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初，陈寿曾将诸葛亮的作品辑集进呈。《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兵法》五卷，文集二十五卷。至宋减为十一卷。明王士骐辑《武乡侯全书》二十卷，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收有《诸葛丞相集》。1960年，中华书局出版校点本《诸葛亮集》，凡四集。
前出师表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德，以光先帝道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穆，优劣得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巨不胜受恩感激。
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鉴赏】
公元223年，蜀汉主刘备将死，召诸葛亮嘱托后事说：您的才能超越曹丕十倍，将来定能安邦定国，完成统一大业。如果您看刘禅还能成事，就辅助他；如看他不成器，您干脆自己当皇帝算了。诸葛亮流着泪说：“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刘备闻言，转而嘱咐儿子刘禅：“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由此，奠定了诸葛亮与刘禅形同父子的特殊君臣关系。此后，诸葛亮确定联吴方针，南征孟获，消除了后顾之忧。接着积极筹备北伐，终于在建兴五年（227）率军进屯汉中，开始北伐行动。这封情真意切的奏疏，就是诸葛亮临行前写给后主刘禅的。
刘禅就是那位归晋后“乐不思蜀”的亡国之君。他为人平庸昏聩，在宫廷中宠信宦竖，疏远贤臣，只知一味享乐，根本看不到蜀汉疲弱的危局。故诸葛亮一开篇，便疾呼“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引起后主的警觉。接着又提出忠告，希望后主能“开张圣德”，“恢弘志士之气”，不要自暴自弃，闭目塞听，冷了忠臣志士的心。并提醒后主，无论对宫中亲信，还是相府群僚，在赏罚时都应“一碗水端平”，不应有所偏袒——几句委婉道出的话语，不但画出忧国忧民、直言不讳的贤相形象，也隐隐勾出昏聩无能的庸主面孔。
接下来，诸葛亮向后主推荐了郭攸之、向宠等一批忠诚正直的可靠臣僚。并援引历史教训，反复强调“亲贤臣，远小人”的重要性。说话的口吻虽然谦恭，内容却无异于长者对晚辈的耳提面命。仿佛成年人为孩子指点：哪个是好人，可以信赖；哪个是坏人，不可交往。诸葛亮与后主形同父子的君臣关系，在这些地方表现得格外真切。
在本文的后一部分里，诸葛亮又动情地回顾了先帝刘备对自己的三顾之恩、托孤之重；表白自己南征北讨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以报先帝的殊恩。最终，他以辅国大臣的身份，提出三方面的职责要求：在自己，则责之以“讨贼兴复之效”；对郭攸之等，则要他们尽到进言兴德之责；至于后主，“亦宜自谋，以谘诹善道，察纳雅言”。话说得得体而恳切，欲责人，先责己，一片赤诚溢于言表，感人至深。
言必称“先帝”，是本文的一大行文特点。一来，诸葛亮以人臣的身份规劝诱导当今皇帝，只有借助先帝名分，才合于封建伦常、尊卑之序。口称先帝，其中还暗示自己受托于先帝，有着辅佐劝谏的责任和权力。二来，诸葛亮对刘备的确有着深厚的感情，情之所至，“先帝”之称随口而出，读者也就不感到重复啰唆了。
南朝人刘勰对《出师表》的评价是：“孔明之辞后主，志尽文畅。”清代丘维屏评论此文说：“武侯在国，目睹后主听用嬖昵小人，或难于进言，或言之不省，借出师时叮咛痛切言之。明白剀切中，百转千回，尽去《离骚》幽隐诡幻之迹而得其情。”近人吴曾祺说：“通篇专以君子小人为言。一字一句，都从肺腑流出，不假修饰，而自为文章之胜。”所有这些都是中肯之论。
（侯会）
后出师表
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得偏全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而议者谓为非计。令贼适疲于西，叉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谨陈其事如左：
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策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巨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计殊鲍于人，其用兵也，髣髴孙、吴，然图于南阳，险于鸟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
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委夏侯而夏侯败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下，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今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以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鉴赏】
诸葛亮《后出师表》作于建兴六年（228）。自诸葛亮上表出师、进屯汉中以来，整整一年过去了。面对蜀汉的进攻态势，曹魏方面十分惊恐。魏明帝曹睿不得不亲临长安镇守。北伐之役，蓄势待发，局面大好。然而此刻蜀汉朝廷中却发出不同的声音。一些人认为，天下可以不战而定，不必劳师远征；一些人则认为主动出击会冒风险，没有必胜的把握就不应贸然行动；还有的主张保持现状，观望数年再说；另一些人则批评北伐劳师糜饷，会加重百姓负担。面对种种谬说，诸葛亮再度秉笔为文，上表后主，重申北伐的意义，指出北伐时局正好，机不可失；并一一驳斥反对意见。
文章一开篇，作者便堂皇指出：北伐中原是先帝遗志，是出于“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正大目的。接着又指出：目前形势敌强我弱，战与不战，都难免覆亡。只有主动出击，才有可能摆脱坐以待毙的命运。如今曹魏在东西两条战线作战，穷于应付，这正是千载难逢的出兵良机。
接下来，诸葛亮针对朝廷中的种种谬说一一加以驳斥，他以反诘口吻一气提出六个“未解”来：其一，像汉高祖那样的开国雄主，都须“涉险被创”才转危为安，今日蜀汉又凭什么可以不冒风险、“坐定天下”？其二，刘繇、王朗曾各据州郡，不乏机遇，却因耽于空论，贻误时机，被逐渐强大起来的孙策吞并，为什么今天还有人要重蹈覆辙？其三、其四，连曹操那样“智计殊绝于人”，用兵仿佛孙（膑）吴（起）的军事家，还要涉险受困，屡遭败绩，为什么单单要求我有必胜把握？其五，到汉中一年，蜀军精锐已有损失，再耽搁数年，损伤大半，又如何作战？其六，战争不可避免，驻守和进击糜费相当，不及早进击，拖延时间，只会使百姓负担更加沉重。
在理直气壮地反驳了朝中的种种谬论后，诸葛亮又上升到战略与哲学的高度，指出天下事具有不可预见性（“难平”即难以衡量、预料），以及自己“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决心。
纵观全篇，观点鲜明，论述畅快；核心段落全部采用反诘句式，铺排直下，势如破竹，有着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文中援例引喻，多次提及先帝，表达了诸葛亮对刘备及蜀汉事业的忠忱。结尾一句，落在“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上，使人体会到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意蕴。这八个字光照青史，为后世无数忠贞之士引为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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