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的著作现存比较完整的有八篇，散见于《汉书·晁错传》、《汉书·食货志》和《汉书·荆燕昊传》中，今人有《晁错集注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出版）。
晁错集注释
论贵粟疏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
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择也。
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丰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
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鉴赏】
晁错终其一生力主重农抑商，此文即是这一主张的着重论述。
文章开篇以古尧舜治国之法说明农业的储备是国家稳定的根本保证，接着，又针对当时有关政策措施的不足指出，之所以农业生产没有得以较好的发展，粮食储备不足，是由于没有达到民尽其农，而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在于统治者没有做到“贵五谷而贱金玉”。然后，作者又举农夫五口之家为例，以饱含激情的语言描述了农者“春耕夏耘，秋获冬藏”，终日辛勤地劳作，却受到诸如“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的侵害，以致破产流亡。而商贾之人却“因其富厚”而“交通王侯”，过着“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的舒适生活，这种不合理的现状必然导致富商重利盘剥，肆意兼并土地，农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劳动力大量流失，社会动荡不安。而朝廷也会因此而备粮不足，难以与诸侯抗衡，不能抵御匈奴的侵犯，作者对这种状况表示深深的忧虑。
最后，作者提出“欲民务农，在于贵粟”的主张和“重农抑商”，“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的具体做法，并总结出“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的论点，这种主张，在西汉初年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全文立论针对性强，善于从历史事实中引用论据，并紧密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有的放矢，切中时弊，无空泛之谈，无夸饰之风。写法上多采用对比手法，以强烈的反差来强调主题，突出论点，抓住事理的内在联系，大胆论述，层次严密，条理清晰，充分显示出其政治家的真知与胆识。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