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蠹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日有巢氏。民食果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鲧、禹、汤、武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倚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农，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来番以为民先，股无肢，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絮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山居而谷汲者，媵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馕；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土橐，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阍，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
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铦矩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异则备变。
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遂举兵代鲁，去门十里以为界。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
【鉴赏】
文章从上古之世开始下笔，叙述了古代的贤君以解除民间的疾苦为己任，身体力行治国理政，为民造福，因此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但是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古今社会已有截然的不同，“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无异于守株待兔。接着，作者从不同的角度来比较古今社会的不同，用以说明“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道理。此外，作者又一再强调，仁义之心不能代替法制，更不能要求一国之君以孔子那样的仁慈来治理国家。文中还举例说明刑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正如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一样，国家的治理一定要赏罚分明、处置得当，做到恩威并重，才能使人民畏服。紧接着，作者分别对所谓的“五蠹”，即学者（儒家）、言谈者（纵横家）、带剑者（游侠）、患御者（国君所狎昵的近侍之臣）和工商者进行了抨击和指责。
作者认为当时社会上推崇轻世傲俗之人和匹夫之勇，而贬低有战功和勤劳工作的人，产生了“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的社会现象，导致“法禁坏而民愈乱”，兵弱而地荒，私行立而公利灭，“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对纵横之说，作者也有针对性地说明纵横家并没有给国家带来好处，自己反而得到了“封土厚禄”的实惠，而国家却因其连纵抗横之说而土地丧失、政局混乱、军队的战斗力被削弱。所以治理国家就应该严其治、明其禁、必赏罚、多积蓄，富国强民，振兴国威，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此外，文中还揭露了当道大臣假公济私，收受贿赂的无耻行径，并指斥那些聚集于贵族世卿门下搜刮财货的“患御者”为社会的蠹虫。对工商业者作者也因其牟取暴利而斥为“末业”。最后，作者告诫国君，不清除五蠢之民，不培养耿介之士，则有国破家亡之虞。
文章引用大量的历史典故为论据，从不同的角度反复论证自己的观点，不仅使内容显得丰富多彩，而且论证透彻，说理深刻，极具说服力，充分体现了韩非散文犀利峭拔的风格。而文中对比手法、对偶句式的运用，还使读者领略到先秦诸子散文独特的艺术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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