矿因灾难性的地质灾害而搬迁、重建。
“文化大革命”中一度出现的“设计革命”，没有对工程质量造成“伤筋动骨”的影响，而且之后又都做了补救、恢复。正是由于设计、施工质量的保证，攀钢主要产品铁、钢、钢材等1980年均达到和超过设计生产能力。
（三）攀枝花基地作用的发挥是连续、稳定、持久的
攀枝花工业基地在建设过程中和建成后，每年钢铁产品、煤炭产品、化工产品、钒钛产品和各类矿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各地，在我国钢材紧缺的短缺经济时期，发挥着主要作用。
1986年攀钢二期工程恢复建设，投资近100亿元，铁、钢、钢材生产能力分别增加到250万吨、270万吨、210万吨。新建了炼钢连续铸锭工程、1450热轧板厂、1450冷轧薄板车、轨梁万能轧机工程，使攀钢的产品结构、产品质量得到大大提升，尤其是75公斤/米重轨成为全国名牌产品。占国内市场份额达50%，并连续出口成为免检产品。
（四）依靠科技，对资源进行综合、深度开发，实现了可持续发展
始于1978年到1987年的10年“攀枝花资源综合利用科技联合攻关”，使攀枝花资源综合利用进入一个新阶段。攀枝花钒钛磁铁共生矿探明储量98.5亿吨，其中含五氧化二钒2000多万吨，占全国总储量的69%，含二氧化钛8.7亿吨，占全国总储量的94%。然而在1978年前，钒的回收率只有10%，钛的回收利用率几乎为“零”，白白流入金沙江中。通过资源综合利用攻关，使我国由钒的进口国，一跃成为钒的出口国。钛由20世纪70年代前只能用于军事装配工业到在军用民用领域的广泛应用，使我国主要钢材及装备的性能大大提升。
目前，攀西地区钒渣产量已达50多万吨，居世界第一。仅攀钢的三氧化二钒和氮化钒、氮钒合金产量分别达到1万多吨、5万多吨，均居世界第一。2013年攀枝花钛精矿产量已达230多万吨，占全国产量62%，攀枝花已形成了年产钛渣、富钛料、人造金红石产能66.7万吨，占全国产能44.5%；各种钛白生产能力达50万吨，占全国近20%，海绵钛产能近3万吨。
通过综合利用，促进了攀枝花水电资源的开发建设，1991年9月主体工程正式开工，1999年11月总装机330万千瓦的二滩水电站的建成，成为20世纪中国最大水电站，年发电量170亿度。除满足四川、重庆用电外，电流还输往华东地区，实现了我国“西电东送”的战略目标。至此攀枝花真正成为我国主要的钢铁、钒钛、能源基地。
（五）取得一大批重大科技成果
由于生产的发展和科技与生产的深度结合，先后攻克了诸如“普通大型高炉冶炼钒钛磁铁矿”“钒钛资源的深度综合利用”“新材料的生产与应用”“在山区进行大规模建设，征服地质灾害”等许多重大世界性课题，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荣获18项重大技术进步奖和发明奖。
二、攀枝花工业基地成功开发建设的主要原因
（一）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决策
根据20世纪60年代国际政治形势，基于“国家安危”“生产力布局”“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三个方面的综合考虑，国家决定开发建设攀枝花这个战略大后方，并把它作为大三线建设的龙头项目纳入国民经济建设计划。毛主席当年讲到加快三线建设，实现我国工业的纵深配置时，有十多次讲到攀枝花，其中有四次讲到攀枝花建设不好，他睡不着觉，睡不好觉。
时任总书记的邓小平同志1965年11月30日至12月2日亲临攀枝花审定工业区总体建设规划，盛赞“这里得天独厚”，当即明确表示，把建设审查的权利下放特区指挥部。并于12月上旬在昆明会议上，绘制出到20世纪末，西南地区钢产量达到1000万吨的宏伟蓝图。
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彭真、李富春、薄一波、贺龙、彭德怀、郭沫若、余秋里、李井泉、程子华、吕正操等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陆续到攀枝花视察指导。
特殊的历史条件、特殊的战略地位、特殊的开发建设任务，决定了攀枝花开发建设成为当时全国的重中之重。这是攀枝花工业基地建设成功的根本原因。
（二）实行特殊的领导、管理体制
1965年2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西南局《关于成立攀枝花工业区人民政府的请示》，同意成立特区人民委员会，决定“攀枝花特区人民委员会仿效大庆形式，实行政企合一，受冶金部和四川省双重领导，有关企业工作以冶金部为主，有关党务工作和政治工作以冶金部为主，四川省为辅。”2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成立攀枝花特区党委和工地指挥部的决定”。决定明确特区党委和工地指挥部受冶金部领导，统一指挥工业区规划建设。并任命冶金部副部长徐驰为特区党委书记兼工地指挥部总指挥，冶金部基建司司长李非平为特区党委第一副书记，兼工地指挥部第一副指挥。
1965年8月20日，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对攀枝花基建计划管理体制作出规定，确定“攀枝花工业特区作为国家重大综合建设项目”，并明确特区内各项建设都按统一领导与分工负责原则进行管理。工业特区长远规划、年度计划、项目平衡、投资调整，民用建筑，施工安排，劳动力调入，原材料分配，由工地建设指挥部统一负责；钢铁厂、电厂、煤炭、公路、化肥、水泥等各部在攀枝花安排的建设投资，由各部列入本部计划，分头负责。
对攀枝花实行“综合项目、计划单列”。计划、投资、物资均由国家计委直接下达特区总指挥部，实行“直供直达”，畅通无阻、高效运作。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计划单列”“综合集团项目”。这种管理体制在开发建设中起到了特殊作用。
（三）倾举国之力，各方支援、通力协作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参加和支持了攀枝花的开发建设。无论是生产物资或是生活物资几乎是有求必应。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财力、物力办大事的优越性。
为解决铁路不通的问题，1965年7月23日，交通部直属汽车运输总公司在北京成立，由北京、辽宁、河南、山东、安徽五大车队组成，配备1500辆汽车，编制4500人，担负成都—攀枝花北线6吨以下小件运输工作。1969年7月16日，直属汽车运输总公司又成立了“大型汽车运输车队”，配备各类大型牵引车58台，大型拖车39台，20吨以上载重汽车40台，负责南线昆明—攀枝花重、高、大、长件运输，解决了铁路不通，特大型机械、设备的运输难题。
1970年为确保“七一”出铁，冶金部一冶（武汉）、三冶（鞍山）、四冶（甘肃）、五冶（成都）、十三冶（太原）、十四冶（昆明）抽调精干施工力量与主力十九冶集中大会战。这是确保攀钢一号高炉1970年7月1日出铁的关键。
（四）实行“以老带新，对口包建”
1966年5月20日，冶金部作出决定，调整攀钢“对口帮建”单位，原定武钢、重钢对口支援攀钢任务，改由鞍钢全部承担。要求鞍钢按照“三老带三新”原则，对攀钢组织筹建、生产准备一包到底，完全负责。鞍钢矿山、本钢矿山、大冶矿山“对口帮”包建攀枝花冶金矿山。
1964年8月14日，冶金部决定将鞍山钢铁研究院迁到四川，成立西南钢铁研究院。1982年与攀钢合并成立攀枝花钢铁研究院，专攻钒钛磁铁矿冶炼和钒钛综合利用科学研究。
煤炭部决定以辽宁阜新、抚顺矿务局等为主，“对口帮”建攀枝花宝鼎矿务局；华北电业、北京石景山电厂、华东电业“对口帮”包建攀枝花电厂；唐山、重庆、哈尔滨“对口帮”包建攀枝花建材渡口水泥厂；伊春、吉林“对口帮”包建攀枝花林业；上海兴达汽车修理厂成建制内迁攀枝花，承担特区汽车修理任务；河南安阳轻工机械厂、富拉尔基技校、湖南衡阳技校、上海嘉兴技校及鞍山技校“对口帮”包建攀钢区域机修厂。
成都、重庆、昆明“对口帮”建设攀枝花商贸服务业；上海包攀枝花商品供应，上海红十字医院、四川卫生系统、辽宁医疗队“对口帮”建攀枝花医院；天津城市公交公司“对口帮”组建攀枝花公交公司。
“对口帮”体制，有的是成建制，有的是抽调技术骨干组成新建制开到攀枝花。这样做，组织健全、业务技术熟悉，在攀枝花开发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有一支政治素养高、技术过硬的勘察、设计、施工及科研、生产队伍
冶金部决定由当时技术实力最强的重庆钢铁设计院担任设计总承包院，负责钢铁厂主体设计，长沙矿山设计院、鞍山焦耐设计院负责相应专业设计，由冶金建设王牌军第十九冶金建设公司承担冶金主厂区建设，实施工程总承包。煤炭、电力、建材、交通、林业、城市规划都是从全国挑选能征善战的一流设计、施工队伍参与攀枝花工业区建设。这是工业基地建设速度快、质量好的主要因素。
（六）坚持“五个先行”
1.思想工作先行
开进攀枝花的十多万建设大军，有敢于担当，不畏艰难的精神。为了国家的安危，为了开发大西南，他们离开优越的城市生活，撇下妻儿老小，毅然决然来到攀枝花。每个人都始终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忘我地投入到艰苦的创业之中。这种敢于战天斗地，开拓前行的精神，越是在民族危亡、国难当头之时，显得越加充分。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敢于为国担当的精神永远不能丢。
2.设计、设备先行
为抢速度争时间，当时所有承担设计任务的设计院，均组织设计人员到攀枝花建设工地上的帐篷、席棚里现场作设计，而且还严格按照初步设计→扩大初步设计（技术设计）→施工图设计的“三段设计”程序进行。
为抢建设速度，并严格按基建程序充分准备，攀钢主体生产车间的主要工艺设备，提前进行预订货。1965年6月13日，冶金部副部长、特区指挥部总指挥徐驰，一机部副部长沈鸿，在北京香山召开“攀钢设备订货会”。沈阳重机厂、上海冶机厂、齐齐哈尔第一重机厂、大连工矿车辆厂、太原重机厂、武汉锅炉厂等100多个厂家出席。并组织联合设计攻关，确保攀钢设备制造质量。
为争时间抢速度，提高施工效率，当时，国家在外汇极度困难情况下，特批拨出2000多万美元，从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进口一批大型专业施工机械装备。
3.交通、电力先行
攀枝花工业基地是在铁路不通的情况下，开始大规模建设的。公路交通先行，关乎建设成败。
交通方面，一是首先抓成都—昆明南北大通道建设。1965年5月14日，川、云公路西线改造开工（以1937年老路基做基础），全长1303公里。二是抓横贯攀枝花厂区的东西大通道——石华路（会理石家湾到云南华坪县），全长144.77公里。三是抓川、云公路南段到攀枝花厂区公路——平大路（平地—大渡口）改造，以1957年毛路为基，全长57公里。四是抓川、云公路北段到攀枝花厂区公路——甸雅路（甸沙关—雅砻江出口）改造，全长99.7公里。五是抓从成昆铁路正线，三堆子—格里坪贯穿攀钢主厂区，全长37.6公里的铁路支线建设和场站建设。于1970年6月3日建成通车，年通过能力1036万吨。成昆铁路于1970年7月1日全线通车，确保了攀钢一号高炉出铁的运输需要。六是抓横跨金沙江、雅砻江的大渡口临时吊桥、雅砻江吊桥等7座大桥建设。
电力方面，渡口火电厂，是全工业区最早建设的一座电厂，人称“功勋电厂”，装机3.6万千瓦，年发电量1.2亿度，1964年7月14日开工，1966年6月12日建成发电。河门口火电厂，装机20万千瓦，年发电量8亿度。1965年10月11日开工，1968年12月26日首台机组发电。新庄火电厂，装机10万千瓦，年发电6亿度。1975年4月25日首台机组发电，1977年4月全部建成。
4.建材、矿山先行
建材方面，为保证攀枝花工业基地大规模施工需要，集中力量抢建了两座水泥厂。一是金沙水泥厂，从德阳拆装一套旧立窑运达渡口。1965年3月8日开工，同年12月18日建成投产，年产水泥3.2万吨。二是渡口水泥厂，1965年8月2日开工，1966年12月25日建成投产，年产水泥28万吨，均在工业基地主体工程大规模施工之前生产出合格产品，保证了建设之需。
煤矿山方面，矿务局龙洞煤矿，年产气肥煤21万吨。因贵州水城原计划供煤时间保证不了攀钢一号高炉1970年7月1日出铁，特区指挥部组织全市19个单位，3600多人大会战，历时75天，于1970年5月13日建成投产，保证了出铁的需要。巴关河洗煤厂，1970年5月16日建成投产，年洗精煤180万吨，也赶在“七一”1号高炉出铁前建成，确保了攀钢焦炉、高炉生产用煤。
铁矿山方面，攀枝花冶金矿山，兰尖铁矿采场，也于1970年2月27日建成出矿石，年产设计能力650万吨。攀矿选矿厂的一、二系列也于1970年3月14日建成投产，设计能力年处理原矿1350万吨，回收铁精矿580万吨，也先于攀钢1号高炉出铁前生产出铁精矿，使“七一”出铁有了可靠的原料保证。
5.科学实验先行
1959年4月22日，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矿样316箱，计16.5吨，经当时苏联专家马林万夫斯基和维什涅夫斯基鉴定起运发往苏联境内进行综合科学试验，5月正式提出报告，结论是“不能冶炼”。因此，攀枝花钒钛磁铁矿被判为“呆矿”。
1964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开发建设攀枝花，建设战略大后方。攀枝花储量近百亿吨的钒钛磁铁矿“不能冶炼”的技术难关，就成了务必解决的重中之重。
1964年12月5日，冶金部“攀枝花铁矿冶炼试验组”在北京成立，由时任冶金部钢铁司炼铁处处长周传典（后任冶金部副部长）任试验组长，率西南钢铁研究院，长沙矿冶所、东北工学院、重庆大学、包钢、鞍钢、邯钢等单位专家、教授、干部、工人108人（人称108将），于1964午12月10日到达承德钢铁厂，1965年1月24日模拟试验利用100m3小高炉正式开始。1965年2月28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在冶金部副部长、特区指挥部总指挥徐驰陪同下到承钢视察，鼓励参试人员继续努力，早日拿出试验成果。1965年8月16日，攀枝花钒钛磁铁冶炼模拟试验取得成功。1966年4月20日，攀枝花铁矿冶炼试验组在西昌四一〇厂28m3小高炉完成泸沽矿、太和矿、攀枝花兰家火山矿三种原矿作试验冶炼，其规律与承德模拟试验一致，试验获得基本成功。1967年7月2日，攀枝花铁矿工业流程试验，在北京首钢516m3中型高炉实验成功。所作炼铁、炼钢、烧结、提钒试验参数和西昌实验一致，至此，证实攀枝花钒钛磁铁矿工业利用完全可行。
重庆钢铁设计院，按此试验结果和技术参数为攀钢设计出1000m3大型高炉，于1970年6月29日，用攀枝花钒钛磁铁矿作原料，炼出第一炉铁水。之后又经过完善技术，优化操作，炉况顺行，技术、经济指标不断提高，打破了“不能冶炼”的神话。此项技术获得1979年国家科委发明一等奖。
三、创造奇迹，不辱使命
概括为“六大奇迹”：
一是攀枝花大型钢铁基地是在远离大城市（北距成都870多公里，南距昆明380多公里），没有任何城市依托的深山峡谷中进行开发建设的，这是中国钢铁工业发展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
二是攀枝花大型钢铁工业基地建设前期是铁路不通，是完全靠汽车运输建设起来的。人称：攀枝花基地是用汽车轮子拖起来的。这在中国工业发展史上是没有过的奇迹。
三是设计人员在弄弄坪主厂区不到2.5平方公里用地上，规划设计（三大台地，二十三个台阶）年产250万吨钢的大型钢铁厂，吨钢用地不到1平方米。中外专家盛赞：这是“象牙微雕钢城”。这是中外工业发展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充分显示了攀枝花建设者的聪明才智。这项设计，1981年11月被评为“国家优秀工程设计”并荣获“金质奖”。
四是成都—昆明长达1150公里的交通大动脉成昆铁路，区间地质情况极为复杂，途经地震断裂带、地质破碎带，地下暗河众多、地下水甚为丰富，20世纪50年代被外国专家定为“铁路禁区”。铁道部第二设计院、铁道部第二工程局、铁道兵及沿线民工凭借自己的智慧，手工加半机械化施工，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修通了大西南穿越深山峻岭的第一条大铁路，荣获国家优秀工程设计、施工特等奖项。在世界被誉为铁路建设史上的一大奇迹。联合国把苏联宇宙飞船穿越太空、美国阿波罗登月、中国成昆铁路建设视为人类征服自然的三大象征性工程，展示在联合国大厦大厅。
五是在冶金主体工艺国产设备制造上，创造了“十个第一”：
1.第一台国产最大130㎡烧结机（当时全国最大烧结机75 m2，在武钢）在攀钢投产使用。
2.第一座国产最大焦炉炭化室5.5 m高（当时全国最大焦炉4.8 m高，在武钢）单孔年产1万吨焦炭，大容积焦炉在攀钢建成投产。
3.第一台国产最大120吨氧气顶吹转炉（当时全国最大35吨顶吹转炉在太钢和首钢）在攀钢建成投产。直至1985年上海宝山钢铁厂从日本引进400吨氧气顶吹转炉投产前，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攀钢120吨转炉一直独占鳌头。
4.第一台国产最大1150mm初轧开坯机（当时武钢初轧1150mm开坯机，是从苏联成套引进）在攀钢投产使用。
5.第一台国产最大950mm、850mm、800mm轨梁轧机机组（当时全国最大轨梁轧机机组为800mm、650mm、600mm在武钢）在攀投入使用。
6.第一座利用1000m3大型普通高炉冶炼钒钛磁铁矿成功，突破国际封锁的技术难关。荣获国家发明一等奖。
7.第一台国产120吨全国绝无仅有的雾化提钒炉在攀钢投入使用，使我国由钒的进口国成为钒的出口国。此项技术荣获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颁发“重大科技成果奖”。
8.第一台国产钢轨全长淬火生产线在攀钢投产使用，使钢轨质量大大提升。
9.第一台国产最大12000m3/h烧结厂抽烟机在攀钢投入使用。
10.第一台国产最大10000m3制氧机在攀钢投入使用。
六是单项工程建设速度上的奇迹：
1.年产3.6万吨生产能力的金江水泥厂，1965年2月从德阳拆运设备，3月8日开工，当年12月建成投产。
2.年产21万吨气肥煤的龙洞煤矿，经75天会战建成、投产出煤，120天全部建成，确保了“七一”出铁急需。
3.1971年5月21日，朱家包包铁矿狮子山万吨大爆破成功，装入洞室炸药10162吨，采用分层秒差爆破，松动土石方1140万m3，开创了中国乃至世界矿山建设史上的先河。
4.在兰尖铁矿实现采场内平峒溜井技术，解决原矿下山运输，在当时国内亦是首创。
5.在山岭起伏的宝鼎矿区，完全采用工业索道运输方式实现每年数百万吨煤炭、石灰石的运输任务，开创了我国大型矿区完全采用索道而不用铁路运输的先例，并由此带动了我国索道技术正式成为一种工业行业。
回顾那段历史，我们深深认识到三线建设实质上是西部大开发的前奏和序幕，没有20世纪三线建设，西部大开发将会更加艰难。西部大开发处在“进行时”，西部大开发远没有达到“完成时”，尚需要几代人的奋发努力。
当年，上千万三线建设者，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在现代人难以想象的艰苦环境中进行着“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开发壮举，取得了辉煌的建设成就，留下了许多从建成之日起就和大地紧紧连在一起的工程实体，随着时代发展和技术进步，有的实体逐步变成遗迹遗存，但它们记录着时代，见证着历史，更是中华现代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切不可、绝不能一扒了之，一毁了之。我们应当尊重历史，敬畏历史，有选择地或树碑，或建馆，用地标文化形式，妥善保护好重要遗迹遗存，这也是我们的历史责任。它们的政治、经济、社会、技术、文化等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沉甸甸的显现出来，而用文字、实物、影像、艺术等手段记录、凝固，并能再现历史的人们是伟大的。
（作者单位：川投集团公司）
三线建设下攀钢的成长
◎赵忠玉
攀枝花建设，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是中国钢铁工业的骄傲，是世界钢铁建设史上的奇迹。20世纪60年代前期，苏联同我们交恶，西方与我们没有建交，东西两面夹攻，妄图把我们年少的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当时，毛主席想的是新中国的生存问题，准备迎接第三次世界大战，准备早打、立足大打，所以下决心建立大三线，从中央各部委抽调人员，成立特区，设立总部指挥，选择以攀枝花作为钢铁基地，也是三线建设的主体。当时，从鞍山选派人员，组建了重庆设计院；从武汉分出一支，组建了十九冶；从鞍钢选派人员，组织开工座谈。这是全国支援人力、物力进行的一场史无前例的大三线建设。
我是1968年从鞍钢调入攀钢，生活条件比建设初期已有了很大改善，但仍然很艰苦，住席棚，吃“塑料布”——也就是海带，吃“尼龙丝”——也就是粉条，喝泥巴水，吃不上新鲜蔬菜，建设大军“头顶青天，脚踏荒山，冒炎热，顶风雨；不想爹，不想妈，不出铁，不回家”。就是在这样极其艰苦困难的条件下建成了攀枝花，使这个原本只有七户人家的山沟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钢城，从而也改变了全国钢铁工业的布局。
1971年7月1日，攀钢出铁，成昆铁路通车，大家高呼这是毛泽东思想又一伟大胜利！这时，攀钢完成了第一期工程建设。攀钢投产初期，产品单一，出现了三年亏损的局面。攀枝花把钒钛、钢铁共生矿，送苏联冶金研究所试炼，结论是“呆矿”，就像被判了死刑。冶金工业部从全国抽调108名专家到西昌原四一〇厂试炼，最终取得成功，获得国家一等科技发明奖，获得这个奖项的当时在全国仅有两项科技成果。所以说，我们攀钢是靠科技起家的，没有科研，就没有今天的攀枝花！
1982年，我担任攀枝花钢铁公司总经理，当时由于先生产，后制造，生产上存在隐患，这里滑坡，那里着火，面对诸多问题，怎么办？我到招待所找了个房间面壁三天，自问自答，得出三条结论：第一留住人心；第二开发智力，办教育；第三建设二期，改变生产面貌。
经过努力，攀钢出现了新气象，工人职工逐渐稳定，由一江春水向东流变成了孔雀西南飞，职工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有了很大改善，有了生活在攀枝花，吃遍全中国的景象。如北京的烤鸭、涮羊肉，昆明的过桥米线，吐鲁番的葡萄，海南岛的西瓜，舟山的带鱼，温州的螃蟹，都上了攀钢职工的餐桌。同时，我们还基本上解决了职工住宅困难的问题，职工家里用上了电视机，万宝牌、雪花牌电冰箱。不仅有了闭路电视，还建设了活动中心，活跃了职工文化生活，职工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当时攀枝花姑娘找对象都要找攀钢的帅哥，增加了企业的凝聚力。为了提高职工素质，我们登报招聘教师，向社会网罗人才，三年进了四千名大学生，如今他们成为了攀钢的骨干力量。
二期工程建设的最大困难是资金，由于缺口太大，当时众说纷纭、看法不一，都认为风险很大，但我毅然决定贷款，最终将二期工程如期完成。借债时我向外公开宣布：二期工程干好了，我喝五粮液！干砸了，我喝卤水！1996年，我们还清了内债，也还清了外债，我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攀钢二期工程建设借的内债、外债全部还清，我不喝卤水了！
1999年，我已67岁，办理了退休，回家养老，陪我老伴到国内、国外到处走走看看，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
攀枝花基地的建设，留给我们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非常宝贵的，犹如金沙江畔的一颗明珠。我深信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我们的“攀枝花”开放得更加鲜艳夺目！
（作者单位：攀枝花钢铁公司）
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人与攀枝花
◎宁志一
20世纪90年代，在攀枝花开发建设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关键时期，党的第三代领导人中，江泽民两次、乔石两次、李鹏一次、朱镕基一次赴攀枝花考察指导工作。党的第三代领导人考察攀枝花，充分肯定了攀枝花开发建设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高度赞扬了攀枝花人的不懈奋斗精神。朱镕基在考察攀枝花时概括道“在这样的山沟里，建设这样一座现代化的城市，确实是很了不起，是精神力量的结果，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物，邓小平理论的成果。”党的第三代领导人考察攀枝花成为了党中央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形成的前奏。
党的第三代领导人考察攀枝花不仅从精神层面肯定三线建设、攀枝花开发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而且从项目的层面解决攀枝花开发建设中的难题，从城市的未来擘画攀枝花开发建设新的蓝图。
一、促进钒钛磁铁矿综合开发
攀西地区已探明的钒钛磁铁矿储量近百亿吨。从含铁的角度来看，品位并不高，平均为31%，只能称为储量很大的贫铁矿。但可贵的是，它是一个钒钛共生矿，因此必须综合利用攀矿中的钒、钛资源，其巨大的经济效益就能充分显示出来。在攀钢一期工程建成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铁精矿中的钒钛没有回收。
攀钢一期工程建成投产后，攀矿的综合利用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重视。1974年到1978年，党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对这一问题连续作出批示：“为什么把这样贵重的物资抛弃掉，而且还造成污染；为什么不抓紧科学研究力争很快地把这些贵重金属分别提炼出来？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现在群众就会骂我们，将来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更要骂我们是败家子，浪费了资源和危害群众的健康。应该立即组织极大力量去进行研究，把这些贵重物资收回来。”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后，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向邓小平汇报了攀矿的综合利用问题，邓小平同意立即着手开展工作。从1978年到1987年方毅八到攀枝花，对新流程的建立、环境污染的治理等问题作了大量的指示，并组织了100多个单位的专家、学者进行大规模的联合科技攻关，取得了显著成就，他说：“我干综合利用一干就是10年，可见科学试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共生矿综合利用科技攻关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按照国际公认准则，只有回收技术成熟，回收成本合算的资源，才能看作有工业价值的资源。科研人员经过10年的联合攻关，为经济合理地利用钒钛资源打下了基础。1985年攀钢二期工程被列入国家“七五”期间重点工程建设项目，二期工程从规划建设开始，就同时考虑成龙配套地解决钢铁生产与回收钒钛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党的第三代领导人考察攀枝花时，对矿产的综合利用提出了更高要求。1991年江泽民考察时为攀钢题词“努力把攀钢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钢铁钒钛基地。”李鹏也指出：“国家要把钒钛作为战略问题进一步加以研究。”朱镕基要求，在钒钛磁铁矿的综合利用方面要大练内功，他指出：“靠现在的钢铁企业完全能满足中国的需要，最重要的是品种质量，这一指导思想一定要明确”，“攀枝花最大的希望在钒钛，特别是钛，要抓紧科研。鞍钢、攀钢有自己的矿山，是我们的民族工业，又是高科技资源综合利用，应支持发展。”所谓区域经济优势，主要就是指区域内产业优势，其标志就是这种优势产业在国内、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朱镕基把钒钛磁铁矿的综合利用与攀枝花的战略竞争力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说：“把钒钛利用起来以后，那是全世界有名的，独一无二的。”乔石也对攀枝花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寄予厚望。他指出：“攀钢在我国冶金工业的发展中占有重要位置，在矿产资源的综合开发上占有独特的有利条件，是大有可为的。”在党的第三代领导人的关心支持下，钒钛磁铁矿的综合利用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新研制出的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附加值产品，打破了美国全球垄断的格局。
进入21世纪，总投资71.1亿元的攀钢三期工程建设全面展开，在三期工程中钒钛产业工程建设投入16亿元，三期工程建成投产后，凭借世界领先的钒钛综合利用技术，攀钢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钒制品生产企业、中国最大的钛制品生产企业。而随着中国钒钛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综合竞争力的提高，攀枝花在中国区域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也得到进一步提高。
二、解决二滩水电工程难题
与攀枝花矿产资源具有同等开发价值的是水能资源。金沙江及其最大支流雅砻江，从青藏高原发源而来，在攀枝花汇合。位于雅砻江下游，距攀枝花市40公里处的二滩具有建设一个巨型水电站的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1979年，方毅在给中央的信中明确提出修建二滩电站，他说：“我们建议把二滩电站的建设列入国家规划，争取六七年内建成。有了这个水电站攀枝花基地全盘皆活了。”邓小平批示：“应认真落实，力避拖延。”1982年胡耀邦考察二滩时说：“中央很关心二滩，方毅同志来过5次，小平同志问过5次。”1982年，时任国家水电部副部长的李鹏，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对二滩电站的修建作了全方位的论证，特别提到了利用国外的技术资金问题，他说：“鉴于二滩工程投资大、技术复杂，本着自力更生、争取国际合作的方针，可以聘请部分国外技术顾问解决某些关键技术疑难问题，或对部分工程采用投标方式引进先进施工技术。”他还说：“为了解决建设资金，也可利用一些外资，如世界银行的贷款和购买设备的买方信贷。”1987年二滩电站项目被列入国家“七五”计划重点项目。二滩电站的前期准备工程开始动工。
二滩电站总装机容量330万千瓦，工程宏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西部规模最大、技术最复杂、投资最密集的基础设施项目之一。二滩电站的建设资金投入由中央和四川省共同出资并部分利用外资。1989年六四风波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制裁，世界银行停止对中国的贷款。原定1990年7月主体工程开工的计划向后推延。1991年4月，江泽民亲临施工现场视察，他指出：“到工地来看大不一样，国家计委的同志也应来看一看。二滩这个项目在中央没有不一致的意见。”“你们一方面积极地干，另一方面积极地争取贷款这是对的！”并称赞两个提前施工的导流洞为“争气洞”。5月，受江泽民委托，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考察二滩电站，他说：“江总书记上月来画龙点睛。二滩电站一定要干起来，1998年第一台机组发电，这个目标不能变。至于今年所需的资金问题，国家考虑解决。关于二滩电站在干的方法上，可采用和国外联合的办法。”
在党中央国务院大力支持下，建设资金问题得到解决。1991年9月14日主体工程开工。工程控制总投资为330亿元人民币，其中内资243亿元人民币，外资9.3亿美元。二滩水电站建设是国内第一个全面实行国际招标项目，也是世界银行对单个工程提供贷款最多的项目。二滩水电站的建设在国内第一个推行了以业主负责制为主导的“四制”管理（项目法人责任制、工程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
二滩电站建设过程中，李鹏、乔石、朱镕基曾亲临二滩施工现场指导。1997年6月李鹏考察二滩，详细了解工程进度、工程质量和技术等方面的情况，指出：“二滩大坝是世界第三高坝，二滩的薄壁拱坝技术很复杂，我曾经讲过，三峡电站是规模大二滩电站是技术难”，“二滩工程是一流的，管理进入了世界先进水平。”并题词：“奋发努力，实施金沙江、雅砻江梯级开发，建设中国西南部强大的能源基地。”1996年10月，朱镕基考察二滩，他指出“建设这样的电站还没有经验，要跟国外合作，用世界银行的贷款就要招标，这费用是相当高的。因此我们提出要滚动开发，现在看起来也有这个可能性。”
二滩水电工程是我国20世纪建成的最大的水电站。电站枢纽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一座高240米的混凝土双曲拱坝。第二部分为一座规模宏大的地下厂房，主厂房长285米，宽25.5米，高65米。主厂房内装有6台5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330万千瓦。第三部分为两条泄洪洞。二滩电站于1993年11月26日截流，1998年8月第一台机组发电，同年11月第二台机组发电，1999年其余四台机组相继投产，比预定工期提前一年。电站于2000年全部竣工，工程投资控制在概算之内。二滩电站通过国际合作在技术、管理和效率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为我国投融资体制和水电建设管理体制的改革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1999年4月江泽民再次考察二滩时说：“二滩电站确实宏伟，质量又好，先进技术，先进管理要推广。”二滩电站建成，对缓解四川、重庆电力供应紧张局面，推动四川乃至整个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擘画攀枝花宏伟蓝图
攀枝花建设初期实行的是“先生产，后生活”方针，导致市政基础设施薄弱。改革开放后，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79年以后，大工业建设必须与城市建设同步，各项社会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的承载能力应与城市发展规模相适应已经成为共识。20世纪80年代末，攀枝花城市规模已经初步形成。1991年江泽民视察攀枝花时感叹，“攀枝花比我想象的美得多，晚上万家灯火，很壮观”。
攀枝花的城市建设尽管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整个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仍然十分落后，“资源富饶与经济贫困”共存。第三代领导人在指导攀枝花开发建设的过程中将提升城市形象放在了突出的位置。城市形象是一座城市的内在历史底蕴和外在品位特征的综合表现，是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集中体现。形象是一种力量，即所谓形象力。提升城市形象力，也是一个城市对外开放，吸引投资，引进人才的内在需要。朱镕基说，从十年发展眼光来看，攀枝花将会成为一个在国内很著名的城市。朱镕基对提升城市形象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要求。
一是突出农业的基础地位。攀枝花是地球同纬度唯一不受台风影响侵袭的亚热带气候区域。这里独特的光热资源像一个天然温室，使粮食和经济作物产量高、质量优。但攀枝花现代化工业和比较落后农业的“二元结构”表现得特别突出。只有改变传统的产业组织状况，走产业化的道路，才能使农业和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发展。因此朱镕基强调，“农业是基础，是命脉，要花大力气抓农业、抓副食品。这里蔬菜品种很多，这个地方的气候这么好，应该保证大家吃得又好又便宜。要加快扶贫步伐，攀钢、二滩都要扶贫。大家都集中力量加强农业这个基础，攀枝花就会建设得非常漂亮”。十多年来，攀枝花通过逐步提高项目投入和建设标准，促进了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改善，农业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贫困县区农田基本建设，交通、能源、水利设施建设和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建设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一个特色明显，品质优良，市场竞争力强的高效立体农产区的崛起，极大地增强了攀枝花的魅力。朱镕基关于以高品质农业提高城市形象的要求得到了落实。
二是向旅游城市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利用独特的气候资源优势和独特的旅游资源优势，加快攀枝花的发展已经成为共识。朱镕基强调，“将来只要飞机一通，香港、澳门以至全国都会到这里来旅游。二滩水电站沿途再绿化一下，本身这是一个很漂亮的景点。有攀钢这样一个现代化企业，城市再像花园一样，到这儿来吃、住也便宜，我看将来旅游的人不会少。把钱集中起来，一个是搞农林牧副渔业，一个是搞服务行业。这是我对你们的期望。我希望将来攀枝花变成像花园一样的城市”。经过多年的宣传，二滩水电站大坝；众多的湖泊、溶洞、温泉；攀西大裂谷；攀钢“工业科教之旅”等一系列旅游品牌正日益深入人心。攀枝花是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重点区域，也是四川省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关键区域。天然林保护工程、长江防护林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和生态区县建设工程进展顺利。一个花园般的城市展示在人们面前。
三是加大对外开放程度。攀枝花市为备战而生，建设初期的攀枝花仅仅只是一个高度封闭的工矿区。改革开放初期城市功能的定位，也只是以“依靠大企业，带动大发展”。攀枝花有着高山大河的地理形态，城市功能容易形成内聚性强而开放性不够的特点。因此朱镕基是从建构开放型的城镇体系来谈攀枝花的对外开放问题，“关于加大攀枝花对外开放的问题，我不但支持你们开放，而且支持你们成为一个国际化的旅游城市，向着开放的路子走下去。如果你们将来开放程度越大，外资企业很多，还可以设外国银行。攀枝花人要同心协力地开展工作，使攀枝花的面貌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从十年发展眼光来看，攀枝花将会成为中国的一个著名的城市”。进入新世纪，攀枝花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为发挥集聚和辐射功能做了大量工作。2003年实现通航的攀枝花机场，极大地改变了区内群山阻隔，地形复杂，交通基础设施长期滞后的形象。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大环线盐边—盐源线高速公路的建成通车、雅攀高速公路的建成通车，过境成都铁路的提速，攀枝花立体交通网络基本形成。成都、昆明两中心城市相距1100公里，从经济地理的角度，需要一座位于两城之间的综合性大城市。攀枝花上距昆明300公里，下距成都800公里，地缘环境和资源禀赋与两城市又有极大的差异，具有与两城市同时互补的功能，这也就决定了攀枝花承载着由一个区域性的工业城市转变为一个开放型大城市的使命。
（作者单位：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劳模精神在攀枝花的影响分析
◎张瀚文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作出了开展“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400万建设者离乡背井，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参与这场大规模的国防、科技、工业建设，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三线建设时期特有的“劳模精神”，极大推动了三线建设的展开。本文以三线建设重镇——四川攀枝花为例，试论三线建设背景下劳模精神的形成、内涵、衍生及作用。
一、三线建设背景下劳模精神的形成与发展
在三线建设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各条战线涌现出成千上万的先进模范人物，他们走在社会的最前列，用他们的事迹激励着所有的劳动者为取得三线建设的胜利而拼搏。在此期间，劳模精神也经历了从形成到传播，再到延续的过程。
一是劳模精神的萌生。1964年10月，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经中共中央批准启动，劳模精神在这一阶段萌生。大批支援建设者奉献自我，为了捍卫国家的国防安全，远离家乡，深入西部地区。在攀枝花，来自全国的10万建设者，汇聚在荒无人烟的金沙江两岸，拉开了创业史的序幕，涌现出了开路先锋“铁牛”唐大黑、高空架线工吴恒泰为代表的攀枝花建设的第一代拓荒者。
二是劳模精神的塑造。从1970年开始，三线建设全面铺开，对三线建设项目实行优先安排、重点保证、抓紧抢修，在此阶段，奉献、协作、创造的劳模精神得以塑造和传播。以攀矿潜孔钻工赵清志、攀煤掘进工张远林为代表的劳模们勇于开拓、锐意创新，激励全市建设者投入攀钢二期、二滩水电、城市基础设施等建设项目。
三是劳模精神的延续。1978年至今，是劳模精神在攀枝花的延续，涌现出以炉前高级技师马景强、技术革新能手孙善武、高级教师费爱平、一级法官查蕾为代表的知识型、技能型高素质劳模，引领时代潮流。争创一流、勇于创新的劳模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建设者，在后来的西部大开发中得以延续和发扬光大。
二、三线建设背景下劳模精神的内涵
劳动模范是时代的标杆，劳模精神是宝贵的财富。劳动模范身上体现出的对国家、对社会、对职业的道德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是劳动内涵的拓展和劳动理念的革新，更为劳模精神赋予了丰富的内涵。
一是坚定信念、响应号召的奉献精神。为了战备和保密的需要，使得当时的三线企业都要“依山傍水扎大营”，建设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尤其是分布在中部和西南部广大山区，有的甚至是水电不通的不毛之地。为此，数万名攀枝花创业先辈远离家乡，秉承着“不想爹、不想妈、不想孩子不想家，一心想着攀枝花，不出铁水不回家”的信念和以民族大义为己任的主人翁精神，才浇灌出攀枝花这朵三线建设的奇葩。
二是艰苦奋斗、团结一致的协作精神。“三块石头架口锅，帐篷搭在山窝窝”，这是对当年建设者们生活情景的真实写照；“小路巴掌宽，机器要上山，一声喊：抬上肩！”是建设者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艰苦奋斗精神的真实描绘。同时，各行各业发挥团结一致的协作精神，广泛动员了社会各界，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原攀枝花市委书记、三线建设的亲历者秦万祥同志赋诗深情回忆攀枝花钢铁厂初建时的大协作精神：“各路大军齐参战，弄弄坪上主战燃。机器轰鸣震天响，千军万马战犹酣。”
三是自力更生、刻苦钻研的创业精神。在三线建设中，创业精神主要体现在自力更生、刻苦钻研上。为了克服困难，获得发展，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需要打牢物质技术基础，不断积累自身经验。如，雾化提钒技术的创始者江跃华，摘取了全国科技进步奖，成为攀枝花钢铁厂建设史上的一个楷模。
四是争创一流、科学决策的创新精神。在三线建设中，劳动者们不仅投身建设劳动，更积极挖掘新方法，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工作效率，体现出的创新精神，进一步加快了建设步伐。“铁人”陈治权，带领修配车间的全体职工开展技术革新，他曾先后9次被评为全国、省和地区的先进生产者，出席过全国“群英会”，受到毛主席接见。
三、劳模精神是推动三线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神圣的事业造就了崇高的精神，三线建设中涌现出的劳模精神，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为三线建设的胜利提供了精神动力。
一是劳模精神彰显爱国热情。三线建设以新中国的国家安全为目标，因此，爱国主义成为当时劳模精神形成的内在原因，当时的劳模精神首先就体现在保卫民族独立、国家安全上。对于普通的三线建设者，三线建设是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劳模精神则与这种爱国情绪相伴而生，在建设中逐步深化。
二是劳模精神引领价值取向。强调自我奉献的劳模精神，引领了三线建设时期的社会价值取向，引领全社会的劳动者为国家三线建设的胜利奉献青春和热血。攀枝花钢铁项目建设中随处可见的“让理想放飞”“同帝修反抢时间”“试看天下谁能敌”等口号，反映建设者们对奉献终身表现出的担当和坦然，这是对劳模精神最好的传承和诠释。
三是劳模精神凝聚社会力量。正是在奉献、协作、创造的劳模精神示范下，在全社会形成了崇尚劳模、学习劳模、争当劳模的良好氛围，广大劳动者才能在弄弄坪这样一个偏僻而通途很险峻的地方建成攀钢钢铁厂，才能凝聚全社会的力量，共同为三线建设的胜利贡献力量。
四是劳模精神激发创造活力。一个个探索新技术、创造新成绩的先进劳动者的涌现，带领着全体劳动者在各自的岗位和领域创先争优，在全社会形成比学赶帮超的浓厚氛围，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实验的成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从而推动了三线建设的胜利。
四、三线建设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劳模精神
在任何时代，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应倍加珍视历史积淀形成的灵魂和精神。三线建设城市的劳模精神在三线建设的实践中形成，推动三线建设和西部大开发的实践不断向前发展，也将不断延续，真正推动着三线建设城市的不断繁荣发展。
一是推动三线建设城市的有序发展需要弘扬劳模精神。三线建设城市具有较多工矿企业，要实现经济又快又好发展的目标和愿景，需要大力弘扬伟大的劳模精神，求真务实、埋头苦干，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推进城市发展的伟大实践中。“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创业气势，是攀枝花发展进程中永远需要的。
二是营造三线建设城市的社会氛围需要弘扬劳模精神。城市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凝聚着劳动模范的无私奉献和创造性劳动，劳模精神是推动城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极其宝贵的财富，也是激励群众战胜当前困难、完成繁重任务的强大精神动力。因此，要用劳模精神引领全社会，在全社会形成关爱劳模、崇尚劳模、学习劳模、争当劳模的浓厚氛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三是维护三线建设城市的和谐稳定需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模范作为民族的精英、人民的楷模，其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他们身处各行各业，生活在劳动群众之中，有着特殊的影响力、凝聚力，因此，要在全社会弘扬劳模精神，发扬劳模识大体、顾大局的优良品质，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关系，自觉维护国家的最高利益，促进劳动群众之间互相学习、互相交流、和谐相处，坚决同一切危害和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现象做斗争，维护社会稳定，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作出新贡献。
（作者单位：攀枝花市总工会）
老一辈革命家与成昆铁路
◎张勇
20世纪60年代，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作出了进行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其中，修建成昆铁路是这个战略决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昆铁路作为三线建设的重要成果，和其他三线建设项目一起成为中国经济建设史上的空前壮举。成昆铁路从设计、建设到建成的过程中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艰辛探索，凸现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贺龙、彭德怀等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作为决策者和组织者，始终关注和指导着成昆铁路的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成昆铁路的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成昆铁路前期勘察到初步建设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国家就开始成昆铁路的前期准备工作。1952年4月，开始前期勘察。1957年9月，确定西线建设方案。1958年7月，成昆铁路成都至峨眉段全面开工，开始了初步建设时期，直至1964年9月三线建设时期。在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怀下，成昆铁路建设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
（一）毛泽东建设内地的战略思想使成昆铁路建设提上日程
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直思考着国内发展的战略，其中就包括了内地的发展问题。1952年4月，国家就着手了成昆铁路的先期勘探、设计工作，成昆铁路的建设被提上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明确提出了“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这一战略思想大大促进了大西南等内地的建设和发展，特别是交通的发展。
（二）周恩来确定成昆铁路线路最终走向
1953年，铁道部西南设计分局经综合分析提出中、西、东三个比较方案。1954年9月，经过两年多的勘察，铁道部第二设计院提交了成昆铁路中线方案初步设计。1956年初，为开发峨眉磷矿、攀枝花铁矿和永仁煤矿，铁道部决定采用西线方案，铁道部第二设计院编制了《成都至昆明设计意见书》，报送铁道部。各种方案上报国务院后，铁道部内部争论不休，周恩来总理也召集各方反复研究，一度举棋不定。最后，由于地矿工作者在攀枝花地区发现了蕴藏着非常具有综合利用价值的铁矿石、煤炭、钒钛等资源，促使了党中央国务院选择了西线方案。1957年国庆前夕，进行了成昆铁路方案审定。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经过慎重考虑，从开发攀西、发展民族经济、调整工业布局、建设战略后方、加强民族团结等长远战略出发，最终否定了苏联专家推荐的中线方案，大胆确定了中国专家据理力争的西线方案。
（三）朱德关心铁道兵种建设
朱德是我国国防现代化的积极推动者，比较早地提出国防工业要走“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发展道路。朱德十分关心后来修建成昆铁路的主力军——铁道兵的建设。1953年9月9日，中央军委决定组建铁道兵领导机关，从此，铁道兵正式作为一个兵种列入人民解放军序列。1954年5月14日，朱德《在铁道兵第三次庆功大会上的讲话》对铁道兵的战略定位，作了全面阐述。同时，朱德还对铁道兵寄予厚望，“将来修建四川到云南，甘肃到新疆，江西到福建的铁路时，有一些艰巨的任务也要交给你们。党和人民相信你们有这个力量、也有这个胆量能够完成得很好。”在此，朱德对未来铁道兵建设成昆铁路作出了预见。
二、三线建设背景下的成昆铁路建设决策
1964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从备战的战略考虑，正式启动了三线建设。经过毛泽东反复强调，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积极响应，迅速实施三线建设战略决策进一步成为共识。伴随着三线建设在全国的全面铺开，成昆铁路的恢复建设再次提上议程。在毛泽东的倡导下，成昆铁路作为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配套工程，三线建设的重点工程，西南交通核心项目，在三线建设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全面建设再次提上日程。
（一）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对成昆铁路全面建设的决策
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主要议程之一，就是讨论“三五”计划“初步设想”。在这次会议上，在毛泽东关于三线建设战略思想指引下，经反复研究讨论，中央形成了重点建设攀枝花建设钢铁工业基地的决策，达成了加快建设成昆铁路的共识。成昆铁路的战略地位得以进一步提高。
5月27日，毛泽东谈到对西南建设的构思。他说：“在西南形成冶金、国防、石油、铁路、煤、机械工业基地。”5月28日，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在批评李富春提出的“三五”计划“初步设想”时说，“这个计划一看就看得出来，不仅成昆铁路跟张家口到白城子的铁路没有列上，就是拿整个运输力量跟整个生产量的对比来计算也能看出，交通运输方面的安排是通不过的”。刘少奇着重讲了控制基本建设规模。他说：“昨天在主席那里谈的基本的一点，就是搞四川这个第三线，现在要准备，要着手。现在不着手，耽误了时间，将来不利。要把西南这个战略方面打通。要搞成昆铁路，搞贵州的煤，搞西昌的铁矿和钢铁厂，以这个为重点，其他的都可以慢搞。”6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了备战，明确提出，“三线建设的开展，首先要把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以及相联系的交通、煤、电建设起来。建设要快，但不要毛糙。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又反复说：“要搞第三线基地，大家都赞成，要搞快一些，但不要毛糙。只有那么多钱么，那些地方摊子要少铺，中央的摊子也要少一些。（攀枝花铁路）最好从两头修起。还有以大区或省为单位搞点军事工业，准备游击战争有根据地，有了那个东西我就放心了。”
（二）成昆铁路列入国家计划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1964年6月22日，周恩来组织由国家计委副主任程子华、王光伟等率领的联合工作组召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攀枝花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的指示，要求工作组前往西南各地，对成昆铁路重点工程和乐山、攀枝花、西昌地区进行考察，在8月底以前回来向中央汇报。工作组经过1个月的调查，于7月底在西昌召开会议，拟定了西南三线整体规划和重点项目。程子华回北京向周恩来、李富春汇报提出，攀枝花钢铁基地、六盘水煤炭基地、成昆铁路三大项目必须配套建设，同时列入国家计划，同时上马。周恩来、李富春表示同意。邓小平代表中央书记处确定了“攀枝花的矿，六盘水的煤，钟摆式运输”的发展西南工业规划。成昆铁路全面建设列入国家计划。
（三）毛泽东发出“成昆路要快修”的指示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毛泽东主席对成昆铁路建设要求越来越紧迫。1964年7月15日毛泽东谈到：如果材料不够，其他铁路不修，集中修一条成昆路。必要时也可将内昆路的铁轨拆掉，先修成昆路。1964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加快内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战略决策，毛泽东主席发出“成昆路要快修”的指示，国务院、中央军委采取了一系列加快成昆铁路建设的重大措施。他对即将赴任的大三线建设总指挥彭德怀说：“铁路修不好，我睡不好觉。没有钱，把我的工资拿出来。没有铁轨，把沿海铁路拆下来。没有路，我骑着毛驴下西昌。一定要把成昆铁路打通！”在毛泽东的力促下，成昆铁路建设迎来全面建设的大会战。
三、成昆铁路的全面建设时期
（一）成昆铁路进入全面建设
在毛泽东主席“成昆路要快修”指示号召下，成昆铁路全面建设大幕拉开。
在修建主力上，周恩来在总参谋长罗瑞卿关于铁道兵工作的一份报告上批示：“修成昆路，朱委员长提议，主席同意，使用铁道兵修。”根据中央的部署，中央军委决定调遣铁道兵5个师，扩编到18万人，修建成昆铁路。
在开工时间上，1964年9月5日，邓小平主持工作的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计划工作的指示》，提出了“铁路建设队伍要在9月底到达工地，三线建设的中心是成昆线，要什么给什么”等明确的要求。1964年9月，成昆铁路南北两段分别自广通和沙湾向甘洛方向展筑，标志着成昆铁路的建设全面开工。铁道兵第一、八、十师及铁二局3个工程处先后进入施工管区，重点工程相继开工。
在建设进度上，1964年9月4日，周恩来在《关于西南铁路建设初步设计部署的报告》上批示，要求李富春、薄一波等前往西南，确定成昆铁路等多条铁路的进度，争取“1968年成昆线南段直达攀枝花通车，1969年成昆线北段通车。”然而，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工地指挥遭到严重干扰，施工受到严重影响，原来的全线接轨通车的时间计划落空。
（二）老一辈革命家视察成昆铁路建设现场
成昆铁路全面建设期间，老一辈革命家始终关心关注着成昆铁路的建设。1965年建设进入高潮后，朱德、贺龙、彭德怀、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先后到建设现场视察，看望慰问指战员，给建设者们以很大的鞭策和鼓舞。
4月24日，朱德来到昆明西山脚下的碧鸡关隧道，看望正在施工的铁一师指战员。5月5日，他在给邓小平并转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就加强西南三线建设重点“两点一线”（攀枝花钢铁厂、六盘水煤炭基地为两点，成昆铁路为一线）的问题提出建议：铁路隧道工程进度加快，同时公路要先期通车。
3月19日至20日，贺龙来到成昆铁路施工现场，专程去关村坝隧道视察。
3月22日至24日，彭德怀先后视察了眉山、夹江、峨眉、沙湾、金口河、峨边等三线建设工地。23日，到铁道部十师四十八团成昆铁路施工现场视察。
11月6日，邓小平先后视察了成昆铁路建设现场，峨眉山九里火车站，关村坝隧道等，深入实地了解实情，并指导工作。
四、成昆铁路复工到全线建成时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成昆铁路建设领导机关铁四局第三工程处、铁二院、三总队等的工作逐渐受到影响，后来一度陷于瘫痪。同时，地方交通中断，电力、材料供应时断时续，铁道兵部队亦受“文化大革命”干扰，工程量大大减少，工程进度受到严重影响。
1969年1月，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决定：铁道兵负责施工的西南铁路建设，包括成昆线（礼州以南）、渝达线、襄成线和渡口支线，连同应京原线、嫩林线的计划、投资，从1969年起，由铁道兵在国家单立户头。1969年5月12日，针对成昆铁路工地指挥部领导权被篡夺，沿线工地发生武斗，大量施工人员外流，铁路基建工程陷入瘫痪的情况，周恩来指示：西南铁路建设由铁道兵统一领导和指挥。1969年12月初，周恩来要求成昆线务必在1970年7月1日全线通车，成昆铁路的建设迅速复工。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筑路大军经过突击抢建，终于在1970年6月底在礼州接轨。7月1日，在西昌举行成昆铁路通车典礼，党中央发来贺电。至此，在老一辈革命家的领导、决策和组织下，成昆铁路历时十多年，终于建成。
五、成昆铁路见证了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
（一）成昆铁路是老一辈革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
成昆铁路从初步勘查、建设到建成，从1952年到1970年，历时十多年。在这段历史时期，国际政局风云变幻，国内形势也经历了起伏。党和国家的老一辈革命家从为国家发展的高度出发，在整个建设过程中在不同方面发挥了各自重要的作用，相辅相成，体现了党和国家最高决策者的集体智慧。毛泽东是成昆铁路的核心决策者和组织实施的最高领导者。周恩来是主要决策人和组织实施的主要领导者。邓小平是重要决策人和组织实施的重要领导者。朱德、贺龙、彭德怀等长期关注并积极推动成昆铁路建设决策，倾注了大量心血，并深入建设现场调查研究。正是在老一辈革命家的集体领导下，汇聚了集体智慧的宏大力量，成昆铁路才能在当时的国情下得以成功建成，才能与美国的阿波罗带回的月球岩石、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模型，被联合国并称为“象征二十世纪人类征服自然的三大奇迹”。
（二）成昆铁路是老一辈革命家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与实践的伟大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思考和认识，在成昆铁路的建设过程中得到了相当集中的体现和反映。成昆铁路从构想、决策到建设，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和“文化大革命”多个时期。这些正是老一辈革命家对社会主义初步思考、探索和实践的年代。成昆铁路建设面临着当时国家经济基础落后，西部地区交通滞后，科学技术和管理水平很低的现实。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从备战指导思想出发，从发展西部，发展内地的战略高度进行思考和决策。它的修建伴随着国家发展的跌宕起伏，几起几落，在“文化大革命”中得以完成，是老一辈革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探索与实践的集中体现，更是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中取得的伟大成果。
（作者单位：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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