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逐客书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睢，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泰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驶马乏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
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鉴赏】
此篇选自《史记》李斯列传。
战国末年，秦国经过变法革新，国力逐渐充实，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强于其他六国。结束战乱，统一中国的历史任务，已非秦莫属。一方面有不少游说之士到秦国做客卿，为秦王的统一大业献计献策，另一方面其他诸侯国又派人到秦国进行活动，企图破坏或阻止秦国的东进。
韩国人郑国到秦国游说，建议秦王修建一条水渠，以利于农业的发展。而这条渠的修建，又不利于秦国向东进军。秦国的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秦王接受了宗室大臣的建议，准备下逐客令。
李斯是楚国人，自然也在被逐之列。面对这一形势，他要想保住自己的地位，只有劝说秦王收回成命。但如何劝说呢？这是这篇文章的智慧和写作技巧之所在。事情是由郑国修渠一事引起的。如果就事论事，是否可以澄清这件事的性质？显然不能。一方面，这事本不容易澄清，如果确有阴谋，则更加强了对方的论点；另一方面，即使澄清了，没有阴谋，也不一定能收回逐客令，因为宗室大臣可以说防患于未然。郑国修渠事件只是宗室大臣的一个借口，他们建议逐客的目的，是怕客卿在秦掌权，影响他们的权益。李斯能否揭露他们呢？也不能。因为自己是客，在秦王面前揭露他们，难免有挑拨离间之嫌，因为他们毕竟是秦国人。弄得不好，反而为“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又提供了一个活证据。如果李斯为自己表白，说自己有功于秦，忠于秦国，不应在被逐之列，那也不当。那会引起宗室大臣的攻击和秦王的不满。宗室大臣由个别的事实，引导出普遍的结论，这是一个逻辑的错误。他只有列举大量其他正面事例，驳倒这一结论，才能使“一切逐客”不能成立。文章正是这样写的。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文章把矛头指向官吏，认为他们的议论太过分了。语气比较和缓，使秦王能平心静气地来听取他的陈述。
他首先从秦国的历史谈起。列举了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代任用客卿所取得的成就。这里看似罗列，实际上各有侧重。分别从军事、经济、外交、内政四个方面作了分析，有力地说明了客卿对秦国的贡献。这就使“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的说法，不攻自破。祖先的成例，秦王不得不加以尊重。祖先任用客卿，此时要逐客，等于破坏了祖先的成例。反过来说，“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秦王也不得不考虑秦国的强大是怎么来的。
文章到此，其实已完成了反驳的任务，但尚未尽情地发挥。接着又由历史转到现实，由人转到物。他详细的列举秦王的所好：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太阿之剑、纤离之马、翠风之旗、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悦〕之，何也？”秦王要回答这个问题，等于承认不是秦国的东西也可以用，逐客是不对的。如果坚持“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那么这些宝物都不能留。夜光之璧、犀象之器、郑卫之女、骏良駃騠、江南金锡、西蜀丹青、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也都不能用。秦王如果不能放弃，那就不应该逐客。用事实来推论，“一切逐客”显然不能成立。
这里罗列了大量珍宝，在写法上带有汉赋铺陈的特点，目的在于打动秦王的珍惜之情。接着又用物和人作对比，“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这些话说得极有分寸，逐客要看情况，要分清可否曲直，不能“一切逐客”。这表明他不是反对逐客，而是反对“一切逐客”，紧紧抓住反驳的中心，无懈可击。他也不是为自己着想，而是为帝王的大业考虑。把重物轻人，与帝业联系起来看，不利于统一海内，这又足以打动秦王的称霸之心，正中下怀，一拍即合。
最后，从利害两方面，作了对比。“太〔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任用客卿，能够使秦强大；“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不利于秦，等于是把武器给了敌人，把粮食送给强盗。利害分明，勿庸置疑。正在为统一中国操心，想成就帝业的秦始皇，别无选择，只有采纳李斯的意见。果然如此，秦王取消了逐客令。
这篇议论文章的内容，实际上涉及到如何对待人才的问题，是采取开放的态度，还是采取封闭的态度，因而在今天仍然有着明显的现实意义。在写作上，作者选择了对方的逻辑错误，列举大量事实，用例证、反证、对比、类比等方法，从不同的角度，紧紧抓住中心，对“一切逐客”作了反驳。汉赋铺陈的写法，修辞的对偶、排比、比喻、反诘，又使议论增添了气势和文采，在内容和形式上均堪称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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