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先生传（节选）
或遗大人先生书曰：“天下之贵，莫贵于君子：服有常色，貌有常则，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立则磬折，拱若抱鼓，动静有节，趋步商羽，进退周旋，成有规矩。心若怀冰，战战栗栗，束身修行，日慎一日，择地而行，唯恐遗失；诵周孔之遗训，叹唐虞之道德，唯法是修，唯礼是克，手执珪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闾，长闻邦国；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九州牧，故挟金玉，垂文组，享尊位，取茅土；扬声名于后世，齐功德于往古；奉事君上，牧养百姓；退营私家，育长妻子；卜吉而宅，虑乃亿祉；远祸近福，永坚固己：此诚士君子之高致，古今不易之美行也。今先生乃披发而居巨海之中，与若君子者远，吾恐世之叹先生而非之也。行为世所笑，身无自由达，则可谓耻辱矣。身处困苦之地，而行为世俗之所笑，吾为先生不取也。”
于是大人先生乃建然而叹，假云霓而应之曰：“若之云尚何通哉！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天地制域于内，而浮明开达于外，天地之永固，非世俗之所及也。吾将为汝言之。
“往者天尝在下，地尝在上，反覆颠倒，未之安固，焉得不失度式而常之？天因地动，山陷川起，云散震坏，六舍失理，汝又焉得择地而行，趋步商羽？往者群气争存，万物死虑；支体不从，身为泥土，根拔枝殊，成失其所，汝又焉得束身修行，磬折抱鼓？李牧功而身死，伯宗忠而世绝，进求利而丧身，营爵赏而家灭，汝又焉得挟金玉万亿，祗奉君上而全妻子乎？且汝独不见夫虱之处乎裈中，逃乎深缝，匿夫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祥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饥则啮人，自以为无穷食也。然炎邱火流，焦邑灭都，群虱死于祥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处区内，亦何异夫虱之处祥中乎！……”
【鉴赏】
《晋书·阮籍传》云：“籍尝于苏门山遇孙登，与商略终古及栖神道气之术，登皆不应，籍因长啸而退。至半岭，闻有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乃登之啸也。遂归著大人先生传。”孙登为当时著名隐士，《晋书》有“孙登传”一篇。但阮籍是否遇孙登后写此文，以及大人先生的形象是否取材于孙登，现已无可考，亦不很重要。魏晋文人崇尚老庄，鄙弃儒家的礼法道德及世俗的功名利禄，追求一种任情纵性、超然物外的生活，阮籍是“竹林七贤”之一，以放浪形骸、不拘礼法著名，他“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由此看来，大人先生的形象不过是作者人生理想的化身，他表现了作者对人生的一种理解。《晋书·阮籍传》说：“此亦籍之胸怀本趣也”，是极为精当的。
《大人先生传》是一篇较长的赋体传记。全文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写大人先生驳斥世俗之士的非难；第二部分写他遇见的隐士；第三部分写他遇见了通达的薪者，这里节录的是第一部分中的两小段：第一段是世俗之士给大人先生的信；第二段是大人先生回答的前半篇。
“天下之贵，莫贵于君子。”这是总起，强调一个“贵”字。“莫贵于”三个字，把君子提高到至尊至贵的地位。接着就从君子的行为和目的两个方面描绘君子的“尊贵”形象。君子们的衣服颜色、面部表情、说话语气、行为方式，都有一定的规则。他们见面鞠躬时折腰如磬（“磬”是古代乐器，形状曲折），拱手时像抱着一只大鼓，一举一动都有板有眼，连走路的快慢都符合一定的音乐节拍。这是一幅绝妙的讽刺漫画。原来，至尊至贵的君子不过是迂腐至极矫揉造作的人。君子“束身修行”，“择地而行”。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成为当世的榜样，说的每一句话都要成为后世的准则，看来是颇为尊贵了。然而他们的内心却是“心若怀冰，战战栗栗”。绝对地遵从礼法，不过是“唯恐遗失”罢了，这就现出了尊贵后面的虚伪性质。接着写他们的目的。作者用铺排的笔法，写君子们追求功名利禄的深重程度，而追求功名利禄的最终目的，则是“远祸近福，永坚固己”。“此诚士君子之高致，古今不易之美行也。”“高致”与“美行”和开头的“贵”字相钩联。把功名利禄之心和迂腐虚伪的行为称为“高致…‘美行”，正是绝妙的讽刺。这两句收束上文，转入下文，大人先生的行为之所以会遭到非难，仅仅是因为“与若君子者远”。而且非难采用的是同情怜悯的口吻：“吾恐世之叹先生而非之也”，“吾为先生不取也”。“吾恐”是为先生担心，“吾为”是替先生设想。这就使得这种非难显得滑稽可笑。
由于世俗之士对先生的非难，自然引出了大人先生的回答。大人先生“迪然而叹，假云霓而应之。”“迪然”是悠然自得的样子，显示出大人先生的自信与畅达。大人先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所以可以假借云霓而回答。作者没有马上驳斥世俗之士，而是先写大人先生的人生境界。“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这是道家的最高境界。《庄子·齐物论》云：“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人与天地万物为一，就达到了逍遥自在、任真自然的人生理想，这种人生与君子的虚伪人生恰好形成对照，所以“非世俗之所及也”，世俗之士根本无法理解大人先生的志趣行为。接着作者就对世俗之士进行驳斥。先从万物本源上，指出君子遵从礼法道德的荒谬性，然后又从历史的经验上，指出君子追求功名利禄的危险性。最后则把君子比喻为裈中虱子，处处用虱子的行迹与君子的人生进行对比。“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与前文“卜吉而宅，虑乃亿祉”句对照，言君子的所谓“吉宅”就像虱子藏身的破裤子的缝隙一样：“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裨裆，自以为得绳墨也。”与前文“择地而行”“足履绳墨”诸句对照，言君子遵从礼法的行为就像虱子在裤缝中爬行一样：“饥则啮人，自以为无穷食也”，与前文“挟金玉”诸句对照，言君子取得的利禄，就如同虱子叮人一样。君子如虱子，自然也就与虱子有同样的命运“死于裈中而不能出”。你们君子活在世上与活在裤子里的虱子有什么不同呢！庄子曾把苟且偷安的人比喻为虱子（参见《庄子·徐无鬼》），王充则把寄于天地之间的人比喻为生于衣裳之内的虱子（参见《论衡·本性》）。作者引申前人之义，视君子为虱子，表达对君子的鄙视和憎恶。
这篇文章以世俗之士赞美君子的口吻，描绘了君子迂腐虚伪的形象，并通过大人先生对君子的驳斥，批判了儒家礼法的虚伪性，揭穿了追求功名利禄的君子们可怜可笑的处境，文章写得妙趣横生，表现了作者高超的讽刺艺术。作者假托有人给大人先生写信，借他人之笔刻画君子的丑陋形象，表面上是夸饰，实际上句句是讽刺。这样的讽刺手法比起直接嘲骂来，效果更强烈、更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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