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人于专门职业以外，当有多方之趣味。军人只知军人之事，商人只知商人之事，彼此谈话至无共通适当之材料，其苦何堪？为将来之教师者宜注意及之。酱之只有酱气者，必非善酱；肉之只有肉气者，必非善肉；教师之只有教师气者，必非善教师也。
*
福有重至，祸不单行。富者安坐而资入，购物多而价自贱。贫者辛苦所得，反为捐税等所夺。优等生受教师之奖励，勤勉益力。劣等生受教师之呵责，志气愈消。天下不平之事孰甚于斯？耶稣有言曰：有者被赐，无有者并须夺其所有。
*
斯世无限之烦恼，可藉美以求暂时之解脱。见佳景美画，闻幽乐良曲，有遑忆名利恩怨者否？
*
人之虚伪心竟到处跋扈，普通学生之作文亦全篇谎言。尝见某小学学生之《西湖游记》，大用携酒赋诗等修饰，阅之几欲喷饭。其师以雅驯，密密加圈。实则现在一般之文学，几无不用“白发三千丈”的笔法。循此以往，文字将失信用，在现世将彼此误解，于后世将不足征信。矫此颓风者，舍吾辈而谁？
刊浙江第一师范《校友会志》第一号
（1913年）
家族制度与都会
近年以来，中国已入世界文明的旋涡；一切制度、习惯、思想、道德，从根本上都有点摇动起来。就中最成问题的就是家族制度。因为中国自国体改变以后，三纲当中已消灭了一纲，现在的制度、风俗、道德，完全立在家族制度上面；如果家族制度再一摇动，中国的旧文明、旧道德就要全体破产。这种现象自然很危险，至于好与不好，都是另外问题；因为这种现象自身有坚牢的根据，你就是说它不好，也没法反对。
对于家族制度的怀疑虽然是近代思潮的表现，但是尚有另外的原因。另外的原因是什么？就是都会。中国近来因交通的便利及中央集权，都会渐渐兴盛起来；工商突然进步，农业渐失势力。乡村的穷人大家趋集都会来谋生活；在乡村的富者也大家赶到都会里来寻他们的快乐。都会的人口逐渐增加，生活自然困难起来。但是都会所有的无非是住宅、工场、商店、戏馆、妓院……自然产物丝毫没有，完全要靠乡村供给的。乡村受了都会的影响，物价也自然腾贵；在乡村的人收入渐渐不够生活，自然也闯入都会里来谋较充裕的生活。种种原因使都会人口增加，都会就变成生存竞争的中心点。中国没有精确的统计，各都会的人口无从晓得；据西洋统计家说，伦敦一市的人口比苏格兰全土要多。中国虽然没有这样已甚的例，但是也可想象都会人口繁多了。
都会生活与家族制度根本上不能不生冲突，乡村有宗祠，都会没有宗祠，就是证据。本来住在都会里的人大概只有家庭，没有家族；在都会作客的人虽然在乡村仍有家族，但是因都会上职业样式的变迁，事实上也不能够维持他在乡村的家族制度。譬如经商的人，照向来的老规矩，一年可以回家一次或二次。这个假期虽然有限，但是几时回家，除商店繁忙期外，差不多自由的。近来新式的银行、公司渐渐增加，它的组织和旧式商店完全不同，不能在店宿食，不能长期告假，在这种地方营职的人自然不能不带家眷，在生活所在地营小家庭了。又如做教师的，在旧时私塾里面，先生坐馆的日子大约每年七个月到八个月——就叫做经七蒙八——几时放假，几时到馆，完全可以自由。先生家里如若有事，清明假早放几天或移迟几天，都不要紧的。改了学校以后，情形大不相同，每天都有空的时间，要缺课一日却不大能够；在这学校里奉职的人也只得“尽室偕行”了。其他各项职业，现在差不多都有这个倾向，大概可以推想而知。农业本来是与家族制度最相宜的，但是近来因耕种地缺乏及垦辟事业的发达，农民当中轻弃其乡的却也不少。这种都是事实上的问题，并非几句传袭的古训所能牢笼维系的！
因了上面所说的事实，“聚族而居”的家族制度已受了致命的损伤。将来交通实业如若再兴盛起来，都会吸收人口的势力还要增加，家族制度当然不能存在。我们应当趁这个时候预先创造别的新组织，来补充这个缺陷。空说保守是没有用的。希望做教育者稍为放大点眼光，将这种实际上的问题注意注意，不要一味地再将那些“命在旦夕”的家族观念，向将来要做都会生活的学生拼命注入，养成知行矛盾、反背时势的人！
刊浙江第一师范《校友会十日刊》第二号
（1919年10月30日）
并存和折中
从小读过《中庸》的中国人，有一种传统的思想和习惯，凡遇正反对的东西，都把他并存起来，或折中起来，意味的有无是不管的。这种怪异的情形，无论何时何地，都可随在发见。
已经有警察了，敲更的更夫依旧在城市存在，地保也仍在各乡镇存在。已经装了电灯了，厅堂中同时还挂着锡制的“满堂红”。剧场已用布景，排着布景的桌椅了，演剧的还坐布景的椅子以外的椅子。已经用白话文了，有的学校同时还教着古文。已经改了阳历了，阴历还在那里被人沿用。已经国体共和了，皇帝还依然坐在北京……这就是所谓并存。
如果能“并行而不悖”原也不妨。但上面这样的并存，其实都是悖的。中国人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来掩饰其悖，使人看了好像是不悖的。这方法是什么？就是“巧立名目”。
有了警察以后，地保就改名“乡警”了；行了阳历以后，阴历就名叫“夏正”了；改编新军以后，旧式的防营叫做“警备队”了；明明是一妻一妾，也可以用什么叫做“两头大”的名目来并存；这种事例举不胜举，实在滑稽万分。现在的督军制度，不就是以前的驻防吗？总统不就是以前的皇帝吗？都不是在那里借了巧立的名目，来与“民国”并存的吗？以彼例此，我们实在不能不怀疑了！
至于折中的现象，也到处都是。医生用一味冷药，必须再用一味热药来防止太冷；发辫剪去了，有许多人还把辫子底根盘留着，以为全体剪去也不好；除少数的都会的妇女外，乡间做母亲的有许多还用“太小不好，太大也不好”的态度，替女儿缠成不大不小的中脚。“某人的话是对的，不过太新了”，“不新不旧”也和“不丰不俭”“不亢不卑”……一样，是一般人们底理想！“于自由之中，仍寓限制之意”，“法无可恕，情有可原”……这是中国式的公文格调！“不可太信，不可太不信”，这是中国人底信仰态度！
这折中的办法是中国人的长技，凡是外来的东西，一到中国人底手里就都要受一番折中的处分。折中了外来的佛教思想和中国固有的思想，出了许多的“禅儒”；几次被他族征服了，却几次都能用折中的方法，把他族和自己的种族弄成一样。这都是历史上中国人的奇迹！
“中西”两个字触目皆是：有“中西药房”，有“中西旅馆”，有“中西大菜”，有“中西医士”，还有中西合璧的家屋，不中不西的曼陀派的仕女画！
讨价一千，还价五百，不成的时候，就再用七百五十的中数来折中。不但买卖上如此，到处都可用为公式。什么“妥协”，什么“调停”，都是这折中的别名。中国真不愧为“中”国哩！
在这并存和折中主义跋扈的中国，是难有彻底的改革，长足的进步的希望的。变法几十年了，成效在哪里？革命以前与革命以后，除一部分的男子剪去发辫，把一面黄龙旗换了五色旗以外，有什么大分别？迁就复迁就，调停复调停，新的不成，旧的不成，即使再经过多少年月，恐怕也不能显著地改易这老大国家的面目吧！
我们不能不诅咒古来“不为已甚”的教训了！我们要劝国民吃一服“极端”的毒药，来振起这祖先传下来的宿疾！我们要拜托国内军阀：“你们如果是要作孽的，务须快作，务须作得再厉害一点！你们如果是卑怯的，务须再卑怯一点！”我们要恳求国内的政客：“你们底‘政治’应该极端才好！要制宪吗？索性制宪！要联省自治吗？索性联省自治！要复辟吗？复辟也可以！要卖国吗？爽爽快快地卖国就是了！”我们希望我国军阀中，有拿破仑那样的人；我们希望我国‘政治家’中，有梅特涅那样的人。辛亥式的革命，袁世凯式的帝制，张勋式的复辟，南北式的战争，忽而国民大会，忽而人民制宪，忽而联省自治等类不死不活不痛不痒的方子，愈使中华民国的毛病陷入慢性。我们对于最近的奉直战争，原希望有一面倒灭的，不料结果仍是一个并存的局面，仍是一个折中的覆辙！
社会一般人的心里都认执拗不化的人为痴呆，以模棱两可，不为已甚的人为聪明。中国人实在比一切别国的人来得聪明！同是圣人，中国的孔子比印度弃国出家的释迦聪明得多，比犹太的为门徒所卖身受磔刑的耶稣也聪明得多哩！至于现在，国民比聪明的孔子更聪明了！
我希望中国有痴呆的人出现！没有释迦、耶稣等类的太痴呆也可以，至少像托尔斯泰、易卜生等类的小痴呆是要几个的！现在把痴呆的易卜生底呆话，来介绍给聪明的同胞们吧：
“不完全，则宁无！”
原题《误用的并存和折中》
刊《东方杂志》第十九卷第十号
（1922年5月）
论单方面的自由离婚
这两年来，自由离婚的呼声很响，别的不必说，在我知友之中也常有关于这切身问题的商量，并且有的已由商量而进于实行了。无论结合的方式怎样，已经结合了的夫妇，至于非离不可，这其间当然有不能忍耐的苦楚。我们对于知友们的附骨的苦楚，当然同情，但究不能不认离婚是一种悲剧，特别于男子离女子时，在现制度中，觉得是一种沉痛阴郁的悲剧。
我们即抛了现制度不管，单就自然状态说，觉得即使在圆满的婚姻中，婚姻一事在女子已是有损害的。娠妊，分娩，乳育，哪一件不是女子特有的枷锁？“自然”给与女子的枷锁，我们原无法替女子解除净尽，但人为地使女子受枷锁的事，我们如可避免，当然是应该避免的。女子在自然状态中，在现制度中，都是弱者。欺侮惯女子的男子，要牺牲一女子来逞他的所谓“自由”，原算不得什么。不过，人应不应牺牲了他人去主张自己的自由，究是一个疑问。
在某一意义上，旧家庭中的儿子打老子，可以说是好事，因为足以促进家庭的改良；暴兵杀平民，可以说是好事，因为足以彰兵的罪恶。依了这理由，有人说，男子可以自由离弃女子，女子愈苦痛，愈可以促婚姻制度的改善。但这话只有掌握进化大权的“自然”或者配说，人们恐无此僭越权吧！我们立在喜马拉耶山顶上去什么都可以说得，都可以提创得，一到了人间，立在受损害者的地位，就觉得不能无所顾虑了！
夫不爱妻，或积极地与妻诟谇，或消极地把妻冷遇，结果给与生活费若干，离妻别娶（其中也有一种聪明人，专用冷遇的手段，使妻一方面来提出愿离的），这大概是一般中流以上的男子离弃女子的普通过程吧。这种离婚的方式一向就有，现在居然加了“自由”的两个形容字了！据我所知，近来男女订婚时，女子很多要求男子支给学费的。离婚的时候，在现制度中，女子势又不能不要求男子支给生活费。结婚脱不出买卖，离婚也脱不出买卖，买卖式的离婚有什么自由可说呢？
我们自信不至于顽固到反对自由离婚，但不能承认买卖离婚是自由离婚，尤不敢承认男子牺牲女子去逞他的所谓“自由”是应该的事。我们以为：非到了女子再嫁不被社会鄙笑的时候，后母后父不歧视前夫或前妻之子女的时候，女子不赖男子生活的时候，自由离婚是无法实现的。即使能实现，也不过是几个有特别境遇的男女们罢了。
我们以自由离婚作为解决夫妻间种种纠葛的目标，努力来创造这新的时代吧。不算旧帐，忍了苦痛，创造新的环境，使后人不至再受这苦，这是过渡时代人们所应该做的事。
那么，将何以救拯现在夫妇间的苦痛呢？这正难言。但是，夫妇的爱即不存在，只要对于人类还有少许的爱的人们，总不至于有十分惨酷的行为吧！理想原和事实不同，我们的理想虽如此，不能使世间的事实不如彼。不，正唯其世间的事实如彼，所以我们才有如此的理想。我们虽不能立即使事实符合理想，但总期望事实与理想渐相接近。同一买卖式的强迫离婚中，程度固有高低，同一牺牲对手，手段也有凶辣和忠厚的不同。能少使对手者受苦，是我们所祈祷的。能男女大家原谅弱点，把有缺陷的夫妇关系修补完好，尤是我们所祈祷的。
现世去理想尚很辽远。如果有不顾女子的苦痛离弃女子的，我们也只认为这是世间的事实，不加深责。但要申明一事，这不是我们所理想的自由离婚。
原题《男子对于女子的自由离婚》
刊《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第五十七期
（1922年9月6日）
中国的实用主义
前天，本校数学教师刘心如先生和我说：“有一个学生问我，数学学了有什么用？”我听了他的话，不觉想起了从书上看见过的一件故事来。几何学的老祖宗欧几利德曾聚集了许多青年教授几何，其中有一青年对于几何学也发生学了有什么用的疑问来，去问欧几利德。欧几利德叫人拿两个铜币给他。这青年莫名其妙起来。欧几利德和他说：“你不是问‘用’吗？铜币是可‘用’的，你拿去用吧！”
刘先生在本校所用的数学教科书是美国布利士的混合数学。美国是以重实用出名的国度，哲学上的实用主义，美国很有几个大家，美国的教育全重实用。这重实用的布利士的数学教科书，学了还怕没有用，中国人的实用狂，程度现在美国以上了！
中国民族的重实利由来已久，一切学问、宗教、文学、思想、艺术等等，都以实用实利为根据。
一、学问 中国古来少有独立的学问：历史是明君臣大义的；礼是正人心的；乐是易风移俗的；考据金石之学是用以解经的……哪一件不是政治或圣人之经的奴隶？这就是各种学问的用处！
二、宗教 中国古来宗教的对象是天，“畏天”“敬天”等语时见于古典中。可是中国人对于天的敬畏，全是以吉凶祸福为标准的，以为天能授福，能降凶，畏天敬天就是想转凶为吉，避祸得福。这种功利的宗教心，和他民族的绝对归依的宗教心全异其趣。佛教原是无功利的色彩的，一传入中国也蒙上了一层实利的色彩。民众间的求神或为求子，或为免灾。所谓“急来抱佛脚”，都是想“抛砖引玉”，取得较多的报酬。
三、思想 中国无唯理哲学。《易经》总算是论高远的哲理的，但也并不是为理说理，是以为明了理可以致用的。什么吉，什么凶，什么祸福等类的词，充满于全书中。可见《易经》虽说抽象的哲理，其目的所在仍是具体的实用，怪不得到现在流为占卜的工具了。到了孔子，这实用主义越发明白表示了。“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是何等现世的，实利的！孟子以后，这实利主义更加露骨。孟子教梁惠王齐宣王行仁义，都是以“利”或富国强兵为钓饵的。
和孔孟相较，老子的思想似乎去实用较远，其实内面仍充满着实利的分子。老子表面上虽主张无为，而其目的却在提倡了“无为”去做到“无不为”；在某种意义上，实利的欲望可谓远过于孔孟，观法家思想的出于老子，就可知道老子的精神所在了。
四、文学 “文以载道”的中国当然少有纯粹的文学。我们试看上古的文学内容怎样，不是大多数是讽政治之隆污，颂君后之功德的吗？一部《诗经》中纯粹的抒情诗有几？偶然有几首人情自然流露如男女恋爱的诗，也被注家加上别的解释了。《诗经》以后的诗虽实利的分子较少，但往往被人视为小道，视为雕虫小技，除一二所谓“好学者”外是少有兴味的。戏曲小说也是这样，教做劝善惩恶或移风易俗的奴隶。无论如何龌龊的戏剧和小说，只要用着什么“报”字为名，就都可当官演唱，毫无顾忌。做小说戏曲的人也要用“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为标语。因为文人作文是要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无益于世道人心的文字在中国是不能存在的！
五、艺术 中国虽是古国，可是艺术很不发达，因为艺术和实用是不相调和的。中国历史上的旧建筑物只有城垒等等，至于普通家屋，到现在还不及世界任何的文明国。佛教传入以后，带了许多的佛教艺术来，造像、塔、寺殿等，到中国后虽无远大进步，仍不失为中国艺术上的重要部分。中国对艺术皆用实利的眼光去看，替艺术品穿上一件实利的衣裳。秦汉以来金石上的吉祥语就是这心情的表现。再看中国画上的题句吧！画牡丹花的，要题什么“玉堂富贵”；画竹子的，要“华封三祝”。水墨龙画是可以避火的，钟馗像是可以避邪的，所以大家都喜欢挂在厅堂里。
中国的实利主义的潮流发源可谓很远，流域也很广泛，滔滔然几乎无孔不入。养子是为防老，娶妻是为生子，读书是为做官，行慈善是为了名声……除用“做什么是为什么”来做公式外，实在说也说不尽！中国对于事情非有利不做，而所谓利，又是眼前的、现世的、个人的利。凡事要用利来引诱才得发生兴趣，所谓“利之所在，人必趋之”。凡事要讲“用”，凡事要问“有什么用？”怪不得现在大家流行所谓“利用”的手段了！
中国人经商向来是名闻全球的。其实，中国人是天生的好商人，即不经商的官僚、兵卒、学者、教师，也都含有商人性质的。
这样传统的实利实用思想，如果不除去若干，中国是没有什么进步可说的！我们生活在地球上，要绝对地不管实用原是不可能的事，但不应只作实用实利的奴隶。世界的文明有许多或是由需要而成的，例如因为要避风雨就发明了房屋，因为要充饥就发明了饮食等。但我们究不应说房屋只要能避风雨就够，饮食只要能充饥就够的。中国人的实用实利主义，实足扑杀一切文明的进化。
又，文明之中，有大部分是发明者先无所为，到了后来却有大用大利的。瓦特用心研究蒸汽力时，何尝想造火车头？居利研究镭，何尝想造夜光表？化学学者在试验室里把试验管用心观察，发明了种种事情，何尝是为了开工场作富翁？发明电气的何尝料到可以驶电车？
人类有创造的冲动，种种文明都可以说是创造冲动的产物。中国人的创造冲动都被浅薄的实利实用主义压灭了！你看，孜孜于实用实利的中国人，有像瓦特、居利那样的文明的创造者发明者吗？旧有的文明有进步吗？火药是中国发明的，在中国不是只做鞭炮吗？罗盘是中国发明的，不是到现在只用来看风水吗？
惟其以实用实利为标准，结果愈无利可得，无用可言。因为对于一切的要求太低，当然不会发生较高的欲望来。例如中国人娶妻的目的在生子，那么就只要有生殖机关的女子就不妨作妻了！社会上实际情形确是如此。你看这要求何等和平客气，真是所谓“所欲不奢”了！
中国人因为几千年抱实利实用主义的缘故，一切都不进化。无纯粹的历史，无纯粹的宗教，无纯粹的艺术，无纯粹的文学，并且竟至于弄到可用的物品都没有了！国民日常所用的物品，有许多都要仰给外人，金钱也流到外人的手里去！
几千年来抱着实利实用主义的中国人啊！你们的“用”在哪里？你们的“利”在哪里？
刊《国民日报》副刊《觉悟》
（1923年1月8日）
读书与瞑想
如果说山是宗教的，那么湖可以说是艺术的、神秘的，海可以说是革命的了。
梅戴林克的作品近于湖，易卜生的作品近于海。
*
湖大概在山间，有一定数目的鳞介做它的住民，深度性状也不比海的容易不一定。幽邃寂寥，易使人起神秘的妖魔的联想。古来神妖的传说多与湖有关系：《楚辞》中洞庭的湘君，是比较古的神话材料。西湖的白蛇，是妇孺皆知的民众传说。此外如巢湖的神姥（刘后村《诗话》：姜白石有《平调满江红》词，自序云：“《满江红》旧词用仄韵，多不协律……予欲以平韵为之，久不能成。因泛巢湖……祝曰：‘得一夕风，当以《平韵满江红》为迎送神曲。’言讫，风与笔俱驶，顷刻而成”）、芙蓉湖的赤鲤（《南徐州记》：“子英于芙蓉湖捕得一赤鲤，养之一年生两翅。鱼云：‘我来迎汝。’子英骑之，即乘风雨腾而上天，每经数载，来归见妻子，鱼复来迎”）、小湖的鱼（《水经注》：“谷水出吴小湖，径由卷县故城下。《神异传》曰：‘由拳县，秦时长水县也。’始皇时县有童谣曰：‘城门当有血，城陷没为湖。’有老妪闻之忧惧，旦往窥城门，门侍欲缚之，妪言其故。后，门侍杀犬以血涂门。妪又往，见血走去，不敢顾。忽又大水长欲没县，主簿令干入白令。令见干曰：‘何忽作鱼？’干又曰：‘明府亦作鱼’，遂乃沦为谷矣”）、白马湖的白马（《水经注》：“白马潭深无底。传云：创湖之始，边塘屡崩，百姓以白马祭之，因以名水。”又，《上虞县志》：晋县令周鹏举治上虞有声，相传乘白马入湖仙去）等都是适当的例证。湖以外的地象，如山、江、海等，虽也各有关联的传说，但恐没有像湖的传说的来得神秘的和妖魔的了，可以说湖是地象中有魔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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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己的东西给与别人，还是容易的事，要将不是自己的东西当作自己的所有来享乐，却是一件大大的难事。“虽他乡之洵美兮，非吾土之可怀”，就是这心情的流露。每游公园名胜等公共地方的时候，每逢借用公共图书的时候，我就起同样的心情，觉得公物虽好，不及私有的能使我完全享乐，心地的窄隘，真真愧杀。这种窄隘的心情，完全是私有财产制度养成的。私有财产制度一面使人能占有所有，一面却使人把所有的范围减小，使拥有万象的人生变为可怜的穷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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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于办这事的曰老手，曰熟手，杀人犯曰凶手，运动员曰选手，精于棋或医的人曰国手，相助理事曰帮手，供差遣者曰人手，对于这事负责任的曰经手，处理船务的曰水手……手在人类社会的功用真不小啊。
人类的进化可以说全然是手的恩赐。一切机械就是手的延长。动物虽有四足，因为无手的缘故，进步遂不及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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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时常作梦，有儿时的梦，有遇难的梦，有遇亡人的梦。
一般皆认梦为虚幻，其实由某种意义看，梦确是人生的一部分，并且有时比现实生活还要真实。白日的秘密，往往在梦呓中如实暴露。在悠然度日的人们，突然遇着死亡疾病灾祸等人世的实相的时候，也都惊异的说：“这不是梦吗？”“好比做了一场梦！”
梦是个人行为和社会状况的反光镜。正直者不会有窃物的梦，理想社会的人们不会有遇盗劫受兵灾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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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不如平地大。平的东西都有大的涵义。或者可以竟说平的就是大的。
人生不单因了少数的英雄圣贤而表现，实因了蚩蚩平凡的民众而表现的。啊，平凡的伟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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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翁[1]戏曲中的男性几乎没有一个完全的人。《阿赛洛》中的阿赛洛，《叙利·西柴》中的西柴等，都是有缺点的英雄；《哈姆列脱》中的哈姆列脱，是空想的神经质的人物，《洛弥阿与叙列叶》中的洛弥阿是性急的少年。
但是，他的作品中的女性几乎没有一个不是聪明贤淑，完全无疵的人。《利亚王》中的可莱利亚，《阿赛洛》中底代斯代马那，《威尼斯商人》中的朴尔谢等，都是女性的最高的典型（据拉斯京的《女王的花园》）。
沙翁将人世悲哀的原因归诸人性的缺陷，这性格的缺陷又偏单使男性负担。在沙翁剧中，悲剧是由男性发生，女性则常居于救济者或牺牲者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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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对于学生所应取的手段，只有教育与教训二种：教育是积极的辅助，教训是消极的防制。这两种作用，普通皆依了教师的口舌而行。要想用口舌去改造学生，感化学生，原是一件太不自量的事，特别地在教训一方面，效率尤小。可是教师除了这笨拙的口舌，已没有别的具体的工具了。不用说，理想的教师应当把真心装到口舌中去，但无论口舌中有否笼着真心，口舌总不过是口舌，这里面有着教师的悲哀。
*
能知道事物的真价的，是画家，文人，诗人。凡是艺术，不以表示了事物底形象就算满足，还要捕捉潜藏在事物背面或里面的生命。近代艺术的所以渐渐带着象征的倾向，就是为此。
生物学者虽知把物分为生物与无生物，其实世间的一切都是活着的。泥土也是活的，水也是活的，灯火也是活的，花瓶也是活的，都有着力，都有着生命。不过这力和生命，在昏于心眼的人却是无从看见，无从理会。
*
学画兰花只要像个兰花，学画山水只要像个山水，是容易的，可是要他再好，是不容易的了。写字但求写得方正像个字，是容易的，可是要他再好是不容易的了。
真要字画文章好，非读书及好好地做人不可，不是仅从字面文章上学得好的。那么，有好学问或好人格的人都可以成书画家文章家了吗？那却不然，因为书画文章在某种意义上是艺术的缘故。
刊《春晖》第三期、第十二期
（1922年12月1日、1923年5月1日）
学说思想与阶级
据说，衣服商作就一种新式花样的衣服的时候，常雇人穿了去在街上及热闹的游戏场行走，使所作出的花样成为流行，引人购买，而自己从中取利。帽子的忽平顶忽圆顶，眼镜的忽大忽小，妇女衣襟的忽直忽圆，以及衣料颜色花样的忽这么忽那么，在遵从者自以为流行时髦，其实这所谓流行时髦，是由制物商操纵而成的。一般趋向流行时髦的人只是上当罢了。
记得有一年，我在杭州，五月中的一天，天气很热，我穿了一件夏布长衫出去，一般讲究衣服的朋友们及街路上的人见了都大以为怪。特别是走过绸庄门口的时候，店员都用手指我，好像在那里批评嘲笑我什么。其实，那时街上已很多赤膊的人了，绸庄店员自己也有许多赤膊的。夏天早到，穿夏布原是合理的事，有什么可嗤笑的呢？可以赤膊而不可以穿夏布长衫，这是何等的矛盾？但在那讲究衣服的及绸庄店员看来，的确是一件不大佳妙的事。如果一到立夏节以后，大家都穿起夏布来，那么那漂亮朋友们的什么纺绸衫、春纱衫、夹纱衫、熟罗衫等将出不来风头，而绸庄也快要关门了！我常计算中国衣服的种类，自夏布长衫起到大毛袍子止，其间共有三十等光景，各有各的时命，不容差次。夏布是要到大伏天才穿的。这种麻烦的等差，在只穿一件竹布长衫过四季的穷人原不算什么，拥护这制度的全是那些漂亮朋友和衣服商人。这情形和夏天暴雨后天气凉得要穿夹衣的时候，而卖凉粉或西瓜的总是赤着膊大声叫卖一样。
即小可以见大，由以上的例看来，可知社会上所流行的存在的一切东西——制度、风俗以及学说思想等等，都有它的根据。别的且不讲，今夜只讲学说思想。
学说思想本身的成因有二：一是时代的要求，二是个人的倾向。所谓个人，又是时代的产物，无论如何的豪杰，都逃不掉“时代之儿”一句话。即在成因上说，所谓学说思想已不是纯粹不杂的东西。至于一学说一思想成就以后，有的被尊崇，有的被排斥，尊崇与排斥似乎另有标准，与学说思想的本身好坏差不多是无关的。
这标准是什么？老实点说，就是要看这学说思想对于某种阶级有利与否，所谓“各人拜各人的菩萨”。譬如四季只穿竹布长衫的穷人当然不主张衣服的时节的等差，绸庄主当然要反对五月穿夏布长衫。
不过，阶级之中有有权力的阶级，也有无权力的阶级。被权力阶级所拥护的思想学说，当然比无权阶级所拥护的要来得优胜。并且事实上，权力阶级能支配无权阶级，要他怎样就怎样，所以结果只有权力阶级能拥护利用思想学说，思想学说也只有被权力阶级拥护利用了以后才能受人尊崇，存在流行。
我并不敢说学者的思想学说都是为替权力阶级捧场而发生的。（不用说，为捧场而创学说的尽多。）他们创作一学说，构成一思想，也许心中很纯洁，不趋附权势，但是到了后来，自然会有人利用。这是他们所不料及的。
古往今来这种例证尽多，先讲中国的吧。
凡是中国人，无论男的女的，读过书的不读过书的，都知道尊敬崇拜孔夫子、关夫子、岳老爷、朱夫子。我们不敢说这几个圣贤不必崇敬，但所以成一般崇敬的对象，不能不认为别有原因。孔夫子的主张君臣名分，关夫子与岳老爷的为一姓尽力，朱夫子的在《通鉴纲目》中以蜀为正统，都是配皇帝的胃口的。袁世凯在要做皇帝的前一年，令学校读经，令人民崇祀关岳，不是为了这个缘故吗？孟夫子因为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闻诛一独夫纣，未闻弑君也”，“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类的话，曾被明太祖逐出圣庙。这是很明白的反证。
“天”这一个字，在中国很带着浓厚的宗教意味。皇帝是“天子”，皇帝的命运叫“天命”，皇帝的杀人叫“天罚天讨”，有了这样的一个“天”字的假设，皇帝就被装扮得像人以上的东西了。皇帝祭天，叫人民敬天，自己却在那里“靠天吃饭”。
此外，如所谓“礼”、“命”、“风水”、“星相”等种种的东西，也逃不了同样的嫌疑。叔孙通帮汉高帝作朝仪，汉高帝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这是他从“礼”得到好处的自己招供。唯其穷人受苦的时候，能自认八字不好，命运不好，祖坟风水不好，贵族和资本家才有安稳饭吃。否则他们的养尊处优就要失了根据及理由，而世界也就或者早已不能如此“太平”了！
同样的例证，在外国也可随时可见，随举数则于下！
中世纪的哲学完全替基督教建筑基础，这是谁都知道的哲学史上明显的事实。黑格尔哲学在德国皇家保护之下发达，他的“一切实在的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都是实在的”一句原则，被德皇解作“现存的是正当的”了。亚丹斯密的经济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资本阶级所拥护的。因为亚丹斯密主张利用个人的利己心，放任自由，不加干涉，这在资本家看来真是最好没有的学说。马尔萨斯说人口是依几何级数倍加，食物只依算术级数增加，人口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倍，食物断不能增加一倍，人不能没有食物，结果必至自相残杀，无论如何救济，斯世终是个可悲观的局面。这思想在主张用社会主义以改造现世的人实是很大的打击。如果事实真是如此，社会主义就要失去基础，而在资本家方面，却因此得了暂时的缓冲地了。
最有趣的是犯罪学上的例。意大利犯罪学者中，差不多同时有两个人，一个叫龙勃罗梭，一个叫佛尔利，都于犯罪学上有所发见。龙氏的犯罪学是以骨相术为基础的。他以为凡是犯罪的人，都是骨相异常的人，凡骨相异常的人，先天的就非作恶犯罪不可的。佛尔利呢，把犯罪的原因分有三类：一、人类学的原因，二、风土的原因，三、社会的原因。其中所谓人类学的原因，和龙氏所说大致相类，至于风土的原因和社会的原因，实是龙氏所未发的创见。在学说的精粗上，佛氏当然胜于龙氏。可是龙氏的犯罪学为一般人所推崇，而佛氏却受人冷遇。因为龙氏把犯罪的原因全归诸犯罪者先天的骨相，社会上的特权阶级对于犯罪者可以不负责任，龙氏的所说不啻替特权阶级辩护罪恶。佛氏于犯罪的原因中列着社会的原因，他说：“在人的身心上，没有再胜于饥饿的害恶的。饥饿是一切非人情的反社会的感情之源，饥饿存在之时，什么爱，什么人情，都不可能。”这正触着特权阶级的痛处了。在特权阶级握着势力的期内，他的被世人冷遇宁是当然的事。
此外可举的例证很多，仅上面的若干事例，已足窥见大概了吧。如果用了这眼光去观察一切，我们实不能不把一切怀疑。法律、男女道德等的所以如此，觉得都另有原因，并不是非如此不可的。
阶级的权力总有时可以移转。马克斯的经济学说，渐有取亚当斯密而代之的状况了，女子的势力如果再发展一点，男女间的关系或许更改。东洋留学生势盛的时候，学校一切制度都流行日本式，现在是美国留学生得意的时代，学校一切制度当然要变成美国风。不信，但看现在大吹大擂的新学制！
我们对于世间一切须有炯眼，须看出一切的狐狸尾巴，不要被瞒过了。
刊《春晖》第二十八期
（1924年5月1日）
闻歌有感
一来忙，开出窗门亮汪汪；
二来忙，梳头洗面落厨房；
三来忙，年老公婆送茶汤；
四来忙，打扮孩儿进书房；
五来忙，丈夫出门要衣裳；
六来忙，女儿出嫁要嫁妆；
七来忙，讨个媳妇成成双；
八来忙，外孙剃头要衣装；
九来忙，捻了数珠进庵堂；
十来忙，一双空手见阎王。
十一岁的阿吉和六岁的阿满又在唱这俗谣了。阿满有时弄错了顺序，阿吉给伊订正。妻坐在旁边也陪着伊们唱，一壁拍着阿满，诱伊睡熟。
这俗谣是我近来在伊们口上时常听到的，每次听到，每次惆怅，特别是在那夏夜的月下，我的惆怅更甚。据说，把这俗谣输入到我家来的是前年一个老寡妇的女佣。那女佣从何处听来，不得而知了。
几年前，我读了莫泊桑的《一生》，对女主人公的一生的经过，感到不可言说的女性的世界苦。好好的一个女子，从嫁人，生子，一步一步地陷入到“死”的口里去。因了时代和国土，其内容也许有若干的不同，但总逃不出那自然替伊们预先设好了刻版的铸型一步。怪不得贾宝玉在姐妹嫁人的时候要哭了！
《一生》现在早已不读，并且连书也已散失，不在手头了，可是那女性的世界苦的印象，仍深深地潜存在我心里，每次见到将结婚或是结婚了的女子，将有儿女或是已有儿女的女子，总不觉要部分地复活，特别是每次听到这俗谣的时候，竟要全体复活起来。这俗谣竟是中国女性的“一生”！是中国女性“一生”的铸型！
我的祖母，我的母亲，已和一般女性一样都规规矩矩地忙了一生，经过了这些刻版的阶段，陷到“死”的口里去了。我的妹子，只忙了前几段，以二十七岁的年纪，从第五段一直跳过到第十段，见阎王去了！我的妻正在一段一段地向这方走着！再过几年，眼见得现在唱这歌的阿吉和阿满也要钻入这铸型去！
记得有一次，我那气概不可一世的从妹对我大发挥其毕生志愿时，我冷笑说：
“别做梦吧！你们反正是要替孩子抹尿屎的！”
从妹那时对于我的愤怒，至今还记得。后来伊结婚了，再后来，伊生子了，眼见伊一步一步地踏上这阶段去！什么“经济独立”，“出洋求学”等等，在现在的伊已如春梦浮云，一过便无痕迹。我每见了伊那种憔悴的面容，及管家婆的像煞有介事的神情，几乎要忍不住下泪。可是伊却反不觉什么，原来“家”的铁笼，已把伊的野性驯伏了！
易卜生在《海得加勃勒》中，借了海得的身子，曾表示过反对这桎梏的精神。苏特曼在《故乡》中也曾借了玛格娜的一生，描写过不甘被这铁笼所牢缚的野性，且不说世间难得有这许多的海得、玛格娜样的新妇女，即使个个都是，结果只是造成了第三性的女子，在社会看来也是一种悲剧。国内近来已有了不少不甘为人妻的“老密斯”，和不愿为人母的新式夫人。女性的第三性化似已在中国的上流社会流行开始了！如果给托尔斯泰或爱伦凯女士见了，不知将怎样叹息啊！
贤妻良母主义虽为世间一部分所诟病，但女性是免不掉为妻与为母的。说女性于为妻与为母以外还有为人的事则可以，说女性既为了人就无须为妻为母决不成话。既须为妻为母，就有贤与良的理想的要求，所不同的只是贤与良的内容解释罢了。可是无论把贤与良的内容怎样解释，总免不掉是一个重大的牺牲，逃不出一个“忙”字！
自然所加给女性的担负真是严酷。《创世记》中上帝对于第一对男女亚当夏娃的罚，似乎待女性的比待男性的苛了许多。难道真是因为女性先受了蛇的诱惑的缘故吗？抑是女性真由男性的肋骨造成，地位价值根本上不及男性？
中馈，缝纫，奉夫，哺乳，教养……忙煞了不知多少的女性。个人自觉不发达的旧式女性一向沉没在自然的盲目的性意识里，千辛万苦，大半于无意识中经过，比较地不成问题。所最成问题的是个人自觉已经发展的新女性。个人主义已在新女性的心里占着势力了，而性的生活及其结果，在性质上与个人主义却绝对矛盾。这性与个人主义的冲突，就是构成女性世界苦的本质。故愈是个人自觉发达的新女性，其在运命上所感到的苦痛也应愈强。国内现状沉滞麻木如此，离所谓“儿童公育”“母性拥护”等种种梦想的设施还很远很远，无论在口上笔上说得如何好听，女性在事实上还逃不掉家庭的牢狱。今后觉醒的女性在这条满是铁蒺藜的长路上将怎样去挣扎啊！
叫新女性把个人的自觉抑没了，来学那旧式女性的盲目的生活，减却自己的苦痛吗？社会上大部分的人们也许在这样想。什么“女子教育应以实用为主”，什么“新式女子不及旧式女子的能操家政”，种种的呼声都是这思想的表示。但我们断不能赞成此说，旧式女性因少个人的自觉，千辛万苦都于无意识中经过，所感到的苦痛不及新女性的强烈，这种生活自然是自然的，可是与普通的生物界有何两样！如果旧式女性的生活可以赞美，那么动物的生活该更可赞美了。况且旧式女性也未始不感到苦痛，这俗谣中所谓“忙”，不都是以旧式女性为立场的吗？
一切问题不在事实上，而在对于事实的解释上。女性的要为妻为母是事实，这事实所给于女性的特别麻烦，因了知识的进步及社会的改良，自然可除去若干，但断不能除去净尽。不，因了人类欲望的增加，也许还要在别方面增加现在所没有的麻烦。说将来的女性可以无苦地为妻为母，究是梦想。
我不但不希望新女性把个人的自觉抑没，宁愿希望新女性把这才萌芽的个人的自觉发展强烈起来，认为妻为母是自己的事，把家庭的经营，儿女的养育，当作实现自己的材料，一洗从来被动的屈辱的态度。为母固然是神圣的职务，为妻是为母的预备，也是神圣的职务。为母为妻的麻烦不是奴隶的劳动，乃是自己实现的手段，应该自己觉得光荣优越的。
“我有男子所不能做的养小孩的本领！”
这是斯德林堡某作中女主人公反抗丈夫时所说的话。斯德林堡一般被称为女性憎恶者，但这句话却足以为女性吐气。我们的新女性，应有这自觉的优越感才好。
苦乐不一定在外部的环境，自己内部的态度常占着大部分的势力。有花草癖的富翁不但不以晨夕浇灌为苦，反以为乐，而在园丁却是苦役。这分别全由于自己的与非自己的上面，如果新女性不彻底自觉，认为妻为母都不是为己，是替男子作嫁，那么即使社会改进到如何的地步，女性面前也只有苦，永无可乐的了。
心机一转，一切就会变样。《海上夫人》中，爱丽妲因丈夫梵格尔许伊自决去留，说“这样一来，一切事都变了样了！”伊就一变了从前的态度，留在梵格尔家里，死心塌地做后妻，做继母。这段例话通常认作自由恋爱的好结果，我却要引来作心机一转的例。梵格尔在这以前并非不爱爱丽妲，可是为妻为母的事，在爱丽妲的心里，总是非常黯淡。后来一转念间，就“一切都变了样了！”所谓“烦恼即菩提”，并不定是宗教上的玄谈啊！
妇女解放的声浪在国内响了好几年了，但大半都是由男子主唱，且大半只是对于外部的制度上加以攻击。我以为真正妇女问题的解决，要靠妇女自己设法，好像劳动问题应由劳动者自己解决一样。而且单攻击外部的制度，不从妇女自己的态度上谋改变，总是不十分有效的。老实说，女性的敌就在女性自身！如果女性真已自己觉得自己的地位并不劣于男性，且重要于男性，为妻，产儿，养育，是神圣光荣的事务，不是奴隶的役使，自然会向国家社会要求承认自己的地位价值，一切问题应早已不成问题了。唯其女性无自觉，把自己神圣的奉仕认作屈辱的奴隶的勾当，才致陷入现在的堕落的地位。
有人说，女性现在的堕落是男性多年来所驯致的。这话当然也不能反对。但我认为无论男性如何强暴，女性真自觉了，也就无法抗衡。但看娜拉啊！真有娜拉的自觉和决心，无论谁做了哈尔茂亦无可奈何。娜拉的在以前未能脱除傀儡衣装，并不是由于哈尔茂的压迫，乃是娜拉自身还缺少自觉和决心的缘故。“小松鼠”“小鸟儿”等玩弄的称呼，在某一意义上可以说是娜拉甘心乐受，自己要求哈尔茂叫伊的啊！
正在为妻为母和将为妻为母的女性啊！你们正“忙”着，或者快要“忙”了。你们在现在及较近的未来，要想不“忙”是不可能的。你们既“忙”了，不要再因“忙”反屈辱了自己，要在这“忙”里发挥自己，实现自己，显出自己的优越，使国家社会及你们对手的男性，在这“忙”里认识你们的价值，承认你们的地位！
刊《新女性》第七号
（1926年7月）
文艺随笔
作家的妻
“你真是幸福的女人啊！”
“为什么？”
“嫁了那样的大作家，很愉快吧。”
“作家这东西，与其和他接近，远不如读他的著作来得有趣哩。”
这是阿支巴绥夫《嫉妒》中的一节，向日读了也不觉得什么。近来因了时与作家相会，认识了不少的作家，有时还得会见作家的夫人，每每令我记起这会话来。
小说的开端
小说的开端，是作家所最苦心的处所，凡是名作家，无有不于开端的文字加以惨淡经营的。
在日本的作家中，我近来所耽读的是岛崎藤村氏的作品。岛崎氏在文章上的造诣，实堪惊叹，他的开端的文字，尤为我所佩服，随举数例如：
莲华寺是兼营着寄宿舍的。
《破戒》的开端
桥本的家的厨房里，正在忙着做午饭。
《家》的开端
拿到钟表店里去修的八角形的挂钟，又在室内柱间，依旧发出走声来了。
《出发》的开端
什么说明都不加，开端就把阅者引入事情的深处，较之于凡手的最先叙景，或介绍主人公的来历等的作法，实在高明得多。
藤村是个自然主义作家，这种笔法，原也就是一般自然主义文学的格调，并不足异。但在藤村却似别有所自。藤村在其感想集《待着春》中，有一节就是说着这小说开端的文字的。
片上伸君的近著里有一卷《托尔斯泰传》。其中有托尔斯泰家人共读普西金的小说的一节。
“恰好托尔斯泰进来了，偶然拿起书来一看，翻开着的恰是普西金的某散文的断片，开端写着：‘客人群集到村庄来了。’托尔斯泰见了说：‘开端要这样才好，普西金才是我们的教师，开始就把读者诱入事件的中心趣味。如果是别个作者，也许会先细写一个一个的客人，可是普西金却单刀直入地进入事件的中心了。’这时在旁有一个人说：‘那么请你也像这样写了试试如何？’托尔斯泰立刻走进自己的书斋里，把《安那卡莱尼那》的开端写好了。这书初稿的开端是：‘阿勃隆斯希氏的家里，什么都骚乱了。’到了后来，才像现在的样子，上面又加了‘凡幸福的家庭彼此相似，不幸的家庭，皆各别地不幸，’一行的前置。”
读了这，托尔斯泰所求的东西大概可窥见了吧。又可知道这并不是偶然的事了吧。爱托尔斯泰的不应只爱读他的著作，还应求他所求的东西。
“普西金才是我们的教师。”觉得这是托尔斯泰风的良言。
看了这段记载，可恍然于藤村文章上的见解。他的作风的所以如此，实非无故。对于托尔斯泰，虽如此共鸣，总不肯在文章上加主观的解释，这就是藤村的所以为realist的地方吧。
读圣书
近来常有许多嗜文学的青年问我读什么书好？我不是胡适之，也不是梁启超，有系统的书目是开不出来的，照例地回答，只是问他：
“你读过基督的圣书没有？”
我不是基督教徒，却常劝青年读圣书，特别地对于想从事于文学的青年。这并不是故意与“打倒基督教”的口号反抗，也并不是在报上看了某大人物结婚用了基督教式，想学时髦，实在有别的理由。
第一，西洋文艺思潮里，基督教思想占有重要的位置，文艺作家所用的题材，都直接从圣书取得，思想也都与圣书有关，或是圣书某章的敷衍，或是反对圣书某章的。不略读过圣书的人，不能读弥尔东的《失乐园》，不能读王尔德的《沙乐美》，不能读托尔斯泰及道斯道伊夫斯奇的作品。
第二，西洋文学家文体有许多是摹仿圣书的，王尔德的《沙乐美》摹仿《雅歌》，尼采的《查拉托斯托拉》摹仿《箴言》。现在漂亮的青年喜读王尔德的《沙乐美》，喜读尼采的《查拉托斯托拉》，而不喜读其文字所从出的圣书，真是一件可惜的事。
食物的原料是吃不来的，要经过烹调才可口。圣书是原料，原不易读，但我们要沙里淘金地从原料里烹调出可口的东西来。
刊《一般》第四卷第一期
（1928年1月）
知识阶级的运命
一
近来阶级意识猛然抬头，有种种的阶级的名称，其中一种叫做知识阶级。
知识阶级是什么？如果依照了唯物的社会主义论者的口吻来说，世间只有“勃尔乔”与“普洛列太里亚”两种阶级，别没有什么可谓知识阶级的了。我国古来分人为四种，叫做“士农工商”，知识阶级，似乎就是古来的所谓士。但古来的士，人数不多，向未成为一阶级。并且古代封建制度倒坏已久，现在要想依照士的地位来生活断不可能。任凭你讨老婆用“士婚礼”，父母死了用“士丧礼”，父亲根本不是大夫，你也没有世禄，将如何呢？
知识阶级的正体实近于幽灵，难以捉摸。说他是无产者呢，其中却有每小时十元、出入汽车的大学教授，展览会中一幅油画要售数千金（虽然大家买不起，从无销路）的画家，出洋回国挂博士招牌的学者。说他是资本家呢，其中又有月薪十元不足的小学教师，被人奴畜的公署书记，每几字售一个铜板的文丐。知识阶级之中实有表层中层与底层之别：同一教育者，大学教授（野鸡大学当然不在其内）是上层，小学教师是下层；同一文人，月收版税数千元或数百元的是上层，每千字售二三元的是下层。上层的近于资本家或正是资本家，下层的近于无产阶级或正是无产阶级。
就广义言，不管上层与下层都可谓之知识阶级；就狭义言，所谓知识阶级者实仅指下层的近于无产阶级或正是无产阶级的人们。因为在上层的人数不多，并不足形成一阶级的。
为划清范围计，姑且下一个知识阶级的定义如下：
所谓知识阶级者，是曾受相当教育，较一般俗人有学识趣味与一艺之长的人们。学校教员、牧师、画家、医师、新闻记者、公署职员、文士、工场技师，都是这类的人物；现在中学以上的学生，就是其候补者。
二
“儒冠误人”，知识阶级的失意原是古已有之的事。可是古来知识阶级究竟有过优越的地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太远的事且不谈，二十年以前，秀才到法庭就无须下跪，可以不打屁股的。光绪中叶，“洋务”大兴，科举初废，替以学堂，略谙ABCD，粗知加减乘除，就可睥睨一世自诩不凡，群众视留学生如神人，速成科出身的留学生升官发财，爬上资本家的地位者尽多。当时知识阶级（其实有许多是无知阶级）的被优遇，真是千载一时的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于是学校渐以林立，做父兄的不惜负了债卖了产令子弟求学，预备收一本万利之效；做子弟的亦鄙农工商而不为，鲫鱼也似地奔向中学或大学去。官立学校容不下了，遂有许多教育商人出来开设许多商店式的中学或大学。三年以前，只上海一区就有大学三十八所，每逢星期，路上触目可见到着皮鞋洋服挂自来水笔的学生，懿欤盛矣！
但世间好事是无常的，知识阶级的所以受欢迎，实由于数目的稀少。金刚石原是贵重的东西，如果随处随时产出，就要不值世人一顾了。全国教育诚不能算已发达，中等以上的毕业生年年产数当不在少数，单就上海一隅说，专门或大学毕业生可得几千，全国合计，应有几万吧。这每年几万的知识阶级，他们到哪里去呢？有钱有势的不消说会出洋，出洋最初是到日本，十五年前流行的是到美国，现在则一致赴法兰西了。出洋诸君一切问题尚在成了博士以后，暂且搁在一边，当面所要考察的是无力镀金留在本国的诸君的问题。
不论是习农的习商的习工的或是习什么的，在中国现今，知识阶级的出路只有两条康庄大道，一是从政，一是教书。不信，但看事实！中国已有不少的农科毕业生了，试问全国有若干区的农场？已有不少的工科毕业生了，试问够得上近代工业的工厂有几处？至于商业，原是中国人素所自豪的行业，但试问公司银行店员是经理股东的亲戚本家多呢，还是商科毕业生多？于是乎知识阶级的诸君只好从政与教书了。从政比较要有手腕，教书比较要有实力，那么无手腕无实力的诸君怎样呢？
友人子恺的《漫画集》中曾有一幅叫做《毕业后》的，画有一西装少年叉手枯坐，壁间悬着大学毕业证书。这虽是近于刻毒的讽刺，但实际上这样画中人恐怕到处皆是吧。
民十三年上海邮局招考邮务员四十人，应试者逾四千人。我有一个朋友曾毕业于日本东京高师英语部的，亦居然去与试，取录是取录了，还须候补，这位朋友未及补缺，已于去年死了。去年之秋，上海某国立大学招考书记七人，而应试者至百六七十人之多。我曾从做该校教授的朋友某君处看到他们的试卷与相片履历，文章的过得去不消说，字体的工整，相貌的漂亮，都不愧为知识阶级，其履历有曾从法政专门毕业做过书记官的，有曾在某大学毕业的，有曾在师范学校毕业做过若干年的小学教师的。我那时不禁要叹惋说：“斯文扫地尽矣！”
三
找不着饭碗的知识阶级，其沉沦当然可悯，那么现有着位置的知识阶级，其状况可以乐观了吗？决不！决不！
先试就现在知识阶级的出路从政与教书来说吧。除了法政学校，学校概无做官的科目，知识阶级的从政原是牛头不对马嘴，饥不择食的事。大官当然是无望的，有奥援而最漂亮的够得上秘书或科长，其余的幸而八行书有效，也只好屈就为科员或雇员之类。姑不论“等因”“准此”工作的无趣味，政潮一动，饭碗亦随之动摇。年前各军政机关的政治部被解散时，几百几千的挂斜皮带的无枪阶级的青年立时风流云散，弄得不凑巧，有的还要枉受嫌疑，不能保其首领呢！教书比较地工作苦些，地位似也安稳些，但实际，教育随政潮而变动，结果这里一年，那里半年，也会使你像孔子似地“席不暇暖”，还有欠薪咧、风潮咧等类的麻烦。其他，如新闻记者，如书肆编辑，表面上虽都是难得的差强人意的职业，实际却极无聊。百元左右的薪水已算了不得，在都会生活中要养活一家很是拮据，结果书肆和报馆也许大赚了钱，而记者编辑先生们却只会一日一日地贫穷下去。
现在中国知识阶级的状况真是惨淡，实业的不发达，政治的不安定，结果各业凋敝，而首当其冲的就是那附随各业靠月薪过活的知识阶级。无职的谋职难，未结婚的求偶难，有子女的子女教育经费难，替子女谋职业难，难啊难啊，难矣哉，知识阶级的人们！
四
凡是一阶级，必有一阶级的阶级意识。知识阶级的阶级意识是什么？这是值得考察的。
有一次，我去赴朋友的招宴。那朋友是研究艺术的，同座的有一位他的亲戚，新由投机事业发财的商人。席间，那朋友与商人有一段对话。
“你发了财了，预备怎么样？”
“我恨得无钱苦，预备从此也享些福。”
“有了钱就可以享福了吗？”
“那自然，可以住好的，着好的，吃好的，要字画，要古董，都可立刻办到。你前次不是叹吴昌硕的画好，可惜买不起吗？”
“我劝你别妄想享福，还是专门去弄钱吧。”
“为什么我不能享福？”
“享福不是容易的事。譬如住，你大概所希望的只是七间三进的大厦吧，那种大厦并不一定好看。”
“那我会请工程师打样，还要布置一个好好的花园哩！”
“工程师所打的样子，究竟好不好，你要判别也不容易。即使那样子在建筑艺术上本是好的，也得有赏鉴能力的才会赏鉴。你方才说起吴昌硕的画，有钱的原可花几十块钱买一幅挂在屋子里。但在无赏鉴能力的人，无从知道他的妙处好处，只知道值几十块钱而已。那岂不是只要在壁上糊几张钞票就好了吗？”
那朋友这番话说得那新发财的商人俯首无言。我在旁听了暗暗称快，为之浮一大白。同时想到这就是知识阶级共通的阶级意识。
“长揖傲公卿”，“彼以其富，我以我仁，彼以其爵，我以我义”。知识阶级的睥睨富贵，自古已然。这血统直流到现在毫无改变。今日的知识阶级一方面因自己尚未入无产阶级，对于体力劳动者有着优越感，一方面又以自己的知识教养与资本家挑战。“守财奴”，“俗物”，是知识阶级用以攻击资本家的标语，“穷措大”，“寒酸”，是资本家用以还攻的标语。
五
这“金力”与“知力”的抗争，究竟孰胜孰负呢？在从前，原是胜负互见，而大众的同情却都注意于知力的一方。往昔的传说小说戏剧中，以这抗争作了题材而把胜利归诸知力而诅咒金力者很多。名作如《桃花扇》，通俗本如《珍珠塔》，都曾把万斛的同情注于知识阶级。
可是现在怎样？
现在是黄金万能的时代了。黄金原是自古高贵的东西，不过在从前物质文明未发达时，生活上的等差不如现今之甚，有钱的住楼房，无钱的住草舍，有钱的夏天摇有画的纸扇，无钱的摇蒲扇，一样有住，一样得凉，虽相差而不甚远，所以穷人还有穷标可发。现在是有钱的住高大洋房，无钱的困水门汀了，有钱的坐汽车兜风，房子里装冷气管，无钱的汗流浃背地拉黄包车，连摇蒲扇的余暇都没有了。有钱者如彼，无钱者如此，见了钱怎不低头呢！知识阶级虽无钱，但尚未堕入无产的体力劳动者队里去，一方恐失足为体力劳动者，一方又妄思借了什么机会一跃而为准资本家，于是辗转挣扎，不得不终年在苦闷之中。他们要顾体面，要保持威严，体力不如劳动者，职业又不如劳动者的易得，真是进退维谷的可怜的动物。
因此知力对金力的争抗，阵容不得不改变了，所谓“士气”已逐渐消失。我那朋友对那新发财的商人的态度，原是知识阶级以知力屈服金力的千古秘传，可是在现在只是无谓的豪语而已。画家的画无论怎样名贵，有购买力的是富人，文学者的作品如不迎合社会一般心理，虽杰出亦徒然。所以在现在，一切知识阶级都已屈服于金力之下，一字不识的军阀可以使人执笔打四六文的电报，胸无半点丘壑的俗物，可以令人布置幽胜的庭园。文士与庭园意匠师，同时亦不得不殉了“金力”的要求，昧了良心把其主张和艺术观改换面目。
现在的理想人物，不是名流，不是学者，是富人。官僚的被尊敬，并不因其是官僚，实因其是未来的富人。知识阶级的上层的所谓博士之类，其所以受社会崇拜，并不因其学问渊博，实因其本是富人（穷人是断不会成博士的），或将来有成富人的希望。如果叫《桃花扇》《珍珠塔》等的作者在现在再写起作品来，恐亦不会抹杀了事实，作一相情愿的老格套，把美丽的女主人公嫁给名流或穷措大了。不信，但看当世漂亮的小姐们的趋向！
六
知识阶级的地位已堕落至此，他们将何以自救呢？他们“武装起来”了吗？他们的武器是什么？
他们不如资本家的有金力，又不如劳动者的有暴力，他们的武器有二，一是笔，一是口。他们的战略只是宣传。“处士横议”，孟子也曾畏惧他们的战略，秦始皇至于用了全力来对付他们，似乎很是可怕的东西。但当时之所谓士者，性质单纯，不如现今知识阶级分子的复杂。当时的金力也不如今日之有威严。今日的知识阶级，欲其作一致的宣传，是不可能的，一方贴标语呼口号要打倒谁，一方却在反对地贴标语呼口号要拥护谁，正负相消，结果虽不等于零，效用也就无几。并且，知识阶级无论替任何阶级宣传，个人也许得一时的好处，对于其阶级本身往往不但无益而且有损。例如五四以后，知识阶级替劳动者宣传，所谓“劳动运动”者就是。但其实，那不是“劳动运动”，是“运动劳动”。如果有一日劳动者真觉醒了，真正的“劳动运动”实现以后，知识阶级的地位怎样？不消说是愈不堪的。我并不劝人别作劳动运动，利害自利害，事实自事实，无法讳饰的。左倾的宣传得不到好处，那么作右倾的宣传如何？知识阶级已成了金力的奴隶，再作右倾的宣传，金力的暴威将愈咄咄逼来，当然更是不利于其阶级本身的了。
知识阶级有其阶级意识，确是一个阶级，而其战斗力的薄弱实是可惊。他们上层的大概右倾，下层的大概左倾，右倾的不必说，左倾的也无实力。他们决不能与任何阶级反抗，只好献媚于别阶级，把秋波向左送或向右送，以苟延其残喘而已。他们要待其子或孙堕入体力劳动者时才脱离这境界，但到那时，他们的阶级也已早不存在了。
七
如果有人问：知识阶级何以有此厄运？我回答说：这是他们的运命！不但中国如此，全世界都如此。法学士充当警察，是日本所常有的。
友人章克标君新近以其所译莫泊桑的《水上》见赠，其中有一处描写律师或公署的书记的苦况的，摘录数节于下：
啊！自由！自由！唯一的幸福，唯一的希望，唯一的梦幻，在一切可怜的存在中，在一切种类的个人中，在一切阶级的劳工中，在为了每日的生活而恶战苦斗的人们之中，这一类人是最可叹了，是最受不了天惠的了。
……
他们下过学问上的工夫，他们也懂得些法律，他们也许保有学士的头衔。
我曾经怎样地切爱过JulesVallès的奉献之词：
“献呈给一切受了拉丁希腊的教养而饿死的人。”
晓得那些可怜的人们的收入么？每年八百乃至一千五百法郎！
阴暗的辩护士办公室的佣人，广大的公署中的雇员，啊，你们每朝不得不在那可怕的牢狱之门上，读但丁的名句：
“舍去一切的希望，你们，进来的人啊！”
第一次进这门的时候，只有二十岁，留在这里，等到六十岁或在以上，这长期间的生活，毫无一点变动，全生涯始终一样，在一只堆满绿色纸夹的桌子，昏暗的桌子边过去了。他们进来是在前程远大的青年时代，出去的时候，老到近于要死了。我们一生中所造作的一切，追忆的材料，意外的事件，欢喜或悲哀的恋爱，冒险的旅行，一切自由生涯中所遭际的，这一类囚人都不知道的。
这虽是描写书记的，但对于大部分的知识阶级，如学校教师，如新闻记者，如书肆编辑，如官署僚友等，不是也可以照样移赠了吗？
现在或未来的知识阶级诸君啊，珍重！
刊《一般》第十七号
（1928年5月）
“中”与“无”
我在数年前，曾因了一时的感想，作过一篇题曰《误用的折中和并存》的文字（见《东方杂志》十九卷十号），对于国人凡事调和不求彻底的因袭的根性有所指摘，对于误解的“中”的观念有所攻击，但却未曾说及“中”字的正解。近来读书瞑想所及，觉得“中”可与老子的“无”作关联的说明的。不揣浅陋，发为此文。
先把我的结论来说了吧：“中”与“无”是同义而异名的东西，是一物的两面。“中”就是“无”，“无”就是“中”。
“中”字在我国典籍上最初见于《易》的“时中”，《论语》有“允执其中”，说是尧舜禹相传的话，可是《尚书》里却不见有此。《洪范》说“极”而不说“中”，“极”义似“中”。其“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几句，似乎亦就是“中”字的解释。把“中”字说得最丁宁反复者，不用说要推子思的《中庸》了。
尧舜禹的是否历史上实有的人物，《洪范》的真伪，以及《中庸》的是否为子思所作，老子的所谓“无”是否印度思想，这样烦琐的考证学上的议论，这里预备一概不管。姑承认“中”与“无”是中国古代的两种的思想，如果不承认，那么说世界上曾有过这两种思想也可以。因为我所要说的只是这两种思想的异同，并不想涉及其史的关系。并且“中”的观念也不是中国独有的。
事实上，“中”字在佛教的典籍里比儒书用得更多。我们只要略翻佛乘，就随处可见到“中”字。天台宗的所谓“空”“假”“中”三谛，法相宗于教相判释上以中道为最后之佛说，所谓第三时教，就是中道，都用着“中”字。至于龙树的《中论》，那是专论“中”字的书了。
“中”是甚么？世人往往以妥协调和为“中”，这大错特错。“中”决不是打对折的意思，决不是微温的态度，决不是任何数目、程度或方向的中央部分。“中”的观念，非把它作为一元的，非把它提高到绝对的地位，竟是无法解释的东西。
“中”是具否定的性质的，“未”、“不”、“空”等都与“中”相近似。“中”的解释，至少要乞灵于这类的否定辞。换句话说，“中”就是“无”。以下试就典籍来略加论证。
先就《中庸》说，《中庸》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所谓“未”，已是否定的了。朱子把“中”解作“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这和《洪范》的“无偏无党”“无党无偏”“无反无侧”几乎是同样的话，也都用着否定辞。孔子称舜“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赞之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又《中庸》用“诚”字来说明“中”字，而同时说：“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试看，“中”字与否定辞的关系何等密切啊！
不但《中庸》如此，《论语》亦然。“时中”二字见于《易》孔子是“圣之时”者，又是主张中庸的，当然是能体得中道的人了。而他说：“予欲无言。”子贡问：“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和说了几千卷的经的释迦，自谓“一字不说”，几乎是同样的风光了。至于《论语》中所载的尧舜禹相传的心法“允执其中”，表面上虽没有否定语气，但实则和“无”是同义语，是一观念的两面。世间种种的名相，原为分别起见，对它而有的，既“中”了，就除此以外别无所有，也就等于“无”，当然用不着再立别的名称了。
老子是“无”字的创说者。他在《道德经》里反复说“无”，“无”就是他的根本思想，但也偶然有“中”字出现。如云“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守中”就是沉默，就是不说，就是“无”。老子的所谓“无”不是什么都没有，乃是什么都有。他说：“无为而无不为。”“无”就是“自然”之意，随顺自然，不妄用己见，虽为等于不为。前面所说的孔子的“予欲无言”和释迦的所谓“一字不说”，都是和老子的“无”同样意味的话。《中庸》开端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率性”就是自然。自然了，就无为而无不为。老子说：“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中庸》也说：“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可谓一鼻孔出气的说法了。
就以上所举的例证来看，说“中”就是“无”，“无”就是“中”，似乎已不是牵强附会的事了吧。“中”的有否定性，到佛乘上更明白，“中”的否定性也因佛家的说法才更彻底更明显。
龙树《中论》反复论“中”，他在“中”字上加了“八不”二字，叫做“八不中道”。所谓“八不”者，乃“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去”。这是两边否定，所谓“是非双遣”，比之于儒的“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和老的“不言之教”“无为”之但否定一边者，不是更彻底了吗？不但《中论》如此，凡是佛典上的究竟语，无不带彻底的否定口气。佛家口里只有“否”，没有“是”，所谓“离四句，绝百非”。如《维摩诘经观阿佛品》，维摩诘述其观如来的风光云：“不一相，不异相，不自相，不他相，非无相，非取相……不此，不彼，不以此，不以彼……无晦无明，无名无相，无强无弱，非净非秽，不在方不离方，非有为非无为，无示无说，不施不悭，不戒不犯，不忍不恚，不进不怠，不定不乱，不智不愚，不诚不欺，不来不去，不出不入，一切言语道断。”满纸但见“非”“不”“无”等字，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横也不是，竖也不是，所谓真理者毕竟只是个“无所得”的“空”的东西。
“中”是否定的，“中”就是“无”。为什么根本原理的“中”是否定的，而不是肯定的呢？推原其故，实不能不归咎于我们人类的言语的粗笨。言语原是我们所自豪的大发明，人类的所以自诩为万物之灵，最重要的一种资格就是能造言语。可是这人类所自命为了不得的巧妙的言语，在究竟原理上竟是个无灵的东西。
言语原是一种符号，人类为了要达到传授思想感情的目的，不得不用言语来作手段。但像有人自己招供“难以言语形容”的样子，这所用的手段往往不能达预定的目的；不，有时还会因了手段抛荒目的。大概世间所谓争论者，就是从言语的不完全而生的无谓的把戏。言语的功用在分别，分别是相对的。如说大，就有中、小或非大来作它的对辞；说草，就有木、花或非草来作它的对辞。至于绝对的东西，无论如何不是言语所能表示的。把生物与无生物包括了名之为物；试问：再把物与非物包括了，名之为什么？
绝对的东西是“言语道断”的，无法立名，不得已只好权用比较近似的名称来代替。所用的名称是相对的，二元的，而其所寄托的内容是一元的，绝对的，张冠李戴，好比汽水瓶里装了醋，很是名实不符。恐怕人执名误义弄出真方假药的毛病来，于是只好自己说了，自己再来否定。
“中”是个绝对的观念。叫作“中”，原是权用的名称。名称是相对的，于是只好用否定的字来限制解释。“中”在根本上不是“偏”“倚”“过”“不及”等的对辞，世人误解作折衷调和固然错了，朱子解作“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也未彻底。“中”不是“偏”，亦不是“不偏”，不是“倚”，亦不是“不倚”，不是“过”，亦不是“不过”，不是“不及”，亦不是“非不及”。龙树《中论》云：“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为假名，亦是中道义。”“中”、“空”、“假”是圆融一致的。这是他们有名的“三谛圆融”的教理。
同样，“无”亦不是“有”的对辞，彻底地说，“无”是应该并“无”而“无”之的。庄子就已有“无无”的话了。儒家释“中”，老子说“无”，都只否定一面，确不及佛家的双方否定“是非双遣”来得彻底。
在究竟的绝对的上说，好像沉默胜过雄辩的样子，否定的力大于肯定。“中”与“无”是同义而异名的东西，可是在字面上看来，“无”字比“中”字要胜得多。因为“无”字本身已是否定的，不像“中”字的再须别用“不”“非”“无”等否定辞来作限制的解释了。老在学说上比儒痛快，也许就在直接用了这否定性质的“无”字。神秀的“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所以不及慧能的“菩提本非树，明镜亦无台。原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者，不是因为神秀是肯定，而惠能却以否定出之的缘故吗？
否定！否定！否定之义大矣哉！我说到这里不觉记起易卜生的话来了，曰“一切或无”；又不觉记起尼采的话来了，曰“善恶的彼岸”。宁可被人诮我牵强附会，我想，这样说：“一切”就是“无”。“一切或无”，是否定一边的见解；“善恶的彼岸”，是“是非双遣”。前者近于儒老的表出法，后者近于佛家的表出法。
刊《民铎》第八卷第五号
（1929年4月1日）
谈吃
说起新年的行事，第一件在我脑中浮起的是吃。回忆幼时一到冬季就日日盼望过年，等到过年将届就乐不可支，因为过年的时候，有种种乐趣，第一是吃的东西多。
中国人是全世界善吃的民族。普通人家，客人一到，男主人即上街办吃场，女主人即入厨罗酒浆，客人则坐在客堂里口嗑瓜子，耳听碗盏刀俎的声响，等候吃饭。吃完了饭，大事已毕，客人拔起步来说“叨扰”，主人说“没有什么好的待你”，有的还要苦留：“吃了点心去”，“吃了夜饭去”。
遇到婚丧，庆吊只是虚文，果腹倒是实在。排场大的大吃七日五日，小的大吃三日一日。早饭，午饭，点心，夜饭，夜点心，吃了一顿又一顿，吃得来不亦乐乎，真是酒可为池，肉可成林。
过年了，轮流吃年饭，送食物。新年了，彼此拜来拜去，讲吃局。端午要吃，中秋要吃，生日要吃，朋友相会要吃，相别要吃。只要取得出名词，就非吃不可，而且一吃就了事，此外不必有别的什么。
小孩子于三顿饭以外，每日好几次地向母亲讨铜板，买食吃。普通学生最大的消费不是学费，不是书籍费，乃是吃的用途。成人对于父母的孝敬，重要的就是奉甘旨。中馈自古占着女子教育上的主要部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沽酒，市脯”，“割不正”，圣人不吃。梨子蒸得味道不好，贤人就可以出妻。家里的老婆如果弄得出好菜，就可以骄人。古来许多名士至于费尽苦心，别出心裁，考案出好几部特别的食谱来。
不但活着要吃，死了仍要吃。他民族的鬼只要香花就满足了，而中国的鬼仍依旧非吃不可。死后的饭碗，也和活时的同样重要，或者还更重要。普通人为了死后的所谓“血食”，不辞广蓄姬妾，预置良田。道学家为了死后的冷猪肉，不辞假仁假义，拘束一世。朱竹垞宁不吃冷猪肉，不肯从其诗集中删去《风怀二百韵》的艳诗，至今犹传为难得的美谈，足见冷猪肉牺牲不掉的人之多了。
不但人要吃，鬼要吃，神也要吃，甚至连没嘴巴的山川也要吃。有的但吃猪头，有的要吃全猪，有的是专吃羊的，有的是专吃牛的，各有各的胃口，各有各的嗜好，古典中大都详有规定，一查就可知道。较之于他民族的对神只作礼拜，似乎他民族的神极端唯心，中国的神倒是极端唯物的。
梅村的诗道“十家三酒店”，街市里最多的是食物铺。俗语说“开门七件事”，家庭中最麻烦的不是教育或是什么，乃是料理食物。学校里最难处置的不是程度如何提高，教授如何改进，乃是饭厅风潮。
俗语说得好，只有“两脚的爷娘不吃，四脚的眠床不吃”。中国人吃的范围之广，真可使他国人为之吃惊。中国人于世界普通的食物之外，还吃着他国人所不吃的珍馐；吃西瓜的实，吃鲨鱼的鳍，吃燕子的窠，吃狗，吃乌龟，吃狸猫，吃癞虾蟆，吃癞头鼋，吃小老鼠。有的或竟至吃到小孩的胞衣以及直接从人身上取得的东西。如果能够，怕连天上的月亮也要挖下来尝尝哩。
至于吃的方法，更是五花八门，有烤，有炖，有蒸，有卤，有炸，有烩，有醉，有炙，有熘，有炒，有拌，真正一言难尽。古来尽有许多做菜的名厨司，其名字都和名卿相一样煊赫地留在青史上。不，他们之中有的并升到高位，老老实实就是名卿相。如果中国有一件事可以向世界自豪的，那么这并不是历史之久，土地之大，人口之众，军队之多，战争之频繁，乃是善吃的一事。中国的肴菜已征服了全世界了。有人说中国人有三把刀为世界所不及，第一把就是厨刀。
不见到喜庆人家挂着的福禄寿三星图吗？福禄寿是中国民族生活上的理想。画上的排列是禄居中央，右是福，寿居左。禄也者，拆穿了说就是吃的东西。老子也曾说过：“虚其心实其腹”，“圣人为腹不为目。”吃最要紧，其他可以不问。“嫖赌吃着”之中，普通人皆认吃最实惠。所谓“着威风，吃受用，赌对冲，嫖全空”，什么都假，只有吃在肚里是真的。
吃的重要更可于国人所用的言语上证之。在中国，吃字的意义特别复杂，什么都会带了“吃”字来说。被人欺负曰“吃亏”，打巴掌曰“吃耳光”，希求非分曰“想吃天鹅肉”，诉讼曰“吃官司”，中枪弹曰“吃卫生丸”，此外还有什么“吃生活”“吃排头”等等。相见的寒暄，他民族说“早安”“午安”“晚安”，而中国人则说：“吃了早饭没有？”“吃了中饭没有？”“吃了夜饭没有？”对于职业，普通也用吃字来表示，营什么职业就叫做吃什么饭。“吃赌饭”，“吃堂子饭”，“吃洋行饭”，“吃教书饭”，诸如此类，不必说了。甚至对于应以信仰为本的宗教者，应以保卫国家为职志的军士，也都加吃字于上。在中国，教徒不称信者，叫做“吃天主教的”，“吃耶稣教的”，从军的不称军人，叫做“吃粮的”，最近还增加了什么“吃党饭”“吃三民主义”的许多新名词。
衣食住行为生活四要素，人类原不能不吃。但吃字的意义如此复杂，吃的要求如此露骨，吃的方法如此麻烦，吃的范围如此广泛，好像除了吃以外就无别事也者，求之于全世界，这怕只有中国民族如此的了。
在中国，衣不妨污浊，居室不妨简陋，道路不妨泥泞，而独在吃上分毫不能马虎。衣食住行的四事之中，食的程度远高于其余一切，很不调和。中国民族的文化，可以说是口的文化。
佛家说六道轮回，把众生分为天、人、修罗、畜生、地狱、饿鬼六道。如果我们相信这话，那么中国民族是否都从饿鬼道投胎而来，真是一个疑问。
刊《中学生》第一号
（1930年1月）
人所能忍受的温度
一到盛暑到处听到“热杀了热杀了”的呼号；一到严寒到处听到“冷杀了冷杀了”的呼号。热杀与冷杀的人每年都有。究竟热到了怎样程度会热杀，冷到怎样程度会冷杀呢？
在下等的动物或植物中，颇有能在很高的或很低的温度之中生活的。生物学者爱伦伯尔西氏曾在意大利耐泊利附近的伊西达岛的温泉，发见过蓝藻和硅藻和纤毛虫在摄氏八十一至八十五度的热泉中生活着的事实。据说蓝藻类植物即在摄氏八十七度的温度亦能生活。又德国的可蒿博士曾发见细菌的孢子，有至摄氏百度亦不死的。
生物体中的主要成分，其一即为蛋白质。蛋白质在摄氏六十度至八十度之间已要凝结。那些生物何以至八十度以上尚能生活呢？这是学者间所尚未解决的问题了。
对于寒冷，据记录：有一种鱼能在摄氏零下二十度生活，蛙能在零下二十八度生活，蜗牛中有一种竟能在零下一百二十度生活。有一个名叫兰姆的学者，曾在摄氏零下二百七十三度（物理学上绝对温度）的寒液中发见生活着的纽虫、轮虫，及其他的原生动物。
下等动物是冷血的，它们能因周围的温度而变化其体温，故比较地能忍受高温度与低温度。至于人，身体的构造极其复杂，殊难顺应过高过低的温度，因之其身体的温度常自相调节，使有一定，叫做体温。体温通常为三十七度左右，但因了身体的部分并不平均。散热容易的部分，比较低些，鼻端的温度为二十九度至三十三度，耳壳为二十二度至二十四度。反之，肝脏等为三十八度至三十九度。
体温究由何来？为什么是三十七度呢？原来一个成人欲保持其一日的生命，就需要二千四百“卡洛里”的热量。人在二十四小时中在体内生产这许多热量，结果体温就常为三十七度左右。这温度大都由筋肉中及肝脏肾脏的新陈代谢的化学变化而起。运动时觉得体温增高者，就是因为运动时新陈代谢作用增进的缘故。至于肝脏等的生热，可以从血液来证明。血液流入肝脏，再由肝脏流出，由肝脏出来的血液比之未入肝脏前的温热。
体温因身体的部分而不同，又在一日之中亦有若干的变化。但在大体上，不论东洋人，西洋人，住在赤道附近的南洋人，以及住在零下几十度的寒地的爱斯克马人，体温都在三十六度至三十七度之间。除了特别的情形以外，可以说是一定的。
外界的温度虽然变化，而体温能自己调节至某一定的程度，这是恒温动物的特征。下等动物并没如此的装置。人的头脑间有一种“温度调节中枢”，这又分为温中枢与寒中枢二者，专司温度的高低，使常保持一定的度数。
外界温度过低的时候，一，分布在皮肤中的血管就收缩起来，使其中流注的血液量减少，发散于身体表面的热量也跟了减少。二，体内的营养分——特别是脂肪等旺盛地燃烧，发出多量的热来。又，身体接触寒气，因了战栗的结果，筋肉中发生一种自然运动，也会生热。人在冬季的喜食肉类与瑟瑟地作寒态，就为了此。
反之，外界温度过高的时候，一，皮肤的血管扩张，血液多量流注血管，把热旺盛地从身体表面发散。二，汗的分泌量增多，因其蒸发把热发散。
因有这样的调节，人体的温度得以保持平均。此外还有补助这调节的方法，如冬日着毛裘，加项围，夏日着薄衣，携扇子等都是。这样，人因了自然的与补助的方法调节其体温，使之一定。但这所谓一定究是有限度的，对于非常的高温度或低温度，情形自当别论。
在同一季节里，住在热带的人到温带地方来就觉得凉，住在寒带的人到温带地方来则觉得热。这并不是热带的人与寒带的人体温不同，他们的体温都在三十六度至三十七度之间。体温相同而对外界的温度感觉各异者，实因人对于温度的感觉本来是比较的缘故。我们试把左手浸在冷水里，右手浸在热水里，过了若干时候，再把两手齐浸入于温水之中，则左手觉得热而右手觉得冷了。人对于温度的感觉不同，可用此理由来说明。
又，同一温度，因了热的传导的难易，人的感觉也大有差异。例如，人对于同一的温度的空气与水，感觉就大不相同。空气在十八度时，对于人恰好，自二十五度至二十八度就觉温暖，二十八度以上则颇觉得热了。至于水，十八度时很觉得冷，自十八度至二十九度还觉得冷，三十四度至三十九度，对于人恰好，三十五度半以上才觉得温暖，三十七度半以上才觉得热。
空气一到华氏百度，大家就叫热，要想法避暑，其实华氏百度只相当于摄氏三十七度七，比体温相差不满一度。要是空气变了水，便毫没有什么。这样温度的浴水，我们浸在里面并不觉过热。又，同是空气，因了干燥与潮湿，感觉也大不同，潮湿的空气分外使人感到热。在热的时候，皮肤血管扩张，血液多量流动，汗汁的分泌旺盛，因了蒸发作用，体热得以发散而感到凉爽。可是空气潮湿时，外界水蒸气的含量较多，压迫皮肤血管，汗的分泌因而困难，于是就格外觉得热了。黄梅天气的比伏天难熬，就因为这理由。人对于冷热的感觉何等不正确啊！
人的体温有一定的调节，而对于温度的感觉又有种种差异。但这都是有限度的，外界的温度过高或过低时，调节就会失其效力，差异也无从说了。据可靠的研究，人的体温超过摄氏四十二度就要热死，降到十九度以下就要冷死。人所能忍受的体温，只在四十二度与十九度之间。外界温度过高时，体温来不及发散，只管上升，结果中枢神经麻痹，至于人事不省，昏晕倒毙。温度过低时，那本来会收缩的血管因酷寒而麻痹，反而扩大，血液分外多量向血管集注，结果引起脑贫血，昏迷僵死。
刊《中学生》第二十六号
（1932年7月）
原始的媒妁
媒妁者叫做“月老”，这典故据说出于《续幽异录》所载唐韦因的故事。据那故事：月下老人执掌人间婚姻簿册，对于未来有夫妻缘分的男女，暗中给他们用红丝系在脚上。月下老人就是司男女婚姻的神。
古今笔记中常见有“跳月”的记载，说某些民族每年择期作“跳月”之会，聚未婚男女在月下跳舞，彼此相悦，即为配偶。陆次云有一篇《跳月记》，述苗人跳月的情形非常详尽。
把上面两段话联结了看来，月亮与男女的结合似乎很有关系。男女的结合发生于夜，婚姻的“婚”字原作“昏”，就是夜的意思。说虽如此，黑夜究有种种不便，在照明装置还非常幼稚或竟缺如的原始社会，月亮就成了婚姻的媒介者。中国月下老人的传说也许是唐以后就有的，无非是把月亮加以拟人化罢了。月下老人其实就是月亮的本身。
在我们现代，“跳月”的风习原已没有了，可是痕迹还存在。日本有所谓“盆踊”（bonadori）者，至今尚盛行于各地。“盆”即“于兰盆”之略语，为民间祭名之一，日期在旧历七月十五。日本每至七月十五前后，各地举行盆祭，男女饮酒跳舞为乐，较我国之兰盆会热狂得多，因此常发生攸关风化的事件。中国各乡间迎神赛会，日期亦常在月圆的望日，吾乡（浙东上虞）的会节差不多都在旧历月半，如“正月半”，“三月半”，“六月半”，“八月半”，“九月半”，“十月半”之类。届时家长迎亲接眷，男女都盛装了空巷而往。观于从来有“好男不看灯，好女不游春”之诫，足以证明这是“跳月”的变形了。吾乡最盛的会是“三月半”，无妻的男子向有“看过三月半，心里宽一半”的谣谚。意思是说：会场上有女如云，不怕讨不着老婆。
月亮对于男女的关系似并不偶然，莫泊桑有一篇描写性欲的短篇，就叫《月光》。由此类推去看，古来名句“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是具着有机的技巧的，那都会中作为男女情场的跳舞厅与影剧院中的电灯光，其朦胧宛如月夜，也是合乎性心理的了。
刊《中学生》第三十七号
（1933年9月）
蟋蟀之话
“志士悲秋”，秋在四季中确是寂寥的季节，即非志士，也容易起感怀的。我们的祖先在原始时代曾与寒冷饥饿相战斗，秋就是寒冷饥饿的预告。我们的悲秋，也许是这原始感情的遗传。入秋以后，自然界形貌的变化反应在我们心里，引起这原始的感情来。
天空的颜色，云的形状，太阳及月亮的光，空气的触觉，树叶的色泽，虫的鸣声，凡此等等都是构成秋的情绪的重要成分。其中尤以虫声为最有力的因子，古人说“以虫鸣秋”，鸣虫实是秋季的报知者，秋情的挑拨者。
秋季的鸣虫可分为螽斯与蟋蟀二类，这里想只说蟋蟀。说起蟋蟀，往往令人联想到寂寥与感伤。“蟋蟀在堂”，“今我不乐”，三百首中已有这样的话。姜白石咏蟋蟀《齐天乐》云：“庾郎先自吟愁赋，凄凄更闻私语。……哀音似诉。正思妇无眠，起寻机杼。曲曲屏山，夜凉独自甚情绪。……候馆迎秋，离宫吊月，别有伤心无数。……写入琴丝，一声声更苦。”凡是有关于蟋蟀的诗歌，差不多都是带着些悲感的。这理由是什么？如果有人说，这是由自然的背景与诗歌上的传统口吻养成的观念情绪，也许是的。实则秋季鸣虫的音乐，在本质上尚有可注意的地方。
蟋蟀的鸣声，本质上与鸟或蝉的鸣声大异其趣。鸟或蝉的鸣声是肉声，而蟋蟀的鸣声是器乐。“丝不如竹，竹不如肉”，我国从来有这样的话，意思是说器乐不如肉声。其实就音乐上说，乐器比之我们人的声带，构造要复杂得多，声音的范域也广得多。声带的音色决不及乐器的富于变化，乐器所能表出的情绪远比声带复杂。箫笛的表哀怨，可以胜过人的悲吟；鼓和洋琴的表快悦，可以胜过人的欢呼。鸟的鸣声是和人的叫唱一样，同是由声带发出的，其鸣声虽较人的声音有变化，但既同出于肉质的声带，与人声究有共同之点。蝉虽是虫类，其鸣声由腹部之声带发出，也可以说是肉声。
蟋蟀等秋虫的鸣声比之鸟或蝉的鸣声，是技巧的，而且是器械的。它们的鸣声由翅的鼓动发生。把翅用显微镜检查时，可以看见特别的发音装置，前翅的里面有着很粗糙的状部，另一前翅之端又具有名叫“硬质部”的部分，两者磨擦就发声音。前翅间还有一处薄膜的部分，叫做“发音镜”，这是造成特殊的音色的机关。秋虫因了这些部分的本质和构造，与发音镜的形状，各奏出其独特的音乐。其音乐较诸鸟类与别的虫类，有着如许的本质的差异。
螽斯与蟋蟀的发音样式大同小异：螽斯左前翅在上，右前翅在下；蟋蟀反之，右前翅在上，左前翅在下。又，螽斯的状部在左翅，硬质部在右翅；而蟋蟀则两翅有着同样的构造。此外尚有不同的一点：螽斯之翅耸立作棱状，其发音装置的部分较狭；蟋蟀二翅平叠，因之其发音部分亦较为发达。在音色上，螽斯所发的音乐富于野趣，蟋蟀的音乐却是技巧的。
无论鸟类、螽斯或蟋蟀，能鸣只有雄，雌是不能鸣的。这全是性的现象，雄以鸣音诱雌。它们的鸣，和南欧人在恋人窗外所奏的夜曲同是哀切的恋歌。蟋蟀是有耳朵的，说也奇怪，蟋蟀的耳朵不在头部，倒在脚上。它们共有三对脚，在最前面的脚的胫节部具着附有薄膜的细而长的小孔，这就是它们的耳朵。它们用了这“脚耳”来听对手的情话。
蟋蟀的恋歌似乎很能发生效果。我们依了蟋蟀的鸣声，把石块或落叶拨去了看，常发见在那里的是雌雄一对。石块或落叶丛中是它们的生活的舞台，它们在这里恋爱，产卵，以至于死。
蟋蟀的生活状态在自然界中观察颇难，饲养于小瓦器中，可观察到种种的事实。蟋蟀的恋爱生活和他动物及人类原无大异，可是有一极有兴趣的现象：它们是极端的女尊男卑的，雌对于雄的威势，比任何动物都厉害。试把雌雄二蟋蟀放入小瓦器中，彼此先用了触角探知对方的存在以后，雄的即开始鸣叫。这时的鸣声与在田野时的放声高吟不同，是如泣如诉的低音，与其说是在伺候雌的意旨，不如说是一种哀恳的表示。雄的追逐雌的，把尾部向雌的接近，雌的犹淡然不顾。于是雄的又反复其哀诉，雌的如不称意，犹是淡然。雄的哀诉，直至雌的自愿接受为止。交尾时，雌的悠然爬伏于雄的背上，雄的自下面把交尾器中所挟着的精球注入雌的产卵管中，交尾的行为瞬时完毕。饲养在容器中的蟋蟀，交尾可自数次至十余次，在自然界中想必也是这样。这和蜜蜂或蚕等只交尾一次而雄的就死灭的情形不同了。说虽如此，雄蟋蟀在交尾终了后，不久也就要遇到悲哀的运命。就容器中饲养的蟋蟀看，结果是雌的捧了大肚皮残留着，雄的所存在者只翅或脚的碎片而已。这现象已超过女尊男卑，入了极端的变态性欲的范围了。雄的可说是被虐待狂的典型，雌的可说是虐待狂的典型了吧。
原来在大自然看来，种的维持者是雌，雄的只是配角而已。有些动物的雄，虽逞着权力，但不过表面如此，论其究竟，负重大牺牲的仍是雄。极端的例可求之于蜘蛛或螳螂。从大自然的经济说，微温的人情——虫情原是不值一顾的，雄蟋蟀的悲哀的夙命和在情场中疲于奔命而死的男子相似。
蟋蟀产卵，或在土中，或在树干与草叶上。先入泥土少许于玻璃容器，把将产卵的雌蟋蟀储养其中，就能明了观察到种种状况。雌蟋蟀在产卵时，先用产卵管在土中试插，及找得了适当的场所，就深深地插入，同时腹部大起振动。产卵管是由四片细长的薄片合成的，卵泻出极速，状如连珠，卵尽才把产卵管拔出。一个雌蟋蟀可产卵至三百以上。雌蟋蟀于产卵后亦即因饥寒而死灭，所留下的卵，至次年初夏孵化。
蟋蟀在昆虫学上属于“不完全变态”的一类，由卵孵化出来的若虫差不多和其父母同形，只不过翅与产卵管等附属物未完全而已。这情形和那蝶或蝇等须经过幼虫、蛆蛹、成虫的三度变态的完全两样。（像蝶或蝇等叫做“完全变态”的昆虫。）自若虫变为成虫，其间须经过数次的脱皮，不脱皮不能生长。脱皮的次数也许因种类而有不同，学者之间有说七次的，有说八次或九次的。每次脱皮以前虽没有如蚕的休眠现象，可是一时却不吃东西，直至食道空空，身体微呈透明状态为止。脱皮时先从胸背起纵裂，连触角都脱去，剩下的是雪白的软虫，过了若干时，然后回复其本来特有的颜色。这样的脱皮经过相当次数，身体的各部逐渐完成。变为成虫以后，经过四五日即能鸣叫，其时期因温度地域种类个体而不同，大概在立秋前后。它们由此再像其先代的样子，歌唱，恋爱，产卵，度其一生。
蟋蟀能草食，也能肉食。普通饲养时饲以饭粒或菜片，但往往有自相残食的。把许多蟋蟀置入一容器中，不久就会因自相残食而大减其数。
雄蟋蟀富于斗争性，好事者常用以比赛或赌博。他们对于蟋蟀鉴别甚精，购求不惜重价，因了品种予以种种的名号。坊间至于有《蟋蟀谱》等类的书。我是此道的门外汉，无法写作这些斗士的列传。
刊《中学生》第三十八号
（1933年10月）
灶君与财神
“呀！你不是灶君吗？”
“对了。好面善！你是哪一位尊神？”
“我是财神哪！你怎么不认识我了？”
“呀！难得在半天云里相会。你一向是手执元宝的，现在怎么背起枪来了？那手里拿着的一大卷又是什么？”
“因为武财神近日忙于军事，所以由我暂时兼代。你知道我们工作上虽分文武，职务都是掌司钱财，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于是我就成了‘有枪阶级’了。手执元宝那是一直从前的事，近来我老是手执钞票和公债证券。你从下界来，难道还不知道废两改元实行已久，市上早无元宝，银行钞票的准备金大多数就是公债证券吗？”
“哦！原来如此。因为我终日终年在人家厨房里过活，不大明白财界的情形。如果你不说明，我几乎不认识你了。”
“你的样子也与前大不相同了哩！怎么这样瘦了？你日日在厨房里受人供养，难道还会营养不良吗？”
“我一向就不像你的大腹便便，近来真倒霉，自己也知道更瘦得可怜了。连年天灾人祸，农村破产已到极度。人民有了早饭没有夜饭，结果都向都市跑，去过那亭子间及搁楼的日子。这真叫‘倒灶’！灶是简直没有了，眠床便桶旁摆一个洋油炉或者煤球炉，就算是烹调的场所。有的连洋油炉煤球炉都不备，日日咬大饼油条过活。你想，这情形多难堪！回想从前乡村隆盛时的景象，真令人不胜今昔之感。我的瘦是应该的。可是也幸而瘦，如果胖得像你一样，怎么能局促地蹲在洋油炉煤球炉旁去行使职务啊！”
“你的境遇说来很足同情。也曾把下界的苦况向天堂去告诉过了吗？”
“怎么不告诉！每年的今日，我都有一次定期的总报告。你看，我现在正背着一大包册子，这里面全是下界的实况。可是，天堂的情形近来也似乎有些异样了，什么都作不来主。我虽然每年忠实地把民间疾苦人心善恶报告上去，天堂总是马马虎虎，推三阻四地打官话。有时说：‘这是洋鬼子在作怪，须行文去和耶稣交涉。’有时说：‘交财神核办。’耶稣那里的回音如何，不知道。交你核办的案子结果怎么样？今天恰好碰着你，就乘便请问。”
“也曾有案子移下来过。因为我实在无法办，至今还是搁着不动。记得有一次交下一个‘善人是富’的指令，还附着一大批善人的名单，——据说是以你的报告为根据的，——要我负责使他们富起来。这实在令我束手，这种老口号和现在的实际情形根本已不相符合，天堂自身都穷，有什么钱可送给这许多善人？这许多善人们自己又不会谋官做，不会干公债投机买航空奖券，叫我有什么方法帮助他们呢？”
“去年今日，我还上过一个提高谷价的提案。天堂没有发给你吗？”
“记得似乎有过这么一回事，详细记不清楚了。这也不关我事。我从前管领的是元宝，现在管领的是钞票和公债证券。目前是金融资本跋扈的时代，田地不值钱，货物不值钱，下界最享福的就是那些金融资本家。金融资本是流动的，今天在甲的手里，明天就可流入乙的手里。这笔流水账已把我忙煞了，像谷物价目一类的事怎么还能兼顾呢？况且这事难得讨好，谷价贱了固然大家叫苦，从前米卖二十块钱一石的那几年，不是大家也曾叫过苦吗？”
“近来农村里差不多份份人家都快倒灶了。你没有救济的方法吗？提高谷价的路既然走不通，那么借外债来恢复农村，如何？”
“我何尝不这么想！也曾和地狱里商量过，可是不行。”
“为什么要和地狱商量呢？地狱里拿得出钱吗？”
“耶稣曾说过，‘富人入天国，比骆驼穿针孔还难。’富人照例是不能进天堂的，都住在地狱里，所以地狱成了天下最富的地方。我曾和地狱当局者作过好几次谈判，终于因为他们的条件太苛刻了，事情没有成功。当此盛唱‘打倒不平等条约’的当儿，谁愿接受那种屈辱的条件啊！”
“复兴农村的口号近来不是唱得很响吗？你有机会也得常到农村里去看看实际的状况，看有什么具体的救济策没有？”
“近来，我在都市里执行职务的时候多，不大到农村里去。农村衰疲的消息虽曾听到，终于没有工夫去考察。其实，倒灶的何尝只是农村，都市里也大大不景气哩！你知道，我是管领钱财的，农村愈破坏，钱财愈集中到都市来，我在都市的事也就更多。公债涨停板或跌停板了，我要到。航空奖券开奖了，我要到。哪里还顾得到农村里去？你是每年板定今天上来的，我下去的日子，每年向来是正月初五，可是近来时常要作不定期的奔波。这次的下去，就因为有许多临时的事务的缘故。”
“正月初五仍须再下去吧？”
“也许事务多，一直要在下界住到那时候。如果事务完毕了就上来，初五下去不下去，只好再看。现在什么都是双包案似地弄不清楚，连正月初五也有两个了，多麻烦。下界人们真该死，他们还在一相情愿，把肉咧，鱼咧，蚶子咧，橄榄咧，唤作元宝，要想用了这些假元宝来骗我手里的真元宝呢。——其实我的手里早已没有元宝了，哈哈。”
“他们的待你，比待我不知要好几倍。我愈弄愈倒灶，你是现代的红角儿。这世界是你的。多威风啊！”
“哪里的话，我目前已苦于无法应付，并且前途大可悲观哩。下界嫌我处置得不均，正盛唱着什么‘社会主义’。听说这种主义，世间已有一处地方在实行了。如果这种主义一旦在我们的下界实现起来，我的地位就将根本摇动，你是管领民食的，前途倒比我安全得多。无论在什么世界，饭总是非吃不可的罗！”
“未来的事，何必过虑！咿哟！我到天堂还有一半路程，误了不好。再会吧。”
“我也有事呢！今日下午公债跌得停板了，明日又是航空奖券开奖之期啊。再会。”
刊《文学》第二卷第一号
（1934年1月）
春的欢悦与感伤
四季之中，向推“春秋多佳日”，而春尤为人所礼赞。自古就有许多颂扬春的话，春未到先要迎盼，春一去不免依恋。春继冬而至，使人从严寒转入温暖，且为万物萌动的季节。在原始时代，人类的活动与食物都从春开始获得，男女配偶也都在春完成。就自然状态说，春确是值得欢迎的。
可是自然与人事并不一定调和，自古文辞中于“惜春”“迎春”等类题材以外，还有“伤春”“春怨”等类的题目。“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这是唐人王昌龄的诗；“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风雨。”这是宋人叶清臣的词：都是写春的感伤的。其感伤的原因，全在人事之不如意。社会愈复杂，人事上的不如意越多，结果对于季节的欢悦的事情减少，感伤的事情加多。这情形正像贫家小孩盼新年快到，而做父母的因债务关系想到过年就害怕。
我每年也曾无意识地以传统的情怀，从冬天盼望春光早些来到。可是真从春天得到春的欢悦的，有生以来，除未经世故的儿时外，可以说并没有几次。譬如说吧，此刻正是三月十三日的夜半，真是所谓春宵了，我却不曾感到春宵的欢喜。一家之中轮番地患着春季特有的流行性感冒，我在灯下执笔写字，差不多每隔一二分钟要听到妻女们的呻吟和干咳一次。邻家收音机和麻雀牌的喧扰声阵阵地刺入我的耳朵，尤使我头痛。至于日来受到的事务上经济上的烦闷，且不去说它。
都市中没有“燕子”，也没有“垂杨”。局促在都市中的人，是难得见到春日的景物的。前几天吃到油菜心和马兰头的时候，我不禁起了怀乡之念，想起故乡的春日的光景来。我所想的只是故乡的自然界，园中菜花已发黄金色了吧，燕子已回来了吧，窗前的老梅已结子如豆了吧，杜鹃已红遍了屋后的山上了吧……只想着这些，怕去想到人事。因为乡村的凋敝我是知道的，故乡人们的困苦情形我知道得更详细。
宋人张演《社日村居》诗云：“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对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这首诗中所写的只是乡村春景的一角，原没有什么大了不得，可是和现在的乡间情形比较起来，已好像是羲皇以前的事了。
春到人间，据日历上所记已好久了，但是春在哪里呢？有人说“在杨柳梢头”，又有人说“在油菜花间”，也许是的吧，至于我们一般人的身上，是不大有人能找得到的。
刊《中学生》第四十四号
（1934年4月）
一个追忆
这是四五年前的事。
钱塘江心忽然长起了一条长长的土埂，有三四里路阔，把江面划分为二。杭州与西兴之间，往来的人要摆两次渡，先渡到土埂，更走三四里路，或坐三四里路的黄包车，到土埂尽头，再上渡船到彼岸去。这情形继续了大半年，据说是百年来从未有过的奇观。
不会忘记：那是废历九月十八的一天，我从白马湖到上海来，因为杭州方面有点事情，就不走宁波，打杭州转。在曹娥到西兴的长途中，有许多人谈起钱塘江中的土埂，什么“世界两样了，西湖搬进了城里，钱塘江有了两条了”咧，“据说长毛以前，江里也起过块，不过没有这样长久，怪不得现在世界又不太平”咧。我已有许久不渡钱塘江了，只是有趣味地听着。
到西兴江边已下午四时光景，果然望见江心有土埂突出在那里，还有许多行人和黄包车在跑动。下渡船后，忽然记得今天是九月十八，依照从前八月十八看潮的经验，下午四五时之间是有潮的。“如果不凑巧，在土埂上行走着的当儿碰见潮来，将怎样呢？”不觉暗自担心起来。旅客之中也有几个人提起潮的，大家相约：“看情形再说，如果潮要来了，就不上土埂，停在渡船里，待潮过了再走。”
渡船到土埂时，几十个黄包车夫来兜生意，说“潮快来了，快坐车子去！”大部分的旅客都跳上了岸，方才相约慢走的几位也一个个地管自乘车去了。渡船中除我以外，只剩了二三个人。四五部黄包车向我们总攻击，他们打着萧山话，有的说“拉到渡船头尚来得及”，有的说“这几天即使有潮也是小小的。我们日日在这里，难道不晓得？”我和留着的几位结果也都身不由主地上了黄包车。
坐在黄包车上担心着遇见潮，恨不得快到前方的渡头。哪里知道拉到一半路程的时候，前方的渡船已把跳板抽起要开行了。江心的设渡是临时的，只有渡船没有趸船。前方已没有船可乘，四边有人喊“潮要到了！”没有坐人的黄包车都在远远地向浅滩逃奔，土埂上只剩了我们三四部有人的车子，结果只有向后转，回到方才来的原渡船去。幸而那只渡船载着从杭州到西兴去的旅客，还未开行。
四周寂无人声，隆隆的潮声已听到了。车夫一面飞奔，一面喊“救命！”我们也喊“救命！”“放下跳板来！”
逃上跳板的时候，潮头已望得见。船上的旅客们把跳板再放下一块，拼得阔阔地，协力将黄包车也拉了上来。潮头就到船下了，潮意外地大，船一高一低地颠簸得很凶，可是我在这瞬间却忘了波涛的险恶，深深地感到生命的欢喜和人间的同情。
潮过以后，船开到西兴去。我们这几个人好像学校落第生似地再从西兴重新渡到杭州。天已快晚，隐约中望得见隔江的灯火。潮水把土埂涨没，钱塘江已化零为整，船可直驶杭州渡头，不必再在江心坐黄包车了。船行到江心土埂的时候，我们患难之交中有一位走到船头，把篙子插到水里去看有多少深，谁知一篙子还不到底。
“险啊！如果浸在潮里，我们现在不知怎样了！”他放好篙子说，把舌头伸出得长长地。
“想不得了，还是不去想他好。”一个患难之交说。
我觉得他们的话都有道理。
刊《中学生》第四十七号
（1934年9月）
一种默契
走到街上去，差不多每一条马路上可以见到“关店在即拍卖底货”的商店。这些商店之中，有的果然不久就关门了，有的老是不关门，隔几个月去看，玻璃窗上还是贴着“关店在即拍卖底货”的红纸，无线电收音机在嘈杂地响。
商店号召顾客的策略，向来是用“开幕”“几周年纪念”“春季”“秋季”或“冬至”等的美名来做廉价的借口的，现在居然用“关店”的恶名来做幌子了。有的竟异想天开，并不关店，也假冒着“关店”的恶名。最近在报上看见一家皮货铺的“关店大贱卖”的大幅广告，后面还登着某律师代表该皮货铺清算的启事。这大概因为恐怕别人不信他们的关店是真正的关店，所以再附一个律师代表清算的广告，表明他们真是要关店了，并不假冒。
在上海，关店门寻常叫做“打烊”，如果你对某商店的人问：“你们晚上几点钟关店门？”那店里的人就会怪你不识相，说不定会给你吃一记耳光。凡是老上海，都懂得这规矩，不说“你们晚上几点钟关店门”，改说“你们晚上几点钟打烊”，因为“关店”是不吉利的话。这一向讨人厌恶的“关店”，现在居然时髦起来了，关店的坦白地自己声明“关店”，不关店的也要借了“关店”来号召，甚至还有怕别人不肯相信，在“关店”广告上叫律师来代表清算，证明关店之实。商业上一向怕提的“关店”一语，到今日差不多已和废历除夕所贴的“关门大吉”一样，是吉祥的用语了。这一个月来，我们日日可以在报上看到关店的广告，有银行，有钱庄，有公司，有各式各样的店。他们所说的话千篇一律地是“本店受市面不景气的影响，以致周转不灵……”的一套。说的人态度很坦然，毫不难为情，我们看的人也认为很寻常，觉得并无什么不该。似乎彼此之间，已自然而然地发生了一种的默契了。
这默契如果伸说起来，范围实在可以扩充得很广。大学生毕业了没事做，社会上认为当然，本人也不觉得有什么可怪。工人商人突然失业了，亲友爱莫能助，本人也觉得无可如何，只好挨了饿来忍耐。房租好几个月付不出，住户及邻居都认为常事，房东虽不快，近来也只能迁就，到了公堂上，法官因市面不好，也竟无法作严厉的判断。穷困，走投无路，已成为现在的实况，彼此因了境况相似和事实明显，成就了一种默契。从来的道德、习惯等等，在这默契之下，恐将不能再维持它的本来面目了。
再过几时，也许“穷”“苦”等可憎的话，会转成时髦漂亮的称谓呢。
刊《太白》第一卷第一期
（1934年9月）
良乡栗子
“请，趁热。”
“啊！日子过得真快！又到了吃良乡栗子的时候了。”
“像我们这种住弄堂房子的人，差不多是不觉得季候的。春、夏、秋、冬，都不知不觉地让它来，不知不觉地让它过去。前几天在街上买着苹果柿子、良乡栗子，才觉到已到深秋了。”
“向来有‘良乡栗子，难过日子’的俗语，每年良乡栗子上市，寒风就跟着来了。良乡栗子对于穷人，着实是一个威胁哩。”
“今年是大荒年，更难过日子吧。咿哟，这几个年头儿，穷人老是难过日子，不管良乡栗子不良乡栗子。‘半山梅子’的时候，何曾好过日子？‘奉化桃子’的时候，也何曾好过日子？”
“对了，那原是几十年前的老话罢咧。世界变得真快，老是良乡栗子，也和从前不同了。”
“有什么不同？”
“从前的良乡栗子是草纸包的，现在改用这样牛皮纸做的袋子了，上面还印得有字。栗子摊招徕买主，向来是一块红纸上写金字的挂牌，后来加用留声机，新近留声机已不大看见，都改为无线电收音机了。几乎每个栗子摊都有一架收音机。”
“这不是进步吗？”
“进步呢原是进步，可惜总是替外国人销货色。从前的草纸红纸，不消说是中国货，现在的牛皮纸、收音机，是外国货。良乡栗子已着洋装了！你想，我们今天吃两毛钱的良乡栗子，要给外国赚几个钱去？外国人对于良乡栗子一项，每年可销多少牛皮纸？多少收音机？还有印刷纸袋用的油墨和机器？……”
“这是一段很好的提倡国货演说啊！去年是国货年，今年是妇女国货年，明年大概是小孩国货年了吧。有机会时你去上台演说倒好！”
“可惜没人要我去演说。演说了其实也没有用。中国的军备、交通、卫生、文化、教育、工艺，哪一件不是直接间接替外国人推销货色的玩意儿？”
“唉！——还是吃良乡栗子吧。——这是‘良乡栗子大王’，你看，纸袋上就印着这几个字。”
“这也是和从前不同的一点，从前是叫‘良乡名栗’，‘良乡奎栗’的，现改称‘大王’了。外国有的是‘钢铁大王’，‘煤油大王’，‘汽车大王’，我们中国有的是‘瓜子大王’，‘花生米大王’，‘栗子大王’，再过几天，‘湖蟹大王’又要来了。什么都是‘大王’，好多的‘大王’呵！”
“还有哩！‘鸦片大王’，‘麻将大王’，‘牛皮大王’……”
“现在不但大王多，皇后也多。什么‘东宫皇后’咧，‘西宫皇后’咧，名目很多；至于‘电影皇后’，‘跳舞皇后’，更不计其数。”
“这是很自然的，自古说‘一阴一阳之为道’，有这许多‘大王’，当然要有这许多‘皇后’才相称。否则还成世界吗？”
“哈哈！”
刊《中学生》第四十八号
（1934年10月）
幽默的叫卖声
住在都市里，从早到晚，从晚到早，不知要听到多少种类多少次数的叫卖声。深巷的卖花声是曾经入过诗的，当然富于诗趣，可惜我们现在实际上已不大听到。寒夜的“茶叶蛋”“细沙粽子”“莲心粥”等等，声音发沙，十之七八似乎是“老枪”的喉咙，困在床上听去颇有些凄清。每种叫卖声，差不多都有着特殊的情调。
我在这许多叫卖者中，发见了两种幽默家。
一种是卖臭豆腐干的。每日下午五六点钟，弄堂口常有臭豆腐干担歇着或是走着叫卖，担子的一头是油锅，油锅里现炸着臭豆腐干，气味臭得难闻。卖的人大叫“臭豆腐干！”“臭豆腐干！”态度自若。
我以为这很有意思。“说真方，卖假药”，“挂羊头，卖狗肉”，是世间一般的毛病，以香相号召的东西，实际往往是臭的。卖臭豆腐干的居然不欺骗大众，自叫“臭豆腐干”，把“臭”作为口号标语，实际的货色真是臭的。言行一致，名副其实，如此不欺骗别人的事情，怕世间再也找不出了吧！我想。
“臭豆腐干！”这呼声在欺诈横行的现世，俨然是一种愤世嫉俗的激越的讽刺！
还有一种是五云日升楼卖报者的叫卖声。那里的卖报的和别处不同，没有十多岁的孩子，都是些三四十岁的老枪瘪三，身子瘦得像腊鸭，深深的乱头发，青屑屑的烟脸，看去活像个鬼。早晨是不看见他们的，他们卖的总是夜报。傍晚坐电车打那儿经过，就会听到一片发沙的卖报声。
他们所卖的似乎都是两个铜板的东西，如《新夜报》《时报号外》之类。叫卖的方法很特别，他们不叫“刚刚出版××报”，却把价目和重要新闻标题联在一起，叫起来的时候，老是用“两个铜板”打头，下面接着“要看到”三个字，再下去是当日的重要的国家大事的题目，再下去是一个“哪”字。“两个铜板要看到十九路军反抗中央哪！”在福建事变起来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叫。“两个铜板要看到日本副领事在南京失踪哪！”藏本事件开始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叫。
在他们的叫声里任何国家大事都只要花两个铜板就可以看到，似乎任何国家大事都只值两个铜板的样子。我每次听到，总深深地感到冷酷的滑稽情味。
“臭豆腐干！”“两个铜板要看到××××哪！”这两种叫卖者颇有幽默家的风格。前者似乎富于热情，像个矫世的君子，后者似乎鄙夷一切，像个玩世的隐士。
刊《太白》第二卷第一期
（1935年3月）
日本的障子
编者要我写些关于日本的东西，题材听我自找所喜欢的。我对于日本的东西，有不喜欢的，如“下驮”之类，也有喜欢的，如“障子”之类。既然说喜欢什么就写什么，那么让我来写“障子”吧。
所谓“障子”就是方格子的糊纸的窗户。纸窗是中国旧式家屋中常见到的，纸户纸门却不多见。中国家屋受了洋房的影响，即不是洋房，窗户也用玻璃了。日本则除真正的洋房以外，窗户还是用纸，不用玻璃。障子在日本建筑中是重要的特征之一。
据近来西洋学者的研究，太阳的紫外线通过纸较通过玻璃容易，纸窗在健康上比玻璃窗好得多。我的喜欢日本的障子，并非立脚于最近的科学上的研究，只是因为它富于情趣的缘故。
纸窗在我国向是诗的题材，东坡的“岁云尽矣，风雨凄然。纸窗竹屋，灯火荧荧。时于此中，得稍佳趣”，是能道出纸窗的情味的。姜白石的“等恁时重觅幽香，已入小窗横幅”，当然也是纸窗特有的情味。这种情味是在玻璃窗下的人所不能领略的，尤其是玻璃窗外附装着铁杆子的家屋的住民。
日本的障子比中国的纸窗范围用得更广，不但窗子用纸糊，门户也用纸糊。日本人是席地而坐的，室内并无桌椅床坑等类的家具，空空的房子，除了天花板、墙壁、席子以外，就是障子了。障子通常是开着的，住在室内，不像玻璃窗户的内外通见，比较安静得多。阳光射到室内，灯光映到室外，都柔和可爱。至于那剪影似的轮廓鲜明的人影，更饶情趣，除了日本，任何地方都难得看到。
日本障子的所以特别可爱，似乎有几个原因。第一是格孔大，木杆细，看去简单明了。中国现在的纸窗，格孔小，木杆又粗，有的还要拼出种种的花样图案，结果所显出的纸的部分太少了。第二是不施髹漆，日本家屋凡遇木材的部分，不论柱子，天花板，廊下地板，扶梯，都保存原来的自然颜色，不涂髹彩。障子也是原色的，木材过了若干时，呈楠木似的浅褐色，和糊上去的白纸，色很调和。第三是制作完密，拉移轻便。日本家屋的门户用不着铰链，通常都是左右拉移。制作障子有专门工匠，用的是轻木材，合笋对缝，非常准确。不必多费气力，就能“嘶”地拉开，“嘶”地拉拢。第四是纸质的良好。日本的皮纸洁白而薄，本是讨人欢喜的。中国从前所用的糊窗纸，俗名“东洋皮纸”，也是从日本输入的，可是质料很差，不及日本人自己所用的“障子纸”好。障子纸洁白匀净，他们糊上格子去又顶真，拼接的地方一定在窗棂上，看不出接合的痕迹。日常拂拭甚勤，纸上不留纤尘，每年改糊二三次，所以总是干净洁白的。
日本趣味的可爱的一端是淡雅。日本很有许多淡雅的东西，如盆栽，如花卉屏插，如茶具，如庭园布置，如风景点缀，都是大家所赞许的。我以为最足代表的是障子，如果没有障子，恐怕一切都会改换情调，不但庭园、风景要失去日本的固有的情味，屏插、茶具等等的原来的雅趣也将难以调和了吧。
日本的文化在未与西洋接触以前，十之八九是中国文化的摹仿。他们的雅趣，不消说是从中国学去的。即就盆栽一种而论，就很明白。现在各地花肆中所售的盆栽恶俗难耐，古代的盆栽一定不至恶俗如此。前人图画中所写的盆栽都是很有雅趣的，《浮生六记》里关于盆栽与屏插尚留有许多方法。因此我又想到障子，中国内地还有许多用纸窗的家屋，可是据我所见所闻，那构造与情味远不如日本的障子，也许东坡、白石所歌咏的纸窗，不像现在的样子吧。我们在前人绘画中，偶然也见到式样像日本障子的纸窗。
我喜欢日本的障子。
刊《宇宙风》第二十五期
（1936年9月16日）
好话与符咒式的政治
我想把目前的政治称为好话与符咒式的政治。目前的政治至少有这样的一面。为使读者明白起见，让我先来解释好话与符咒的意义。
人类抱有说不尽的愿望。愿望之中，有些是不能或不易实现的，如想“长生不老”，想“风调雨顺”之类。世间所谓“一相情愿”者，就指这些而言。
这“一相情愿”的愿望有两种表现的方式：一是说好话，二是用符咒。“百年偕老”“黄金万两”是好话；“姜太公在此”“泰山石敢当”以及虎头牌，八卦牌之类是符咒。好话，《诗经》《书经》上已见，秦汉人在砖瓦上铜器上也有“长乐”“未央”“子孙永保用”等等的吉祥语，足见起源是很古的。符咒与原始宗教有关系，起源也许更古。
好话与符咒同是“一相情愿”的表现方式，其愿望的对象大概是人力以上的事：有的属于运命的支配，如“多福多寿多男子”、“指日高升”等类的愿望是；有的属于自然的威力，照一般人的见解是神鬼所使的，如祈雨、祈晴、辟邪等类的愿望是。至于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就用不着好话或符咒。当工人拿起工具来工作时，当学生捧起书本来用功时，只知切实地做，去达到愿望，决没有玩这些把戏的傻子。
好话与符咒，因为其对象是人力以上的事情，其灵应与否全无把握，所以也就没有什么责任可言。做喜娘的于男女结婚时用好话骗钱，这对结婚的男女后来即使反目，成了鳏寡，或是无子，她可不必认什么过差。做道士的尽管替人家画消灾的符，念驱邪的咒，灵验时固好，不灵验时也没有什么罪。不像一般人对于自己的工作，要自想办法，要负职务上的责任。
反过来说，我们对于自己的工作如果不想办法，不负职务上的责任，那么我们关于工作所表示的，全部就等于好话与符咒，虽有热诚也只是“一相情愿”的事。一个商人想营业发达，不从营业上切实想办法，那么他的一切表示就等于在口头上说利市，在壁上挂“万商云集”的幛轴，其功用决不可靠。
现在试用这眼光来看目前的政治。
政治的对象是人力所及的世间实务，原不是命运神鬼所支配的东西。为政不在多言，为政者所言的就是其所行的。为政者有政权在手，说得出的理应做得到，决不会像好话符咒似地没把握，可以不负职务上的责任。可是目前的政治情形，大有叫人哭笑不得之感。目前政治上的黑暗的坏的方面，如贪污、横暴、不法之类且不谈，即就其光明的好的方面看来，也大半叫人失望。为政者所发表的政见并非不好听，所颁布的文告也着实冠冕堂皇，若论其效果，大半不甚可靠，犹如好话与符咒一般。
试以近事为例吧。最近教育部当局飞到上海来视察，于学费高涨，中产人家的子女大多数被摈在校门外的情况之下，宣说要“扫除上海文盲”。这在教育当局自应有此愿望，但在现状之下看来，老实说有些“一相情愿”。他所发表的政见只是一句好话。又，前次负接收责任的最高当局在上海时，正值物价初度暴涨，人民叫苦，他有鉴于此，乃颁发一张大大的布告，贴在各处通弄的墙上，说叫商人自己抑平物价，一律恢复到九月十二日以前的价格，违者以扰乱治安论。布告是到处煊赫地贴着，物价却日日暴涨，而且越涨越凶。这种布告在我看来，就像道士的符咒，并不灵。自从整洁运动以后，这布告就被“整洁”得干干净净，不留痕迹，我们大家也把它从记忆中消失了。不但我们，也许连颁发布告者自己也忘了有这一回事了吧，不然为何毫无下文，让物价涨到像今日的地步。
一时期有一时期的标语，一个官有一个官的政见。话都是好听的，可惜结果没有效验，等于不灵的符咒。近来每当一官到任，于爆竹声中见到满街花花绿绿的标语时，我不禁要为之苦笑，记起“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户更新”的老对句来。
最近的新标语是“建国必成”，“精诚团结”，“政治民主”，“中国工业化”等等，但愿为政者对于这些高明的政见能有几分实现，不使它再成为“一相情愿”的好话与符咒。
刊1945年11月25日《大晚报》
注释
[1]沙翁，即莎士比亚。《阿赛洛》，今译《奥赛罗》；《叙利·西柴》，今译《裘力斯·恺撒》；《哈姆列脱》，今译《哈姆雷特》；《洛弥阿与叙列叶》，今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利亚王》，今译《李尔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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